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關于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關于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

發布日期： 2004-01-09來源：作者：編輯： admin點擊數： 99

3陳錫文，生于上海市。1968年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78年從黑龍江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學習。畢業后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1992年被國務院授予有特殊貢獻專家稱號。從事農村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20余年來，先后與人合著或獨著出版專著十余本，發表論文、研究報告150多篇，曾一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三次與人合作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多次參與有關農業和農村問題的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記者：2003年召開了兩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年初一次，年底一次。您曾為本報讀者解讀過年初會議的精神，大家評價年初會議出臺的政策“含金量”很高。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有什么新亮點？

陳錫文：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雖然僅兩天時間，但是開得非常成功，會議特點很突出，亮點也很鮮明。第一，2003年中央一年之內開兩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這在歷史上不多見。2003年12月，恰逢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5周年。選擇這樣一個時機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具有特殊意義。另外，2004年春節比較早，提前開會，也有利于貫徹會議精神。第二，中央把這次會議討論修改后經中央審定批準的文件，作為2004年中央1號文件發出。我覺得含義很深。這表明黨中央、國務院對農業農村工作的高度重視。第三，會議和文件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政策措施，“含金量”相當高，操作性比較強。記者：改革開放25年間，中央發了50多個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文件。2004年中央決定專就農民增收發1號文件，有什么特殊背景？

陳錫文：2003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是從9月底就開始準備的。中央領導同志對這次會議非常重視。胡錦濤總書記國慶期間到湖南，12月中旬又到山東和河南兩省專題做農業和農村問題調研。根據溫家寶總理的指示，這次會議的主題主要是研究三個問題：促進農民增收，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深化農村改革。溫家寶總理提出，這次會議的文件，主題可以更加突出一點、鮮明一點。經過研究，且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這次文件題目就確定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用中央文件的形式，專講農民增收，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這既反映出黨中央、國務院對農民增收問題的重視，也體現了廣大農村干部和農民群眾的強烈愿望。

在文件起草過程中，回良玉副總理主持召開了三次座談會，分別邀請農村問題專家、長期從事農業和農村工作的老同志和部分省主管農業農村工作的副書記和副省長座談。文件起草組也召開過多次座談會，廣泛征求意見。11月15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對文件稿進行了認真研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見。12月3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研究了這個文件稿。此前，國務院辦公廳還就文件稿中涉及的政策措施，廣泛征求了各有關部門的意見，一次是書面性的意見，一次是面對面的協調，基本上把準備出臺的政策確定了下來。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了這個文件稿，對當前農村形勢、面臨的問題作了認真分析，對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準備采取的政策措施給予了充分肯定。常委會同意文件稿交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討論、修改，經審定后以2004年中央1號文件發出。從事農業農村工作的同志對1號文件有很深的感情。1982年至1986年，中央連續發了5個1號文件，對農村改革初期那種勢如破竹的改革進程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發展。事隔17年，重新見到一個中央指導農業農村工作的1號文件，大家一定倍感親切、備受鼓舞。

記者：黨中央、國務院為什么如此重視農民增收問題？農民收入形勢究竟嚴峻到何種程度？

陳錫文：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要求，集中力量把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主要用在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身上。這主要基于兩點考慮：一是農民增收難已持續了幾年，尤其是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收入狀況更為嚴峻。二是農民增收難和當前糧食供求形勢逐步發生的變化有內在聯系。

這幾年，農民增收形勢確實很嚴峻。1997年到2003年的7年間，農民年人均收入增長幅度只有城鎮居民的一半，農民收入增長的絕對額不到城鎮居民的五分之一。這就造成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正在不斷擴大，2002年達到了3.11:1，2003年估計會在3.2:1左右。更為突出的問題是，農民收入結構中來自農業的比重越來越小、絕對額也在下降。和1997年相比,2002年農民人均來自農業的收入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100元左右。這幾年中，維持增收的農民主要分布在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區，而很多傳統農區、糧食主產區、中西部地區有相當一部分農民，收入實際上還是減少的。比如提供人均商品量最多的吉林省，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1998年還減少了80多元；黑龍江這樣一個糧食大省過去5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加了100元。過去6年中，中部地區8個糧食主產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增長2.73%，只相當于全國農民收入增長幅度的三分之二。種糧農民收入增長困難，對糧食生產顯然是非常不利的。這幾年來，糧食播種面積、糧食總產不斷下降，糧食單產、全國人均糧食占有量也不斷減少。當然，目前我國糧食庫存還比較充裕，當年的糧食產量加上現有的庫存，總體上還是供過于求。但如果糧食產量不斷地減下去，總有一天庫存是要挖完的，那就會出現糧食供不應求的嚴峻情況。

農民的收入問題和糧食生產問題實際上是緊密相關的。不讓種糧農民得到經濟上的實惠，他就必然沒有種糧積極性。因此這次會議和文件特別強調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增收。這實際上抓住了農民收入增長和保護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的連接點。農民收入能上去，種糧能賺錢，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就會調動起來，糧食生產就能得到恢復和發展。

記者：廣大農村干部和農民對這次會議和文件的內容非常關注，出臺了哪些新政策新措施？能給農民帶來多大實惠？

陳錫文：文件的開頭部分主要分析了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形勢，提出了今年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基本要求。文件對形勢的分析得到了與會者一致認可。大家覺得文件對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是實事求是的，既看到了目前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也看到了當前農業農村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而且明確了解決這個矛盾的基本思路和大政方針。

這個文件共有九節22條。第一節和第八節主要是講當前農民增收工作的兩個重點和難點：主產區和貧困地區農民的增收。第二三四節主要是講農民增收的渠道。第五六七節主要講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第九節強調黨對促進農民增收工作的領導，主要是講思想認識，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進一步提高對解決好“三農”問題的認識，不僅分管領導要直接抓“三農”工作，而且黨政一把手也要親自抓，地市兩級領導更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農業和農村工作上。關于這次會議和文件涉及基本政策的著力點，大體上是這么幾個方面：

1.關于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問題。這是當前農民增收的難點。為促進主產區農民增收，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比如，要啟動規模宏大的優質糧食產業工程。這涉及到全國近600個主要商品糧生產縣和40多個國有農場。這個投資規模達幾百億元的大政策，還套著不少具體的小政策，如對推廣良種給予補貼，對主產區農民購置大中型農機具給予補貼；在現有國有土地出讓金中，確定一定比例，用于建設高標準基本農田，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文件還明確強調，要支持主產區做大做強糧食產業，使主產區政府有抓糧食的積極性、主產區農民有種糧食的積極性。這方面的政策包括對龍頭企業、糧食主產區的農業科技發展和對糧食流通領域的支持等。

2.進一步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這主要強調要抓緊農產品優勢產業帶建設，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促進農業科技進步。文件提出一定要把從農業內部通過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的文章做好做足。目前農民收入中來自農業的部分占47%，還是大頭，決不能放松。

3.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壯大縣域經濟。大家都講，要想增加農民收入，就要減少農民。這個道理人人皆知，但把農民轉移到哪里去？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通過發展農村的二三產業增加農民在農村轉移就業的機會。在這方面，過去積累了許多好的經驗。比如鄉鎮企業發展到現在，轉移了1.3億農村勞動力。所以文件強調要進一步發展鄉鎮企業。不論所有制，不論規模大小，只要這個企業符合保護生態環境、合理利用資源和安全生產的基本要求，就應該促進其發展。文件中也提到縣域經濟的發展對帶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有重要作用。縣域經濟發展了，繁榮了，就會給農民創造相當多的就業機會。回良玉副總理在會上講話中特別強調，凡是縣域經濟搞得好的地方，整個經濟發展就好，老百姓就業就充分，農民收入就比較高。典型的如浙江省，這幾年大家都覺得該省經濟發展得很好，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浙江省的縣域經濟非常繁榮，縣域經濟的增加值在全縣GDP中占70%以上。

4.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文件里有句非常重要的話：“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表述在中央文件里出現還是第一次，非常符合實際。因為全國二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業戶口的人員已經占到一半左右。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的資料，這一比例就占46.5%。近幾年這個比重肯定又有所提高，農民工在有些行業中已經占了大多數。比如批發、零售、餐飲行業占50%多，加工制造業占60%多，建筑業占將近80%。從這個角度看，對待農民工的問題，也是對待產業工人的問題。如何為農民工提供更好的服務，事關全局。文件中特別強調兩個方面：

一是要切實保障和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文件明確提出，城市政府要把為農民工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經費納入其正常財政預算支出范圍。因為農民在你當地創造財富、繳納稅收，從當地正常財政開支中為他們拿出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費用是天經地義的事。說白了，就是不能專門制定向農民工收費的政策。政府除了要改變對待農民工的態度，也要加強監督檢查，讓各類市場主體在使用農民工過程中，比如在勞動時間、勞動條件、正常工資發放等問題上，都必須遵循國家有關法律和政策的規定。

二是要對農村勞動力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產業工人中農民工的科技文化素質不提高，不僅影響農民就業和收入，而且影響我國產業競爭力。現在不是經常強調技術工人或者熟練工人不足嗎，很重要的就是存在這樣一種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產業工人崗位由農民工去做了，而另一方面對他們的教育和培訓卻嚴重不足。中央提出對農村勞動力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戰略性考慮。

5.進一步開拓農產品市場。農產品“打出去”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守得住”可能是個更重要的任務。從國內市場來看，文件著重強調要積極培育農產品市場流通主體，包括各類農民的專業組織、專業協會和各種經紀人隊伍；實行鮮活農產品運輸的“綠色通道”。對于增加農產品出口，文件明確要求外貿發展基金要向農產品出口傾斜，鼓勵和引導從事出口農產品加工的企業進入出口加工貿易區。

6.增加財政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投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近兩年中央財政對農村社會各項事業經費增加的幅度是很大的，但對農村廣袤的地域和眾多的人口來說，僅僅靠中央投入是不夠的。地方政府也應考慮在地方財政中增加對農業農村的開支，更多地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降低農民在生產生活上的成本和費用，間接地起到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這不能簡單地算經濟賬，因為通過給農民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務，不僅可以使農民直接增收減支，而且還可以使農民獲得更多的增收信息和開辟更多的增收渠道。文件提出，“農村六小工程”既能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也能給農民提供直接就業機會，增加一些勞務收入，在繼續加強大江大河和重大農村水利工程建設的同時，要進一步增加對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的投資規模。

7.深化農村改革，為農民增收減負提供制度保障。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完善的目標或大方向很清楚，就是“穩定一個基礎，健全三個體系”，即在穩定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健全農產品市場體系、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根據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文件提出當前要加大以下四項改革的推進力度：

一是加快改革現行征地制度。從現實情況看，現行征地制度至少存在兩大弊端：第一，利用政府權力去征地的范圍過寬。憲法和土地管理法規定，社會公益性用地，政府可以動用征地權。但問題在于，除了社會公益性用地，現在幾乎任何經營性用地，政府也動用了征地權，這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第二，征地后對失地農民的補償費用太低。中央反復強調土地對農民的重要性。在現階段，對大多數農民來說，土地具有基本生產資料和基本生活保障兩大功能。也就是說，農民失去土地后，你給予農民的補償，必須能夠替代這兩大功能。所謂基本生產資料就是就業保障；所謂基本生活保障，就是相當于城市中的社會保障。如果給他的補償不足以滿足這兩點，那就會造成大批農民失地又失業，這不僅嚴重侵害了農民權益，而且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征地制度改革的一個原則就是“保障農民權益，控制征地規模”。征地問題，除了關系農民的權益，還涉及國家的糧食安全，因為亂占濫用耕地已經構成了對穩定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的威脅。有關部門正在制定改革征地制度的指導性政策，前不久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修憲建議中也提到了征地制度改革。待形成比較統一的意見后，還要修改有關的法律和法規，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土地征用制度。

二是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2004年，中央允許所有地區放開糧食收購市場。之所以講“允許”，是指到底放不放開，由各省自主決定。中央明確要求，糧食市場放開后要保護好農民利益，并決定從現有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不少于三分之一的資金，大約100億元，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補貼。這項工作在不少地方已經進行了試點。當然，這100億元補下去，到一個村、一個農民身上，錢并不多。但重要的是它傳遞出這樣一個信號：種糧國家給補貼，說明國家鼓勵農民生產糧食。

三是進一步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農村稅費改革已經進行了4年試點，已在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全面推開，應該說農民從中獲益不少。按原來設計的方案，改革的目標已基本達到，比如取消了三提五統，規范了農業稅制。中央提出從2004年開始，農業稅稅率總體上降低一個百分點，同時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這項措施出臺以后，又可以讓農民直接減輕負擔70多億元。更重要的是它對規范農村稅制、推進農村各項配套改革有著現實的作用，比如有助于推進農村機構改革、精簡機構和人員等。

四是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對農村的金融支持不夠，是當前農村發展中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央已經啟動了農村信用社改革，目前正在8個省進行試點。會議要求，通過試點積累總結經驗，逐步在全國范圍內推開。文件對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提出了很多具體要求，比如：在縣域范圍內的各金融機構都要承擔支持農業農村發展的義務，縣和縣以下的金融機構主要在農村，吸收的存款來自農村，當然應該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支持農業農村的發展。完善郵政儲蓄政策。現在郵政儲蓄年吸儲8000多億元，6000多億元來自農村。由于郵政儲蓄只儲不貸，將吸收的資金轉存到中央銀行，導致農村資金外流。從2003年9月份開始，中央已經對郵政儲蓄的轉存利率調整到與其它商業銀行同樣的水平，使農村資金外流現象有所緩解。文件還明確提出，國家的政策性銀行要根據新的形勢，進一步調整職能，合理分工，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由于糧棉流通體制的改革，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面臨職能重新定位、怎么更好地為農業和農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問題。文件還提到了要在防范金融風險、嚴格管理的前提下，進一步發展多種所有制的農村金融組織。要探索適應農村實際情況的抵押和擔保制度，解決農民貸款難的問題。要發展政策性的農業保險制度等。大家都能感覺到，我們實際上面臨著整個農村金融體系的創新問題。毫無疑問，上述四項改革都推進到位的話，對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一定會創造一個更加好的環境。

8.關于扶貧開發。跟過去相比，主要突出強調了兩個方面：一是要實事求是地分析目前農村的貧困狀態，提出更加符合實際的扶貧措施。二是強調轉變扶貧機制。現在剩下的貧困人口中，相當一部分是沒有勞動能力的。文件實事求是地提出，應該對他們實行救濟制度。把這部分貧困人口從扶貧對象中剝離出來，使他們成為社會救濟對象。

記者：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主題鮮明，重點突出，出臺的政策措施“含金量”很高，操作性也比較強。怎樣才能真正貫徹好會議精神、落實好政策措施呢？陳錫文：應該說，回良玉副總理在會議上的講話已經做了明確部署。會議精神的貫徹和政策措施的落實，我想主要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從工作層面講，作為各級黨委和政府，對于中央召開的會議、制定的文件、確定的政策，定了就要辦，不能打折扣，不能推諉。從認識層面說，必須按照十六大提出的“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路，真正從思想上提高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五個統籌”，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都應該對自己的工作有個客觀的評價，看一看是不是做到了“五個統籌”。這些年大中城市面貌變化很快，兩三年不去就可能不認識了。但也必須看到，在許多地方的農村，隔了十年八年后再去，仍然是過去的樣子。這充分反映這些地區沒有很好地做到城鄉統籌。我當然不是說城市不要發展，而是說城市的發展一定要起到帶動農村的作用。在有些地方，城市的發展不僅沒有帶動農村的發展，反而在損害農民利益，阻礙農村發展。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我認為主要是片面的發展觀所致，根源在于錯誤的政績觀。解決“三農”問題確實需要與時俱進地出臺一些新政策新措施。但從目前看，關鍵不是政策問題，而是認識問題。思想認識不統一到中央的要求上來，再好的政策也落實不下去。對農村干部來說，首先要吃透文件精神，了解具體的政策措施，然后按照中央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去做。越是基層的干部，越是天天和農民群眾在一起，越要有明確的宗旨觀念，越要對農民有感情。現在不少農村基層干部也是滿心想給農民做好事，但是宗旨意識不明確，對農民感情不深厚。在處理一些問題時，總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覺得我是管你的人，你必須聽我的話。在工作和思想作風上出現一些偏差，導致與農民群眾產生矛盾。具體政策怎么落實，各個部門都會有一些更明確的措施。但是到基層，政策措施能不能落實好，會議精神能不能貫徹好，關鍵還是思想認識問題，是對農民的感情問題。

記者：非常感謝您為本報讀者解讀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文件精神。

本報記者李永生 《農村工作通訊》記者劉明國 常紅曉

摘自：2004.1.8.1版《農民日報》

第二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副主任楊偉民發言

2013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主題演講實錄

2013年03月30日13:

41來源：財經網

2013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主題演講

時間：2013年3月30日

地點：上海美蘭湖國際會議中心

主持人：楊禹 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中央電視臺特邀評論員

嘉 賓:楊偉民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胡存智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點評人：

周其仁 北京大學教授

以下為主題演講實錄：

楊禹：

大家好，由我主持接下來的主題演講的環節。十八大以后，我們黨進行了新的領導的交接，對工作也有了新的部署。城鎮化是我們這一重要工作之一，大家對城鎮化的發展充滿了期待和熱情。但是在今天的學術界和輿論場上，圍繞今后一個時期，我們的城鎮化到底應該如何前行，也存在著一些模糊的認識。所以我想今天我們論壇的召開前面幾位嘉賓的致詞當中，特別是徐憲平主任的致詞，實際上已經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中央政府部門對城鎮化的考慮。接下來一個小時的主題演講我們這樣進行，首先我請兩位嘉賓來做主題演講，接下來有請著名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對兩位嘉賓的主題演講做一下現場點評。首先我們有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副主任楊偉民先生來做主題演講。有請。

楊偉民：

謝謝楊禹，非常高興再次來到我們風景秀麗的美蘭湖，我覺得我們國家發改委和城市小城鎮中心搭建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臺，對我們國家深入研討城鎮化的一些問題，理清一些認識，在實際工作當中把握正確的方向，來推進我們國家的城鎮化，我覺得起到了重要的智庫的作用。所以我也祝愿我們這次會議，這次論壇取得圓滿的成功，而且希望這樣的論壇繼續辦下去。

最近城鎮化又成為了熱門話題，特別在兩會上談的比較多，也是和我們新一屆黨中央成立以后，十八大工作會議開了以后對我們經濟的發展做了戰略部署有很大的關系。最近在北京也開了一些城鎮化的會議，也涉及到這樣的問題，我也曾經談了一些看法。我今天想了想，有些已經說過了，我想以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這樣的一個主題，來談談我對城鎮化過程當中如何貫徹生態文明的理念和一些原則、一些任務談一點看法。我發言的題目是，《把生態文明的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的全過程》。

大家知道十八大這次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就是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個一體的綜合布局，把資源環境這些，從過去的經濟建設中的這么一小塊作為整個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重要的一個內容，用生態文明的理念貫穿整個資源和環境方面的任務。而且提出來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各方面的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我覺得首先和最應該貫徹落實的領域，就是在我們最近城鎮化的這樣的一個領域當中。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把城鎮化作為今年重點推進的六項重點工作之一，就是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在城鎮化的任務當中，講了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當中其中一個就是我這個題目，要求把生態文明的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需要融入哪些原則和理念，我又學習了一下十八大的報告，我覺得有三個概念，三項任務非常關鍵，和城鎮化關系密切，其實應該就是在城鎮化過程當中來理解這樣三個理念，三個概念，然后貫徹三個任務。哪三個呢？就是生態產品、開發強調、空間結構，這是三個概念。任務就是：增強生態產品的生產能力，第二個是控制開發強度，第三個就是要調整空間結構。第一個，增強生態產品的能力。產品是指勞動加工以后生產出來的、滿足人們需要的一些有形或是無形的物品，一般都分為農產品、工業品、服務產品，服務產品當中包括公共產品。但是我覺得產品既然是用來滿足需要的，那么所以從需要的角度或是從需求的角度，也可以把這樣一些東西定義為產品。什么東西呢？就是清新空氣、清潔水源、怡人的氣候、舒適的環境，因為它們是人們的最基本的需要。大家知道生產農產品需要耕地，生產工業品需要廠房，而我們需要生態產品需要什么呢？就是耕地、湖泊、濕地、海洋和森林。如果破壞了森林、濕地、湖泊、海洋、生態產品的數量就會減少，生態產品的質量就會降低。大家知道為什么我們城市的質量比較差？是因為我們生產工業品的時候，排放污染物，對二氧化碳的減少、保證水質、減少噪音等等，特別是吸附PM2.5的生態空間減少了。所以中央已經提出來，通過大力的節能減排盡可能來減少污染物的產生。我們應保護生態空間，增強生態產品生產的能力，實現改善我們環境的目的。

如果說農業文明是提供農產品，因為人類的文明史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按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分成原始社會、農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還有一種分發是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新的工業文明。所以如果說農業問題主要是提供農產品、工業文明提供工業品和農產品，生態文明和工業文明的不同點是既要提供工業品、農產品同時也必須要提供農產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提供農產品、工業品和服務產品的生產能力迅速的增強，與此同時，由于生態空間減少得過多過快，提供生態產品，特別是優質生態產品的能力在減弱。而另外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追求身心健康和高質量生活的這種意愿不斷增強，也就是說對生態產品的需求在不斷增強。大家都希望在節假日到像這種美蘭湖這樣的地方養顏、養肺。推進城鎮化是為了更多的人享受文明的生活，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如果推進城鎮化的立足點不好，方式不當，立足于占地賣錢一圈又一圈的擴大城市水泥的面積，把越來越多的耕地和濕地湖泊、包括山地變成水泥板，我們今后可能會面臨春天將聽不到鳥的喧鬧，夏天你可能盼不來清涼的雨水，秋天找不到游戲的魚兒，冬天難覓溫暖的陽光。如果這樣推進城鎮化的話，我覺得違背了城鎮化了初衷不是文明的進步而是文明的退步。這樣的城鎮化我們不要。

我們要立足于人的城鎮化，剛才徐主任講以人為核心，也就是農民工市民化，這個大家說的比較多，但是我覺得還有一條叫外來人口本地化。因為我們現在城鎮化當中的常住人口不光是農民工，我們不能不考慮另外一部分人口。立足于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而不要只是為了提高增長的速度，占地、賣錢、擴大投資，增加產能，繁榮房地產，不能這樣推進城鎮化。如果立足點擺正，擴大消費、擴大內需，增長速度提高一點，這些就會自然而然地到來。有的人也認為，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不要硬推，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在于，由于二元結構的存在，由于體制和機制的障礙，政策的障礙，農民工的市民化，外來人口的本地化，這一城鎮化本來的含義，本來的目標實現起來很困難。而拆除這些籬笆和壁壘是政府的職責，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再提城鎮化最應該有的含義。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控制開發強度，如何增強生態文明的權利，全國主體功能規劃我們很清楚，我們就是建立一個兩平三代為主體的安全戰略格局，這是大的空間來看。同時，在城鎮化地區，這樣的空間范圍之內，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落實十八大關于控制開發強度的要求。開發強度是指一定空間單元當中建設空間占整個區域的比重，整個區域面積的比重，簡單來說，很形象的就是水泥板的面積占整個空間的比重。當然建設空間包括城市、縣城、獨立工礦區、居民點

等等，總的來看我們的開發強度不高，是3.48，這個數據稍微老一點，現在比較高一點。但是由于我國60%的陸地國土空間為山地和高原，海拔高，不太適宜人們生活。除了這些以外，我們國家的總的開發強度是超過了8%，和目前的日本差不多。

但是我們問題在哪里呢？主要在于我們很多城市化的地區人均GDP剛剛超過一萬美元，但是開發強度已經很高了，大大高于一些人均GDP達到4萬、5萬、6萬美元的這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北京、上海、深圳、東莞、蘇州這些我就不具體說了。日本三的都市圈，法國的大巴黎地區、香港等等這樣的地方，他們的開發強度只是20%左右。香港是陸地面積1104平方公里，它的開發強度目前只有23.7%，灌木灌叢草地只有6%，一半的綠地劃為被保護地區。所以香港這種緊湊型的開發模式的好處，就是城市居民從鬧市區走出不遠就可以看到綠色。當然要在北京就很難了，北京要走出五環的范圍之內大概700多平方公里，出去一次還是很難的；昨天我們很多人沒有來成，差一點沒有趕上是因為出不了城。開發強度高，意味著農業空間和生態空間少，影響農產品的生產和生態產品的生產。農產品我們可以從區外、國外購買，但是生態產品買不來，海南的空氣再好北京人享受不到。

另外開發強度高還有一個問題，不僅僅是帶來環境的問題，也帶來水資源的安全保障問題，這些都面臨嚴重的威脅。為什么會有洪水，為什么雨水變成了洪水？一方面是自然的原因，自然界短期之內雨量過大，還有一方面，從我們自身人類的角度來看的話，就是因為一定空間城市化空間當中，那些徑流系數小，吸收和接受雨水滲透性強的生態空間大幅度減少了，所以雨水來了以后就無處儲藏，只能在城市的水泥板上橫行直撞，所以我們起了一個名字叫洪水。

同時我們還缺水，全國總的缺水量是536億立方米。為什么缺水？我覺得是因為我們自己把裝水的盆搞的越來越小了，森林、濕地、湖泊、地下都是裝水的盆，我國僅湖泊消失減少的需水量約500億立方米，正好相當于我們全國總的缺水量。

乾隆十八年1573年的時候，北京的濕地面積占到北京總面積的1/3，是5700平方公里，濕地主要是在平原，差不多90%以上的平原都是濕地。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時候，北京的濕地還有2568平方公里，占北京總面積的15%。到了09年北京的濕地面積只占總面積的3%，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是比這個還要少。最近北京準備在平原地方造100萬畝濕地，我計算了一下，相當于建了4000萬噸的水庫。如果幾個城市水不夠喝了我們可以調水，但是有11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全國沒有那么多的水資源可供我們調來調去，我們國土資源當中也沒有那么多的地方，讓你鋪設這樣的調水管。

很多人說，21世紀最緊缺的資源是石油和水資源；如果不控制開發強度，不從現在開

始增強水的含氧能力和儲蓄能力，我們未來的發展將面臨更嚴重的危險。我們這幾年的嚴重的干旱已經敲響了警鐘，地上沒有水天下也不會下雨。我們應對石油問題建立了石油的戰略儲備，從現在開始，我們應該重視建立水的戰略儲備，水的倉庫就是湖泊、濕地、森林、地下。所以大家要好好學一下，十八大報告中講到擴大面積的問題中有這一個地方，叫“擴大森林、濕地、湖泊的面積”。我覺得十八大這么幾個字的戰略意義是非常小可，不知道我們是否都認識到了。所以在推進城鎮化過程當中，各地區一定要有自律精神，控制開發強度，要濕地空間來凈化我們追求GDP的一些空氣。給自然留下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的美好家園。

第三是調整空間結構，增強生態產品的生產能力，一方面在新的城鎮化開發當中，就是在增量當中我們控制開發強度，這是我前面已經講的。對于存量怎么辦，就是十八大報告講的，要調整空間結構，構建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空間結構是指不同類型空間構成在國土空間的分布，也是經濟社會結構在國土空間當中的反映。我們已經注意到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所有制結構等等，國土資源結構我們在積極的探索和實踐，但是總體來看，各方面還缺乏認識，沒有擺到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當中，沒有作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任務來看待。

我國空間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主體功能定位不清，空間布局混亂，空間利用效率不高。657個城市，6000多個縣城都在熱火朝天的搞開發建設，所以你放眼望去，我們到處都是房地產的開發項目，到處都是開發園區和新城。但是絕大多數地區達不到產業的門檻。工業不完善，缺乏人氣，這些結構又帶來了新的占地的壓力，因為到處都有工廠、住宅小區、所以你就到處要建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廠，到處都拉高壓電網，鋪軌道交通、建高速公路，所以給我們人均只有800平方公里的平原空間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所以我們胡部長這邊最難受，都到他那邊要指標。我們絕大多數的事情，都要在在這么小的面積上解決，城鎮化、工業化、基礎設施；所以在土地城鎮化方面我覺得主要的任務應該是在存量上做文章，不要再去做增量的文章，爭取做到總量上空間的平衡。比如目前我們城市建成區4.3萬平方公里，建鎮3.38萬平方公里，農民居民點已有16.5萬，還有各類開發區，國家和省級的開發區是9949平方公里，但是縣級開發區是多少，我們數不清；我覺得可能不亞于國家和省的開發區。所以我覺得，這些已經變成水泥的地方，基本上能夠滿足我們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需要。

今后的調整方向我覺得有兩個，一個是擴大森林濕地、湖泊面積，因為我們過去把本來的森林、湖泊、濕地的空間作為農業生產，所以后來我們又不得不搞退耕還林、退牧還草，這就是一種錯位的糾正。現在呢，由于城鎮化又擺到了日程上，由于耕地管理比較嚴，所以有的地方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當中，現在把眼睛主要盯在山地、林地、水面海洋，過去搞農業占了空間，我們現在退回來，我們搞城鎮化也不要到時候又退回來。按照十八大的要求是，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認識到生態空間，生態是一個系統，山、水、林、天田和城市是同一個生命共同體，破壞的山砍光了林，山變成了荒山，水變成了洪水。我們經常講，水是農業和國民經濟的命脈，但是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

二是要減少居住用地，我們國家土地一個不合理的表象就是工業生產偏多，城市居住空間偏少。剛才講到我們有4.15萬的獨立供放區，657座城市當中，還有8721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還有接近1萬平方公里的開發區，還有數不清的縣的開發區和工業用地。我估計大概有5到6萬平方公里。我查了一下資料，日本所有的工業空間只有1700平方公里，當然我們有不可比擬的因素，因為日本沒有礦業。你想想看，城市建成區當中就有8700多了，我們其實幾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加在一起比日本的工業用地都多。

但是全國的居住的用地與工業用地的比例是1.5比1，居住用地是是工業用地的1.5倍。這是說657座城市當中的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是1.5比1；而日本三大居住用地是工業用地的6倍，法國的的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的比例是5：1。當然我們國家工業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但是我認為，工業化的主要任務，不在于量。我們現在很多的產能嚴重過剩，工業主要是存量調整和產業升級，所以工業占地不應該按照過去的速度占下去，而應該減下來。但是城市化的任務也沒有完成，我國城鎮化率剛才講了只有52%，如果扣掉外地人口以外只有35到36%左右，這些人基本上在城市是居住占地面積是很小的。所以今后對居住用地的需求可能還會延續較長的時間，當然我覺得相當大的部分，可以通過存量調整的方式，在不同的類型之間，在區域之間、空間之間，形成總量平衡。

總之我覺得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變成我們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不僅調整我們的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等，以從未來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的要求出發，把空間結構納入我們結構調整的內涵當中，推進城鎮化的著力點應該放在調整空間結構和提高空間利用效率上來。

我就講這些個人的看法，不代表我從事的單位和機構。謝謝大家。

第三篇：2015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講話

2015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講話

新華社北京12月25日電(記者王宇林暉)中央農村工作會議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總結“十二五”時期“三農”工作，分析當前農業農村形勢，部署2016年和“十三五”時期農業農村工作。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這次會議。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就開好這次會議，做好農業農村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做好“三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批示。

習近平強調，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十二五”時期，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成果豐碩，為我們贏得全局工作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必須看到，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難題和挑戰還很多，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和放松“三農”工作。“十三五”時期，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牢固樹立和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加大強農惠農富農力度，深入推進農村各項改革，破解“三農”難題、增強創新動力、厚植發展優勢，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扎實做好脫貧開發工作，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水平，讓農業農村成為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李克強指出，“十二五”以來，“三農”工作取得顯著成績，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亮點。“十三五”時期，要落實發展新理念，破解發展新難題，夯實現代農業基礎，調整優化農業結構，發揮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引領作用，著力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要注意分析糧食豐收后出現的新情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繼續調動農民發展現代農業的積極性。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把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放在農村和接納農業轉移人口較多的城鎮，推動新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協調發展。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激發億萬農民創業創新活力，培育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拓展農業農村發展新空間、農民增收致富新渠道。

會議討論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討論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出席會議并講話。

會議指出，“十二五”時期，我國糧食連續增產，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農村社會和諧穩定，為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做出重大貢獻。“十三五”時期農業農村工作，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牢固樹立強烈的短板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切實拉長農業這條“四化同步”的短腿、補齊農村這塊全面小康的短板。會議強調，要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使農產品供給數量充足、品種和質量契合消費者需要，真正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當前，要高度重視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加快消化過大的農產品庫存量，加快糧食加工轉化;通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減少化肥農藥不合理使用、開展社會化服務等，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加強農業基礎設施等農業供給的薄弱環節，增加市場緊缺農產品的生產。要樹立大農業、大食物觀念，推動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種養加一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農業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底線，要保稻谷、小麥等口糧，保耕地、保產能，保主產區特別是核心產區的糧食生產，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要充分發揮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在結構性改革中的引領作用，農業支持政策要向規模經營主體傾斜，同時要注重讓農民分享成果。要完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政策，為農業結構性改革提供動力。

會議強調，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不懈厚植重農氛圍，把農業農村工作放到重中之重位置。優先保障財政對農業農村投入，確保力度不減弱、總量有增加。要加大涉農資金的整合力度，發揮財政投入對結構性改革的引導作用，撬動更多社會資金投入農業農村。要挖掘農業內部潛力，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用好農村資源資產資金，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深入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確保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完善村民自治，提升鄉村治理水平。要深入調查研究，尊重農民基層實踐，不斷開創農業農村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楊晶主持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負責同志，中央和國家機關及軍隊有關單位負責同志等出席會議。

第四篇：中農辦主任陳錫文講話錄音整理

中農辦主任陳錫文講話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2009年5月25日上午

湖州來過四次，間隔時間比較長。這是第四次。但對湖州的發展情況一直關注。市里06年開始搞市校合作共建，在杭州簽訂了協議；07年孫書記專門到北京給我介紹過湖州新農村情況；最近，不少科研單位、教學單位對湖州的新農村建設很關注，都覺得是很好的經驗，中央黨校、人民大學都寫了很有影響的調研報告。看了這些材料，確實感覺到湖州的新農村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湖州的三縣兩區中，我去安吉看了兩次，安吉在三縣兩區中經濟不算走在前列，但整個面貌有了很大的變化，山川秀美，賞心悅目，老百姓的生活過得和美，取得了很大成就。因為看得很少，聽得也很少，評價就不多講了，昨天和孫書記、唐書記在車上、吃飯的時候也談過一些，想談幾層我自己的認識，不一定和湖州的新農村建設、改革發展有什么聯系，提出來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一個是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內涵和概念。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家都知道是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來的，是作為中共中央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提出來的。從05年10月到現在不到4年時間。我是參加了文件起草，這部分內容我是負責執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在想，到底什么叫新農村建設？中央為什么在這個時候要提這個帶有方向性、根本性的農村改革發展目標？實際上在認識上需要不斷深化。一般來講，新農村建設的內涵是指那五句話二十個字。中央領導同志要求一定要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來表達新農村。在工作實踐中我也感覺到存在一點問題，在有的地方，有些同志在把當前我們正在做的農業農村工作和新農村建設當作兩件事情，所以也有的地方另外還有個新農辦，那么它做得工作到底是什么？昨天我在車上和孫書記、唐書記也討論這個事情。經過這三年多的實踐，就我個人 1

來看，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和要求實際上涵蓋了我們正在做的農業農村工作的全部內容。其實這兩件事是一體化的。也就是我們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階段，農業農村工作總的抓手就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能把它分成兩件事。從這個角度去看，為什么有的地方會出現偏差。比如大家都比較忌諱城市規劃區以外的傳統農區的大拆大建，一定程度上就是認為新農村建設就是村莊的建設、房子的建設、形象的建設。從這幾年的實踐下來，應該把新農村建設看做就是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農業農村工作的全部內容。整個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提了五句話，后來領導同志也在這方面進一步的延伸，包括總書記最近的講話，當然他不是特指新農村。當前我們全局就是“六大建設”協調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黨的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新農村建設也可以用“六大建設”來概括的。平時農業農村工作綜合部門在從事、推進的這項工作，主要也是整體協調推進的過程。這是相對于以往。從50年代就開始推進新農村建設，但對農村的主要要求，在當時就是確保農產品供給，而且主要是糧食。這項工作做好了，農村工作就是做好一大半了。到了改革十幾年以來，特別是十五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農村工作的重要決定》，提出過一個重要判斷，就是主要農產品已經做到供需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余。這幾年來基本是這個狀態。有了這個狀態，中央很明顯把農民增收放到了更高的位置。我們總理反復講過，我們現在農村工作兩位一體的任務就是糧食的增產和農民的增收。到了新世紀，我們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這個階段，我們覺得農村工作有條件比以往眼界更拓寬、內容更增加，政府支持力量要加大，城鄉之間要協調。因此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覺得理解清楚它的內涵，對于扎扎實實按照中央意圖推進新農村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想大家很清楚，十七屆三中全會對今后一個時期的農村改革發展講了三句話：一是要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作為戰略任務，二是要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基本方向，三是要把形成城鄉經

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我在這個意見起草過程中，也理解中央領導同志的意圖，對農業農村工作總體上講是新農村建設。在新農村建設中，有方方面面的任務，其中十六屆五中全會提了五大方面任務，首先一條是生產發展，生產發展才能生活寬裕，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放在走現代農業道路這個基礎上，才能建設成新農村，才有條件有可能建設好新農村，明確了當前新農村建設最重要抓好的環節，當然別的也很重要。從當前情況來講，從生產條件、資源條件、農民素質、社會對農產品的需求來看，推進現代農業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事情。把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比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新農村建設大大進了一步。因為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這個要求是十七大提出來的。對照十六大和十七大報告論述三農問題，這是表述上的重大區別。十六大報告對于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十六大以后，農村政策有了很多變化，一步一步完善到現在。十七大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從提法變化來看，推進新農村建設要把現代農業放在首位，同時非常重要的是，現在的新農村建設必須在城鄉經濟社會統籌發展、而且要形成一體化的格局下去考慮。這是個新任務。我們知道湖州比較早就開始搞戶籍制度改革。從整體長遠來看，無非就是我們面臨兩個大勢的變化。一個就是農民總是要逐步進城的，否則現代農業沒法搞，那么怎么能有序地、有準備地讓農民進城，不到于使得農村凋蔽，也不至于使城市無法承受。中間有大量工作要做。農民分享城鎮化成果，必須有一部分農民變為市民。一個農民變成市民主要要做三件事情：一個要有比較穩定的工作，另一個是要有比較穩定的住所，再一個是必須納入當地社會保障體系。為一個人做這三件事，政府要在財力等各個方面考慮付出多少。據我調查，在成都一個農民要變成市民，政府要花費20萬元，這個問題遲早是不能回避的。尤其是農民工增長到現在，中國目前跨地區流動的農民工有一億四千多萬。中央對于這部分農民工的穩定問題高度關注，叫我們研究，我們農民工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新型農民工，他們的思想、行為方式和他們的父代理念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設計制度，考慮穩定農民工家里的土地、住宅，讓他們在城里有工就打、沒工打就回去。這在上一代農民工身上體現，而在這一代農民工、比例20歲上下的人，我接觸過很多，他們基本的傾向表示不會去了，再也不當農民了。所以我跟中央報告，解決這部分人的問題，留給我們的時間也不是很多的，他們過5年或8年就要成家，到底怎么個落戶生根法。所以從統籌城鄉角度看，一個要考慮到農村的人如何逐步向城市聚集，另外還有其他的要素，如資金、技術怎么更多地往農村去，才能形成一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所以新農村建設從內涵上來講在與時俱進地不斷擴大。

關于新農村建設的進程。湖州有條件、老百姓也有愿望搞好新農村建設，所以它的推進是比較快速的。因為你們認識早，動手早，效果非常明顯。當然你有你獨特的條件，但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平衡，從全國來講，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之后，中央舉辦省部級領導干部研討班，專題研究新農村建設。總書記和總理在會上作的重要講話中都強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將伴隨我國現代化的全過程，從這個角度看要四五十年。這當然是對全國而言。總理還補充說有些地方可能要經過上百年的努力才能做得到，也就是說地方差距相當大。我理解，為對現代化三步走中第三步目標有個更具體、更形象地把握，提出了全面小康的概念。這一步要20年。當國家的目標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時候，我們的新農村建設也應當有一個階段性或標志性的要求，要做一個大的跨度性的考慮和規劃。所以，湖州的經驗確實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可以參考的東西，我們要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消化理解，以便對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政策建議的時候能更加切合實際。

第二個是關于林改。湖州整體上認識也比較早、推進也比較早。浙江省是最初的試點省之一，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明顯。總書記

記和總理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寄予了厚望，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多次講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不亞于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改革，是又一次農村的重大改革。評價非常高，效益也非常明顯。這些效益最初來自福建、江西、浙江。林改搞得早的這幾個省份，山上是郁郁蔥蔥，森林覆蓋率超過一半，在全國水平都是非常高的。中央對這個事情極為關注，十七大報告中就把“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這句話寫進去了。08年6月，中共中央下發了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決定。這時，湖州、浙江的林權改革主體內容已經完成了。從目前的情況看，更重要的就是從最開始的突破往縱深發展，從把林權與老百姓的利益搞清楚向綜合配套改革這方面去推進，意義非常重大。盡管湖州在新農村建設、林權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還有很繁重的改革任務、發展任務。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都面臨著制度創新問題。制度創新涉及到兩個大的方面：一是我們缺乏的制度，空白領域的制度要盡快確立起來。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農村推進改革要進一步完善六大制度：堅持和完善家庭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農村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制度，改革農村的金融制度，進一步健全農村社會管理制度，逐步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制度。這是大的，涉及到具體方面，還有很多方面的制度，因為經濟社會發展沒有到這個水平，沒有考慮到這些。空白領域的制度要通過實踐、總結人民群眾的經驗逐步去完善、建立。二是必不可免地會和現在的制度在某些方面發生碰撞。過去的制度設計是考慮當時的情況，現在經濟社會發展了，有很多新問題會出來。這個問題怎么處理？我覺得在改革發展中一是要積極大膽地試，二是必須處理好與法律法規政策之間的關系。有的方面是用足用好，如林權中的抵押貸款問題，從大的制度設計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沒有實踐過。現在老百姓有要求了，銀行、中介、評價機構，怎么去適應這種情況、完善這個制度。還有的是原來的制度規定是不允許的，如農房抵押，現在法律制度是不允許的。現在搞農房抵押的地方，不在少數。坦率說，我一開始有點緊張，這是個大制度，擔保法明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是不能用作抵押物的。最大的問題是兩個：從淺的看，一旦還不上怎么辦？弄不好就要走訴訟程序，法院依法判決合同就屬于無效，銀行就吃啞巴虧。珠三角那邊就出現過這樣的問題。從更大層面考慮，如果改變法律，條件成不成熟，農民會不會失去土地房子，失去土地房子怎么辦，這是個社會、政治層面的大問題。至于農民的第二套住房可以抵押，但法律規定一戶一宅，有第二套就是違法了，當然商品房除外。情況非常復雜。我們也了解到目前的抵押水平，押得非常低，農民不可能把房子給你。凡是涉法的改革，并不是說不能做，因為我們的法律還沒有完善到天衣無縫、不能修改的地步，但一定要有嚴格的程序，進行嚴格的控制。比如重慶、成都的改革，我講了四句話：一是講程序，要突破現行的法律法規，就必須向制訂這些法律法規政策的部門報告，或經國務院授權，在省委省政府控制下進行試點；二是控制的范圍，可以是一個村，一個鎮，批準在哪，試點就嚴格控制在哪，能不能推開，要等試驗結果出來才決定；三是做好相應的預案，既然是試驗改革，就可能成功也允許失敗。但社會試驗是把老百姓身家性命放在試驗，成功了皆大歡喜，失敗了參與試驗的老百姓怎么辦？一定要做好預案，不能讓老百姓有損失。四是試驗沒有驗收之前，嚴格說不應該報道，要封閉。一報道，大家都來學，就不可控了。當然，理論界、學術界、各地、各部門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能不能抵押、農民宅基地能不能抵押都有不同的看法、意見，搞一點試驗也未嘗不可，探索的結果就是決定能改不能改，同時要考慮好把老百姓可能承擔的風險降到最低，要慎重。從全球經驗看，面對小農的土地、房屋使用權，都沒有成功的抵押貸款經驗。西方發達國家一般只有“兩農”問題，因為他們沒有農村，我們國家有農村，有村莊就有人的血緣、地緣問題，所以第一從政治層面來講，你把村子里的某一個人的房產、地產抵押掉了，因經營失敗把他的房子拍賣掉了，把這個人推給社會，流離失所；第二是你拍賣的時候有誰敢住到這個村子里去，這村里都是他的親戚、鄰居，所以實際操作中很不可行。另外，農地是不可以轉為非農地使用的，所以全球的大商業銀行都不做農房或農地的抵押，有些地方的農村合作銀行去做了也是做個樣子，最后沒有辦法用抵押真正控制住。現在我們政策已清晰地表達了，要推進對于農民的小額信用貸款。當前信用貸款最高能貸到60萬元，我認為沒有必要去做農房抵押貸款，應該結合當地農村的實際情況，大力發展適合農村的金融體制、服務和產品的創新，不要簡單地拿一個東西作抵押，到時變成個燙手山芋，要作更多點的考慮。當然，不僅是林權，在土地承包上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因此，一方面要把政策法律向老百姓講清楚，更多地對農民進行法律法規的宣傳；另一方面要實事求是地解決實際問題，如承包土地的調整。我們講土地政策，是講“大穩定、小調整”，要把期望值弄清楚，不能偏離。所以既要就目前突出的矛盾適當予以解決，同時又要進行徹底了斷。不能不斷面臨土地調整這個問題，還有一戶一宅的農村宅基地問題，要通過創新改革，逐步去解決。農民群眾是這些矛盾的當事人，他們的智慧比我們更豐富，本事要大得多。要敢以和基層干部群眾多溝通、多交流，聽取他們的意見，把老百姓的想法、實踐變為我們制度性的成果。所以在推進試驗、改革過程中，遇到棘手的難題，我們既不能老是繞著走，又不能直接地、大面積地和現行的政策法律去沖撞，通過改革、試驗的辦法，通過多聽老百姓意見的辦法，逐步把這些尖銳的矛盾化解掉。只有從實踐中才能總結出好的經驗來，要讓人家看得見效果，慢慢向前推進。總之，最重要的是要積極推動改革發展這個實踐，把新農村建設、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更上一層樓地往前推進。

第五篇：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京舉行 溫家寶講話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京舉行 溫家寶講話

時間：2011-12-31 10:26:33 來源：辦公室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今天起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會議并講話。他在講話中系統回顧總結了黨的十六大以來農業農村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闡述了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繼續做好“三農”工作需要把握好的若干重大問題，對做好明年農業農村工作提出了要求。

溫家寶說，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三農”工作，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在經濟快速增長、國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我們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堅持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初步形成了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體系，基本建立起符合統籌城鄉發展要求的制度框架。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三農”發展進入又一個“黃金期”。糧食生產實現“八連增”，今年總產達到１１４２４億斤。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多年較快增長，預計今年為６９００多元。農村社會事業加快發展，農村面貌加快改善，呈現和諧穩定的新氣象。

溫家寶說，這些年農業農村形勢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對頭、措施得力。中央確立了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戰略思想，制定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導方針，明確了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各級各地積極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城鄉利益關系，切實把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轉向農村，把財政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量主要用于農村，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更多地照耀到農村。

溫家寶指出，這些年來，中央集中力量辦了很多事關農業農村長遠發展的大事、關系農民切身利益的好事，很多具有劃時代和里程碑意義。取消農業稅，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１３３５億元，開啟了農民休養生息的新時代。實行農業生產補貼，２０１１年中央財政用于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的支出達到１４０６億元，現在補貼政策已拓展到畜牧業、林業、草原、節水灌溉和農業保險等領域。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使所有農產品流通納入了市場化運行的軌道。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把林地承包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落實到農戶，實現“山定權、人定心、樹定根”。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９年來，全國新建改建了２７２萬公里的農村公路，解決了３．２６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改造農村危房４６０多萬戶。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免費義務教育。按照保基本、廣覆蓋、有彈性、可持續原則，搭建起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框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９７％的農民，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５３００多萬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覆蓋６０％的縣，７８００多萬農民領取了養老金，幾千年來中國農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困有所濟的愿望正在實現。廢止城市收容遣送條例，消除對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進城務工經商的束縛，大規模開展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行動，農民工就業領域不斷拓寬，工資水平、社會保障標準逐步提高，隨遷子女入學問題加快解決，勞動保護和居住條件不斷改善。對農民工從缺乏公平對待到善待、從限制進城到提供服務的根本性轉變，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大進展。

溫家寶強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將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立足我國基本國情農情，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任務。

溫家寶說，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絕不可忽視農業現代化。盡管這些年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產量大幅增加，但生產能力仍不穩固，供求關系仍然偏緊，農業稍有閃失就會

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解決這一問題，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現代農業建設，不斷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要堅持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和水資源管理制度，毫不動搖地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不懈地推進農業科技進步，持續加大農業支持保護力度。將來農業經營形式會多樣化，但家庭經營任何時候都是最基本的形式。培養一代新型農民，鼓勵有文化和農業技能的青壯年農民留在農村，事關農業長遠發展，要作為一項基礎性重大工程來抓。

溫家寶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貫穿我國現代化建設全過程的一項重大任務。目前我國最大的發展差距仍然是城鄉差距，最大的結構性問題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為解決好“三農”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并不會自然帶來農村面貌的較快改變。要全面推進農村各項建設，建設好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農村建設應保持農村的特點，有利于農民生產生活，保持田園風光和良好生態環境。不能把城鎮的居民小區照搬到農村去，趕農民上樓。要長期堅持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放到農村。建設部門要加強對村莊規劃和農村建房的指導，提高農村民居設計和建設水平。下大力氣改善農村辦學條件，讓農村孩子共享優質教育資源。農村教學點撤并要十分慎重，充分考慮學生上學方便和交通安全。今后一個時期，農村社會保障的總的方向是完善制度、提高水平、逐步并軌，最終邁向城鄉一體化。

溫家寶指出，３０多年來數億農民進城，既改變了億萬農民的命運，更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要使進城農民工真正成為城鎮居民，絕不是改變一下戶籍那么簡單。我國人口規模巨大，只靠幾個城市圈和少數經濟發達地區不可能完成人口的城鎮化。要合理引導人口流向，既要采取措施讓具備條件的農民工在就業所在地逐步安家落戶，又要引導產業向內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轉移，讓更多農民就地就近轉移就業。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是法律賦予農民的合法財產權利，無論他們是否還需要以此來作基本保障，也無論他們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鎮，任何人都無權剝奪。推進集體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關鍵在于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產生的增值收益。應該看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條件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精心設計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開展相關工作，明年一定要出臺相應法規。積極創造條件，妥善解決好農村留守兒童、婦女、老人問題。

溫家寶指出，這幾年，我們能夠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很重要的一點是農業農村形勢好。明年宏觀調控面臨的形勢復雜嚴峻，特別是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物價上漲壓力并存，做好農業農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對明年的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各地區各部門務必高度重視，真正做到思想不麻痹、政策不減弱、工作不松懈、投入有增加，確保再奪豐收。在新的形勢下，各級領導干部要善于把握農業農村發展規律，不斷提高做好“三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始終尊重農民意愿，即使是為農民辦好事，也要允許農民有一個認識和接受的過程，不要追求整齊劃一、一步到位。在農村開展各項工作，不僅要體現多數人的意愿，也要充分考慮少數人的特殊情況和合理要求。要更加重視維護農民在土地、財產、就業、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權益，更加重視擴大村民自治范圍，完善與農民政治參與意識不斷提高相適應的鄉鎮治理機制。要在吃透民情上下功夫，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和群眾的真實想法，使決策和工作更加切合實際。在農村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堅守政策和法律底線，特別是新從事“三農”工作的同志，要抓緊系統學習農村政策和法律，了解農村改革的歷程、農村體制和政策的沿革，盡快掌握農村工作要領。

會議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回良玉主持，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