第一篇：計劃、市場和經濟改革

計劃、市場和經濟改革

計劃、市場和經濟改革

[目錄]

一、計劃、市場和價格機制

1、集權與計劃

2、市場是如何配置資源、產生效率的3、“看不見的手”和經濟道德

二、實踐與認識

1、艱難的遞進反思：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

2、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完全的還是完善的？

3、改革：激進與漸進

三、探索與發展

1、國企定位：平等的市場競爭主體

2、完善市場體系和構建信用體系

3、政府定位：責任政府和有限調控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戰時政治、經濟、軍事和權力慣性作用在和平時期經濟領域的必然選擇和繼續，這種體制曾經發揮和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近三十年的實踐經驗與教訓，讓我們明了這種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經過艱難的反思和探索，我們最終選擇了回歸市場。回歸方式是漸進式的改革。這種改革方式讓我們有比較充裕的時間總結經驗和借鑒別人的教訓，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然而，也讓我們為此付出了昂貴的成本，延長了改革的進程。制約和影響真正的市場經濟秩序形成的瓶頸仍然是政治與法律體制的不健全。我們必須從整體上進行改革。當務之急首先必須給政府一個明確的定位；其次，讓國有企業擺脫政府的翼護，成為真正的平等的市場競爭主體；其三，下大力氣完善市場體系和構建信用體系。

[關鍵詞]計劃市場價格機制政府改革方式

[作者簡介]陳敏昭，男，河南靈寶人，理學學士。三門峽行政學院計算機信息中心主任、經濟學副教授。撰寫專著二部、主持并完成省部級研究課題七項，發表論文三十多篇。

一、計劃、市場和價格機制

1、集權與計劃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國初步建立了國家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一個基本上排斥市場機制的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實際上是我黨自成立以來連續幾十年征戰（第一次國內戰爭、土地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的高度集權的軍事機制的慣性作用在和平時期經濟領域的必然選擇和繼續，也是當時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和環境的產物（兩大陣營的對立，西方遏制共產主義的政策，以及中國與蘇聯、東歐的矛盾與分裂等）。這種經濟體制經過歷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逐漸得到強化，到80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客觀地講，這種體制曾經發揮和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這種體制在各個層級決策結構上，實行中央集權控制，國家按照詳細的計劃分配各種資源，將其集中到國家認定應優先發展的重點部門；在經濟發展動力上，國家主要通過各級行政機構對各部門和企業的經濟活動施加影響或直接下達指令，忽視物質利益的協調與刺激作用，實行“大鍋飯”式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依靠行政力量貫徹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經濟信息上，實行計劃指令的縱向傳遞，全部經濟活動都納入計劃的軌道，企業行為基本不受市場信號的制約；在所有制結構上，追求“一大二公”，甚至一些初期民營企業也要戴上“紅帽子”。國有和集體企業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屬物，企業基本上沒有預算，即便有，其約束也是軟性的。企業既沒有獨立的利益目標，也沒有自主權，更不承擔經濟后果，只是被動地執行計劃指令，完成產值指標。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都是由國家計劃控制的。企業主要根據非價格信號了解各種資源和產品相對稀缺程度的變化，并采取相應的調節方式。由于企業不承擔投資決策的責任，卻可以從中獲益，因此，企業和企業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會通過低估預算成本、向上級施加壓力或疏通各種關系爭取投資資源，這使投資需求大大超過可供分配的投資資源，引起“投資熱”和“引資熱”。投資計劃、投資品供應緊張和短缺是企業擴張沖動和投資饑渴的重要動力，從而進一步造成投資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不斷加劇的資源和消費品的短缺，強制替代、排隊、等待、配額和票證就成為當年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

實踐證明，這種超越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創新、社會經濟的進步、知識的退化、人性的異化，等等。它所暴露出來的弊端有目共睹：官僚主義嚴重、動力不足、經濟結構僵化、短缺現象嚴重、勞動者積極性不高、經濟效率低下等。

2、市場是如何配置資源、產生效率的市場經濟是指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經濟。市場是交換的場所、渠道和紐帶，而市場機制是指在市場交易關系中形成的以價格、供求關系和競爭三位一體的互動關系為基礎的經濟運行和調節的一套有機系統。

（1）資源配置遵循產權規則。在所謂的計劃經濟模式中，資源配置奉行的是等級規則，即首先建立一個金字塔型的等級結構，然后界定行為人在等級結構中所處的位置，進而界定與該位置相適應的資源配置權

力。誰的行政級別高，誰的資源配置權力就大。在市場條件下，資源配置則遵循產權規則和信用規則，即資源配置的權力與行為人擁有的資產量、信用度成正比。為此，就需要通過對產權的界定和保護來確立排他性產權，這不僅使交易者能在市場上開展公平的現貨交易，而且可以與其他交易者締結具有法律保障的契約關系，形成多樣化的財貨交換方式和財產轉讓方式。所以，排他性產權的確立和建立在嚴密法律體系基礎上的信用機制的形成是市場機制有效協調微觀決策的充分必要條件。

（2）分散的決策。居民個人、家庭和企業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在給定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們根據對成本與收益的比較，獨立地對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等問題作出判斷和決策，并承擔相應的經濟后果。也就是說，微觀主體應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為此，微觀主體的預算約束必須是剛性的，即他們必須量入為出。在市場經濟中，各種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由要素的邊際生產率決定，即勞動所有者獲得工資收入，資本所有者獲得利息收入，土地（房產）所有者獲得租金收入，知識、技能和信息擁有者獲得其相應收入等。

（3）自由和平等競爭。市場經濟作為合同經濟，所有從事市場交易的行為人的地位和機會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他們在機會均等、公平交易準則的約束下自由地參與市場競爭，這包括消費選擇自由、開張與停業自由、就業選擇自由和交易自由等。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強迫他們做他們并不愿意做的事，他們進行競爭所憑借的是各自的經濟實力和比較利益。

（4）價格協調。在分散化決策條件下，是什么因素使分散決策免于陷入混亂呢？用什么來協調形形色色有不同能力與欲望的人的行動呢？怎樣才能保證需要做到的實際上也能實現了呢？答案就是價格機制。價格在組織經濟活動方面起三個作用：第一，傳遞信息；第二，提供一種刺激，促使人們采用最節省成本的生產方法，把可得到的資源用于最有價值的目的；第三，決定誰可以得到多少產品——即收入的分配。這三個作用是密切關聯的[1]。在市場上，價格作為顯示資源稀缺性程度的信號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它能自動協調微觀決策。這里所說的價格具有廣義性，它不僅包括產品價格，還包括利息、工資率、貨幣匯率等要素價格。對于經濟體中的每一種物品來說，均衡價格決定了買者選擇購買多少該物品，以及賣者選擇生產多少該物品，從而價格確保供給與需求的平衡。

3、“看不見的手”和經濟道德

盡管市場確實把行為人對個人經濟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動力，并主張從經濟利益的角度構建激勵機制，但市場經濟并不是一個為了追逐自身利益可以不擇手段損害他人利益的舞臺。市場經濟鼓勵人們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懲罰損人利己的行為，并努力形成一個通過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終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機制。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闡明了“看不見的手”的作用（1776）。他論證道，盡管在市場上每個參與者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是自利的，但只要競爭是充分的，那么在競爭中就會形成一種自然秩序，它就好像一只看不見的手，使得競爭的后果是社會利益最大化。充分的市場競爭之所以能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是因為市場機制具有收入分配、傳遞信息、刺激效率等功能[2]。

當然，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自動達到利他的結果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市場必須是完美的，即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在決策時所需要的信息是可以無代價獲得的且信息在交易雙方之間的分布是對稱的，未來是具有確定性的，不存在外部性等。這樣，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任何經濟人都不可能用虛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實的威脅或承諾來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理想的市場條件是很難被滿足的，原因在于經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場是不確定的，部分行為人的私人成本并不等于社會成本。當市場不完全時，經濟人追求自利的動機就可能成為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是經濟活動的動力和市場效率的源泉，另一方面又會誘發損人利己的行為。經濟人的有限理性及市場的不確定性表明，他在處理、加工和貯藏信息方面的能力不足，也難以準確計算出對方的交易動機，從而使市場的不確定性直接轉移到單個人身上。這樣，經濟人就有了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動機，即通過不誠實或欺騙來達到更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如公司財務報告造假、假冒偽劣等。當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人懷著機會主義的動機就達成某項協議討價還價時，個人的最優選擇將不可能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失信行為的存在實際上意味著失靈的市場無法使得經濟人的自利行為自動導致利他的結果。

亞當·斯密其實在當時也已經發現了道德風險與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之間的關系。因此他強調市場經濟是一個一定要講道德的經濟，并出版了一本影響深遠的著作《道德情操論》（1759）。斯密在這本書中認為，愛人如愛己是最偉大的道德觀，并主張設身處地在別人的情景中看待我們的所作所為。他所倡導的經濟道德觀與我國古人所推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觀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市場經濟排除那種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擇手段地侵犯他人的權利甚至生命的“自私”行為，鼓勵和保護那種不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不損害他人的利益，而且時刻準備為了改善個人利益而與他人利益做某種妥協的“自利”行為。只有當市場競爭具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基礎，我們才可能進入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權的市場經濟[3]。

二、實踐與認識

1、艱難的遞進反思：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

我國對計劃、市場及其二者關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過去我們把計劃經濟看成是公有制的產物，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私有制的產物，從而認為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促使人們對計劃與市場關系進行反思，然而，這種反思在當時的政治高壓和強大的集權面前，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和到位，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主要的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83）：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理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中客觀上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價值規律不僅在流通領域發揮作用，而且在生產領域也發揮作用，因此，應把市場機制引入計劃經濟。具體來說，應通過放權讓利，把計劃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在黨的十二大上，“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被正式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

第二階段（1984-1987）：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根據這一論斷，我們在以下問題上取得了共識：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具有統一性；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從1984年底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并具有明顯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如減少指令性計劃比例，擴大市場調節范圍，擴大企業自主權，推行價格雙軌制等。鄧小平先生根據改革的實踐闡述了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看法。他在會見美國企業家代表團時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1985）[4]。

第三階段（1987-1992）：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1987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進一步發展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理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不在于市場與計劃的多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與市場的作用都是覆蓋全社會的，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應有機結合。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不僅包括商品市場，而且包括資本、勞動等要素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模式。

第四階段（1992-）：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1992年鄧小平先生在南方巡視時談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992）。這一論斷從根本上否定了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從此翻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的一頁。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此，就要使市場在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調節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全面系統地闡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和戰略部署。黨的十五大進一步確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的十六大重申：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無論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還是傳統的教條的政治經濟學，它們都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西方經濟學認為，交換本質上是產權的交易，沒有私人產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沒有市場，就不可能形成均衡價格，從而企業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5]。社會主義公有制排除商品貨幣關系，所以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可能利用市場機制合理地配置資源。傳統政治經濟學也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了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社會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使得社會的計劃中心直接對社會勞動和其他資源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直接分配，商品貨幣關系就自動消亡了，市場經濟也就自然退出了歷史舞臺。

事實上，我國貧窮落后薄弱的經濟基礎和傳統的專制與集權的政治社會關系，根本不具備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預測的商品貨幣關系消亡的前提性條件，即社會生產力還沒有高度發展，生產資料還不可能由全社會占有，個人勞動還不能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而存在。在存在多種所有制形式以及每個企業和家庭都具有獨立的利益目標的條件下，商品貨幣關系的存在就具有客觀必然性，市場機制則是協調不同主體的利益關系及配置資源的有效方式。同理，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來自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是要以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為前提的。然而，即使在所謂的完全市場經濟國家，這種完美無缺的市場結構也是不存在的。經濟人是有限理性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未來是不確定的，存在眾多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相等的外部性等，市場失靈現象將不可避免。這時，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就不可能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而需要依靠政府的計劃手段來刺激總需求，如通過財政、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由此可見，不管是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都是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經濟手段。計劃調節的主要優點是協調，包括不同產業部門的協調、社會經濟關系的協調、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協調、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的協調等。依靠市場機制來協調解決社會公平、公正、長期發展等問題是比較困難的。但計劃調節的負面效應也是明顯的，如果運用不當，就可能導致對經濟的過度干預，降低經濟效率。市場調節則借助利益關系和價格機制調節經濟人的行為，一般來說微觀效率比較高，但在市場不完善條件下，市場失靈現象也時有發生。因此，為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應該把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有機地結合起來，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為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創造了體制條件。

2、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完全的還是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否則就不成為市場經濟。例如，產權關系明晰的企業具有剛性預算約束，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秩序；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市場的開放性；政府主要運用經濟手段調控經濟等。從運行規則上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實質性的差異。我們完全可以吸收和借鑒世界上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以及管理經驗和知識，來發展我國的市場經濟。

當然，我國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這必然要受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作為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它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和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具體要求。因此，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應體現以下特點：第一，必須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第二，必須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第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協調發展的關系，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排斥的關系，更不是相互對立的。因此，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方式。首先，按照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收益權是所有權的最終體現的理論，以公有制為主體要求實現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而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生產要素私人所有制在經濟上的實現，即資本得利息，勞動得工資，土地得地租。其次，按勞分配原則需要通過市場交易關系才能實現。這是因為勞動者和企業的個別勞動不能直接轉化為社會勞動，只有通過商品交換，個別勞動才能轉換為社會勞動。企業的勞動只有符合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要求，其創造的價值才能被社會承認。最后，即使是國有資產，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要有償使用，占用國有資產的企業必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所以其價格如利息、地租等應該反映資源的稀缺性，而這也會影響到按勞分配的實現過程和實現形式。

制約和影響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瓶頸是政治與法律體制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部門利益超越法律界限等等。所有這些，都使得真正的市場經濟秩序難以形成。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從整體上解決全能政府統管一切的問題。

近期以來，我們的領導人和主流媒體經常談論的一個概念是“完全市場經濟”，我們也一直渴望別人承認我國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然而世界上只有新西蘭等極少數國家承認。那么，什么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呢？按wto的定義，它必需滿足幾個基本條件，即：普遍存在的獨立法人之間的商品交換關系，供求決定商品的市場價格，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公平競爭，公平交易，買方市場等。為什么有些人不能承認我們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很大程度上世界對我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概念不甚理解，人們總是習慣把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劃上等號，因而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看成計劃市場經濟；二是中國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轉型而來，其運行機制、管理方式、發展模式、市場規律等既具有自身的特點，也有某些先天的缺陷，如隨雙軌制與生俱來的貪污腐敗、金融市場不規范、政府管的太寬、貨幣還不能自由兌換、市場競爭不盡公平等。這里至少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從策略上，我們必須消除世界對我國市場經濟的誤解，在國際上爭得我國應有的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公平待遇；第二，從理論上講，只有完善競爭的市場才稱得上完全市場經濟。從這種意義上說，世界上這樣的經濟體和國家甚少，而我國目前的差距甚大。因此，為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我們必須從整體改革著手，付出更多的努力。

3、改革：激進與漸進

從實踐上看，傳統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可以選擇的方式有二，一種是激進式改革，另一種是漸進式改革。蘇聯與東歐國家選擇了激進式改革，其特點如下：一是在政治利益結構的重新構造上選擇自由化策略，即通過引入多黨制來推行民主化進程；二是在經濟利益結構的重構上選擇私有化策略，即通過立法的形式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三是在經濟政策的重構上選擇控制貨幣、放開價格的策略，即對國有企業實施休克療法，把失去特殊關照的國有企業完全推向市場，企業能否生存取決于企業自身的競爭能力。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激進式改革是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最佳選擇，但在改革的實踐中，這種改革方式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例如，自由化后總產出下降導致國民經濟陷入衰退，私有化后出現內部人控制問題，在一些地方出現黑社會問題等。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權力中心領導下有秩序有步驟的推進，這樣一種漸進式改革既不是對原來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也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是要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傳統體制，建立充滿生機的市場經濟，實現中國經濟及社會的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種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改革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權力中心的自我改革，即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推進改革，改革的推動者與組織者是由權力中心和層層隸屬的行政系統構成的，權力中心根據下級傳遞上來的改革需求形成改革方案，然后通過各級黨政系統貫徹實施；二是增量改革，即在基本不觸動原來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經濟的增量部分率先引入市場機制，如新人新規矩，新事新辦法等；三是試點式改革，即先在試點單位形成改革經驗，然后再在其他單位推廣試點經驗，以便在改革的不可逆轉性與改革的穩定性之間找到平衡點。

我國持續20多年的經濟增長、綜合國力的顯著提高以及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明顯提高等都表明漸進式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我國漸進式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是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按勞分配為主的條件下采用多種分配方式，從而既推進了市場化進程，又使社會制度適應現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第二，是按照“三個有利于”標準來判斷改革的成效，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是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在穩定與發展中積極推進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第四，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適時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政府職能的轉變，推行政治民主化等。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群體性上訪、惡性事件等，似乎是漸進式改革的高昂成本。

改革，還有沒有第三條路可供選擇？也未可知。但是目前就激進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的優劣和成效做出判斷和評價似乎還有些為時過早。我這里之所以傾向于漸進式改革，更多的基于人民大眾追求平穩、不愿意經受大起大落的折磨而已。當然，從鞏固執政地位、保護既得利益者的角度看，權力中心選擇漸進式改革也是歷史的必然。

三、探索與發展

1、國企定位：平等的市場競爭主體

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在不斷推進所有制結構調整、積極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同時，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放權讓利的改革階段。這一階段的改革依次選擇了利潤留成制度、兩步利改稅、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等形式。這些改革的特點是在不觸動政府對國有企業擁有所有權的前提下，逐步向企業下放經營權，并從經濟利益上調動企業內部人的積極性。二是試行股份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開始觸及產權制度的改革，通過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引入多元化產權主體，建立起“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三是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階段。國家對國有企業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國家主要在以下領域保持控制力：安全性、公共產品、自然壟斷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若干重要企業。對于其他屬于競爭性的國有企業則應抓好重點，放活中小型企業。

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三階段。應該看到，經過前兩個階段的改革，國有企業已從原來完全依賴政府的行政附屬物逐步向市場競爭主體轉變。這種轉變主要表現在企業的預算約束開始剛性化，自主決策能力有所提高。盡管國有企業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是明顯的，但從總體上看，國有企業經濟效率低下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尤其是股份制改造過程中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令人憂慮。面對來自于各個方面的挑戰，國有企業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國有企業不能盡快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能力，就將被競爭對手淘汰出局，而增強國有企業市場競爭能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通過深化改革使其成為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為此，一是實施國有企業的分類改革戰略。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要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國有資本的進退并不只是從企業規模的大小來確定，而是主要從企業所處行業的性質來區分。對于有關國計民生的行業，國家應實施有效控制；對于競爭性中小型國有企業，國有資本應逐步退出；二是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根據我國地域廣闊、國有資產數量龐大的特點，可以在國有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國家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受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目前這種探索仍在進行之中；三是對于大型競爭性國有企業應按照國際慣例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規范化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公司治理結構的創新。公司治理結構是一種契約制度，它通過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在出資人、經營者與生產者之間形成自我約束、相互制衡的機制，促使企業長期發展；四是完善企業的技術創新機制；五是以改革促管理。隨著改革的逐步到位和激勵約束機制的逐步完善，應著力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

2、完善市場體系和構建信用體系

優化市場環境的核心是完善市場機制。所謂市場機制是指在特定的市場形態下，市場供求、價格、競爭等諸要素互為因果、互相制約所形成的聯結系統和運轉方式。市場機制的完善除了市場主體必須產權明晰、具有剛性的預算約束等特征之外，還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營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自由競爭、充分競爭和無歧視競爭是平等競爭的基本含義，壟斷通過限制平等競爭而損害市場效率。為此，就既要盡可能減少通過行政干預設置進入壁壘的行政性壟斷，還應通過規則制度的改革盡可能避免自然壟斷對市場效率的損害，同時應堅決地反對不正當競爭與地方保護主義；（2）進一步開放市場，構建一個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在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的今天，應積極采取措施，推進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和逐步成熟，并積極發展產權、土地、勞動力、技術、信息等市場。同時，在充分競爭和放開價格的條件下，形成一個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市場價格體系，這里不僅包括一般商品價格，而且包括工資率、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3）深化流通體制改革，發展現代流通方式。為了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尤其需要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全國市場乃至世界市場的自由流動。

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就必須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構建現代市場經濟的信用體系。道德建設對于引導和激勵人們自動地誠實守信是有明顯作用的。盡管產權的明確界定與市場參與者的誠實守信是正相關的，但人們的交易行為不可能全部由產權來界定，原因是產權界定是需要花費成本的，在有些場合產權界定的成本甚至高于由此獲得的收益。如何解決因制度規則缺失所引起的行為失信問題，這就需要依靠行為的倫理道德規范。在倫理道德的規范下，市場的參與者就會自覺選擇與其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等自利本性相反的利他主義行為，從而使誠實守信成為大家的自覺追求。在同樣的制度規則下，人們道德素養的差異，將直接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可見，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個在法制基礎上的講道德的經濟，而不是一個為了追逐自身利益可以不擇手段損害他人利益的經濟。市場經濟鼓勵人們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懲罰損人利己的行為，并努力形成一個通過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終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機制。為此，就需要構建以下約束機制：（1）受制于個人的宗教信仰、道德規范的自我約束；（2）交易雙方都有的某種“威懾力量”使對方不敢“坑人”的相互監督；（3）依靠法律、輿論、政府裁判等力量的監督。

3、政府定位：責任政府和有限調控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市場機制可以自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很難全部實現，可能會發生市場失靈現象，于是，需要政府來彌補市場失靈。但是，政府來彌補市場失靈與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運用指令性計劃完全控制微觀決策具有本質上的差異，它主要以一個裁判員的角色，運用經濟和法律等手段來調控經濟運行。

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機構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府逐漸放棄了物資分配權，物價控制權，企業經營管理權等。政府的運作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法律的力量在各個領域開始發揮作用，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已經成為政府運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職能也因此開始而走向法制化的軌道，領導人的指示、條子、批示，上級部門的紅頭文件依然發揮作用，但是其效用已經有所降低。政府的執法職能越來越得到強化[6]。

2005年，是我國“完全入世”年。在wto的框架內，政府職能必須盡快徹底轉變。wto協議是關于政府管理貿易和貿易相關事項的法律規則，政府是法律義務的承擔者。按照wto規則的要求，政府不應該是市場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哪怕是通過控制企業來干預市場都是不允許的，政府有義務在按照國際慣例實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開放國內市場，為公平的市場競爭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因此，我們的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必須盡快改革機構，轉變職能，達到wto的規則要求：一是理順黨和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避免對企業的行政干預。凡是市場能做的就由市場去做，黨和政府只在市場做不好或做不了的領域發揮作用；二是明確經濟政策目標，優化經濟政策工具，提高經濟政策效率。黨和政府在調控經濟時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盡量減少對企業活動的行政干預；三是通過機構改革建立一個精簡、高效和廉潔的政府服務體系；四是盡可能使黨和政府的政策及政策的制定過程透明、公開，從而引入社會公眾、輿論、立法機關對黨政行為的正常監督；五是黨和政府應成為遵守法律的楷模，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并努力創造一個公正的法律環境；六是實行國民待遇與非歧視原則，每一個市場參與者都能在中國的市場上獲得平等的競爭機會。

[參考文獻]

[1]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斯·弗里德曼.自由選擇:個人聲明.[m].網絡版.素心學苑.[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3]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網絡版.[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5]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6]毛壽龍.現代治道與治道變革[j].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9期.

第二篇：農村經濟改革

淺談農村改革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中，農村集體土地制度、農民收入分配制度和農村行政管理體制自成一體，封閉運行，城鄉差別日益擴大，同時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外部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新的農村政策導向和農村新經濟因素的大量產生，正在促使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由農村農業、城市工業的二元結構向城市、小城鎮、鄉村多種產業組合和多樣化的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結構轉換，并且最終將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農村必須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新要求，進行徹底的整體性的配套改革。

【關鍵字】：城鄉一體化農村改革意義原則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始終高度重視、認真對待、著力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成功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道路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道路。

一、中國農村改革它對于中國的未來發展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性的意義。我想從兩個維度來談這個問題，或者說新一輪農村改革的意義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1、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縱向維度來看。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縱向維度來看。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30年的道路，歷經風雨取得巨大成就。30年成就起步于農村改革，又受制

于農村改革。考慮到經濟總量越來越大，保持較高增長速度的難度就會加大，人均GDP的指標要上去難度會更大；而人均GDP提高最大難度在農村。中國下一個30年的發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村發展問題，如果不能極大地激發廣大農民群眾的活力，如果不能再次更高水平地解放農村社會生產力，中國在本世紀中葉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目標將難以實現。我們一方面自豪于已有的奇跡，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奇跡背后的困難和再發展的難度。

2、從與世界互動發展的橫向維度來看。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度的擴大，我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越來越多，特別是與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在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體育等主要領域的交往，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從國際經驗來看，發達國家之所謂發達，不僅表現在工業和城市建設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它們的農業和鄉村建設也達到了現代化程度。可以說，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已經實現了城鄉一體化，表現為三個方面：城鄉生活水平同質化，即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質、生活情趣、乃至衣著打扮基本相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即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在基礎教育、醫療保障、退休養老保障等主要社會福利上享有同等待遇；城鄉基礎設施同步化，即道路、水電通信管道、大型超市等與城市同步同標準地建設。我們既要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好的經驗，又要在學習借鑒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立足于我國國情，探索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新的道路。

二、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

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創新體制機制，加強農業基礎，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村和諧，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到二０二０年，農村改革發展基本目標任務是：農村經濟體制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基本建立；現代農業建設取得顯著進展，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二００八年翻一番，消費水平大幅提升，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農民民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明顯推進，農村文化進一步繁榮，農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落實，農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農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更加健全，農村社會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系基本形成，農村人居和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

實現上述目標任務，要遵循以下重大原則：

——必須切實保障農民權益，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必須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始終把改革創新作為農村發展的根本動力。

——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把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作為加快推進現代化的重大戰略。

——必須堅持黨管農村工作，始終把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作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政治保證。

三、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必須抓住三個關鍵環節。

一是積極穩妥推進鄉鎮機構改革。認真總結各地改革試點的做

法和經驗，緊緊抓住轉變政府職能這個重點，強化鄉鎮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轉變工作方式。精簡人員和機構，妥善安置分流人員。創新事業站所運行機制，保證各項農業社會化服務正常開展。二是加大農村義務教育體制改革力度。建立和完善各級政府責任明確、財政分級投入、經費穩定增長、管理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中央和省級政府要更多地承擔經費保障責任。認真落實國務院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有關規定，使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有穩定的資金來源。三是進一步改革縣鄉財政管理體制。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提高縣鄉財政的自我保障能力。進一步規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對地方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獎補辦法。改革縣鄉財政的管理方式，具備條件的地方，可以推進“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鄉用”等改革試點。

參考文獻：吳象著《中國農村改革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版王盛凱《農村改革三十年-政策取向與利益訴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 文《中國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吉林：延邊大學出版社

序號：

山財東方學院

第三篇：中俄經濟改革比較

中俄經濟改革比較

中國經濟改革20多年，俄羅斯改革十幾年。坦誠地說，比較雙方的經濟改革成就，俄羅斯相去甚遠。人們對中國改革可以有不同感受，但是有一點應當肯定：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推動經濟發展的長足進步。2000年，中國的GDP相當于1989年的293%。相比之下，同一時期，俄羅斯只達到57·3%，捷克為94·7%，烏克蘭為44·3%，波蘭為117·8%。

談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過去20多年的成就，我們必須承認，無論社會的實際經濟表現還是經濟發展模式的生存能力，中國都遙遙領先于俄羅斯。我們認為，中國市場轉軌的理論模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有選擇地，并以俄羅斯自己的方式，用于俄羅斯的任何領域。

中國取得的進步得益于他們精心制定的經濟改革理論。這一理論拒絕貨幣主義不計后果地轉向自由市場的做法，代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觀點。其實，這是一個從中央計劃和高度集中的經濟轉向自由市場的理論，它“對傳統計劃經濟作了不同的解釋，同時又為傳統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增添了新的內容”。

中國的改革經驗不同于俄羅斯，他們善于運用國外的實用知識，從理論上深刻分析自身經濟改革中存在的普遍問題。改革的第一階段是試點，通過分析和總結試點結果，做出符合實際的正確決策。在一段時間內，各種措施是統一的，因此，改革者一旦遇到挫折(中國改革確實存在著不多的失敗)，就能放棄和重新開始。1979—1981年采取的是控制政策。當時，中國強調為改革打基礎——在各種產業中，尤其在農業中，培育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獨立的市場中介；在投資中，增加政府預算外資金；提高多數居民的生活水平，以便鼓勵需求，激起繼續改革的興趣。

回到俄羅斯。我們看到，1992年初放開物價，接著向公眾大量發行產權證，對大宗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其中一些企業仍然壟斷著全國的商品和服務，石油、電力、交通和通訊首當其沖，其次還包括一些消費品。從而引起惡性通貨膨脹。政府無法進行預算分配，拖欠企業債務。社會差別加大，經濟犯罪上升，虛假行業大批浮現。人們惟一的目的是撈錢，將其轉移到海外。結果，生活水平自改革前期起，直線下降，沉重地打擊了人民對改革者和以后漫長改革的信任。

我們認為，中俄兩國都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是兩者是不同的。中國把轉軌設想成一個漫長的過程，一直延續到2050年。而俄羅斯則采取完全不計后果的“休克療法”，以為一兩年內就會有投資流入國內，俄羅斯將迅速重新贏得改革前的經濟地位，追上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它選擇了激進的改革政策，只用了一年就實現了價格自由化和公共財產私有化，在其經濟中建立了非公有部門。由于奉行貨幣主義的自由市場轉軌模式，俄羅斯不僅沒有達到穩定的經濟增長，反而陷入了L型的生產下降。這是價格自由化和公共財產私有化的“休克療法”的必然后果。

改革十年后的今天，俄羅斯仍然處在轉向自由市場經濟的開始階段。為了看清俄羅斯需要走多遠才能達到自由市場的目標，我們來比較一下俄中兩國在經濟改革的一些關鍵領域的情況。

一、所有制改革

中國徹底修正了社會主義在法律上只能有一種所有制，或只能有國家和集體兩種公有制的理論。按照中國所有制改革理論，各種形式的所有制可以共存于社會主義社會，其中公有制發揮著主導作用。另外，“所有制”與“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有所不同。根據這一理論，國營企業的改革引入了法人管理原則，建立了公司制。

在中國，逐步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消費市場的競爭是改革的關鍵。改革的第一階段引入了農村家庭承包制，從而建立了農村儲蓄資源，并導致了城市非公經濟的增長。接著，80年代中期奠定了多元經濟的基礎，建立了資本貨物市場與相關的不動產市場和保險市場。這些市場最終于80年代末形成，它們以中國經

濟中的非公部門為基礎，而不是以私有化和產權證交易為基礎。在90年代，中國按照國家行使所有權的原則開始了國有企業的公司化。作為一般原則，國家掌握了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的控股權。公司化以多年以來推行的經濟法為根據，受到了政府主管部門的嚴格監管。

俄羅斯根據直接私有化的綱領用各種形式的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直接私有化的主要缺陷是，私有壟斷取代了原來的國家壟斷，而壟斷者又常常來自國外。同時，大多數人民群眾沒有行使他們的所有權，只能從私有資本中拿到最低收入，零散地獲得工資和薪水。人民分得產權證(或私有化支票)后無權控制企業和管理財產，可以理解的是，只有經理(和公司官員)才能行使這些權利。事實上，俄羅斯政府避開了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可以相互競爭的多元經濟，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即瓜分公共資產，用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同時又為不受改革影響的產業保留了壟斷權，尤其是出口產業。換言之，俄羅斯的改革僅限于公有企業的私有化，用半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而中國則是發展各種形式的非公所有制，通過改變公有制運作的原則來修正公有制的性質。在時間長度方面，中國的經驗完全不同于俄羅斯，它要求創造多元經濟，采取新方法行使公有制權利，推動不同所有制的企業相互競爭，國家只做調節者。

二、農村改革

中國農村改革實現了經濟關系的正常化，它以土地聯合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為基礎引進了商品經營，區分了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使農戶可以充分自主地經營農業。該項改革沒有使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但是使他們成了土地產品的所有者，這就給了他們以額外的動機經營土地。由此形成了擁有土地和使用土地之間的差別。

我們認為，在所有可行的選擇中，這種方法可以用于俄羅斯。在這種情況下，土地可以交給農民使用多年，但不是賣給他們，成為他們的財產。中國經驗中更特殊的是家庭承包，這一點俄羅斯很難接受，因為俄羅斯人均占有的自由可耕地

以及農機遠比中國要多。俄羅斯農業沒有得到充分開發，不是因為土地私有制沒有得到法律的肯定，而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儲蓄資金，銀行貸款利率過高，工業品和農業機械價格太貴，以及本地官僚主義者的無能。

中國的理由是，由于農民集體占有土地，土地租金也就應當歸集體，而農民個人則擁有選擇經營方式的自由。因此，中國農村改革擺脫了農業的命令計劃，建立了合同采購體制，結束了國家規定農產品價格的特權。政府建立了能夠監控農產品市場的框架，通過備用和保險金體制維持糧食棉花等農產品的收購價格，調節批零價格。

在農村地區建立鄉鎮企業是一項重要的改革措施。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這些企業的發展提高了消費品和農業相關產品產量，同時又為農村剩余勞力提供了工作。鄉鎮企業還刺激了中國小城鎮的發展，對農村居民不加限制地擁進城市起到了很大的約束作用，而這些城市正在被人口過剩、環境污染、住房交通短缺和通訊條件不善所困擾。中國選擇發展農村刺激了城市化進程，與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中國的一些地區，家庭承包制作為農村改革的組成部分，產生了農村地區部門專業化的明顯趨勢。這一趨勢又推動了農業綜合企業漸進地整合一切要素，尤其是生產、加工、銷售。整合反過來推動了耕作效率的普遍提高，在一些地方還提高了市場化的程度。

中國農村改革的經驗對俄羅斯很有價值。中國農村改革的經驗表明，保持多元所有制形式和不觸動集體土地所有制是改革的主要原則。各種類型的農場，無論國有農場還是家庭農場，都可以在新型自由市場的環境中找到某種社會經濟的“小環境”。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在農村地區發展非農企業，非農企業促進了各地農業綜合企業的整合，為農村居民提供了大量消費品，為大中型的制造企業提供了自然資源、原料和零部件，為農村剩余勞力提供了工作，為城鎮和居民區帶來

新的氣息，推動了制造業、飲食業、服務業和其他企業的發展。這些企業又將他們的產品和服務返還農村地區。

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

中國的基本做法是使企業成為擁有自己銀行賬戶的法律實體，從而能夠逐漸地進入競爭市場。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當時便允許企業以自己的方式支配自己的利潤。僅幾年功夫，到80年代初，全國便開始實施“利改稅”的試驗。許多企業建立了承包制。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國開始發展新的企業管理體制，從公有制和政府主管部門管理企業，逐步轉變為企業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如同私人生產者與市場參與者的關系。

在實踐中，改革企業管理體制的各種措施促成了這樣一種轉變，即從主管部門和企業管理層負有全責的體制，轉向股份企業的內部控制。這些股份企業由公司和體現各企業之間橫向聯系的行業來管理。下一步的改革，一方面是政企分開，即部長、部委和地方當局是一攤，企業是另一攤；另一方面，創造更為靈活的管理機制，活躍國有企業，使它們擁有一切管理權，以便加入市場競爭。

今天，中國運用了各種形式的市場化企業管理方法，如合并、聯合、出租、股份化、出售、破產程序等，因此，資本可以從經營不善的企業流向贏利企業。許多國有企業已開始從單個企業管理轉向公司化的股份管理體制，從物流管理轉向資金管理，從單一投資者管理轉向投資者集團管理。優化企業管理的研究在中國是一個難點，公有部門企業的效率目前仍比其他所有制企業要低。

俄羅斯幾乎不關注這一問題。在前蘇聯，有效率的企業管理體制從來沒有形成過。它的經濟受國家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形式的統治，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是國家所有制的變體，盡管法律上不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控制著一切，生產者對績效和最終后果不負任何責任。現在，俄羅斯正在推行的政策是加強和發展政府企業，把國有企業和所謂私人企業轉變為國家控制的擁有壟斷權的公司。金融業集團正在組建，大投資者被召募來開發所謂的私人企業，外國合作者被排擠出

合資企業，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中國的經驗是，國有資產管理的目的只在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與此相反，俄羅斯沒有設定這樣的目標，因此，大多數企業仍然效率低下。

2003年5月，中國國務院設立了一個新機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它作為國有資金投資者對資金管理和改革企業具有不可分割的權威。另外，國資委的一部分權力來自與國有資金管理相關的財政部，另一部分權力來自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總之，新成立的國資委的責任不僅是改革國有企業，而且是對它管轄下的國有企業的資產負有保值增值的責任。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經驗表明，國家最關心的既不是企業的私有化，也不是再次宣布全面干預企業管理，而是逐漸地拋棄政府部門在中央計劃體制下管理企業的生產分配以及商品流通的命令方式，采用指導性的管理，運用商品市場中的經濟杠桿來推動企業的需求，通過分配國家投資和選擇貸款來實現金融的流動管理。逐步推進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的后果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政府主要使用經濟杠桿的監管下，正在漸漸成為在競爭性自由市場中能夠獨立運作的生產者。

四、市場體制改革

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生產要素是商品，正如資本貨物是商品一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承認一切生產要素都是商品，尤其不承認資本、勞動和信息是商品，認為這些東西不能有價格。俄羅斯仍然受這些錯誤概念的影響，今天這些要素已變成了低工薪、任意的銀行貼現率和基本免費的信息。但是，由于生產要素是類似于資本和消費品的商品，當自由市場出現時，它們也就有了價值。價格體制的改革是形成市場環境的重要工具。市場環境是由資本市場、信息市場和勞動市場構成的。換言之，中國不僅承認資本貨物和消費品市場的存在，而且也承認資本、勞動、技術、技能、信息等生產要素市場的存在。

在改革的第一階段，中國政府放棄了農業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大規模地削減了制造業中的政府計劃，從1979年的70%削減到今天的4·6%。這個過程是在改

革政府嚴格控制的價格體制的背景下展開的。中國價格改革導致了三種價格：(1)政府規定的指令性價格；(2)指導性價格，可以在政府為調節市場供求所核定的價格的5%到20%的范圍內浮動；(3)由市場形成的市場價格。隨著改革的發展，自由市場關系的出現和多元經濟的建立，三種價格的比重一直在漸進地朝著增大指導價和市場價份額、縮小指令價份額的方向變化。90年代末，95%以上的制造業價格都是由生產者根據市場情況自己決定的，同一時期，零售業中的指令價份額已從1979年的95%下降到今天的7·2%。在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商品和原料的指令性價格以及政府對它們的價格控制，有助于控制成本膨脹，使之免于失控。當然，成本膨脹不斷地伴隨改革而出現，因為計劃經濟時期，許多產業由政府來補貼，計劃使它們效率低下。但是在中國，政府以三種價格為基礎的反膨脹政策約束了膨脹，使之大大低于東歐各國，更不用說低于俄羅斯和獨聯體各國了。

俄羅斯的改革與中國的價格改革和反膨脹政策是直接對立的。在俄羅斯，市場環境是通過純粹貨幣主義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都放開了，使其符合它們的成本和需求，但是許多產業仍然保留了壟斷。這種做法在1992年的價格自由化中導致了商品、原料、設備和消費品的價格爆炸，呈現出1500倍到2500倍的增長。價格上漲引發了通脹失控。一方面，不斷高漲的產品價格和生產成本導致了價格上升及成本膨脹，另一方面，通脹環境使利潤上升，生產成本加大和稅金貶值。

中國轉向自由市場和價格放開的經驗表明，建立自由市場的價格機制是第一位的。中國已經完成了商品價格的改革，而生產要素的現時價格，中國與俄羅斯一樣，由于用戶壟斷和政府規制不力，與市場價格還有差距。中國走向自由市場時，價格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在高需求領域放開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同時保持一般價格水平的穩定，協調商品服務的中央定價，取消資本貨物和物質資源的價格“雙軌制”，建立勞動、信息、保障及其他生產要素的市場。實際上，中國先實行了“三軌”定價體制，然后再逐漸轉向合理的生產要素的自由市場價。

五、宏觀調控體制的改革

金融體制改革是改革宏觀經濟調控體制的關鍵一步。1980年，中國開始“把稅收同管理層的支付及分配責任分開”。1994年，中國建立了新的稅收體制，把國家稅與地方稅結合起來。80年代和90年代，在國家中央銀行之下建立了宏觀經濟調控體制，中國人民銀行奉命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負責監督指導國家、地方和商業銀行的運作。同時，合資銀行、信用社和外資銀行也在全國各地開辦起來。這一金融體制刺激了投資，使政府預算分配在經濟發展項目中的份額逐漸地下降到1997年的2·8%，2001年又反彈到6·7%，同時繼續推動作為主要投資來源的企業自有資金在資本資產項目上的份額達到了2001年的69·6%。當中國的改革勢頭越來越大時，投資的增長份額主要來自企業和地方預算，這與80年代初的情況完全不同。當時，中央政府預算資金是投資的主要來源。1983年創立的建設稅在資本投資結構中起著重要作用。這一稅種的試驗被用于電力交通企業、教育科學衛生機構，并被優先用于環境保護項目。另一項重要措施是把所得稅降到生產設備再投資形成的利潤的40%以下，同時縮短折舊期，刺激企業引進新的生產線。到90年代中期，這些措施顯著地減弱了企業在資本積累和設施現代化方面對政府預算資金的依賴，因此，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資金用于服務業上。各種稅收是預算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們在預算收入中占97%，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工商稅(在征稅中占2/3以上)。

俄羅斯于1992年放開價格，從商品、原料、石油、農產品和消費品的補貼價格轉向國際價格后，其財政體制也遇到了相同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由于更高的通脹率而一次次變得更加嚴重。總的來說是一個高稅收的問題，如薪給稅、增值稅、消費稅和許多小稅種，征收量已遠遠超過市場經濟所能接受的稅負上限。在市場經濟中，稅收不超過30%。過度征稅的代價是俄羅斯的資本從生產領域流向金融貿易領域。銀行發放了利息非常高的貸款(90年代初，農民每年的貸款利息超過100%)，而且只有短期貸款，這些貸款只能被具有很高需求的煙、酒、糖

等商品貿易公司吸納，他們不在乎支付高昂消費稅。接著，通脹和價格飛漲，斷絕了國內市場對俄羅斯產品的需求，嚴重打擊了國內生產及以此為主要來源的財政預算。歲入短缺引起了科學、教育、衛生、基本建設投資和設備更新等方面的公共開支的不足。這就導致了一系列的匱乏，并迫使銀行求助于證券市場。在1998年的金融危機中，俄羅斯政府拒絕履行支付短期國債和聯邦國債的義務，結果導致俄羅斯一半以上的商業銀行破產，并造成盧布在通貨市場中貶值。現在，長期銀行貸款只占俄羅斯銀行總貸款量的5%，因為中央銀行的貼現率高達20%—25%，商業銀行不愿為生產企業提供利率每年低于10%—15%的貸款。

中國改革宏觀經濟調控體制的經驗表明，國家在自由市場中仍起主導作用。國家擺脫了對自由市場參與者商業活動的日常行政控制，但是，這一目標是在20多年的時間里分階段逐步達到的。國家沒有放松對關鍵產業的控制，它不僅通過政府預算的財政政策控制這些產業，還通過立法機構設定的法律和行政部門制定的法規控制這些產業。這些措施使國家能夠建立和促進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并鼓勵它們之間的競爭。

六、社會改革

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始時，國家逐漸放棄了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原則，允許企業在完成利潤指標后對工人和科室人員發放獎金，允許農民以市場價格出售自己的產品和服務。一些地區和產業可以在國家許可下首先致富，以便加速經濟增長和“達到共同富裕”。在下一個階段即90年代，收入分配理論得到了修正：生產與初始分配應遵照效率優先的原則，這就意味著更多地強調市場型的收入分配原則。在再分配中，稅收政策、法定最低工資和生存保障線以及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起到了以社會公正原則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中國起初沒有怎么關注社會問題，1989年后中國政府開始高度重視就業、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等問題。為了調整政策，中國經常舉行民意測驗和各社會階層生活水平的調查。90年代的生活水平開始明顯地向沿海省份靠攏。雖然如此，社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沒有解決，仍然是國家政策考慮的重點。中國現在面臨著兩大社會問題的挑戰，這兩個問題是在多年改革中積累下來的，國有企業尤為嚴重。一是企業職工下崗，他們將在其他所有制企業就業或得到下崗津貼，二是來自農村的大量流動人口，他們受改革驅動而離開村莊，進入更有前景的中國東部和東南部城市尋找工作。

在俄羅斯與在中國一樣，改革正在沖擊生活水平。企業私有化和經濟結構的變動導致了失業，擴大了社會差別，造成了大多數居民生活水平的顯著下降。據不同的估計，人口中10%的最富裕者的收入是10%最貧困者收入的14倍。改革的社會后果已成為俄羅斯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俄羅斯的人口數量下降了，一般生活期望下降了，尤其是男人。

俄羅斯從中國經驗中獲得的主要教訓是，生活水平應當隨改革的深入而提高，否則居民就會公開地或暗中反對經濟改革。為了避免這一點，國家應在科研組織、工會、婦女、青年及其他社會機構和組織的幫助下，提高科學工業領域就業人口的生活水平，以他們為基礎進行調查和監控，預測整個社會和個別地區的社會狀況。

七、外貿改革

中國認為，在外貿和相關活動領域堅持開放政策是經濟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政策有助于加快發展國家的生產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努力引進和使用數量越來越多的外國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方式，依靠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通過系統的經濟合作，積極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

早在80年代，中國就在國際商業活動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功。中國在有利于國家的條件下普遍開展的外貿活動，為國家經濟提供了商品和自然資源。當時在這一領域起主要作用的是四個經濟特區、14個港口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邊境貿易區、一大批開放城市和地域。1988年建立了海南特區。上海還建立浦東開發區。此外，中國還有無數合資企業享有優惠的稅收政策，可以從政府預算中

獲得重要經濟項目的資助。例如，廣東省2001年吸收了120億美元的投資用于項目開發，上海獲得了43億美元。1979年到2001年，中國共吸引外國投資超過5680億美元。僅2002年，中國就吸引外國直接投資527億美元。改革以來，外貿擴大了近30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6208億美元。

在俄羅斯，改革時期的外貿幾乎沒有進展。俄羅斯還處在改革起點，與世界經濟體系一體化相差甚遠。與80年代相比，俄羅斯出口產品主要是自然資源(石油和石油產品占出口量的55%以上)，進口產品幾乎都是消費品。俄羅斯引入的外國投資微不足道，平均每年約在20億和30億美元之間，遠遠落在中國后面。外國投資者首選貿易，其次是開礦。至于綜合的自由經濟區、自由貿易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在俄羅斯還沒有建立起來。外國的直接投資受到高稅收和敵視投資的環境遏制。俄羅斯還缺乏實行開放政策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包括出口信貸、信息服務和營銷渠道。

俄羅斯可以從中國開放經驗中獲益。我們認為，俄羅斯仍有機會建立兩三個自由經濟區，如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納霍德卡市(Nakhodka)和新羅西斯克港口(Novorossiisk)。這些地方相對發達，具有與中國自由經濟區相同的商業氣息。俄羅斯還應認清，制定合適的稅收政策有助于合資企業出口產品。這些企業可以通過外國合作者在世界市場上獲得現代技術和新的商業合同。以上措施可以使外貿為俄羅斯經濟服務，而不是讓外貿依附于經濟發達國家的利益。

俄羅斯學習中國經驗，主要一條是全面地系統地掌握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法，避免“休克療法”的痛苦，在國家全面的監督下從中央計劃經濟逐漸地轉向自由市場經濟。改革的一切措施都以不同的方式構成了中國整個現行體制的要素。在20多年的時間里，它們有效地使中國轉向自由市場。其中許多措施肯定可以用于俄羅斯的改革，但是所有這些措施都應在國家的監督之下，使之可以根據需要來進行選擇。為了充分運用中國今天的改革經驗，俄羅斯必須退回去，對“休克療法”后的經濟進行“微調”。

第四篇：中國經濟改革

堅定的改革執行者既要破除陳規陋習的阻礙，又要解決自己思想意識深處舍與得的矛盾，同時還要擔當歷史和社會賦予的責任。

被稱為“最后一個計劃經濟堡壘”的鐵道部，在共和國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運輸部;食品安全監管領域“九龍治水”的局面，被新組建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破題;互聯網飛速發展催生的復合多媒體方面的服務與管理，因廣電總局與新聞出版總署的合并而獲得全方位覆蓋。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對自己“動手術”，具體到相關部門，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對象，因此容易形成“壯士難以斷腕”的局面。政治學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員會不斷膨脹，每個人都很忙，但組織效率卻越來越低下;其次，面對擁有的權力，官員希望增加部屬而不是對手，因此在選人用人時，一個官員會選擇兩個不如自己的屬下，以此類推，就會產生新的“庸政”和“懶政”。當下的政府改革簡政放權，大原則已然形成社會共識，但在具體落實中，依舊需要對這樣的情況保有警惕。

精簡部門的改革，如何避開行政人員“膨脹—精簡—再膨脹”的世界性行政機構改革難題?改革后怎樣有效提高政府服務效率?權力該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預防獲得管理權力的行業協會等滋生新的官僚主義?這些問題歸結為一句話，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問題。政府職能改革方案出臺后，應有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確各個政府機構的權責界限、人員規模、經費預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擴張沖動。同時，應結合現實中的種種案例，查找政府職能的縫隙盲區，厘清社會管理的交叉點和重合點，提高對權力部門工作效率的監管，保證各職能部門責任上的無縫融合。

其次是“改革執行者”。機構職能重新劃分帶來的陣痛，必然要平攤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還給市場和社會，不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識和自我割舍的犧牲精神。堅定的改革執行者既要破除陳規陋習的阻礙，又要解決自己思想意識深處舍與得的矛盾，同時還要擔當歷史和社會賦予的責任，這樣的素質關乎改革的成敗。

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開宗明義：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本屆政府任期內還將削減行政審批項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見，政府對自身的改革沒有“過去完成時”，只有“現在進行時”，而跨越一個個“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險灘，實現民富國強，既要一往無前，又要冷靜審慎、科學應對。(武雪梅)

第五篇：市場計劃

企劃部社區市場推廣工作暫行辦法

企劃部經過近4年的磨煉有了一定的市場基礎，各項工作也逐漸走向正軌；為了更強地占領醫療市場份額，更好地適應醫院發展的需要，更快地跟上醫院前進的節奏，更大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企劃部社區市場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將市場推廣工作擬定如下：

一、工作目標1、2、3、4、5、6、7、8、9、每月一次市場信息反饋； 每月一次社區醫生培訓； 每季一期醫院院刊； 每季一次義診或健康教育； 每半年上交一份市場信息分析報告； 每月轉診住院病人56人； 每月出院病人收入26萬元；

每月社區門診收入2萬元（不包括血透和補充）； 每年召開一次與各科溝通會；

10、完成醫院交辦的臨時任務。

二、人員分工

1、目前社區市場拓展有4個人，分成二組，各組完成工作任務的50%，原則上既有分工又要合作，共同完成工作目標。

① 周婉娟、莫玉瑩為第一組，負責以鸚鵡大道為軸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診所以及周邊的、遠城區的衛生資源的維護及拓展工作。② 鄒靜、郭紅玲為第二組，負責以漢陽大道為軸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診所以及周邊的、遠城區的衛生資源的維護及拓展工作。③ 按照工作目標，每組每月上報各組完成任務情況（每月1-2號上報上月的工作報表，若遇節假日推遲1-2日）；莫玉瑩負責第一組報表，負責科室雙月報表；鄒靜負責第二組報表，負責科室單月報表；小組報表不需上報醫院，主要用于獎金二次分配之用。2、4人輪轉接診蔡甸的血透病人、3602工廠、3545工廠、3541工廠以及僑亞老年村的就診病人。

3、送醫送藥上門。

4、接待各中心及社區診所的急危重新病人。

三、分配原則

1、職工工資待遇維持不變；

2、獎金分配：企劃部社區市場職工內部進行獎金二次分配，原則上多勞多得。

① 將指標任務一分為二，每組月完成住院病人28人（見科室簽單）、出院病人收入13萬元、社區醫生開單1萬元（見醫院電腦匯總）； ② 每月以文字形式上報市場信息，院內院外意見反饋； ③ 完成科室的工作目標以及醫院臨時交辦的工作任務；

④ 獎金分配以小組為單位，每超額完成1%，按院超勞務獎獎勵每組1%，若非經濟指標未完成的，每差一項扣獎金二次分配時的10%，扣完為止。

⑤ 未完成的指標不提成； ⑥ 司機除規定的接送病人外，若企劃部社區市場有特殊情況需要出車，經科室負責人同意并簽派車單，給司機獎勵科室超勞務獎金的1%元/次，遇情況緊急時，經科室負責人口頭同意可出車，回院后補辦手續有效，派車單作為二次分配獎金的憑據（只有社區市場派車單有效）。

四、制度職責

（一）崗位職責

1、在院領導及企劃部主任帶領下負責市場推廣開發工作；

2、根據醫院特色和市場定位，做好區域市場推廣工作，努力提高業務量；

3、加強業務學習，了解醫院相關醫療業務的內涵和特色；

4、做好客戶服務工作，了解客戶需求，及時反饋信息，并提出應對辦法；

5、完成領導交辦的其它工作；

6、保持工作場所清潔衛生，做好防火防盜工作。(二)工作制定

1、愛崗敬業、儀容整潔、舉止文明；重視學習進步、富有團隊精神、保持良好職業心態；

2、以客戶為重、真誠服務、不作盲目、虛假和口頭承諾、維護良好客戶關系，爭取醫院最大利益。

3、遵守醫院的各項規章制度，按時上班，不遲到早退，中間不離崗。對所擔負的工作爭取時效，不拖延、不積壓；

4、每周一8時準時晨會，對各自工作進行簡述、總結，以利于工作的針對性、有效性、及時性；每周一上交上周日清表；

5、及時收集醫療市場的各種信息，結合醫療市場實際，做出相關建設性意見和建議供相關領導參閱。

6、服從醫院管理分配并積極完成醫院安排的其他工作。

五、本暫行辦法經院領導同意之日起執行。

企 劃 部 二00九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