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人為本與西方人本主義的區別

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與西方的人本主義的關系

摘要：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與西方的“人本主義”的概念不明晰，有的甚至簡單地將二者等同起來。事實上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與西方的“人本主義”有著本質的不同，因此明確二者的異同，對于樹立正確的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將從追溯西方人本主義起源，探尋科學發展觀提出的背景以及辨析二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三個方面著手來探討科學發展觀的人本主義與西方的人本主義的關系。

關鍵詞： 科學發展觀 以人為本 人本主義 關系

我黨第一次公開使用“以人為本”這個概念是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指出堅持了“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對此社會各界予以了廣泛重視和擁護。“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是我黨在新階段新形勢下，從我國經濟社會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是“以人為本”，只有深入理解“以人為本”的思想，才能更好的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與西方的“人本主義”的概念不明晰，有的甚至簡單地將二者等同起來。事實上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義”，因此辨析二者的異同，對于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從而樹立正確的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在西方，人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那時自然界是學者們研究的主要對象，所關注的主要話題是世界萬物的共同本原問題，而人類本身的問題是第二位的。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哲學開始發生轉變，改變了以往主要解釋自然的取向轉而研究人類本身，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標志著古希臘哲學研究的對象由自然轉向了人，人們對自身的探索拉開了序幕，西方人本主義經近代人本主義和現代人本主義之間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抗發展達到頂峰。

現代西方人本主義流派紛彩異呈，各有建樹，相互砒礪，但都以人為視界中心，這在一定程度上的是人本的回歸。其特點主要有:

第一、注重作為人的個體的內在體驗。他們認為比認知真理更加重要的是人的個體感受，主體之所以為主體，正是由于主體獨特的內心體驗與感受。他們反對抽象地談論人，因為研究“類”的人是徒勞無益的，只有個體感受才是真實的。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現代人本主義的內心體驗是“神秘的意志情感，性能自覺，不服從任何規律，更多地帶有悲觀色彩”。

第二、反理性和反傳統。無論是率先舉起反理性大旗的叔本華與克爾凱郭爾，還是狄爾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尼采的超人哲學，也不管是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薩特的“存在意義”，還是弗洛伊德的本能沖動，無不具有反理性反傳統的特征，人本主義與非理性主義成為了同義語。他們認為，無所不包的黑格爾思辨抽象哲學，恰恰是人的空場。理性只是一些僵硬的東西，它不能掌握人的內心奧秘，也不能解決道德，價值等問題。他們譴責社會對人性的束縛，主張用神秘主義的自覺、體驗、啟迪、意念等方法，從根本上抽去理性對“人性”的種種壓抑，回到最本真的人的生存方式中去。

第三、強調個人的主體性。現代西方人本主義提高了人的尊嚴和價值，使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充實、豐富多彩、有價值。近代西方人本主義雖然也重視人，但它卻主要把人作為實體，并且采用實驗室研究自然物質的方法來研究人，或者用一些抽象的普遍原則來規定人的本性甚至有的把人視為肉體的機器或視為理性的動物，其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貶低了人的主體性。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反對將人視做物，強調人比物高貴，反對用研究自然物質的方法來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反對用抽象原則來規定人的本性，主張從人的現實存在出發揭示人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

同時我們應該看到西方現代人本主義有以下幾個局限：現代人本主義以反理性和超越主體與客體兩分來顛覆傳統來尋找作為本真的人的回歸，可是，它們不僅顛覆了別人，同時也在顛覆著自己。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階級基礎是中小資產階級，在過去，資產階級是一個統一的階層，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處于統治階級的地位，然而，在壟斷形勢下，其平等的經濟基礎開始瓦解，內部分化加劇，中小資產階級不斷受到壟斷資本的排擠與吞并，并且始終擺脫不了任人擺布的命運。當初倡導的理性與荒謬病態的現實，促使人們苦悶迷茫，憤世嫉俗，悲觀厭世，最終逃向神秘主義，懷疑主義。在這種意義上，與其說現代人本主義呼喚人的回歸，還不如說非人性的社會現實滋生的結果。他們當然不明白決定他們社會意識的社會存在，只能空喊人本。由此也不難理解現代西方哲學家們為什么要強調人的意志，情感本能等東西。因為在一個充滿“危機與異化”的社會里，人們見到的人本只能是痛苦、彷徨、孤獨、沉淪、煩惱、異化、絕望等詞匯，這也恰恰展現了一幅資本主義制度科學技術與人性對立的圖景。是社會危機與人的異化現實滋生了現代人本思潮，它只能是人本主義的一株不結果實的花。因為現代西方人本主義不從，也不會從它賴以產生的社會現實中去尋找根源，“他們只能從其內在體驗感受去抽象思辨，并賦予這些感受以本體論的品格，他們簡單把一切罪惡推給理性及科學技術，而看不見操縱這些東西的罪惡制度之手，更看不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性的矛盾”。以這種方式去找尋人本和顛覆傳統，最

終我們能看到的只是把他們自己也顛覆了。

科學發展觀包括“以人為本”、“人的全面發展”、“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等核心理念。其中“以人為本”是核心的部分，它與科學發展觀的其它部分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是科學發展觀的靈魂、本質和核心。其含義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它是一種對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與目的地位的肯定”。它既強調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強調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人的地位和價值是不可以用其他任何物質代替或比擬的，永遠處于中心和優先的位置。在人與自然的相處、人與社會的生活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中，人總是扮演著主體的角色。強調人的主體地位，樹立人民作為時代主人的主人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不僅對于發揮人的能動作用、促進社會發展有重要意義，而且也是實現人的解放的基本內容之一。從根本說，任何真正的解放和發展的前提都是使人們從各種束縛中擺脫出來，才能確立人的歷史主體的地位，培養人的主體意識，弘揚人的主體性。正因為人有自我意識，所以人才無愧與擔當社會歷史中的主體，人可以把自己同周圍世界區別開來，意識到自己和周圍世界存在著某種關系，從而把自己當作主體，把自然界和社會當作客體發生關系。人和社會是一個有機整合的整體，也只有把人當作社會發展的主體，社會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發展。人還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歷史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

第二、它是一種思維方式。以人為本是一種思維方式，它要求人們在分析、思考和解決一切問題時，確立起人的尺度，實行人性化服務。在社會實踐中肯定人的主體地位、目的地位與主體作用，并且在實踐中做到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為了人和塑造人的價值。人性化服務的理論基礎是以人為本。實質是把一定的服務對象當作目的；出發點是服務對象的目的；落腳點是使服務對象滿意；方式是以符合服務對象的合理要求和要求的方式進行服務；內容是尊重服務對象的合法權利，不斷滿足服務對象的基本需求，尊重服務對象的能力差異，尊重服務對象的個性；尊重服務對象的獨立和平等人格，促進服務對象的全面發展，關注服務對象的生存與發展命運，尊重服務對象的人性發展要求。這就是要求我們在分析、思考和解決一切問題時，既要堅持運用歷史的尺度，也要確立并運用人的尺度，要關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命運確立其終極關懷，要關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和人的個性，要樹立起人的自主意識并同時承擔責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從以人為本引申出“共同價值觀”。為什么要確立共同價值觀？是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的各個方面日趨多樣化，經

濟形態、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就業方式、價值追求、行為選擇都日趨變化，人們之間差異、矛盾時有發生；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中出現了許多新的階層和新的就業人員，面對這些社會階層和社會力量，如果處理不好，也會影響社會的團結和安定，造成人心浮動，也影響黨的群眾基礎和凝聚力。因而，需要找到一種大多數人都贊成和具有很大包容性的思維方式，從而有效地妥善處理人民之間的利益關系，解決人們之間出現的矛盾和裂痕，也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擴大我們黨的群眾基礎和影響力。以人為本就符合這樣一種形勢和要求，這可以說是我們黨在尋找共同價值觀的進程中的一大收獲和進步。以人為本從價值觀上要求人們關注之間的共同性，要求使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要求不斷提高人的生活質量，要求推進人的全面發展，不斷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尊重每個人的合法權益、能力差異和創造個性。所以，以人為本容易被廣大人民群眾認知和接受，能夠有效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確立以人為本的共同價值觀具有十分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第三、就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來說，它的價值取向立足于尊重人、解放人、塑造人并實現人的現代化。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類價值、社會價值和個性價值，尊重人的獨立人格、個性需求、差異、人的平等、權利、創造能力；解放人，就是不斷沖破一切束縛人的潛能和能力充分發揮的機制、體制；塑造人，是說既要把人塑造成權利的主體，也要把人塑造成責任的主休。完整地講，即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以人為本就是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以人為本就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尊重和關懷人性發展的要求，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以人為本就是強調公正，就是關注弱勢群體；在人與自身的關系上，以人為本就是尊重人的合法權利，尊重人的能力差異，尊重人的個性，尊重人的獨立人格，不斷滿足人的基本需求。

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與西方人本主義二者之前有相互聯系的方面，在本質上又有各自的區別。從相互聯系的方面來說，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和西方人本主義都以“人”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并且都強調以人的根本利益為尺度，尊重人、關注人，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但二者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因此，決不能將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簡單地歸結為西方的人本主義。

首先二者理論的基礎不同。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繼承的是唯物史觀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是社會性動物，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存在和發展；社會是人的社會，是每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環境。人們的社會關系規定著人的本質。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現實的人都是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從事著實踐活動的人，人在社會實

踐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西方的人本主義是以唯心史觀特別是抽象的人的理論為基礎的，它抹殺人的社會性，把人的自然屬性當作人的本質，脫離了人的實踐和人類社會的歷史去孤立地考察人，而不是從人們現實的社會關系中來考察人，將人從社會關系中剝離開來，完全抽去了人的社會歷史特質。他們所講的人，是脫離了歷史條件和社會關系的純粹的生物學個體，這樣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以此為出發點，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質的。

其次是價值的取向不同。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發展，并把這一點作為它的根本價值取向。它強調要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而人本主義卻以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和發展為價值取向，它從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出發，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的統治服務，他們講的人的發展，并不是為了所有人的發展，更不是為了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是為了一部分人即統治階級自身的發展。他們認為，“人是最高的價值主體，人本身就是目的，而社會不過是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這種價值觀實質上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

最后是實現人的發展的方式不同。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主張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堅持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有機統一。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人的全面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制度保證和根本前提。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體心理素質，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而人本主義離開社會制度來談人的發展，把完善人性當作人的發展的實現途徑。他們雖然也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并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卻沒有認清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他們以為，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人本身的特性，在于科學技術或物質文明的發展，所以找不到實現人的發展的根本途徑。

綜上所述，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與西方的人本主義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理論依據的，是黨的群眾路線的集中體現和新的表達方式。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雖然吸收了人本主義思想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但它并沒有停留于人本主義，而是超越了人本主義。因此，絕不能把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和西方人本主義混為一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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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論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與西方人本主義的關系

論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與西方人本主義的關系

摘要:人本主義是西方哲學發展中的重要思潮,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是以現實的、具體的人為本。在大力提倡科學發展觀的社會進程中, 堅持以人為本, 就是要促進社會、經濟和人的全面發展。本文在論述二者的基礎上，進一步對二者的之間的關系做了闡述。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人本主義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科學發展觀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被提出以來,一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黨的十七大更把科學發展觀明確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以人為本”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義”,現在許多人對“以人為本”和“人本主義”的理解各有不同,對二者的異同有些模糊。如何把握科學發展觀的本質,關系到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實踐,而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以人為本”是關鍵。“以人為本”與人本主義在理論出發點和理論導向上有著極強的相似性。因此,辨析二者的關系,對于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樹立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的科學內涵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全黨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他同時又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因此，全面準確地認識“以人為本”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對于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對于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具有核心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1]

科學理解“以人為本”中“人”和“本”的基本內涵，是完整準確地把握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的前提。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人總是具體、現實的人，而不是抽象、虛幻的人。具體、現實的人總是存在于一定的時空之中，存在于每個時代個人的實際生活過程和活動中。在社會形態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時空中的“人”有著不同的、具體的內涵。

近年來，“以人為本”、“人的全面發展”是頻率很高的詞匯。人們已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僅是物質財富的積累，更重要的是人的價值的實現和全面自由的發展。我們要“從經驗主義和唯物主義出發”，把人放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從其“周圍的生活條件”出發來考察人。因此，“以人為本”并不是人本主義的代名詞，其內涵也并不意味著以人為出發點和歸宿，而是指以人的生活條件來分析和解決與人相關的一切問題，其核心內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質，把人作為手段與目的的統一。

二、關于人本主義

人本主義思想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臘,作為一股普遍持久的社會思潮, 則始于西方近代的文藝復興運動時期。１９世紀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以人學批判黑格爾思辨理性哲學，以人學取代基督教神學，費爾巴哈將他自己的哲學稱為“人本學”。這個“人本學”的對象是自然界，前提是自然的第一性的，而要揭開無限的自然的深奧秘密，哲學必須首先研究人，以人為出發點，這種以人為出發點的哲學就是人本學。在他看來，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本質；既是自然界的產物，又是自然界的創造者。[2] 如果把人本主義理解為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重視，那么馬克思的理論中也有不可忽視的“人本主義”的思想。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的人本學是一種“未完成的人本學”。但是，馬克思并未專門對人本主義思想作闡述，他的人本主義思想是滲透于他的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理論之中。

人本主義是一種影響人類行動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把人類的生存當作終極的、永恒的價值和意義所在。盡管歷史上的人本主義思想的歷史條件和表現形式不盡一樣，但在肯定和認可人的地位、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上卻存在著極大的一致，而且這一思想也成為西方社會和政治文明中一個重要因素。總之，人本主義有一定的合理性內核。它將一定時段上哲學研究的注意力從神轉向人，轉向對人自身的關懷和研究，是值得肯定的。

三、“以人為本”與西方“人本主義”的關系

“以人為本”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結合中國建設的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成功運用和繼承發展。理論的提出過程就是對馬克思的人學思想的批判性繼承和合理運用。馬克思的人學思想是在批判費爾巴哈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費氏人本主義的合理思想。[3]從這個角度看，“以人為本”是對人本主義思想的批判繼承和合理發展。

西方人本主義與我們今天所提出的以人為本有共同點,首先,以人為本和人本主義都以“人”為出發點和歸宿。其次,以人為本和人本主義都強調以人的根本利益為尺度,尊重人、關注人,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毫無疑問,西方人本主義對人的思考的確為我們提供了豐厚的思想資源,但是今天我們所講的以人為本,與西方人本主義依然有著根本區別。[4]如果說人本主義體現了以“人”為支點向外的思維方式，那么“以人為本”就體現了以現實生活為支點向“人”的思維方式，其核心和最終目的都是“人”。

以下幾個方面敘述了二者的不同之處：

1.人本主義強調人的意志自由和個性解放, 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發展

西方人本主義的指導思想是重視人、尊重人。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的主要價值追求在于將人從專制統治和神靈中心主義中解放出來,強調以人為中心,追求人的個性解放和意志自由。后來的思想或是強調人相對于自然的中心地位,或是強調人的意志或自主意識,這主要表現在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宣揚的非理性主義,如叔本華和尼采的“唯意志論”、柏格森的“生命現象”、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今天我們提出的“以人為本”,是將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為了人和塑造人作為價值取向。它不僅要實現人的個性解放,而是要實現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發展。以人為本就是要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不僅遠遠超過了文藝復興的價值追求,也比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價值蘊涵豐富得多。2.人本主義只是一種態度、方式、方法, 而以人為本是一種思想, 觀點和理論

19世紀,在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努力下,人本主義形成較為系統的理論。但是他以抽象的人為出發點,來探討人本身、人與其他事物和社會現象之間關系等問題,這種脫離實踐的人本主義思潮終究不是行動的指南。我們講以人為本必須要認識到,它首先應當是一種思想、觀點和理論,這種理論強調人在社會實踐中的主體地位和目的地位。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人為本”,表明它已不單純是停留在理論層面,而已經成為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指南。它要求“人”是我們思考處理各種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要求我們對現實社會中一切違背人性發展的、不尊重人的現象進行反思,從而不斷推進人的全面發展。

3.人本主義中的人是抽象的、超社會的人, 而以人為本中的人是具體的, 社會的人

人本主義一般以抽象的人為出發點,從人和動物相區別的意義上理解人,抽去了人的歷史特質和社會特質,費爾巴哈還認為:“孤立的,個別的人,不管是作為意志實體或作為思維實體,都不具備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只是包含在團體之中,包含在人與人的統一之中??”[5]可見,西方人本主義關注的是類存在的人,更多強調人的共同性、普遍性,忽視人的社會差異和個性差異,一種唯心主義思想的產物。與西方人本主義不同,以人為本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以人為本,就是從人和動物的區別、不同社會群體的人之間的區別、個人和個人的區別三種意義上來理解人,既看到人的類存在和類價值,也看到人的社會存在和社會價值,還看到人的個性存在和個性價值,尤其是把人看作是現實的人或社會的人,特別強調并關注人的社會差異和個性差異。參考文獻

[1]李慎明.以人為本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7885164.html.[2]西方人本主義與以人為本.http://hi.baidu.com/dreadlord1984/blog/item/9129c1fa4f8481dfb58f3172.html.[3]高志慧.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與人本主義的異同.科教文匯,2007,(2).[4]高梅.正確認識人本主義、民本思想與“以人為本”的關系[J].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 社會 科學版）,2007,(2).[5][德]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M ].榮震華,李進山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4.

第三篇：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議會制區別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議會制區別

摘要：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長期奮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人民代表大會制和議會制，是人們追求民主的兩個標準，但兩者的差別是明顯的。不僅是外在的名稱和形式有區別，而且最主要的是其實質性的區別。具體表現在二者的組成成員、組織結構、職權、權力構成以及與政黨的關系等諸多方面。

關鍵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議會、區別

一、與政黨的關系不同：

1）西方政黨的職能是進行選舉；

從西方國家議會和政黨的產生、發展歷史來看，議會與政黨存在著非常緊密的聯系。概括起來說，西方國家議會民主制為政黨的產生提供了制度空間，為政黨的活動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同時，政黨的出現也為議會運作提供了強大動力，促進議會民主制度的發展。政黨脫胎于議會，議會是政黨的母體，所以政黨自其產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議會為活動場所的。而政黨雖然也是一部分人組成的團體，但這個部分是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考

慮問題的出發點是整體的利益，它為了整體而行動。

2）人民代表大會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以下三原則： ? 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遵循的根本政治原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做好人大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 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這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

? 依法治國的原則，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二、人民代表和議員之間的區別

? 人民代表和西方的議員在其代表的階級基礎、職權、有無特權及選舉方式上有許多重要區別。

? 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而西方議會通常只是立法機關。在中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利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大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各級人大又受人民委托產生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由它們來行使行政權和司法權。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要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由此保證了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全權性與至上性。西方國家三權分立制度。在這種制度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相互獨立，它們之間是分工與相互制衡的關系，不存在領導

和被領導的關系。例如：在美國，總統和國會在某一決策上有不同的意見可以一定規則相互否決。在中國人大一旦做出決議，行政、司法機關必須無條件執行。

三、在組織形式，組織機構上不同

? 西方的議會制，大部分采取一院制、兩院制；在組織結構上西方議會有議員、議長、委員會、議會黨團、工作機構、國家元首組成。國外議員是專職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西方國家的議會有兩院，它們分別產生，之間的關系不是產生與被產生、監督與被監督之間的關系。在立法方面，不能單獨行使權力，而只能結合起來行使議會權力。

? 我國采取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我國人民代表大會由常務委員會、專門委員會和一些工作機構組成。我國人大代表是兼職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由多層次間接選舉產生的，除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外，上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下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四、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同

? 人民代表大會制產生于我國人民大革命斗爭中：在中國，由于是先有政黨，后有人大，人大在這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革命而奪取的政權，取得執政地位后建立起來的。在中國，除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由于歷史和現實國情的原因，它們都公

開聲明接受共產黨領導，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它們之間是執政黨和參政黨的關系。

? 資產階級的議會制產生于封建社會末期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在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先有議會，后有政黨，政黨是在議會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并且逐步形成“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制度。政黨之間是執政黨和在野黨的關系。政黨在議會中的領導作用則主要通過自己黨的議員黨團來實現。

這兩種制度代表了不同的階級實現統治國家時采取的不同政權、組織形式。

五、與政府的關系不同

? 西方的議會是三權分立中的立法機關，僅行使立法權同政府是制約和分權的關系；

?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具有唯一性和最高性；

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自1954年以來，僅僅50余年，其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通過對二者的簡單比較，目的是進行一些思考，繼續發揮人大制原有的優越性，完善其有待改進之處。現階段我國人大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和不足有，在發揚民主方面有待加強，先使權利的法律效力難以確定，代表構成不合理，作用發揮較差，選舉

制度的具體規定和程序不夠科學、不夠完善

對我國人大制度的建議：

?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40多年來，在實踐中逐步發展，在國家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進一步得到完善。

? 第一，進一步完善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要切實保障選民和代表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使選舉的各個環節和各個階段都符合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

? 第二，全面落實憲法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規定。要保證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職權，認真執行立法法，加強立法工作，把國家的各項工作逐步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加大監督工作的力度，提高監督工作的實效，特別要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的監督；依法行使決定權，及時對國家的重大事項作出決定。?

第三，加強代表制度建設。要重視代表提出的議案和建議的辦理工作，繼續探索代表在人大閉會期間執行代表職務的途徑和方式，健全有關的制度，保障代表的民主權利。要總結代表聯系選民或選舉單位、接受其監督的經驗和做法，逐步使其規范化、制度化，從制度上保證人民對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

? 第四，完善議事制度，提高人大及其常委會會議的效率和水平。要根據近些年的經驗，借鑒國外有益的做法，完善會議審議議

案、表決議案制度，保障會議通過的法律和作出的決定的民主性、科學性；要規范公民旁聽會議的工作，進一步提高人大會議的開放程度，為實現公民的知政權提供條件。

? 第五，進一步改善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年齡結構、知識結構，增加熟悉法律、經濟等方面知識的專業人員，在逐步實現常委會組成人員比較年輕化的同時，逐步實現常委會委員的專職化，使常委會委員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大工作上。第六，加強人大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辦事機構的建設。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需要，是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中，要把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堅定不移地向前推進。同時要看到，由于受到我國經濟、文化等狀況的制約，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和軌道，有領導、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

參考文獻: 《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

《政治學》第三版

安德魯 海伍德

朱武強

公事131班

7101313055

第四篇：中國政治制度與西方政治制度有何區別

東西方的政治制度最本質的區別是工作方式，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往往通過十幾天的會議議程，解決全中國一年里各項工作地實施與落實。而西方議會則是全年都在爭論不休與平衡各方關系中度過，一年間只有十幾天是給西方老百姓干實事的。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政治的最高權力機構，人大代表是通過選舉與協商產生出來的，他們來自于人民，他們從事各種工作，包括了社會各方民眾，代表了最廣大社會群體，充分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志。

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不像西方是兩黨制或多黨制，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同樣來自于人民，他們是行業的標兵模范，他們也是社會的精英人士，他們更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們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們有明確的政治主張，崇高的社會責任告訴他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一名中共黨員的基本要求與歷史任務。黨員就是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從人大會議現場的掌聲，世人就能看到，掌聲來自人民，掌聲同樣也是送給全體中國人民的，中央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給老百姓做事的政府，只要是人民群眾主張的國事，中央都要盡責去辦。同樣掌聲是真切的、鼓舞的，不會像某些西方人士理解的那樣，假惺惺是人為制造出來的？我們理解西方的看法，那是因為，他們的掌聲，來自于他們的支持者，反對者是不會給他們掌聲的，他們分的是派別，即使政府做出決議，也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主張，他們是利益攸關的社會，社會分崩離析，各方勢力角逐，爭的是權力，爭的是能給自己代表的團體謀到利益，并不是給國家和社會做出什么貢獻與付出。

中國從沒有主張過，讓別的國家學習中國怎樣為人民謀福祉的政治制度，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理解并認識到了中國社會的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他們正在探索與學習，包括中國從社會中選拔干部而設的黨校這一重要舉措。

區別還很多，筆者由于才疏學淺，只能說出上面的一小部分，大的部分還不能做到深刻理會與表述。

東西方需要交流，但交流應當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尊重的原則基礎之上，相互學習、相互借鑒才是世界向前發展的動力源泉，才能真正達到全世界人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共同進步的新階段。

第五篇：人本主義與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初探

人本主義與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初探

［摘要］ 人本主義對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案件的審理審判上，為防止法官獨斷造成冤假錯案，很早形了對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見、逐級審理的審慎的審判制度；

（二）為防止上下級法官沆瀣一氣、相互勾結、徇私舞弊，很早形成了皇權控制下的檢察監督制度；

（三）為防止和減少冤假錯案、緩和社會矛盾，自漢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級長官直接詳審罪囚、平反冤獄的錄囚制度；

（四）為確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敗，很早形成了帶有明顯人本主義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責任制度，人本主義與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初探。

［關鍵詞］ 人本主義；司法制度

尊重人的生命、注重人的人格尊嚴和注意維護人與人和諧關系的人本主義不僅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一大價值取向和基本特征，而且是法律制度發展的重要內在動力。這種人本主義對中國法律制度的影響雖然是斷斷續續、時隱時現、忽強忽弱，但由于持續時間之長、影響范圍之廣，因而不僅為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增添了絢麗的光彩，而且確立了自身在世界法制史上的獨特地位。筆者以為：人本主義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對司法制度的規范和制約更為明顯、更為具體、更為直接和更為持久。本文擬就中國古代司法制度中所涉及的案件審理審判、執法檢察監督、監獄錄囚制度及法官回避和責任制度中所彰現的人本主義展開必要探討！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人本主義源遠流長，從西周初年政治家信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將亡，聽于神；國將興，聽于人”的注重人的作用的人本主義之濫觴，到道家鼓吹“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語）”特別是自漢代后被獨尊的儒家宣揚“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天地之性，人為貴（孔子語）”的凸現人在世界中的主體地位的人本主義之勃發，人本主義始終逶迤并浸淫于中國古代各種制度中，不僅成為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內在動因，而且成為中國文化受世人推崇的價值所在。筆者認為，中國古代人本主義的價值取向在司法制度上的表現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案件的審理審判上，為防止法官獨斷造成冤假錯案，很早形了對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見、逐級審理的審慎的審判制度。“人命關天”，中國古代人本主義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尊重和體恤人的生命，主張盡量少殺不殺，嚴禁錯殺，盡可能“明德慎罰”、“省刑慎殺”。受這種人本主義價值取向的影響，為防止法官獨斷專行，造成冤假錯案，西周時期即已出現了反復審理多次征求眾人意見的“三刺制度”。此制度主要是對一些大案、要案和疑案特別是死刑案，要求反復征求多人意見，以保證案件審理和審判準確無誤。“三刺”就是“一問群臣、二問群吏、三問萬民”，審理案件頗有一種講民主的意味。孟子對此評論說：“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西漢以后隨著以主張“仁者愛人”、“天地之間人最貴” 的人本主義為主要內核的儒家思想逐步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立國之本和治國總綱，中國古代形成了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多級審判制度和多部門共同審理制度。秦朝雖然“以法為本”、“專任刑罰”，但為了維護長期統治和受西周“省刑慎殺”的影響，還是對死刑實行了縣、郡、中央的三級終審制，漢朝則實行了縣、郡、州、中央的四級終審制。死刑案件必須具文上報朝廷，經核準后執行。凡案件有疑難問題，地方司法機關不能決斷者，要逐級上報，直至由廷尉或皇帝裁決，稱為“讞疑”。三國、兩晉、南北朝基本沿襲漢制。當時規定按審級逐級告訴，一般不得越訴。為有冤情者上訴最高司法官，魏晉時在宮門外置登聞鼓，可擊鼓鳴冤，確立了直訴制度。不僅如此，西漢時還形成了重大案件由眾多高官聯合審理的“雜治”制度。

隋唐以后中央國家機關為“三省六部制”，中央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臺三大司法機關，簡稱“三法司”，死刑案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的長官負責、共同審理，形成了“三司推事”制度。這一時期受西晉死刑必須向皇帝奏報制度的影響，特別是受帶有明顯人本主義思想特征的“德主刑輔”治國方略的浸淫，死刑奏報皇帝制度日趨完備。唐時，堅信“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的堪稱“人本主義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為嚴格控制死刑，規定了“在京者”五復奏、在外者“三復奏”的原則和制度。共同審理死刑的“三司推事”制度，后來到明清時期形成了更為嚴格的死刑等重大案件由中央各部院長官共同審理死刑案件的“三司會審”、“九卿圓審”等“會審”、“秋審”、“朝審”制度，帶有尊重人的生命的人本主義的審判制度日臻完善。

第二，為防止上下級法官沆瀣一氣、相互勾結、徇私舞弊，很早形成了皇權控制下的檢察監督制度。如何牽制法官，防止由于其專斷而濫用法律造成百姓的痛苦，成為中國信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古訓、受到一定人本主義思想熏陶的開明封建統治者的心頭之患。受人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在秦漢時既已形成了類似西方法律監督的檢察制度。秦漢時廷尉是全國直接向皇帝負責的最高司法長官，而御史臺的御史大夫則擁有監察百官、監督司法和參與審判大案要案的的三大職權。御史臺發揮了監督上下法官執法審判的重要作用。當然，這種分權和監督，說到底都是為鞏固封建皇權服務的。但它畢竟牽制和分散了由審判權過于集中可能導致的司法擅斷，進而起到了減輕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苦難的作用。

隋唐以后，大理寺、刑部、御史臺三大司法機關中大理寺是中央審判機關，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刑罪的判決要直奏皇帝批準，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權；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案件；御史臺是中央檢察機關，負責檢察百官，監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審判活動，并參與審判大要案，管理制度《人本主義與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初探》。三大司法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不僅強化了皇帝對司法的進一步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防止了由司法擅斷造成的百姓苦難。

不僅如此，隋唐時受人本主義的影響，當時規定：地方上不便于解送中央審判的，則由中央派見監察御使、刑部員外郎和大理寺司直或評事等官員為“小三司使”，前往地方審判，這樣既便于地方審理一些不便上交的案子，同時也加強了對地方司法官員的監管，收到了一定的防止地方官員徇私舞弊、魚肉百姓的效果。有時還派“小三司”———門下省給事中、中書省中書舍人和御史臺御使到地方去共同組成特別法庭，專門審理百姓欲告無門的冤假錯案。唐朝還完善了直訴制度，百姓如有冤屈可通過邀車駕、擊登聞鼓和上表等形式直接越級向皇帝上訴。

宋朝時，受隋唐較為突出的人本主義和日益活躍的商品經濟對司法制度的影響，統治者對司法機關進行了必要調整：在職權上，縮小大理寺，增大刑部，大為提高御史臺。御史臺既可審理中央品官犯罪大案，又可審理地方不能決斷的重大、疑難案件，“州郡不能決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決而付之刑部，刑部不能決而后付之御史臺”宋淳化三年（991 年）又設審刑院，由皇帝近臣組成復核刑部的大案要案。還設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受理直訴案件，以減少和避免冤假錯案。宋朝為處理大案、要案還臨時組成特別法庭———制勘院、推勘院，“詔獄謂之制勘院，非詔獄謂之推勘院”176。真宗時，還設立“糾察在京刑獄司”，其職責主要是對包括御史臺在內的所有京城司法機關進行監察的總機構，糾察官有事可直接向皇帝稟告。為監督各路的司法刑獄事務，還成立了“提點刑獄司”，簡稱“提刑司”或“憲司”。宋代統治者在對司法官員審判案件的監督上稱得上是殫精竭慮、煞費苦心，雖說是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皇帝對司法的干預與監控，但同時也是為了防止上下法官相互勾結、胡作非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痛苦，表現出明顯的人本主義傾向。

元朝改大理寺為宗正府，進一步提高御史臺的作用，加強了對各級司法機關的執法監督。明朝朱元璋撤消丞相之制，直接統領六部，設都察院取代御史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稱“三法司”。三者之間刑部掌管審判和刑獄政令，受理地方上訴案件，審核地方大案要案和審理中央百官的案件。大理寺專掌復核。都察院監督審判，糾劾百官。大案要案由三法司會審，稱“三司會審”。這一制度，到清代發展為“九卿圓審”。對死刑案的反復審理，體現了尊重人生命的人本主義。

明宣德十年（1435 年）全國劃分為十三道，為加強對各地包括司法機關的監察，特設十三道監察御使110 人。監察御使經常代表皇帝巡按地方，又稱巡按御使，權力與各省長官平列。巡按御使往往在地方“審錄罪囚，吊刷案卷”，發現冤情立即糾正平反，對所發現的徇情枉法的法官迅速奏劾，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司法腐敗和百姓冤屈。后來皇帝又派出都察院正副長官或六部尚書、侍郎（二人必兼以正副都御使銜）出巡處理地方發生的大事，側重軍事的叫總督，側重民事的叫巡撫，有的授以提督、經略、總理等官銜，均兼掌司法監察，后發展為督撫制度。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對司法機關和官員進行必要的監督，防止其由專權導致的百姓冤屈，本身就是一種體恤百姓愛惜生命的人本主義。

第三，為防止和減少冤假錯案、緩和社會矛盾，自漢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級長官直接詳審罪囚、平反冤獄的錄囚制度。自西漢武帝時期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將儒家思想定為立國思想和治國方略，儒學中“德主刑輔”、“仁政恤刑”、“明德慎罰”的人本主義思想便得以驟興和流傳，武帝時出現了州刺使與郡太守定期巡視轄區錄囚之事，到東漢時，明帝、和帝均曾在京城洛陽諸獄錄囚，“錄囚”又稱“慮囚”，主要指皇帝和各級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視監獄，詢查獄囚，實行寬赦，對發現的冤假錯案及時進行平反和糾正。

錄囚制度，其實最早源于西周時期“仲春三月，命有司省囹圄”［6］。東漢后漸成定制，魏晉南北朝皇帝和各級官吏親錄囚徒不乏于史。唐代錄囚制度有所發展并趨于完備，主張“慎獄恤刑”的唐太宗李世民“每視朝，錄禁囚二百人，帝親自案問”［7］宋代錄囚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宋太祖在“每親錄囚徒”的同時，下詔命兩京及諸州長官督促獄官每五日一慮囚，“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員，歲以為常”［7］135。唐宋時期，一是形成了皇帝常行親錄囚徒的定制，二是把錄囚定為地方長官和獄官的重要職責且規定了嚴格的期限，三是把錄囚當作寬赦前的重要鋪墊。錄囚可以對一些冤案和久拖不決的案件進行必要干預，對其情可矜者予以減刑或免刑。錄囚制度自唐宋后一直為歷代王朝所重視，雖是封建最高統治者掌握司法大權、監管司法的重要手段，但在改善司法狀況、及時糾正冤案、化解和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社會作用，應該受到肯定。

第四，為確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敗，很早形成了帶有明顯人本主義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責任制度。早在人本主義濫觴的西周時期，即已形成了法官責任制。為防止法官徇私舞弊、貪贓枉法，西周時開明的統治者明確規定嚴禁“五過之疵”，凡是“惟官（依仗權勢）、惟反（打擊報復）、惟內（袒護親屬）、惟貨（接受賄賂）、惟來（受人請托）”的司法官，“其罪惟均”［5］27 意思是說，凡是有上述五種行為不能秉公執法、導致判案有誤的法官，均按錯判之罪加以懲罰。

唐朝是人本主義對社會影響最為顯著的時期，“一準乎禮”的法律制度實現了儒家思想與法律制度的有機融合，“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立法原則蘊涵和張揚著人本主義，受此影響的唐朝封建統治者在處理各種事物時往往表現出以人為本的總體特征，日趨完備的法官責任制的人本主義色彩尤為顯著。《唐律疏議》在《斷獄律》中規定了較為嚴格的法官責任制，規定司法官審理案件，凡是有以下情形者都要受到嚴厲處罰：

（一）法官違反有關案件移送管轄規定的；

（二）判決不具引法律正文的；

（三）超出告狀范圍審判的；

（四）斷罪應向上級或皇帝奏報而不奏報的；

（五）徒以上罪判決后不告知罪犯及家屬，讓其“服辨”的；

（六）違法刑訊的；

（七）故意或過失出入人罪的。

為防止司法官員因親屬或仇嫌關系故意出入人罪，確保案件審理和審判的公正性、權威性，唐玄宗時還規定了嚴格的法官回避制度。堪稱中國第一部行政法的《唐六典·刑法》明確規定：凡司法官與當事人有親屬、師生、仇隙關系的，當事人可以申請該司法官回避。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最早的以行政法典的形式規定的法官回避制。

總之，涉及面較廣、持續時間較長的中國古代司法制度中所彰現的人本主義傾向，不僅使當時的司法制度起到了減輕民眾痛苦、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發展與進步的積極作用，而且為自身走向近代與西方法制實現“接軌”做了重要鋪墊，為中國古代司法制度過度到近代提供了寶貴的價值取向和內在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