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司法認知和免證

簡論司法認識和免證事實

一、司法認知和免證事實述論

（一）司法認知。

“顯著之事，無需證明”，這是一句古老的古羅馬法法諺，也是司法認知作為一種思想的起源之所在。作為一項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規則，則始于1872年英國高等法院法官斯蒂芬起草的印度證據法.該法首次在第56條和57條規定了有關司法認知的要旨和認知事項.為改變普通法上證據規則非常繁雜的狀況，斯蒂芬于1872年秋開始為英國起草證據法，提出于國會，未完成立法程序，就自行以該法案為藍本而草擬成證據法綱要于1876年問世。該法因系斯蒂芬所起草，其內容包括司法認知部分與印度證據法多相類同。隨著證據法理論的研究中心轉至美國，1887年為便于在美國適用，雷若茲法官按照當時在美國的通行規則將英國證據法加以修訂，于第58條和第59條規定了審判上的認知，即司法認知。相比之下，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僅以簡單的條文對其加以規定。我國立法未規定認知規則。

單就其含義來說，司法認知是指法官在訴訟進行過程中，依據事項的特殊性質，或者基于一定的理由，不待當事人主張或舉證，合乎理性的將應當適用的法律或某種待認定的事實直接予以確認，并將其作為裁判的基礎。

司法認知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司法認知的主體僅限于享有裁判權的法官。其次，司法認知的對象包括法律與事實。就法律而言，不僅包括國內法，而且包括國際條約和重要的國際慣例，一定條件下外國法也屬于認知的范疇。就事實而言，作為司法認知對象的事實是特定的，即具有客觀性或公知、公認性，排除了當事人的合理爭議的事實，包括案件事實和證據事實。再次，司法認知同時包括事項的認知過程與認知結果。最后，司法認知的效力是絕對的。

（二）免證事實。

有關免證事實,程序法多做出較為系統的規定，而實體法多就某些免證事實(如推定等)做出一些規定。在我國，現行訴訟法典中僅有《民事訴訟法》就公證事實做出規定(第67 條)，有關免證事實多由司法解釋做出了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2002年)等。綜合這些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免證事實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1.眾所周知的事實。對于眾所周知的事實,無需提供證明,這是一條古老的法則。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指為具有一定知識經驗的一般人共同知曉的常識性事實。一般說來,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眾人皆知且對其真實性不存爭議的事實,所以成為免證事實。2.法院依職責或者職務所知悉的顯著事實。對于法院依其職責或者職務所知悉的顯著事實,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通常作為免證事實。法院因依法履行其職責或者執行其職務所知道的事實,例如,法院或法官所做的判決內容以及他法院或法官所做的判決、作為法官職務上應留意的破產宣告的公告、失蹤宣告等,既包括在本案中所知的,又包括在其他民事訴訟、行政訴訟或刑事訴訟中所知的,也可因辦理非訴訟事務所知的。3.推定的事實。推定是指由法律規定或由法院按照經驗法則,從已知的前提事實推斷未知的結果事實存在,并允許當事人舉證推翻的一種證據法則。其中,據以做出推斷的事實,即已知的前提事實,為基礎事實;根據基礎事實而推定存在的事實,即結果事實,為推

定的事實。應當明確,實體權利義務關系是以結果事實為基礎的,并非以前提事實為基礎。4.自認的事實。當事人自認的事實說明雙方當事人對此事實無爭議,所以無需作為證明對象。當事人自認的事實必須作為判決的根據,是辯論主義的基本內涵之一。這種情況適用于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領域,而不適用于刑事訴訟領域。5.生效的裁判、公證文書和行政行為確認的事實。

二、司法認知制度和免證事實規則的差異分析

(一)司法認知和免證事實的設置目的。

司法認知與免證事實，二者設置的目的都是對于一些事項由法院直接予以確認，從而免除當事人的舉證義務。雖然二者的范圍不同,而且我國免證事實程序規定相當薄弱,但并不妨礙兩者存在之價值:二者對認知和免證事項的規定,對于確定訴訟當事人舉證責任的范圍,明確法官職權職責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認知和免證的事實的客觀性，二者是唯物觀在司法實踐中的體現,是人類理性在訴訟中的反映；由于認知和免證的主體是法官，二者體現了訴訟的公正性,有利于實體權利得以實現。雖然司法認知與免證事實在設置目的上基本相同,但其所設置的主體及理念卻有著一定的差異。司法認知的主體是法官，強調法官司法認知的責任和義務;免證事實的主體是案件的當事人，強調免除案件當事人對部分事實的舉證義務。法院在司法認知中應當主動發現司法認知的事項，告知當事人并主動進行司法認知，而在實施免證事實規則的法院,這種責任更多地為當事人所承擔。

(二)司法認知對象和免證事實的適用范圍。

1.司法認知的對象。司法認知的對象,即司法認知的適用范圍,是指法院對于哪些事項可以采取司法認知。司法認知的對象是毫無爭議的,各國法律幾乎都規定了“眾所周知的事實”或“顯著的事實”可以成為司法認知的事項。首先“眾所周知的事實”或“顯著的事實”在地域上應當有所限定，是全世界范圍、全國范圍，還是某個地區范圍。其次，對于“眾所周知的事實”或“顯著的事實”，應當以誰的認識為標準?英美法認為應當以一般人的認識為標準，而大陸法則主張以法官的認識為標準。一般人所知悉的，法官作為一般人中的一員也會知悉;反之,法官所知悉的一些職業知識，一般人則不一定知悉。從邏輯上看,以一般人的認識為標準更合理一些。

2.免證事實的適用范圍。如前所述,根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一些司法解釋的規定,我國訴訟法中免證事實的范圍概括來說主要包括：眾所周知的事實、法院依職責或者職務所知悉的顯著事實、推定的事實、自認的事實、生效的裁判、公證文書和行政行為確認的事實。對于上述事實,我們可以進行分類,如當事人承認的事實可以歸為自認；眾所周知的事實可以歸為一類；法律規定的推定事實、根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推定的事實可以歸為推定一類；生效的裁判、公證文書和行政行為確認的事實可以歸為一類。因此,簡單說,免證事實的范圍包括眾所周知的事實、自認、推定及生效裁判文書及行政行為確認的事實。

3.司法認知的對象和免證事實的適用范圍的差異。通過以上對司法認知和免證事實對象和范圍的歸納,可以看出以下差異:其一,司法認知的對象包括事實和法律,而免證事實的對象僅僅為事實。雖然免證事實對象中包含法律規定的推定事實、生效裁判、公文書和行政行為確認的事實,這兩項事實中直接或間接涉及到法律,但這兩項中法律并沒有直接成為免證事實的對象；其二,雖然司法認知和免證事實均將事實作為其對象或范圍,但其實質內涵有著很大的差異。作為司法認知對象的事實主要是客觀事實,是一般人所能了解到的事實。而免證事實所規

定范圍內的事實,不僅包括上述客觀的事實,而且包括一些主觀事實。另外,生效裁判、公證文書和行政行為確認的事實實際上也可以視為主觀的事實,在許多國家的法律中,與這些事項相對應的分別稱為“自認”、“預決的事實”以及“推定”。它們雖然沒有被納入司法認知的范圍,但大多設有專章規定其適用范圍、程序等。

(三)司法認知和免證事實的效力。

1.司法認知的效力。法官一旦對符合客觀性、公然性的事項采取司法認知，便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司法認知的效力包括對當事人的效力和對法院的效力兩個方面：其一，對當事人的效力。司法認知的首要效力便是免除了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一方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免除是對方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加重,但由于司法認知具有絕對的效力，對一事項一旦予以司法認知,舉證方將不會被采納。其二，對法院的效力。司法認知對法院的效力表現在法院對司法認知的事項無需查證，但對符合司法認知適用條件的事項應當進行司法認知。

2.免證事實的效力。免證事實的效力主要體現在其對當事人的效力，即免除了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任何一方當事人在法庭訴訟的過程中均可以自由地使用免證事實范圍內的事實來證明或者印證對自己有利的主張,而無需對其引用的免證事實舉證。

3.司法認知效力和免證事實效力的比較。通過對司法認知和免證事實效力的描述可以看出，司法認知和免證事實在效力上并沒有太大的差異。司法認知和免證事實均會對當事人產生免除舉證責任的法律效力。同樣，法院對于符合司法認知或免證事實的條件或范圍的事項，應當進行司法認知或確認。

（四）司法認知和免證事實的程序。

1.司法認知的程序。各國證據法大凡規定了司法認知的,都對司法認知的程序作了詳盡系統的規定。根據目前各國的立法和實踐,司法認知的主要程序有：

(1)法院主動認知和當事人申請認知。司法認知的主體是法官，法官可以不待當事人申請，依職權對于眾所周知的事實和法律主動采取司法認知，免除當事人的舉證義務。

(2)告知當事人聽證。多數國家的法律規定，如果法官將要認知某一事項，應立即告知當事人，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進行反駁。

(3)指示陪審團。在陪審團審理的案件中，凡是經過司法認知的事實，法官將指示陪審團將其視為本案中已經確認的事實，無需再通過證人或實物證據予以正式證明。

2.免證事實程序。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包括司法解釋中都未對免證事實的程序作任何明確規定，只草草規定對于有些免證事實的事項，“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也就是說，對于有些免證事實的事項，當事人可以提出相反證據予以反駁,如果該相反證據充分確鑿，則法院不可將此事項作為免證事實采用。

第二篇：免證事實與司法認知

第六節免證事實與司法認知

一、免證事實---即免除當事人舉證的事實。

1、當事人承認的事實，一是自認；二是認諾。前者通常不會導致敗訴的后果，后者則會導致法院依據認諾作出滿足對方當事人訴訟請求的判決。

2、預決的事實---指已為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所確定的事實。包括為生效民事判決所預決的事實、為生效刑事判決書所預決的事實、為生效行政判決所預決的事實。

3、眾所周知的事實---一是訴訟發生時為大多數人所知曉；二是審理案件的審判人員也知道。

4、自然規律及定理。

?對于自然規律或科學定理，不必舉證證明。

?對于審判人員不知曉的科學定理，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應當進行解釋，告訴審判人員可以從何處尋證。

5、經公證證明的事實。

當事人提出公證文書證明其所主張的事實后，人民法院就不必再對該文書進行審查，也不必再要求該當事人提供其他證據，只要對方當事人未提出足以推翻公證證明的相反證據，人民法院就可以直接將它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二、司法認知

（一）概念---也稱審判上的認知或審判上知悉，指對于應當適用的法律或某一待認定的事實，法官依申請或依職權初步認定其為真實的一種訴訟證明方式。

（二）特征

1、司法認知的主體僅限于法院。

2、司法認識的客體是特定的事實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能成為司法認知對象的事實為眾所周知的事實、自然規律及定律、生效裁決預決的事實、公證證明的事實等。

3、司法認知同時包括事實認定的過程和認定結果。

4、司法認知的效力

a、對當事人的效力---免除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當事人的認知請求權。

b、對人民法院的效力---應以裁定的方式作出，并且向當事人指明，在司法認知前為當事人提供反駁的機會。

?司法認知與免證事實。

（1）就某一無需舉證的事實而言，司法認知與免證事實首先存在認識角度的不同。免證事實以當事人為視角，將某一特定事實排除出證明對象，同時免除了當事人就該事實提出證據的責任。司法認知則以法院為視角，強調的是法院的行為，即法院對于某一特定事實應當如何認證。

（2）二者的范圍并非完全一致。某些事實（如當事人自認的事實），即使免予當事人舉證，也不意味著法院就可以直接認定，法院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調查取證。

（3）免證事實僅僅靜態地描述了與證明對象有關的事實，它通常不涉及法院的行為以及對方當事人的行為，而司法認知動態地體現了法院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

第九章證明責任

第一節證明責任的概念

一、證明責任---是證明主體為了使自己的訴訟主張得到法院裁判的確認，所承擔的提供和運用證據支持自己的主張以避免對于已方不利的訴訟后果的責任。

二、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由控訴方承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更不承擔自己有罪的責任。辯方有提供有利自己的證據權利，但不能視為是應當證明責任。

三、民事、行政訴訟中，證明責任包含四個方面的內涵---主張責任、提供證據責任、說服責任、不利后果負擔責任。

四、人民法院的證明職責---在訴訟中，法院承擔審查判斷證據的責任，有時也要在法庭中宣讀、出示證據，甚至主動依職權收集證據，法院進行上述活動并不屬于履行證明的行為，而屬于履行法律賦予的審理職責的行為。

第二節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

一、證明責任的分配---指按一定的標準，將不同法律要件事實的證明責任，在雙方當事人之間預先進行分配，使原告對其中一部分事實負證明責任，被告對另一部分事實負證明責任。民事訴訟需要分配證明責任的原因在于：

（一）民事訴訟證明的復雜性---作為證明活動主要對象法律要件事實復雜多樣，包括引起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消滅的事實。從公正和效率考慮，也需要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分配舉證責任。

（二）對訴訟證明活動的指引作用---證明責任的分配不僅為法官如何裁判要件一這真偽不明的案件提供了準則，而且也為當事人如何進行攻擊和防御指明了方向。

二、我國證明責任分配的理論和實踐

（一）證明責任分配的原則---誰主張，誰舉證原則。

（二）證明責任的分配標準。

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證明責任的分配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作了更為具體的規定。其主要內容包括舉證責任的倒臵，合同糾紛案件、勞動爭議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以及舉證責任分配中的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

?實踐中：允許法官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依據公平正義原則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三、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倒臵

第三節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

一、刑事訴訟證明責任的含義

1、在刑事訴訟中，尤其在審判階段，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現象的出現概率低于民事訴訟。

2、對于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刑事公訴案件，應當首先進行補充偵查。

3、對事實真偽不明的案件作出最終判決所依據的是：無罪推定和罪疑從無原則。

4、在刑事訴訟中，不利后果是訴訟意義上的，不存在實體上的不利后果。

二、證明責任的承擔主體

（一）人民檢察院---在公訴案件中，人民檢察院必須承擔三項責任：一是提出證明的主張；二是提供證據的責任；三是說服責任。

（二）刑事被告人以外的訴訟當事人---包括被害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特殊情形下的被告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案件，當公訴機關收集到足夠的證據證明某國家工作人員的則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且差額巨大時，證明責任轉移到被告人一方，如果不能說明差額部分的合法來源，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

三、非法證據的證明職責《例323》

第四節行政訴訟中的證明責任

一、概念

——指被告行政機關在訴訟中承擔的對其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并在不能證明其合法性時承受敗訴后果的責任。特殊性表現為：

1、在行政訴訟中，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現象較之民事訴訟不易發生。

2、人民法院只能判決撤銷或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3、行政訴訟中被告行政機關承擔的“不利后果”具有特殊性。

二、證明責任分配標準的特殊性——特定由被告人承擔

英美法上的證明責任理論中證明負擔和舉證負擔的區別。

1、英美法上證明責任概念有兩個含義，一個叫證明負擔，也稱說服負擔，是指當事人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結果，能夠說服事實認定者，包括陪審團和沒有陪審團審判時的法官，對該責任的負擔者作出有利的認定。否則，將承擔敗訴的后果。另一個叫舉證負擔，也稱提供證據的負擔，是指雙方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應當根據訴訟進行狀態，就其主張的事實或反駁的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2、舉證負擔實質是通過法官的負擔，是當事人履行證明責任的第一次負擔；證明負擔是當事人通過陪審團的負擔，是當事人履行證明責任的第一次負擔。

3、舉證負擔解決的是證據的法律問題，證明負擔解決的是證據的事實問題。

4、舉證負擔所要求的證明力較低，而證明負擔所要求的證明力較高。

5、舉證負擔所針對的對象是適用法律的法官，證明負擔所針對的對象是認定事實的法官(陪審團)

6、舉證負擔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來回轉移，它是推進訴訟進程的負擔；證明負擔則固定于一方當事人，它是承擔敗訴危險的負擔。

7、舉證負擔是根據訴訟法和證據法的要求產生的，證明負擔是根據實體法的要求產生的。

第三篇：皮亞杰認知發展論（范文）

皮亞杰認知發展論

在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中，前述之組織與適應二者，在性質上被視為具有不變的功能。意思是說，無論是嬰兒、兒童、青年以至成人，在吸收知識時都是經由組織與適應的歷程。至于前文所指的圖式，其性質則具有可變的功能。意思是說，圖式將因環境的需要與年齡的增長而改變；由小而大與由簡而繁地隨時變化。圖式的改變，不只是容量上的增加，而更重要的是質的改變；三歲幼兒與六歲兒童思維方式不同，小學生與中學生對同一事物在認知上也有差異。皮亞杰經由多年的觀察研究，發現自出生到青少年的成長期間，個體的認知發展，在連續中呈現出階段性的特征。皮亞杰按各階段個體圖式功能特征的不同，分之為四個年齡期，分別以不同名稱來表明各時期的圖式功能。

在進一步說明皮亞杰認知發展各階段的特征之前，尚需對他分期理論的要義補充三點：（1）各時期之間并非跳躍式的改變，而是連續中呈現階段現象。（2）對不同個體而言，各期特征的出現，具有很大的個別差異；這表示有的認知發展較快，有的發展較慢。（3）四個時期的前后順序是不變的，所有兒童的認知發展都是遵循四階段的法則進行的。以下是對皮亞杰認知發展期的進一步說明。

一、感覺動作期

感覺動作期（或感覺運動階段）（sensorimotor stage）是指自出生到兩歲嬰兒的認知發展階段。在感覺動作期，嬰兒賴以吸收外界知識的圖式，主要是視覺、聽覺、觸覺等感覺與手的動作。此等感覺與動作，最初只是簡單的反射，而后逐漸從學習中變得復雜，由身體的動作發展到心理的活動。到六個月以后，嬰兒能夠起坐與爬行，并隨之出現目的性的動作，即有目的地運用身體的動作（如口嘗、手抓）去達到目的。例如：在尚不能移動身體的嬰兒身旁，鋪放一條毛巾，毛巾上放置一個玩具，他會伸手去抓取玩具。如因距離較遠抓取不到，幾次嘗試之后，他就會放棄。但對較大的嬰兒來說，他就會用手拉動毛巾，從而取到玩具，這顯示嬰兒開始運用思維方式去解決問題。感覺動作期的末期，嬰兒的圖式將發展到物體恒存性（或客體永恒性）（object permanence）的地步。在嬰兒早期，如用布幕將其面前的玩具遮擋住，他不會尋找；原因是他的圖式尚缺乏對具體實物形成心像表征的功能。換言之，對幾個月的嬰兒來說，看不見的東西是不存在的。稍長及至一歲左右的嬰兒，對滾入床下而看不見的皮球，他會繼續尋找。這表示皮球之物體雖在眼前消失，而留在他心中的符號性的心像，卻仍然存在。顯然，物體的形象之所以能夠永存在嬰兒的圖式之中，這表示嬰兒末期已開始從具體實物中學到抽象的概念。接近兩歲的嬰兒，他不僅能當場模仿人或動物的動作，而且還能在事后憑記憶去模仿這些動作。像此種僅憑事后記憶就能模仿出來的能力，稱為延后的模仿（deferred imitation）

二、前運算階段

前運算階段（preoperational stage）是指兩歲到七歲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因此一時期正值入學之前與入學之初，故這段時期在教育上特別重要。因而無論是皮亞杰本人或其后的學者，對此一時期兒童認知發展所從事之研究，為數最多。皮亞杰之所以稱此一時期為“前運思期”，原因是此一時期的兒童遇到問題時固然會運用思維，但他在運用思維時常常是不合邏輯的。“前運思期”的意思即指兒童思維方式尚未完全達到合理地步之前的一段時期。按皮亞杰的解釋以及很多心理學家研究驗證（見Phillips．1975），此一時期兒童的思維方式之所以不合邏輯，主要是由于他的圖式在功能上受到以下三種心理上的限制所致。換言之，以下三種限制乃是兒童思想不成熟的原因。

1．知覺集中傾向（perceptual centration）所謂知覺集中傾向，系指前運思期的兒童在面對問題情境時，只憑知覺所及，集中注意于事物的單一向度或層面，忽略事物的其他向度或層面。顧此失彼的結果，難免導致對問題的錯誤解釋。對兒童知覺集中傾向的實驗研究，心理學家重復實驗驗證最多的是守恒（conservation）問題的研究。守恒是一種概念，此種概念所代表的意義是，某物體某方面特征（如重量或體積），將不因其另方面特征（如形狀）改變而有所改變。例如：將一大桶水倒入幾個小桶之后，水的原來重量和體積仍守恒不變。因為前運思期的兒童有知覺集中傾向，所以尚不能具有守恒的概念。圖3-2所示情境即皮亞杰用來觀察兒童是否具有守恒概念的實驗。先用A與B兩個大小完全相同的玻璃杯，在杯中盛入等量的牛奶（或果汁），并經兒童確認兩杯中牛奶量完全相等。然后當著兒童的面將B杯牛奶倒入廣口的C杯中。結果形成A杯與C杯的狀態。此時前運思期的兒童都相信A杯中盛著較多的牛奶。原因是他只集中注意于牛奶在容器中深度的改變，而忽略了容器廣度的改變，致使無法形成牛奶體積守恒不變的概念。皮亞杰變化各種情境從事觀察實驗。例如：將十塊積本緊接排為一短行時，兒童相信比同塊數積木分散排為一長行時為少。

根據皮亞杰的解釋，前運思期兒童之所以缺乏守恒概念，除了因知覺集中于一方面特征，忽略另方面特征之外，兒童只集中注意形態的改變，而忽略改變的過程，也是阻礙他形成守恒概念的原因。再就圖3-2的實驗情境看，A和B兩杯內所盛牛奶等是第一種狀態，A與C兩杯內所盛牛奶深度不等是另一狀態。在這兩種狀態之間，將牛奶從B杯倒入C杯是過程。前運思期兒童所注意到的只是前后兩種形態的不同，而忽略過程中所顯示的事實：C杯中所盛者就是原來B杯中的牛奶。

2．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不可逆性與可逆性（reversibility）是相對的兩個概念。可逆性是合于邏輯的思維過程。最常用到的是數學運算以及所有屬于因果關系的問題。所謂可逆性，是指思維問題時可以從正面去想，也可以從反面去想；可以從原因去看結果，也可以從結果去分析原因。如此，順向與逆向兼顧的思維歷程，即稱為可逆性。如以下的例子：

由已知 9＋6=15

即可推知 15-9＝6

由已知 男生人數+女生人數=全校學生人數

即可推知 女生人數=全校學生人數-男生人數

由已知 A＋B=C

即可誰知 C-B＝A

前運思期兒童之所以思想不夠周延、之所以不能具有守恒概念，在思維時他的圖式功能所表現的不可逆性，乃是阻礙其合理思維的原因之一。菲力普（Philips，1969）曾就兒童思維中不可逆性的問題，采用皮亞杰與兒童對話的方式，觀察一個四歲男童的反應，對話內容如下： 問：你有兄弟嗎？

答：有。

問：他叫什么名字？

答：叫吉姆。

問：吉姆有兄弟嗎？

答：沒有。

根據心理學家們的重復研究，兒童思維問題時守恒概念的形成，多在前運思期（2～7歲）之后。由此看來，學前兒童與小學低年級學生的思維方式，多未臻于合理思維的程度。不過，據研究發現，兒童守恒概念發展的水平，隨所思維問題的性質不同而有差異。兒童對數字概念的守恒，發展較早，平均在5～6歲；對物體體積改變的守恒概念，平均在7～8歲；對物體重量改變的守恒概念，平均在9～10歲（見Dembo，1991）。

3．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皮亞由去集中化所取代。所謂去集中化（decentration），是指具體運思期的兒童，在面對問題情境思維時，不再只憑知覺所見的片面事實去做判斷。此外，具體運思期的兒童，對可逆性的問題，也不再以不可逆性的思考方式去思維，而且他們均已具備了守恒的概念。

去集中化的思維特征，是具體運思期兒童思維成熟的最大特征。著名認知心理學家弗拉維爾（Flavell，1986），曾以前運思期兒童與具體運思期兒童為對象，采用以下的實驗情境，觀察兩時期兒童之去集中化思維方式的差異。

該實驗的設計是，將一個紅色的玩具汽車，置于深綠色的透明膠片之下，使之看來變為黑色。讓三歲與八歲代表前運思期與具體運思期兩階段的兒童，先看過紅色汽車之后，隨即將之置于膠片之下，并要他們回答膠片底下的汽車是什么顏色。結果發現，三歲兒童回答黑色，而八歲兒童則回答紅色。按實驗者的解釋，三歲兒童受知覺集中傾向的限制，面對此一問題情境時，只能根據情境的外顯表象（perceived appearance）去思維。而進人具體運思期的兒童，面對同一問題情境時，在認知能力上能夠去集中化，根據情境的內隱實質（inferred reality）去思維問題。換言之，前運思期兒童對事物的認知，傾向于“由所見而知”，而具體運思期兒童的認知則是傾向“由所知而知”。

兒童的認知發展達到具體運思期時，也已具備分類（classification）的能力。分類的心理運作是將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事物放置在一起。分類是一項重要認知能力，此項能力也是隨年齡增長而逐漸發展的。前運思期的兒童已開始發展出分類能力，惟此一時期的兒童，其分類所根據的標準只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根據皮亞杰研究發現，具體運思期與前運思潮兒童，在分類思維上的差異，主要在于前運思期兒童只能按明確的、具體的標準分類（如顏色、形狀、體積、功用等），而不能按復雜的、抽象的標準分類。皮亞杰曾以學前（前運思期）兒童為對象，在面對很多不同顏色花朵之情境下，先后問他們兩個問題，先問：“你說紅花多還是白花多？”等他回答之后再問：“你說紅花多還是花多？”結果發現，學前兒童一般都能正確回答第一個問題，但卻不能回答第二個問題。按皮亞杰的解釋，這是由于學前兒童在認知發展上尚未具備類包含的能力（Piaget ＆ Inhelder，1969）。

所謂類包含（class inclusion），是指分類思維時能區別主類（大類）與次類（主類中所包含的各次類）間之關系的能力。按上述問題，紅花與白花都是花類（主類）之下的決類，彼此間的特征具體明顯，容易比較。而主類與次類比較時，因缺少同一的與明確的標準可資依據，故而認知困難。當然，前運思期兒童之所以缺少類包含能力的原因，與前文所指的知覺集中傾向也有密切關系。一俟兒童認知發展達到具體運思期的地步，在分類思維時，即已具備了類包含的能力；故一般小學中年級的兒童，都能輕易地回答“白色汽車多還是汽車多？”的問題。

四、形式運算階段

形式運算階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是指十一歲以上青少年認知發展的階段。按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認知發展達到形式運思期的水平，就代表個體的思維能力已發展到了成熟階段；以后再增加者只是他從生活經驗中增多知識，而不會再提升他的思維方式。綜合皮亞杰本人與其后心理學家的研究發現，認知發展臻于形式運思期的青少年，在思維方式上具有以下三個特征（Inhelder ＆piaget，1958）：

1．假設演繹推理（hypothetic-deductive reasoning）假設演繹推理是邏輯思維的基本形式之一。此種推理思維的特點是，先對所面對的問題情境提出一系列的假設，然后根據假設進行驗證，從而得到答案。皮亞杰曾以擺動吊錘做實驗，要求受試者解答在吊繩長短、吊錘重量、推動力量三種變化中，何者是影響錘擺速度的因素。實驗結果發現，只有認知發展達到形式運思期水平者，才會按照類似以下假設演繹推理方式尋求答案：先假設影響擺速的因素為錘重，然后保持另二因素不變而只變化錘的重量以驗證之。也可先假設繩長為影響因素，然后保持另二因素不變0只變化繩長以驗證之（正確答案）。如此系統進行，終可得到正確答案。

2．命題推理（propositional reasoning）認知發展臻于形式運思期的青少年，在推理思維時，不必一定按現實的或具體的資料做依據，只憑一個說明或一個命題，即可進行推理。例如：用這樣一個問題分別問小學生和中學生：“要是你當學校校長，你怎樣管理逃學的學生？”小學生也許會回答：“我不是校長，我不知道。”中學生就可能按他的想法說出一番道理。命題推理思維的特點是超越現實的一種思維方式，此種思維方式對青少年的心理成長而言是很重要的。因為青少年喜歡從幻想中計畫未來，合理的思維才是形成其合理計畫的基礎。3．組合推理(combinatorial reasoning)在面對由多項因素形成的復雜問題情境時，認知發展臻于形式運思期的青少年，可以根據問題的如何評定兒童的認知發展水平條件，提出假設，然后一方面孤立某些因，一方面組合另些因素，從而在系統驗證中獲得正確答案。杰用自我中心主義一詞所表達的前運思期兒童的思維特征，其涵義并不帶有“自私主義?的意思。只用以說明此一時期的兒童，在面對問題情境予以解釋時，只會從自己的觀點著眼，不會考慮別人的不同看法。換言之，前運思期兒童只能主觀看世界，不能客觀地予以分析。此一時期兒童在思維上之所以帶有自我中心傾向，自然與前述之知覺集中傾向的特征，具有密切的關系。圖3-3的情境，是皮亞杰用來觀察前運思期兒童自我中心主義心理傾向的實驗設計之一（Piaget & Inhelder，1976）。該實驗的設計是，在桌子上放置三座山的模型，在高低、大小、位置上，三座山之間有明顯的差異。實驗時，先讓一個三歲的幼兒坐在一邊（如左圖A邊），然后將一個布偶娃娃放置在對面（左圖C邊）。此時實驗者要幼童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看到的三座山是什么樣子？”第二個問題是：娃娃看見的三座山是什么樣子？“結果發現，該幼兒采同樣的方式回答兩個問題；只會從自身所處的角度看三座山的關系（如兩座小山在大山的背后），不會設身處地從對面娃娃的立場（即右圖C邊）來看問題。皮亞杰采用七歲以下各年齡階段兒童為對象進行實驗，結果發現七歲以下兒童的思維方式，都脫不掉自我中心的傾向。皮亞杰所設計的此項研究，稱為三山實驗（three-mountain experiment）。

三、具體運思期

具體運思期（或具體運算階段）（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是七歲至十一歲兒童認知發展階段。此一時期兒童思維的主要特征是，他能夠面對問題時，循邏輯法則推理思維，但此推理思維能力只限于眼見的具體情境或熟悉的經驗。例如：小學四年級的兒童，多半能解答以下類似的問題（見Eggen＆Kauchak，1992）：

先畫長短不等的兩條直線1與2

——— 2 ——————

然后將2擦掉換成1與3

————— 3 ———

最后向兒童問：“原來的2比

現在的3長還是短？“

多半四年級兒童都能正確回答原來的2比現在的3長。原因是他已經會根據具體事實做推理思維：2比1長，1比3長，因此2一定比3長。像此種按物體某種屬性為標準排成序列，從而進行比較的心理運作，皮亞杰稱之為序列化（seriation）。

具體運思期正是小學的主要階段。小學中年級能夠學習算術四則題，而且能夠按題意自行運算，主要就是他們圖式的功能已經達到合理思維的地步。亦即是顯現在前運思期的幾種心理上的限制，已不復存在。前運思期的知覺集中傾向，已

第四篇：論如何實現司法公證

論如何實現司法公正

現如今，司法的公正性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問題也是人們經常討論的問題。個別法官的違法亂紀行為將案子辦成了“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使公眾對司法的公正透明產生了懷疑，使不少群眾感覺打官司就是在打關系、打金錢而非憑借法律法規，建立在法律法規的基礎之上。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們產生了疑問。如何實現司法的公正呢？怎樣做才能實現司法的公正呢？

不同人有不同的考量，不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少人也提出不少的意見和建議。下面本人就如何實現司法的公正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和建議。

首先，立法要公證。因為立法的公正是執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公正的立法就根本不可能也根本談不上有公正的執法和司法。要想達到立法的公正，立法機構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就要求立法機構在立法時，充分考慮到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全面的調研考察；充分考慮到法律條款的公正性、嚴謹性、全面性等。特別是相關法律涉及到弱勢群體時，更要考慮到對這些群體的公平公正。例如：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殘疾人的法律，孤寡老人的法律等等。還有法律在公布實施后要及時的修改修訂，符合時代的發展要求和現實情況的要求，不能說有些法律顯然已經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現實情況了，還不知道改，不知道修訂。正如前幾年《勞動法》、《婚姻法》的修訂，就是順應時代和現實情況的要求而修訂的。最后一點，充分了考慮基層法官的立法意見，因為畢竟這些基層法官審理的案件很多而且各種各樣，遇到的問題也很多，如何實現相關法律的公正性他們有足夠的資格提出意見，并且他們的意見也是更貼近實際情況的更符合實際要求的。他們的意見對完善司法的公正起到很大的作用，對彌補法律的漏洞也很關鍵。

在我看來，讓人民群眾感覺不公的大部分還是執法過程中的不公正。如何實現執法的公正是很重要很關鍵的。下面著重給如何實現執法的公正提出一些意見。

首先，確保執法的公正，要從人的思想教育抓起，觀念的轉變是根本的轉變，正如哲學上講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決定方法論。如果一個法官思想世界中，有堅定的信仰——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仰，有為當事人服務，為司法的公正服務的思想，有嚴格律己，公正執法的思想，那么我想他發生違法亂紀的行為的可能性就會很小。有太多的法官是思想境界不高，嚴于律己，公正執法的觀念不強，使得自己經不住誘惑，經不住糖衣炮彈的攻擊從而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的。

其次，確保司法的公正要建立健全必要的制約機制。

一是用人機制。在人員的選拔上要把關，一定要秉承公開、擇優、競爭的原則，以便選出優秀的人員從事司法工作，把那些不適合不能夠從事司法工作的人員擋在司法大門之外，絕不能有濫竽充數者混進司法機構中去，使其禍害一群人，讓這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從根本上杜絕這些人進入司法機構。還有法院的人事制度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實行人才的合理流動，人才的過于集中不利于他們充分發揮才能。重點的工作崗位可以輪換，避免一個人長期待在一個崗位產生消極怠工、貪污腐化的現象的發生。還可以讓熱門單位進行交流，交流經驗教訓，不至于其他部門發生類似的不公正的事情。

二是落實“合議制”和“回避制”。現如今的合議制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基本上被束之高閣、很少適用。案件的審理基本上都是由一個“主審法官”來審理，坐在審判庭上的其他法官只是在走過場而已，很少直接參與到案件的審理當中去。使得 2 合議制沒有很好的起到制衡的作用；沒有起到少數服從多數，達到相對公正的作用；沒有起到避免那一個人獨斷專行的作用。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必須落實“合議制”，讓“合議制”切實起到其應有的作用。還有回避制，憑我們現在的手段和措施，難以發現法官和當事人之間的利害關系。導致不能讓與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法官回避案件的審理，從而導致不公正的案件審理的發生。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務中，當事人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了解到法官的住址電話，可以和法官私下會見溝通，可以和法官吃飯娛樂。這些行為，雖然都是法律嚴厲禁止的，但由于難以發現，因此被處分的法官并不多。這些問題都導致“回避制”不能很好的被實行。所以要考慮如何發現法官與當事人的利害關系，讓與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法官回避對案件的審理。

三是審判公開制。公開才能增加法庭審判的透明度，才能使司法審判置于社會公眾輿論的監督之下，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司法公正。除了一些法律要求下的案件不予公開外，其他的案件都應該公開審理，都能夠讓公眾和媒體在一邊旁聽，都能讓公眾與媒體有提出疑問的權利。這樣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審判的不公正，避免暗箱操作，避免法官的個人情感夾雜在審判當中。

四是崗位責任制。案件審理的人員要職責明確，權限明確，責任到人。什么人做什么事都要明確，都要有相因的負責人，不能到案件出問題想找責任人時，找不到人或者責任人不明確。以此提高案件審理的相關人員的責任感。通過崗位責任制的建立和健全，還可以提高辦案的效率和質量，促進司法的公正。

最后，社會公眾也可以對司法的公正做出貢獻。比如監督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對違法亂紀的人員進行舉報揭露；同時公眾也要敢于同不公正的事件和人做斗爭，不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說不定哪天不公正的事情就在自己的身上發生。

第五篇：論司法能力建設

論司法能力建設

大力加強基層法院司法能力建設

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綱領。作為國家政權重要組成部分的的人民法院，要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要求同法院工作實際相結合，著力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特別是在各級法院大力加強基層法院建設之際，作為基層法院

如何深入貫徹落實《決定》精神，加強基層法院司法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并使司法機關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成為加強基層法院建設工作的嶄新課題。

一、加強基層法院司法能力建設，必須牢固樹立正確的執法指導思想

基層人民法院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指導審判執行工作,進一步強化大局意識，緊緊圍繞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主動把法院工作，放到大局之中去定位，在大局當中找準坐標，把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審判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在工作部署上始終貼近大局，在辦案實踐中心系大局始終使法院工作與大局工作合拍、同步。

要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和以人為本的思想觀念，全面落實司法為民的各項要求，尊重保障人權，努力促進人的自由和發展。堅持把司法為民要求貫徹到案件處理的每一個環節，通過認真履行法定職責，依法公正地審理好、執行好每一起案、處理好每一位群眾來訪，在各個環節體現社會主義司法性質和“司法為民”的服務宗旨。要進一步強化親民、愛民、便民、利民觀念，采取加強硬件設施建設、強化便民利民措施，改進司法作風、彰顯司法人文關懷。

二、加強基層法院司法能力建設，必須充分發揮各項審判職能作用

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司法能力，直接體現在審判職能作用的發揮上。

1、要充分發揮打擊職能，全力參與“平安”建設。把“嚴打”作為一項長期戰略任務，做到思想不麻痹、行動不松懈，繼續保持對嚴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

2、充分發揮訴訟調解職能，努力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注重運用訴訟調解職能，依法及時調處各類社會矛盾。把社會保障案件、群體訴訟案件及婚姻家庭、債務、賠償、相鄰權糾紛等案件作為重點，努力加大調解力度。及時化解社會矛盾，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3、發揮對經濟關系的調節職能，為黨和國家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提供強有力的法制保障。積極審理好與國民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案件，對企業改制和破產糾紛案件、涉金融案件等加大審判工作力度，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優化資產組合、促進產業調整和生產建設資金的有序流轉。要大力加強對民營經濟的依法保護力度，對涉及民營經濟主體的案件，在依法公正的前提下快立、快審、快結、快執，確保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認真審理好涉及招商引資的案件，樹立“人人是環境，案案是環境”的責任意識，積極受理，依法妥善審理，決不因服務不到位、審理不及時而影響經濟發展和招商引資的大局。

4、加大司法監督力度，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要認真、妥善審理行政案件，通過行政審判，依法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人身權、財產權和其他社會權利，監督、維護行政機關依法行政。

5、抓好執行工作，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要把執行工作提升到維護法制權威和人權保護的高度來對待，認真落實執行工作分權改革，嚴格限制延長執行期限的簽批，靈活運用執行擔保、執行和解、執行被執行人對第三人的到期債權、開庭執行等方式，確保生效法律文書得到有效執行，當事人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維護。

三、加強基層法院司法能力建設，必須強化法院科學化、規范化管理

向管理要質量，向管理要效率，以科學規范的管理來加強基層法院司法能力建設。要按照“理順職能、創新機制、規范運作”的原則，提高法院管理工作的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水平。

1、按照分類管理、分類考核的原則，加強以法官業績考核為核心的考評機制。要按照現代司法規律的要求，科學設定法官考核指標，突出法官實績考核，體現法官職業化建設的方向，建立法官業績檔案，構建科學的法官考核機制。對書記員實行單獨序列管理，對法警、司法行政人員根據其工作特點，制定、建立科學的管理辦法和考核機制。

2、要加強審判運行管理，促進審判流程的規范化運作。把審判流程作為管理主線，把程序、效率、效果作為管理重點環節，通過實施有效管理，保證審判權、執行權公正、高效行使。

3、加強審判質量管理，確保公正與效率。建立完善的審判質量監督管理機制，加強案件審理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督。

4、進一步加強了行政管理，切實提高保障能力。要把提高服務審判的水平作為行政管理的主線，以提高保障能力、加快法院信息化建設為重點環節，全面提升服務保障水平。

5、以開展信訪案件集中治理活動為契機，建立信訪工作長效機制。要把正確處理信訪問題作為加強“平安”建設和實現“六無法院”目標的重要環節，進一步強化信訪流程管理，暢通渠道，規范秩序，強化各職能部門責任，加強協調配合，形成合力切實解決問題。要堅持對案件的摸排制度，對不穩定因素和重點案件進行登記、分析，及時有效地加以解決。要加大對信訪案件的處理力度，貫徹“群眾利益無小事”的原則，切實依法把涉法信訪問題解決好，并通過解決涉法信訪問題，改進工作方法，提高執法水平。

四、加強基層法院司法能力建設，必須按照法官職業化的要求，建設一支高素質的職業法官隊

伍

以人為本，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是加強基層法院司法能力建設的重要保證。法官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依法治國方略的實現程度，對司法能力的發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采取切實措施，使法官進一步樹立公正、公開、中立、獨立的現代司法理念，強化法官職業意識，大力提高法官法學理論水平、法律專業水平和駕馭庭審、質證認證等職業技能，增強法官職業保障，保證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強化對法官的教育和監督，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水平，努力建設一支忠于黨、忠于人民，政治過硬、業務精通、作風優良、紀律嚴明、清正廉潔的職業法官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