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日摩擦的歷史剖析

中日摩擦的歷史剖析

王勇

【作者簡介】王勇，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杭州 310035）

世界當代史研究

一、異常征兆

最近幾月來，東亞局勢動蕩，中日關系緊張，種種征兆似乎預示政治板塊的碰撞、擠壓、摩擦積聚的能量，快要迫近爆發的臨界點。

2005年3月8日，我在浙江工商大學做“中日文化摩擦——從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的講演，準備的是些輕松話料，諸如中國電影《洗澡》，日本譯作《心の湯》，英文則成了《Shower》，前者解讀太深，后者流于膚淺，等等。當然也談到日本駐加拿大大使，夫妻吵架時動了手，被鄰居告上法院，竟然狂言“打老婆是日本文化”，結果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我想說明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習俗摩擦，如果靈活應對、妥善處理，可以開闊眼界、增廣知識；倘若固執己見、唯我獨尊，也許會激化矛盾，甚至引發政治外交對抗。意想不到的是，講演結束后，學生的提問集中于政治、外交、軍事問題，如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搶占釣魚島、“南京大屠殺”等，有點措手不及。

就中化名“顰兒”的學生，大概嫌答疑時間太短，當晚追到互聯網上，先后三次發帖要求回應。學生的愛國熱情固然可嘉，但對日本了解太少則令人擔憂，于是我放在手頭的工作，寫了篇《中日關系的另類思考》。此文被新加坡《聯合早報》的“中日論壇”等轉載，引發出更多議論，話題逐漸偏離文化摩擦，擴展到日本“入常”問題、右翼教科書問題、美日插手臺灣問題，直至匯成抵制“日貨”的合唱。

瀏覽日本互聯網時發現，叫囂抵制“中國貨”者有之，教唆欺負中國留學生者亦有之，甚至還有要求中日斷交的游行。兩相比較，日本網民情緒失控更為嚴重，以“民主和平”自詡的日本，似乎頃刻淹沒在右翼氣焰之中。

縱目整個東亞，朝鮮和韓國“反日”呼聲高漲。朝鮮與日本在政治、軍事（核武器）、貿易諸領域針鋒相對，解決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的“六國會談”一拖再拖；韓國與日本圍繞獨島（日本稱“竹島”）主權、右翼教科書問題、“慰安婦”問題、日本“入常”問題對立加劇，日本一些媒體把曇花一現的“韓流”改寫為“寒流”，可稱妙筆生花。

以日本政府批準歪曲歷史的右翼教科書為導火線，引發東亞局勢的動蕩，余波還影響到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聚居地。這使我聯想起不久前發生的印度洋海嘯，一場人為制造的海嘯將至的預感襲上心頭。

二、經濟與文化

2004年12月26日突發的印度洋海嘯，是因為歐亞板塊與太平洋板塊異向運動，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北海溝擠壓形成地震引發的。海嘯不僅襲擊了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甚至波及遙遠的非洲東海岸。

如果我們通過種種異常的社會現象，預測東亞將會突發一場人為制造的海嘯，那么其震源在哪里？引發地震的板塊在何處？板塊之間碰撞積聚了多少能量？自然界的地震無法逃脫，但人世間的地震或許可以規避；印度洋海嘯造成20余萬人死亡，人為的海嘯即使發生，如果預先發出警報，做好防備，至少可以減少人員傷亡、財物損失。

如果我們把國家擬作地球的板塊，那么東亞至少存在中國、日本、韓國、朝鮮4個板塊；如果從可能引起沖突的領域來看，則可分成經濟、文化、政治、宗教等板塊。在世界其他地區，宗教板塊的沖突往往是引發局勢動蕩的重要原因，但東亞似乎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先對經濟板塊做個分析。中國和日本的經濟體制和國家意識形態不同，所以不能否認兩國之間存在各自的經濟板塊。但是隨著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超越制度和國界的國際市場逐漸形成，尤其自2001年中國加盟世界貿易組織（WTO），更加速了兩國間的經濟交流，從2004年的貿易額看，中國已經取代美國，躍居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國（日本則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國）。中日之間互相依存型的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因此近期不會因經濟模式不同而引發地震和海嘯。

至于中日之間的文化關系，千百年來以儒教、佛教及道教等為媒介形成的東亞漢字文化圈，擁有古老而堅實的基礎。這個穩固基礎承載著中日韓等國文化，近代初期經受住了西方文化“海嘯”的考驗，加之現代的流行文化（漫畫、卡通、電影、時裝等）跨越國界而為各國共享，進一步加固了傳統文化的基盤，所以也不必擔心局部的、暫時的文化摩擦會使之轟然崩塌。

三、東方和西方

如上所述，中日間經濟關系互動，文化交流頻繁，不是造成目前國民感情嚴重惡化的元兇。因此，我們只能把目光投向政治。

“政冷經熱”現在成了中日兩國的流行語。兩國人員往來和物資流通呈現前所未有的盛況，但政府最高層互不走動有年；中國的“女子十二樂坊”走紅東瀛，日本“動漫”席卷神州，但互聯網上兩國人士卻冤家路窄，頻頻惡語相向。相對于經濟和文化的相互提攜與友好交流，政治外交和國民感情的對立成為目前扭曲的中日關系之象征。

雖然中國和日本各自都在致力經濟改革，但如果政治一旦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那么加快政治改革勢在必行。在中國，如馬立誠、時殷弘那樣的激進學者，拋棄個人毀譽提出諸如“中日關系新思考”；但是在日本，我們幾乎聽不到試圖改變現狀的呼聲。

總之，在構建新時代中日關系問題上，兩國學者的期待值和熱情度存在明顯反差。究其原因，日本政府唯美國馬首是瞻，漠視亞洲在新世紀世界格局中所占重要地位，忽視了迅速崛起的中國擁有的巨大能量，在政治外交上出現嚴重錯位。因此，日本雖為躋身“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而沾沾自喜，卻無法在亞洲國際事務中充任“首腦”；日本雖為達到“入常”目的而游說列國，卻不能與自己的鄰居和睦相處。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奉行“脫亞入歐”政策，其用意在“脫亞”而“制亞”，從“八國聯軍”到侵華戰爭，給亞洲各國帶來深重災難。令人費解的是，獲得日本政府批準的右翼教科書，竟然宣稱近代以來的一系列侵略戰爭，是為了在西方列強的奴役下解放亞洲人民。試想一個以亞洲同胞為恥、不惜“換血”（注：日本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長）森有禮（1847—1889），不僅主張廢除漢字，甚至倡導通過“人種改良”以實現歐化目的。）以充洋人的國家，怎會做出如此有悖常理的善事？

日本要獲得亞洲鄰國的信任，首先必須做一個本份的亞洲國家，根基在亞洲而欲置身于西方，就像魯迅所說的“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注：魯迅：《論“第三種人”》，《文學》第1卷第1號，1933年7月1日。）“二戰”結束以來，日本雖然在經濟、文化領域匯入世界主流，但政治上并未完全脫胎換骨（保持“天皇制”即為一例），明治時期以來功利、短視的外交政策延續至今，日本如果繼續迷信“脫亞入美”，不迅速調整政治外交的錯誤定位，與亞洲各國的結怨必然加深。

經濟大國的日本，為什么不能成為政治大國呢？日本經濟的發展，并不是依靠本國的資源，而是依賴以全球為市場的物資流通。就經濟而言，當進出口失衡時，必定會爆發貿易紛爭。日本正是依據國際準則（如WTO規則），不懈地解決貿易紛爭，才迎來了今日的繁榮。經濟界人士的賢明之處，值得日本政治家學習。

在參拜靖國神社、右翼教科書問題上，日本政府一味強調屬于內政。我曾經質問日本人：一個強奸鄰居的惡人，僅僅家法處置就能了事嗎？一個在外國殺人的罪犯，受害者家屬不應該參與審判嗎？如果強奸犯在家里悠閑自得，殺人犯被奉為英雄，你會怎么想？開放的經濟和封閉的政治，扭曲了日本的國際形象，也埋下了與鄰國沖突的禍根。

四、時空錯位

無數次被人問到“你對日本人怎么看法”，我的眼前就浮現出一個形狀怪異的形象：遠看似頭戴禮帽、身著西服、手提文明杖的紳士，近看前額剃成＠①發、身穿寬褲、腰插雙刀的武士。日本經過“脫亞入歐”和“脫亞入美”，軀體的某些器官已經西化，但其他精神世界和深層心態進化緩慢，甚至殘存著封建社會的某些陋習。

比如說，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模仿普魯士建立近代軍隊，但在戰場上殘殺俘虜、掠奪平民、強奸婦女，暴露出封建武士的殘暴本性。“二戰”結束至今，德國早已走出“納粹”陰影，但日本依然無法清洗軍國主義罪行，其原因也在此。日本某些政要否認“南京大屠殺”、不肯向滅絕人寰的細菌戰受害者道歉、反而為雙手沾滿鮮血的戰犯歌功頌德，均與其封建武士“情結”有關。日本雖然自我標榜為“民主化、現代化、國際化”，其實這“三化”都得打些折扣。

先說“民主化”。其局限性有目共睹，你可以自由詬罵總理，但不能對天皇絲毫不敬，長崎市長僅僅說了句“天皇負有戰爭責任”，受到執政的自民黨圍攻，而且還挨了右翼分子的槍子；世代僑居日本的少數民族，既不享有選舉權，也沒有被選舉權，甚至華僑、韓僑等在日本創辦的學校，其學歷一概不被承認，這在民主國家是無法想象的。

再看“現代化”。不可否認日本在戰后重建過程中，創造出經濟現代化的奇跡；但我們也必須關注，日本的“現代化”是畸形的、失衡的。比如，日本“女權”運動苦苦追求的目標之一是“夫妻別姓”，即女子婚后繼續使用原來的姓氏，這種在現代社會屬于最基本人權的要求，在保守派占主流的議會屢屢遭到否決。甚為可笑的是，至今崇天皇為神的日本人不在少數，幾年前日本首相森喜朗不是振振有詞地宣稱“日本是神之國”嗎？諸如此類，日本一方面在現代社會中保存傳統文化的精華，具有正面意義；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里遺留落后于時代的偏見和陋習，包含負面影響。

“國際化”呢？明治維新時期追求“西歐化”，“二戰”以后奉行“美國化”，日本從未實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日本的所謂“國際化”，一直是極端功利和短視的，當它鎖定一個追隨的目標國，其他國家便成為其利用、漠視甚至欺壓、出賣的對象，明治時期如此，昭和時代亦然。就目前中日關系矛盾激化而言，相當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拒鄰國利益而不顧的“美國化”。換句話說，日本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既不按照本地區原則，又不遵循國際準則；退則以日本的特殊性為遁詞（如“靖國神社”），進則以美國為擋箭牌（如“臺灣問題”），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綜上所述，殘缺的民主化、局部的現代化、片面的國際化，可以看作是一種“時空錯位”現象，而其深層的原因則可歸結為“島國根性”。

五、“島國根性”

何謂“島國根性”？根性者，秉性、德性也。日本四面環海，生活資源豐富，罕有外敵入侵，自成一統天下。在這種自然風土中形成的人文環境，與中國大陸、朝鮮半島等近鄰相比，確實具有獨特之處。正如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所說：“日本文化有雙重性，就像菊與刀。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忠貞而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本文主要剖析中日摩擦的遠因近果，所以把焦距對準日本國民性中的負面部分，尤其是在相對封閉環境中形成的島國根性。當然這樣會冒偏頗的風險，讀者如要系統了解日本文化，請參閱其他相關著述。

島國根性其一：擴張欲望。大海既成屏障，又為通途。日本自古以來，罕有外敵入侵，但卻頻頻出海鬧事。除去隋唐時期鎖定中國為模仿目標，遣唐使、入宋僧留下諸多美談佳話；此前幾番進退半島，此后屢次跳梁華夏，近代四處侵略，擴張野心昭然。封閉環境中積累的能量，不在內耗中爆發，就會向外界渲泄。日本皇室號稱“萬世一系”，我們不得不嘆服其內部調節機制，同時也驚駭其內部積怨外泄時造成的巨大危害，這已被明代倭寇、近代侵華日軍之殘暴證實。

島國根性其二：排外傾向。中根千枝教授用“縱向結構”來解析日本社會，（注：[日]中根千枝著、許真、宋峻嶺譯《日本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頗得要領。在閉塞而保守的社會里，人們無條件服從上司命令（最高上司即天皇一人），對不在一條縱線上的他人滿懷孤疑甚至敵意，唯恐外來者打亂秩序。

江戶時代不少《漂流記》留存下來，作者大多是漁民、船工，遇風漂流異國，按照當時的陳規，一旦步出國門，即被視若異類，永世不得返鄉，其絕情如斯！這種風氣至今猶存，“二戰”結束時被拋棄在中國的“殘留孤兒”，中日建交后陸續歸國，但在母國普遍遭受歧視、排斥，很少有人為親屬接納，淪落為再遭拋棄的“孤老”。日本人對同胞如此，外國人的境遇推而可知。

在我從事的遣唐使研究領域，讀到過一條史料：一位名叫高內弓的入唐留學生，攜唐妻及子女回國，途中遭遇風浪，日本船主為了祭海神，把隨船唐人、高內弓妻子、乳母等4人拋入海中，連襁褓中的混血嬰兒也不放過。（注：《續日本紀》卷24“天平寶字七年（763）十月六日”條。）在現實生活中，外國人受到歧視屬家常便飯，故人云“留美者親美，留日者反日”，原因有多種多樣，但極端排外的島國根性必是重要因素之一。

島國根性其三：獨善主義。我至今無法理解的是，像青木正兒那樣的一代漢學大師，竟然也為窮兇極惡、慘無人道的倭寇大唱贊歌。（注：青木正兒（1887—1964），東京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所著《支那近世戲曲史》、《支那文學藝術考》、《北京風俗圖譜》等獨步當代，在中國學術界享有盛譽。）1988年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我對侵華日軍使用了“殺人犯”一詞，一位交往有年的日本教授頗不以為然，致書辯稱：“為國家忠誠而戰的軍人，與戰爭合法與否無關，一概受到后人尊敬。”很顯然，日本人分辨是非，唯以本國利益為基準，而棄國際法則、區域利益、鄰國死活于不顧。祭拜甲級戰犯、否認“南京大屠殺”、拒絕向慰安婦道歉等等，均遵循了這一邏輯。

島國根性其四：盲從心態。最后必須一提，自“八國聯軍”到侵華戰爭，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得以肆虐，實與日本國民的群體盲從心態相關。周建高先生撰文指出：“就近代日本來說，人民、政黨和政府，時常出現紛爭，但是在對外擴張侵略中，他們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日本民族集團主義的表現之一。”（注：周建高：《日本對外擴張中的人民》，《讀書》2004年第6期。）

對此我有同感，日軍侵華期間，政黨、團體、企業競相出錢出力且不說，連自命脫俗的佛教、神道等宗教諸派也多甘為爪牙，普通民眾則打著“祈戰死”旗號，妻送夫、母送子、姐送弟、妹送哥，一派爭先恐后、全民皆兵的景狀。

這種盲從心態來自何處？首先與日本的社會構造有關，依據中根千枝教授的“縱向構造”理論，萬眾唯天皇命令是從，整個社會缺少橫向制衡功能；其次知識分子難逃罪責，中世以來日本的“士”專指武士，居社會統治階層，所以侵華戰爭中極大多數作家謳歌“皇軍”，對民眾起到誤導和煽動作用；再則集團意識也是元兇，日本民眾被編入名目繁多的組織，成員之間強調行為劃一，個人良知幾近泯滅。

六、面向未來

地近而情遠、富足而吝嗇、文明而野蠻、國小而志大——日本的多重性格，讓人捉摸不透。這種畸形人格，大抵形成于明治維新前后。作為東方農業國，其資源豐富，文化積淀深厚；作為西方工業國，其原料匱乏，文明底蘊淺薄。

日本的現代化主要體現在工業國的層面，原料進口、產品輸出、制度引進、技術交流等，俱需依賴國外市場，因此國際化程度頗高。但作為東方農業古國，二千年來形成自給自足傳統，對外來影響則極力排斥。舉一個典型的事例：日本對工業品貿易大開方便之門，對農產品進口則閉門鎖國，甚至出現如此言論：“進口外國大米，意味放棄日本文化。”

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雖然工業化程度落后于日本，但在整個社會層面（包括農業）與時共進，揚棄不合時宜的糟粕，帶動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社會結構、宗教信仰的改觀，于是在多個層面與日本形成錯位。

我們可以看到，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成效顯著，中日建交之前全面對抗的局面不復存在，經貿、文化領域的摩擦遞減。但在人本色彩相對濃厚的政治意識層面，中國希望從“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大局觀之，日本則固守封建傳統之牙城不放，雙方的沖突愈演愈烈。比如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日本屢屢以傳統的“生死觀”為藉口，然而拿本國古代的“冤靈”、“荒神”信仰解決現代的國際問題，顯然不會獲得普遍認同。

談到中日關系，周恩來曾用“二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來形容。問題是，日本政府為了掩蓋五十年的罪惡而拋棄二千年的友好呢？還是著眼二千年的友好而洗刷五十年的污垢呢？這是考量政治家資質的分水嶺。

目前，中日之間國民感情的鴻溝正在加深，在政治板塊激烈碰撞的當今，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必須拉響“海嘯警報”。只要著眼于比政治擁有更廣闊地盤和更悠久歷史的經濟和文化，就一定可以渡過一時的政治危機。我相信，在經濟上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日本國民，遲早會在上層建筑領域展示其良知和睿識，走出封建社會和軍國主義的陰影，成為亞洲乃至世界大家庭中受歡迎的一員。地震多發國日本既然創造出Tsunami（海嘯）這一世界共通語，一定會有智慧和勇氣去避免中日以及東亞海嘯慘禍的發生。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上髟下曲

第二篇：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研究開題報告修改稿

浙江大學遠程教育學院

本科生畢業論文（設計）開題報告

題 目 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研究

專 業

學習中心

姓 名

學

號

指導教師

****年**月**日

一、文獻綜述

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中日之間的農產品貿易約占我國整個農產品貿易額的三分之一，是中國農產品出口最大的目的國。日本耕地有限、生產成本高、農產品高度依賴進口等原因造成了日本食品價格非常昂貴，由于受到本身國情的限制，農業在日本屬于夕陽產業。這為我國農產品進入日本市場帶來了契機。近年來，由于受到“綠色壁壘”的影響，兩國之間農產品貿易發展緩慢，但是中日農產品貿易仍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本文是在上述背景下對中日之間農產品的競爭力及貿易現狀進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馬云，2004）

（一）關于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產生原因的文獻論述

首先，“綠色貿易壁壘”的影響。日本對中國設置了層層的“綠色壁壘”，用來保護本國的農產品，限制中國農產品進入日本市場，其標準越來越嚴格，甚至可以稱為苛刻。“綠色壁壘”所涉及的范圍逐步擴大，從開始的個別商品發展到整個禽、肉、蛋品和水產品行業。并且在日本對我國實行貿易壁壘的影響下，世界多個國家地區也開始競相仿效，給我國的農產品出口造成了極大阻力。（劉李峰，武拉平，劉龐芳，2006）

其次，中日貿易爭端的影響。從中日已經發生過的歷次爭端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引起爭端的根源是兩國間的利益沖突。當然，這和我國很多農產品本身的生產加工技術較低及農藥殘留高也有著密切關系。我國的農產品普遍存在著品種少、規模小、市場單一的特點。由于生產環境較差及工藝水平低，成品的質量不高，包裝粗糙，附加值低，最重要的是產品往往存在安全隱患。農民缺乏食品安全意識，經常超標使用違禁農藥，造成了蔬菜、水果等農產品中的農藥殘留超出標準。（張宏,劉祥霞，2004）

（二）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發展趨勢的文獻論述

王星論述了發達國家的食品進口制度是非常嚴格的，但日本的食品進口制度在某些方面比其他發達國家更為嚴厲。日本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相當重視，其法律法規也較為健全，日本直接對社會發生行政執法行為的部門只有兩家，即農林水產省和厚生勞動省；日本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主要分兩類，一類是安全衛生標準，包括動植物疫病、有毒有害物質殘留等；一類是質量標準。日本厚生勞動省頒布了 2000多個品種、1000多個殘留限量標準；農林水產省已頒布7類、351種品質規格標準。為了具體落實基本法，日本國會在肯定列表制度的前提下，通過了《流通三法》，即《特定農產品加工經營改善臨時措施法部分修正的法律》、《批發市場法以及食品流通結構改善促進法部分條款修正的法律》和《關于農林物資規格化及其品質正確標記部分修正的法律》(簡稱修正JAS法)。

尹小平，王洪會在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對我國食品貿易的影響及對策中論述了修正JAS法實施后，農林物資規格調查會經過多次討論，公布了有機農產品(食品)的特定JAS規格，修正JAS法規定，有機農業的栽培條件是，果樹和茶在收獲前3年、蔬菜和稻米等在播種前2年不使用農藥和化學肥料，但轉基因作物和有放射線照射的作物除外。與此同時，被許可的有關肥料、土壤改良資料、農藥、調節用的生產資料也有相應的規定。另外，規定在加工食品中，有機農產品的比重必須占95％以上，對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和藥劑也有相應的規定。在標簽上，必須標有“有機農產品”、“有機栽培農產品”、“有機 XX”等字樣。如果是處于轉換期間的，應在名稱的前面或后面標有“轉換期間”。

焦朝霞，趙紅娟，從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看中日農產品貿易中論述了在規定必須標明有機農產品(食品)規格的同時，農產品(食品)是否確實按照所規定的標準進行栽培的，必須接受第三者的認定和證明。根據修正JAS法的規定，被農林水產大臣指定的登記認定機關，可以對食品制造商、生產者(生產工程管理者)和進口商的農產品(食品)進行認證。并且規定接受認證的業主有標記的義務。關于認定機關審查(認定)者的資格，規定大學畢業生必須有從事有機農產品生產3年以上經驗，高中畢業生必須有 4年以上經驗、并且在農業生產有指導、檢查、試驗研究方面的經驗。沒有學歷的，則必須有5年以上從事農業生產的經驗。

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國民收入的快速增加，帶來了消費水平的明顯提高，為日本農產品進人中國市場提供了極好的基礎和載體。日本已經重視并強力推動日本農產品開拓國際市場。在長期承受海外大量進口農產品競爭壓力的同時，反擊搶灘海外、包括中國在內的農產品國際市場。以其先進的生產技術、優良的產品品質、獨特的食品風味，已經闖進了海外市場并占據了一些分量。日本對農產品設限越來越高，將會對中國和國際農產品激烈的消費市場帶來新的較大的浪濤。

二、論文提綱

一、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的現狀與發展趨勢分析

（一）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的基本現狀

（二）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的發展趨勢分析

二、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的原因

（一）中日貿易結構不平衡，出口農產品結構失衡

（二）中國農產品出口企業缺乏戰略目標，一味求快

（三）日本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與貿易保護主義

（四）中日貿易爭端與協調機制的不健全

三、中國應對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的措施

（一）建立雙邊貿易合作協調機制，促進穩定發展的貿易關系

（二）熟悉世貿規則，維護我國農產品貿易的正當權益

（三）建立產品多樣化的生產方向，實施多元化出口戰略

（四）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組織企業應對綠色壁壘

四、結語

三、參考文獻

1．焦朝霞，趙紅娟，從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看中日農產品貿易，黑龍江對外經貿，2007年04期

2．尹小平，王洪會，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對我國食品貿易的影響及對策，經濟縱橫，2006年07期

3．王星，中日農產品貿易的定因分析及對策研究，日本問題研究，2005年03期

4．王星,孔慶峰，中日農產品貿易的現狀與未來，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01期

5．胡蝶，張帆，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及對策分析，時代金融，2006年08期

6．劉李峰，武拉平，劉龐芳，中國蔬菜貿易的基本格局、市場特征及發展策略，中國蔬菜，2006年08期

7.洪峰，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對我國食品貿易的影響及對策，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09期

8.馬云，中日關系:回顧與展望，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2期

9.張宏,劉祥霞，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產業轉移分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03期

10.陳志恒，徐飛，中日韓貿易合作:歷史、現狀及特點，現代日本經濟，2006年05期

第三篇：中日歷史關系

中日關系歷史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友好交往的歷史源遠流長。從唐代起就有日本遣唐使，鑒真和尚東渡等等史實被傳為佳話，但是近代，自日本明治維新，中日甲午戰爭直至二戰結束后，中日關系一直在好好停停中走下坡路，尤其是近日中日關系已經跌到了幾千年歷史的最差時期！民族糾結僵固，積怨頗深。這究竟是為什么？帶著這樣的問題，在這里我們一起來追溯中日歷史，解讀這深黯其中的世代恩仇。

陳壽的《三國志》從習俗上認為日本人是百越的后裔

唐朝以后，尤其是明朝，海上交通比較便利了，非常多的中國人由于各種原因（從事商業或正治避難）移民到日本。例如鄭成功他外祖父。現在大概30%的日本人有明朝時期中國移民的血統。

也有說法是日本第一任神武天皇可能是徐福.史籍中最早記載徐福史事的是司馬遷，可是沒有講明徐福浮海到了何處。后人以為是臺灣或琉球，也有說是美洲，但大多數認為是日本。最初提出徐福東渡日本的是五代后周和尚義楚。稱：“日本國亦名倭國，在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今人物一如長安。??又東北干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徐福至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義楚稱這一說法來自日本和尚弘順。宋代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也認為徐福東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獻詩，提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駐日公使黎庶昌、黃遒憲等人，都參觀了徐福墓，并詩文題記。故有人據此認為中國人是日本人的祖宗，只是，日本列島早在秦朝之前就有人類活動了。日本也有早期歷史，也經歷了石器時代。所以，事實到底如何，尚有待查證！

日本古代千年移民史 古代的日本海島可說是個荒島！根據人口學家小山修三運用文化人類學與考古學的綜合研究方法演算出 繩文時代人口與人口密度表，并得出了下述的結論：公元前200年以前的繩文時代（秦漢時代以前）日本海島上的原住民（繩文人）人口，平均只在十萬人左右，也就是幾近于一個荒島。而其文化僅為繩紋土器文化！

由于古代的朝鮮半島與日本海島，都還處于人口稀少的荒涼的半原始社會狀態，因此也就成為承受中國政治移民的托盤。古代中國從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之交，是中國歷史上首次長期大**時代，從那時候開始中原的政治難民就開始往朝鮮半島，往日本海島大遷徙；魏晉南北朝時代又是中國史上第二次長期大**時代，在那個**的時代里，由于中原皇朝喪失了維系東亞國際秩序的朝貢體系能力，導致了北方，東北，西北等各地少數民族政權的崛起，所謂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等等，分裂割據，長達四百年左右！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倭國）等等東北亞周邊“民族國家”也都在這一時期形成。日本古代國家的形成擺脫不了漢文化的影響，因此研究日本古代國家的形成非得著眼于中國與東北亞的歷史演變關系不可。漢武帝殖民朝鮮半島開啟東北亞文明開化的契機

古代文化傳播的主要媒體是憑籍政治性的征服統治與移民。漢武帝于公元前108年滅漢裔的衛氏朝鮮政權后，在朝鮮半島北部設置樂浪等四郡，開始直接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開啟了朝鮮半島漢文化傳播的文明開化的直接契機，同時也帶動了漢文化間接向半島南端以及日本海島等周邊地域傳播的作用。因此約在那150年后的公元57年（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日本九州北部的“倭奴國”才開始到漢皇朝駐半島上的行政機構“樂浪郡”進貢求封。請留意！后漢時期的“倭奴國”還只是一個氏族部落政權，而不是成熟的國家，而其朝貢，只到當時漢皇朝統治朝鮮半島的樂浪郡，而不是到漢皇朝的京都洛陽城！這個史實基

本上能回答上述“漢代時候日本已經開始通中國了，沒有過洋大船日本人怎樣過來？”的提問。因受漢文化的洗禮和薰陶，約再過200年后，中國的史書《三國志》在《魏志》中才開始為“倭人”立傳。這標志著當時東亞朝貢世界中心的中國皇朝開始認同當時日本的女王國—邪馬臺國，在以中國為中心的維系當時東亞國際秩序的朝貢體系中的國際存在地位。從《三國志》以后，中國各朝代的正史，諸如：《后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南史》、《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等等也都相繼在《東夷傳》中為“倭”、“倭人”“倭國”、或“日本國”等立傳。

日本的國家雛形始于南朝的宋代

日本的國家雛形（大和朝廷）形成于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宋代。從中國的正史看，在《晉書》以前的史書，包括《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還都稱當時的日本為“倭”或“倭人”；而在《宋書》以后的正史中，除了《梁史》外，諸如《南齊書》、《南史》、《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等等、則都一改“倭”或“倭人”的稱謂，全都改稱“倭國”或“日本國”。《新唐書》以后的《宋史》，《元史》，《明史》等等正史更不用說基本上也都稱“日本國”，或“日本”。古代中國的史官運詞用字都經過嚴謹考究，從“倭”或“倭人”轉變為“倭國”或“日本國”的政治概念，標志著古代日本國家體制實質的演進過程。因此可說古代日本國家的形成階段是：東晉以前（五世紀以前）日本尚處于從氏族聯合政權過渡到早期國家的階段；而南北朝后期到隋代時期（六世紀末）日本才逐步演進成為成熟國家。唐代初期，公元約七世紀初，日本才正式演變為東亞國際社會公認的獨立國家。因此筆者才總結出：古代日本是在中國魏晉南北朝四百年的大**期間，形成起來的“移民國家”這一基本觀點。日本人總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后裔，想隨時利用武力占領中國，他們看到自己國家的生存環境惡劣，地震頻繁發生，面對人口眾多，面積狹小，資源匱乏等嚴重的問題，日本每一代領導人都有生存危機的思想。中國對于日本一直是塊肥肉，吞食這塊肥肉占為己有，是他們已經寫在骨子里的終極夢想。

從古至今和平的生活環境都不是靠祈求、施舍能夠得到的，中國必須清醒的認識到這個嚴肅的問題。如果單靠一方面的友善擱置爭議，這個問題將會更加的復雜化。也會給下一代人留下更嚴峻的課題.。

2011102274

劉珮勛

11水利水電工程4班

第四篇：中日現行小學語文教學大綱比較剖析

中日現行小學語文教學大綱比較

一、中日小學語文教學大綱在編排體例上的差異

二、中日小學語文教學大綱在具體內容上的不同

首先，表現在小學語文教學總目標方面。

我國的小學語文教學的目的是這樣概括的：“指導學生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使學生具有初步的聽說讀寫能力；在聽說讀寫訓練的過程中，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質教育，發展學生的智力，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日本的教學大綱作了這樣的規定：“培養對國語的正確的理解能力和適當的表現能力、思考力、想象力以及語言感覺，同時培養學生對國語的深切的關心和尊重的態度。”從中我們看到兩國都把培養正確地理解語言、表現能力作為語文學科的首要目標。不同的是我國強調“在聽說讀寫訓練的過程中，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質教育。”日本不把思想、道德教育列為小學語文學科的任務，而強調“培養學生對國語的深切的關心和尊重的態度。”通過對國語的尊重態度的培養，使學生對這一重要性能夠自覺地去認識，對國語進一步關心。當然這種態度的培養，是與國語教育、培養一定的表現力、理解力和充實、豐富學生的語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第二，表現在聽說讀寫等能力培養方面。

我國的小學語文教學大綱在聽說方面，主要從聽說內容、方法和習慣的培養上提出要求。如“聽懂別人說的一段話和一件簡單的事。”“聽話集中注意力，不隨便插話。”再如“聽懂程度適合的講話和別人說的一件事，能轉述內容”，“聽別人讀程度適合的兒童文學作品和科普作品，能邊聽邊想象”，等等。具有一定的層次性。日本的教學大綱主要從“正確地聽”和“主體地聽”兩方面來要求。如“正確地聽”，體現在聽話的姿勢和態度上。一年級，“聽話時看著說話的對方。”二年級，“聽對方把話說完。”三年級，“沒聽明白的地方反問或復聽。”四年級，“一邊聽一邊記下話的要點和中心點。”五年級，“注意細節。”六年級，“考慮話的內容中事實部分和想象部分之間的關系。”再如“主體地聽”：一年級，“話的內容大體能聽懂。”二年級，“考慮對方說話的順序。”三年級，抓住對方說話的重點，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試著總結歸納。”四年級，“抓住話的中心點，總結自己聽后的感想。”五年級，“理解對方說話的意圖，講出自己的評價。”六年級，“將話的內容和自己的生活、觀點進行對比。”從中可以看出，“主體地聽”，在聽話的程度、方式方法上不僅作了具體要求，而且逐步與“自我”聯系起來。使聽話這一“客體”行為很強的活動逐步變成一種能動的“主體”行為。在說話訓練方面，我國的小學語文教學大綱在要求上同聽的表述形式大體一致。比如“說幾句意思完整、連貫的話”；“一段意思完整、連貫的話”；“能當眾說話，語句比較通順、有禮貌”；等等。日本在說話訓練方面分兩部分，即“有對方意識和目的意識地去說”與“正確的說話方法”。如“對方意識和目的意識”，一年級，“被詢問的事能回答，并主動尋找話題來說。”二年級，“根據對方說話的內容來繼續話題。”三年級，“聽取對方話的內容，深入話題來說。”四年級，“對應不同的聽說對象和不同的場合，考慮說話內容的主次來說。”五年級，“對應不同的聽說對象和不同的場合，使用適當的語言，并考慮具體情況來說。”六年級，“對應不同的目的，考慮時間和說話的順序，有計劃地去說。”很明顯，強調帶有明確目的和注意聽說對象，針對不同需要、不同場合、不同目的，選擇不同話題，以不同的表達方式來陳述自己的意思，是日本小學語文教學大綱適應現代信息社會發展需要，提出的具有較強時代氣息的聽說訓練要求。也是日本聽說訓練的重要特點。在“正確的說話方法”方面，日本的教學大綱將聽說讀寫的有關內容相互滲透，同時進行。如一年級，“經歷過的事，考慮順序來說。”二年級，“理清事情的條理后再說。”三年級，“為了突出說話的要點，考慮一定的段落、層次來說。”四年級，“為了突出說話的中心，有主次地去說。”五年級，“有明確的意圖和確切的根據說。”六年級，“對應不同的目的和意圖，恰當地說。”另外，在說的方面，我國的小學語文教學大綱特別強調從一年級開始講普通話，重視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在日本，只是從四年級開始，提出“理解共通語和方言的區別，在必要的時候能用共通語來說話。”

在閱讀訓練的要求上，中日兩國的教學大綱都比較重視朗讀、默讀和背誦的基本功訓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強調閱讀中要注意“感想、意見”和“有目的地去讀”。如三年級要求“讀后小結感想，并考慮如果是自己會怎樣去做。”“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自己認為重要的地方不要落掉了去讀。”四年級，“注意讀后個人的不同感受。”“對應不同的讀的目的，歸納重要的地方，注意必要的細節。”五年級，“理解作者對事物的看法、想法和感受。為了收集必要的知識和情報去讀文章。”六年級，“理解作者的基本觀點，并形成自己的觀點。”“對應不同的目的、需要，選擇適當的書來讀，并下工夫尋找適合自己的、有效的讀書方法。”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在閱讀訓練的要求上，突出讀書和自身生活、社會生活的需要以及讀者與作者情感上的密切聯系。在另一方面，日本還比較重視閱讀態度的培養。比如，一年級就要求“培養愉快地去閱讀淺顯讀物的態度。”二年級，“提高對淺顯讀物的進一步閱讀的欲望。”三年級，“培養閱讀各種各樣讀物的讀書態度。”四年級，“擴大讀書范圍。”五年級，“通過讀書，加深思考。”六年級，“培養選擇適當的讀物來閱讀的習慣。”顯示了對培養學生讀書興趣的重視。在讀寫結合上，日本強調“依照文章的表達思路來讀”，“區分事實和想象（感想、意見）來讀”，“想象、鑒賞”以及“讀后根據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發表看法”等等。

第五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評價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評價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軌跡

（一）中日關系隔絕時期（1949—1952）

二戰結束以后，美國以盟軍的名義單獨占領日本，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國的影響。這一時期，由于冷戰政策，美國加緊對日本的控制。美國通過停止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改造、操縱簽署《舊金山和約》、《日美安保條約》和《日臺和約》使得日本不能和中國正常邦交，兩國幾乎沒有交往。停止對軍國主義勢力的打擊使得日本右翼日后重返政壇，給中日關系添加陰影：《舊金山和約》使得中日和談遲遲不能進行：《日美安保條約》使得日本不迫切恢復與華邦交；《日臺和約》使得中日建交多了一個障礙。這些因素最終使日本和中國沒有邦交往來。

盡管如此，中日雙方內部出現渴求交往的聲音。1949年日本民間建立了“中日貿易促進會”、“促進中日貿易議員聯盟”、“中日貿易會”，之后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日中友好協會”。這四個組織合稱“中日關系四團體”。而中國政府和人民不計前嫌，積極回應。這一切為將來的友好交往打下基礎。

（二）民間交往時期（50年代）

這一時期中日交往只局限于民間交往，而官方的活動僅僅是表示肯定，并沒有介入民間交往。上述的活動盡管是民間行為，卻引起很大反響。考慮到美國的冷戰政策和日本右翼內閣的阻撓，兩國邦交正常化還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周恩來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路線，即先通過民間交往過渡到半官半民交往，最后通過官方談判建立政府間的外交關系。日后中日邦交恢復的發展就是按這一外交思路進行的。

1952年5月，日本參議院議員高良富、前參議院議員帆足計和眾議院議員宮腰喜助訪問中國。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參加促進中日貿易的談判。同年6月雙方簽訂第一個民間《中日貿易協定》。該協議打破了中日之間的堅冰，開始了中日交往。三位議員回到日本后，通過做訪華報告的形式傳達渴望中日友好交往的愿望，這事件開始了中日民間交往。之后官方也表示肯定，1959年石橋湛山首相訪華這一事件可以說明官方對中日友好交往表示肯定。一系列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協定的簽訂使人們看到了希望。但是前甲級戰犯岸信介上臺后，中日關系跌入低谷。比如，根據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中日雙方互設商務代表機構，但遭到岸信介百般阻撓，迫使通商代表由正式改為非正式。1958年四五月間，“長崎國旗事件”中岸信介的輿論激起中國人民憤怒。5月11日，中國政府宣布斷絕同日本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

下一任內閣池田勇人內閣是在各方勢力對岸信介內閣日益不滿，最后使之倒臺的前提下上來的，所以池田勇人有意修好中日關系。1962年受池田內閣重任的松村謙三訪問中國，和周恩來會談。會談中，周恩來重申了“政經不可分”原則、“政治三原則”（日本政府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不參與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中日關系向正常化方向發展）、“貿易三原則”（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雙方確認“應該采取漸進和積累的方式謀求兩國關系包括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在內的正常化”；雙方就貿易問題達成四個原則事項：以貨易貨、綜合貿易、延期付款、長期合同（以5年為一個期限），這個就是日后“備忘錄貿易”的起源。

松村訪華之后就是高崎達之助率領的日本實業界代表訪華。根據之前的周恩來和松村商定的協定，高碕達之助與廖承志在11月9日簽署了《廖承志高碕達之助關于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備忘錄》，這便是著名的《廖·高碕貿易備忘錄》，簡稱“LT 貿易”（取廖、高碕英文第一個字母）。由于“備忘錄貿易”是一種長期的綜合性的“民間形式、官方認同”的特殊貿易形式，因此其誕生標志著中日交往的形式由民間交往、官方肯定到民間交往、官方介入。

（三）民間交往、官方介入時期（60年代）

此時中日交往的特點是民間交往，官方介入。為履行LT備忘錄貿易協議，中日雙方分別成立了“廖承志辦事處”和“高碕達之助辦事處”（后又分別在對方的首都設立了“廖承志辦事處駐東京聯絡事務所”和“高碕達之助辦事處駐北京聯絡事務所”），負責處理各自的備忘錄貿易事宜。前者直屬于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后者直屬于日本通產省。“從上述備忘錄的內容和兩個辦事處的性質不難看出，這種‘備忘錄貿易’實際上是由民間人士出面、兩國政府做后盾的半官半民性質的特殊貿易”。

此后民間交往進一步發展。1962 年12月27日，中國“貿促會”主席南漢宸與到訪的日中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鈴木一雄于簽署《中日友好貿易議定書》。雙方確認：在兩國已經開始長期綜合“備忘錄貿易” 的情況下，“中日兩國人民間的友好貿易今后仍然是中日民間貿易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雙方在體育、學術、藝術、宗教等方面開展積極交往。池田內閣時期中日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逆轉，因為池田內閣時期中日交往進入了有官方參與的時期，如上述的辦事處。一位日本學者所說：“實際上，中日關系正常化這條軌道，在池田政府時期就鋪設好了。”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榮作上臺，采取飽受政策，又給中日關系添加陰影。其一，他推行“兩個中國”政策，干涉中國內政。在佐藤政府的慫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駐東京聯絡處門前挑釁，叫嚷“臺灣不是中國的”等口號。其二，阻撓中日往來。佐藤上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絕彭真率領的代表團入境。其三，勾結美國，阻礙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當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復之時，佐藤政府勾結美國提出所謂的修正案，阻撓聯合國驅除臺灣國民黨政權代表的行動。對此中國政府表示批評。佐藤執政末期，因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受到巨大沖擊。美國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變對華政策，使佐藤及日本政府不知所措，亂了手腳。1972年尼克松訪華。他剛離開中國，佐藤榮作便派人給中國捎信，要求親自訪華。但立即被中方周恩來總理拒絕，中方說佐藤榮作說話不算數，中國不以他為談判對手。再加上前一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越來越有基礎。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70年代)

這時期中日雙方開始關于邦交正常的官方談判。其成果是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