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私營企業家族化程度與培訓投入的關系研究之文獻綜述1
私營企業家族化程度與培訓投入的關系研究之文獻
綜述
[摘要] 家族企業作為最古老的企業組織形式,在現代社會的組織生活中仍然是重要一員。目前國內私營企業絕大多數是高度家族化的企業,一方面家族關系為紐帶的管理文化有利于代理沖突的減少,另一方面卻也制約著企業的進一步發展。為此,家族企業需要培育職業經理人及中層干部作為自身發展的基礎,而培育的過程主要是在培訓方面,培訓投入的程度因而與私營企業家族化程度之間產生關聯。本文在此方向上探討私營企業家族化程度與培訓投入的關系并進行淺析。
[關鍵詞] 家族化 培訓投入 關系 私營企業
家族制企業是指企業的資本和股份主要控制在一個家族之中,領導層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員出任。家族制企業的經營管理運作體系一般是通過血緣紐帶維系,內部管理具有濃厚的家族式色彩。目前我國大多數民營企業是家族制企業,實行家族化管理模式。家族式經營管理,在企業創業階段具有無可比擬的成本優勢和競爭優勢,因而世界各國許多企業起步階段基本上都是家族化管理,但家族化管理因其內部限制有諸多弊端,適應不了企業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家族制企業要想發展壯大就必須進行管理機制的變革。管理機制的改革,必然涉及到管理層的外部引進及內部提升,需要引進非家族內的優秀人才,才能避免家族企業的僵化,而在拓展管理人員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培訓的投入,只有通過符合企業實際情況的培訓,才能令管理人員對于企業擁有較好的熟悉程度及合適的管理技巧。而培訓投入的加大,會使得企業的雇員可能在企業中地位不斷提升,雇傭的外部管理人員也可能不斷提高在企業中占的比例,因此本文在此探究培訓投入在增加的過程中,企業的家族化程度是否有變化。至于家族化程度的衡量,可以取決于家族成員控股比例及家族成員所占據的管理崗位的比例。我通過查閱與分析相關文獻資料,對撰寫的論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現對相關文獻的有關內容作如下分析:
一、家族化水平的測定
Astrachan,KleinandSmyrnios(2002)是對家族化水平進行深入研究的極少數學者
之一。Astrachan通過F—PEC 量表從本質上研究了家族權力(所有權、控制權和管理權)對家族公司的影響,并認為這種家族權力的影響是不斷變化的,是一個連續的圖譜。家族要么通過掌握所有權影響家族化水平,要么通過控制權和管理權影響家族化水平。Astrachan提出的F—PEC量表能夠相對比較完備地刻畫出家族參與控制公司的水平,為我們研究家族成員如何影響企業提供了研究思路,但 Klein,Astrachan and Smyrnios的F—PEC 量表主要是為解決家族企業定義的困境而提出的,并沒有根據F—PEC量表度量出家族化水平的高低。我國學者郭躍進(2002)也對家族化水平進行了研究。郭躍進以家族企業的定義為基礎提出了測定家族化水平的方法模型。通過引入“血親距離”概念從所有權和控制權兩方面綜合測算家族化管理水平。具體來說,家族化水平的計算需要從所有權和控制權兩方面考慮三個因素:一是家族成員以業主或法人代表為中心確定的血親距離(血親關系指數);二是家族企業中具有血親關系的成員所持有的股份(所有權);三是家族成員所占據的管理崗位(控制權)。
郭躍進(2002)提出的家族化水平測定模型,是以家族公司形成的另類“一股獨大”現象為出發點的,他只測定了兩個家族公司的家族化水平,研究了家族化水平與股權結構之間的關系,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分析了什么樣的家族企業更容易突破家族制,實現管理的社會化。并沒有測算出所有家族公司的家族化水平,也沒有對家族公司的家族化水平進行系統分析,更沒有對家族化水平高低對公司績效的影響進行研究。本文在郭躍進(2002)的家族化水平測定模型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上市的家族公司的家族化水平情況,并以此為切入點對家族化水平與公司培訓投入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通過郭躍進(2002)的家族化水平測定模型,計算出家族化水平指數(FI),反映家族公司家族化水平的高低。具體來說,家族化水平指數的計算包括三方面:所有權家族化、控制權家族化和家族成員之間的血親距離。所有權家族化是控制權家族化的基礎,控制權的家族化是家族化水平的決定因素。因此,家族化水平度量指標的操作變量包括家族成員持股比例大小、家族成員管理職位的高低和家族成員間的血親距離。家族成員持股比例越大、管理職位越高、血親距離越近,則家族化水平指數越高。
二、職業經理人制度
職業經理人制度是現代家族企業關鍵命脈問題,西方己經在這方面比較完善,我國在這一制度領域還是非常欠缺的,對家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是很大的障礙。我國職業經理人的概念內涵是在隨著西方職業經理人概念和其制度變遷產生并發展的。但目前我國對“職業經理人”概念在實際使用和理論中運用都很廣泛,各地的職業經理人協會層出不窮,基本上主管以上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都可以加入協會成為職業經理人一員。最早的職業經理人產生于上個世紀40年代的美國,隨后美國一些著名學者對職業經理人的概念進行過界定,有的認為職業經理人是指以管理作為職業生涯發展的終身職業的企業經營負責人(錢德勒,1987,中譯本);也有學者從規劃目標、整合資源、激勵下級、績效考核、開發員工等五個方面對職業經理人進行了界定,職業經理人是企業的稀有資源,價值昂貴,但折舊快,需要經常補充(德魯克,1998,中譯木)。與西方一樣,由于視角不同或研究需要,我國對職業經理人的概念也相當多,有人認為職業經理人就是職業化的企業負責人(或企業家),他們獨立經營決策且風險和利益共擔(邱顯平,2001)。另外有人覺得以上概念外延太窄,認為職業經理人就是普通的專業管理人員(姚賢濤、王連娟,2002)。職業經理人是一個階層,具有較好的管理經驗,從事專職的經營決策管理活動(張維迎,2003),具有強烈意志、合作精神以及追求利益共贏的管理專才(茅于拭,2001)。一些機構或政府部門出于實際業務操作與宵理的需要,也對職業經理人概念進行了界定,海南省職業經理人協會界定為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上海市勞動與社會保障局2003年組織制定的《職業經理人標準》中也認為相對獨立的部門或企業的經營決策者就是職業經理人。
根據以上職業經理人的概念,本文對職業經理人概念界定為“職業經理人是指在一個所有權、法人財產權和經營權分離的企業中擔任中、高級管理職位的非家族成員的經營管理人員”。
職業經理人的治理機制主要包括吸引留住職業經理人和職業經理人的退出。市場經濟大潮中經濟發達地區存在有大量的創業機會以及與雇主“關系惡化”的原因,使得雙方信任基礎發生動搖。家族制管理到職業經理人制度是家族企業成長的有效路徑。職業經理人具有自利代理人和管家兩種角色,表現出代理人和管家兩種行為傾向,代理人角色行為表現為:自利為重;決策時優先考慮個人風險;重組時轉移高額代理成本于廣大股東;打著內部政策“合法外衣”來規避股東監管;利用企業資源回避市場監管(Tosi,2003)。因此,在家族企業設計職業經理人治理機制問題上,選拔方面,需要識別及引進那些需求層次較高的、具有潛在管家行為的人才;而使用方面,需要營造積極的心理驅動力,促成其管家行為更多更主動地產生,并采取科學的激勵政策對其良好行為加以固化。以上兩個方面取得成效與否的關鍵是充分信任和有效授權,同時,制度設計要與職業經理人個體特征與外部環境相適應。(張志波、徐向藝,2008)。職業經理人治理機制不僅包括引入機制,還包括退出機制。職業經理人退出原因有個人、企業和社會三個層次。構建有效的職業經理人制度,能促進經理人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保障企業商業秘密,健全職業經理人市場,使個人、企業、社會的利益達成統一(應志方,2011)。21世紀以來,我國研究家族企業職業經理人取得一定成果,主要分布在以下三個領域:一是研究家族企業職業經理人的制度基礎和必要性,他們認為家族企業職業經理人制度不成熟(張維迎,2001;巴曙松,2002;儲小平,2001,2002;茅理翔,2004),這與家族企業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環境問題有關(魯亞曦,2001;朱衛平,2004),目前大多數家族企業的規模也還沒有達到非引進職業經理人不可的地步(戴園晨,2003)。二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論構建雙方的合作博弈模型(張維迎,2001;卓越、張眠,2004)。三是研究職業經理人制度難以有效實施的原因不僅包括合作中的信息不對稱、職業經理人的職業道德水平滑坡以及經理人市場不完善等(張維迎,2001;儲小平,2002;蔣澤中,2003;李新春,2003),還可能是由于傳統“家文化”對職業經理人制度稀釋控制權的忌憚、職業經理人信任缺少(甘德安,2002;鄧波,2003;李新春,2004)、家族業主領導藝術(景素奇,2004)、企業特性不容易融
合導致目標沖突(陳燦,2004;景素奇,2004)以及合同履約弊端所致(潘晨光、方虹,2002;蔣澤中,2003;張建琉,2004)。
三、管理人員的培訓
從一個培訓項目組織完成過程來理解培訓投入成本的構成。通常一個培訓項目完成包括三個環節:培訓項目設計、培訓內容開發和培訓項目實施。則一個培訓項目的投入成本主要發生在這三個環節:一是設計這個培訓項目所需要的投入,主要包括培訓組織與管理人員付出的勞動,該環節成本稱為培訓項目設計投入成本;二是培訓項目開發的投入,主要是指培訓主體,比如培訓師開發培訓方案所付出的努力和勞動,該環節成本稱為培訓項目開發投入成本;第三是培訓實施投入,即完成落實培訓過程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該部分投入稱為培訓實施投入成本。因此,一個培訓項目投入成本主要由三項成本構成:培訓項目設計投入成本、培訓方案開發投入成本和培訓項目實施投入成本(李立,2004)。
四、問題和難點
家族企業在職業經理人及培訓管理者方面已經有許多的研究,可以參考到家族化程度的模型分析、培訓投入產出模型等等分析,不過目前還沒有把培訓投入和家族化程度的相關性進行結合探究的具體文獻,可以參考的數據資料存在收集困難等問題,這些都要求我更多從家族企業的研究方向上挖掘內容,結合具體民營企業的培訓數據,可以得出更明確的方向。最終希望可以以家族化程度、培訓投入作為兩個變量,分析兩者相關性,進行回歸分析,從而得出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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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大學生社會支持與孤獨感關系的研究的文獻綜述
大學生社會支持與孤獨感關系的研究的文獻綜述
09心理 13號 吳燕靈
【前言】
鑒于我國孤獨感研究對象偏于青少年,社會支持研究側重老年人,大學生是我國今后經濟建設和發展的主力軍,其心理健康的水平會直接影響其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探討社會支持與孤獨感的相關關系及影響因素,并指出如何充分利用社會支持,降低大學生孤獨感是十分必要的。
關鍵字:大學生 社會支持 孤獨感
【主題】
一、大學生社會支持的研究現狀
大學生社會支持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陳秀敏[1]認為,大學生社會支持不僅包括大學生面臨困境時他人給予的物質和心理上的支持,還包括大學生在學習、生活中以及在取得成績時來自他人的尊重、認可和積極的評價。
在影響社會支持的因素上主要有性別、年級、城鄉等方面。在性別上國外Hobfoll[2]認為女生比男生更依賴于社會支持。國內研究中丁錦紅[3]認為女生在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上比男生得分高。李慧民[4]也認為女生對社會支持利用度上優于男生。但李藝敏[5]卻認為男生主觀支持得分優于女生,男生支持利用度于是低于女生。而陳耕春[6]對全國十城市大學生社會支持調查結果卻表明男生社會支持程度高于女生。在年級上唐燕[7]認為,不同年級大學生在客觀支持、利用度以及總分支持上都呈現顯著差異,主觀支持差異不顯著。從支持總分方
面來看,大一學生獲得社會支持最多,其次是大
四、大二,大三學生獲得社會支持最少。但也有人做出不同結論:馬偉娜[8]認為二三年級學生的社會支持程度高于大一,二三年級間無顯著差異。在城鄉上李藝敏[9]認為來自農村的學生的主觀支持和支持總分要高于來自城鎮的學生。何心展[9]也認為來自農村的學生的主觀支持得分高于來自城鎮的學生,但在客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沒有顯著性差異。
二、大學生孤獨感的研究現狀
埃里克森的人格發展階段中,大學生位于第六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是獲得親密感避免孤獨感。據調查:我國常有孤獨感的大學生約占28.6%,少有孤獨感的約占31.7%,從未感到孤獨感的學生幾乎沒有。產出孤獨的原因又是多種多樣,可以歸結為:
1、錯誤的自我評價,高估自己,看不起他人。
2、同學之間的差異,每個人有不同的思想,當自己的思想不被人接受時,不受人重視時,孤獨感開始產生。
3、與父母的差距,兩代人受到的教育文化,價值觀不同,相互之間理解出現只從自己的利益角度考慮,滿足于自身需要,當一旦得不到愛和理解,實現不了自己的內心目標,就會感到孤獨。
我國學者鄭涌將孤獨感定義為四個維度:對自己社交能力的評價、孤獨感體驗、對自己人際關系的評價和人際信念。其中對自己社交能力評價指對自己人際交往能力的看法;孤獨感體驗指孤獨感情緒體驗;對自己人際關系的評價指對自己擁有的人際關系的看法;人際信念指對自己處好人際關系的信念。
國內有一些研究討論了孤獨感的性別、城鄉、專業等差異,例如
駱光林[10]發現大學生在孤獨感上不存在性別差異,但孤獨感有從低年級向高年級遞增的趨勢,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的孤獨感高于城市大學生。蔣艷菊[11]等的研究發現大學新生的孤獨總分與其他年級學生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二年級與三年級之間有比較顯著的差異。男生的孤獨感總分比較顯著的高于女生這一點。生源對于大學生孤獨感體驗的影響在總分上并不顯著。
三、社會支持與孤獨感的關系
Russel以老年人為被試,發現孤獨感與社會支持有顯著相關。目前國內關于社會支持和孤獨感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和青少年。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與孤獨感呈顯著負相關,社會支持可以有效降低孤獨感。[12]大量的研究表明,在壓力情境下,那些守到來自伴侶、朋友或家庭成員的心理或物質支持的人,比較少受到支持的人所遭遇到的孤獨感要少許多。[13]
【小結】
各種研究表明:
1、男女生在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社會支持總分,孤獨感體驗,孤獨總分的因子上存在顯著差異。
2、不同生源地大學生在社會支持總分及各因子,孤獨感總分及各因子差異不顯著。
3、不同年級大學生社會支持總分及各因子上差異不顯著。不同年級大學生在對自己社交能力評價,孤獨感體驗,對自己人際關系的評價,孤獨總分上存在顯著差異。
4、孤獨感個因子與社會支持各因子都存在極其顯著的負相關。
在我國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人們總是期望男性更加獨立,而對女
性這方面的要求相對較少,傳統上女性被視為弱勢群體,因此外界給予更多的社會支持。就業、深造和家庭等壓力讓男性更容易產生孤獨感。從這一點看,女性的社會支持和利用度上會高于男性,而男性的孤獨感會高于女性。在大學生社會支持與孤獨感的生源地差異問題上,本人認為,處于城鎮長大的大學生與身俱來的優越條件和更多的外界接觸,使得他們在客觀支持上高于農村學生。大一新生身處陌生環境,同學之間互不認識,突如其來的孤獨感可能會很強烈。大四學生戀愛比率逐年增多,戀人之間的情感支持也會降低孤獨感的產生。
大學生既渴望友情又逃避孤獨,整個大學時代都存在著與他人建立親密關系以滿足感情、物質上的互助需要。緩解大學生的孤獨感既要從大學生自身入手,也需要外界配合與支持。一方面,對大學生自身來說,首先要樹立積極的人生目標;其次,客觀評價自己,鍛煉社交能力,最后,充分利用社會支持系統。另一方面,從外界來看,家庭、學校、同伴、社會應把握大學生自我意識增強但缺乏理性思考這一特點,從思想、行動上為大學生提供相應的社會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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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農村金融與農民收入關系實證研究文獻綜述1(本站推薦)
農村金融與農民收入關系實證研究:
文獻綜述
07 金融(1)班 胡雨嬌
【摘要】:增加農民收入,是事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 展的大事.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途徑。本文通過農村金融和農民收入的直接關系,分析概括國內外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對有代表性的文獻進行梳理,以反映其最新進展, 把握其動態,為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民收入增加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一個參照平臺。
【關鍵字】:農村金融 農民收入 實證研究
一 引言
農民收入狀況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的綜合反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經制約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成為影響國民經濟全局發展的突出問題。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很多,從長遠來看,金融因素的作用會越來越突出。農村金融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僅表現在對其他實物要素的帶動作用上,還表現在對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作用上,并通過這種調整對農民收入產生影響。
二 文獻研究
國外,Greenwood and Jovan(1990)、Galor and Zeira(1993)、Banerjee and Newman(1993)通過對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研究,間接地揭示了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但鮮有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的直接研究。
朱恩濤(2002)農村金融體系的完善和農民收入的提高有著較強的關聯作用, 二者都是當前我國經濟領域中十分重要的任務。需要積極探索, 努力實踐, 使得二者齊頭并進, 相互促進, 共同推動我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
章奇等(2004)首次對中國各省以銀行信貸占GDP的比重所衡量的金融發展水平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認為金融發展顯著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并且金融發展的這種負面作用主要體現在20世紀90年代。溫濤等人
(2005)的研究認為中國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負效應, 而且農民收入與農村金融發展水平之間不存在長期的關系, 這些與許崇正等人(2005)的研究結論一致。
陸銘、陳釗(2004)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表明, 城市化對降低城鄉收入差距有顯著的作用, 而金融發展水平作為模型中的控制變量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顯著。
鄭小華(2004)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在分析農民增收與農村金融體制之間的關系以及當前農村金融體制對農民增收的影響的基礎上, 提出了如何通過進一步完善農村金融體制而增加農民收入的基本思路。
許崇正高希武(2005)從歷年的統計數據出發, 通過對農民信貸投資、農民受教育程度、農戶的就業結構、農產品價格等因素的分析, 挖掘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影響因素, 以及這些因素與農村金融支持的密切關系, 進而就加強對農民的金融支持, 增加農民收人, 有針對性地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姚耀軍(2005)采用協整分析方法, 考察金融發展、城市化與城鄉收入差距間是否存在一種長期均衡關系。利用1978—2002年數據建模, 得出如下結論: 1.城鄉收入差距與金融發展規模正相關, 但與金融發展效率負相關;城鄉收入差距與城市化水平負相關;2.就短期而言, 在5%顯著水平上中國金融發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在6%顯著水平上中國金融發展效率與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在1%顯著水平上城市化是城鄉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
王虎、范從來(2006)利用協整檢驗的方法研究了1980—2004區間的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機制, 得出如下結論: 對金融發展和農民收入的總體分析顯示, 標志金融中介發展的金融機構信貸比和標志金融市場發展的證券化比率均與農民收入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劉旦(2007)運用1978~2004 年的統計數據,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效率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農村金融發展效率對農民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負效應。
楊雯(2007)在綜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收入增長之關系理論和實證分析后, 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模型對我國的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關系建模, 結論是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呈現復雜的、雙向的因果關系。
楊偉(2007)本文從歷年的統計數據出發, 通過農村信貸投入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結果發現農村信貸投入對農民收入的增長的確起過很重要的作用, 但對農民增收的貢獻度在下降,原因主要是農村生產模式制約和農村金融體系效率低下, 因此,亟須進行制度創新。
楊小玲(2009)基于農民收入來源結構的基礎上, 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 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之間呈負相關關系, 且二者之間不存在Granger果關系;而農村金融發展結構會提高農民的工資性收入水平, 農村金融發展效是農民工資性收入的Granger原因。
譚燕芝(2009)運用1978年~2007年數據,以農村金融相關比率衡量的農村金融發展與用人均純收入表示的農民收入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通過協整分析.Ganger因果分析.誤差修正模型的分析.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得到相關的結論和觀點。
張穎慧(2009)在對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站在農村金融發展的視角,結合農民收入的現實狀況,從1978~2004年實際數據出發,對農村金融發展水平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出:在1978~2004年間農戶從業人員的就業結構變化、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和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表明,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民收入增長的Granger原因。
方金兵,張兵,曹陽(2009)采用帶有控制變量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了重新檢驗。結果表明:在長期,農村金融發展的規模、結構、效率與農民收入、農村投資存在協整關系;而在短期,農村金融發展規模與農民收入增長呈現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而農村金融發展的結構、效率并不是農民收入增長的Granger原因。
婁永躍(2010)從金融的視角出發,采用計量經濟和灰色關聯分析相結合等研究方法,在客觀探索研究農民增收的形成現狀、深入剖析農民增收制度缺陷的基礎上,重點對近年來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增收的內在關系以及影響農民收入階段性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確保農民收入快速增長的金融政策建議。
余新平熊皛白 熊德平(2010)運用1978~2008 年的相關數據,實證分析了中國農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農村存款、農業保險賠付與農民收入增長呈正向關系,而農村貸款、農業保險收入與農民收入增長呈負向關系;農業貸款促進農民增收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期,鄉鎮企業貸款不僅沒有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相反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著農民收入的增長。
三 結語
本文綜述了國內外學者關于農村金融與農民收入問題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學者們都基于一定的理論試圖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雖未達成一致。經過詳細分析,我們認為在這些實證分析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在金融發展的替代指標變量選擇方面,他們的分析僅僅采用個別指標來衡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某個方面, 而這樣的指標并不能全面衡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在分析方法方面,多數實證分析在其模型中沒有加入控制變量。但是通過研讀以往的成果,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倆者之間的關系。對于倆者關系的研究有利于廣大農民收入的提高,縮小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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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旦,“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效率與農民收入增長”,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 年1 月第29 卷第1 期。
〔7〕譚燕芝,“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關系的實證分析: 1978~2007”,上海經濟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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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職代會與廠務公開關系之研究
職代會與廠務公開關系之研究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企事業單位實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我國職工行使民主管理權力的機構,是我國基層企事業單位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制度。廠務公開是在新時期進一步落實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根本指導方針的有效途徑,是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現代產權制度,全心全意依靠職工辦好企業的內在要求,是搞好群眾監督,促進黨風廉政建設,加強企業黨組織建設和領導班子建設的有力手段。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與推行廠務公開到底是什么關系?
一、職工代表大會與廠務公開的異同
(一)職工代表大會與廠務公開的七個相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等法律法規中關于職工代表大會的規定與中紀委、國家經貿委、全國總工會《關于推行廠務公開制度的通知》、中辦國辦《關于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控股企業深入實行廠務公開制度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相對照比較學習,我們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廠務公開與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七個方面是相同的: 1.指導思想相同。都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2.目標相同。為了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實現職工的各項民主權利。3.組織領導相同。在企業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4.基本任務相同。為了組織職工參與企事業的重大決策,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監督企業領導干部。5.依靠對象相同。即全體職工。6.工作機構相同,都是工會。7.實施范圍相同。即建立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推行廠務公開的實施范圍主要都是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控股的企業中開展。
(二)職工代表大會與廠務公開的四個不同。一是兩者產生的時代背景(時間)不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是為適應我國人民自己創立的企業而產生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1931年10月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布成立臨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并創建了人民自己的企業。同年12月,《中華蘇維埃勞動法》規定:“在一切國有及協作社的企業中,職工代表是直接參加和管理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在私人企業中,職工會成立特別機關,監督生產”。這是我國最早的有關企業民主管理的法律條款。廠務公開是在我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為擴大企事業事務的公開性、提高透明度而提出來的。二是兩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即職代會的法律地位是明確的,《憲法》、《企業法》、《工會法》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都對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有十分明確的規定;而廠務公開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三是兩者的權限規定不同。職工代表大會對職工代表在進行民主參與、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過程中,對公開內容所行使的民主權利都有明確的規定。廠務公開“兩辦通知”中明確規定了應公開的具體內容,但對這些應公開的內容職工如行使民主權利沒有作出明確具體帶有剛性的規定。四是兩者的實現形式也有不同。職代會制度在推進實現職工民主權利的進程中,似乎側重于以“會”為主;廠務公開在以職代會為主要載體的同時,似乎其它形式也更加靈活多樣。
二、職工代表大會與廠務公開在實際工作中的把握 通過以上七個相同、四個不同的分析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職代會與廠務公開相同是主要的、基本的,不同是次要的,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的基本工作思路應該是:以推行廠務公開來促進職代會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堅持發展創新,以堅持和發展職代會制度建設來達到不斷鞏固和深化廠務公開的目的。為此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要始終注意把握: 1.在總體上要把握把廠務公開納入職代會制度的建設之中,實現依法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職代會的法律地位在《憲法》、《企業法》、《工會法》等法律法規中都有十分明確具體的規定,只有把廠務公開納入職代會的制度建設之中,才能獲得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障,確保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沿著法制的軌道順利前進。這是因為:職代會是我國企事業單位法定的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而其它形式只能是輔助的、從屬的、配套的;職代會是職工行使民主管理的機構。廠務公開所追求的就是職工民主權利的實現;職代會是我國基層企事業單位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制度。把廠務公開納入職代會制度建設之中,也就是把廠務公開納入了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制度之中。2.在實際操作中要把握堅持把職代會作為推行廠務公開的主要載體。這是因為:其一,職代會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和豐富的歷史經驗;有明確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職權;有完整的組織結構和組織制度;有規范的議事規則和民主程序;有廣泛的群眾性和代表性。其二,我國的職代會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其地位是眾所公認的,其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其三,據初步統計,目前我國已建立職代會制度的企事業單位有34萬多家,這是我們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的堅實基礎,也是我們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的寶貴資源,我們應該予以充分利用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發展完善。3.在具體落實上要把握把廠務公開的主要內容納入到職代會的各項職權中去。為了切實把廠務公開引向深入,我們認為可以把“兩辦通知”中規
第五篇:職代會與廠務公開關系之研究
職代會與廠務公開關系之研究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企事業單位實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我國職工行使民主管理權力的機構,是我國基層企事業單位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制度。廠務公開是在新時期進一步落實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根本指導方針的有效途徑,是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現代產權制度,全心全意依靠職工辦好企業的內在要求,是搞好群眾監督,促進黨風廉政建設,加強企業黨組織建設和領導班子建設的有力手段。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與推行廠務公開到底是什么關系?
一、職工代表大會與廠務公開的異同
(一)職工代表大會與廠務公開的七個相同。
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等法律法規中關于職工代表大會的規定與中紀委、國家經貿委、全國總工會《關于推行廠務公開制度的通知》、中辦國辦《關于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控股企業深入實行廠務公開制度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相對照比較學習,我們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廠務公開與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七個方面是相同的:
1.指導思想相同。都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2.目標相同。為了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實現職工的各項民主權利。3.組織領導相同。在企業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4.基本任務相同。為了組織職工參與企事業的重大決策,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監督企業領導干部。5.依靠對象相同。即全體職工。6.工作機構相同,都是工會。7.實施范圍相同。即建立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推行廠務公開的實施范圍主要都是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控股的企業中開展。
(二)職工代表大會與廠務公開的四個不同。
一是兩者產生的時代背景(時間)不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是為適應我國人民自己創立的企業而產生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1931年10月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布成立臨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并創建了人民自己的企業。同年12月,《中華蘇維埃勞動法》規定:“在一切國有及協作社的企業中,職工代表是直接參加和管理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在私人企業中,職工會成立特別機關,監督生產”。這是我國最早的有關企業民主管理的法律條款。廠務公開是在我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為擴大企事業事務的公開性、提高透明度而提出來的。
二是兩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即職代會的法律地位是明確的,《憲法》、《企業法》、《工會法》以及《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都對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有十分明確的規定;而廠務公開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三是兩者的權限規定不同。職工代表大會對職工代表在進行民主參與、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過程中,對公開內容所行使的民主權利都有明確的規定。廠務公開“兩辦通知”中明確規定了應公開的具體內容,但對這些應公開的內容職工如行使民主權利沒有作出明確具體帶有剛性的規定。
四是兩者的實現形式也有不同。職代會制度在推進實現職工民主權利的進程中,似乎側重于以“會”為主;廠務公開在以職代會為主要載體的同時,似乎其它形式也更加靈活多樣。
二、職工代表大會與廠務公開在實際工作中的把握
通過以上七個相同、四個不同的分析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職代會與廠務公開相同是主要的、基本的,不同是次要的,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的基本工作思路應該是:以推行廠務公開來促進職代會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堅持發展創新,以堅持和發展職代會制度建設來達到不斷鞏固和深化廠務公開的目的。為此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要始終注意把握:
1.在總體上要把握把廠務公開納入職代會制度的建設之中,實現依法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
職代會的法律地位在《憲法》、《企業法》、《工會法》等法律法規中都有十分明確具體的規定,只有把廠務公開納入職代會的制度建設之中,才能獲得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障,確保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沿著法制的軌道順利前進。
這是因為:職代會是我國企事業單位法定的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而其它形式只能是輔助的、從屬的、配套的;職代會是職工行使民主管理的機構。廠務公開所追求的就是職工民主權利的實現;職代會是我國基層企事業單位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制度。把廠務公開納入職代會制度建設之中,也就是把廠務公開納入了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制度之中。
2.在實際操作中要把握堅持把職代會作為推行廠務公開的主要載體。
這是因為:其一,職代會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和豐富的歷史經驗;有明確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職權;有完整的組織結構和組織制度;有規范的議事規則和民主程序;有廣泛的群眾性和代表性。其二,我國的職代會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其地位是眾所公認的,其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其三,據初步統計,目前我國已建立職代會制度的企事業單位有34萬多家,這是我們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的堅實基礎,也是我們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的寶貴資源,我們應該予以充分利用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發展完善。
3.在具體落實上要把握把廠務公開的主要內容納入到職代會的各項職權中去。
為了切實把廠務公開引向深入,我們認為可以把“兩辦通知”中規定的主要公開內容經梳理后納入到職代會的各項職權中去。如把企業中長期發展規劃、投資和生產經營重大決策、職工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障基金繳納情況、業務招待費使用情況、重大技術改造方案等,納入職代會的審議建議權中;把企業改革、改制方案,兼并、破產方案,職工裁
員、分流、安置方案,集體合同、勞動合同的簽訂和履行,職工提薪晉級、工資獎金分配、獎懲與福利等納入審查同意或否決權等。
三、當前要注意預防和克服的兩種傾向
1.要注意預防和克服因強調堅持和發展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而忽視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
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要堅持和發展,這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但決不能因強調堅持和發展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而忽視了抓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的工作。除法律法規規定屬企業重大問題或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必須經職代會審議決定或必須由職代會表決通過的以外,在職代會閉會期間,一些屬只要讓職工知情、讓職工參與,并不需要審議決定或表決通過的事項,是完全可以以一定的廠務公開的形式來實現的。
2.要注意預防和克服因強調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而忽視堅持和發展職工代表大會制度。
廠務公開要推進,要深化,這當然是十分明確的。但決不能因強調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而忽視了抓堅持和發展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建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是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的主要載體,也是推行和深化廠務公開的前提和基礎,離開了職工代表大會這個主要載體,就談不上深化廠務公開工作。當前尤其要注意克服的一種現象,就是要防止在推行廠務公開工作中,把一些理應由職工代表大會審議決定或表決通過的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也以廠情通報會等形式在職工面前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