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評價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評價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軌跡

（一）中日關系隔絕時期（1949—1952）

二戰結束以后，美國以盟軍的名義單獨占領日本，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國的影響。這一時期，由于冷戰政策，美國加緊對日本的控制。美國通過停止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改造、操縱簽署《舊金山和約》、《日美安保條約》和《日臺和約》使得日本不能和中國正常邦交，兩國幾乎沒有交往。停止對軍國主義勢力的打擊使得日本右翼日后重返政壇，給中日關系添加陰影：《舊金山和約》使得中日和談遲遲不能進行：《日美安保條約》使得日本不迫切恢復與華邦交；《日臺和約》使得中日建交多了一個障礙。這些因素最終使日本和中國沒有邦交往來。

盡管如此，中日雙方內部出現渴求交往的聲音。1949年日本民間建立了“中日貿易促進會”、“促進中日貿易議員聯盟”、“中日貿易會”，之后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日中友好協會”。這四個組織合稱“中日關系四團體”。而中國政府和人民不計前嫌，積極回應。這一切為將來的友好交往打下基礎。

（二）民間交往時期（50年代）

這一時期中日交往只局限于民間交往，而官方的活動僅僅是表示肯定，并沒有介入民間交往。上述的活動盡管是民間行為，卻引起很大反響。考慮到美國的冷戰政策和日本右翼內閣的阻撓，兩國邦交正常化還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周恩來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路線，即先通過民間交往過渡到半官半民交往，最后通過官方談判建立政府間的外交關系。日后中日邦交恢復的發展就是按這一外交思路進行的。

1952年5月，日本參議院議員高良富、前參議院議員帆足計和眾議院議員宮腰喜助訪問中國。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參加促進中日貿易的談判。同年6月雙方簽訂第一個民間《中日貿易協定》。該協議打破了中日之間的堅冰，開始了中日交往。三位議員回到日本后，通過做訪華報告的形式傳達渴望中日友好交往的愿望，這事件開始了中日民間交往。之后官方也表示肯定，1959年石橋湛山首相訪華這一事件可以說明官方對中日友好交往表示肯定。一系列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協定的簽訂使人們看到了希望。但是前甲級戰犯岸信介上臺后，中日關系跌入低谷。比如，根據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中日雙方互設商務代表機構，但遭到岸信介百般阻撓，迫使通商代表由正式改為非正式。1958年四五月間，“長崎國旗事件”中岸信介的輿論激起中國人民憤怒。5月11日，中國政府宣布斷絕同日本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

下一任內閣池田勇人內閣是在各方勢力對岸信介內閣日益不滿，最后使之倒臺的前提下上來的，所以池田勇人有意修好中日關系。1962年受池田內閣重任的松村謙三訪問中國，和周恩來會談。會談中，周恩來重申了“政經不可分”原則、“政治三原則”（日本政府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不參與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中日關系向正常化方向發展）、“貿易三原則”（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雙方確認“應該采取漸進和積累的方式謀求兩國關系包括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在內的正常化”；雙方就貿易問題達成四個原則事項：以貨易貨、綜合貿易、延期付款、長期合同（以5年為一個期限），這個就是日后“備忘錄貿易”的起源。

松村訪華之后就是高崎達之助率領的日本實業界代表訪華。根據之前的周恩來和松村商定的協定，高碕達之助與廖承志在11月9日簽署了《廖承志高碕達之助關于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備忘錄》，這便是著名的《廖·高碕貿易備忘錄》，簡稱“LT 貿易”（取廖、高碕英文第一個字母）。由于“備忘錄貿易”是一種長期的綜合性的“民間形式、官方認同”的特殊貿易形式，因此其誕生標志著中日交往的形式由民間交往、官方肯定到民間交往、官方介入。

（三）民間交往、官方介入時期（60年代）

此時中日交往的特點是民間交往，官方介入。為履行LT備忘錄貿易協議，中日雙方分別成立了“廖承志辦事處”和“高碕達之助辦事處”（后又分別在對方的首都設立了“廖承志辦事處駐東京聯絡事務所”和“高碕達之助辦事處駐北京聯絡事務所”），負責處理各自的備忘錄貿易事宜。前者直屬于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后者直屬于日本通產省。“從上述備忘錄的內容和兩個辦事處的性質不難看出，這種‘備忘錄貿易’實際上是由民間人士出面、兩國政府做后盾的半官半民性質的特殊貿易”。

此后民間交往進一步發展。1962 年12月27日，中國“貿促會”主席南漢宸與到訪的日中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鈴木一雄于簽署《中日友好貿易議定書》。雙方確認：在兩國已經開始長期綜合“備忘錄貿易” 的情況下，“中日兩國人民間的友好貿易今后仍然是中日民間貿易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雙方在體育、學術、藝術、宗教等方面開展積極交往。池田內閣時期中日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逆轉，因為池田內閣時期中日交往進入了有官方參與的時期，如上述的辦事處。一位日本學者所說：“實際上，中日關系正常化這條軌道，在池田政府時期就鋪設好了。”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榮作上臺，采取飽受政策，又給中日關系添加陰影。其一，他推行“兩個中國”政策，干涉中國內政。在佐藤政府的慫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駐東京聯絡處門前挑釁，叫嚷“臺灣不是中國的”等口號。其二，阻撓中日往來。佐藤上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絕彭真率領的代表團入境。其三，勾結美國，阻礙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當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復之時，佐藤政府勾結美國提出所謂的修正案，阻撓聯合國驅除臺灣國民黨政權代表的行動。對此中國政府表示批評。佐藤執政末期，因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受到巨大沖擊。美國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變對華政策，使佐藤及日本政府不知所措，亂了手腳。1972年尼克松訪華。他剛離開中國，佐藤榮作便派人給中國捎信，要求親自訪華。但立即被中方周恩來總理拒絕，中方說佐藤榮作說話不算數，中國不以他為談判對手。再加上前一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越來越有基礎。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70年代)

這時期中日雙方開始關于邦交正常的官方談判。其成果是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第二篇：歷史的軌跡

《歷史的軌跡》讀后感
我前幾天看完了《歷史的軌跡》這一本書。這本書講述了新中國建立年來，歷經的苦寒和風霜。這就像那梅花呀，在風欺雪壓面前，從來都是頂天立地，不 肯低頭折節。該書正確的分析了當時中國的國情，他代表了中國階級力量最強大 的利益。中國，一個曾被稱為“東亞病夫”的國家，一個曾被列強侵略的國家，一 個曾飽經風霜的國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選擇了 “千磨萬韌還堅勁” 選擇了，“粉 身碎骨全不怕”。正是這種精神，讓歷史選擇了它——東方一只永恒的雄獅。氣勢雄偉，被稱為歷史長龍的萬里長城；古樸典雅，優美如畫的蘇州園林； 銀裝素裹，云氣繚繞的巍峨泰山。它們讓我知道，它們能成為世界歷史文化的遺 產，卻絕不僅僅是因為我所能看到的美景，更多的卻應該是歲月流逝后，歷史在 那里留下的頗有獨特韻味的沉淀，因為我知道是歷史選擇了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決戰。中國共產黨為 爭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國民黨政府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悍然發動內 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 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不是每道風景都是珍貴的文化，不是每個國家都有著悠久的文化，一種有 著生命力的文化，是歷史粹取的結晶，是人民無窮的智慧和頑強的精神的結晶，無窮的力量感動著歷史，讓歷史的選擇成為悠久。漫長的文化歷史中，太多太 多的奇跡被中國所創造，甚至成為絕響，但也有太多本不該被散化的而被散化為 煙塵，我們文明的精髓，我們人民的勞動成果，卻被英法聯軍一把火毀去，我們 的“萬園之園”就這樣隨風而去，它是被歷史所淘汰了嗎？中國文明猶如一座大 山，能在四季中更新自己，在風雨中永葆生機。滄海桑田，古埃及的文明已凝固 成陽光下無言的石柱，而中國，這座沉穩的大山，卻又一次給世界帶來了噴涌而 出的生機與綠意。歷史選擇了中國，人類并不驚訝，因為今日的中國仍是那座 山，一座永遠推不倒的大山，每一粒泥土的沉淀都是千年傳統的精華，林間的長 嘯仍是當初的瀟灑，山林間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變的，是生機，是百折不回呈 現出綠色的能力。千載興衰風雨，你，靜靜地佇立于萬千蒼生之上，仰天長望，你如此浩瀚。歷史選擇了你，我的中國，永遠的中國共產黨。
凹印事業部 周敏 2011 年 4 月 29 日

第三篇：中日邦交正常化與臺灣問題

中日邦交正常化與臺灣問題

李瑗

臺灣問題是一個帶國際性的內政問題。戰后幾十年來，為了臺灣問題的妥善解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以及國際上許多有遠見的政治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從而為打開中國對外關系的新局面，為亞太乃至世界和平創造了條件。20世紀70年代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過程中臺灣問題的妥善處理，正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研究中日邦交正常化與臺灣問題這一課題，對于吸取前人的經驗，正確地觀察和指導今天的國際斗爭，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臺灣問題是影響戰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礙

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日關系曾長期處于不正常的狀態，而這種狀態正是當時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日本吉田政府違背兩國人民的意愿，于1952年4月28日同敗退臺灣的蔣介石集團簽訂了“日臺和約”（日稱“日華和平條約”，臺稱“中日和平條約”），此后這一條約便成了中日關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礙。

首先，“日臺和約”的簽訂是戰后美國政府孤立中國政策的產物。眾所周知，美國通過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的片面對日媾和的舊金山會議，把對日本的軍事控制改為通過條約控制。臺灣當局雖然在蘇英等國的反對下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卻在美國的庇護下得到了單獨對日媾和權。其中的奧秘是，為取得英國在中國問題上的中立，美國與英國達成“舊金山和約”生效后由日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當局之間自由選擇媾和對象的妥協條件，同時卻背著英國活動于日臺之間，一方面安撫臺灣當局“獨立后的日本只能選臺媾和”；另一方面壓日本選擇臺灣當局為媾和對象。日本吉田政府在“選擇中國任何一方的政府締結和約”的問題上，最初是比較猶豫的，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英美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美國堅持日本同臺灣當局媾和，英國則希望日本與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并對日本施加影響；二是日本國會內部特別是在野黨反對與臺灣當局締結和約的呼聲十分強烈；三是吉田內閣從日本本國利益的角度出發，認為不能割斷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聯系。吉田茂在他所著的《回想十年》一書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解釋。他說：“在我來說，同臺灣友好，促進彼此經濟關系，本來是我的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更進一步加深這種關系而否認北京政府”。[1]1951年10月25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會見臺灣蔣介石集團的駐日代表董顯光時曾解釋不與臺灣迅速簽約的理由。他說：“我國所顧慮者，深恐與貴國訂立雙邊和約后，勢將引起大陸中國國民對我之仇視，故不得不設法避免此種情形”。[2]1951年10月30日，吉田茂在回答國會議員羽仁五郎的質詢時說：“日本現被定為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但即使有此權限，關于如何行使此權，亦應考慮客觀環境，考慮中國情形，及其與日本將來之關系，不擬輕予決定”。[2](P,173)吉田茂的這一發言，立即引起美國政府和臺灣當局的強烈不滿。美國一方面向臺灣當局保證堅決反對日本和中共之間改善關系的任何企圖，同時派杜勒斯特使于同年12月10日飛往東京做吉田茂的工作，郭促日本政府與臺灣當局簽訂“和約”。杜勒斯對吉田茂說：美國上議院正準備審議《舊金山和約》，如果不能確認日本政府已經選擇了臺灣國民政府的話，上議院將難以批準對日和約。[1](P,72-73)在會談中杜勒斯不僅不理睬吉田茂關于通過擴大與中國大陸的接觸對其施加影響的申訴，而且還將一封內容為日本政府愿意同中華民國簽約的信件交給吉田茂，讓他簽字。由此產生了《吉田書簡》，其主要內容是：“我國政府現準備，如中國國民政府也有此愿望，即盡速在法律上可能時，依照多邊和平條約所表示之原則，與該政府締結一項重建兩國政府間正常關系的條約。該項雙邊條約之條款，關于中國國民政府一方，應適用于現在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基于此等考慮，本人可向閣下保證，日本政府無意與中國共產政權締結雙邊和約”。[3]對吉田茂來說，最敏感的問題就是條約適用范圍中“將來在其控制之下”這一字眼，因為這涉及公開表態要支持蔣反攻大陸政策，與北京為敵。吉田茂對此耿耿于懷，再三要求刪去，甚至派人追到羽田機場要求杜勒斯刪去該字眼，但仍遭到拒絕。然而，盡管吉田茂不十分情愿接受美臺共同炮制的《吉田書簡》的基本內容，但迫于美國的強大壓力，特別是澄清吉田在國會的發言和使美國國會承認對日媾和條約的需要，最終還是全面接受了由杜勒斯定稿的《吉田書簡》，并于1951年12月24日正式致函杜勒斯。1952年1月16日，《吉田書簡》在東京和華盛頓同時發表。由此，這一信件就成為后來簽訂“日臺條約”的基本框架。

其次，日本之所以選擇與臺灣當局媾和，也出于依仗美國以恢復國內經濟、獲取主權獨立的自身利益的需要。戰后日本一片廢虛，滿目瘡痍，美軍的占領使日本幾乎失去了國家的獨立與主權。在被占領的情況下，日本吉田政府為“最好地保障日本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不得不選擇對美“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并“把它作為順應世界形勢和日本需要的惟一方針”。[4]因此，盡管吉田政府最初在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臺灣當局作為對象時比較慎重，但反復權衡利弊，最終還是選擇了臺灣當局。此外，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政策，也是“日臺和約”得以簽訂的重要原因。日本宣布投降以后，蔣介石集團從其反共目的出發，對日采取“以德報怨”政策。一方面命令日軍“不得向中央軍以外的部隊投降”，并與岡村寧次秘密勾結，利用侵華日軍為其打內戰；另一方面，對日軍戰俘和僑民優待有加，順利將其遣返。對待戰犯，或從輕發落，或宣布無罪，使大批戰犯未受到應有的懲罰。以岡村寧次為首的一批軍國主義分子，對撤退到臺灣的蔣介石集團有一種報恩的思想。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便認為，“國民政府在戰爭結束后曾使日本軍民安然撤離中國，我們想起這些情誼，作為媾和的對象無論如何也不能忘懷這個政府”。[5]就這樣，在美國的壓力和一手導演下，“日臺和約”終于在1952年4月28日得以簽訂。由此，堵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臺灣問題也就成為戰后中日關系的主要障礙。

1954年12月7日，吉田內閣辭職以后，先后由鳩山、石橋兩位首相組閣執政。在此期間，中日關系一度好轉。在我“民間外交”工作的努力推動下，在鳩山內閣時期，中日雙方原則達成了互設通商代表處的協議；石橋內閣為后來于1958年3月正式簽訂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打下了基礎。然而其后上臺的岸信介和佐藤政府，又積極推行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公開支持蔣介石統治集團反攻大陸，進一步強化與臺灣當局之間的關系，從而使中日關系出現逆轉。1957年6月，剛剛上臺不久的岸信介繼訪問東南亞各國進行反共反華宣傳之后，首次訪問臺灣。在臺期間，岸信介始終稱“中華民國”和“蔣總統”是“反共”和“自由”的守護神，并強調要加強“日臺提攜”，共同抵制“大陸的共產主義威脅”。訪臺期間，岸信介與蔣介石進行了三次會談。在會談中，岸信介說：“中國大陸現在處于共產主義的統治下，日本對中華民國的困難處境甚為同情。然而，正因為如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更有必要進一步加深兩國的合作。”“日本的保守黨絕不采取容共或中立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收復大陸，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好的。”[6]岸信介不僅在政治上公開表明反華反共的立場，而且還屈從美國的壓力和迎合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意圖，為中日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的簽訂設置重重障礙。岸信介本來是想打著在政治上不承認中國、在貿易上撈取實惠的“政經分離”的如意算盤，與中國進行非官方貿易往來。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遭到臺灣當局的激烈反對，同時也引起美國的不滿。1958年3月5日，中日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在北京簽訂。協定規定，中方貿易辦事處“有權在其建筑物懸掛本國國旗”，并給予其他外交特權的準外交機構待遇。[7]3月13日，臺灣“外交部”以“日當局未澄清對該協定態度”為由，宣布中止正在臺北舉行的日臺貿易會談。3月15日，國民黨臺灣當局駐日“大使”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并把蔣介石指責懸掛國旗的親筆信送交給首相岸信介和外相藤山愛一郎。3月19日，宣布中止對日貿易。同一天，美國則以調停日臺紛爭為名，表明了反對的態度并派商務部副部長維利阿姆茲赴日公開表示反對這一協定。在美蔣的壓力下，岸信介于4月1日親自給蔣介石寫信表示，訂立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并不意味著承認中共政府，按照日本的國際法，不能阻止懸掛國旗，但并不等于承認懸掛國旗代表國家權利。[8]4月9日，岸信介通過日方貿易三團體電告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說，日本政府只能在國內各項法令的范圍內，同時根據沒有承認北京政府這一事實，給予支持與合作。對此，愛知官房長官也作了進一步說明，他在同一天發表談話說：“日本政府認為，因為目前沒有承認共產黨中國，所以不承認民間商務代表機構所謂有權懸掛共產黨中國國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3](P,134-135)岸信介內閣的答復與官房長官的談話，否認給中國通商代表處以外交特權，也不準該代表處懸掛國旗，徹底破壞了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的基本精神。其屈從美國的壓力、無意與新中國建立關系的態度，是中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由此，中日關系出現嚴重逆轉。此后不久，發生了“長崎國旗事件”，（注：1958年4月3日，在長崎百貨公司浜屋舉行“中國郵票剪紙展覽會”，會場上懸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5月2日，臺灣的國民黨駐日“大使館”要求日本外務省通知展覽會主辦團體日中友好協會長崎支部，摘下國旗。當日下午，兩名暴徒沖進會場，撕毀了國旗，造成了侮辱中國尊嚴的政治事件。事后，岸信介不但沒處理，反而說，對無外交關系國家的國旗進行侮辱，不能構成刑事案件。）中日關系更加惡化。不僅互設通商代表處之事告吹，而且連貿易、文化、體育交流也全面中斷。

第四篇：歷史的軌跡讀后感

《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讀后感

無與倫比的北京奧運會，舉世矚目的上海世博會，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經

濟依然快速增長，這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標志性事件，無不昭示著中國共產黨執政

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運昌盛，繁榮富強，以致使 “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

國經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等等成了國內外學者、經濟學家熱門研究的話題。

《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圍繞國內外讀者關注的13個重大

黨史問題，以平易通俗的語言、豐富生動的故事，從歷史的角度做了深入的剖析，讓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認識。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為

何能屢創奇跡？個人認為體現在創新二字上。

在革命方式選擇上，中國共產黨突破了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選擇，按照中國國情創造了農民為主力軍的農村根據地斗爭，引導中國實現新民主主義

革命的勝利；在政黨制度上，它既不同于蘇聯等國實行的一黨制，也不同于歐美

等國家實行的兩黨制或多黨制，而是采用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在經

濟體制的方面，集合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精華，探索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將市場經濟有效的同社會主義進行結合；在對待香港、澳門的回歸問題上，又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絕妙構想……正如江澤民同志在１９９５年在全國科學技

術大會上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

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只有不斷的創新，不斷踐行，才能產生新思維，實

現新跨越、新突破。

我認為工作也是一樣，如何將工作做好，做的更加出色，同樣必須踐行創新

思維。只有不斷創新，給工作添加新的元素，才能始終保持興奮的狀態，保持對

工作的新鮮感；只有不斷創新，踐行新想法、新思路，才能解放思想，破除思維

束縛，更好的指導工作。

第五篇：經貿英語社團歷史軌跡

經貿英語社簡介

經貿全稱經貿英語協會“Economic Trade English Association”.它萌芽在２００３年，至今２００７，近４年的時間里，它留下了深淺不一的腳印，它有過酸甜苦辣的經歷…然而一切都顯得很真實。在全體人員的努力下形成了具經貿特色的禮儀學習、西餐實踐及招聘會模擬等活動。我們貫徹＂愉快輕松的氛圍中學習＂的中心，以經貿與英語相結合的方式，實現適應２１世紀發展的宗旨，全面提高專業與非專業的、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目的，在活動中我們會舉行一些西方禮儀講座，西餐實踐活動，這拉近了與西方生活的距離。

雖然我們在活動中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我們并沒有退縮。我們團結一致，一路摸索著，努力朝著我們的目標前進。希望經貿的新生力量是一股具有巨大潛力的駭浪，撞出驚人之舉。同時我們也期待，他們能帶動我們經貿在立足特色活動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