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京市出租車業的發展與政府管制

公共管理學

作業一：

北京市出租車業的發展與政府管制

1.結合本案例，試論政府是否應當實行市場管制？應當怎樣管制？

答：對出租車行業進行適當的管制在目前我國還是必須的，盡管目前出租車行業出現很多弊端，但并不意味著出租車行業不需要管制。問題是到底應該怎么管理。準對我目前出租車行業出現的各種問題，我認為應該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政府作為一個中立的裁判員。應該制訂個公平的原則，照顧到利益相關的各方，讓財富有一個更合理的分配原則。發展方向應為：

一、政府的公共管理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政府放松管制，減少干預，這樣才能給市場松綁，繁榮市場。如在1992年以前，北京市對出租車行業實行嚴格的政府管制，政府嚴格控制投資主體，不批準私人開辦出租車企業，結果導致出租車嚴重短缺。

二、是不受限制與制約的行政管制權力最容易導致權力壟斷與權力尋租。我們經常發現，特許權往往在暗箱操中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團，實際上成為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財富再分配的手段，以前政府常常和國有企業結成利益同盟，現在，政府則把權力的濫用和尋租的范圍擴展到外商和私人利益集團。所以必須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

2.政府在什么情況下才能行使經營特許權？在實際操作中如何保證這種權力不被濫用？

答：是政府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即便是在市場失靈的地方，也不是“一管就靈”的。在我國，政府管制常常導致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加重了市場失靈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創造出了市場失靈，這種例子可謂隨處可見，如民航票價的禁折、鐵路運輸的長期供不應求、證券市場的公開圈錢化、城市房地產的泡沫、民間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設施的瓶頸、民辦教育事業難以為繼、醫療機構的以藥養醫、生產事故頻仍、生態環境惡化、遷移權的限制和就業歧視使農民貧困化加劇、大量弱勢群體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等等。

從理論與經濟分析來看，對出租車行業實施數量管制是必要的。而實施數量管制必須能夠把握供求的平衡點，確定營運出租車的恰當數量，否則就會產生“政府失靈”。這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可以通過定點觀察取得一個經驗數據，3至5分鐘內能夠乘上車即可，低于3分鐘表明車輛過多；多于5分鐘表明車輛過少，供給不足。也有專家通過分析城市人口的出行特征與出租車運營特征的關系，提出以空駛率作為確定出租車總量的測量方法，認為空駛率在30％至40％之間較好，過高造成資源浪費，過低則降低了服務水平。總之管制的數量不能由政府任意而為，而是由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條件決定的。

由于政府管制替代市場自治對出租車進行數量限制，出租車經營權就成為政府掌握的一種有限的公共資源，一種特許權，就像有限的無線電頻率一樣，需要通過設定行政許可的方式進行資源配置。

在出租車數量有限的前提下，實踐中主要有兩種許可模式：一是對經營主體發放許可，其所屬車輛具有出租車經營權；二是直接對出租車發放許可，只要取得車輛經營權并經工商登記后就可經營出租車業務。前者為主體許可模式，后者為車輛許可模式

出租車經營權屬于社會公共資源，是政府賦予經營者從事出租客運，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權利，出租車公司如果不想繼續經營了，應該將經營權歸還給國家，不能私自轉讓，更無權同意別人轉讓。依據行政許可法的規定，經營權是行政許可，不是物權，因此不能炒賣。

第二篇：壟斷與低效率、政府如何管制

壟斷：

定義：壟斷是一種市場結構，其特點是在存在巨大進入壁壘的市場中僅有一家廠商生產高度差異化的產品。

特點：1.一種商品只有一個生產者

市場需求曲線就是壟斷廠商的需求曲線

2沒有替代品

壟斷者的商品和其它商品有著很高的差異性，需求交叉彈性等于零

3.巨大的行業壁壘，使潛在的競爭者不能進入市場。

4.信息不充分

5.強大的市場勢力

產生壟斷的原因有三個：

資源壟斷：關鍵資源由一家企業擁有。

政府創造壟斷：政府給與一家企業排他性地生產某種產品或勞務的權利。

自然壟斷：生產成本是一個生產者比大量生產者更有效。

（法律限制： 版權和專利。

控制關鍵的資源： 能形成市場壟斷力量。

政府授權專營： 如公用事業、有線電視等。

規模經濟：使大企業能以比小企業更低的成本進行生產。

品牌偏好和大量的廣告宣傳： 使進入行業的成本提高。）

1.寡頭和壟斷競爭在長期中是不利于發展的。

寡頭和壟斷者都會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當然不要跟我說你是共產主義者，具有無私的奉獻精神，那結果會不一樣。

因為在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

短期中：生產者剩余增加了，消費者剩余減少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總剩余減少了，也就是說總的經濟福利減少了。

長期中：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都會相對減少。惡性循環，就像90年代初的托拉斯集團。

2.行業壟斷導致有效投資不足

一方面，壟斷企業能通過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從而妨礙了效率的提高，妨礙了其擴大業務規模的積極性。另外通過行業壟斷阻止社會資金進入該行業，雖然總有資金為利潤引誘通過各種方式“違規”進入，但規?？偸怯邢薜?。

3.行政壟斷滋生腐敗毒瘤

在當前國內市場出現的大量壟斷行為中，行政性壟斷無疑占據首要位置。由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所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稱為“行政壟斷”。行政性壟斷由于行政權力的介入，使得它比自然壟斷、行業壟斷對市場公平競爭的危害性更大，特別是少數腐敗分子利用

具有公共事務管理的權力，如果“給錢”才能辦事，壟斷成了腐敗的溫床，這不僅影響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使政府信用遭到損害，失信于經營者。

國內研究機構的研究結果表明，腐敗在當前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由壟斷造成大量的租金（這里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租金”）流失。比如，中國最大的壟斷行業之一的電力業，根據他們的估算，每年造成的租金損失在560億元至1120億元之間，而民航的壟斷“租金”每年也多達75億元至100億元。壟斷把消費者收益轉給壟斷生產者，創造出超額利潤，造成社會福利損失。估計這類損失每年達1300億元至2020億元。

應對措施

1、確立我國反壟斷的基本原則：（1）、維護公平競爭的原則。國家應在除軍事與國家安全等關系重大國計民生的戰略領域之外的所有生產與服務領域，制定相應的產業發展政策，全面引入公平競爭的機制，使行政壟斷在競爭中消除，社會整體的管理、技術、質量與效益基于公平競爭得到全面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快速發展亦能得到良好的制度支持。（2）、注重針對性與漸進性：制定對行業與部門經營體制與決策、采購、服務、定價及內部分配等各種經營行為予以約束并便于監管的法律與法規；通過稅收解決壟斷特權所產生的非風險性和非付出性的企業收益和個人收入；成立一個具有高度權威性與獨立性的反壟斷執法機構，以此負責根據權威的社會情民意調查機構和新聞媒體所反映的現象確定立案調查和處理違規壟斷行為；優先解決廣大群眾所反映的有關壟斷的熱點與難點問題，并接受社會監督。其中，規范行為是重點，組織建設是關鍵，循序漸進是策略，公平監督是途徑。

2、加強政府干預。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對壟斷這一頑石實行強制干預，真正徹底地治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頑疾”

3、規范行政審批。政府審批的初衷很多是良好的，如避免重復建設、調整產業結構、減少投資的盲目性和資源的浪費等，但規制者面臨這信息不完全的問題，使得初衷無法實現。這時，就會出現許多無效工程、“豆腐渣”工程等?！笆濉庇媱澮仓赋觯骸耙涌旄母镎畬徟贫?，大幅度減少行政性審批，規范審批行為”。

4、完善法律體制，完善《反壟斷法》，鼓勵競爭的完備法律，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 推進“政企分離”、“政監分離”，積極引入競爭機制，大膽利用民間資本和外資，形成開放的市場體系。

5、堅決剔除源于傳統體制殘余的行政壟斷。要緊密結合中央與地方政府機構改革、職能轉變和反腐敗的進行，正視行政壟斷并以其作為立法的重要調整對象而及早出臺相關反壟斷的法律與法規；依法切實保障中國的經濟增長、經濟活動、技術進步與競爭能力；調整各級政府的審批權限與審批項目，割斷行業、部門及地方經濟與行政壟斷得以強化之間存在的內在因果關系。

6、切實解決反對壟斷與規模經濟之間的矛盾。鼓勵按照市場原則促進規模經濟的成長，對經濟壟斷的限制暫時實行適度寬容政策，避免簡單機械地反壟斷而有損規模經濟的成長；對操縱市場的共謀行為予以制裁，對基于公平競爭自然成長的企業規模及其市場份額予以放寬與鼓勵；界定行業自律與行業壟斷、行業組織協議定價與操縱市場價格以及制止重復建設與企業正當準入之間的區別。

7、為了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的良好更替，中國必須大力加快發展名副其實的非官方民間協會、商會等社團組織。要大力發展城鄉民間經濟組織，發揮他們協商、協調、評審、仲裁、公證、培訓和上下溝通等作用，特別要發揮他們規范行業行為、監督執行行規的行業自律作用，努

力提高市場經濟主體的組織化程序，并以此為反壟斷、促競爭、建秩序提供支持。

8、加強反壟斷隊伍的建設。反壟斷的執行隊伍必須擁有較高的職業道德和業務水平。一方面，加強專職隊伍的建設。隸屬于反壟斷執行機構的專職人員必須熟悉經濟和法律等相關知識，具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執法觀念與思維方式，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與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加強兼職隊伍的建設。以知名經濟學家和法律專家為主要成員組建一支反壟斷執行的兼職隊伍或顧問團體，其本身不隸屬于反壟斷執行機構，但在必要時，能為反壟斷的執行提供理論支持和業務指導。

9、完善機構設置。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局是中國反壟斷的主要執行機構。但是，作為中國市場監管職責的承擔主體，工商行政部門又承擔企業登記管理、商標廣告管理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多項任務，而且，工商行政部門因其執法力度受到法律授權的制約而常難以對行政壟斷作出有效查處。另一方面，中國現行市場監管機構之間依然存在的職能交叉、政出多門現象常導致執法力度不一與重復干預現象，因此，依托工商行政管理局推進反壟斷的具體執行有損中國反壟斷執法的公正性、權威性與統一性。為此，建議中國借鑒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反壟斷的經驗，以公正廉明的法律專家和經濟學家為核心成員，成立具有高度權威性、獨立性及公平性的反壟斷執行機構。

第三篇：出租車產業進入管制與價格管制問題分析

出租車產業進入管制與價格管制問題分析

摘要：出租車產業的問題一直都是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從早前的各地出租車罷運事件，到如今各地出租車聯合抵制對抗互聯網專車事件，以及杜而不絕的“黑車”，都充分反映出了出租車產業的不穩定性和我國政府對出租車行業管制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本文通過對出租車產業進入管制與價格管制問題進行分析，一方面能夠較好的避免類似的群體性事件發生，有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性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另一方面能夠提升我國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務的水平，以及加快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步伐，從而更好的應對未來的各種挑戰。同時利用所學的微觀經濟學知識以及與各個學科的結合，為解決出租車產業管制與價格管制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一些合理性的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出租車產業；價格管制；問題；對策

一、管制相關概念的概述與解釋

（一）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Governmental Regulation）又稱政府規制，是指政府為維護和達到特定的公共利益所進行的管理和制約。其宗旨是為市場運行及企業行為建立相應的規則，以彌補市場失靈，確保微觀經濟的有序運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管制經濟學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勒開創的。

政府管制屬于政府的微觀經濟管理職能，它與旨在保證經濟穩定與增長的宏觀經濟調控一起構成政府干預經濟的兩種主要方式。就是政府行政機構依據法律授權，通過制定規章、設定許可、監督檢查、行政處罰和行政裁決等行政處理行為，對構成特定社會的個人和構成特定經濟的經濟主體的活動進行限制和控制的行為。政府管制的一個根本特征，就是依法管制，也即通常所說的依法行政。經濟學上把政府管制分為經濟管制和社會管制兩類。

經濟管制是指對價格、市場進入和退出條件、特殊行業服務標準的控制。一般來說，是對某一個特定行業、特定產業進行的一種縱向性管制。這些行業往往具有一些特點，如自然壟斷性。像電信中的本地網絡、電力中的配電和輸送、鐵路的軌道傳輸網絡等，這些環節獲得合法壟斷，有合理意義和社會效應。如果他們的服務質量和價格不合理，很可能危及到購買并使用這些產品的人的利益，在這個時候，政府要在準入管制的同時進行價格管制。此外，對運輸、金融證券、電臺電視臺等媒體的管制也屬于經濟管制。

社會管制主要用來保護環境以及勞工和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主要針對外部不經濟和內部不經濟。前者是市場交易雙方在交易時，會產生一種由第三方或社會全體支付的成本。像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的掠奪性和枯竭性開采等。政府因此必須對交易主體進行準入、設定標準和收費等方面的管制。后者是交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一方控制信息但不向另一方完全公開，由此造成的非合約成本由信息不足方承擔。比如說假劣藥品的制售、隱瞞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隱患等。所以，政府要進行準入、標準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二）價格管制

價格管制（Price Regulation）是指政府根據形勢和既定政策，運用行政權力直接規定某些產品的價格或價格變動幅度，并強制執行。這種價格管制不僅不受市場影響，反而影響市場，從而調整供求關系，以滿足國家管理的需要和大眾的根本利益。主要有最高限價、最低限價、雙面價格管制和絕對價格管制幾種類型。

在實踐中，價格管制能否可行需要滿足以下條件：一是壟斷廠商必須能夠盈利，否則它將拒絕生產。二是管制成本必須低于社會福利（凈損失的消除）。另外，對于價格管制，最困難的事情是確定最優管制價格。如果價格定得過低，壟斷者將削減產量。同時，由于價格已經下降，需求量將上升，結果存貨會發生枯竭，出現短缺。

現實中，往往出現這種情況：即使政府能夠限制價格，但壟斷者仍能獲得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潤，因而導致人們的不滿。再者，某些價格管制可能在短期內是有效的和成功的，但在長期內不一定有效和成功。

價格管制的目的：保護消費者利益，促進社會分配效率的提高；促進自然壟斷產業提高生產和經營效率；維護企業發展潛力。

價格管制的主要方式：投資回報率管制；拉姆士定價（Ramsey Pricing）。拉姆士定價是指當企業按照邊際成本定價將會出現虧損時，采取的一種次優的定價方式，即在保證企業可以實現收支平衡的前提下，達到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紤]一個特定的企業用共同的設備向需求價格彈性各不相同的多個用戶提供服務時的情況，假設各個用戶的需求相互獨立，需求方程記為Pi = P(Qi)。

二、我國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發展以及與國外對比的情況

（一）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

從基本理論來說，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分為：1.質量管制，與出租車的運營和消費者的安全與服務質量相關，包含對從事出租車運營的司機資格進行限制，對出租車的車輛狀況進行硬性規定等；2.數量管制，避免過度供給而數量管制或者滿足需求放松管制兩種觀點。3.價格管制，市場競爭和、出租司機與消費者信息不對稱等原因都影響著是否價格管制。

（二）我國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發展歷程

1978年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出租車運營車輛稀少，價格昂貴。進入80年代后，數量有所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北上廣等大城市。隨著各個城市交通與旅游的需求與發展，政府為了滿足這些需求，出臺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出租車的管制非常寬松，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僅限于里程管制。2.符合證明條件就批。3.無償提供出租車經營權，對經營年限也沒有規定。4.允許私人投資籌辦出租車公司。5.各種政策的優惠、支持。

因此出租車市場開始急劇躥升，大量出租車開始營運，問題接踵而至，城市交通惡化，企業競爭兩極化，行業內部糾紛頻發。主管部門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開始停止個人運營企業，行業開始進入嚴格管制時代。

到了２１世紀各地政府在經營模式上推行公司制，在數量管制方面,嚴格審批經營許可證,提高通過門檻。管制日益嚴格。價格方面，定價權由政府掌握，除了定價，一些地方的政府還對出租車的車型和購買范圍進行了硬性規定。

我國出租車是地方政府負責制，總言之有以下幾個手段：（1）市場準入管制，允許市場主體及交易對象進入某個市場領域的直接控制或干預。（2）價格管制，目前主要有以下幾個措施：強制要求出租車運營者使用統一儀表；對出租的起步價、等時費等進行了單價規定。（3）質量管制，對出租駕駛員的從業資格進行明確規定，規定符合營運條件的車輛標準，制定了出租規范性的質量和服務標準，建立了檢查投訴制度。舉例1.北京：產權和經營券分離，即承包經營模式，公司獲得車經營權，司機出資購車，承擔運營費用，按月上交管理費。2.上海：產權和經營權統一由公司管理，公車公營模式。

（三）國外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模式

在美國，紐約的出租車行業管制最為嚴格，價格和車輛數量由當地法律規定，受專門的政府代理機構管理。倫敦出租行業實行個體經營的模式，為了保證質量，政府規定出租司機必須通過一系列困難的考試，并進行嚴格的體檢和個人經歷檢查。同時，價格方面由行駛里程決定，由倫敦的機動車政策部門管理。華盛頓：價格由區域決定，同一區域內價格是統一的。數量方面上沒有限制，但出租車的車齡不得超過八年，每半年例行檢查。

三、我國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產生的問題

這里首先提出一點：政府對出租車行業的政策改變直接影響的是出租車司機和乘客，其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出租車司機。所以我們提出的以下問題大致是以出租車司機的角度來推測以及判斷政府管制對我國出租車行業的影響及其所產生的問題。

(一)市場準入管制產生的問題

準入(退出)管制。政府對各種微觀經濟主體進入某些部門或行業進行規制，一是旨在將微觀經濟主體納入依法經營、接受政府監督的范圍；二是控制進入某些行業，以保證企業資質，防止過度競爭，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同時，為保證供給的穩定性，還要限制企業任意退出。

現階段，對出租車行業市場準入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對經營主體的限制；

2、對經營模式的限制；

3、對出租車總量的控制。

針對這三方面的限制我們總結了一下幾方面的問題：

1、對出租車經營主體進行限制所導致的公平缺失，2、對經營模式的限制導致出租車行業壟斷，3、對總量進行控制導致出租車市場不能滿足需求的變化。首先是第一點，政府在發放出租車經營許可證的時候對出租車公司和個體經營者采取不同的政策,希望通過公司化來對出租車行業進行統一的管理,從而減少出租車行業出現的諸多問題。但這也使得很多出租車司機由于難以獲得營業許可而不得不加入出租車公司，從而讓出租車公司獲利同時減少了出租車司機的收入。這也使得一些獲得營業許可的個體戶在工作相同時間的情況下得到更多的收入造成不公平的現象。第二點，自1995年后，我國出租車行業開始實行經營模式限制,來限制競爭。這也直接的導致了我國的出租車行業出現了壟斷的現象。由于壟斷了出租車的經營權，出租車司機不得不接受出租車公司的盤剝同時使得出租車公司獲得暴利，同樣由于缺乏外部競爭力讓公司內部腐朽、辦事效率低。這些無一不使得司機們有所不平。第三點，對出租車總量進行控制使的市場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從而出現了可觀的利潤空間這使“黑車”泛濫，黑車的利益出發點在于通過市場投機行為和自身勞動獲得利益，但是同時逃避了目前的市場規則，違背了政府的本意，沖擊了正常出租車的利益?！昂谲嚒钡姆簽E也正說明了在政府現行準入管制模式下產生了嚴重的供需失衡。

（二）價格管制產生的問題

目前,我國出租車市場價格的確定方式是政府統一定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統一定價可以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但若不能對出租車市場有一個準確的了解、認知最后可能會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統一定價可能會讓司機失去競爭的形態使得服務質量下滑。若定價過高可能會令司機滿意但讓消費者吃虧，同時也可能減少乘客數量而使得“黑車”有了發展的空間。若定價過低讓消費者滿意了，但會讓司機的生活艱難，最后甚至會引起司機停運讓出行不便。

四、出租車產業管制問題的對策

對出租車經營模式的限制主要體現在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推行的“公司化”經營模式。目前，中國85％以上的城市對出租車行業采取公司化的管理模式，此模式普遍受青睞的主要理由即在于“便于管理”。公司化經營是一種出租車公司享有出租車所有權和經營權，司機向公司交納風險抵押金和承包款（即份錢）承包經營的經營模式。

而這一方面暴露了行政管理的“懶政、低能”，另一方面也極大地阻礙了出租車市場化的放開。因此，無論出于市場經濟的要求考慮，還是為了提高居民幸福指數，出租車改革問題已然迫在眉睫。(一)鼓勵出租車個體化經營

所謂的公司化管理，名義上雖則受政府委托，可在本質上仍屬于政府在經營。說到底，只要在行業管理上一天不能實現“管辦分離”，行業的經營活力就一天不能被解放。交通部門只有主動放下由“政府主辦”帶來的蠅頭小利，主動作為，真正將公眾出行納入公共管理服務體系，為出租車行業個體化經營定標準、側尺度，當好裁判員，讓經營個體千帆競渡，才能徹底激活一潭死水，出租車市場繁榮的春天才會到來。果真如此，不但老百姓“出有所乘”，出租車司機的崗位也會實現優化配置，反過來刺激“公司化管理”水平的提高，最終呈現的必然是政府和群眾“雙贏”的局面。

（二）“份子錢”由政府指導變為市場調節

出租車月繳定額不再實行政府指導，由市場調節。企業根據經營成本、市場供求變化、駕駛員營收狀況等因素，以自愿為原則，與駕駛員協商月繳定額（份子錢），并按規定做好明碼標價和公示工作?！胺葑渝X”由政府指導變成市場調節后，行業主管部門將引導企業和駕駛員平等協商，這樣有利于保護駕駛員的利益、促進出租車企業轉型升級。

（三）鼓勵企業與駕駛員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首先是鼓勵企業建立與駕駛員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收入分配模式，鼓勵企業采用靈活多變的單班、雙班、多班、分時制等承包和結算模式，與駕駛員收入分配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減輕駕駛員負擔，確保行車安全。以往的承包經營期是1年、5年或者10年，經營期很長，出租車駕駛員承擔了很大的風險。受到網約車的影響，出租車行業利潤下降，出現駕駛員流失的現象，有一些車甚至因為沒有駕駛員而停止經營。所以現在鼓勵企業和司機建立多樣化的承包模式，比如有些公司推出了一天、一周或者一月的承包模式。

交通部門將督促企業依法依規處理駕駛員的合理訴求。企業要加大對駕駛員的關愛力度，盡可能解決駕駛員的后顧之憂。要認真聽取駕駛員的合理訴求，對于駕駛員提出的企業收費項目過多、車輛違章企業重復罰款、車輛保險購買不足等問題，各企業要依法依規處理，保障駕駛員的合法權益。不得在合同約定之外亂收費用，增加駕駛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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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政府管制與房地產價格研究論文2

政府管制與房地產價格研究論文

自1990年我國土地使用制度市場化以來,我國房地產價格持續攀升。特別是近幾年,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以及北京地區的房地產價格上漲幅度為甚。房地產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已經引起了各方關注,國家還針對可能出現的房地產泡沫,從2005年年初開始,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措施,來穩定房地產價格,但效果并不理想。如何看待中國房地產價格變動以及怎樣合理控制房地產價格的過度波動,從而使宏觀經濟保持穩定是一個值得研討的課題。

一、房地產市場分析

1、房地產市場是一個區域性市場

在討論房地產市場之前,了解房地產市場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市場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眾所周知,市場或者產業的概念是很難準確定義的。羅賓遜(1933)提出從某一給定的商品開始考察該商品的替代品,在考察這些替代品德替代品,直到商品出現明顯差異來確定該商品的市場界限。豪泰林(1929)、張伯倫(1951)、蘭卡斯特(1966)描述了一個產業中的產品差異性的問題,他們認為一種商品可以用質量、區位、時間、適用性等特性來定義。商品可以定義為不同特性的組合,而消費者對不同的特性具有不同的偏好。從房地產市場的特性來看,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而是一個區域性的市場。從替代性來看,不同地區的房地產不具有替代性,即使是同一地區的房地產,如果區位地段不同,其替代性也很差。從房地產的質量、區位等特性來看,不同的房地產的差異也非常大。所以,從地理區域上看,房地產市場的地理區域應該是一個較小的概念。不應該有中國房地產市場或某某省房地產市場的概念。也就不應該有全國統一的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措施。

2、房地產市場是一個壟斷市場

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基本定理說的是:完全競爭的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優;任何帕累托最優的配置都能通過選擇一組正確的價格而由市場來實現。完全競爭均衡的一個重要性質就是每一商品都按其邊際成本來銷售。完全競爭市場是有效率的。但大多數市場都不符合完全競爭市場的條件,尤其是房地產市場。一方面是因為每一個樓盤都具有不可復制性,另一方面是因為房地產的信息的嚴重的不對稱。消費者很難獲得所需要的信息。因此,房地產開發商都具有很大的市場勢力,可以將房地產價格提高到遠遠高于其邊際成本之上。顯然,對壟斷市場采取從宏觀上的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措施效果不會太理想,而且有很大的副作用。調控措施太強烈,會使不大時,對房地產的價格又不會產生大的影響。

二、房地產價格分析

1、從房地產價格的構成來看

從房地產價格的構成來看,房地產價格的核心是土地價格。在西方經濟學中,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使用價格(地租)決定于其邊際產出,該理論基本上排除了地價大幅波動的可能性,因為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價格由其邊際產出決定,在一般情況下土地邊際產出較穩定,所以地價不會暴漲暴落,從而房地產價格也應基本穩定。

但在現實世界中這一結果并不完全正確,國外大部分發達國家都經歷過房地產價格的大幅度波動的情況?，F階段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加快,對非農用地的需求旺盛,但土地的供給在一些地區相對不足,使得國家土地公開拍賣的價格持續上漲,結果是土地價格越來越高。同時也應看到,一些地方政府想從土地市場得到更多的收益,從而將土地價格人為抬升的現象也是存在的。

一些房地產開發商為獲得土地的增值收益,也采取各種手段囤積土地,進一步造成了地價的上漲。房地產商以此為借口, 導致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房地產價格隨著土地價格的上漲而上漲,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土地約束是成為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必然因素嗎?

誠然,從土地的自然屬性看,一般來說,土地是不可再生、不能增長、不可移動的資源。但人類開發土地的長期歷史證明,土地使用效率是在不斷提高的,房地產開發的效率也在不斷提高。隨著土地使用效率提高,土地供給可以認為是無限的。反過來,當人口增長達到某一水平后,人口總量會大致維持在一個相對不變的水平,從這一角度考慮,土地供給與人口增長之間是可以維持一個合理的比例關系的,所以不可能長期存在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如北京市土地管理部門多次公開宣稱,北京市的土地有足夠的供應量,這也說明土地供給沒有出現短缺,但北京的房價卻快速上升。所以,土地約束或土地價格的上升并不成為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必然因素,房地產價格上漲還有其他因素。有人宣稱,中國的土地供應將出現長期短缺并由此導致房地產價格的長期攀升更是完全沒有道理。

2、房地產價格不是競爭性的市場價格,而是一種壟斷價格

房地產市場具有很強的區域特性,這種區域特性使得房地產市場具有很強的壟斷性,也就是說房地產價格是一種壟斷價格。舉個例子,小城市的房價大大低于北京市的房價,北京五環地區的房價低于三環地區的房價,但外地的房子不可能移到北京來,北京五環的房子也不可能搬到三環來。不同地區的房地產甚至同一地區不同地段的房地產的可競爭性都很小,使得每一個房地產開發商都具有較大的壟斷勢力。房地產開發商的壟斷勢力主要來自于這種地域的不同。這樣,市場中雖然有很多房地產開發公司,即使有一些開發公司規模較小,因為房地產的這種特性,也會使他們具有很大的壟斷勢力,從而使房地產開發商可以自己定價,而不是由市場來定價。同時壟斷價格是邊際成本的非遞減函數,所以,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并不一定就是供求關系的變化導致的,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房地產開發商對價格的控制。

劉軍琦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房地產業正迅速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產業群體，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支柱性產業，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平穩的發展，不但有利于保持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和較快增長，也有利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住房需求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更有利于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房地產業在發展中也同時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對此國家曾出臺了一系列的調控政策，但這些政策的有效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以及對房地產市場利弊方面，學術界沒有形成一致意見。本文對我國房地產市場政府管制政策進行系統梳理，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

一、房地產市場政府管制政策分析

1.1993～1996年階段

首次出現房地產熱--房地產開發公司急劇增加，房地產開發投資高速增長，以炒地皮、炒鋼材、炒項目為主的房地產市場異常活躍，尤其是海南、廣西北海等地，房地產開發過熱，形成了較嚴重的房地產泡沫，經濟運行出現嚴重過熱態勢和通貨膨脹。

政策：1993年，國務院出臺《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提出整頓金融秩序、加強宏觀調控的16條政策措施(通稱“國16條”)；1994年系列出臺《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和《住宅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

效果：隨著各項措施的落實，全國房地產開發的增長速度明顯放緩，通貨膨脹得到遏制。經濟由熱轉冷，房地產市場也沉寂下來，商品房和商品住宅的價格迅速回落。經過3年努力，中國經濟終于在1996年成功實現“軟著陸”。

政府角色：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管制

南京房地產市場頗受爭議。其一是，日前，南京市某區房產局局長因一番不太能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言論而遭到了網絡人肉搜索；其二是南京房產局對萬科價格欺詐、恒大低于成本銷售等的查處。姑且不論南京如何，但其一番做法卻引出了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管制問題。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B類課題“中國房地產與宏觀經濟關系”的研究結論，我國35個大中城市房地產業市場化水平為64.69%，這表明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初步實現市場化，但離理想的市場化差距還很大。其中政府管制、價格管制差異化大、表現差。也就是說，在政府和價格管制方面，各地政府對房地產的管制手段和方法各行其是，且沒有盡到管制責任，角色缺位，隨意性比較大。房地產市場價格管制是針對開發企業的定價行為及市場失靈的問題而提出的解決方法。其實施需要地方政府具備一定的條件，即壟斷性、外部性、信息不對稱、消費的公平性等。這些必要性的條件的滿足與否，是判斷是否進行價格管制的重要指標。

中國房地產市場，總體來看，集中程度相當低，但從區域來看，壟斷程度又比較高。全國除一線和部分二線城市外，其余城市和縣城基本屬于壟斷型區域市場，開發商可以聯合政府將房價定在均衡價格之上，建設的住宅數量低于自由競爭市場時的數量，阻礙市場機制的正常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其實是個“藩鎮割據”的大一統，勢力很多，在地方政府的庇護下，還可以相安無事。區域的壟斷性不利于資源配置和提高產業效率。

房地產市場的外部性，一般包括生態外部性和社會外部性。價格機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轉化外部性。比如設計合理、景觀賞心悅目、物業管理安全完善等的項目，可以獲得相對較高的市場價格；反之，則價格就不會產生太多的附加值，而致價格一般。這就使得開發商注重適當創造外部經濟效益，創造更多的附加值。而我國的現實情況是，除一線、二線開發商外，其余大多數開發商對創造外部經濟效益幾乎沒有敏感性，造成私人成本、社會成本與收益不對等或者資源配置失衡，影響產業的發展。

相對來說，在我國房地產市場，由于產業過于龐大，鏈條較長，消費者很難知道開發商進行項目開發的各項細節，成本、用料、質量等都處于“無知”狀態。雖然，樓盤現場有價格公示，但那是開發商自己定的價，而為什么是這個價格消費者無從得知。因此，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屬于信息很不對稱的單方市場，當然這與開發商的壟斷性質也不無關系。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公開，造成買者和賣者地位的不對等，影響房地產市場的規范發展。

信息的不對稱，本身就是一種消費的不公平。然而，我國消費者在房地產市場的消費所遭遇的不公平，更不止于此。當期消費和即期消費的價格差距很大，這也就是現在的市場情況，前期項目價格很高，現在普遍大幅降價，顯然是對前期消費者的不公平，有價格欺詐的嫌疑。再比如現場議價的銷售方式，消費者不知成本，而開發商的價格底線消費者又不知道，所以每個成交客戶的價格“遠近高低各不同”。消費產品巨大的價格差異，是有違市場規律的。某些不公平是市場機制問題，是制度問題；而有些不公平，是開發商品德問題，這影響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狀況，比較符合價格管制的條件。所以，即使是在價格低迷時期，價格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地方政府不能因為地產低迷，而放任或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看著開發商違規、欺詐銷售，放松政府本身的角色責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南京地方政府做得有道理。

雖然，政府的價格管制違背了市場自由化的原則，但在不成熟和不充分的市場狀態下，就沒有充分的市場化。市場化解決不了所有問題，有些問題只能靠政府調控進行解決。不能打著市場化的大旗，而損害消費者或者干涉地方政府的有所作為。政府不僅促進產業發展，還要明確自身在產業中的地位和角色，適度進行管制。所以，進行價格管制，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規范發展的一種手段，也是政府促進市場化的良好愿望。

政府，究竟該不該對商品房進行有效的“價格管制”

應該說，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在作為普通民眾最大民生的住房市場上，我國政府應該在市場的調控和價格的管制上應該更有所作為。

首先，擁有基本的居住權利和良好的住房條件，不僅是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各國公認的基本人權，而且更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中央高層對民生問題從政治的高度給予了相當的重視。

我們知道，衣食住行都是人們的基本的民生需要。最近由于各種原因，糧食價格上漲了不少。前幾天，溫家寶總理還專門到北京的市場進行調研，了解糧價上漲對市民的影響。日理萬機的國務院總理，為什么對糧價的上漲如此重視，關鍵就在于它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商品，是國民基本的民生。住房也是同一個道理。任何人無論貴賤，無論地位高低，都應該保證有體面而合理的住房保障。政府各級部門之所以要對房地產市場發出如此多的調控文件，抑制房價的不當增長，原因也就在于住房不是單純的商品，它具有公共產品和商品的雙重性。

實際上，和糧食每斤增加兩三毛錢相比，同樣作為基本民生的房價的暴漲，給普通百姓基本利益帶來損害，要比糧價的上漲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算一算這兩者的明細帳，人們就不難發現他們給老百姓生活帶來損害的差別，何止是十倍、百倍。

就按照每斤糧食漲了3毛錢來計算，一家三口每天要消費糧食2.5斤，一年365天平均每個家庭需要消耗糧食912.5斤，一家人每年要為糧價的上漲多付出273.5元。如果一年前的糧價為每斤1.2元，現在為1.5元，這就意味著當糧價漲了四分之一的時候，給某個家庭在吃飯上帶來的直接影響連300元還不到；

但是，如果像現在一些大中城市那樣，一年前市區的平均房價為每平方米8000元，一年中就漲了1000元(指城市中的同一地段商品房價)，那么給普通家庭又是帶來了什么影響呢？我們還是以普通的三口之家為例，他們所買的商品房還是嚴格按照“結構調整”后的90平方米的中小戶型，那么這個家庭僅為一年的房價暴漲，就需多付出9萬元的代價。如果這個家庭的年收入，在這些大城市處于中間水平，這就相當于要把這一家兩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全部抵上去，才能應付一年房價暴漲的支出。而這還只是在房價一年只漲了12.5%的情況下(這里是指在一般城市主城區同一地段的漲幅，不包括近郊區縣的“加權”)普通家庭多付出的“成本”。

這里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算出，同樣是基本民生，糧食一年就是漲價了四分之一，給普通百姓平均每個家庭一年增加的成本支出，也就是300元不到，相當于一個中等收入家庭一年收入(按4.5萬元計算)的150分之一；而一年房價雖然只漲了八分之一，但它一下子就使得需要買房的家庭多付出9萬元，相當于一個普通的百姓家庭全年收入的百分之200(也就是一個家庭2年的全部收入，而在發達國家，一個家庭3-6年的全部收入即可買一套很體面的住房了)。這兩者如果按倍數的關系來算的話，相當于一年房價上漲給普通百姓家庭增加的成本支出，比一年糧價暴漲給這樣家庭增加的支出，高出了300多倍。站在這樣的角度來理解百姓對房價瘋長的強烈的不滿，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實際上，在不少大中城市的“主城區”的同一地段，這3—4年左右的時間里，房價幾乎暴漲了一倍左右。比如說，過去房價是每平方米5000元的，現在都紛紛暴漲到了1萬元以上。3年多的時間里，每平方米就上漲了5000多元。按照新的嚴格標準的“90平方米”戶型來計算，就相當于這些百姓家庭在等待調控政策“出奇效”而未買房的這3-4年的時間里，房價不僅沒被“拉下”，反而高漲一倍，多了45萬元，僅漲價部分就相當于這些普通家庭十年的全部收入。

從中人們不難看出，和糧價上漲相比，房價高漲給普通百姓帶來的生活重創，至少是糧價造成的生活開支成本增加的300多倍。更何況，今年糧價的上漲，是在近幾年沒什么較大波動的基礎上出現的。如果把這幾年房價暴漲和糧價上漲的總和做個比較的話，那么房價的暴漲給公眾帶來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損害，至少是糧價上漲帶來的開支增加的1000倍以上。

所以，國民住房作為具有商品和公共產品雙重屬性的特殊商品，它在價格管理上應當比當前社會中絕大多數的其他商品更需要進行政府的價格管制。這不僅是因為它的暴漲給普通市民帶來的損失和危害最大，而且放任住房上的暴利高價，其實也就是容忍惡勢力對人的基本生存權的破壞和踐踏。

第二，中國的住房的市場供應，本來就是處在極度不平衡的“供不應求”之中。我們以前已經說過，按照當前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住房小康的發展的要求，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每年應該提供15億平方米的商品住房，但市場上實際的供應量只能在3-4億平方米。有效市場供求的如此不平衡，就為“哄抬房價”創造了“條件”。在這樣的“市場”情況下，如果不進行嚴格的市場價格管制，自然就會導致房價的失控暴漲，就如同這幾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所表現出的那樣。所以說在當今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任何“調控”舉措如果沒有包含嚴格的價格管制，“抑制房價增長”這個衡量“調控成功與否”的“關鍵詞”，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第三，和土地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中國的房地產暴利是出現在公有制的土地上，“加害”的對象，正是“土地的主人”。當開發商利益集團大言不慚的為他們的暴利做所謂的“市場決定論”的辯解時，他們恰恰“忘了”他們暴富所賴以開發的土地的“產權人”究竟是誰。根據國家的憲法，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在“主人”的土地上建房出售，利潤率竟然比在買私人土地的商品房還要高出十幾倍，開發商如此的強盜邏輯如果不受到市場和價格的管制，就是對社會主義優越性最大的貪污和嘲諷。在“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所有資源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的社會主義中國，住房市場的暴利化是地地道道的制度變異下的怪胎，算的上是真正的“世界之恥”。

總之，面對中國房地產這樣一個由寡頭壟斷的低效、不公和“超級壟斷利潤”的市場，面對這樣一個關系到中國市民最大民生利益的基礎行業，面對這樣市場的有效供應遠遠得不到滿足的畸形的供求形勢，尤其面對市場的開發者是在主人的土地上“借雞生蛋”這樣的制度背景，作為“執政為民”和“權為民所用”的政府，就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利益”，對已成為影響中國城市的“最大的不和諧因素”——房地產市場，實行強力而有效的政治調控和市場調控，特別是要強力實行對商品房的價格進行有效的價格管制。從某種方面來說，對房地產市場高房價暴利的放任和“不干預”，不僅是對開發商利益集團的袒護，更是行政者對人民給予的權力的最大踐踏，也是在維護人民利益上的極大的瀆職。

在我國的“價格法”中，專門有一段論述了“政府的定價行為”。其中講到當某種商品的價格具備“與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關系重大”、“資源稀缺”或者“重要的公用事業”等條件之一時，“政府在必要時可以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

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來說，“和人民生活關系重大”這點是其他任何商品都無可比擬的；至于城市的土地“資源稀缺”這也早已有共識；另外，住房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和“重要的公益事業”一樣的“公共產品”屬性。這些都使中國房地產市場商品房的價格管理，具備了“政府定價行為”的必要條件。更何況這幾年中國大中城市的房價瘋漲，已造成僅暴利高價房的價格上漲部分，就相當于普通市民家庭十年左右全部收入所得。當一個國家出現僅幾年房價上漲給普通百姓帶來的生活成本，就比世界公認的居民買房負擔(房價收入比在3-6之間)還高將近一倍的“全球奇觀”時候，當房價問題已經成為城市社會“最大的不和諧因素”，一個“權為民所謀”和“以民為本”的 “負責任的政府”，難道還沒有必要及時對商品房價格實行強力而有效的政府價格管制嗎！

從規定商品房利潤退到討論公開成本，是誰把開發商慣得如此驕橫

在這兩年的時間里，在高房價暴利的壓迫下，有一種來自民間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強烈。這就是要求對現在開發商提供的商品住房，進行房價成本的公開。而開發商和其“豢養”的“專家”及相關官員，對可能暴露他們“見不得陽光的陰暗秘密”，則竭盡全力進行瘋狂抵制。以至于該不該進行房價成本的公開，成了今年影響最大之一的“全民大討論”。

最有典型性的案例發生在廣東。據報道，今年的廣東省兩會期間，該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公開房屋成本價、實行購房指導價和最高限價”的建議。半年后才等到的廣東省建設廳的“答復”，竟對此給了全盤的否決。建設廳的理由是對商品住房成本價進行公開“容易造成對企業商業秘密的侵犯和對公平競爭環境的影響”，并認為“這一做法是違背市場經濟的。因為在市場經濟下，決定價格的因素主要是供求關系而不是成本”。

這里，我們先姑且不論這個“政府的衙門”為什么對開發商的利益和所謂的“秘密”如此的偏袒，為什么對在高房價暴利的盤剝下老百姓受到的生活重創如此冷漠，但就政府在房價監管事情上本身的變化發展做個分析，人們就可能發現其中更多的“背景”。

如果把時間向前推幾年，查查當時的媒體報道和部門的文件資料，人們就會驚奇的發現，公開商品房價成本在當時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不僅如此，在當時的各級政府規定和文件中，房價成本的公開只是一個最基本必須做的工作。比這更重要的，還是規定和控制商品房的利潤率，這才是房價問題的核心所在。

在當年國家有關部門的商品住宅價格管理的辦法中，規定“住宅價格應以合理成本為基礎，有適當利潤”，并把商品住房規定的利潤率水平交由各省、市和自治區政府自己決定。在2002年，當時的國家計委和建設部發文規定，經濟適用住房的利潤不超過3%。而對普通商品住房，各地所定的利潤水平一般在5-10%之間。如在吉林省的商品房價格管理辦法中，該省政府就規定商品房利潤“最高不超過8%”；在江蘇省的商品房價格管理規定中，根據商品房的種類分門別類進行的具體的規定。它明確指出：經濟適用房的利潤率最高不得超過3%；普通標準商品住宅的平均利潤率最高不得超過8%；只有高檔住宅商品房和非住宅商品房的利潤率由開發商根據市場供求自主確定。普通商品房利潤率定的最高的，還是屬于廣東和廣西，都定在了20%。但兩地政府也都同時規定，由政府委托開發的“微利房”、“統建房”和“解困房”等，利潤規定3～5%之間(其中廣東還規定地價和稅費報經有關部門批準后還可減免)。從現在查到的資料來看，給商品房利潤率定的最低的，還屬江西省較早的一份政府文件。該省當時規定：商品房“利潤按售價的2%計提”。

現在給大家講商品房價格管理上的“昨日的故事”，只是為了使大家清楚的了解到，在今天這個時代背景下再討論該不該公開房價成本，顯得多么的滑稽。因為這樣的“基礎工作”在幾年前規定商品住房利潤率時就早有定論。

其實，了解商品房價格管理上“來龍去脈”，最重要的還是結合當今房地產市場和住房社會問題的實際，深刻探討和研究該不該對今天已經成為城市社會最大不和諧因素的暴利高價的商品住房，進行強力而有效的價格管制。

提出這個問題的背景，首先是房價和住房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城市最大的社會熱點和最大的“不安因素”，這在前幾年都是“聞所未聞”的；其次，除了少數“特權者”以外，絕大多數市民現在都只能通過房地產市場的商品房來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這個市場的健康與否和商品房的價格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群眾最大的根本利益”；第三，現在房地產市場的暴利高價房，已經遠遠超出了公眾的承受能力，甚至比世界公認的“國際房價最難承受地區”(房價收入比為7)還高出數倍。高價商品住房的暴利，已經成了公認的洗劫社會財富、制造社會不公的最大推手；第四，近幾年來為抑制房價不當增長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調控”措施，已被實踐證明“調空”。再不對高價暴利的商品住房采取強力有效的價格管制的具體措施，繼續“失信于民”，就可能影響到執政之基的穩固和社會的和諧安寧。

第五篇：淺談我國壟斷行業的政府管制的改革

淺談我國壟斷行業的政府管制的改革

摘要：壟斷行業是社會基礎設施的提供部門，關系到國計民生。目前我國壟斷行業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著缺乏競爭機制、服務質量不高、投資渠道單一等問題。本文認為引入競爭機制，是壟斷行業改革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自然壟斷；產業政府管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 C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Abstract: monopoly industry is social infrastructure provide department,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s.At present our country reform monopoly industrie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but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competition mechanism, service quality is not high, the single channel investment, etc.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troducing competition mechanism,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reform of monopoly industries.Keywords: natural monopoly;Industry government control;reform

壟斷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即由于自然條件和經濟環境的限制，使行業中只需一個或幾個生產者就能滿足市場需求并達到最佳經濟狀態。許多基礎設施的產業，如電信、電力、鐵路。

運輸等都存在自然壟斷特征。自然壟斷產業的存在體現了壟斷的兩面性，決定了壟斷并不能一概而論地反對，某種程度上競爭的消極方面正是壟斷的積極方面。因此自然壟斷體現為反壟斷法的豁免條款，只能通過政府管制。

一、我國壟斷行業的現狀

目前，我國壟斷行業主要包站電力、電信、鐵路、民航、郵政、城市供水、石油天然氣行業、城市公交和城市排污等行業。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通過實行政資分離、產業拆分重組、產權改革等措施，在部分壟斷行業初步引入了競爭機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在電力體制改革過程中組建了電力監管委員會，從而結束了我國沒有現代管制機構的歷史。

二、我國壟斷產業政府管制改革的必要性

壟斷主要存在于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其需要巨額投資，投資回收期長，投資專用性強，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非常顯著。按傳統的管制理論，壟斷產業應由政府直接投資，壟斷經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世界上許多國家對壟斷產業的管制都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但是，政府壟斷經營使企業缺乏競爭活力，使自然壟斷產業長期處于低效率的運轉狀態，因而迫切需要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管制進行改革。從長遠來看，隨著市場需求的擴大，技術創新能力增強，行業的市場結構總發展趨勢必將是從壟斷走向競爭，自然壟斷的邊界將被逐漸打破，自然壟斷業務將逐漸縮小。因此，為了提高效率，為了適應自然壟斷邊界的變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進行了自然壟斷行業的管制改革。

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壟斷產業基本上也實行了政府直接投資、壟斷經營的管制體制，這種政企高度合一的管制體制對建國初期集中大量資金建設基礎設施產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隨著我國經濟技術的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深入，弊端日益顯露。嚴格的管制極大地抑制了企業的經營活力使企業喪失了進取精神和應有的競爭力，效率極其低下。同時發達國家放松管制帶來了壟斷產業供應能力的增強，供需矛盾表現為供過于求，我國是擁有12億人口的大國，基礎設施產業存在供小于求的供需矛盾，自然成為發達國家投資的重點，這就給我國的壟斷行業造成強大壓力尤其在加入WTO之后，更多的領域向外界開放，我國在壟斷領域面臨的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內部的需求和外部的壓力迫使我國必須進行自然壟斷行業管制體制的改革。

三、我國壟斷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1、導致企業缺乏外部競爭壓力，經營效率低下。

壟斷損害競爭，壟斷的程度越高，對競爭的損害越大。競爭是生產效率提高的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沒有競爭的外部壓力。由于行業壟斷導致了企業缺乏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經濟主體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抑制了壟斷行業通過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來提高生產經營效率，由此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就會上升、產品質量和生產率就會下降。

2、壟斷性定價導致價格體系扭曲。

我國的自然壟斷產業主要采取“成本加成定價法”，即以實際成本為基礎，加上一定的利潤，這種價格形成機制不能刺激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也造成了產品服務價格的居高不下。比如，目前我國每張機票的價格約占人均收入的10%―15%，對普通消費者來說，乘飛機仍屬于奢侈消費，而美國的機票平均價格只占人均平均收入的0.5%。

3、導致投資主體單一，投資缺口巨大。

壟斷導致國有企業成為壟斷行業的唯一經營主體，從而使得政府投資成為單一的投資來源，造成投資嚴重不足。如在電力行業中，由于電網投資不足，造成電網薄弱，電力供應緊張，電價嚴重扭曲等問題。據國家“十五”和“十一五”期間電源建設投資規劃，電網配套投資將分別高達5800億元(發電資產)和9000億元(輸配電資產)。但在當前體制下，難以通過電網公司內部實現資金積累，電網建設存在巨大的投資缺口。

三、有關我國壟斷行業的政府管制改革對策建議

1、分離競爭性環節，實現有效競爭，開放競爭性業務的市場準入。

對于壟斷性業務只能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經營，以獲得規模經濟，應由政府管制；對于非自然壟斷業務，則應實行多家企業競爭經營，以取得競爭活力，政府應放松管制，交由市場競爭。壟斷領域改革的方向應是把壟斷性業務與非壟斷性業務分離，壟斷性業務仍實行壟斷性經營，非壟斷性業務則應實行競爭性經營，以提高效率。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壟斷行業的自身發展，目前我國的壟斷行業中既有壟斷業務，又有競爭性業務。因而要將競爭性業務從壟斷行業中分離出來，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而在壟斷環節建立科學的管制體制。此外，應當開放競爭性業務的市場準入，按中國加入WTO的協議所確定的領域，對國內外所有符合條件的投資人開放市場，消除市場準入的所有制歧視和地域部門限制，這也是政府有序退出市場，實現政府機關與相關行業利益脫鉤的關鍵一步。同時，改革市場準入方式，逐步縮小政府審批的范圍和事項，將行政指定的經營主體改為依法核算或市場招標選擇的方式。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管制機構應當區分壟斷行業的政策性業務與經營性業務對于壟斷行業承擔的公益性職能，政府應給予必要的補償。

2、實行股份制改革，構造多元產權結構。

我國壟斷產業的主導企業大多以國有控股為主，目前，鐵路和郵政等行業依然保持著政企不分、壟斷經營的格局，電信、電力和民航等的拆分重組也僅是在國有產權框架內的局部調整。這種國有控股為主的局面使資產結構極不合理，政企“親緣關系”難以了斷，并造成壟斷產業投資缺口巨大，因而股份制能大大增強自然壟斷行業的融資和投資能力，有利于政企分開，提高效率。我國在壟斷行業實行產權多元化既可以緩解基礎設施領域投資不足的矛盾，又可以為企業構筑有效的治理結構奠定產權基礎。一般來說，對于壟斷業務，應由國有企業經營，因這一領域的組織和控制問題是宏觀經濟改革中最困難的部分，對非壟斷業務，可允許非國有資本進入，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并與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造相結合，增強國有企業的競爭力。

3、完善法律法規，為政府管制改革提供依據。

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相關的配套改革不健全，1993年頒布至今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效力遠不能和《反壟斷法》相提并論，而某些行業如電信業只有一部《電信條例》來規范，因而壟斷行業的管制改革缺乏法律依據和規范，難免有政府行政行為主導之嫌。因此，今后要按照《立法法》規定的程序，大力推進自然壟斷行業管制法律體系的建設，對已經制定出的自然壟斷產業管制法律進行修改完善，另外還要做好與相關法律的協調工作，尤其是與反壟斷法的協調。

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我國的壟斷產業改革必須依法進行。我國正在積極出臺《反壟斷法》，自然壟斷體現為《反壟斷法》的豁免，當然只是本身存在的豁免，而非行為的豁免，自然壟斷企業的限制競爭行為一樣應該受到《反壟斷法》的查處。我國行業法律的建立健全和《反壟斷法》的頒布即要吸收借鑒國外的反壟斷立法，又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并要將反行政壟斷列入反壟斷立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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