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談未成年人犯罪中刑事責任年齡問題及其證明

談談未成年人犯罪中刑事責任年齡問題及其證明

包景勝

未成年人是指未滿18周歲的公民。我國刑法理論中所說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觸犯刑律并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未成年人犯罪在當前刑事案件中占據一定的比例。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責任的認定和刑罰的適用上有著明顯的區別。

一、我國刑法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劃分及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理的原則

我國刑法根據國家對少年兒童的危害行為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政策為指導，從我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狀況、少年兒童的成長過程以及各類犯罪情況的實際出發，并適當借鑒別國的立法經驗，在刑法第17條中把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與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三個階段。

1、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根據刑法第17條的規定，不滿14周歲，是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法律規定，對不滿14周歲的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一概不追究刑事責任。

2、相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根據刑法第17條第2款的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是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達到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辨別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為的能力，即對某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具備一定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們對自己實施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即“故意殺人、故意

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

罪” 負刑事責任。

3、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段。據刑法第17條第1款的明文規定，已滿16周歲的人進入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已滿16周歲的未成年

人的體力和智力已有相當的發展，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知識，是非觀念

和法制觀念的增長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一般已能夠根據國家法律和

社會道德規范的要求來約束自己，因而他們已經具備了基本的刑法意

義上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因此，我國刑法認定已滿16周歲的人可以構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們對自己實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我國刑法考慮到未成年人由其生理和心理特點所決定，既有容

易被影響被引誘走上犯罪道路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

和改造的一面，因此從我國適用刑罰的根本目的出發并針未成年犯罪的特點，我國刑法在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處理上，還規定了兩個重

要而特殊的處理原則：一是從寬處罰的原則。刑法第17條第3款的規

定：“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該款規定屬于法定情節，即：對未成年人犯罪必須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二是不適用死刑的原則。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這里所說的“不適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處死刑立即

執行，也不能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更不允許等到年滿18周歲以后

再判處死刑，這是一個原則要求

從上述的規定可以看出，在刑事訴訟的立案、偵查和審理過程中，對未成年人犯罪年齡的認定具有重要意義，它涉及到是否應當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以及行為人是否具有法定的從輕或者減輕刑事責任。在刑事辯護過程中，未成年人的年齡更是辯護的重點之一。在刑事訴訟中，作為證明對象之一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應如何運用有力的證據予以證明呢？

二、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證明

刑事訴訟中的證明通常包括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活動。從廣義上理解，刑事訴訟證明還包括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提供證據，運用證據證明自己訴訟主張的活動。在司法實踐中，證明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一般是公安機關出具的戶籍證明、居民身份證。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一般說來，公安機關出具的這些證明可信度高、證明力強。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會予以采信。但是司法實踐中，也會出現出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身份證明，甚至沒有進行過戶籍登記的特殊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原始的分娩證明書、出生醫學證明則可成為證明未成年人年齡的最有力的證據。在沒有上述后兩種證據又沒有有效的身份證明，或認為公安機關查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年齡與其實際年齡有出入且有可能影響其定罪量刑的情況下，又該如何對其真實年齡予以證明呢？

筆者曾承辦過這樣的一個案件：陳某被指控于1999年3月21日晚伙同他人實施搶劫行為，構成搶劫罪。被告人陳某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并無異議。但堅持說自己的年齡被弄錯了是1982年7月11日出生，而不是1980年12月11日。公安機關認為其身份證、戶口登記中的出生日期均為1980年12月11日，所以不但不采信陳某的辯解，反而認為陳某這是在捏造事實以減輕自己的罪責。公訴人也認為應依身份證上出生日期確定其年齡。本案陳某所說的年齡不僅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查明的結論有重大出入，而且還會直接影響到對陳某的量刑。所以，我在會見完陳某之后立即向他父母了解情況，在確信陳某的出生日期有誤后。開始了一系列的調查取證。由于陳某戶口登記、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均為1980年12月11日。也沒有出生醫學證明，調查取證工作有相當的難度。所幸的是陳某年齡差錯是由于公安機關當年在戶口登記時把他的出生日期與他哥哥的出生日期互換而導致。庭審時，我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證據：（1）陳某一家的戶口本，（2）陳某哥哥的身份證，（3）陳某父母的證言，（4）左鄰右舍12人聯名證實陳某是弟弟的證言、（5）村委會的相關證明。這些證據雖然不能直接證明陳某的出生日期，但有間接證據的證明力。因這些證據完全符合間接證據的四個基本原則：（1）具有刑事證據的一般屬性，即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2）證據間具有同一性，即證據不能存在矛盾，（3）證據形成完整的系統，即證據鎖鏈，（4）結論具有唯一性，即排除其他可能性。法庭對這些證據充分重視，在查證屬實之后采信了這些證據，認定陳某的出生日期為1982年7月11日系未成年人，陳某的認罪態度也很好。法庭依法對陳某減輕處罰。本案雖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對陳某出生日期的成功證明卻為用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提供了思路。

正因為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責任的認定和刑罰的適用上有著明顯的區別，每一個辯護律師都應對年齡問題高度重視，在有可能與實際年齡存在出入的情況下，應用有效證明手段予以證明，以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篇：關于刑事責任年齡下限問題的感想

關于刑事責任年齡下限問題的感想

隨著社會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我國刑法對刑事責任年齡下限的規定已經不符合當代國情，許多12 至14周歲的未成年人對某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具備一定的辨認和控制能力。正如所說，犯罪低齡化目前已成全球性的嚴重社會問題，由于未成年人有著獨特的身心特點，未成年犯罪人又往往成為成年犯罪人的來源和后備軍，因此，如何有效地預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便成為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刑事法律關注的焦點。

首先，要研究這個問題，就要弄明白什么是刑事責任年齡，刑事責任年齡是指法律所規定的行為人對自己實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會的行為負刑事責任必須達到的年齡。從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核心問題分析中可以得出：未成年人的年齡嚴重影響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能力。一般來說，只有具有刑事責任年齡的人，才有可能具備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即刑事責任能力。

其次，搞清楚這個概念后，我們就要對于這個問題展開討論，立足于現狀，目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齡越來越低。據報道，從1998年到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平均下降了2歲，由17.6歲降為15.7歲。以江蘇為例，10至13歲年齡段的低齡犯罪占到70%。最近在深圳的一次調查也顯示：少年犯罪中實施嚴重危害行為的始發年齡最小從10歲開始，較普遍的是十二、三歲。由于他們都不到刑事責任年齡，往往對法律肆無忌憚。這個年齡段的犯罪率正在不斷上升，所犯罪行也越來越嚴重。因此，在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團伙化、惡性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適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下限是十分必要的（以上數據出自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院孫振江）。面對這個現狀，如果還是按照以往的規定，對于那些未滿14周歲但心智已經足夠成熟到辨認自己的行為的未成年人不給以法律的制裁，勢必會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未成年人教育。可是根據問卷調查，有些參與者認為不應該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下限，他們認為未成年人正處于成長發育期，在許多方面都尚未完全成熟，辨別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對較弱，容易受外界影響，可塑性較大，一時的錯誤還是要給與其改過的機會，堅持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刑事政策和從寬處罰的原則，注重對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挽救教育，在其刑事責任的實現方式上多采用免型、緩刑、減刑和假釋。而降低年齡，勢必會將許多一時失足的少年推入更深的深淵，而且，14歲左右的未成年人多半還在上學，身心還在塑造之中，對自己的犯罪行為認識尚不十分清楚，如果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極有可能自暴自棄，不思進取，這樣更不利于未成年人教育。

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已成社會詬病，從許許多多的案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警方在告破一宗宗棘手的案件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看似窮兇極惡的犯罪分子竟然是在校學生，或者其他孩童，那些本該在青青校園里愉快的學習，玩耍的花朵，卻在犯罪的道路中早早凋謝，更有甚者，其中很多犯罪分子，對自己的行為沒有絲毫悔意，也學會使用“法律手段”來使自己免于刑罰，面對逃之夭夭的犯罪分子，法 官，警察，社會大眾，被害人家屬也僅僅只能靠道德譴責來懲罰他們，畢竟我們要遵循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不為罪，法無明文不處罰”

除了以上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之外，現在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更是越來越注重早期化，當前，整個社會現實和刑法制定時期相比，在經濟形勢、文化狀況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少年兒童具備辨認和控制自己重大行為能力的生理年齡漸趨下降，為低齡犯罪滋生提供了新的土壤。首先，隨著經濟飛速發展和廣大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國少年兒童生理發育進程加快，在身體上普遍呈現出早熟跡象。10歲以上的少年兒童身高多數已超過1米，其四肢及大腦已較早發育成熟。其次，由于互聯網等大眾傳媒對人們生活產生了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加上義務教育的大力普及，少年兒童在思想上接受了更多新鮮事物。其心理成熟狀態已超出十年前同年齡段的孩子。因此，盡管當代少年兒童生理、心理、智力方面的發展，可能還未達到對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為負擔刑事責任的程度，但已有必要為自己的某些重大犯罪行為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相比較以前，早熟已經成為趨勢。在我國，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古來有之。新中國成立以后，在1979年的刑法中規定，14周歲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這個規定一直沿用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數年間，我國未成 年人的犯罪率一直很低。當時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下身心發育不很成熟，無法了解自己行為的性質。而且這些未成年人受到不良影響的機會不多，不容易犯罪。我國社會治安在這段時間里總體 趨勢良好，各種刑事案例呈下降的趨勢。未成年人沒有太多的作案動機，所以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初，社會上發生的未成年人作案的大案極為罕見。所以確定14周歲作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符合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情況。隨

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我國物質文化水平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計劃生育搞得非常好，每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為了孩子的成長、發育，每個家庭都投入大量的物力、財力。因此，在優越的條件下，許多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早熟。當代社會是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社會，許多家長越來越注重對孩子的早期教育，一些孩子在入小學前開始學習電腦、外語等知識。在小學時，他們能夠熟練的運用電腦。網絡高科技的不斷發展和我國網絡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及疏于管理，為一些未成年人進行違法犯罪提供了可趁之機，他們利用自己的網絡知識進入高設防區，進行各種各樣的網上犯

罪，侵害公共利益，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這種種的原因，勢必要求我們要從實際出發，結合中國當代國情，對于刑事年齡下限問題更是應該深入探討，不過分的苛責未滿14周歲的犯罪分子，讓他們深陷絕望的境地，從此一蹶不振，也不能一味的秉著教育為本的理念放縱犯罪分子，讓他們有機可乘，應該用更合理，科學的方法權衡利弊，從中找到更為有效地方法去營造一種更適合未成年人成長的環境。而適當降低下限更是有利于營造這種健康的環境。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下限有利于教育、改造和挽救有罪錯行為 的未成年人。首先，對于低齡少年犯罪予以一定限度的嚴厲懲罰，從某種程度上講勝過和顏悅色的說服教育。未成年人從小就應知曉，人人都應該為其行為所產生的后果負責，從而迫使其學會進行有效的自我約束。其次，諸多未成年人犯罪，其共犯、對象等也多為未成年人。通過對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加以嚴懲，會極大地震撼周圍的其他未成年人，使之不再重蹈覆轍;同時也可避免未成年犯的家長從法律寬容中放松對子女的教育和警惕。此舉雖難免有“殺雞嚇猴”之嫌，但在很大程度上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有著積極的作用。再次，《刑法》第17條第4款明文規定：“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可是，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本身就是家長或者監護人管教失敗的結果。再指望他們管教豈不是緣木求魚?!政府的收容教養也因為經費等問題很難實施。況且這種未經法院判決而限制公民自由的行為，本身就與現代法制精神相悖因而，“不予刑事處罰”實際上并不利于教育、改造和挽救有罪錯行為的未成年人（本段內容源自中顧法律網）。

基于此現狀，適當下調年齡下限更是有必要的，記得，前不久看過的日本電影，《告白》就是一部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電影，影片中兩個未滿14周歲的少年合謀殺害了女教師的年幼的女兒，但是他們卻因為法律的規定而免除刑罰，之后女教師展開了一系列的報復行動，雖然情節上有些血腥，極端，變態，但是卻是實實在在的讓我們感受到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嚴重性，日本是個犯罪率低的國家，但是近幾年未成年人犯罪卻是呈上升趨勢，據日本2003年青少年白皮書 披露，2002年因錯用交友類網站受害的未成年人達1317人，比2001年多1.2倍，受害者中的97%是少女，犯罪種類涉及違反《兒童賣淫、兒童色情禁止法》和《青少年保護育成條例》等法規（以上數據來自法制播報）。而本片更是以夸張的手法發人深省，使我們能夠敢于面對這種現狀，并共同努力去為我們的青少年創造更適于成長的健康環境。

而本次調查，我們首先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像周邊的同學征求意見，然后又我們通過在市區做問卷調查的形式，隨機征求了60名社會人士的意見，接著我們又去了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庭去采訪了少年庭的庭長，雖然整個調查的過程中我們頂著烈日去做問卷調查，這其中大部分的好心人會熱心的予以幫助，并對我們提出了很多建議，但這其中也不乏不予配合的，但就是因為這樣，才促使我們能更好的訓練自己與人溝通的能力，也會發現到當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雖有沮喪，但更多的是要鼓勵自己去堅持下去。事后，也很慶幸自己有這次機會去體驗，也希望自己在以后的調查中能更好去學習。

第三篇：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淺析

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淺析

祁門縣公安局查雪蓮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重視，也實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來控制其增長的勢頭，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響，未成年違法犯罪問題在各地仍然很突出。就祁門縣這類犯罪來說，近年來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祁門縣未成年犯罪人員共計79人，占全部抓獲成員的14。6%，其中15歲以下52人，16—17歲27人。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

如今失業、教育產業化、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加劇，社會矛盾日益激烈，未成年犯罪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歸納未成年犯罪主要表現為以下特點：

一是合伙犯罪多。二人以上合伙犯罪占未成年犯罪的70%以上。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心理正處在未成熟期，有合群性，單獨干一般膽子不夠，一起干會形成群膽，另外就是合伙后使犯罪責任分散，心理壓力要小一些。合群后的孩子更希望在群體里能夠表現自己，樹立自己勇敢以及對同伙的忠誠，在犯罪時他們的表現一般會更極端。這就使合伙犯罪時的暴力程度一般比單獨干時更嚴重。

二是侵財犯罪占主體。主要表現在盜竊搶劫犯罪上，近幾年搶劫犯罪有上升的趨勢。盜竊犯罪主要以錢財為目的，采取撬鎖、破窗等手段入室或溜門入室、順手牽羊，一般不要大的物件，以好帶的物品為主，作案的目標不太固定，隨意性大，作案后不掩蓋犯罪現場，只要能逃離就行，盜竊所得贓物不往家拿，全部揮霍或存放在同學朋友家中。盜竊摩托車供自己騎玩，也是如今未成年犯罪的一個新的特點。去年祁門縣摧毀的一個盜竊摩托車8人犯罪團伙，其中7人是在校中學生，他們在兩天之內利用晚上時間在本縣用車鎖匙搗開摩托車鎖，盜竊摩托車10輛，這些被盜車被他們使用后有的拋棄在路邊，有的則拋棄在田間地頭。他們盜車的目的均為了騎著玩。這些孩子還未走上工作崗位，父母不可能花幾千元買摩托車供他們騎玩，出于好奇就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追求哥們意氣，心狠手辣，不計后果。未成年人文化偏低，心理單純，缺乏對事物應有的分辯能力，同時又處在盲目模仿、心理因素極不穩定這樣一個特殊的生長發育期，因此在誘惑和陷阱面前，往往很難把握自己，在那些社會上混的小青年誘導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今年祁門縣在打擊惡勢力犯罪中，查獲涉案人員中有部分就是未成年人，他們受社會上無業人員影響，平時跟隨他們吃吃喝喝，然后受他們教唆去尋釁滋事，今年元月以來涉案就達8起。

四是犯罪手段有些成人化。有些未成年人作案前精心策劃，作案后迅速逃離現場。一些從報刊影視上學到的反偵查手段被頻頻使用，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了明顯的成人化特點。去年祁門縣系列盜竊、搶劫加油站現金案件中，5名犯罪嫌疑人中有3人是未成年人，作案時先踩點，騎摩托車前往，并且攜帶砍刀、鋼管等工具，作案后迅速逃離。

五是不悔改，重新犯罪的多。未成年人觸犯了一般性的刑事犯罪，按刑法規定不負刑事責任，而勞動教養或少管往往要得到其監護人的同意，從而形成了打擊處理的空檔，再加上家長或監護人管教又不到位，使得他們不斷地重新犯罪，抓了放，放了又抓，形成惡性循環，強化了其犯罪的心理。

六是年齡逐漸向低齡化發展，在校學生犯罪增多。祁門縣從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15歲以下犯罪52人，占未成年犯罪65。8%，在校生犯罪28人，占未成年犯罪的35。4%。與前幾年相比，未成年犯罪人員平均年齡下降，在校生犯罪增多。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

〈一〉家庭教育不當或忽視教育，使未成年人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一是家庭溺愛，造成孩子自私和偏激的心理而誘發犯罪。現在家庭多為獨生子女，對孩子的過分溺愛和放任，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無法形成是非以及價值的基本判斷，以致唯我獨尊，任性忘為。

二是夫妻雙方不和，家庭暴力發生較多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實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主要是后天受父母的影響。

三是單親家庭和面臨崩潰的家庭，有些離異后的夫妻雙方一般疏于對子女的關心和教育，有的為了再婚而把子女推出門外，不管不問，還有的父母再婚后把孩子視為眼中釘，從精神上和肉體上折磨孩子，使孩子在家庭中得不到溫暖，最后有許多流浪在街頭，成為未成年犯罪的后備軍。

四是夫妻忙于生意或外出打工等而對孩子缺少管教，容易使他們受不良因素的影響而誘發犯罪。

〈二〉學校忽視了對學生的法制教育和品德教育。

目前犯罪已經越來越低齡化，許多小學生也參與犯罪，現在教育產業化，應試教育的出現，學校只注重成績，不注重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小學和中學大部分學校均未開設法律課，即使有的學校開設了

也只是流于形式，學生沒有真正學到法律知識。真正說來，學生們大部分都還是法盲。有些孩子觸犯了刑律還不知道。

〈三〉媒體和網絡逐漸成為未成年犯罪的催化劑

大眾傳媒、非法出版物以及網絡所描述的暴力、兇殺、色情的情節已無形中起到了教唆未成年犯罪的作用。而電子游戲一般內容又都是格斗、射擊、打殺之類。而現在一些娛樂場所仍然沒有按有關規定限制未成年人進入，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進入游戲廳、酒吧、歌舞廳、網吧等場所，耳濡目染，加上開支增加，容易誘發犯罪。

三、如何預防未成年犯罪

〈一〉重視家庭教育是至關重要的任何一個未成年犯罪，家庭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人們常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父母是子女的首任老師。從法律角度上說，家長是孩子的監護人和教育責任人。家庭結構失調，家長不良言行的熏陶以及教育方法不當，都極可能導致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青春花季的少年，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塑性最強的時候，如果不能抓緊時機促使他們向好方向發展，而是走向了反向，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孩子健全人格的確立離不開父母的呵護和關愛。各位父母在忙于自己的同時或在處理家庭關系矛盾問題時，請多為孩子考慮，請多關心孩子。

〈二〉督促學校加強對學生的法制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

當前社會應試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片面追求升學率，這樣的結果必然是：一方面學習好的學生只知讀書，沒有理想，缺乏法制觀念，心理脆弱，一旦遇到挫折就灰心喪氣，悲觀失望，乃至誤入歧途。如馬加爵一案就值得反思的。另一方面基礎較差的學生被編入慢班，于是厭學、輟學現象增加，流失生隊伍不斷擴大，長此以往，不僅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教育方針將變成一句空話，而且青少年犯罪問題將愈演愈烈。

學校教育部門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基本任務和當務之急是實施素質教育。一要發揮課堂主渠道作用，加強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二要對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法制教育，開設法制課，在講解法律知識的同時，應針對中小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特點，以典型案例分析為主，循以善教；三是加強與學生家長的溝通，達成對孩子教育的共識。學校應當將班主任定期家訪或開家長會作為考核其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并將關心幫教后進生、雙差生或其他不良行為的學生的教師作為先進典型加以表彰，以徹底改變應試教育下只看重教師的教學成績的不正常現象。

〈三〉加強立法，規范對未成年人的打擊、教育和管理

如今法制不斷健全，未成年人保護法也在不斷完善，但對未成年人的管教還存在著欠缺，如何更有效地對未成年人起到挽救的作用，還值得大家深思。有許多做監護人的父母，并未盡到監護人的責任，當孩子觸犯刑律后，有的并未認真加強管教。因而各地應當建立工讀學校，有針對性地對這些觸法的孩子進行教育培訓，使他們走出犯罪的誤區，變成一代有用新人。

〈四〉規范各種傳媒，清理整頓文化市場，給青少年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

要注重對未成年的教育培養，還必須對文化市場加大力度進行清理整頓，對各種傳媒要制定相關的法律加以約束，可以開設一些未成年人觀看的電視頻道和網站。鑒于網吧、游戲廳對未成年人產生的危害，各地雖然也出臺了一些政策，對未成年人出入網吧等都作了越來越嚴格的規定，但盡管如此，令不行禁不止的事依然屢有發生。因此如何使這一高科技的產物確定的負面作用降到最低限度，這就需要在網吧管理上下大力氣，從而真正把未成年人堵在不健康的網吧之外，同時要加大對美容美發、桑拿等場所及有可能誘發色情活動的經營場所進行綜合治理，做到不讓污泥濁水侵蝕我們下一代。公安部八月份開展的打擊網絡色情犯罪，對凈化互聯網起到了積極作用，深受廣大群眾稱道。

〈五〉進一步完善和加強社區化管理

一些流失在社會上的未成年人，他們往往結伙租住在出租房內或者住在朋友家中，所以社區管理就顯得尤其重要，因為社區對其轄區的居民更熟悉，較為容易掌握情況，所以管理起來更具有針對性。如何發揚社區管理的優勢，實行更為有效的科學管理，使社區成為預防犯罪的一道堅強關口，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地總結和探索。

二OO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四篇：論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與刑罰

論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與刑罰

內容摘要：今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相比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但是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責任的認定和刑罰的適用上有著明顯的區別。筆者對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規定的不同年齡階段刑事責任的承擔，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年齡的認定和被告人年齡不清時的處理方法等作了初步的探討，認為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應適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罰金這四個刑種，但在具體量刑時，對未成年人刑罰有利的量刑緩刑、減刑、假釋應引起重視，根據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點，我國法律和司法機關應努力著眼于對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對未成年人犯罪實行有別于成年人犯罪的從寬對待和處罰原則，卸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思想包袱，以促進其努力自新，成為合格的公民。關鍵詞：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刑罰、量刑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述

未成年人是指未滿18周歲的公民（《未成年人保護法》第2條）。而我國刑罰理論中所說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觸犯刑律并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無論從法律角度或是從社會角度、歷史角度來看，未成年人都是一個特殊群體，因而受到法律和社會的特殊保護和優于成年人的待遇，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的認定和刑罰的適用上有著明顯的區別。《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頒布，,我國《刑法》有關未成年人犯罪刑罰的特別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相繼作出辦理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具體試用法律的一些司法解釋和規定，無疑加重了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和教育，挽救職能。對于以滿14周歲而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而言，他們在生理、心理上日漸成熟，初步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但也及易受到外界不良風氣的影響和侵襲。正是由于這一年齡段的主體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其實施的犯罪往往與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的特征。主要特點和趨勢如下。

1、犯罪主體呈現出“六多”態勢。

從少年違法犯罪主題的年齡、性別、文化、職業、身份等構成情況來看，一是文化水平低的多；二是低齡主體有增多趨勢；三是女性少年犯罪開始增多，并在整體少年違法犯罪中的比重逐漸增加；四是獨生子女違法犯罪增多，僅1993年在全國查獲的在校生犯罪人員中80%是獨生子女；五十輟學少年違法犯罪呈上升趨勢；六是重新違法犯罪的增多，近年來，我國每年查獲的少年作案成員中，重犯罪率在30%左右。

2、未成年人進行嚴重犯罪日益突出。

90年代以來，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犯罪的形勢嚴峻。據有關統計，某省1994年上半年未成年人犯殺人、搶劫、強奸、重傷和重特大盜竊罪的分別比1993年同期增加50%、40%、11%、9%和27%。在全國法院審理判決的未成年犯中，嚴重犯罪所占比重1992年為21493，1993年為22204人，1994年為24885人，1995年為23328人。這些數字表明，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進行嚴重犯罪呈現出“居高不下”的態勢。

3、團伙犯罪現象嚴重。未成年人由于依賴性較強、認識能力有限等原因而樂于合群。他們認為在一個自由結合的群體中，他們的想法和行動能更多的得到實現和認同，也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肯定和友誼。但這種小團體如被不法分子分子所掌握和操縱，就很容易發展成為一個危險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形式。近幾年來，未成年人采取團伙形式作案的越來越多，且有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如形成“專業化”的盜竊團伙、搶劫團伙、性犯罪團伙等，這與70年代那種組織松散、活動公開或半公開的犯罪團伙和80年代以流氓斗毆為主的犯罪團伙有著明顯的區別。

4、犯罪手段日趨成人化、智能化。

近年來，未成年人有向成人化、智能化方向發展趨勢，較之過去的傳統犯罪，其隱蔽、反偵察、逃避打擊的能力明顯加強。特別是做大案如盜竊金融場所、盜竊搶劫機動車、盜竊商店、撬盜保險柜時，往往有預謀、有計劃，作案后盡可能的銷毀現場痕跡，給公安機關破案制造障礙，以逃避打擊。

5、毒品違法犯罪劇增。

處于成長期的青少年，特別是未成年人，對毒品的危害知之甚少，難以抵御誘惑，加之好奇心強，交友不慎，以及毒犯推銷手段巧妙等原因，許多未成年人在不知不覺中染上毒癮，不能自拔。近年來，在一些毒情較為嚴重的地區，未成年人吸毒人數急劇上升，并直接誘發了其他犯罪活動。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其特殊性，但觸犯刑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它同時也是作為最嚴厲的實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威懾力重要體現。我們通常說辨別能力是基礎，控制能力是關鍵。當一個根本沒有辨別能力的人或辨別能力非常有限的人觸犯了刑法上規定的一些罪名，比如精神病人發病時的行為，對于他自己來說根本認識不到自己的行為是一種犯罪，我們就不加區別的利用刑法進行處罰，這樣做不利于人權的保護同時也起不到刑法應有的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作用。從人的生理和心理成熟角度出發，對于辨別能力來說最重要的莫過于年齡，這一點對與未成年人尤為重要。所以我國刑法對于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責任年齡做了嚴格規定。

（一）我國刑法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劃分

1、完全不負責任年齡階段

我國刑法沒有從字面上明文規定多大年齡的人對于自己實施的危害行為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我國《刑法》第十七條規定以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以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可以確定絕對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概念，即不滿十四周歲，處于這個年齡階段的人不管實施什么行為一概不能追究刑事責任，但可以責令家長或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也可以又政府收容教養。

2、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是指行為人以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 歲的時期，根據《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以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只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炸、投毒罪承擔刑事責任，面對刑法分別規定的其他犯罪不負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即使處于這一階段的未成年人即使實施了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之處的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其行為也不構成犯罪。正是由于這一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只對一小部分犯罪承擔刑事責任，因此，相對刑事責任年齡也稱為相對無刑事責任年齡。規定相對刑事責任年齡是符合這一年齡階段未成年人認識與控制能力的實際情況的。這些未成年人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犯罪都是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的故意犯罪，但在量刑時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3、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是指行為人在實施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時，以滿十六周歲，處于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只要實施了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都必須承擔刑事責任。

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人，可以分為以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以及以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兩類。以滿十六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一方面由于這些未成年人已經接受較多教育，身心發育基本上都已成熟，對于什么具有社會危害性，都是較為明確的認識，也能較好的控制自己是否實施犯罪，因此對于自己危害社會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另一方面，這些未成年人畢竟尚未成年，其認識與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較成年人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刑法又 規定這些人構成犯罪的，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二）對未成年人犯罪年齡的認定

在刑事訴訟的立案、偵察和審理的過程中，對未成年人犯罪年齡的認定具有重要意義，它涉及到是否應當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以及行為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或者減輕刑事責任的情節。在這方面，主要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

1、對未成年人犯罪年齡的認定。一律以未成年人實施犯罪之日起計算；如果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

2、如何理解和計算“周歲”。首先，周歲是根據國際慣例用公歷的年、月、日計算出來的行為人的實足年齡，而不是根據民間的農歷或其他歷計算出來的“虛歲”。其次，以滿14周歲、16周歲、18周歲。例如，行為人于1986年1月1日出生，至2000年1月2日為以滿14周歲，至2002年1月2日為以滿16周歲，至2004年1月2日為以滿18周歲。反之，即使是14周歲生日當天實施危害行為的，也應視為不滿14周歲，不能追究刑事責任；同理，對16周歲生日當天實施危害行為的，只能令其對法定的八種犯罪負刑事責任；對8周歲生日當天犯罪的，應視為不滿18周歲，應對其適用“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原則。

3、對未成年人犯罪和處罰的法定年齡界限能否突破？例如，對即將14周歲，甚至差幾天就滿14周歲的人實施了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等行為，甚至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危害結果的，可 否作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對于即將滿18周歲的人所犯罪行為極其嚴重的，可否判處死刑？我們認為，法律在對未成年人定罪和處罰問題上所規定的年齡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縮性，這是我國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許突破這種界限，刑法關于責任年齡的規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對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否定。

（三）對未成年人跨年齡段犯罪的刑事責任認定

1、以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某種犯罪，在行為人以滿16歲以后又繼續實施相同犯罪的，是否應一并追究刑事責任？我們認為，具體情況應當做具體分析。如果在以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期間所實施的是刑法第17條第二款規定的8種嚴重犯罪，則應一并追究刑事責任；否則，只能追究行為人以滿16周歲以后犯罪的刑事責任。

2、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的8種嚴重犯罪，并在行為人以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期間又繼續實施相同犯罪的，對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責任，而只能追究行為人以滿14周歲后實施的8種嚴重犯罪的刑事責任。例如張三在13歲時搶劫，獲得贓物3萬元；15歲時詐騙，獲得贓物2萬元；17歲時侵占他人財務，獲得贓物2萬元，由于對張三的搶劫行為、詐騙行為不能以犯罪進行追究，所以，其犯罪數額只能是2萬元（侵占罪）。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

對于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貫堅持以教育為主、處罰為輔的方針原則，注重對犯罪的未成年人挽救教育。《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 條規定：“對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責任，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指出：以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被脅迫、誘騙參與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屬于犯罪預備、中止、未遂、情節一般的，可以免除處罰或者不認為是犯罪；盜竊近親屬的財務，其親屬不要求對該人定罪處罰的。同時該解釋也指出“在具體量刑時，不但要根據犯罪事實、犯罪性質和危害社會的程度，還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犯罪的動機、犯罪的年齡、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慣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節，以及犯罪后有無悔罪、個人一貫表現等情況，決定對其適用從輕還是減輕處罰和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幅度，使判處的刑罰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改過自新和健康成長。”以上法律和解釋都充分體現了刑法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精神。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應注意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依法不適用死刑

死刑，是以剝奪人的生命為處罰對象的特殊刑罰種類，是一種最嚴厲的處罰方式。該刑種是我國刑法打擊嚴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嚴重犯罪的有力武器，對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國《刑法》第49條明確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該發條非常清晰和嚴格的將死刑的使用排除在未成年人犯罪之外，對于該法條應當做如下解釋：

首先，犯罪時不滿18周歲，但審判時以滿18周歲仍不適用死刑。也就是說不管所犯罪行如何嚴重，只要犯罪時不滿18周歲即使在法庭審理的時候以滿18周歲仍不能適用死刑。因為刑法只能適用于具體犯罪時的行為，即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罪責刑相適應”。更何況犯罪時和處以刑罰時是兩個有時間間隔的不同階段，我們不能對他未成年時犯罪行因其成年而加重處罰。

其次，不適用死刑，是指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同時也不使用于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死緩是死刑的一個種類，包含在死刑之內，它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刑種。它是對罪大惡極但不立即執行不至于一起極大民憤和社會不穩定以及有改造必要的犯罪分子予以的特殊處置，但它仍屬于死刑。但對于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應當廣義的理解為同樣不適用與死緩。這一點應當說是與未成年人犯罪國際刑事立法是相一致的，具有較大的科學化和人性化。

（二）從寬處罰

我國《刑法》第17條第3款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該法條主要是相對于成年人犯罪所做出的特殊處理，我過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適用刑法一律平等，但對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充分考慮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并不完全成熟而作出的規定，它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刑法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而不是“可以”。也就是說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須從輕或減輕處罰，而不是“可輕”也“可不輕”的。應當說是一條剛性規定，具體在審判實踐中應當理解為不管辯護人在庭審中有無指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這 一特殊身份，法庭在裁決時都應在量刑上充分注意到這一點。其次，根據未成年人所犯罪行、情節、后果及犯罪后的悔罪表現應當做出“能減輕而不從輕”的處罰。減輕是指在所犯罪行應受處罰的刑罰最低幅度以下做出處理，但并不是一味的減。從輕是指在所犯罪行應受處罰的刑罰幅度內，做出最輕的處理。

另外，犯罪時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但審判時已經成為成年人的，仍應當遵照該法條量刑處理。其法理上與“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不適用死刑。”應當說是一致的，具有同一性。

（三）特別審判程序

是否由專門的少年審判機關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國的刑事訴訟本身并沒有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1年1月26日就頒布了《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其第3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刑事審判庭內設立少年法庭（即少年刑事案件和議庭），有條件也可以建立與其他審判法庭同等建制的少年刑事審判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應當設少年法庭知道小組，知道少年法庭的工作，總結和推廣少年法庭審判的經驗。該解釋同時對審理程序進行了具體規定。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體系的通知》要求，在審判過程中，應根據少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采取不同于成年被告人的方式、方法，注重疏導，懲教結合，準確、合法、及時的查明犯罪事實、核實證據，并且幫助少年被告人認識犯罪原因和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未成年人保護法第40條第1款也規定，人民法 院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應當照顧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并可以根據需要設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專人辦理。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條更是在立法上明確，人民法院審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應當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員或者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依法組成少年法庭進行。

（四）適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罰金

我國的刑法體系，共有五種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三種附加刑：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但是根據我國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我們認為，對未成年人犯罪應適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罰金這四個刑種。理由如下：

1、管制。管制是對犯罪分子不實行關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人民法院判決后，在公安機關管束和人民群眾監督之下，在原單位或居住地，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或者工作，進行改造的刑罰。其優點是：在服刑的同時，未成年人依照與家庭成員在一起生活，不影響學習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夠得到家庭學校和社會的關愛及幫助，有利于對其思想和人生觀的改造。

2、拘役。拘役是短期剝奪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實行勞動改造和教育改造的刑罰方法。其特點是：刑期短（一至六個月，數罪并罰也不超過一年）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間還享有回家探索和發給適當報酬的待遇。它適用于罪行較輕，但仍需短期關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對犯有較輕罪行的未成年人適用拘役，也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但 要注意對未成年人犯罪適用拘役的，應當于成年犯分別關押。

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對犯罪分子剝奪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實行強制勞動和教育改造的刑罰方法。其特點是：幅度大（六個月至十五年；數罪并罰時不超過二十年），適用面寬（既可適用于較重的犯罪，又可適用于較輕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據不同的犯罪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序，對犯罪分子判處不同期限的徒刑。

（1）對以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犯，被判處有期徒刑的，應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執行刑罰。在服刑期間，未成年年滿十八周歲時，剩余期不超過2年的，仍應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執行剩余刑期。

（2）對未成年犯執行刑罰應當以教育改造為主。未成年犯的勞動應當符合未成年犯的特點，以學習文化和生產技能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應當配合國家、社會學校等教育機構，為未成年犯接受義務教育提供必要的條件。

例如：2003年6月30日下午，被告人侯國立、楊國強等預謀搶劫在新建街華聯超市門口，受楊國強的指使，被告人侯國立同其系而人圍住受害人采用暴力手段和搜身手段，搶走受害人先進10元。之后，被告人侯國立、楊國強等人在輝縣市城內學校附近碰到另一受害人陳某，將其拉到一胡同內，搶走現金50元。被告人侯國立出生于1988年9月7日，人民法院在庭審中了解到被告人侯國立文化程度偏低，法制觀念淡薄加上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從而走上犯罪道路。經過法庭教育，被告人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罪行，接受法律審判是罪有 應得，并表示認真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被告人侯國立作案時未滿十八周歲，應當減輕處罰。為打擊刑事犯罪，保障公私財物不受侵犯為此特判處被告人侯國立有期徒刑八個月。

4、罰金。罰金是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交納一定數額金錢的處罰方法。對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罰金有其合理和積極的因素。（1）部分以滿十六周歲十八周歲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時已經有工作并有固定收入，對這一部分人應當可以適用罰金。

（2）部分以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時沒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對這一部分也可以適用罰金。誠然被判處罰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監護人代為交納了，但我們不認為是“變向株連”，這是因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監護人員沒有履行好對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責任，而這個責任總是要通過具體的行為來體現的，暫且我們把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繳罰金看成所負法律責任的體現。

（3）人民法院對未成年人犯罪單處或者選處罰金而不再對其判處自由刑，從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監管所不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五）盡量適用緩刑、減刑、假釋

1、緩刑。根據《刑法》第72條第1款之規定，適用緩刑有三個條件；一是適用的對象必須是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行為。而是必須不是累犯。三是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危害社會的。同時具備以上三種條件的可以適用緩刑，該處罰從總體上來看，效果是非常好的，它不僅有利于對犯罪的打擊同時 更有利于對失足人員的教育，更加體現了刑罰懲罰是手段，教育是目的這一立法精神。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可以適用緩刑，那么無論從打擊犯罪，還是真正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這一出發點應該來說都是非常有利的。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適用緩刑，在具備上述三條基本條件的同時，最好具備如下條件：

（1）有悔罪表現。悔罪表現主要是未成年人犯罪后能自首或者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認識到犯罪的違法性或者社會危害性，并決心要改的。

（2）被告人是初犯、偶犯，在共同犯罪中是從犯。未成年人是受脅迫或者受教唆參與，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對較小的。

（3）在校學生。對在校學生適用緩刑，可以讓未成年人繼續學業，不至于因失學將來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危害后果。

2、減刑。減刑是指對于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罰執行期間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或者立功表現，因。而適用減輕其刑罰的制度。所謂減輕原判刑罰既可以將重的刑種減為較輕的刑種，如將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也可以將較長刑期減為較短的刑期，如將12年有期徒刑減為10年有期徒刑。

對于未成年犯罪的減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1997年10月28），第十三條規定：對犯罪時未成年的罪犯減刑，在掌握標準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適度放寬。未成年罪犯能認罪伏法，遵守監規，積極參加學習，勞動的及 可視為確有悔改表現予以減刑，其減刑的幅度可以適當放寬，間隔的時間可以相應縮短。

3、假釋。

假釋是指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一定刑期后，因其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而附條件地將其提前釋放的制度。假釋制度體現了體現了國家對一定期限服刑改造，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所實施的寬大處理政策，對于激勵犯罪分子努力改造，爭取早日回歸社會，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根據我國《刑法》第81條規定適用假釋必須符合以下條件：（1）假釋只適用于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假釋的特點是提前解除對犯罪分子的監禁；恢復其人身自由。（2）假釋只適用于執行了一定期限刑罰的犯罪分子。這是因為只有執行了一定期限的刑罰，司法機關才能考察并準確判斷犯罪分子是否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是否不致再危害社會，從而確定是否是其適用假釋，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判決的穩定性和適用假釋的嚴肅性。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1/2以上才可以適用假釋。對于累犯以及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3）假釋只適用于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這是適用假釋的關鍵性條件。對未成年犯罪的假釋；也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決定》 第十三條之中：對犯罪時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釋，在掌握標準上可以比照成年犯依法適度放寬。未成年犯有悔改表現而又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假釋。

綜上所述，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責任的認定和刑罰的適用上有著明顯的區別，正確的認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準確的適用刑罰和量刑，體現了我國法律和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原則。筆者從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概況、量刑責任及刑罰的設置出發并加以分析，以期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和犯罪之后適用更恰當的刑罰有所裨益。參考文獻

[1]、高銘暄 主編《刑法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86-90頁。

[2]、趙秉志《犯罪主體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149頁。[3]、陳興良《刑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17頁 [4]、劉家琛、孫琬鐘著《中國新刑法實務全書》北京中國法律年鑒社，1974年第一版本29頁

[5]、（美）特拉維斯-赫希（著）吳宗憲、程振強（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40-50頁《少年原因探討》。

第五篇：論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與刑罰

論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與刑罰

內容摘要：今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相比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但是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責任的認定和刑罰的適用上有著明顯的區別。筆者對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規定的不同年齡階段刑事責任的承擔，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年齡的認定和被告人年齡不清時的處理方法等作了初步的探討，認為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應適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罰金這四個刑種，但在具體量刑時，對未成年人刑罰有利的量刑緩刑、減刑、假釋應引起重視，根據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點，我國法律和司法機關應努力著眼于對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對未成年人犯罪實行有別于成年人犯罪的從寬對待和處罰原則，卸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思想包袱，以促進其努力自新，成為合格的公民。關鍵詞：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刑罰、量刑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述 未成年人是指未滿18周歲的公民（《未成年人保護法》第2條）。而我國刑罰理論中所說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觸犯刑律并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

無論從法律角度或是從社會角度、歷史角度來看，未成年人都是一個特殊群體，因而受到法律和社會的特殊保護和優于成年人的待遇，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的認定和刑罰的適用上有著明顯的區別。《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頒布，,我國《刑法》有關未成年人犯罪刑罰的特別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相繼作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試用法律的一些司法解釋和規定，無疑加重了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和教育，挽救職能。對于以滿14周歲而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而言，他們在生理、心理上日漸成熟，初步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但也及易受到外界不良風氣的影響和侵襲。正是由于這一年齡段的主體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其實施的犯罪往往與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的特征。主要特點和趨勢如下。

1、犯罪主體呈現出“六多”態勢。從少年違法犯罪主題的年齡、性別、文化、職業、身份等構成情況來看，一是文化水平低的多；二是低齡主體有增多趨勢；三是女性少年犯罪開始增多，并在整體少年違法犯罪中的比重逐漸增加；四是獨生子女違法犯罪增多，僅1993年在全國查獲的在校生犯罪人員中80%是獨生子女；五十輟學少年違法犯罪呈上升趨勢；六是重新違法犯罪的增多，近年來，我國每年查獲的少年作案成員中，重犯罪率在30%左右。

2、未成年人進行嚴重犯罪日益突出。

90年代以來，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犯罪的形勢嚴峻。據有關統計，某省1994年上半年未成年人犯殺人、搶劫、強奸、重傷和重特大盜竊罪的分別比1993年同期增加50%、40%、11%、9%和27%。在全國法院審理判決的未成年犯中，嚴重犯罪所占比重1992年為21493，1993年為22204人，1994年為24885人，1995年為23328人。這些數字表明，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進行嚴重犯罪呈現出“居高不下”的態勢。

3、團伙犯罪現象嚴重。未成年人由于依賴性較強、認識能力有限等原因而樂于合群。他們認為在一個自由結合的群體中，他們的想法和行動能更多的得到實現和認同，也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肯定和友誼。但這種小團體如被不法分子分子所掌握和操縱，就很容易發展成為一個危險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形式。近幾年來，未成年人采取團伙形式作案的越來越多，且有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如形成“專業化”的盜竊團伙、搶劫團伙、性犯罪團伙等，這與70年代那種組織松散、活動公開或半公開的犯罪團伙和80年代以流氓斗毆為主的犯罪團伙有著明顯的區別。

4、犯罪手段日趨成人化、智能化。

近年來，未成年人有向成人化、智能化方向發展趨勢，較之過去的傳統犯罪，其隱蔽、反偵察、逃避打擊的能力明顯加強。特別是做大案如盜竊金融場所、盜竊搶劫機動車、盜竊商店、撬盜保險柜時，往往有預謀、有計劃，作案后盡可能的銷毀現場痕跡，給公安機關破案制造障礙，以逃避打擊。

5、毒品違法犯罪劇增。處于成長期的青少年，特別是未成年人，對毒品的危害知之甚少，難以抵御誘惑，加之好奇心強，交友不慎，以及毒犯推銷手段巧妙等原因，許多未成年人在不知不覺中染上毒癮，不能自拔。近年來，在一些毒情較為嚴重的地區，未成年人吸毒人數急劇上升，并直接誘發了其他犯罪活動。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其特殊性，但觸犯刑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它同時也是作為最嚴厲的實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威懾力重要體現。我們通常說辨別能力是基礎，控制能力是關鍵。當一個根本沒有辨別能力的人或辨別能力非常有限的人觸犯了刑法上規定的一些罪名，比如精神病人發病時的行為，對于他自己來說根本認識不到自己的行為是一種犯罪，我們就不加區別的利用刑法進行處罰，這樣做不利于人權的保護同時也起不到刑法應有的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作用。從人的生理和心理成熟角度出發，對于辨別能力來說最重要的莫過于年齡，這一點對與未成年人尤為重要。所以我國刑法對于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責任年齡做了嚴格規定。

（一）我國刑法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劃分

1、完全不負責任年齡階段

我國刑法沒有從字面上明文規定多大年齡的人對于自己實施的危害行為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我國《刑法》第十七條規定以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以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可以確定絕對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概念，即不滿十四周歲，處于這個年齡階段的人不管實施什么行為一概不能追究刑事責任，但可以責令家長或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也可以又政府收容教養。

2、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是指行為人以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時期，根據《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以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只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炸、投毒罪承擔刑事責任，面對刑法分別規定的其他犯罪不負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即使處于這一階段的未成年人即使實施了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之處的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其行為也不構成犯罪。正是由于這一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只對一小部分犯罪承擔刑事責任，因此，相對刑事責任年齡也稱為相對無刑事責任年齡。規定相對刑事責任年齡是符合這一年齡階段未成年人認識與控制能力的實際情況的。這些未成年人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犯罪都是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的故意犯罪，但在量刑時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3、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是指行為人在實施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時，以滿十六周歲，處于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只要實施了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都必須承擔刑事責任。

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人，可以分為以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以及以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兩類。以滿十六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一方面由于這些未成年人已經接受較多教育，身心發育基本上都已成熟，對于什么具有社會危害性，都是較為明確的認識，也能較好的控制自己是否實施犯罪，因此對于自己危害社會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另一方面，這些未成年人畢竟尚未成年，其認識與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較成年人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刑法又規定這些人構成犯罪的，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二）對未成年人犯罪年齡的認定 在刑事訴訟的立案、偵察和審理的過程中，對未成年人犯罪年齡的認定具有重要意義，它涉及到是否應當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以及行為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或者減輕刑事責任的情節。在這方面，主要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

1、對未成年人犯罪年齡的認定。一律以未成年人實施犯罪之日起計算；如果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

2、如何理解和計算“周歲”。首先，周歲是根據國際慣例用公歷的年、月、日計算出來的行為人的實足年齡，而不是根據民間的農歷或其他歷計算出來的“虛歲”。其次，以滿14周歲、16周歲、18周歲。例如，行為人于1986年1月1日出生，至2000年1月2日為以滿14周歲，至2002年1月2日為以滿16周歲，至2004年1月2日為以滿18周歲。反之，即使是14周歲生日當天實施危害行為的，也應視為不滿14周歲，不能追究刑事責任；同理，對16周歲生日當天實施危害行為的，只能令其對法定的八種犯罪負刑事責任；對8周歲生日當天犯罪的，應視為不滿18周歲，應對其適用“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原則。

3、對未成年人犯罪和處罰的法定年齡界限能否突破？例如，對即將14周歲，甚至差幾天就滿14周歲的人實施了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等行為，甚至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危害結果的，可否作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對于即將滿18周歲的人所犯罪行為極其嚴重的，可否判處死刑？我們認為，法律在對未成年人定罪和處罰問題上所規定的年齡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縮性，這是我國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許突破這種界限，刑法關于責任年齡的規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對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否定。

（二）對未成年人跨年齡段犯罪的刑事責任認定

1、以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某種犯罪，在行為人以滿16歲以后又繼續實施相同犯罪的，是否應一并追究刑事責任？我們認為，具體情況應當做具體分析。如果在以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期間所實施的是刑法第17條第二款規定的8種嚴重犯罪，則應一并追究刑事責任；否則，只能追究行為人以滿16周歲以后犯罪的刑事責任。

2、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的8種嚴重犯罪，并在行為人以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期間又繼續實施相同犯罪的，對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責任，而只能追究行為人以滿14周歲后實施的8種嚴重犯罪的刑事責任。例如張三在13歲時搶劫，獲得贓物3萬元；15歲時詐騙，獲得贓物2萬元；17歲時侵占他人財務，獲得贓物2萬元，由于對張三的搶劫行為、詐騙行為不能以犯罪進行追究，所以，其犯罪數額只能是2萬元（侵占罪）。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

對于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貫堅持以教育為主、處罰為輔的方針原則，注重對犯罪的未成年人挽救教育。《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條規定：“對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責任，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指出：以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被脅迫、誘騙參與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屬于犯罪預備、中止、未遂、情節一般的，可以免除處罰或者不認為是犯罪；盜竊近親屬的財務，其親屬不要求對該人定罪處罰的。同時該解釋也指出“在具體量刑時，不但要根據犯罪事實、犯罪性質和危害社會的程度，還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犯罪的動機、犯罪的年齡、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慣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節，以及犯罪后有無悔罪、個人一貫表現等情況，決定對其適用從輕還是減輕處罰和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幅度，使判處的刑罰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改過自新和健康成長。”以上法律和解釋都充分體現了刑法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精神。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應注意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依法不適用死刑

死刑，是以剝奪人的生命為處罰對象的特殊刑罰種類，是一種最嚴厲的處罰方式。該刑種是我國刑法打擊嚴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嚴重犯罪的有力武器，對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國《刑法》第49條明確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該發條非常清晰和嚴格的將死刑的使用排除在未成年人犯罪之外，對于該法條應當做如下解釋：

首先，犯罪時不滿18周歲，但審判時以滿18周歲仍不適用死刑。也就是說不管所犯罪行如何嚴重，只要犯罪時不滿18周歲即使在法庭審理的時候以滿18周歲仍不能適用死刑。因為刑法只能適用于具體犯罪時的行為，即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罪責刑相適應”。更何況犯罪時和處以刑罰時是兩個有時間間隔的不同階段，我們不能對他未成年時犯罪行因其成年而加重處罰。

其次，不適用死刑，是指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同時也不使用于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死緩是死刑的一個種類，包含在死刑之內，它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刑種。它是對罪大惡極但不立即執行不至于一起極大民憤和社會不穩定以及有改造必要的犯罪分子予以的特殊處置，但它仍屬于死刑。但對于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應當廣義的理解為同樣不適用與死緩。這一點應當說是與未成年人犯罪國際刑事立法是相一致的，具有較大的科學化和人性化。

（二）從寬處罰

我國《刑法》第17條第3款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該法條主要是相對于成年人犯罪所做出的特殊處理，我過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適用刑法一律平等，但對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充分考慮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并不完全成熟而作出的規定，它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刑法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而不是“可以”。也就是說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須從輕或減輕處罰，而不是“可輕”也“可不輕”的。應當說是一條剛性規定，具體在審判實踐中應當理解為不管辯護人在庭審中有無指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這一特殊身份，法庭在裁決時都應在量刑上充分注意到這一點。

其次，根據未成年人所犯罪行、情節、后果及犯罪后的悔罪表現應當做出“能減輕而不從輕”的處罰。減輕是指在所犯罪行應受處罰的刑罰最低幅度以下做出處理，但并不是一味的減。從輕是指在所犯罪行應受處罰的刑罰幅度內，做出最輕的處理。

另外，犯罪時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但審判時已經成為成年人的，仍應當遵照該法條量刑處理。其法理上與“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不適用死刑。”應當說是一致的，具有同一性。

（三）特別審判程序

是否由專門的少年審判機關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國的刑事訴訟本身并沒有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1年1月26日就頒布了《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其第3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刑事審判庭內設立少年法庭（即少年刑事案件和議庭），有條件也可以建立與其他審判法庭同等建制的少年刑事審判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應當設少年法庭知道小組，知道少年法庭的工作，總結和推廣少年法庭審判的經驗。該解釋同時對審理程序進行了具體規定。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體系的通知》要求，在審判過程中，應根據少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采取不同于成年被告人的方式、方法，注重疏導，懲教結合，準確、合法、及時的查明犯罪事實、核實證據，并且幫助少年被告人認識犯罪原因和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未成年人保護法第40條第1款也規定，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應當照顧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并可以根據需要設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專人辦理。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條更是在立法上明確，人民法院審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應當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員或者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依法組成少年法庭進行。

（三）適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罰金

我國的刑法體系，共有五種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三種附加刑：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但是根據我國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我們認為，對未成年人犯罪應適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罰金這四個刑種。理由如下：

1、管制。管制是對犯罪分子不實行關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人民法院判決后，在公安機關管束和人民群眾監督之下，在原單位或居住地，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或者工作，進行改造的刑罰。其優點是：在服刑的同時，未成年人依照與家庭成員在一起生活，不影響學習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夠得到家庭學校和社會的關愛及幫助，有利于對其思想和人生觀的改造。

2、拘役。拘役是短期剝奪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實行勞動改造和教育改造的刑罰方法。其特點是：刑期短（一至六個月，數罪并罰也不超過一年）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間還享有回家探索和發給適當報酬的待遇。它適用于罪行較輕，但仍需短期關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對犯有較輕罪行的未成年人適用拘役，也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但要注意對未成年人犯罪適用拘役的，應當于成年犯分別關押。

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對犯罪分子剝奪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實行強制勞動和教育改造的刑罰方法。其特點是：幅度大（六個月至十五年；數罪并罰時不超過二十年），適用面寬（既可適用于較重的犯罪，又可適用于較輕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據不同的犯罪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序，對犯罪分子判處不同期限的徒刑。

（1）對以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犯，被判處有期徒刑的，應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執行刑罰。在服刑期間，未成年年滿十八周歲時，剩余期不超過2年的，仍應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執行剩余刑期。

（2）對未成年犯執行刑罰應當以教育改造為主。未成年犯的勞動應當符合未成年犯的特點，以學習文化和生產技能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應當配合國家、社會學校等教育機構，為未成年犯接受義務教育提供必要的條件

例如：2003年6月30日下午，被告人侯國立、楊國強等預謀搶劫在新建街華聯超市門口，受楊國強的指使，被告人侯國立同其系而人圍住受害人采用暴力手段和搜身手段，搶走受害人先進10元。之后，被告人侯國立、楊國強等人在輝縣市城內學校附近碰到另一受害人陳某，將其拉到一胡同內，搶走現金50元。被告人侯國立出生于1988年9月7日，人民法院在庭審中了解到被告人侯國立文化程度偏低，法制觀念淡薄加上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從而走上犯罪道路。經過法庭教育，被告人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罪行，接受法律審判是罪有應得，并表示認真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被告人侯國立作案時未滿十八周歲，應當減輕處罰。為打擊刑事犯罪，保障公私財物不受侵犯為此特判處被告人侯國立有期徒刑八個月。

4、罰金。罰金是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交納一定數額金錢的處罰方法。對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罰金有其合理和積極的因素。

（1）部分以滿十六周歲十八周歲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時已經有工作并有固定收入，對這一部分人應當可以適用罰金。

（2）部分以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時沒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對這一部分也可以適用罰金。誠然被判處罰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監護人代為交納了，但我們不認為是“變向株連”，這是因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監護人員沒有履行好對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責任，而這個責任總是要通過具體的行為來體現的，暫且我們把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繳罰金看成所負法律責任的體現。

（3）人民法院對未成年人犯罪單處或者選處罰金而不再對其判處自由刑，從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監管所不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四）盡量適用緩刑、減刑、假釋

1、緩刑。根據《刑法》第72條第1款之規定，適用緩刑有三個條件；一是適用的對象必須是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行為。而是必須不是累犯。三是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危害社會的。同時具備以上三種條件的可以適用緩刑，該處罰從總體上來看，效果是非常好的，它不僅有利于對犯罪的打擊同時更有利于對失足人員的教育，更加體現了刑罰懲罰是手段，教育是目的這一立法精神。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可以適用緩刑，那么無論從打擊犯罪，還是真正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這一出發點應該來說都是非常有利的。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適用緩刑，在具備上述三條基本條件的同時，最好具備如下條件：

（1）有悔罪表現。悔罪表現主要是未成年人犯罪后能自首或者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認識到犯罪的違法性或者社會危害性，并決心要改的。

（2）被告人是初犯、偶犯，在共同犯罪中是從犯。未成年人是受脅迫或者受教唆參與，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對較小的。

（3）在校學生。對在校學生適用緩刑，可以讓未成年人繼續學業，不至于因失學將來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危害后果。

2、減刑。減刑是指對于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罰執行期間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或者立功表現，因。而適用減輕其刑罰的制度。所謂減輕原判刑罰既可以將重的刑種減為較輕的刑種，如將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也可以將較長刑期減為較短的刑期，如將12年有期徒刑減為10年有期徒刑。

對于未成年犯罪的減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1997年10月28），第十三條規定：對犯罪時未成年的罪犯減刑，在掌握標準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適度放寬。未成年罪犯能認罪伏法，遵守監規，積極參加學習，勞動的及可視為確有悔改表現予以減刑，其減刑的幅度可以適當放寬，間隔的時間可以相應縮短。例如：張林五，男，1980年2月3日出生。1996年5月6日因多次搶劫被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判決書生效后，被送往執行機關進行勞動改造，在勞動改造期間，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改造，另外在服刑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執行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向當地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減刑，后人民法院依法促成和議庭審理，經查證減刑情況確實屬實，符合減刑的案件的條件，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減刑2年，張林五實際服刑8年。

3、假釋。假釋是指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一定刑期后，因其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而附條件地將其提前釋放的制度。假釋制度體現了體現了國家對一定期限服刑改造，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所實施的寬大處理政策，對于激勵犯罪分子努力改造，爭取早日回歸社會，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根據我國《刑法》第81條規定適用假釋必須符合以下條件：（1）假釋只適用于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假釋的特點是提前解除對犯罪分子的監禁；恢復其人身自由。（2）假釋只適用于執行了一定期限刑罰的犯罪分子。這是因為只有執行了一定期限的刑罰，司法機關才能考察并準確判斷犯罪分子是否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是否不致再危害社會，從而確定是否是其適用假釋，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判決的穩定性和適用假釋的嚴肅性。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1/2以上才可以適用假釋。對于累犯以及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3）假釋只適用于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這是適用假釋的關鍵性條件。對未成年犯罪的假釋；也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決定》第十三條之中：對犯罪時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釋，在掌握標準上可以比照成年犯依法適度放寬。未成年犯有悔改表現而又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假釋。

綜上所述，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責任的認定和刑罰的適用上有著明顯的區別，正確的認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準確的適用刑罰和量刑，體現了我國法律和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原則。筆者從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概況、量刑責任及刑罰的設置出發并加以分析，以期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和犯罪之后適用更恰當的刑罰有所裨益。參考資料 [1]、高銘暄 主編《刑法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86-90頁。

[2]、趙秉志《犯罪主體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149頁。[3]、陳興良《刑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17頁

[4]、劉家琛、孫琬鐘著《中國新刑法實務全書》北京中國法律年鑒社，1974年第一版本29頁 [5]、（美）特拉維斯-赫希（著）吳宗憲、程振強（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40-50頁《少年原因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