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世界性減稅潮及其對我國稅制改革的啟示

世界性減稅潮及其對我國稅制改革的啟示

2011-9-2

3一、2008年以來的世界性減稅潮

資本主義國家曾經在上世紀70年代出現過大規模的減稅潮。當時的經濟背景主要是滯脹。按照經濟學中供給學派的解釋，減稅在短期可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從而刺激消費。并且可以刺激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增加未來的供給。

（一）美國的減稅政策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爆發，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世界性經濟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為應對這一經濟困局，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采用了多管齊下的方法對經濟加以刺激，期望能夠盡快走出經濟衰退。世界性的減稅風潮正是在這一經濟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作為這一次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美國自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所推出的經濟救急政策里，減稅始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2009年1月，上臺不久的奧巴馬即向國會提出一項總額為三千億美元的減稅計劃，以刺激已經陷入衰退的美國經濟。2009年2月13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先后通過了經濟刺激方案，該方案涉及787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具體包括減免聯邦稅收，提高失業人員津貼和其它社會福利供給，以及加大在國內教育、衛生保健和包括能源領域在內的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支出。其中的稅收減免計劃2880億美元左右，約占方案總額的36.6%，對個人的減免稅為2370億美元，對公司的減免稅約為510億美元。這些稅收減免主要有：（1）95%的工薪家庭將獲得稅收減免；（2）70%的稅收津貼將給予60%的收入居中間地位的工薪者；（3）200萬家庭將因復蘇法案的稅收減免而脫離貧困；（4）在經濟復蘇期間，超過1500億美元的稅收減免將用于幫助低收入者和脆弱的住房擁有者；（5）稅收減免將幫助創造和保留100萬個就業。①

（二）歐洲各國的減稅政策

歐洲地區各國原本對于減稅政策褒貶不一，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盟各國幾乎都實行了減稅政策。2008年11月24日，英國公布了以減稅為核心總額約200億英鎊的經濟救助計劃，減稅政策中最重要的條款就是將商品銷售增值稅稅率從17.5%降至15%，持續時間為一至兩年，每年減少增值稅約125億英鎊。2009年10月，意大利和瑞典先后宣布了巨額經濟刺激計劃。德國聯合組閣的新政府決定免除繳納醫療和護理保險費方面的全部稅收，大約涉及90億歐元。以高稅負出名的法國也施行減稅以刺激經濟。俄羅斯政府在2009年年初也推出了減稅政策，總額約為5500億盧布。②

（三）亞洲各國和其他國家的減稅政策

在亞洲，以“四小龍”著稱的日本和韓國同樣施行了大規模的減稅。日本的稅收減免政策向來繁復，但凡撫養小孩和贍養老人、貸款買房等都可享受減稅。2008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約273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內容包括發放現金補助、為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擔保、減稅和降低失業保險費用繳納標準等。在稅收方面主要采取減免稅、降低稅率、稅收抵免等方式。如在2年～3年內，對購買環保車的消費者減免汽車購置稅、汽車重量稅；在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的兩年內，對中小法人按照18%的減輕稅率（原稅率為22%）征收法人稅。④③

在美國、日本等國相繼出臺減稅方案之后，韓國政府也于2008年9月1日公布了一系列稅制改革方案，對包括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在內的16項稅率進行大幅下調。據韓國企劃財政部預計，此次稅收改革將在2009年年底前為韓國國民節省大約11.7萬億韓元（約合105億美元）的資金，其中超過一半的減稅額是針對中低收入人群。據估算，在未來5年內減免所得稅、法人稅、房地產稅等共計25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049億元）稅金。⑥⑤

中國香港也于2009年6月24日推出了17項經濟刺激措施，涉及金額168億港元，其中對個人實行減稅退稅政策。政策之下，有50萬香港市民獲得退稅，80萬人全年免交稅。⑦

除了以上國家和地區外，其他如比利時、荷蘭、葡萄牙、羅馬尼亞、印度、巴基斯坦、沙特、以色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希臘、捷克等也紛紛采取了一些減稅措施，一時間形成了全球范圍內的減稅潮。

二、世界性減稅潮實施的經濟背景及減稅的經濟機理

關于世界性減稅潮的出現，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其一是為什么會出現減稅潮，或者說減稅潮出現的經濟背景是什么？其二是世界各國實施減稅政策的經濟機理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對癥下藥？只有搞清楚這兩個問題，才能找到這一世界潮流的可資借鑒之處。

（一）世界性減稅潮實施的經濟背景

前文所述世界性減稅潮的出現，從表面上來看，是金融危機沖擊實體經濟之下世界各國的臨時性宏觀調控經濟政策。但從深層次來分析，減稅潮的出現有其必然性，這是由實體經濟運行不可避免的矛盾所致。或者說，我們需要分清的是，究竟是金融危機導致了經濟危機，還是經濟運行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導致了金融危機，進而通過金融沖擊顯化和加深了經濟危機。只有弄清了這個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把握世界經濟的矛盾和減稅潮出現的實質。

關于這個問題，本人的觀點是，實體經濟運行矛盾的累積，導致了金融危機，進而顯化和加劇了經濟危機。而減稅正是在這一經濟背景下比較有針對性的對策之一。

這場世界經濟危機的先導因素或許是金融危機，但它的根本原因還是實體經濟中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這還是一場馬克思提出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

首先，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空前的高速積累和經濟增長，使得生產能力迅速擴大，結果是生產成本的急劇上升和市場容量的相對不足，導致全球性生產能力過剩和利潤率下降。資本開始尋求兩條出路：一是，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投資轉向勞動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亞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國家或地區。這促進了一批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資本積累和興起，同時使全球制造業生產能力進一步擴大。二是向金融部門轉移，通過對虛擬金融資產的全球化經營來獲取高額利潤。

其次，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國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趨勢以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資本積累模式。這種模式具有三個特征：一是，在將一般制造業轉移到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同時，通過金融資本的積累和經營來刺激國內消費需求，以拉動投資和大規模商品進口，維持美國和世界經濟一定程度的增長，并從中獲取高額金融利潤與工業利潤；二是，一般制造業向國外轉移，一方面有利于壓低國內工薪者的實際工資，另一方面又通過大量進口廉價工業品而保持了國內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以緩解社會矛盾；三是，對國內制造業萎縮和大量進口工業品造成的巨額國際收支逆差和財政赤字，通過

發行具有特殊霸權地位的美元紙幣來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國庫券向國外借入美元來平衡收支。這種新型積累模式無法根本解決生產與消費的深層矛盾，反而加劇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

再次，美國實體經濟中供給與需求的深刻矛盾可從以下數據得到論證：1972年到1995年，美國實際GDP增長了96%，而雇員的平均小時實際收入卻下降了16%，平均每周實際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國實際GDP增長了43%；雇員的平均小時實際收入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實際收入僅提高了9%。事實上，2007年美國雇員實際小時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實際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盡管同期美國實際GDP已增長到280%。考慮到收入不平等的加劇，消費傾向更高的普通雇員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實際的有效需求不足會更加嚴重。⑧

從上所述可以推斷，來自實體經濟運行的結果是生產能力過剩和消費相對不足。而在2008年以前，美國經濟似乎仍然存在一定的經濟增長。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是，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消費。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對較貧窮的一部分人發放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業的證券化發展大大助長了個人收入的金融化趨勢，形成日趨膨脹的房地產泡沫。這種金融膨脹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費，還通過房屋價格的不斷上漲，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場價格超過房屋按揭金額的凈值申請貸款用于消費或投資。2000～2007年的八年間，非農業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務余額猛增116%，其中1口～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貸款債務占到3/4以上；同時期消費信貸債務余額也增長了47%。而八年間實際GDP的增長只有17%；雇員平均每周實際收入的增長只有2.1%。這種缺乏實際收入增長而單純由金融泡沫刺激起來的債務消費是極端虛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滅，債務消費銳減，供給與需求的尖銳矛盾立即顯現，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爆發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了。⑨

由于美國的經濟規模和進口規模十分巨大，結果其金融泡沫的累積必然加劇美國乃至全球性的生產過剩，使供給與需求的矛盾更趨尖銳化。由金融債務驅動的消費過度掩蓋著實際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而一旦金融泡沫破滅，實體經濟的矛盾得到放大和顯化，全球性經濟危機便極速爆發。2008年正是這樣一場由金融市場泡沫引發的實體經濟危機。這是我們分析和理解世界性減稅潮的經濟背景。

（二）減稅政策的經濟機理

上文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是一場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西方經濟學上表述為，有效需求不足的總供求失衡。要平衡這種失衡，從短期來看，其有效對策只有利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或稱需求管理政策。從長期來看，除了需求管理政策以外，供給管理也成為可能。簡單說，一方面采取刺激需求的經濟政策；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生產結構的調整，淘汰過剩和過時產品的產能，通過產品創新來創造新的市場、新的需求，以消化過剩的產能。

一般來說，擴大政府支出是比較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在短時間內拉動有效需求，緩解供求失衡的矛盾；而制度設置合適的減稅政策則可以達成兩方面的功能：既可以拉動有效需求，也能調節未來的供給。

刺激有效需求的稅收政策主要有減免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商品課稅和公司所得稅等。其經濟機理可以做如下解釋：減免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可以直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社會公眾邊際消費傾向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支出會上升；減免商品課稅可以降低商品的銷售價格，而價格的下降則可以增加購買數量，此是從另一個角度刺激消費；減免公司所得稅則可以增加企業部門的稅后利潤和可用于發展的資金，有利于刺激投資的上升。這都是刺激有效需求的稅收政策。從前文的資料可見，美國的減稅措施重在針對中低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減免，其目的是刺激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中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當然，也有擴大或者保持就業導向的針對企業的公司所得稅減免。英國則在商品課稅之一的增值稅上做出了減

稅措施。德國則采取了社會保險稅方面的減免稅措施。日本和韓國的減免稅既有針對個人所得稅的減免，也有針對企業的公司所得稅減免。我國香港則采取了個人所得稅減免措施。這些政策主要都還是從需求管理角度的短期經濟調節措施。

如果從長遠角度來考慮，商品課稅和公司所得稅內所涉及的一些特別條款很可能具有刺激創新進而對未來的供給產生影響的作用，最終可從供給角度來調節總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比如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激勵企業創新的稅收政策。從前文資料來看，這次減稅潮較少涉及供給管理角度的減免稅措施。其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各國政府更加期望在短期內挽救經濟困局。

三、世界性減稅潮對我國稅制改革的啟示

回顧世界性減稅潮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世界各國在面臨經濟危機沖擊的時候所采取的主要稅收措施，分析這些措施的經濟機理。更重要的是，考察世界各國作出的減稅措施是否對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有所啟示。

（一）世界性減稅潮的啟示

2008年以來出現的世界性減稅潮至少給我們如下幾點啟示：

1.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國的經濟聯動性非常之強，這要求在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某一國家的調控政策要充分考慮到其他國家的政策措施。在很多時候，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很可能是政策生效的重要保證。

2.當今世界經濟的主要矛盾，還是生產相對過剩的矛盾。也可以說是凱恩斯主義所言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這一根本矛盾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只是被其他假象和矛盾所掩蓋。當這一深層次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必將通過一定的渠道爆發出來。所以，對世界經濟而言，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主要問題還將是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如何啟動民間自主消費將是未來經濟發展的主題和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主旋律。

3.要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至少應該沿著兩條主線。其一是從收入調節角度入手，切實增加消費傾向較高的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起到刺激消費擴大的作用；其二是從生產角度入手，通過鼓勵和刺激創新，淘汰過時的和過度的產能，從供給調節的角度來緩解供需矛盾。減免稅政策很可能具有這兩種功能。

4.臨時性的個人所得稅、商品課稅、社會保險稅以及公司所得稅等稅收減免措施，是刺激有效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措施之一。無論是短期措施還是長期措施，都可以倚重稅收政策的調整來達成。

（二）我國稅制改革的政策建議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經歷了長足的發展。然而經濟結構等諸多方面的矛盾依然沒有很好地解決。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在于解放了久被束縛的生產力，那么在市場經濟轉軌基本完成以來的情況下，我國同樣面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近幾年來的經濟增長已經走到一個比較危險的境地，那就是過度依賴政府主導的直接投資或者干預下的投資來拉動經濟。而且這種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放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方面。現在我們的情況與美國相同的是，在收入分配中工薪收入占比下滑，這意味著民間自主消費有受到擠壓的傾向。與美國不同的是，美國是通過資產證券化和房地產證券化等虛擬財富效應鼓勵民間消費。而我國則是政府直接或者間接投資來拉動經濟。美國式的借貸超前消費會受

到金融危機的重大打擊，金融危機下實體經濟危機加劇。我國政府主導型的直接投資則隱藏著另一種危機，那就是資源的浪費和投資各環節的腐敗叢生。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權貴資本掠奪了大部分利潤，平民則會陷入無法自拔的貧困。這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將是非常危險的。

另一方面，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也非常之大。至少，在對外貿易方面就是如此。經濟危機之下我國貿易順差變為逆差就是明證。當外部需求因為經濟危機而減少的時候，我國的外向型制造業恰恰很深地體會了生產能力過剩的苦果。

無論是內憂，還是外困，解決問題的思路之一就在于稅收政策，重點是減免稅。

1.盡快改革個人所得稅。設立具有收入分配調節作用的綜合模式的個人所得稅制。通過加強征收管理，對高收入者從實際上課以較高的稅負，同時要將廣大的中低收入者稅負切實降低，免除其中一大部分個人和家庭的稅收負擔。

2.改革財產稅制。設立財產持有稅制，把不動產以及一些奢侈型財產納入課稅范圍，既可以起到收入調節的作用，還能夠刺激高收入者消費。

3.協調改革商品稅。統一增值稅和營業稅，適度降低增值稅稅率，減輕商品課稅負擔，以刺激消費和投資。

4.深化企業所得稅改革。在深度研究和試點的基礎上，設立大量的有利于企業創新的稅收條款，激勵企業自主投資和創新。

5.靈活稅收政策調節機制。可以考慮制定某些特別法律法規，允許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在特別經濟情況下啟動稅收應急措施，利用稅收這一政策工具調節宏觀經濟運行。

①數據引自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②數據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 lf0100lav0.html。

③數據引自《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與中國對策》，《環球視野》第319期。

④數據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0lav0.html。

⑤引自http：//money.163.com/08/0904/13/4L0G7UCM002524SC.html。

⑥引自http：//.cn/articles/16029.html。

⑨引自http：//.cn/articles/16029.html。

參考文獻

[1]信力建.《金融風暴下的減稅潮》，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0lavO.html.[2]高峰.《到底是生產過剩造成經濟危機，還是經濟危機造成生產過剩？》，http：//.cn/articles/16029.html.[3]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Recovery_and_Rein vestment_Act_of_2009.[4]陳共.《財政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5]朱青.《國際稅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作者：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 許海明 來源：《中國財經信息資料》2011年第14期責任編輯：朵嵐

第二篇：我國稅制改革

我國1994年進行的全國稅制改革，以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理順分配關系、規范分配方式，保障財政收入為指導思想，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稅制體系，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稅制框架。但這么多年來，新稅制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我國稅制現狀

第一，流轉稅占主導地位的稅收體制。目前，我國的稅制結構中占主體稅種的是流轉稅，包括對銷售貨物進口貨物及提供加工、修理分配勞務征收的增值稅；選擇部分消費品征收消費稅；對特定行業征收營業稅等。在近10年的實施過程中，我國的稅收收入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年均增長1,400多億元。1994年全國稅收收入5126億元，1999年突破

10000億元，到了2001年全國稅收收入突破了150000億元，2003年達到20000億元。在連續增長中，流轉稅的增長一直處于主導地位，2001年流轉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69.3%。

第二，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個人所得稅法并存。1994年稅制改革時，將原先的個人所得稅、個人收入調節稅和城鄉個體工商戶所得稅三稅合并成一稅，統一開征個人所得稅；將原來的國營企業所得稅、集體企業所得稅和私營企業所得稅合并，統一開征企業所得稅，以適用于內資企業。同時，原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繼續執行，形成了“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三種所得稅并存的現狀。將所得稅分設為內資企業所得稅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主要是考慮我國開放初期，有利于吸引外資，鼓勵外資機構來華投資。所得稅在我國稅制中處于與流轉稅并重地位。2001年，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23.9%。

第三，資源稅、財產稅、行為稅、農牧業稅為流轉稅及所得稅的必要輔助稅種。

第四，稅務征管實行分級財政管理，由中央與地方兩級稅收征管體系和金庫體系分別負責中央稅和地方稅的征收管理及收入入庫工作。

二、我國稅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稅制改革的目標包括簡化稅制、提高稅收比率、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以及建立雙主體稅制模式。可是，簡單的稅種合并，并不能代表征納制度、程序、手續的簡化；稅收比率(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仍然連年下滑；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鼓勵技術更新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有礙潛在的經濟增長；流轉稅比重過大，并沒有形成雙主體稅制，特別是增值稅一項收入就占整個稅收收入的43%(1995年)，稅收很難成為穩定經濟運行的杠桿。在所得稅會計制度尚未建立，個人收入福利化的情況下，全面實施自行申報納稅制度是否行之有效值得懷疑。地下經濟活動猖獗，工資之外的福利分配日益普遍，逃稅行為有增無減，特別是假造、倒買倒賣增值稅發票行為屢禁不止，這些都說明了新稅制的副產品是不合意的。

首先，生產型增值稅抑制投資增長，不利于企業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國內產品競爭力的提高；流轉稅中消費稅及營業稅的有關政策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變化，不利于刺激消費需求和經濟結構調整。

其次，內外兩套企業所得稅稅制造成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公平，不符合世貿規則，不利于企業公平競爭，抑制國內投資，影響企業深化改革。

再次，個人所得稅稅制與經濟發展、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很不適應，其組織收入與調節分配的功能受到抑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高收入階層調節不力；二是在個人所得稅制中，還存在著應稅所得額確定不合理，不能適應收入形式分配多元化的現實及申報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

最后，稅收法制建設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稅法立法層次低、權威性差。多數稅收法律法規是以條例的形式發布，很少有正式立法；同時，由于立法層次低、立法程序難以保證，法律漏洞問題嚴重。

三、深化稅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稅制改革是否成功，需要用三個標準來判斷：

第一，稅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政府確立的目標。

第二，稅制改革的可持續性。

第三，稅制改革產生的合意的或不合意的副產品的程度，這些副產品是指稅制改革所產生的(可能預測到也可能沒有預測到的)主要影響，在估價這些影響時，加之判斷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稅制改革明顯地加重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那么，這項稅制改革是否成功，就取決于對這種收入分配狀況的價值判斷。

從這三個標準來看，我國要真正實現成功的稅制改革還需要進一步努力。我們首先應當明確一下我國在今后一段時期內的稅制模式。根據稅收理論，一般認為商品稅有助于提高效率，所得稅有助于促進公平。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仍然是主要政策目標。

1、合理調整直接稅和間接稅，建立雙主體稅制結構模式

(1)優化流轉稅體系

第一，改革增值稅。改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將固定資產購入時所支付的增值稅納入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抵扣范圍，并允許一次性全部扣除，這樣不僅有利于企業加速更新設備和積極采用新技術，也有利于減少資源配置中的稅收扭曲、公平稅負。目前，在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八個行業已經開始試行消費型增值稅，待總結經驗和時機成熟后，便可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同時，要拓寬增值稅的征稅范圍，將交通運輸業和建筑業并入增值稅的征收范圍，使增值稅的抵扣鏈條能夠順利連接。在保證財政收入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稅率，以充分發揮稅收中性的作用。

第二，改革營業稅。調整營業稅的征收范圍，按照新的《三次產業劃分規定》，將第三產業(主要是單環節經營的服務業)，全部征收營業稅。同時簡化稅目稅率，以促進從事第三產業的各類企業平等競爭。但為了保持對某些行業的特殊稅收調節，可以對這些行業實行幅度比例稅率，其中奢侈性消費項目稅率還應當從高。

第三，改革消費稅。調整征稅范圍。對酒精、汽車輪胎、護膚護發品等普通消費品停止征稅；對一些收入一般的消費者極少問津的高檔消費品、奢侈品和不利于資源、環境保護的消費品征稅，并課征高稅率，這不僅符合優化商品稅理論的原則，也能加強消費稅的調節力度。

(2)優化所得稅體系，增強其經濟調控功能

首先，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適當降低稅率，減輕企業稅負，使企業能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地展開競爭。稅收優惠應按照產業性優惠政策為主、區域性優惠政策為輔，間接優惠方式為主、直接優惠方式為輔的原則，把優惠的重點放在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環保產業，并采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特定扣除、虧損彌補等多種優惠方式，以促進企業技術改造和產品的升級換代，實現經濟模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其次，改革個人所得稅。一是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二是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調整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將納稅人界定為中等以上收入者。費用扣除項目應綜合考慮納稅人撫養子女、贍養老人的情況，以及子女受教育支出等因素，同時適當考慮納稅人配偶收入的情況，并設置費用扣除隨物價變動而相應調整的規范方法，以便更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效率。三是健全個人收入監測辦法，逐步擴大征收范圍，拓寬稅基，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同時簡并稅率檔次，并適當調低最高邊際稅率，適度降低稅收負擔，更好地體現稅收的公平和效率。

再次，開征社會保障稅。徹底取消各種社保的統籌收費，設立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障項目，以雇員的工資總額為計稅依據，由單位和單位雇員按同一比例稅率共同承擔，個體經營者以其收入總額計稅。社會保障稅的開征，為財政實施轉移支付提供了穩固的資金來源，是配合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良好工具。

2、規范稅費改革，進一步優化我國稅制

名目繁多的收費，嚴重侵蝕了稅基，不僅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而且對經濟產生了極強的扭曲作用，不利于稅收公平和效率兩大目標的實現。因此，必須取締一切不合理的收費。對某些具有合理性但不宜改為稅的費，可繼續采取收費形式，但管理辦法和制度一定要加以完善，而且要盡可能轉為預算內的規費形式。對具有稅的性質的合理性的收費，加快創造條件改為開征新的稅種。

3、建立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稅收制度

高新技術產業是知識經濟的支柱，它以知識、技術、智力等無形資產的投入帶動經濟高速發展，而中小企業則是個人創新和創業活動的主要載體。但現行的科技稅收政策不適應高新技術產業各個階段的發展要求，也無法有效地調動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因此，在稅制改革時，對高新技術的發展和中小企業的創建必須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如中小企業創辦高新技術企業投資的稅收抵免；允許企業設立科研開發費用和風險準備金，并可在稅前扣除；加速先進設備的折舊等等，其實這些優惠政策的制定與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的改革方向是不謀而合的。另外，要大力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制定企業對科研人才培訓投入支出方面的優惠政策。對個人的專利收入免征個人所得稅。對因科技創新所獲得合法的個人高收入不采取稅收歧視，適用低的邊際稅率，這也是符合優化所得稅理論最高收入邊際稅率應下降的理論。

4、建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

稅收制度如何適應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在我國尚處于摸索階段，可考慮建立綠色環保稅，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控制污染，使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環保稅在設計上要充分發揮稅收的引導和激勵作用，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鼓勵企業減少污染，進行綠色產品生產，提高環保生產技術，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此外，在我國稅制改革配套措施方面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1)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稅權。劃分稅權必須先科學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使稅權與事權相適應。稅權的劃分和下放也必須通過憲法或建立相關法律加以固定，并制定健全的監督約束機制。

(2)加強征收管理。稅務機關的征收管理能力對稅制改革能否順利推行十分重要，因此，強化征收管理能力也是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抓住改革機遇，大力推進依法治稅。完備的稅收法律體系是依法治稅的前提條件，因此，稅制改革為依法治稅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我們要充分把握這一機遇，把促進依法治稅的要求貫穿改革始終和改革的各個方面，以帶動全面的體制創新和制度建設，努力構建依法治稅的監督制約和保障體系，從體制和制度上徹底解決依法治稅方面存在的問題。（

第三篇：混合所得稅制對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啟示

混合所得稅制對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啟示

摘要：隨經濟發展，中國原有的分類征收個人所得稅所帶來的弊端逐漸凸顯，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國個人所得稅改革如何找到適合的平衡點以適應當代發展的需要?通過對別國的借鑒與學習，我們逐步確定中國個稅改革的發展方向，謀求一種可以解決現實矛盾的“良方”。三種稅制之中，中國有一種逐步轉向混合所得稅制的趨勢，但是在此之中，還有許多固有的矛盾尚待解決。為健全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征收體制，我們借鑒世界上混合所得稅制體系比較完善的兩個國家，并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指出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向。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改革;混合所得稅制

一、現行三種稅制

縱觀各國個人所得稅改革，其核心都是追求公平與效率的一個平衡，而這個平衡點又并不是固定的，注重公平兼顧效率還是注重效率兼顧公平并沒有定論，而是根據各國的國情，具體來說是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結構等因素來尋求一個最優目標。

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采用的是分類征收的模式，分類征收程序上來說手續相對簡單，可以節約征稅成本，體現了效率原則。并且有一種約束力，便于稅務機關監管。然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人們收入來源多元化，復雜化，而分類征收的范圍太狹窄，一部分人群的收入經過一系列的操作，完全可以逃脫稅務的監管，因此也產生了很大的避稅空間。同時分類征收只是單方面的關注納稅人的收入，并沒有關注其經濟負擔和家庭情況，使得貧富差距愈加拉大，有違社會公平的原則。尤其是在中國，貧富差距、東西部差距已經成為十分突兀的問題。因此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在必行。

當今世界，在人均生活水平較高和社會保障體制較好的發達地區，多會實行綜合所得稅制。綜合征收個人所得稅最為典型的例子當屬美國。美國采用綜合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經過數次重大改革已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體系。綜合所得稅是對納稅人全年的各種不同來源的所得，綜合計算征收所得稅。綜合所得稅的突出特征，就是不管收入來源于什么渠道，采取何種形式，都將各種來源和各種形式的收入統一收稅。綜合所得稅平等對待不同性質的所得，納稅人難以通過轉移所得或更改所得特性進行避稅，這一點大大彌補了分類征收的不足。這種模式最符合支付能力原則，成為當代所得稅課征制度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但是綜合征收也有其不足之處，首先綜合所得稅制需要極其完善的社會管理體系作為保障，并且需要公民具有積極的納稅意識。其次，綜合所得稅征收方式復雜，需要納稅人懂得稅金的計算，并能夠自主交稅。并且，綜合所得稅制征稅成本較高，不利于效率的實現等問題也不容回避。經濟社會瞬息萬變，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如何找到適合的平衡點以適應當代中國發展的需要呢?

現在更為流行的一種方式是混合所得稅制。之所以稱之為“混合所得稅制”是因為這是一種將綜合征收和分類征收結合使用的一種所得稅制。不僅很多實行分類所得稅制的國家在往混合所得稅制上變更，就連很多實行綜合所得稅制的發達國家也有一種走向混合的傾向。

二、混合所得稅制

一般而言的混合所得稅制是指，年內按分類征收，納稅終了時，再將納稅人本的所有所得加起來，按照累進稅率計征所得稅，已繳納的分類所得稅，可以從納稅終了時應繳納的綜合所得稅中扣除。不過也有不少國家根據本國國情另辟蹊徑，這種創新也有助于稅制的健全發展。通過對別國的借鑒與學習，有利于我們探清中國個稅改革的發展方向。經過比較和篩選，我們挑取了日本和荷蘭兩個實行混合所得稅制的國家來詳細說明。

(1)日本

首先，日本的混合所得稅制的總干線是實行綜合所得稅制，并以分類征收為補充。這其實是在綜合所得稅制基礎上的一種創新。綜合征收固然是好，可是也有他不可避免的弊端。日本創新性的做出變革，來解決這一矛盾。

第一點為費用扣除方面的創新。日本將其分為分類扣除和綜合扣除，也就是說綜合課稅綜合扣除，分類課稅分類扣除。這樣的扣除制度需要完善的收入監管體制作保證。日本將納稅人的收入分為10大類進行細化管理。對工薪、營業、不動產所得綜合征收個人所得稅，對于像利息所得的特殊所得實行源泉分離課稅，也不會再計入綜合課稅總額中。各項所得都有對應的費用扣除標準。和中國相似的是，日本的工薪所得扣除實行工薪所得超額累退比率制，收入越高的部分扣除率就越低。但是日本更完善的一步是，工資所需費用中的上班交通費、調動工作時的搬家費、培訓費、取得資格費用、因工作而兩地分居的探親費這五大費用在實際支出大于規定的工薪所得扣除額時，可據實扣除。這樣既對高收入人群費用扣除進行限制，又照顧的低收入人群。日本完善的費用扣除制度充分體現了社會公平的初衷，很值的我們去學習。

第二點是預提所得稅制度。日本的所得稅是以“自行”、“估稅”為基礎。這就要求納稅人根據其一年所得計算應交所得稅，自行向稅務局提交確定個人所得稅的申報單。這就要求公民有良好的納稅意識。在日本，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國家總體稅收收入的40%，所以也就形成一種人人納稅的良好風氣。在總體的個稅收入中，預提所得稅稅收入占到80%以上。從這里可以看出日本公民納稅的積極性。同時日本預提稅的征收范圍比較廣泛，要遠超一些工業國家，包括稿費、退休金、年金、股息在內的很多收入都要征預提稅。同時對工薪的預提稅有詳細的預提稅率表作為基礎進行計算。所以說，日本的預提所得稅制度相對來說是比較完善的。

(2)荷蘭

荷蘭主要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稅制，但重點卻在分類上，因此大多學者稱之為分類綜合制。荷蘭的個人所得稅分類比較少，對于主要的所得實行綜合征收，以年為計稅期間。荷蘭的個人所得稅制也有其特點。主要體現在收入分類、對應稅率和綜合征收這幾個方面。

第一點為應納稅所得額的分類。荷蘭將應稅個人所得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個人工作和住房收入，其中所含范圍比較廣泛，包括了個人日常經營所得的利潤、應交稅的工資、社會福利、自由職業收入、出租房屋所得的收入，同時也包括養老金等項目。第二類為股權收益，主要指納稅人或與其合法伴侶持有的居民企業5%及以上股權所得到的股息和紅利。第三類為納稅人儲蓄和投資所得，這一項是以凈資產所得額為稅基，即納稅人每年年初1月1日所投資資產的市場公允價值減去所承擔負債的市場公允價值的差值，再減去21000歐元免征額，余額按估算的4%收益率確認最后的所得額進行納稅。

第二點為分類所得對應稅率。對于第一類個人所得，適合超額累進稅率，主要分為四檔級距，根據納稅人第一類收入由低到高，稅率分別為1.95%、10.80%、42%、52%。具體對應關系見下表：

而對于第二類和第三類個人收入所得采用比例稅率征稅，其中第二類實質性權益或股權收益，適用25%比例稅率。第三類儲蓄和投資所得額，適用于30%的比例稅率。總體看來，荷蘭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結構簡單，比例稅率僅包括兩種，沒有其他加成征收或減征的規定，對于稅務機關來說無疑是件好事。

第三點為綜合調整。荷蘭個人所得稅的綜合主要體現在實行稅前扣除、稅后補助和部分抵免相結合的制度。對于絕大部分納稅人都有的第一類收入，規定了相關與生活支出的扣除項目，除扣除項目外，納稅人還可以從應納所得稅額中抵免一些稅額，主要涵蓋了一般抵免和勞動抵免，一般抵免適用于所有65歲以下的納稅人，每人限額2000歐元，如果納稅人的稅款低于2000歐元，則按實際納稅額抵免，若未繳稅就不予抵免;而勞動抵免適用于取得第一類收入所得的納稅人。荷蘭，作為一個勞動力稀缺型的國家，勞動抵免鼓勵了更多納稅人參與工作。納稅人的工資和日常經營性收入在20000歐元一下的，抵免額隨著收入的增加在0元到1600歐元期間波動;工資和經營性收入在20000到40000歐元的，抵免額固定為1600歐元，對于超過40000歐元的，抵免額反而會下降。這一方針降低了高收入者享受減免稅額的弊端，增強了稅制調節收入的作用，而這對于我們中國這個貧富差距很大的國家，是一個很好的借鑒之處。另外還有一些稅后補助的政策，減輕了低收入者的負擔，并且縮小了貧富差距，根據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荷蘭還根據納稅人的情況和收入水平發放補貼，包括育兒補貼、醫療補貼、租房補貼、子女撫養補貼。夫妻雙方都在工作或在校學習，需要把孩子送到幼兒園的情況下，可以獲得政府補貼，還有醫療保險補貼，根據2013年醫療保險補貼標準，凡參加醫療保險體系，年收入在30939歐元以下且獨居的荷蘭居民有資格獲得醫療保險補貼，不論是以上那種補貼，其補貼水平都是根據個人收入水平決定的，收入水平越低，相關補貼就越高。

綜上其實可以看出，荷蘭國家是一種“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荷蘭個人所得稅額最高稅率達到了52%，超過了應納稅所得額的一半，但是對于如此高的稅率，眾多荷蘭居民都持肯定態度，因為荷蘭國家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無論采取何種稅制，只要個人的生活水平沒有下降都是會被接受的，不會因為高稅率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反而“高福利”會導致貧富差距所小，人們的幸福感指數在不斷上升，這樣的制度都會被有效的推行和運用。

三、我國現狀及改革方向

我國現行稅制為分類所得稅制，并有一種向混合所得稅制轉型的趨勢。但是，在這條道路上還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日本和荷蘭的稅收制度對我國的稅制改革確有可借鑒之處。但是我國固有的一些社會問題確實改革路上的絆腳石。

(1)社會條件。日本和荷蘭相比較于我國而言，地域小，人口少，便于管理。并且可以將稅收保障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結合起來，有利于監管，同時又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其次，兩個國家的國民收入和社會條件要比我國好很多。長久的社會風氣就會形成了良好的國民納稅意識。這便有利于建設廣泛的納稅人自行申報制度、良好的個人金融管理體系和有效的稅收征管體制。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比較依賴于源頭扣繳，公民對所得稅的了解很少，尤其是偏遠地區和低收入人群。公民沒有納稅的概念，更不會有納稅的積極性。同時，中國是人口流動大國，戶籍管理方面還有很大漏洞。所以要完善稅制，就要做好社會制度的管理工作，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培養公民的納稅意識。

(2)社會公平。征收個人所得稅除了是財政收入的來源之一，更重要的作用是調節公民經濟，縮小貧富差距。這個問題在我國已比較凸顯。因此我國更要采取措施積極彌補個人收入所帶來的貧富差。日本和荷蘭在這方面都有相應的措施值得我們借鑒。在費用扣除制度上，以及稅收抵免和稅后補助方面，我國都缺少相應的稅收制度作為調節貧富差距的手段。日本完善的費用扣除制度，制定各項收入的費用扣除標準。以及荷蘭將稅收與社會保障相結合，以補貼的形式彌補較大金額的生活支出。對于我國東西部地區差異較大的社會現象，哪種方法是比較適合我國國情的，還有待商榷。建議可以分地區實施不同的政策。對于納稅體系比較健全的地區，可以推廣費用扣除制度，而對于西部偏遠地區，實行費用扣除制度有加大困難，可以采用補助的形式作為替代。

(3)專項稽查。要想建立自行申報的納稅體制，就一定要有個人所得稅的專項稽查作為保證。將納稅人的收入從源頭就備案入庫，并且都可以查找。同時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組織稽查小組進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稽查。對于存在偷漏稅的行為，要依法予以處罰，情節嚴重者要移交司法機關進行處理。主要稽查對象應包括納稅人、代扣代繳人和稅務工作人員。確保納稅人，尤其是高新納稅人和外資企業中外國高新管理人員依法納稅;代扣代繳人正確履行代扣代繳義務;稅務工作人員恪盡職守，不徇私舞弊。全方位的配合自行申報納稅體制，進一步推動中國由分類征收向混合所得稅制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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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的思考

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的思考

摘要：完善個人所得稅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論述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歷程，分析個人所得稅制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完善個人所得稅制的建議。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

分類綜合所得稅制

費用扣除

稅率結構

個人所得稅是以自然人在一定期間的純所得（凈收入）為征稅對象的一個稅種。所謂純所得是指自然人在一定期間的收入總額扣除為取得收入所需費用后的余額。理論上，個人所得稅的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財政功能，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為國家提供可靠的財政收入；二是調控功能，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由于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是廣大的群眾，關系著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利益，制度是否完善與我們息息相關。個人所得稅作為調整國家與個人之間利益分配關系的重要經濟杠桿，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和調節社會成員分配的重要工具。

一．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歷程

個人所得稅自1799 年在英國創立以來，目前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適用的一個稅種。為維護國家的經濟權益，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我國在1980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開始開征個人所得稅。當時的個人所得稅800元的起征點是相當高的，實際上難以起到調節個人收入的作用。因此，個人所得稅在1986 年后就成為對在中國的外籍人員征收的一種涉外稅收，而對中國國內公民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則按國務院頒布了《個人收入調節稅暫行條例》執行。1986年1月，國務院對我國城鄉個體工商業戶也單獨立法征收所得稅，頒布了《城鄉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暫行條例》，個體戶成為了當時的納稅主體。因此，當時形成了個人所得稅三稅并存的格局。為適應經濟形勢的發展要求，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對《個人所得稅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正，將個人所得稅三稅合一，實施新的《個人所得稅法》，使得工薪階層成為納稅主體。1999年8月30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第二次修正的《個人所得稅法》，使個人所得稅應稅項目的設計更趨合理。從1999 年10月1日起對居民儲蓄利息開征利息所得稅，使個人所得稅正式進入我國人民的生活。在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對《個人所得稅法》進行了第三次修正。規定自2006年1月1日起，納稅義務人的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將從每月800元提高到每月1600元；2005年12月19日，《國務院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的決定》也予以公布。

二．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

經過第三次修正后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完善，但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仍暴露出了不少與當前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一)實行分類所得稅制度，稅收負擔不公平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辦法，所謂分類所得稅制度就是將納稅人各種所得按照收入性質劃分為若干類，對不同類別的所得設計不同的稅率和費用扣除標準分別計算征收。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可以實現分別征收，有利于控制稅源、可節省稽征費用，具有簡單、透明的特點；缺點是各類收入所使用的稅率不同，造成納稅人實際稅負不公平的問題日益顯現，而且這種稅制模式已經落后于國際慣例。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1）分類所得稅制難以體現公平原則。相同收入額的納稅人會因為他們取得收入的類型(項目)不同，或來源于同類型的收入次數不同而承擔不同的稅負，這就產生了橫向不公平；不同收入的納稅人，由于他們取得收入的類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扣除額、稅率、優惠政策，甚至同類型收入由于次數不同也會使這些因素改變，而出現高收入者稅負輕、低收入者稅負重的現象，從而產生縱向不公平。此外，不同類型所得的計征時間規定不同，分為月、年和次，不能反映納稅人的納稅能力，使課稅帶有隨意性。

（2）分類所得稅制造成巨大的避稅空間。對不同的所得項目采取不同稅率和扣除辦法，可以使一些收入來源多的高收入者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等辦法避稅，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反而不用交稅或交較少的稅，而所得來源少且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卻要多交稅的現象，在總體上難以實現稅負公平。而且，各級稅務機關在征管中往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認定每項收入為哪個應稅項目，但仍存在收入項目定性不準確或難以定性的困難，一方面由此引起的稅務爭議案逐年增加，嚴重影響了征管效率；另一方面實際操作的彈性也影響了稅法的嚴肅性和公開性，導致稅收征管產生漏洞，導致大量稅收流失。

(二)費用扣除標準不合理

個人所得稅的最顯著特點就是應對凈所得課稅。扣除項目及扣除額的確定，直接影響到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影響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籌集，因此費用扣除是個人所得稅法制建設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費用扣除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成本費用，即納稅人為了取得該項收入所必須支付的費用。扣除這部分費用體現了“純益”原則，其扣除形式多采用按實扣除或限額內列支的方式，并且只允許扣除與取得收入有關的正常的和必要的費用；二是生計費用，它是維持納稅人及其贍養人口生存和勞動力簡單再生產所必需的最低費用，是扣除制度的核心內容。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費用定額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結合的方法。這種費用扣除的方法雖然簡單明了，具有透明度高、便于稅款計算和征管的特點，但是存在照顧不到納稅人具體情況的弊端。現行的費用扣除沒有區分成本費用和生計費用，而且不考慮納稅人的婚姻狀況、家庭人口、家庭總收入及年齡等因素，也沒有考慮到通貨膨脹與價格水平、納稅人的具體負擔、地區個人收入差距等不同情況，一律實行定額或定率扣除，難以體現“量能負擔”原則，容易造成稅負不公平。一些經濟較發達地區各自提高費用扣除額，不但起不到合理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還會加大不同地區收入差距，形成稅收逆向調節，既影響了全國稅法的統一性，也有失稅收公平。此外，現有所得稅制中對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項目也未予以清晰表述，而是一般來說，對所得稅應進行所得的生產成本、個人基本扣除、受撫養扣除、個人特許扣除、鼓勵性再分配扣除等五項扣除標準。因此，費用扣除標準的差異化、指數化和納稅單位的確定應是今后稅制改革要重點予以解決的問題。（三)稅率結構不合理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區分不同的項目，分別采用5％～45％、5％～35％的超額累進稅率和20％的比例稅率。以工薪收入所使用的稅率為例，高達45％的邊際稅率，既不利于獎勤罰懶，也不利于體現公平效率原則。勞務報酬加成征收后邊際稅率為40％，本來同屬勤勞所得的工資、薪金和勞動報酬，稅收待遇卻不一樣，一方面違背了公平原則，另一方面也給稅務管理帶來了不便。而且這種規定容易使人產生稅負不公平的感覺，實際上也極易產生累進稅率的累退性。更為突出的問題是，屬于“勞動型所得”的工資薪金收入個人所得稅率為5% ～45%，屬于“半勞動型所得”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稅率為5%～35%，而屬于“非勞動型所得”的利息收入和偶然所得收入的稅率僅20%，資本性的收入稅率低于勞務性的稅率，具有明顯的歧視勞動重資本的傾向，明顯與國家的分配原則相悖。

結合我國實際的薪金水平，一直以來我國大部分納稅人只適用于5％和10％兩檔稅率，20％以上的另六檔稅率形同虛設，這意味著個人所得稅的主體部分落在了一般工薪階層身上，在某種意義上更加劇了稅負的縱向不公，而且一定程度上反會促使納稅人設法逃避、隱匿應稅所得。

三、完善個人所得稅的基本思路(一)建立分類綜合所得稅制

目前世界上個人所得稅課稅模式有三種：分類所得稅制、綜合所得稅制、分類綜合所得稅制。綜合所得稅制，是將納稅人在一定期間內的各種所得綜合起來，扣除法定減免和項目的數額后，就其余額按累進稅率征收。它的特點是將來源于各種渠道的所有形式的所得不分類別，統一課稅。這種稅制的優點是稅負公平、扣除合理，能夠全面反映納稅人的綜合負稅能力，能考慮到納稅人個人經濟情況和家庭負擔等給予減免照顧。但它的課征手續復雜，征收費用較高，對個人申報和稅務稽查水平要求高，且以發達的信息網絡和全面可靠的原始資料為條件。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是分類所得稅和綜合所得稅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結合。其主要的優點在于，它堅持了按支付能力課稅的原則，對納稅人不同來源的收入實行綜合計算征收，又堅持了對不同性質的收入實行區別對待的原則，對所列舉的特定收入項目按特定辦法和稅率課征，它還有稽征方便，有利于減少偷漏稅方面的優點，是一種較好的所得稅制。從發展趨勢來看，我們也應采用國際上通行的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才能與國際接軌。

按照分類綜合的課稅模式，首先可以考慮將各類應稅所得分類合并計征，對部分應稅、免稅項目予以調整。例如，將工薪收入、勞務收入等收入合并，減去法定減免和扣除項目的數額，就其余額按累進稅率征收。其次，針對多頭收入的情況，逐步擴大課稅范圍。除了將一些過去出于優惠政策鼓勵而尚未征稅的項目(如證券所得收入、財產轉讓收入)納入征稅范圍之外，其他很多額外收入或福利項目也應納入課稅范圍，比如，個人取得的額外福利、投資收益、各種補貼、津貼、獎金和實物福利。另外，對于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股票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繼續分類課稅。這樣做，既有利于解決稅收征管中的稅源流失問題，又有利于實現稅制的公平和效率。

不過，實施分類綜合所得稅制只是現階段的選擇，從公平稅負、更好地調節收入分配的需要出發，完全的綜合個人所得稅制應該是我國個稅改革的方向。只有逐步向綜合稅制邁進，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稅收公平的問題，加大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由于目前我國對稅源控管難度大、征管手段相對落后、公民納稅意識淡薄的實際情況，我國的個稅制還很難從分類個稅制一步過渡到綜合個稅制，應按循序漸進、由分類稅制→分類綜合稅制→綜合稅制的過程，宜將現行的分類稅制過渡到綜合分類稅制模式。我國政府已經明確，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現階段目標為分類綜合個人所得稅制。

(二)采用合理的費用扣除標準

對個人所得稅中的合理費用項目予以扣除是世界大部分國家都采用的，由于各國個人所得稅制不同，其相應的扣除項目和標準有所不同。對于綜合征收的扣除，應該與實際費用負擔聯系起來。稅收的重點應著眼于中高收入者，適當照顧弱勢群體。應合理估計城鎮居民實際生活支出水平，考慮根據納稅人的婚姻狀況、贍(撫)養人口多少、實際負擔能力等因素確定生計費用扣除額，按照“量能負擔”的原則，所得多者多繳稅，所得少者少繳稅，體現國家調節社會分配的政策精神。此外，費用扣除要體現政策原則，即費用扣除應體現我國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比如對撫養獨生子女的給予一定扣除額，對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納稅人可給予較多生計費用扣除。除了基本扣除外，還有其他一些扣除也應考慮，如養老金、醫療保險金、住房保險金。向政府、公益、慈善事業捐贈的部分可以繼續扣除。要增強個人所得稅的彈性，扣除額應考慮物價等因素做適當的調整。(三)優化稅率結構

按照國際慣例，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及稅率結構也應該朝著降低稅率、減少稅率檔次這一趨勢發展，同時要考慮我國的當前收入分配情況，更多的強調其調節功能。

稅率是稅法所規定的應納稅額與課稅對象之間的比例，稅率是計算稅額的尺度，是國家稅收政策的一個重要杠桿，它可以調節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調節不同經濟成分的利益關系。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分步實施個人所得稅制改革。就降低稅率來說，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最高邊際稅率的降低，二是納稅檔次的減少。降低工資、薪金的個人所得邊際稅率。適當提高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承包經營所得的稅率。同時低邊際稅率和削減稅率檔次，還可以促進消費，提高消費水平。此外，對勞動所得和資本、經營所得實行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對資本收入和經營收入不再較勞動收入有較大的區別和優惠。保證照顧低收入者，使其降低稅負，同時對高收入者可適當增加稅負，以體現個人所得稅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結束語

建立科學、合理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使高收入者適當多納稅，低收入者少納稅或者不納稅，這對于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具有積極的作用，對社會穩定、和諧社會建設和經濟的發展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拉開了帷幕。我們必須以這次稅制改革為契機，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合市場經濟需要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真正發揮個人所得稅在我國稅收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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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對我國進行能源稅制改革的思考

摘要：目前我國的能源問題不斷惡化，能源矛盾日益凸出，這不但制約了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直接影響了我國人民的生存質量。稅收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在促進能源節約及可持續開發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經濟手段難以替代的功能。文章借鑒西方國家在能源稅收政策方面所取得的經驗，針對我國現行稅制中有關能源稅收政策存在的不足，對我國能源稅收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與能源相關的稅收制度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能源稅、能源問題、稅制改革

一、我國能源稅制改革的必要性

能源是一切活動的原動力，人們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隨著工業化和經濟的發展日益加深，對能源的需求也隨著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對能源的過度開發和使用又帶來能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并已發展成為影響世界各國政治和經濟的重要因素。我國的能源問題也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日益嚴峻。2004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總量的4%，而基本能源消費占到世界總消費量的10%。1980年以來，我國的能源總消耗量每年增長約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的近3倍，并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的世界第一消費大國，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電力消費大國。中國能源消費量雖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人口眾多，按人均消費水平計算大約為一年0.7噸。與日本的年均4噸和美國的年均8噸相比，還相差甚遠。這不僅意味著我國能源需求將進一步增加，同時說明我國的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程度比發達國家大得多。另一方面，我國的能源利用率只有世界先進國家的60%～80%左右，效率極低。在能源結構上以煤炭為中心，天然氣和再生能源在開發利用上很落后。近幾年，很多城市出現“電荒”、“煤荒”、“油荒”危機，凸現了我國的能源矛盾。此外，中國長期以來依靠國內的煤炭資源滿足其主要的能源需求，是世界上使用煤炭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全球煤煙型污染最為嚴重的地區。據調查確認，由于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燒，我國2/3的城市空氣質量不符合國家標準，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導致國土面積的30%以上有酸雨現象，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14%，這不僅嚴重損害了國民的身心健康，還造成了負面的國際影響。高增長、高消耗、高污染的新“三高”使中國正面臨嚴峻的能源形勢。

能源問題的不斷惡化不但制約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直接影響著我國人民的生存質量。為了解決能源問題，世界各國無不以政治、法律的、行政的、經濟等各種手段進行綜合治理，其中，稅收手段的運用已成為各國能源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稅收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在促進能源節約及可持續開發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經濟手段難以替代的功能。在國外，面向能源的稅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能源消費稅，包括對交通燃料以及其他能源原料所征收的基本稅；二是針對能源消費過程中排放的污染物而征收的環境稅，如硫稅和碳稅等等。歐盟各國、美國、日本等國都有專門的能源稅法，各國利用能源稅法，對能源耗費行為進行適時、適當的調整，為能源的合理使用提供具體的財稅法律依據和政策支持，使能源的稅收政策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中尚沒有專門的能源稅種，與能源使用相關的財稅法規大都體現在消費稅、增值稅以及資源稅等稅種中，而且只是作為其中的稅目來體現。對能源耗費行為的調控，大多還是通過征收排污費的形式進行。而且現行稅制中針對節約能源、開發和利用新能源、再生能源的企業和技術的稅收優惠措施幾乎是空白，這些都極大地限制了稅收制度在合理開發和利用能源中應發揮的導向作用，以及對環境保護的調控力度。面對日趨嚴峻的能源狀況，針對我國現行稅制中有關能源稅收措施存在的嚴重不足，借鑒西方國家在能源稅收政策方面所取得的經驗，適時地對我國能源稅收制度進行改革，建立和完善與能源相關的稅收體系成為必要。

二、進行能源稅改革的有效途徑

1、調整現行稅收制度

（1）調整增值稅。為鼓勵和扶持再生能源產業，應降低再生能源企業的增值稅率。現階段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較高，征收增值稅后的上網電價將更高，令消費者難以接受。另外，可再生能源發電不消耗燃料，沒有進項稅或進項稅少，增值稅不能抵扣或抵扣很少。因而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增值稅實際征收額遠遠高于常規能源發電。按全國統一的增值稅率（17％〕征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與常規能源發電技術的公平競爭。z9^6

（2）改革資源稅制度。一是提高征收標準。我國的資源長期在政府控制下實行低價政策，目前我國的資源稅主要是級差調節性質，未能體現資源本身價值，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此外，適當提高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的資源稅率，對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的產品課以重稅，從而限制它們的不合理的開采和使用也是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改變資源稅的計量依據。由現在的按企業產量征收改為按劃分給企業的資源可采儲量征收,促使企業盡量提高資源的回采率；三是調整資源稅的征收辦法。改革現行對原油征收資源稅的計稅辦法，改從量征收為從價征收，使國家能從原油價格上漲中分享部分收益。將稅率與資源回采率和環境修復情況掛鉤,按資源回采率和環境修復指標確定相應的稅收標準,資源開采率越低,環境修復程度越差,資源稅率就越高；

（3）調整現行的消費稅政策。一是將目前尚未納稅消費稅征收范圍不符合節能技術標準的高能耗產品、資源消耗品納入消費稅征稅范圍；二是適當調整現行一些應稅消費品的稅率水平，如提高大排氣量轎車的消費稅稅率，適當降低低排氣量汽車稅率等；三是適當調整消費稅的優惠政策，對符合節能和環保標準的汽車，允許按照一定比例享受消費稅減征的優惠等。

（4）調整關稅。一是調整出口貨物退稅率。取消對污染嚴重、資源和能源耗費嚴重、附加值低的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對低能耗類的出口產品，適當提高退稅率；二是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考慮對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增收出口稅，以限制其出口，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減少不合理的能源消費。

2.適時開征新的能源稅種

（1）盡快開征燃油稅。

目前，我國新增石油需求的三分之二來自于交通運輸業，我國汽車產業的迅猛增勢讓石油供應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在過去15年里，我國成為世界石油消費增長最快的國家，而汽車的能耗成了“罪魁”。國際經驗表明，高燃油稅政策，一方面通過高油價限制了對石油的過度消費，另一方面，刺激了節能技術的創新和擴散。我國關于開征燃油稅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八年，至今千呼萬喚不出來。其主要原因是燃油稅取代養路后，稅務、公路部門利益的重新分配難以平衡。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是開征燃油稅的關鍵。

（2）研究開征碳稅。

征收碳稅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鼓勵減少使用礦物燃料，尤其是含碳量高的燃料，從而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西方國家征收的碳稅一般是一個混合型稅種。設計的稅率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由該能源的含碳量決定，所有固體的和液體的礦物能源包括煤、石油及其各種制品都要按其含碳量繳納該稅的碳稅部分。另一部分是由該能源的發熱量來決定，主要是指對礦物能源與非礦物能源，如電力征稅。采取碳稅是一種以價制量的策略，其優點是可以合理反映環境與社會外部成本，而具有二氧化碳減量的經濟誘因，可促使廠商更新技術，在生產過程中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還能夠促進能源系統從高碳排放礦物能源向低碳或非碳能源轉化，也將有利于我國天然氣和核電的發展。

3.增加稅收優惠政策

利用多種稅收優惠政策，加大對我國對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的支持力度，提高自產能源的產量，同時鼓勵節能技術、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提高我國的能源效率，改善和優化能源的供應結構。例如：對油氣勘探實行部分免稅，對枯竭油田實行“折耗”優惠，以及減免礦區使用費等；對企業在海外的油氣投資活動要予以稅收政策優惠；用于油氣投資的利潤可以不征所得稅，其固定資產投資可以按一定比例進行抵免；對投資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企業實行所得稅低稅率，甚至給予一定范圍和時期的免稅，或給于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的優惠政策，以鼓勵和扶持這些產業的發展；對生產和制造節能設備和產品的企業，給予一定的企業所得稅間接優惠政策；對生產節能產品的專用設備，可以實行加速折舊法計提折舊；進口國內不能生產的直接用于生產節能產品及利用清潔能源的產品的設備，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根據國家能源政策導向，調整出口貨物退稅率，對低能耗類的出口產品，適當提高退稅率，對高能耗類出口產品的退稅率，適當予以降低甚至取消；對從事節能、新能源、再生能源、清潔能源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業務和與之相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征或減征營業稅等。

三、在能源稅制改革中應注意的問題

對我國進行能源稅改革是一項復雜、艱巨而又緊迫的工作。新稅種的開征和相關稅種的減免優惠如何才能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兼顧中央和地方財政以及各部門的利益，這些都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為了能源稅改革的順利地進行，筆者認為應注意以下問題：

1、能源稅改革應與國家的“費稅”改革及地方稅制改革緊密結合起來。在引入能源稅的過程中，應處理好稅收與收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能源稅費收入建議大部分納入地方財政統一管理，以發揮地方在合理利用能源以及環境保護中的作用。

2、在進行稅制改革時，應注意不加重總體的稅收負擔。可通過降低其它稅來減少新增能源稅的影響，這樣可以保證稅收制度效率的提高，并使稅制改革易于實施。如丹麥在開展綜合性的稅制改革時，降低了所有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堵塞一系列稅收漏洞，逐步將稅收負擔由所得和勞務收入轉到節能、污染和環境資源上，收到很好的效果。

3、稅收的鼓勵性政策與強制性政策應結合使用。采取鼓勵性政策如減免稅、由于不需要政府拿出大量資金來進行補貼，只是減少一部分中央或地方的收入，不會構成對全國稅收平衡的影響，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可以有多種選擇。因而易于實施。但是也應注意到，由于稅收優惠不進入生產成本，只影響企業產品的銷售價格和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對鼓勵企業改進生產制造技術，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沒有直接的作用。因此有些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業，可能因為優惠政策取消而無法生存。所以，稅收優惠政策主要發揮政策的引導作用。強制性稅收政策。如燃油稅、碳稅，不僅能起到節約能源，減少環境污染，還能起到促進企業采用先進技術，提高技術水平的作用，因而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刺激措施。m國家的能源政策一方面鼓勵節能、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要求對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加以限制。稅收政策的制定也應從這兩個方面加以考慮，鼓勵與限制并舉，更好地體現國家的政策導向。

4、能源稅改革應循序漸進。考慮到對維護國家綜合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中國應該盡快地、同時也是分階段地推進能源稅改革。對我國能源稅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須盡可能周全的規劃，循序漸進地進行。不同時期能源政策的目標和側重點是不同的，不同能源稅種實施的條件和推進的難易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改革初期應首先選擇征收成本低，公眾易于接受的稅種，以便改革的順利進行。此外，能源稅改革還應堅持“發展與環保兼顧”原則，不切實際的高標準能源稅制不僅公眾一時難以接受，同時也會令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受挫，從而阻礙整個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只要能夠作到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保障能源的可持續利用，改善生態環境質量，能源稅改革在政治上就具有很高的可接受性和吸引力，從而成為可持續發展領域最具影響力和可操作性的宏觀經濟手段。我們應積極抓住稅制深化改革的有利契機，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結合我國能源政策的目標導向和能源戰略的現實要求，及時調整和優化能源稅收政策，穩步推進能源稅收改革，進一步加強稅收對能源的合理開發、利用的宏觀調控能力，盡早建立一個符合我國能源戰略目標的能源稅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