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制度經濟學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缺陷

2011-04-16 03:28:22 來自: Rothbardian(人類的的斗爭是個體與制度之爭)

作者:張紅鳳、高歌 來源:《理論經濟學》2004年第7期

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使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方法上更具有現實性、社會性和歷史性而挽救它，并據之提出私有產權安排對經濟效率有決定性意義，最近30年來它逐漸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英刊《資本與階級》2002年秋季刊上發表了題為《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的文章，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批判，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并不能解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與問題：一方面，經濟學仍舊是非歷史的；另一方面，當涉及歷史、社會關系和現實的矛盾時，經濟學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為中心的解釋。因此丹尼爾·安卡魯認為新制度經濟學不是進步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新古典經濟學研究工具的退化的一個征候而已。文章的主要內容如下。

導言

“制度”已成為近年來政治和科學領域討論的關鍵詞.它反映了這樣一種普遍的認識：一個功能良好的市場經濟是以有效的制度框架為前提條件的。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也認識到沒有“良好制度”和有效政府的經濟發展是天方夜譚。

對制度的關注引發了許多有趣的問題。首先，它意味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能自生自滅，它是一種需要設計和支持的社會制度。其次，它已經非常關注資本主義發展史。

然而，另外有許多難以說清楚的問題暴露出來：比如，如果市場不是整合社會中個體力量的“看不見的手”，而需要來自社會的制度支持，那么市場有何特別的好處？如果資本主義市場不構成社會生存的基礎，而是需要制度的支持，為什么社會制度應該支持市場?這樣的分析能很好地將我們引向資本主義的基本的問題。

在經濟學中，對市場資本主義的維護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最重要的內容，它認為市場能自發形成供求均衡，并能提供協調、自由和效率。然而，該理論已經因其缺乏現實性、非社會特征和非歷史性而遭到批判。

由于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性，新制度經濟學已經獲得持續、切實的影響，尤其在經濟發展和政策制定的問題上。因為它試圖使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方法上更具有現實性、社會性和歷史性。它試圖在堅持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的同時通過制度分析來推進它。此外，主要由于諾思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已經成為經濟史中解釋市場資本主義出現與演進的傳統觀點。

本文的第一部分闡述新制度經濟學的概念框架和它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不同；第二部分勾勒出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批判；第三部分主要以道格拉斯·諾思的工作為重點說明新制度經濟史；第四部分通過對經濟學內工具主義的批判來批評實施“好像經濟史”(指對經濟史的解釋似是而非，違背事實。——編寫者注)的可能性；第五部分是結論，主要總結新制度經濟學失敗的原因。

新制度經濟學從新古典正統理論那里繼承了市場、供求、邊際主義、生產要素等概念，但同時又力圖延伸微觀經濟學的范圍和預測力。

1.有限理性

新制度經濟學基本拋棄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不現實”假設，而主張“有限理性”的概念。這個概念，最初來自于哈伯特·西蒙(HarbenSimon)。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由于不確定性、信息問題、交易成本等問題的存在，當事人難以收集全部的信息去解決市場的最優問題。因此，個體往往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大化均衡是無法實現的。為了減小不確定性問題，經濟當事人必須設計思想和行為的規則以作為決策的基礎。這些規則非常固定，不會隨機改變。正如一位觀察家所指出的：“一個有限理性的個體傾向于最大化，但是發現這樣做代價很大。”

2.交易成本

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理論成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它起源于科斯1937年的關于企業的論文。科斯認為建立企業的原因在于使用價格機制存在一個成本，即交易成本。這個概念很難理解，至今仍有爭議，其定義也在不停變動。例如諾思將交易成本定義為“界定、保護、實施產權的成本”；威廉姆森引用阿羅的觀點，將“制度運轉的成本”類比作“物理中的摩擦”，等等。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場和價格不能充分創造新古典均衡，并進而認為交易成本已經滲透進每個經濟體系的所有經濟體中。交易成本是一個社會和經濟制度結構的關鍵。從新古典意義上說，在一般均衡狀態下，產權分配對于解決市場的均衡問題是不重要的，但是考慮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產權的最初分配對經濟效率有決定意義。為了保證私人產權的獨占性，必須很好地對私人產權加以界定和實施，最好的實施者是政府。假如產權能輕易地被政府界定、保護和實施，那么交易成本就會很低，新古典市場觀點中的交易所固有的獲利就會實現。就像在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中一樣，在新制度經濟學里市場交易是增長的原因，但現在它要依賴于政府的運行以及產權和制度的運作方式來降低交易成本。

3.制度

制度是“人們設計用來約束人類行為的”。由于這個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在方法上接近了一些現實。它的奠基人科斯認為：“現代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現實中的人，即將人置于真實制度的約束之內。”制度是“非正式約束”(風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約束”(法律、產權等)的總和。制度是經濟中的游戲規則，組織(游戲的參與人如企業等)的出現是對制度結構的回應。諾思解釋說：“制度和組織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經濟中的制度演進。”承認新古典均衡不會在現實中出現，以及產權結構、社會制度演進決定了經濟行為，諾思得出如下結論：歷史在起作用，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能從過去有所收獲，而是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靠社會制度和過去連接成一個整體的。

有了概念和理論創新，新制度經濟學試圖使新古典經濟學更加現實。關于這一點的典型例子是將人類行為的假說修正為“有限理性”的概念，后者更接近真實的人類行為。有了“交易成本”和產權的概念，新制度經濟學把經濟學引向了更社會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對市場運行的重要性。

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理論問題

“交易成本”的理論問題

交易成本概念的問題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密切相關，該概念并非解釋資本主義制度起源和演進的有益工具。

1.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經濟學

交易成本是使用市場機制的成本或價格。而市場和價格的概念之間又發生無窮的同義反復。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行方案是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不通過市場價格來反映的或看不見的成本。這種認識要求必須承認一個并非完全主觀的和依賴于個體選擇的成本即受制其他的非主觀邏輯的成本的存在。簡而言之，要求一個不由市場決定、也不反映在市場上的客觀成本理論。如果我們遵循交易成本的這種定義，那么就必須把它定義為由其他力量而不是單個經濟人的成本—收益核算所規制的成本和潛在的制度。這就得出了結論：制度影響選擇。

如果潛在的成本和制度扮演了基本角色，那么去研究這些制度的結構確實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而不是從消費者選擇、經濟核算和市場價格開始。確實如此的話，在既定制度框架以外的理性和選擇概念看起來是沒有根據的。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框架岌岌可危。

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認識到了價格機制的局限。如果沿著這條路線走下去，會遇到對市場和個人選擇的正統理論的另一個主要挑戰。逃避價格機制有局限這一問題的惟一辦法似乎是證明經濟當事人在對價格毫不知情甚至根本不存在價格的情況下仍能進行成本一收益核算。這種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拓展和補充了正統價格理論。新制度經濟學承認價格并不能充分傳遞理性選擇所需要的信息。惟一能保全這種觀點即經濟當事人能夠根據制度安排和產權結構的成本收益作出理性選擇的方法，是描繪出這些個人在未使用價格機制時也能作出理性選擇。這就意味著價格機制不是理性經濟核算的必要條件。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之一的價格機制就面臨沖擊。

2.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歷史變遷

新制度經濟學構建于世界充滿交易成本、信息問題、非均衡的認識之上。然而，對這些現象的解釋卻來自于正統的均衡論：這是一個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其中制度是不存在的。但是交易成本是如何從無制度和無摩擦的構架中產生的呢?制度如何從沒有制度的地方出現并改進的呢?當制度缺乏的時候，真實的個體是如何行動和創造制度的呢?這些當然是與歷史研究相關的問題。

我們可以放寬嚴格的條件，假定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實際上是存在制度和組織的世界，但其中制度有效率與否則無關緊要。由此，出現了如下問題：如果我們認為一個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充斥制度和組織，那么我們必須承認通常意義上的交易成本不是制度和組織的原因。在一個帶有制度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一條制度的存在與否和效率即所謂的科斯定理無關。但是如果我們想根據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解釋制度在歷史上變遷的方向，制度結構就不可能是無關的。一般而言，這是擺在新制度經濟學面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即如何解釋制度變遷的方向及其在經濟增長、衰退和效率中的作用。

交易成本被認為是有益于解釋歷史中的制度，但反過來前者又依賴于后者。因此，用這個概念來解釋經濟史中的制度變遷似乎并不理想。

為什么沒有市場?

新制度經濟學似乎不能解釋市場的起源。相反，它假定市場存在，并且從已經存在的市場引出這樣的問題，如為什么有其他的制度和組織存在。從這樣一個主張出發，一切其他的配置體系都被作為市場的偏離和約束而解釋為無效的，或者至多只在市場失靈時引入。

諾思、托馬斯等人力圖證明，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產權、領地體系、開放地體系等，從新古典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理性和有效率的。盡管這些主張考慮了一些歷史事實，仍然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假設能依據產權結構和隨后的選擇作出成本—收益核算。根本的前提仍舊是市場是已存在的可供選擇的產權結構。如果經濟當事人沒有選擇它，那是因為給定的約束條件、交易成本等使得其他的產權結構更加有效。然而，從歷史觀點來說，很難看出，像產權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那樣，有不同產權結構已提供好以供經濟當事人進行獨立的選擇。簡而言之，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市場即使是在缺失的情況下也是被描述為存在的。然而，畢竟市場是歷史演進的結果而不是初始就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一旦我們承認了制度和產權結構影響了選擇，這些制度和產權結構就不能被和市場一樣的核算和選擇所解釋。假如同樣的理性和效率的觀點被用來解釋制度的存續和變遷，那么就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存在市場，那是因為效率；如果市場不存在，那也是因為效率。

經濟學的消失

新制度經濟學的范圍日益擴大，近幾年當諾思試圖通過吸收意識形態、心理模型、法律、政府等來擴展他的制度主義時尤其是如此。諾思已經認識到經濟增長和衰退是由非正式約束和政府決定的，因此并非由傳統意義上的交換和市場領域決定。然而，他在這條路上走得越遠，經濟領域就越消失于他的新制度經濟學模型中。一旦承認新古典經濟學是靜態的框架，歷史上社會變遷的動力必定來自于其他地方。這是新制度經濟學中制度概念的主要理論功能。但是，新制度經濟學越試圖更具現實性、社會性、歷史性，它就越遠離新古典經濟學。

盡管諾思在著作中一再重復交易成本的概念僅僅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概念旁邊對解釋性變量提供補充，但傳統變量，如價格、市場、技術、生產，卻越來越被推向一邊。相反，心理模型、意識形態、法律和政府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量出現了。新制度經濟學試圖用經濟術語解釋政策和政府。但通常在政治市場上，沒有自愿性合約、沒有產權的交換、沒有根據價格信息的經濟核算。如果有交換，那也是和市場交換大相徑庭的。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學

在通過向這些領域擴展市場和交換的概念時，冒著失去它們的概念曾有的特別解釋力的風險。這種做法不能拯救新制度經濟學，卻使它走向窮途末路。新制度經濟學現在要同時支付放棄和依附新古典經濟學的雙重代價。

三、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諾思的工作

通過諾思對新制度經濟學工具的持續不斷的應用，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史領域已獲得了影響。他最初關于經濟轉型方面的突破性的分析是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變遷(和羅伯特·托馬斯合著)。他認為領主制是有效的，因此被經濟當事人選中。農奴被迫向地主和保護人提供服務，因為商品交易中涉及了極高的交易成本，而領主制這種合約與其他的合約相比，更能保證經濟當事人付出較小的交易成本而獲得較多的收益。因此，封建領主的“奇特”組織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困擾諾思經濟史的問題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決定性制度和特殊的人性特點在資本主義到來以前就被設定為已經存在了。在他的模型中，制度的演進是通過微觀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對相對價格變化進行的理性反映。但諾思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由個人是資本主義市場的結果。在諾思的理論中，這些個人沒有歷史，這個新古典理論的問題成為諾思標榜“歷史重要”的計劃的嚴重缺陷。

在諾思看來，土地對勞動力的比例的改變影響經濟系統和它的潛在邏輯，使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變遷。但反對者認為這些變化不能調整為價格變化和微觀經濟的選擇中介，除非土地和勞動力已經是商品了。但諾思在他的封建主義的定義中，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因此只能選擇一條路：要么資本主義來自于某個不同的經濟體系，要么它是無處不在的。在第一種情況里，必須按照非資本主義的本來面目來描述這個前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邏輯；在第二種情況下，前資本主義經濟史就必須修正為資本主義史。

諾思和托馬斯試圖用“不明確和約”來解決這個困境。不幸的是，諾思接著就遇到了在交易成本分析中的挑戰：封建時代的被假設為選擇最有效率的產權的人，是如何根據不明確信息作出核算的?如果沒有市場，他們如何想象和有效地利用它?考慮到農奴制的存在，即使個人能夠在不存在市場的情況下進行核算，那么他們將如何根據這種核算行動?農奴對地主的依附束縛了勞動力的流動，這就意味著，即使有市場機會，勞動力也難以利用它們。

非歷史的假設和解釋構成諾思工作的一根前后一致的亮線。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諾思始終堅持：所有制度框架的運行都好像根據資本主義的微觀理性原則運行，即使當他知道并不如此時也這樣做。為使其工作在理論上解釋得通，他必須秘密偷運進他知道是謬誤的歷史假設。我將此做法稱為“好像經濟史”。

四、對經濟史中“好像”方法論的批判

既然新制度經濟學使用不真實的假設作為基礎，那么它還有可行的換救辦法嗎?因為逃離現實就等于采取了工具主義的“好像”策略。這里可以參照弗里德曼的觀點，他說：“雖然我知道極少有經濟學家相信經濟學的行為假設準確反映了人們的行為，但他們的確相信這樣的假設對于構建經濟學中的市場行為模型是有用的。”弗里德曼的方法論中的主要觀點是，雖然假設是錯誤的，但跟隨“好像”理論后的預測是正確的。他最著名的例子是樹上的葉子

當然不會核算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陽光，但如果我們觀察那些葉子就會發現它們“好像”是這樣做的。

可是新制度經濟學中與經濟史相關的問題能像弗里德曼所說的那樣解決嗎?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從弗里德曼的觀點來看，倘若科學的檢驗和目標是預測性，那么社會當事人的動機和行動是無關的。為了擁護歷史的觀點，我們必須堅持認為歷史研究的目標是描述歷史上發生的事件，但既不考慮人們的動機，也不考慮人們實際上是如何行動，這是十足的荒謬。其次，歷史研究的檢驗和目的不是預測，即使我們認為它可能是其他科學研究的目標。作為歷史學家，我們不想用某些人為創造的行為假設和謬誤預測人類史中已經發生的事情。相反，我們寧可解釋過去歷史的發展，或者至少去描述它們。

五、結論

新制度經濟學在試圖為新古典經濟學創造一個在方法上更具現實、更具社會性、更具歷史性的形式時面臨一個基本矛盾。制度的概念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在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時提出的。因為新制度經濟學試圖保留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要素，所以公認的非現實性、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基礎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又重現，成為其通向成功的主要障礙。另一方面，當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它的制度分析轉向現實、社會和歷史的方向時，它的新古典經濟學基礎顯得多余，甚至有些矛盾。這種窘境的解決是通過秘密地引進在歷史上周知的謬誤和錯誤的歷史起點，如“在開始就有市場”和觀察歷史采取“好像”的理論假定，而不是通過理論的系統闡述來整合歷史研究。歷史是根據現實理解的，而不是相反。簡而言之：新制度經濟學中有經濟學之處幾乎沒有歷史，有歷史之處幾乎沒有經濟學。因此，正統經濟學的問題不是解決了，而是被遺留下來了。新制度經濟學不是一項進步的令人振奮的研究方法，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工具退化的證明。

上述的結論表明，新古典經濟學未能為資本主義市場提供充分理論依據，新制度經濟學也同樣不能。新制度經濟學不是對問題的解決，而是對問題仍然存在這個事實的一個確實的證明。

第二篇：新制度經濟學派——概括

新制度經濟學派

一．新制度經濟學派產生與演變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于19 世紀20 年代初。其演變的過程大體如下：19世紀末20世紀30年代的舊制度經濟學派，其創始者和代表人物為凡勃倫，還有康芒斯，米契爾。從舊制度經濟學到現代制度經濟學過渡時期的制度經濟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貝利，米恩斯，艾爾斯和克拉克等。戰后出現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爾布雷思。繆爾達爾，格魯奇，貝爾等也是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家。由于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盛行，人們把不同于凡勃倫，加爾布雷思理論的經濟學家，如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德姆塞茨，張五常等均歸之為新制度經濟學派，有人甚至把施蒂格勒，布坎南也列入制度經濟學之列。

制度學派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主義社會，它是對美國現實的一種反映，只不過批判地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現象和特點。

制度學派在美國產生伊始，就以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為己任，強調有必要進行改良，調整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關系，并預言美國資本主義的唯一出路在于社會改良。因此，制度學派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個以異端形式出現的經濟學派別，其代表人凡勃倫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評當時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處于正統地位的馬歇爾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并非是完美無缺的，而被看成是“離經叛道者”。這是早期制度經濟學十分顯著的理論特色。

20世紀6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將多種分析方法相結合來分析美國資本制度的缺陷與矛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爾布雷思，此外還有包爾丁、海爾布羅納、華爾德等。他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點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結構分析方法，說明社會經濟現實及其發展趨向，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與矛盾，提出要從結構方面進行改革的設想或方案。這一時期的制度學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顯得尤為突出。

自科斯引入交易成本概念，運用交易成本概念對制度展開研究之后，在運用歷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礎上，制度變遷理論得出的結論是，一種制度下的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的關系決定了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存在著一定的時滯性，因此由制度創新決定的制度變遷是緩慢進行的。自此之后，制度經濟學無論在方法論方面還是在理論思想方面，都發生了轉折性變化。變化的趨勢不是日漸遠離主流經濟學，而是趨與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經濟學是可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的，甚至能夠被歸并到新古典經濟學中去。

新制度經濟學不僅以其獨特的理論思想和理論特色，在整個現代經濟學體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運用的研究方法也頗具特色。更進一步講，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演化軌跡和發展趨勢，也是頗為耐人尋味和引人入勝的。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主要理論

（一）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理論

第一，抗衡力量。加爾布雷思認為在勞動市場上，壟斷組織是強大的買者，而工人則是弱小的賣者，由于工人長期遭受壟斷組織的損害，促使他們組織工會，并發展成抗衡力量。而合作社組織，在加爾布雷思看來，是小商品生產者可以建立的，并與壟斷組織抗衡的一種力量。在消費品銷售市場上，消費者雖然并不能成為組織抗衡的一種力量，但他們求助零售商從消費者的利益出發，組織和發展抗衡力量。

第二，豐裕社會。加爾布雷思所謂的“豐裕社會”是指“全民福利國家”。這個理論的主要內容有：1.收入均等化，貧富懸殊現象的消除，是豐裕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或內容。2.社會福利，是豐裕社會的另一個重要標志。包括社會保險，失業保險，衛生保健，家庭補助，養老金以及住房建筑，教育，文化等社會服務和措施。3.充分就業，這也是豐裕社會的又一個重要標志，加爾布雷思只承認短期失業或結構性失業。4.經濟安全，加爾布雷思認為，在豐裕社會里，一切太平，經濟不安全已經消除了。

第三,新工業國。在加爾布雷思看來，在美國，幾百家大公司，幾乎提供商品和勞物的一半。這些大公司組成工業社會或工業體系，它們決定著現代美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在他看來，美國社會已經發生變化：1.權力從資本家手里轉到專家組合手里。2.企業的目標也發生了改變：主要目的是企業穩定，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3.生產者主權代替消費者主權。4.工業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由于公司追求穩定，有充裕的資本，因此銀行的作用縮小。5.技術發展的必然性理論，在加爾布雷思看來，經濟演進的整個過程和經濟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由技術發展決定的。

第四，新社會主義。加爾布雷思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而且這種趨同是經濟和技術發展的必然性結果。他的新社會主義是以“二元系統”理論為基礎的，二元即“計劃系統”和“市場系統”。另外，他的新社會主義還研究了國家總需求，教育與培訓職工，控制工資與價格和信念解放等問題。

（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理論

第一，產權、外部性與資源配置。關于產權安排與資源配置的效率的問題，產權學派用了科斯第一定理（即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和科斯第二定理（即交易成本為正的情況）來考察，尤其是經常運用科斯第二定理。根據這兩個定理，只要在產權清晰界定，交易成本為零，并能滿足其他一些條件的情況下，經濟的外部性問題可以通過產權的交易和重組加以解決。

第二，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理論是用制度比較的方法研究經濟組織制度的理論，其基本思路是圍繞交易成本的節約這一核心問題，把交易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找出區分不同交易的特征性因素——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然后分析何種交易應當采取何種體制組織，如市場、企業、政府或其他中間形式來協調。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在很多領域得到了較好的運用。第三，委托-代理理論。委托-代理理論既是組織制度理論的發展，也是信息經濟學涉及的重要問題，主要研究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委托代理問題，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締約問題。委托人通過契約將某些經濟決策權授予代理人，來代表自己進行謀利的經濟活動，但是代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當雙方利益不一致時，如何借助于契約或者制度來約束或激勵代理人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或者至少不損害委托人的利益，這就是委托-代理理論所致力研究的問題。當然代理活動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代理成本一般包括制定、管理和實施這類契約的全部費用。委托-代理理論中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引入了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情況，在該模型中，設計對代理人進行激勵的機制有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怎樣誘導代理人去努力實現委托人的利潤最大化目標。

第四，新經濟史學派的制度變遷理論。新經濟史學派中的制度變遷理論是對新制度經濟學派理論與方法加以應用和擴展的又一個重要方面，他們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假定進行修訂，并圍繞制度、制度結構和制度變遷的主軸，構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論為核心，超越純經濟領域的經濟史研究的獨特框架，把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作為影響歷史進程的三個基本因素，引入到歷史研究中去。

三．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張

(一)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張

20世紀50年代，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登上了學術舞臺。他們是以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者”的面目出現，試圖在否定和批判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構造出一種新的理論體系。他的一系列理論和政策主張表明這是一個積極的政府干預學派。這一學派繼承了凡伯倫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派的傳統，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發展了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派在研究對象上與舊制度經濟學派沒有多大差別，沒有擺脫舊制度經濟學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對經濟生活起決定作用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像舊制度學派那樣研究由人們的心理活動和社會習慣所決定的制度演進過程，而是更多地分析單一制度本身的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經濟學派比舊制度經濟學派更徹底地主張制度演進、整體方法，反對新古典經濟學抽象演繹法，認為把個人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出發點是不科學的，認為這種方法以其均衡的、靜止的分析去研究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外表，沒有考慮到社會各個經濟利益集團間的矛盾沖突。新制度學派的學者主張從根本上更新現代經濟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他們認為，由于技術不斷變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結構處于不斷的變化過程中，資本主義制度是個動態的因果過程，所以經濟學必須研究變化、研究過程。也就是說，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要采用演進的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演進方法是與整體方法相聯系的，強調在經濟研究中，應把注意力集中在作為演進過程的整個社會，而不是個人和企業。這里所說的整體，不只是經濟概念，往往不能用數字來表述。他們反對正統經濟學所采取的數量分析方法，而應該采取制度因素的分析方法。新制度經濟學派的這種分析方法被概括為制度分析法或結構分析法。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整體研究是與價值研究方法相聯系的，這實際屬于規范的研究方法。

(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張

以科斯理論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是由威廉姆森最先提出來的。它既有別于舊制度經濟學派，又有別于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這一學派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和方法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自身的理論視為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使新制度經濟學成為“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同時這一學派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引入到經濟分析之中，并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制度問題，但是這不是一種簡單的、照搬式的應用，而是一種修正的、發展的運用。他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的假設，代之以“現實人”的假設。這種行為假設的修正具有重要的意義，即對實際人的行為分析能更好地解釋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的經濟活動，使經濟學更具有了“解釋力”。

新制度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關于人的行為假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人的行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則主張經濟學應該研究現實中的人，應該從現實的組織體制出發，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新制度經濟學派從兩個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1)人的行為是有限理性的。(2)人都具有為自己謀最大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

關于研究領域的拓展。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方法運用于研究制度結構，包括法律、企業組織、社會文化等，并引入了交易費用、產權等理論。他們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的假定，認為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為零，那么，不論生產和交換活動怎樣安排，資源的使用都相同。這種從零交易費用假定到正交易費用假定的修正，使經濟學的研究更接近于現實。這種應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制度問題，拓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除此之外，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經濟組織制度的時候保留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要素：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作了修正：即主體的環境約束問題、主體所擁有的信息問題和主體與客體問相互作用的方式問題。在此基礎上再引入新的變量，如信息、交易成本、產權約束和政府行為干預等，從而形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的方法論基礎。原有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在這里得到了一般化的應用。

四．對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評價

制度是一個復雜系統，并不能用單單一種分析方法或是僅僅通過某一種視角了。也許，這正是幾種不同的制度經濟學共同存在的原因。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不同制度學派之間或多或少都存在著理論觀點上的原則性沖突。這一點不但在新制度經濟學派同舊制度雞精學派之間存在著，同時也在兩種新制度經濟學派之間存在，并且十分明顯。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放棄了形式化方法一用數字或邏輯代替自然語言的表述，拘泥于描述調查、政策分析和規范性的研究方式，使其理論發展受到制約。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在原來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成本這一種約束條件的基礎上，引入了另一種約束條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經濟學派將主流經濟學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續到制度領域，既具有制度主義的一定批判性，也為主流經濟學所接納，從而得到迅速發展并引人矚目，但是依舊存在諸多缺陷。例如，這種理論只承認私有產權有效率，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否認其他產權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交易費用概念是一個很難說的科學概念，在新制度經濟學文獻中，“交易費用”有十幾種定義，沒有一個相對統一的說法，并且很難計量，很難分析。

由于存在著種種缺陷，新制度經濟學派發展至今雖然引人矚目，但仍遠不是一種成熟的經濟理論。但是它確實彌補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和經濟發展史時不考慮制度因素的片面性，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加以考慮，把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和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傳統。

站在中國經濟的角度來分析新制度經濟學派。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以經濟實踐的發展為基礎，而經濟的發展又需要穩定持續的秩序為保障。新制度經濟學派只從制度本身去理解制度，因此有必要遵循馬克思的思路進行再研究，還制度的根源基礎于物質的生產生活關系，還制度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服務的主導能動作用。

第三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制度分析――結合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_百重點

深圳大學考試答題紙

(以論文、報告等形式考核專用 二○一四～二○一五學第二學期 課程編號 0203470001 課程名稱(當代 中國經濟問題 主講教師 鐘堅 評分 學 號 姓名 專業年級

題目：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制度分析——結合諾斯的新制度 經濟學理論

摘要：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下，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最為關鍵的階段。當現有制度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瓶頸時，制度創新、制度變遷是推動經濟發展的現實選擇。改革和發展是我國目前最大的現實，中國經濟若要有所突破，創新制度是必然選擇。

關鍵詞：道格拉斯?諾斯；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創新 道格拉斯?諾斯與新制度經濟學

道格拉斯?諾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是新經濟史的先驅者、開拓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諾斯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及早期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運用到經濟史分析中，成為新經濟史學界的代表人物。

在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上，諾斯創建了制度變遷理論。他認為，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激勵的有效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這種制度的產生是有代價的，除非其所帶來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則這種新制度不會出現。諾斯認為制度變遷的動因在于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制度變遷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對節約交易費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變遷可以理解為一種收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收益較低的制度的替代過程。在看待經濟增長中的技術因素時，諾斯認為技術的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諾斯將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增長分析，把制度作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因素來研究，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了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使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更為成熟和完善，為人們思考經濟的增長與發展問題開闊了更廣闊的視野與更深刻的思路。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道格拉斯?諾斯用有效的市場經濟理論模式分析了中國經濟的改革進程，指出中國改革還有很多路要走：一是需要國有資產民營化；二是建立保護產權的有關規則和法律制度；三是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 有效解決合同中出現的各種糾紛，保障社會穩定；四是建立起有效合理的政治體制的基本框架，保證在產權方面實行法制。①

200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十周年之際，諾斯曾來中國演講。演講結束后，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提了一個被諾斯稱為“很好的問題”——“制度有時依賴于以往的歷史，我們如何借鑒過去好的經驗，但又能突破對過去的依賴？”諾斯回答說，機制的依賴性有兩種，一種是時間帶來的依賴，如果不研究經濟史，就無法研究制度變遷，而且制度不斷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另一種是對以往思維方式的依賴，拒絕變革，拒絕接受新東西。“有時候我們想進行變革，但一些相關組織卻在盡量阻止變革，因為變革會危及到他們的生存。所以，非常關鍵的問題是，怎樣盡力保持一個高效運行的機制，也就是說，能夠不斷地激勵人們采取新的方式做事情，而且要接受新的變化。這一方面，現在還沒有現成的非常完善的理論。對過去的依賴，促進了現有機構和制度的形成，如果你想改變這種機構，這些組織就會盡量阻止你這樣做。對過去的依賴①參見盧現樣.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 限制了我們的創新，怎么能夠突破這種限制？需要我們進一步認真研究。” 3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制度分析

改革開放是中國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轉折點，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變革，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不可否認制度的變革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這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的科學性。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改革實質上是制度變遷的過程。改革過程中存在著兩種制度主體——政府主體和非政府主體，改革就是這兩種制度主體參加的社會搏弈。

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制度變遷進程表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巨大成就，初步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轉型。但是迄今為止，并沒有實現預期的改革目標，改革中仍然存在著不少的欠缺和問題，這些問題概括起來說，就是改革中存在明顯的制度缺失。在制度缺失存在的情況下，要進一步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必須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但是制度創新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21世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制度創新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在存在制度創

新困難的條件下，要完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必須采取有效策略推進制度創新。在此，我通過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提供一些粗淺探討。

新制度經濟學在分析方法和政府行為中, 提供了分析政府機構中腐敗與反腐敗問題的視角。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它實際上是公職人員和那些參與腐敗交易的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動機驅動下經過成本——收益計算后得出的合乎理性的選擇，而制度通過影響個人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最終影響著個人選擇；提供了加強政府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提高政府結構效率的依據；提供了政府行政機構改革的主要途徑——制度改革創新。

在我國進一步深化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制度的制定、執行與變更成本，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制度的制定程序，二是制度的群體間博弈是否充分，三是權力的分權方面。我們要選擇正確的路徑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在改革成本分攤多元化的機制中，必須明確界定不同負擔主體的負擔規模；政府必須在“以人為本”的指導下，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使制度變遷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擔者合二為一，建立健全公平、公開、公正、合理的成本分攤的正常機制。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縱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從實質上說，就是一個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就是制度創新和制度結構的變遷過程。面向市場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持續演進，成為改革中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可以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至今，主要的成功就是來自于制度的變革和創新。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把制度變革與經濟發展聯系起來，有助于在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與現實進行較為系統、全面考察的基礎上，探究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環境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增強對改革開放以來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解釋力，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參考文獻：

[1] 道格拉斯·C ·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 道格拉斯·C ·諾斯、羅伯斯·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3] 道格拉斯·C ·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第四篇：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與中國高等教育創新

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與中國高等教育創新

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與中國高等教育創新范文

潘懋元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巨大貢獻不僅在于他開創了高等教育學這個新的學科領域,還在于他豐富的教育理論和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研究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可以更全面系統地理解和領會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論及其思想體系,避免因片面理解而產生的錯誤認識,同時對促進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發展、促進高等教育科學的多學科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一、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

高等教育經濟學是研究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是高等教育經濟學所必須研究的核心問題。從潘懋元先生的大量著作中,我們可以充分地領會到這一點。在他創造性地提出教育的兩條規律(即教育的內部關系規律和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中,他將正確處理教育與經濟的關系作為教育的外部規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詳加論述,并以此貫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中。

他提出,“教育必須與社會相適應: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所制約;另一方面,教育對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起作用,以推動社會的進步。”在這里,他將經濟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與經濟關系的新認識。就高等教育發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約因素是生產力與科技發展水平的制約因素。……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與速度、專業的設置與課程的選擇、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科學的教學內容、現代化教學手段的運用,無不直接受生產力與科學技術所制約。”而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也離不開教育,要求教育為其服務。事實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經濟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把可能的勞動力轉化為現實的勞動力,把一般勞動力培養成為具有一定的生產知識、勞動技能、有覺悟、有文化素養的特殊的勞動力,以促進生產力的提高。”

通過對二戰后經濟發展迅速的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和經濟關系的比較研究,潘懋元先生認為,職業性、應用性、技術性的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起直接作用。這些國家或地區經濟的起飛和加速發展,得力于這類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資源。他對“文革”期間教育的極其濃厚的政治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當時的教育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批評所謂?白專道路?,忽視教育要為國民經濟發展服務,這就違反了教育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規律,以致教學質量下降,不但不能很好地培養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利于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他非常贊賞“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的教育發展方針,強調教育要為經濟建設服務,這是與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改革開放的形式相適應的。高等教育是培養專門人才的教育,這些人才將直接走向經濟部門擔任專門工作,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因此,對于高等教育的發展應持積極態度,而不應囿于將教育看作是純粹消費事業的傳統觀念。

但另一方面,他反對將教育的經濟功能擴大化,反對“教育商品化”。他認為,“教育商品化”是只看到商品經濟對教育的積極作用,而忽視其消極影響,整個教育實踐偏重于經濟效益(姑且不論經濟效益如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有產品性的一面,但又有社會性的一面,而“教育的商品化”是將教育的社會性的一面也商品化了,這是應該反對的。不應該將“教育商品化”等同于“教育產業化”。無論是“教育政治化”還是“教育商品化”,由于未能把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正確處理好,因此都必然會影響教育的綜合效益,不利于教育多種功能的發揮。如何正確處理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呢?根據教育的內、外部關系規律和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潘懋元先生富有創見性地提出了兩條基本的原則:(1)要全面適應不要片面適應;(2)要主動適應不要被動適應。經濟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現階段發展的中心工作,但是教育與社會適應不能局限于教育適應于經濟的發展而忽視適應其它方面的發展。“教育與社會發展適應是全面的適應,任何只強調某一方面的適應而不顧其它方面是否適應,這種片面性的所謂?適應?,必將走向全面的不適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動適應不是盲目的“緊跟”形勢,不是不加批判適應一切,尤其是那些不利于教育事業發展的消極的、落后的、有偏差的、錯誤的東西,而是“對積極面的適應,抓住積極因素,充分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凡符合教育自身規律,有利于提高教育質量,有利于提高教育事業的發展與改革的,一般說是積極的、正確的;否則,可能是消極的、錯誤的。”他提醒人們:“教育的失誤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糾正過來,不但不利于教育事業的發展,最終必將危及經濟及社會的進步。”

分析潘懋元先生有關高等教育與經濟關系的論述,我們可以深刻領會到他在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上的創造性。其一,他認為研究和處理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不能脫離高等教育與社會的政治、文化發展的關系,用純經濟學的觀點難以全面、科學地解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問題。其二,在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因此他強調,在探討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時要將高等教育與生產力、科學技術的關系聯系起來考慮,將科學技術融入經濟中共同與高等教育發生關系。這一點是以往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中所普遍忽視的問題。高等教育所培養的是高級專門人才,如果現代經濟發展中科技含量不足,勢必影響經濟對高級專門人才的吸收能力,既影響高等教育的發展又影響經濟的繁榮。

知識經濟的興起進一步佐證了他有關高等教育與經濟關系的論點,同時更激發了他深入探討高等教育與知識經濟關系的熱情。他認為,“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知識成為生產力內在要素,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積累與傳播知識、培養人才、發展科學技術、創新知識的高等教育(大學),也就從經濟社會的邊緣走進經濟以至整個社會的中心。”“知識經濟時代大學從經濟社會邊緣走進社會中心,體現了知識經濟的本質特點,也體現了知識經濟與大學之間內在的關聯性和一致性。”在知識經濟中,“知識是經濟的最基本的資源和生產的最核心要素……知識驅動經濟,知識創造財富。在知識經濟時代,社會沿著兩大方面展開:一方面是經濟的知識化趨勢,另一方面是知識的經濟趨勢……在某種意義上,大學所從事的活動,也可以說是一種經濟行為。以知識為中心的經濟和以知識為中心的大學教育,發生了許多重合。二者統一于知識這個共同的基礎之上”,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由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兩者可能融為一體。“從理論上講,在知識經濟時代擁有知識優勢的大學,應當是一方首富。”我們堅信他的這一宏偉構想能在不久成為現實。

二、高等教育體制與經濟體制

自本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如何適應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經濟的發展,成為高等教育界的熱門話題。對此,潘懋元先生作了系統而又科學、精辟的闡述。他認為,市場經濟對高等教育的挑戰,主要作用于教育體制,通過體制改革以促進教學改革。“教育體制改革是教學改革的前提與保證,體制不改革,教學改革很難展開……一切體制改革工作,必須圍繞著(教學)這個核心”,而其中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受到的沖擊最大。針對理論界有關市場經濟對高等教育的沖擊的種種議論,潘懋元先生明確指出:市場經濟對高等教育的沖擊,具有客觀必然性,是由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所決定的。高等教育是專業教育,決定了他與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關系比基礎教育更為直接、更為密切,因此,高等教育受市場經濟的沖擊就更為尖銳,更為深刻,高等教育要想獨立于市場經濟之外是絕不可能的。他認為,“市場經濟對高等教育的沖擊作用,具有積極的與消極的兩重性,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能夠使高等教育領域引進競爭機制和效益原則,能夠激勵高等教育不斷地自我發展、自我完善。”但是,在價值觀方面,市場經濟所遵循的是價值規律,而其驅動力是逐利思想,不利于我國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實施。“在運行機制方面,市場經濟是按價值規律和供求變化來進行市場調節的,這種調節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發的、盲目的,市場行為的短期性、速效性、波動性非常突出,與教育的周期長、穩定性、滯后性、長效性等特點相沖突。”為了克服市場經濟對高等教育的消極影響,發揮其積極作用,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必須全面、主動適應市場經濟(參見第一部分),揚長避短,促進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的共同發展。

由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引入和發展,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非公有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對原來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戰。潘懋元先生敏銳地抓住這一影響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進程的強大因素和動力,率先提出了在我國大力發展民辦高等教育的富有戰略性和超前意識的觀點。早在80年代末,潘懋元先生就指出,“30多年來,我國不復存在私立高等教育體制,乃是經濟體制決定的”。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更由于這些經濟成分在生產水平上的提高,民辦高等學校的出現與發展就有其必然性。”民辦高等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體制,“有利于鼓勵社會各方面力量集資辦學,廣開財路,增辦高校”;“有利于調整高等教育結構,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引進競爭機制,促進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利于開發智力資源,征聘所需師資”,實現教育資源的共享,降低整個高等教育系統的運作成本。所以,盡管民辦高等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某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如質量問題、盈利問題等,但是只要政府在目標質量上嚴格管理,在人事、財務上不要干涉過多,允許其自主經營,確認其社會地位,將民辦高校納入國家高等教育體系中,并給予適當的資助,那么,民辦高校一定會在我國得到快速發展。后來的事實證明了他的遠見卓識。迄今,民辦高校已逾千所,成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的倡議、參與和指導下,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理論研究也蓬勃展開。鑒于潘懋元先生在民辦高等教育發展中的巨大貢獻,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委員會授予他“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創業獎(理論獎)”的崇高榮譽。

三、高等教育結構與經濟結構

按照傳統的教育經濟學的理解,經濟的技術結構決定教育的層次結構,產業結構、行業結構決定教育的專業結構。潘懋元先生突破了這種傳統的思想,另辟蹊徑,根據現代社會經濟、科技的各種狀況,將經濟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和行業結構聯系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分析經濟結構對高等教育結構的影響。“從層次結構看,中國的產業結構大量的還是勞動密集型和低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需要大量的專科層次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因此,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趨向低重心”。所以,他非常贊賞高等專科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在培養專科層次人才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認為,在經濟改革與發展中,高等專科教育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重要。他反對將專科劃入低于本科的一個層次中去,“高等專科教育與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或稱第三級教育)系統中的同一個層次的兩個并列的子系統。它們基本區別在于培養目標與規格,不在于年限與水平。”

在經濟發展中,職業的種類日趨多樣化,與產業結構、部門行業結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職業結構對高等教育專業結構的影響引起了潘懋元先生的高度關注。一方面,對于依據社會的熱門職業而設置的熱門專業,如經濟信息、文秘、廣告、證券交易、房地產經營等,他給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市場經濟起調節作用,專業課程、教材往應用方面傾斜,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高等教育脫離社會需要的弊端。”另一方面,對其中出現的某些偏頗,如自然科學人才的數量與質量的削弱、師范院校的不被重視,表現了一定的憂慮,并希望在發展中加以克服。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啟示我們:高等教育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發展水平和規模。這就決定了我國在高等教育發展中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制約高等教育各種水平的決定性因素,而中國各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經濟將要走的是發展區域經濟與地方經濟的道路,“如果說,區域經濟的發展與教育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那么對于具有明顯經濟功能的高等教育來說,加強兩者之間的聯系就更為重要。”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之一是發展區域與地方經濟,因此,必須實行高等教育地方化,使高等教育適應地方經濟發展,為地方經濟服務,成為地方的文化科學中心;使高等教育管理的權限屬于地方,并以地方財政撥款作為辦學資金的主要來源。在他和鄔大光教授看來,“高等教育地方化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能夠作出較為敏感的反應,可以部分地滿足地方經濟的需求與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利于集資辦學”,“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內部改革”,使高校與地方經濟發展保持最密切聯系,促進高等學校潛力的充分發揮。

就農村而言,隨著農村經濟、特別是發達地區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需求,潘懋元先生及時、敏銳地預見了這種需求,率先倡導并開展高等教育如何通向農村問題的研究。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能忘記農村的現代化建設;?科教興國?戰略不能不包括?科教興農?戰略;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也不能不包括廣大的農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并在農村創造就業機會。”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區,鄉鎮企業在地方經濟發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存在著對高等教育的極大需求。……高等教育必須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和需求,為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服務。……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等教育通向農村問題,是一個帶戰略性的問題。”在他的指導下,一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以“高等教育通向農村”為題的博士論文。他們認為,“以高等教育通向農村,并不是主張把大學辦到農村,而是在人才培養規格、專業課程設置等方面,考慮農村經濟發展需要,高校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社會服務等也要面向農村經濟;要建立和健全促使大學畢業生樂于到農村工作的機制。同時,要探索高等教育通向農村的制度化教育形式。”可以預見,這些思想和建議,對我國高等教育今后的改革和發展,必將起到巨大的積極作用。

四、高等教育投資與經濟效益

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物質基礎,同時也反映了國家、個人、社會等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一個國家的政府,對于教育事業的重視如何,與其看他那莊嚴的誓言,不如看它的教育經費預算;教育事業計劃能否實現,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撥款。潘懋元先生認為,國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為教育的經濟效益,雖然不能直接、立即體現在市場經濟交換過程中,卻存在于社會之中;教育不僅有經濟效益,而且是國家的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各國教育經費,主要由政府承擔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經費主要由政府承

擔并不等于只能由政府承擔。實踐證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全部依靠政府財政撥款,這種單一的投資體制,大大限制了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在此情形下,“如果高等教育發展過快,勢必擠占基礎教育、職業教育的經費,影響義務教育的普及和職業教育的發展。”面對上述困擾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種種矛盾問題,潘懋元先生提出,“改革教育投資體制,多渠道籌集資金以充實教育經費。在中國當前國家財政困難的情況下,這是必然的選擇,也是人們所能理解的。”他認為,高等教育是國家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投資體制應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多種渠道集資為輔,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對不斷提高的學費額標準和獎學金受益面低、款額低的狀況,潘懋元先生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他強調,“向大學生收學費,要充分調查研究一般家庭的承受力,不應只著眼于少數富裕家庭的收入。否則,許多有才能的優秀青年,將被排斥在大學門之外。”當然,民辦高等學校的學費可以略高一些。

鑒于民辦高等學校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潘懋元先生呼吁政府從財力上扶持民辦高校。他指出,民辦高校的經費來源,主要是辦學者的捐贈、學生的學費以及學校自身的收入。但在辦學過程、尤其在發展過程中,似乎不應理解為政府不給予必要的資助。因為在中國,“當前發展民辦高等教育,公有制以外的社會財力,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財團資財雄厚,個人的財力更為有限;收學生學費,則必須考慮一般工資收入者的承受力。所以,政府有一定的資助是必要的。”對于民辦高校的營利性問題,他是這樣看的:中國的教育法明確規定“不得以營利為辦學宗旨”,這是符合教育事業的社會性質的。但是,教育又有產品性的一面。他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私人及私營企業投資辦高等教育,可否以營利為目的,尚值得研究,不宜過早下結論。在另一方面,“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不等于學校不得從事營利性活動。公立高等學校,尚且可以通過營利活動籌集經費,何況私立高等學校。

在高等教育發展中,投入了一定的教育經費,是否就一定能產生相應的經濟效益呢?潘懋元先生不以為然。他回顧本世紀60年代,人力資本理論在西方流行時,許多國家受其影響,大量投資發展高等教育。但大規模的投入并未能產生預期的經濟效益。他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由于高等教育規模膨脹過快,一方面國家財力不勝負擔,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尚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嚴重。”也就是忽視了高等教育發展的其它社會條件,忽視了高等教育發展的非經濟功用。在他看來,單純追求教育的經濟效益,也許在某一歷史時期或某種特定條件下,有暫時的效果,但是最終將影響教育整體功能的發揮。與經濟效益相比,教育的其它效益,往往表現為隱性的。但是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這種隱性的非經濟效益將逐步發展為顯性的聯系,并將起著更為深遠的作用。在他的倡導下產生了“高等教育的綜合效益觀”之新思想:“教育的效益不只是體現在經濟上,也體現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化上以及社會的其它諸多方面。……社會進步,是社會諸多因素的綜合體現,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于推動社會的不斷進步,因而教育的效益也是綜合的”。

他認為,高等學校自身的經濟效益要講,但更要著眼于社會效益,要講國家的經濟效益,以培養人才的質量和數量作為衡量學校工作的準繩。他強烈呼吁,“必須高度重視教育的整體功能與綜合效益,建立可以評價的綜合指標體系,使教育決策與教育實踐有所遵循,這是擺在我們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務”。

五、高等教育供求關系與高等教育大眾化

高等教育供求關系反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方面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需求和個人需求的適應狀況。實現高等教育的供求平衡是教育外部關系規律的客觀要求。潘懋元先生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對應用性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必然要求與社會發展有著直接聯系的高等教育在專業結構、培養目標和規格、課程教材上都趨向應用人才的培養,這是任何高校所無法回避的。在學習他的有關著作時,我們可以發現,下述思想顯得尤為突出。第一,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科技等意義上的需求,因而要求高等教育充分發揮其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等多種功能,滿足上述多種需求。第二,應從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出發,保持高等教育供求關系的平衡。急功近利的發展觀只會加劇高等教育供求的不平衡,阻礙高等教育(供方)和社會、個人(需方)的健康發展。高等教育對市場經濟的“全面適應”和“主動適應”觀點,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潘懋元先生有關正確處理高等教育供求關系的指導思想。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日趨強烈。為此,潘懋元先生呼吁,高等教育的發展要注意滿足個體的高等教育需求。

他寄希望于即將到來的21世紀,通過實現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既持高等教育與個體之間的供求平衡。他認為,高等教育大眾化是必然的趨勢,而不是“要不要”的問題。就現實來講,“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既不應該徘徊不前,也不應該操之過急。應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適度超前發展。”針對在我國推行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潘懋元先生置之坦然:其一,“大學畢業生的職業崗位,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需要高等教育水平的職業崗位必將增加;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推動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進步,那就不是只占據一個崗位,而可能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二,大學畢業生多了,可能出現“高才低就”,“從短期看,可能是一種浪費。但從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看,未必不是好事。”

由于高等教育大眾化是一種不同于精英教育模式的高等教育發展的新形式或新思路,因此,潘懋元先生強調指出,一方面,“不能用精英教育的培養目標與規格、學術方向與標準……辦學體制與管理體制等來規范大眾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眾化高等教育并不排斥而應包括精英教育作為它的組成部分”,采取多種形式積極發展高等教育,是我國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重要途徑和出路。為了解決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政府資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潘懋元先生提出了頗具創意的“節支”與“增收”的方法。“節支,就是采取非精英教育的消費水平以擴大高等教育”,在保證一定比例的精英教育條件下,發展類似國外的社區學院、成人高等學校、開放大學、遠距離高等教育,以減輕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資金負擔。“增收,就是發展私立(民辦)高等教育,以吸收法人或私人投資和學生較高的學費。”他堅信,“在21世紀,教育消費將成為國民消費強有力的增長點,投資者也看好這一教育產業。”“如果按照教育作為一種產業的性質,對民辦高等教育的投入,允許給予適當的回報,并加強立法管理,將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資金投入開辟一條重要的增收途徑”,使我國高等教育在大眾化過程中順利通過征途中的關隘。

高等教育經濟學作為高等教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從一開始就受到潘懋元先生的極大關注。他認為,高等教育經濟學起步較早,曾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近年來進展不大。他提出,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論問題要從多學科角度進行,而不能僅僅局限于本學科領域。否則,難以得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結論。他希望有更多的有

第五篇：在經濟學理論下分析大學生就業問題

在經濟學理論下分析大學生就業問題

摘要：當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帶動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大學生就業體制市場化改革和社會整體就業形勢嚴峻的多重背景下,大學生就業問題日益突出,已從個人問題、家庭問題、學校問題上升為一個政府乃至全社會共同關心的問題。本文運用文獻研究法，針對當前大學生就業形勢，主要從經濟學角度就我國的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產業結構、社會用人單位和大學生自身方面分析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 原因 對策 經濟學

一、我國大學生的就業現狀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開始重視高等教育的發展，相對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過快,超過了經濟社會的承載力,也讓老百姓支付了巨額的教育成本,政府在高等教育的配套設施、制度建設、法制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顯不足。另一方面,高校存在制度惰性,自身缺乏改革教育內容和方法的主動權、主動性同時也面臨諸多的改革障礙,改革的余地狹小。面對日益復雜的就業市場,高效生產出的很多“產品”一大學生與市場需求脫節。在這種急速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供過于求,教育質量下降的情況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急劇變化,原來大學生作為稀缺資源所具備的市場優勢不復存在,就業競爭日趨激烈,就業出現困難。

目前，我國人口眾多，就業壓力本來就大，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三峰疊加”的態勢。中國勞動力需求現狀是供大于求，而這個總體格局并沒有改變就業壓力持續加大、就業問題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使得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環境更加嚴峻。

二、大學生就業問題的經濟學理論 1.勞動力供給與廠商使用勞動要素理論

廠商使用勞動力要素的原則以使其利潤達到最大化為原則，即使所用要素的邊際成本和相應的邊際利益相等。在西方經濟學中，勞動力要素的供給與其他要素的供給有著顯著的不同，當工資的提高使人們對物質的需求得到滿足后，人們便會更加珍惜閑暇。因此，當工資增加到一定的高度并將繼續提高時，勞動力供給量不但不會增加，反而會減少。2.產業結構中的彈性理論

在勞動者尋找工作的過程中，各結構產業對于勞動力的吸收能力影響勞動力要素供求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彈性理論是判斷各產業對勞動力吸收能力的標準有一種有效理論依據。當彈性系數越大時，該結構產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越大，勞動力面臨的就業機會也越多。因此，結構產業對勞動要素的彈性，明顯影響著產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3.人力資本理論

人力資本是體現在人身上的資本，即對生產者進行教育、職業培訓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時的機會成本等的總和，表現為蘊含于人身上的各種生產知識、勞動與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質的存量總和。隨著大學教育的不斷普及，獲得高學歷條件的不斷降低，越來越多的人可以進入高等學府積累資本，這使得高學歷人才的數量日益膨脹，而僅有專業技能或體力的低學歷勞動者的數量相對減少，最終導致此類勞動力資源成為一種稀缺性資源。

三、大學生就業問題分析 1.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

對于大學生，人力資本積累高，接受的教育較高，則勞動生產率也相應較高；反之，接受教育成度低，勞動生產率也較低。由于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只能通過長期的勞動才能得到評定，所以企業在招聘時并不容易知道其程度如何，但通過學歷程度卻可以大致評定其勞動生產率。因而企業不會花費大量的金錢和時間對一個人進行長時間觀察，然后再決定是否錄用，增加不必要的信息交易成本。同時，獲得學歷信息比較容易而且是免費獲得，節約了企業的信息成本，也能作為測量一個人的能力標準之一。因此，當高學歷作為一種稀缺性資源，其價值沒有被損耗時，學歷越高找到工作的機會也越大。在精英教育時代，大學畢業生屬于高端人，并且是一種稀缺性資源，企業為了自身的發展必須吸納高端人才，發揮其技術才能，組織生產為企業創造價值，但由于這種稀缺性資源有限，因此，一度出現大學生供不應求的現象。

因為高校與就業市場信息不對稱，造成大學畢業生的供給結構與社會需求結構嚴重失衡，追其原因是我國高校的大量擴招。其主要表現在，第一，需要無實踐經驗大學畢業生的單位較少，而無實踐經驗的大學畢業生供給多。這導致報考公務員的大學畢業生人數逐年提高。第二，社會需求結構與大學畢業生的知識結構不匹配，由于高校專業設置和專業課程的設置具有一定的剛性，而社會需求的數量和結構卻在不斷隨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導致一方面使許多大學畢業生無業可就，另一方面一些冷門專業的畢業生人數不能滿足許多企業的需求，導致結構性失業人數不斷增加。2.勞動力市場改革滯后

我國勞動人事的法律法規制度建設滯后導致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嚴重的多重分割,以戶籍制度、人事制度為基礎的一系列正式制度安排,使勞動力市場分割有了制度基礎,它與非正式制度相呼應,形成了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特殊形態。同時,我國城市內部還存在兩個隱形的勞動力市場,這兩個市場,一個是計劃經濟體制延續下來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用工市場, 另一個是在舊體制外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用工市場,帶有完全市場化特征。這兩個市場是兩種用工體制,前者是體制內的,后者屬體制外的。這對工資收入、勞動供給和工作流動有著重要影響。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之后的工資收入、工作條件、福利保障和升遷機會明顯高于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進入后者的大學生們的知識價值的相對“貶值”,其檔案和戶籍關系也就被“固化”了,向上流動十分困難,流動成本高昂。法律法規制度建設滯后還導致非市場因素的大量存在,干擾價格、競爭機制發揮作用的非市場因素如勞動力市場上社會資本的濫用和嚴重的地域歧視損害了公平、競爭的市場原則。

總之,建設滯后的勞動力市場對大學生市場化就業機制起著反作用,一方面國家把大學畢業生推向了市場,一方面又沒能造就良好的市場環境,這就對大學生的就業選擇產生的負面影響,強化了“一次就業定終身”的傳統觀念,一些大學生寧可選擇“待業”或“失業”,也不匆忙就業造成了就業的惡性競爭,從而激化了就業矛盾,加劇了就業問題。3.社會用人單位觀念不正

從經濟學角度看，社會用人單位是人才的需求者,是高校教育產品的最終消費者，用人單位通過對畢業生的考查考核，引入人力資本。企業引入人才是為了提高企業自身競爭力，實現企業的戰略管理目標。大學畢業生是社會用人單位進行社會再生產的“原料”，用人單位將畢業生納入到自己的行列中作為自己整體的一部分，這實際上表明社會用人單位是人才產品的消費者，通過對人才“消費”，用人單位使自己的社會生產更加有效率，社會產品的質量更高。可見大學生是企業重要的人力資本，對企業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部分單位、企業的用人觀念還未轉變，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過分注重文憑。第二，生源地域歧視。第三，過分看重工作經驗。4.大學生“扎堆”導致供求不均

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提出“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發展東南沿海經濟特區的政策方針。使我國的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但使得東部，中部，西部三個經濟帶發展極其不平衡，也導致了“孔雀東南飛”的勞動力供給流動形勢。緊跟經濟的發展步伐，我國的高等教育也出現了“一邊倒的趨勢”，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沈陽等中心城市或經濟發達地區主要集中了我國大部分高等院校，也因此導致了每年大學畢業生的人數眾多。同時，由于大城市的經濟發展速度較中小城市發展速度快，使得大量企業多聚于經濟發達地區，因此，就業機會也相應增多，隨之而來的便是這些地區吸引了各地勞動力來此就業。

大學生失業多是一種自動失業、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而顯性失業和非自愿性失業的少。目前，我國大學生就業就存在一種“就業悖論”現象，主要表現在就業的地區結構性矛盾，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是大學生首選工作區域，環境好、收入高導致人才過剩。而西部邊遠地區及基層卻表現冷淡，他們寧可失業也不愿選擇這些地區，導致這些地區人才匱乏、缺乏競爭。

四、對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對策 1.宏觀經濟層面的措施。

從長期堅持“經濟增長優先”戰略調整到“就業優先”的戰略上來，從根本上緩解目前的就業壓力。繼續發揮市場機制對人力資源的配置作用，完善大學生就業市場體系建設，重點建設各種級別、各種門類的人才市場，減少對高等院校的行政干預。

2.調整經濟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

發展第三產業既是提升經濟運行質量的需要，也是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需要。民營經濟在解決大學生就業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急需高速素質的大學生為其提供智力支持，同時其靈活的管理體制與用人制度對大學生有很強的吸引力。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家應努力調整產業布局，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并積極扶持和發展中小企業為大學生就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3.深化高校改革，不斷調整優化高等教育結構。

應將高等教育的重心從規模擴張轉移到質量提高上來，同時還要以市場為導向大力發展職業技能教育，建立與經濟多元化相適應的多樣化辦學體制和辦學模式，使人才的培養呈現出多層次性、多規格和多元化的特征，從而使大學畢業生的數量、質量和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相一致，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

首先，要轉變人才培養模式就要樹立科學的質量觀，做到科學合理的設置專業。其次，要轉變人才培養模式還應該建立并完善大學生就業服務體系。4.增加制度供給。

針對各經濟區域的特征，應當采取相應的就業措施，以協調各區域就業人數的不平衡。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一系列與“自主擇業”模式相配套的制度，如勞動人事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就業服務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加強對西部和農村地區的經濟和政策扶持力度，以優惠政策引進社會資本，加大對農村的投資，改善基礎設施和就業環境；建立大學生就業扶持體系，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為創業者提供優惠政策，建立大學生就業基金會。5.樹立正確的大學生就業觀和企業的用人觀。

大學生要注重提高自己在道德、文化、業務、身體、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質，增強競爭力和自信心，要樹立靈活就業的思想，淡化傳統的在國家機關和國有單位工作，捧“鐵飯碗”的觀念或“皇糧”意識，敢于到中小企業去，到民營企業去，到個體企業去，到西部去，實現多形式多方式的就業。

同時政府應鼓勵企業樹立理性的用人觀，建立長效的用人機制和留人機制，克服在招聘用人問題上的短視心理和浮躁情緒。不要一味地追求高學歷，要使自己的人才結構達到一個合理的配置，形成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生產力要素的最佳組合。同時，企業也要重視人才儲備的建設，培訓更多的后備力量，使自己的企業后勁十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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