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中國農民之間收入差距

一

引

言

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時期，我國農村也面臨發展的大好形勢。黨和國家亦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實行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為我國農村和農業發展創造了較好的歷史條件。但是隨后的一連串錯誤政策使我國農村發展陷入絕境。事實證明，建國后近三十年我國的農村政策至少是不成功的，我國沒有完成農業的現代化，從而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改革開放后，一系列符合社會發展的政策和中國及世界的形勢促進了中國農村的發展，我國的農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農民也獲得了較大的收益。但是，短暫的蜜月過后留給農村和農民的是發展的持續疲軟，是農村和城市的愈益擴大的鴻溝，是東西部農村的巨大分野，是農民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本文將就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的二十來年農民之間收入差距作比較深入的分析，主要是集中在差距形成的趨勢、原因和對策方面。在尋找原因的時候我不得不求助于歷史，因為歷史教給了我們一切。本文力圖以敬畏的心情去回想不堪回首的艱難歲月和帶給廣大農民的苦難，以科學的精神來鑒別歷史的真偽，以中立的價值觀來探求真理。以此去尋求屬于理想主義者的真理，屬于空想家的公平、正義和屬于農民的苦難及夢想中的農村發展。數據是讓人痛心的，前景卻不那么樂觀；留給我們的是可能。本文力求做到結合歷史實際，運用數據分析法，歷史方法展現我國當前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形勢和趨勢，它們形成的原因，力求尋求一點有助于解決這一難題的辦法。其中主要集中在趨勢和原因方面。對策是無力的，如此艱深的問題不能由某些治標不治本的措施來解決，為了保持文章的完整，盡量提出一些自己認為可能會給這一復雜問題的解決有所裨益的對策。本文分三部分，分別是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和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對策，各部分相互銜接，有機結合。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眾多研究者的大量富有成效的成果，在此深表謝意；并盡量給出注釋，以示尊重。

有必要說明本文的邏輯。本文從具體的數據出發說明了中國當前（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形勢和趨勢，由此尋找這種狀況產生的原因和解決此問題的對策。在尋求原因時，本文注重從紛繁復雜的原因中尋找社會和歷史的根源，這是本文的重點和創新之處。作者認為社會是一個發展著的結構，社會的組成部分本身也是結構，社會就是由這樣一層層相互聯系和包含的結構所組成。結構的變化不是孤立的，任何變化都是整體變化的一部分，任何結構的變化也要從整體著眼，全面的看待。農民之間收入差距問題不是單一的問題，它是復雜的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它的產生和發展也不是孤立的，它的解決也不能脫離中國社會的實際，脫離中國社會的歷史背景。本文說明了中國農民收入低的原因，農民收入差距在較低水平上產生和擴大的原因和繼續擴大的原因，著力點在其社會和歷史根源，說明了這種狀況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原因。而本文的對策分析正是建立在原因分析的基礎上的，二者有機統一。

二、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的分析

本部分介紹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趨勢，說明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是在低收入基礎上的擴大，且存在繼續擴大的趨勢。農民的收入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較大的增長，但增長速度在減慢，農民與市民的差距在擴大，農民相對越來越貧困；而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在這樣的基礎上卻擴大了，并且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這種差距將繼續擴大。以下就是對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作詳細的分析。主要涉及農民收入水平變化的總體趨勢，變動的具體情況，和地區之間的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形勢；其中變動的具體情況用常用的幾個指標來衡量，包括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為了更加具體的介紹農民之間收入的差距，本文用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城鄉之間差距的擴大和構成農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的工資性收入等來說明收入差距可能會越拉越大，因為不同的發展速度本身就是差距產生的原因，而這也正是我國現階段面臨的問題。或許這會給政策制定者有益的暗示。由于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地區之間表現更加明顯，本文也介紹了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狀況。

（一）、農民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變動總體趨勢

這表現在1.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變慢。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再度出現回落，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取得比上年增長9%的基礎上，便進入了急轉直下階段，1997年比1996年增長4.6%，增長速度比上年下降4.4個百分點；1998年增長4.3%，比上年又下降0.3個百分點；1999年增長4%，比上年又下降0.3個百分點；2000年僅增長2.1%，增長速度比上年下降1.9個百分點。由于基層存在著的屢見不鮮的農民收入“兌水”現象，農民收入的實際增速比上述統計數字反映出來的增速事實上還要低。增長速度的變化導致收入的相應變化。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擴大。

農民收入增速減慢，使一度曾有所縮小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擴大。在這一點上，會有不同的看法。一般來說，城鄉之間差距好象說明不了農民之間的差距。但我們可以從不同地區之間和不同地區內部城鄉居民之間收入的變化趨勢之中發現在相應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發展變化的趨勢和具體情況，甚至會發現單純看農民之間收入數據變化所不能發現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各地農民之間，城鄉之間居民收入發展、變化的結構狀態，從而找尋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事實就是只有跳出農民問題的圈子才可能解決農民問題。這在后面的內容里會有所論述。3.居民消費結構城鄉差距拉大。當中國城鎮居民消費向空調器、攝像機、影碟機、電話、電腦甚至汽車

等高檔、新一代耐用消費品發展的時候，農村居民的消費仍停留在以生存性為主的消費水準上。這一點是結合上面的情況共同發生影響的。

（二）、農民收入差距變動的具體分析

1.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基尼系數增大

而20%的收入最低的農民擁有全部農民純收入的5.05%，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只擁有全部純20%最低收入人口所擁有收入份額相比形成的庫茲涅茨比率從1986年的6.62到1999年的9.68；20%最高收入人口與40%最低收入人口所擁有收入份額相比形成的庫茲涅茨比率從1986年2.43增加到1999年的3.23。顯然，農民純收入向高收入人口集中，1999年20%的高收入人口幾乎擁有了全部純收入的一半，60%的相對低收入人口（包括低收入、次低收入、中等收入）擁有的收入不足全部純收入的30%。他的結論是農民之間收入的差距在拉大。

2.從恩格爾系數看農民收入狀況

而這種情況就造成了主要以出售農產品為主的農民收入的相對下降，從而導致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擴大。隨著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以農產品為主業的部分農民將會面臨更大的壓力，如果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的話，也就可以預見他們的收入會相對下降。

3.劉鴻淵從另外的兩個角度說明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他認為在農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勞動收入的比例雖然有所上升，但由于農民自身的技術技能、知識水平和不平等的勞動就業機制，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選擇，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從事臟、苦、累的勞動，而得到的勞動報酬卻很低。在新的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過程中，多數鄉鎮企業、民營經濟因規模、資金、人才、產品、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而處于競爭劣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場壓力，規模擴張受限，削弱了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農民的工資性收入的增長空間受限，這在我國中西部表現尤為突出。發展中國家在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的經驗表明，農民從工業部門所獲得的工資性收入的比例變化直接影響到農民的收入。從我國農村情況看，1995年與1998年比，農民從工業部門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和從企業中獲得的其他收入對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從18.3％上升到39.7％，從而成為影響農民收入差距的第一要素。

（三）、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的地區分析

1.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的現狀

地區之間的差距已經是我國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而地區間農民收入的差距也是這個差距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表現形式也具有共性和個性。近幾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農村地區差距卻有所擴大。從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４年各省農村人均社會總產值的平均差距由４１．７％擴大到５３．２％，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平均差距由２０．８％擴大到２７．３％；東中西三大地帶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由１．５８∶１．１３∶１擴大到１．８７∶１．２３∶１。

農村發展差距不僅表現為產業結構的差距，同時也表現為經濟體制的差距。不同產業適用于不同的經營方式，所以產業的差距會表現為經營方式和經濟體制的差距。反過來，經營方式和經濟體制的不同，導致資源組織方式的差異，使得不同地區在不同產業的資源組織和生產活動中，具有各自的優勢和不足，從而進一步促成產業結構的差異。

我國農民人均收入差距中，勞動報酬和轉移性收入差距相對較大，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差距相對較小。從地區間農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來看，在引起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中，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的影響在減少，1990年時東西部之間農民人均收入差距57.6%是由家庭經營收入差異所造成，1994年這一比例降到了51.5%。1990年農民收入差距33.78%是由集體經營收入差異所引起，而1994年農民僅勞動報酬的差異就占到其收入差距的44.%16。

2.東西部農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明顯

三

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的分析

我國農民貧困了幾千年了！自奴隸社會以降，封建社會的歷史就是農民苦難的歷史，是農民尋求幸福的歷史。可是歷史給可愛、勤勞的農民開了個玩笑，無論歷史輪回還是王朝更替。農民的命運只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鴉片戰爭以后的近百年是中國尋求新的發展思路的歷史，農民也為此苦苦追求，最后，終于倒在老對手封建王朝的老把戲上：欺騙--利用—消滅。后來，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美好的發展前景，于是農民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農民為中國革命做出了最大的犧牲、最大的貢獻。于是成為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軍，于是新中國建立了。新中國的建立曾經給苦了數千年的農民以美好的幻覺。中國農民的地位得到了憲法的肯定，似乎大多數出身農民的新的掌權者會帶給農民希望。而建國初的一系列政策也促進了中國農村的發展，土地改革、農村經營方式的改革都是有益的嘗試。然而后來的疾風驟雨改變了發展的進程，新的政策徹底的打破了農民富裕的美夢。本文的主題是探討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趨勢、原因和對策，并且集中于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正如偉人所說，忘記歷史就是背叛。我們當然不能背叛；因此，我們必須尋找歷史給我們的啟發。下面就是我們不太愿意面對的那些歷史。把農民貧困的原因當成農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否是文不對題呢？表面上是的。如果這樣認為，我們當然是陷入了就事論事的老套思維方式。所謂收入的差距就是收入有多有少，就是一部分人收入比另一部分人高。我們形成共識的是以下所敘的各點是農民整體貧困的重要原因。農民之間之所以會形成收入差距，并且像這樣越來越嚴重，原因不就是農民的貧困，并且越來越相對貧困嗎？我們發現了農民之間在既定條件下的收入差距，卻同時陷入了一個思維陷阱。就像人們鉆進一個小洞尋寶，碰到了自己做夢都想不到的寶物，于是滿足了，心滿意足，以為找到了真理；然而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里只是更大的寶藏的一個小藏寶處，它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個中原因一言難盡，也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吧。在本文討論的這個問題上正是如此，人們普遍就事論事，或深刻、或膚淺；或激進，或溫和。他們忘記的就是農民收入問題的社會背景，和隱藏在這個復雜問題后面的結構。我把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看作是一個小的結構，它作為一個主題是更大的結構的一部分——它就是中國農民的整體貧困；而中國農民的貧困也只是中國經濟結構的一部分。如人們所熟悉的一樣，結構的變化是復雜的，小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是更大級結構發展、變化的一部分；考察小結構當然不可以局限于其本身，跳出框框尋找起背后的故事，是研究的新思路，也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這就是本文尋找農民貧困的原因的初衷。也是自認為本文的創新之處。下面就這個問題做具體闡述。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就歷史根源做具體的深入的分析，而對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原因闡釋也盡量具體，并把區域間深入差距的原因單列分析。本部分解釋了第一部分所介紹的農民貧困的原因，農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及差距繼續會擴大的原因。

關于農民貧困的根源，方輝振的研究很有啟發性，作者借鑒了他的觀點，形成了本文關于根源的看法。即：制度根源，經濟根源，社會根源，歷史根源，文化根源，政治根源。其中文化根源和歷史根源具有較大的關聯性，而制度、社會、經濟、政治幾個方面也是相互聯系的。作者以這部分說明農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基礎是農民整體的貧困。

（一）、我國農民貧困的深厚根源

1、人民公社是導致我國農村長期貧困的制度根源

本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農村，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農村，它將要在這個階段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然而，在１９５８年發生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幾乎剝奪了農民的一切財產，而且剝奪了農民的人身自由；不僅取消了雇工經營及按資分配，而且幾乎取消了農民的家庭經營。結果并沒有使億萬農民走向“共產主義天堂”，反使億萬農民陷入貧困深淵，使農村陷入崩潰的邊緣。這是由人民公社制度本質特征決定的必然結果。而這也為今后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它的副作用遠非文字所能描繪。

2、工農產品剪刀差是導致我國農村貧困的經濟根源

工農產品剪刀差包括比價剪刀差和比值剪刀差。比價剪刀差，是指以一定時間為基礎，工業品價格相對愈來愈高，農產品價格相對愈來愈低，在統計圖上呈張開的剪刀狀。比值剪刀差，則是指在工農產品交換中，工業品價格愈來愈高于它的價值，農產品價格愈來愈低于它的價值，在統計圖上呈張開的剪刀狀。兩者本質上都是以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形式使農業和農民的部分收入流入國家和工業部門，換言之是國家和工業部門對農業和農民的剝奪。它是構成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另一根頂梁柱。是一種反市場經濟的經濟政策。

１９５２年以來，我國工農產品剪刀差的變化經歷了三個階段，而農業部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計算，光是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２年剪刀差絕對量總額就達到了７３１７億元，從我國農村實際情況來看，剪刀差的變化與農民收入及生活水平變化存在著一種相關關系，剪刀差擴大，農民收入就減少，生活水平就相對下降，反之，農民收入就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這是因為剪刀差擴大必然導致農業及農民利益流失過多，其生產經營環境惡化，削弱農業自身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影響農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問題的關鍵還并不在于工農產品剪刀差對農業部門創造價值的抽聚，而在于所抽聚資金的流程，流向及其后果。在１９８４年以前，剪刀差一部分是通過農產品加工業部門和商業流通部門，最后以利稅的形式流入國家財政；另一部分是通過為國家財政承擔一項重要負擔，以低價收購農產品以低價供應給市民的形式流入國家財政。然后，國家再將其主要部分投入城市工業和城市建設，將其少量部分返還給農業。由于國家投資主要是通向城市工業，這種主要靠供給建立起來的資本集約型工業化模式，不僅對資金有著持久的巨大需求，更為嚴重的是其運行機制不能形成對積累源泉的保護和培養，因而必然造成工農業發展相互脫節，城鄉經濟差距拉大，伴隨城市發展而來的只能是農村的停滯甚至衰落。

自１９８５年以來，剪刀差的流程流向發生了變化：一是被國有企業所截留，流向市民消費。國家財政物價補貼政策，不僅沒有隨著市民收入水平提高而予以修正，反而由生產者向消費者偏轉，從而造成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二是被地方政策和鄉鎮企業所截留，流向非農產業，導致價高利大的地方加工業，房地產業和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從而大大加劇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收入生活水平的差距。比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往往是鄉鎮企業發展比較快比較多的地區，比較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恰恰是承受剪刀差較大的農業生產地區，這就是形成農業大省、農業大縣貢獻大、效益很差（產糧大縣、財政窮縣），農業增產、農民不增收矛盾的深層根源。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工農產品剪刀差的存在與拉大是造成城市工業與農村農業、市民生活與農民生活之間區別的經濟根源。它損害了農業的發展，損害了農民的利益，而且這種損害是持續的，無報償的。

3、二元社會結構是導致我國農村貧困的社會根源

現代生產力和現代產業，同傳統生產力和傳統產業并存的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項特點，中國也不例外，舊中國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畸形社會，約占社會總產值１７％左右的現代工業同占８３％左右的傳統農業手工業同時并存是它的主要經濟特征。作為計劃經濟體制產物的使二元社會結構凝固化的政策在我國實施幾十年，雖然在歷史上起過一定的作用，但卻導致了我國農業的衰落、農村的落后和農民的貧困。據統計，從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８９年，國家通過農業稅和工農產品剪刀差形式從農業凈提

第二篇：淺論中國農民之間收入差距

取７４０５億元來發展城市工業建設。由于長期對農業積累的超度提取，農村資金被過量抽走，而大量勞動力又滯留在農村，工業對農業又無反哺，從而導致農業生產手段的長期落后，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業比較效益低差。而農業比較效益低差又導致國家、集體和農民個人都不愿意投資于農業，從而最終導致農業發展后勁不足，綜合生產能力下降。

二元社會結構既抑制生產，又刺激消費、助長浪費，加重財政負擔。國家計劃的二元經濟結構，保護工人，損害農民，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社會效率的降低，因為它喪失應有的激勵和壓力機制。城市和工業在沒有任何壓力下走向低效率，農民在剝奪下走向貧困，社會發展走向緩慢。改革開放以前的二十多年中國的發展是效率

。１９８９年國家用于糧油的補貼達到４００億元，全民單位職工醫療衛生支出達到１８７．３億元。另一方面，二元社會結構由于排斥了競爭機制，使社會趨向僵化、懶惰、保守，形成了“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社會基礎，因而必然造成工業效率低效益差，影響著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這樣就必然造成財政捉襟見肘，減少對農業、農用工業及農村教育衛生事業的投資，從而最終導致農業、農用工業及農村教育衛生事業的長期落后，農民素質普遍低下。

二元社會結構由于造成了城鄉之間的不同利益格局，因此也就切斷了工業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以及信息流的集聚渠道，導致我國城市化過程嚴重滯后。它似乎避免了“城市病”，卻引起了更為嚴重的“農村病”。這就是鄉鎮企業布局分散化、小城鎮發展無序化、農業生產副業化、離農人民兩棲化、生態環境惡化。

4、小農生產方式是導致我國農村貧困的歷史根源

小農經濟是我國的一大歷史遺產。它之所以成為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支柱，一方面是由于封建政府采取“限田、均田、限息、永佃制”等保護措施，或農民反抗起義而造成修復小農生產方式的再生機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小農生產方式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他們忍受封建政府、地主和高利貸者的三重剝削，用苛刻自己、多種經營的方式維持自己生存，甚至用犧牲部分必要的生活資料和萎縮再生產的辦法來維護自己。這樣，小農經濟與貧困就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種生產方式對中國農村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它對農民思想的影響。這就是與小農生產方式相適應是小農意識，它嚴重阻礙農村的發展。

5、文化根源

與小農思想相適應的是我國深厚的文化傳統。中國的傳統政策文化向來是重農輕商。士農工商的順序反映了商人的地位。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孔子及儒家傳統向來也是重義輕利。這是造成我國沒有產生商業文化的文化根源。歷史上有錢人不是繼續擴大生意，而是買田置地，享受生活；他們也不敢太有錢。也就是說中國文化中不具備產生近代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精神”。在農村這種情況更加突出。農民的開拓性，創造性極大的受制于這種文化。雖然我們被稱為禮儀之幫，但是我國的社會誠信卻為人所不齒。一般認為社會資本缺乏的國家，社會是低效率的，也很難發展現代社會化的大生產。比如中國和韓國，兩國的私營企業家族化說明兩國經濟發展社會化的水平，這也阻礙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6、政治根源

建國后，我國廣泛的建立了農民協會，以促進農村土地改革的開展和農業的發展。后來農業協會被取消。從此農民沒有專門為自己服務的機構，沒有自己的代言人為其主張權利；并長期處于弱勢地位，農民唯一的方式是上訪。但是這樣的方式遠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長期的錯誤政策不能受到社會應有的關注，農村的巨大問題不能受到當權者的重視，農村的現實沒有為人們所認識，正是缺乏為農民服務的正式機構。農民在政治上的權利沒有與其貢獻和地位相適應的制度保障，他們的利益也就無法得到保障。他們無法改變現實，也不知道怎么改變。于是只好貧困下去，等待救世主。現在層出不窮的上訪事件正是這種政治狀況的注腳。

（二）、原因的具體分析

除了歷史根源外，農民的貧困還有具體層面的原因。以下所述的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及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的區別，決定了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產生和發展趨勢。

1、農民收入現狀的客觀原因

當前，農民收入問題不是局部的存在，而是全國性的比較普遍地發生，中國當前的農民收入分配的結構性矛盾從出現到進一步惡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國家農業、財政和基層行政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結果。

(1)、現行財稅體制加重了中西部農民負擔，造成不同地區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現行行政體制不規范、農村稅費改革造成同一地區以不同收入為主的農民之間負擔不一致，造成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國家不平等的就業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造成農民就業機會減少，農民隱性失業嚴重，影響農民收入。農村公共品供給體制不合理，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欠賬多，直接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后勁。

比如農村教育的水平的嚴重滯后，農民素質長期得不到提高。這種政策在不同地區的區別是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

（2）、農民負擔是農民收入不足的重要原因，它指的是農民作為獨立的經濟主體在其自身進行消費和投資活動之外所承擔的經濟負擔。包括稅收、村提留、鄉統籌、農民義務工、和“三亂”，即各種針對農民的亂集資、亂罰款和亂攤派。而隱性負擔通過不合理的價格因素，如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等因素，暗中向農民轉嫁。

（3）、農業、農村產業結構變化是農民收入差距變大的一個重要原因。產業結構變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新型產業、現代產業比傳統產業經營收入和工資相對較高，但農村產業結構變化及農村勞動力在產業間的轉移是漸進的，只有一部分人才能首先從產業結構變化中獲得好處，因而農民收入差距可能因為產業結構變化而擴大。通過分析發現，1986～1999年間不同收入階層的農民家庭在就業結構、農業生產結構、家庭經營的產業結構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家庭收入越高的農戶，勞動力轉移到家庭外就業的力度越大，家庭經營中非農業特別是非種植業的投工量越少，非農產業創造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份額越大。可以推論：農業、農村產業結構變化是我國農民收入差距變大的一個主要原因。

2、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主觀原因

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觀原因包括上文所分析的關于農民小農思想和文化，由于在市場觀念上的差別導致行動的差異。在改革開放大潮中，開明的覺悟的早的一部分人毫無疑問是先富起來的。由于生產資料的差別，從事產業的區別，家庭勞動力的區別，家庭負擔的差別，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的擴大，并且由于上述的原因的繼續存和加劇在繼續擴大，更為嚴重的是有可能形成貧困落后的惡性循環。造成中國社會的斷裂。

（三）、我國農民之間收入的區域差別的原因分析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簡單的結論，我國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有深厚的經濟和社會根源，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于一些具體的諸如政策和主客觀的具體原因，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形成并擴大，且可能惡性循環，加速差距的擴大；在當前的形勢下，這些狀況仍然存在并將長期存在下去，因而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將隨著這種情況繼續擴大。其中的原因總而言之就是取走太多，投入太少，發展不夠。

四

中國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對策分析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中國農民收入問題，是長久的歷史問題，也是在特定的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等宏大背景下產生的歷史課題。它不僅是中國政府和人民面臨的首要難題，其復雜性和問題解決的艱巨性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也是罕見的，短期內雖然可以力爭緩解其嚴重程度，但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則需要付出長期的、艱苦的努力。它需要政府堅定的決心、高度的智慧，需要全體國民的共同努力。

如前所述，農民收入問題積重難返，如果局限在農民問題本身肯定是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如何解決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課題，既要解決現實的農民收入的問題，深層的指導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問題也刻不容緩。正如上文所述，原因很簡單，就是取走太多，投入太少，發展不夠。因而本部分的對策就針對這三方面展開。本文將從兩方面分析解決中國農民收入差距的相關對策。主要思路是通過促進農村的發展來提高農民的收入，并進而解決農民之間收入差距問題。雖然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解決不能等同于農民收入問題的解決，但是我國農民收入差距的出路只能在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基礎上達到目的。因此本文注重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對策，以提高農民收入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途徑，并提出解決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對策。

（一）、指導思想，制度設計

2、關于制度方面，由上文的分析我們知道長期以來的制度是阻礙農村發展的，不利于農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必須改變長期以來的失誤。包括：廢除城鄉分割、嚴格限制農民進城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解決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缺位。改革農村行政體制，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在農村基層真正實行農村民主自治。農民收入問題反映了農民在利益分配問題上的“弱勢群體”地位。農民作為最大的一個集體，缺乏或沒有發言權，形不成對話的力量，難以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農民需要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和行動領袖。

農村民主自治制度的真正、徹底實行，可以抵制一些不合理的行政性的阻力，化解一些傳統體制的弊端。建立新的農村財政體制，加強政府對農業的補貼，為農村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給農民“國民待遇”。建立合理的農村金融體制。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在以上6個方面的制度中，戶籍制度改革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社會性國民手段，而農村行政體制改革，則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政治性制度保障。

（二）、政策措施

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和農民收入差距問題需要國家政策的支持。根本的途徑就是促進農村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再以適度的政策防止收入差距的擴大，適當調節收入差距。從而解決農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要使農村的發展和整個中國的現代化相協調，使之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1、建立城鄉統一的全國性市場，加強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拓展順暢流通渠道。要建立開放統一的全國性勞動力市場，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轉移創造公平的就業機會。必須打破現有的二元戶籍制度和就業過程中的不公平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以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為前提條件的。國家應從放開城鎮戶籍制度著手，消除農民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改革城鄉分割體制，加快城鎮化進程以城市為中心，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服務性產業，以增加勞動力就業數量。允許一部分農民進入大、中城市就業，并使一部分具備條件的農民由常年外出打工轉變成穩定性移民，應成為今后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之一。逐步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和轉移的重要保障。

2、制定合理的價格政策，要對農業實行保護和補貼政策，保持農產品價格的相對穩。使農民從政策的優惠中增加利益。定在當前糧食市場價格低的情況下，增加農民收入，保護農民積極性的有效措施是完善糧食購銷政策，最主要的是堅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的余糧。要加強對農業的投入，提高農業的投資水平，從資金上保證農業的發展。進行農村教育體制改革，實現城鄉一體化的教育體制。在農村地區，教學設施簡陋，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教師工資長期拖欠，優秀教師流失，學齡兒童輟學成為農村基礎教育的普遍現象。按稅收公平原則，農村基礎教育是全國性的公共產品，應該由國家財政投資，應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基礎教育體制。城鄉一體化的基礎教育體制的建立就是要求國家將農村基礎教育納入整個國家的基礎教育體系之中，統一進行規劃和投資。

3、利用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的機會，改革縣鄉財政、行政體制，為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提供制度保證。農民負擔的減輕以及農村稅費改革是否成功的關鍵在于我國稅收制度、財政制度、行政制度的配套改革，特別是縣鄉政府財政與事權的相匹配問題、政府行為的規范問題。因此，農村稅費改革不能僅停留在稅費和稅率以及納稅方式上，而應結合農村稅費改革，重新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與事權，本著公平、效率的原則對農村稅費和轉變政府職能進行徹底的改革，從而達到增加農民收入的目的。關鍵的一點在于龐大的“皇糧”人員的減少。

很明顯，上述政策是農村發展，農民收入提高的政策保障。但農村的發展不會因以上條件的成熟變成必然，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不會因此消失。我們必須跳出農業的框框取尋找農村發展的新思路。那就是農村的現代化，中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中國城鎮人口比例的提高，第二、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比例的提高。總之就是要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要從其它產業的發展找出路。使農村的發展成為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重要一環。這樣才會由農民收入的更大提升。所以我們需要：

1、加快農村小城鎮建設，發展鄉鎮企業。一方面，積極穩妥地發展農村小城鎮，促進鄉鎮企業集中，促進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引導農民逐步向小城鎮轉移；另一方面，要注意發展勞動密集型和科技含量較高的鄉鎮企業，特別是發展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鄉鎮企業，把鄉鎮企業發展同農業產業化經營結合起來，逐步取消“二元經濟”特點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帶動農民致富。積極發展非農產業，發展體現合作制原則的龍頭企業，在新的起點上加快發展鄉鎮企業，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和支持鄉鎮企業發展，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

非農產業的轉移，拓寬農民收入渠道。把小城鎮建設與繁榮作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大戰略。

2、大力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素質和效益。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擴大農產品需求，增加農民收入。加快發展外向型農業。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從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中增加農民收入。要解決好農產品加工業發展專用化優質原料的供應問題。要加快對現有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改造，鼓勵采用高新技術和先進工藝，提高加工能力和產品檔次，大力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業。加快調整農業結構，從農業增效中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業布局，提升農業產業結構，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水平。調整區域布局，優化農業產業和產品結構，提高經濟作物和養殖業的比重。調整農業的功能定位，努力開發農業資源的生態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旅游功能。大力發展森林公園、休閑農莊、設施農業示范場、花卉博覽園等觀光農業、休閑體驗農業，適應大都市建設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多樣化消費需求。金融機構要按照農產品加工業的要求合理調整貸款結構，適當增加貸款總量。制定相應的稅收政策，降低農產品加工企業的增值稅率，對加工企業進口農產品加工設備和引進技術，在關稅和增值稅上給予優惠。以促進農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提高素質和效益。

3、培植和壯大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按照“民有、民營、民享”的原則，引導種養大戶組建生產者聯合組織，鼓勵農業龍頭企業、基層農技部門、供銷社、販銷大戶、聯合種養戶興辦專業合作社或專業協會。

由于農民收入的提高并不意味著農民收入差距的自動縮小，因此為了防止農民收入差距繼續擴大，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調節收入差距。適當縮小農民收入總體差距水平。

農民收入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素質的結果，因此必須提高農民的素質。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的根本在教育，把科技和教育作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建立農村長期教育機制，為農民提供培訓和終生學習的環境。努力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從增強致富本領中增加農民收入。

同時要幫助現實中確實存在困難的群眾，提高其素質，幫助其通過自身的發展提高收入水平，變過去的輸血扶貧為造血發展。

前文提到的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問題是農民之間收入差距問題的特例。本文認為它的解決將隨著農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縮小得到解決。值得指出的是國家有必要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從而促進這一問題的解決。

五

結

語

中國農民收入差距問題，是長久的歷史問題，也是在特定的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等宏大背景下產生的歷史課題。農民收入問題積重難返，而農民之間收入問題也在這一基礎上變的更加復雜，解決起來也更加困難。如果局限在農民問題本身肯定是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如何解決農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課題，既要解決現實的農民收入的問題，也要解決農民之間收入的差距問題，深層的指導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問題也刻不容緩。本文使用文獻研究法結合歷史方法，綜述了農民收入的具體狀況，如本文所展現的那樣，當前農民收入的形勢是農民收入長期徘徊在低水平上，農民之間收入差距在這個基礎上逐漸擴大，并因為各種原因將繼續擴大；其原因在于國家和社會取走的太多，投入的太少，發展卻不夠；在探索原因時本文注重尋找長期以來的歷史和文化因素在這一問題上的重大影響，這是本文的重點和創新之處；本文還探討了形成當前農民之間收入現狀的具體原因。本文認為根本解決之道在于少取，多予，求發展。而其發展由需要跳出農村的框框，尋求與社會的共同發展。本文提出在指導思想和制度設計方面要有根本的改變，也提出了具體的促進農民收入和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提出要跳出農村發展的舊框框，發展要有新思路。農村的發展要和當前中國發展的整體形勢適應，農村發展本身應該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部分。相信在正確的政策指導和廣大農民的努力下，農

第三篇：城鄉收入差距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不斷擴大。本文綜述了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及縮小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收入開始增長,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開始縮小, 1983年縮小到1.82∶1。此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94的2.56∶1,擴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超過3.36∶1,絕對差距超過萬元。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

歷史上我國存在的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城鄉居民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巨大差異,但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同步,是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建國以來,我國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使得工業發展迅速并快速積累,農業發展緩慢且不穩定,農民收入長期增長緩慢,非均衡發展,從而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另一方面,由于實行城市和農村兩種戶籍制度,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民的封閉,加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兩種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流動,農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業機會、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農民進城務工也會面臨很多障礙,這種種因素都把農村勞動力長期禁錮于農村和農業,使農民的非農收入減少,這在客觀上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促使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2.體制改革

(1)1978年,我國由農村開始進行體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進行改革。體制改革給經濟注入了活力,使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在改革過程中,農村居民內部和城鎮居民內部的個人收入增長都是不平衡的,城鄉改革不平衡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帶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2)體制改革的另一個負面后果是產生各種壟斷行為以及通過壟斷行為獲得暴利的尋租活動。在我國,郵電、金融、保險等行業享受國家投資和占有公有資源等便利條件,實行壟斷經營,形成壟斷收入,壟斷行業的收入持續快速增長,職工的工資收入以及各種福利比非壟斷性行業要高。而且雙軌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下,按照投入生產的要素的貢獻來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擁有要素的數量、質量不同而獲得不同的收入。這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稅收制度

我國實行的是個人所得稅稅制,目前稅制不規范,個人所得稅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首先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過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更低,而對高收入階層影響很小,這導致稅收調節的低效應,城鄉居民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此外,我國稅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稅水平不高,對地下稅、黑色稅收打擊乏力,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嚴重不到位等都使稅收在居民收入差距產生后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

3.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迄今為止,我國農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樣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且養老保險方面,絕大多數農民基本上還都是通過家庭自保來實現保障的。此外,進城農民工的合法權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難以納入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沒有系統的解決辦法。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

4.監督制度

我國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后,許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系,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實施,為某些尋租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轉貼于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從宏觀上調節農產品的價格水平之外，除了從政策上努力減輕農民的負擔之外，對農村影響最為巨大的變革莫過于稅費體制改革。在許多農業大省，稅費改革的步子邁得很大，鄉鎮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財政飯的閑散人員不得不自謀出路，“當干部”已經不再是令人羨慕的營生，農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顯的減輕，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以上這些改革措施并沒有在實質上增加農民的收入。

三、縮小我國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對策

（一）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由于我國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發展戰略，通過工農業價格剪刀差的廉價土地征用等手段，農村無償支持了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階段中，就要相應采取“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建立城鄉互動的協調機制。工業應該為農業的發展多做奉獻，城市亦應該幫助農村快速發展起來。

（二）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及戶籍制度，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流動。要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從根本改變目前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構建城鄉協調發展的城鄉產業體系。改造傳統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科技含量和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農民素質，以集約化、規模化為目標，實現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民收入。

取消戶籍制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現在的戶籍制度是城鄉發展的壁壘，要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必須全面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靈活創新的戶籍制度。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分，按常住人口和暫住戶口進行戶籍登記，對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職業、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應允許其轉為正式戶口，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國長期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廣大農村勞動者未被納入社會保障制度的范圍之內，這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和勞動制度改革，也阻礙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為縮小城鄉之間差距，應改革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擴大社會保障面，逐步建立農民與市民、各種所有制職工平等一致、覆蓋全社會的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

縮小行業收入差別，關鍵在于抑制部分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其主要途徑有：降低壟斷行業的準入門檻，積極引入市場競爭；依據全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對壟斷行業的收入和福利總額制定適當上限；對壟斷利潤征收更高比例的稅收。

縮小城鄉收入差別，當務之急是推進戶籍制度及相關改革。一是積極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工流動和就業的歧視性規定與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二是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著力改善城市中農民工子女的就學條件；三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貫徹落實中央各種反哺農業、農村、農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締非法非正常收入，關鍵在于繼續推進制度改革和體制創新。這包括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推進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改革等。（南開大學陳宗勝 武鵬）

其一，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低收入群體心理失衡，影響社會穩定。社會成員身心和諧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過大影響低收入群體身心和諧，使之心理失衡。這突出表現為低收入群體“相對剝奪感”顯化。“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不平衡的心理狀態或心理感受。這種心理狀態或心理感受來自對自身利益損失的判斷和評價，是社會比較的結果。在社會比較中，某個體或群體將自己的利益得失與作為參照物的其他個體或群體進行比較，若認為自己本應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對剝奪感”便油然而生。在現實中，收入差距過大是產生“相對剝奪感”的重要原因。“相對剝奪感”的強度與收入差距呈正相關。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就越發強烈。如果收入差距過大，使低收入群體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達到乃至超過極限，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就有可能導致各種極端行為發生，影響著社會穩定。

其二，收入差距過大引發貧富階層的利益沖突，影響社會穩定。“在復雜的社會中，財富的分配顯然是利益沖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國現實中的利益沖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結構不合理而產生的。在一個社會系統中，收入差距狀況決定著社會的分層，進而決定著社會結構的類型。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狀況造成的社會結構是高低兩層明顯的分層結構。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的一份調查顯示，我國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卻占社會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擴大逐年累積起來就形成了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僅維持在1%上下。由于財產性收入的增幅較大，財產差距的擴大又進一步加劇收入差距。這種高低兩層明顯的分層結構是一種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的上端，是擁有大量財富的社會強勢群體，其包括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則是人口龐大的弱勢群體，其包括大多數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待業、失業人員。處于這兩極的社會群體都缺乏安全感。弱勢群體的不安全感來自醫療、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脅；強勢群體的不安全感來自快速膨脹的財產。這兩個群體之間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沖突。由于非法高收入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某些低收入者對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滿漸漸掩蓋了對合法高收入者的認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與通過不正當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論，于是滋生了對高收入者的仇視心理，由此而產生了一系列針對富人的惡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引發的利益沖突的不斷加劇影響著社會穩定。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人口流動失序，影響社會穩定。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人口流動失序，這是影響社會秩序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使全國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收入差距過大就是這種差異的具體體現。收入差距過大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二是地區收入差距過大。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相比，1980年為2.5倍，2004年為3.2倍。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之間各省份平均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為1.3倍，2004年為1.5倍；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1980年為1.2倍，2004年為1.9倍。(陳晴曄：《我國現階段收入差距問題研究綜述》，《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2007年第5期)農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貧困地區的人口出自對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斷向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動的態勢。據2002年外來人口動態監測調查顯示，北京市外來人口總量高達386.6萬人，其中有200—300萬人集中在中心地帶。(黃建鋼等：《社會穩定問題研究》，紅旗出版社，2005年）這些流動人口的吃飯、住房、就業、子女教育等給城市管理帶來巨大壓力，從而給社會秩序帶來隱患。同時，由于人口流動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劇上升，人口流動的盲目性、隨意性不斷增加。很多流動人口沒有明確的目標，而是持有“走著瞧”、“試著看”的態度。這樣，流動人口便從與流出地的不適應演變為與流入地的不適應。他們與流出地的不適應，指流出地無法滿足其生活需要。他們與流入地的不適應，指其素質和能力都無法適應新的環境。這些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過70％。他們普遍缺乏勞動技能，而又法紀觀念淡薄。當通過正當途徑難以謀生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鋌而走險，走上危害社會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從而成為社會秩序的一大隱患。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引發的人口流動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這兩個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社會穩定。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教育失衡，影響社會穩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力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著一部分社會成員失去接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這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與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機會越多，接受教育的條件越優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機會越少，接受教育的條件越差。據統計，學習費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對城鎮家庭來說，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對農村家庭來說，這一比重高達164.6%。這一平均水平對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實際支出遠遠高于這一水平。其子女不僅在國內可以接受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還可到發達國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這一平均水平對于農村低收入家庭則不堪重負。據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按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標準低于693元測算，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2148萬人，按低收入人口標準694—958元測算，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為3550萬人。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費，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這導致了農村受教育程度較低。據有關資料反映，學齡兒童入學率，城市為99%，農村為80%左右，邊遠山區只有50%；小學畢業升學率城鎮已基本普及，農村卻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畢業升學率城鎮為69%，農村只有10%。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為8.46%，具有小學及小學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為47.62%。收入差距過大在造成部分勞動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時，減少、延緩乃至取消了這部分勞動者對文化教育、技能學習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資本投入和積累的能力。這既限制了他們經濟行為的自由，也剝奪了他們的發展需求和發展機會，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和社會生活之外。如果這部分人的境況得不到關照和改善，積壓在他們心里的失落感、危機感必然會以各種形式發泄出來。由于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教育失衡而導致的各種形式的發泄，都影響著社會穩定。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民族矛盾，影響社會穩定。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共同繁榮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然而，由于歷史和自然條件等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普遍比較落后，收入水平與發達地區有很大的差距。這已經成為引發民族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全國有50個少數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區，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大部分處于環境脆弱的石山區、高原區、偏遠荒漠區或冰川區，發展經濟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3/4的地區都是干旱少雨、風沙侵蝕嚴重的山地、丘陵、臺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條件惡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2003年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942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7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東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個民族自治縣200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556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36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過大的收入差距壓抑了少數民族社會主義積極性，削弱了民族團結的凝聚力，引發了民族矛盾。我國的陸地邊境線85%在西部。一些少數民族與境外同一民族相鄰而居。多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這些地區的民族和宗教問題搞滲透和分裂活動。如果與發達地區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不能盡快改善，那里的少數民族在長期落后的基礎上必然會產生離心力。這直接影響著邊疆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弱化收入差距過大與社會穩定的負相關，關鍵是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擴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其二，“調高”，即調節高收入群體的過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擊牟取非正當收入的行為，其包括取締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第四篇：中國農民：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中國農民：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編者按：今年春節后，媒體上刊發了不少回鄉見聞、回鄉散記等，頗受追捧，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在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的大潮之下，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受關注度。編者特約此文，與讀者分享一位“三農”問題研究者對中國農民的某些觀察角度。

需要從多個角度著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實的農民群體形象。

我國外出農民工大約有2.7億，這些農民工都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

我國的農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理性不及”的傳統與文化當中。

總而言之，現代中國農民所展示的積極和消極兩面形象，與其他階層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

（一）我國還處在政府與市場轉型階段。政府正從管治朝著治理轉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朝著市場經濟轉型。與此相應，我國的農業正從小農經濟朝著現代農業轉型，我國的農民則與其他社會職業一樣，均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轉型。

在國人當中，看高農民者有之，看低農民者也有之。不過，看低者的人數要遠遠多于看高者。我國農民總體上處于被歧視的地位，這一點可以從農民工的處境中看出。一是經濟方面，比如工資福利待遇差；二是社會方面，比如有些地方農民工子弟往往不讓進當地普通學校，只能上子弟學校，甚至還出現過強行關閉子弟學校，同時又不安排農民工子弟進當地學校的事情。又如公交車上的一些乘務員可能對背著大包小包的農民工動輒橫眉冷對；三是政治方面，比如人大代表 1 和政協委員中的農民代表比重偏低，農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組織；四是政策方面，比如迄今為止我國仍然存在城鄉戶籍隔離制度，盡管當前各地在引入居住證制度。

其實要看準農民群體的形象特點并不容易。與我們看待政府官員、企業家、學者、記者編輯和工人一樣，我們對農民群體不能一概而論。正如哲學家波普爾所言，一個人不能絕對把握真理，但可接近真理，其方式是試錯。這意味著，我們只能盡可能通過試錯的方式日漸更為準確地去把握農民群體的形象特點。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描述農民群體這樣一個職業群體的時候，往往采取先入為主、一概而論的態度。需要從多個角度著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實的農民群體形象。

（二）現代中國農民這一職業有些特殊性，它集眾多職能于一身。在某種程度上，農民既是企業家，又是經理人；既是老板，也是打工仔；既是技術員，又是莊稼漢；既是地主，也是佃農。

對農民的地主-佃農身份，國人可能容易犯迷糊。根據憲法，土地歸農村集體所有。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怎么會變成“地主”了呢？這是因為集體是有邊界的，由其成員農民組成，農村土地雖然歸集體成員共有，但畢竟集體成員人人有份。但是，農民怎么又變成佃農了呢？這是因為農村集體所有的農地又依法承包給了農民，這樣農民等于佃租了農地。

我國是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工”的重要性實際上排在“農”之前。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現在，我國都是推行趕超戰略，“三農”雖然被重視，但實際上城市地區和工業化更被重視。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通過人民公社制度、戶籍控制政策和統購統銷等政策措施，長期壓低對農業生產要素的回報，把由此擠壓出來的農業剩余轉移到城市地區，用于推進工業現代化。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于1984年基本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并到1992年取消統購統銷政策。城鄉戶籍隔離政策一直延續到今天，近年來才有較大松動。1998年以來我國各地政府大興土地財政，迄今為止仍以無補償或低補償方式大量征收農民土地。

過去十幾年里，政府對“三農”的支持則是史無前例。連續十二次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均鎖定“三農”，也說明了這一點。但政府的實際政策仍然朝著城市傾斜，比如城鄉戶籍隔離政策畢竟還沒有完全撤除，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也有待提升，還沒有完全基于公平市場交易價格實行補償。

當代中國企業家會對傳統中國所遵循的“士農工商”等級秩序感到天然的反感。畢竟“商”在這一等級秩序中排在末位，這與現代人的觀念大相徑庭。到了現代，企業家的地位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提升。改革開放的一大成就，就是企業家階層的重新出現。多少人都想成為企業家，都以成為企業家為榮，這是不爭的事實。經濟學家熊彼特甚至說過，在經濟和社會的金字塔中，企業家應該占據塔尖位置。

很多國人認為農民守舊、保守、目光短淺、不思進取。這不符合我們對農民群體的就近觀察。我們一般很難把農民和企業家這兩個群體扯在一起，但中國的情況是：農民與企業家有著巨大的交集。我國外出農民工大約有2.7億人，這些農民工都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愿意冒風險背井離鄉去打工謀生。這么多農民工背后有著大量的留守老人、婦女或兒童在支持他們。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出現大量鄉鎮企業，成為經濟的半壁江山。這些鄉鎮企業的創辦者和經營者中，大量是農民企業家，像希望集團的劉永好、萬向集團魯冠球和華西集團吳仁寶。

（三）我們每個人的行為其實都或多或少嵌入于習慣與傳統當中。其實“仁義禮智信”這些價值觀以及“溫良恭儉讓”這些行為規范，在任何文明體中都可以發現，只是存在程度不同，表現形式也可能不同。而在我國，反而是在農民當中更能發現這些價值觀和行為規范。這并不奇怪，因為我國的多數村莊雖然已經脫離了封閉的傳統村莊的范疇，介于半封閉社群與開放社群之間，但農民比城里人更為嵌入于傳統。試圖回到過去很難，很多現代化派人士可能也不屑于回歸傳統。社會學家將我國農村發生的這種現象稱為傳統的“斷裂”。這種“斷裂”差不多發端于閻錫山于民國之初在山西大搞“村本政治”，從那時起，權力開始直接介入村治，其后一發不可收拾。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重視對農村的外部正式制度供給，所謂“破四舊”、“文革”、村級民主，其實都屬于此類，其結果就是傳統的“斷裂”。社會學家 陸學藝警告中國可能走向“社會結構的斷裂”。著名人類學家、耶魯大學教授蕭鳳霞女士曾經說過，很多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村莊已經消失，而且一旦消失，就難以復原。不過，部分傳統已經內化在農民的言行中，世代相襲，父母言傳身教，必然在子女身上留下一些烙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將傳統和文明視為一種自發秩序，屬于“人的行動而非人為設計的產物”，是一種演化秩序。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它是“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不服務于單個人的特定目的，不是由單個人的理性所創制，不為單個人所完全把握、影響或者操縱。它是很多人互動的結果，又為很多人接受，體現在很多人的行為當中。這種高頻度行為所體現的特征，又被瑞典社會學家伯恩斯稱為“文化”。這種文化或者傳統里面，有著大量的自然法和習慣法因素，也難免有著一些與個人自由不兼容的成分。在古代的“禮”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自然法和習慣法因素。孔子在2500多年前“述而不作”，其弟子將其言行編入《論語》，其中大量內容屬于孔子對當時存在的自然法和習慣法規范的提煉和總結，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國的農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這種“理性不及”的傳統與文化當中。中國文化區分大傳統和小傳統，其中儒家文化屬于大傳統，而民間信仰或者農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被稱為小傳統。比如很多農民會祭拜財神爺，在農閑時節或節日期間往往打麻將，這種財神文化和麻將文化均屬于小傳統。儒家的某些傳統對經濟發展有利，比如反對官員經商，重視教育。但是，如果要說中國農民旺盛的企業家精神從何 而來，則需要更多歸因到上述小傳統。生活條件的惡劣與生活壓力較大，助長了這種企業家精神的形成和發揮。溫州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當地農民在古時候就需要依賴海洋和經商生存。那里在宋朝時居然出現功利主義色彩濃重的永嘉學派。在改革開放之前，溫州農民就鬧過分田到戶。改革開放之后，溫州的商業文化迸發出力量，在發展實業方面找到了著力點。

（四）很多學者往往喜歡從自己的角度去忖度農民的心態與行為，糾結于農民是否屬于“理性農民”這一問題。其實，農民的經濟行為一般都是有成本收益計算的，這就是說，農民是理性的。經濟學家喜歡講“理性人”模型，假設人是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但這只是假說，用在現實世界，只要一個人能夠有意識地盡量經濟地選擇和投入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就是理性的。比如，浙東農民到蝦塘打小工幫助抓蝦，打工一個長潮約8小時，收入大概240元；一個短潮約4小時，收入大概120元。低于這一水平，則不接受這份短工。但是，近鄰親友之間也相互幫助對方抓蝦，不計報酬，只提供一包煙，管一頓飯。很明顯，農民與其他階層一樣，精于討價還價。青年農民工出外打工，更是基于計算，雖則是一種對預期成本收益的毛估，不保證出外必然會掙到錢，但仍屬理性計算。理性計算不能保證不犯錯，只說明其有預期成本收益的計算，在此基礎上采取行動。現在沿海地區的工廠往往找不到足夠的外來農民工，這也是農民工們理性計算的結果。隨著中西部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改善，農民種糧直補的增加，本 地工商業的發展，以及本地就業機會增加，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在減小。一些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子女，被稱為第二代農民工，一方面不愿意像父輩一樣辛勤勞動，另一方面享受不到與本地人子女一樣的舒適生活和平等待遇，對城市社會充滿怨恨。可以說，沿海地區大中小城市不為長期在本地工作的外地農民工及其子女解決戶籍問題，這本身已經成為其非理性的表現。

我國農民生活有著很大的禮儀經濟和面子經濟成分。婚喪嫁娶支出和人情費支出已經成為他們的巨大負擔，他們為習俗和禮儀付出了巨大代價。因此，介于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農民，其家計經常處于尷尬的處境。浙東地區的一些村莊里，婚喪嫁娶都需要花費巨額資金，很多農民家庭為此負債，有些甚至為了婚禮借入“高利貸”。男方娶媳婦，一般需要造好新房子，或者在鎮里買新居，然后要用紅緞被包著10萬～20萬元送到女方家。女方可以留下，也可以悄悄退回男方。留下者一般在嫁女時提供加倍的陪嫁，甚至包括一輛10萬多元的小汽車。來喝喜酒的親友一般要帶人情費，人均800～1000元。喪事方面的鋪張也很驚人，比如出喪之前，親朋好友和鄰居們每日都來相聚，需要安排麻將桌、煙酒和用餐，費用很大。而且請樂隊吹打，請道士做法事，均需要花費。對于所有參與者而言，這一禮儀很重要：大家按照規定的程序和規矩做事，均會比較從容，否則會感到不知所措。雖然婚喪嫁娶均可收入一筆可觀的人情費，但這方面的花費仍然是實實在在的負擔，因為收入的人情費其實是需要分頭歸還的。如果別人家婚喪嫁娶，或者造房生子，也需要跟進人情支出。對于一位來自外 部的不偏不倚的旁觀者而言，村民的生活就像進入一個惡性循環。筆者曾經調查過很多農戶，村民們一般認為這確實是負擔，但又是情愿的，沒別的辦法，必須跟進，否則不合禮儀，丟失面子。

農民之間存在大量的民間借貸行為。民間借貸分為無息和有息兩種。多數農民是講信用的。如果他們欠了你的錢，可能會拖欠，但一般不會否認欠了這筆債。傳統上的父債子還這種家庭無限責任仍然有效。

最后需要關注農民的消費習慣和文化娛樂生活。很多農民存在不良的消費習慣，其文化娛樂生活也比較單一和貧乏。在一些沿海農村地區，青年農民習慣于抽高規格的香煙，比如中華牌，而且當地的禮俗是見面遞煙。在娛樂方面，像電影和戲劇節目，每年一般是在節日或婚禮時組織觀看，更多的時候是無所事事，到處擺麻將桌。據說一些沿海農村地區現在正盛行六合彩，流動賭博窩點仍然存在。

總而言之，現代中國農民所展示的積極和消極兩面形象，與其他階層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反倒是農民階層更凸顯其樸實和誠信的一面。在農民生活中，在保持其積極因素的同時，如何消除其消極因素，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課題。最近筆者看到，全國各地越來越重視鄉賢在村莊治理中的作用，比如佛山市三水區很多村莊設立了家鄉建設委員會、鄉賢慈善會，鼓勵鄉賢參與村莊建設。這應該是個好的趨向。

第五篇：收入差距論文 收入分配論文

收入差距論文收入分配論文

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及在初次分配中

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的意義

[摘要]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初次分配中應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終只能是“治標不治本”。本文通過對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綜合反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數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區間。根據2006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3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6，2004年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國際公認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線。據統計，我國最貧困的20%的家庭占有國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國民全部收入的50.24%。從我國的三次分配來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礎，收入差距過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經濟體制下城鄉差距擴大

隨著城市改革的全面展開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變化，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開始逐漸拉大。城鄉差距是目前我國最大的不公平，城鄉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對城鄉人均總收入差距的貢獻率也呈不斷擴大趨勢，近十年來均達到一半以上。

根據《2008國家統計年鑒》統計，可以看出199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08.6元，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為1：2.4，而到了2003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22.2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472.2元，收入之比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據世界銀行有關報告，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1.5左右，超過1：2的極為罕見。可見，城鄉差距是目前中國貧富差距中較為突出的問題。

據相關數據統計，在初次分配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顯著，在1990年城鄉居民所獲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擴大到1.63，而到2004年達到2.01。可見初次分配是拉大城鄉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顯示，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學者指出，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這一差距將擴大為6:1。

（二）地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

我國東部地區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擴大。從第六個五年計劃開始，國家加強了對東部

沿海的投資，使東部沿海在國家投資中的比重達到了50.6%，大大超過了1953年到1980年期間40.6%的水平。

據統計，1997年東、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間城鎮居民收入之比為1.46:1:1.03，東、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間農村居民收入之比為1.55:1:0.73。2007年東、中、西部三大區域之間城鎮居民收入之比為1.49:1:0.98，東、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間農村居民收入之比為1.48:1:0.88。改革開放以來，中、西部雖然得到了迅速發展，但與東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斷擴大，總體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地區差距都比較大，農村居民收入的地區差距更嚴重。

（三）行業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來，處于最高工資水平的是電力、煤氣、供水及交通運輸、金融、保險業等，處于最低工資水平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和農、林、牧、漁業。按行業大類計算，2005年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水平之比為3.88:1。近年來，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差距呈擴大趨勢，并且這種趨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會不斷擴大。

“十一五”期間，電力、煤氣、供水、鐵路、通信等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率均出現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間平均增長率，與此同時，行業之間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隱形收入和“灰色收入”，這些隱形收入是我國目前難以測量到的數據。

（四）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偏低，職工工資水平低

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勞動、資本、技術、管理、土地等

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關系，是按照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決定的分配，我國雖然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尚不完善，特別是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領域中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在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資本在與勞動結合的過程中，資本在分配過程中所占有的優勢地位變得更加明顯，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斷縮小。

表：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單位：億元）

據統計，1997年至2003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緩慢，而從2004年至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例從11.63降至9.91，十年來我國勞動者報酬不升反降了。我國的人工成本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還低于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轉軌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水平。據2004年國家勞動局統計，“2001年中國雇員的人工成本相當于發達國家中德國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國的3.02%，澳大利亞的3.42%，英國的3.49%，美國的4.08%；相當于新興工業化國家中韓國的6.54%，新加坡的4.98%；相當于轉軌國家中捷克的14.7%，波蘭的18.33%，羅馬尼亞的65.87%；相當于發展中國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馬來西亞的34.46%，泰國的59.95%。”

社會經濟的增長離不開勞動者的辛勤付出，勞動者報酬應隨著企業和政府利益的增長而增長，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漲才是合理與正常的現象。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現象反映出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所有者傾斜的趨勢，實際上是社會不公在財富分配領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和反映。

從表中可以看出，從1990年至2000年，我國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從15.9%降到11.9%，2006年，全國在崗職工工資總額23265.9億元，僅占當年GDP的11%，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國榜首的廣東，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數民工工資，6年未見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約為美國平均工資的5.6%。近些年來，有些企業只見利潤增加，不見工資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鎮就業人數30 %的一億多農民工，其工資十分微薄。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主要在私營企業打工的農民工，勞動時間周平均為56.17小時，比規定的勞動時間多出40 %，小時工資僅相當于全國平均工資的40 %、國企職工工資的30 %。”

據有關資料顯示，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 %，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時間；而從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時間，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增長，而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 20 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意義

有學者提出“公平與效率之間不存在誰優先、誰兼顧的問題，兩者是完全統一的。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沒有效率也就沒有公平。”本文認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與效率之間是雙向互動關系，兩者互

為條件、相互促進。首先，公平是促進經濟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對均等、規則相同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市場競爭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為公平的實現奠定物質基礎。

（一）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必須更大程度地體現公平。鄧小平同志指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目的是達到共同富裕，他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起來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人類社會發展歷程表明：社會主義社會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既要加快發展生產力，提高以公平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條先富帶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實現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最好詮釋。

（二）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

公平與效率是社會發展的兩大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

須既要追求經濟效率，又要體現社會公平。我國非常重視收入分配和公平問題，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社會更加和諧”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多方面體現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諧社會？國家主席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標志著我國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也標志著黨和國家在社會發展價值取向上的轉折。

（三）初次分配是實現公平分配的基礎，必須在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礎性分配，涉及的范圍大、面廣，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結束后基本上已經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階段已經造成了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想通過再分配的手段來進行調節其力度將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階段應該重視收入差距問題，考慮合理的公平，以實現初次分配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首先，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實現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決定公平的實現程度，經濟效率的提升是社會物質豐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會發展的根基，公平的規模和程度不能超過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只能隨著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證，由于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由

人的積極性引發的創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證，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體現為工資、財產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終可以以貨幣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應當是同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相同的生產要素獲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積極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貫徹公平原則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競爭的統一規則，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嚴懲各類非法經營等。

國內流行的觀點認為，初次分配可以講“效率優先”，再分配再講注重公平。這種觀點顯然認為調節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國，分配不公主要產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來一些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甚至也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對勞動者過度剝削，將工人、農民工的工資壓得很低，并且一直維持不變。在國有企、事業單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層管理人員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電信、電力、石油等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這些都屬于一次分配的問題，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決好公平問題，再分配將很難扭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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