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瑞士的養老金制度

淺談瑞士的養老金制度

在準備歐洲養老政策的專題中，我形成了一個觀點：瑞士是歐洲最適合養老的國家。因為從查找的資料中，我了解到歐洲國家的養老金主要分為兩部分：基本養老金也就是退休金、退休費，是一種最主要的養老保險待遇；以及補充養老金，也就是企業通過購買商業保險公司的年金保險，是對員工的一種福利。歐洲的大部分國家中，基本養老金和補充養老金一般來說是成對立關系，也就是說基本養老金較高的國家，其補充養老金制度通常不發達，比如說意大利，荷蘭等，而同時人們對老年生活的更高追求促進了私營企業的養老制度或商業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基本養老金僅以滿足人們最低生活需求為目標的那些國家，其補充養老金制度就很發達，一般都是強制性的，而且私營養老保險制度也較發達，比如說德國和法國。但是瑞士則除外，它屬于高福利國家，在保持較高基本養老金水平的同時，也規定了強制性的補充養老金制度，以保證公民較高水平的晚年生活。

一提到瑞士，我們就會很自然地想到細膩的巧克力、優良的鐘表和遍布阿爾卑斯山脈草地的羊群。這些浪漫美好的印象給了瑞士溫暖，幸福的定義。的確，了解瑞士越多，我就越喜歡瑞士，更加肯定它適合養老的觀點，它的山清水秀，氣候溫和是原因之一。而且它還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也是經濟最發達和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在瑞士，我們不用擔心退休后的生活質量會下降，因為我們退休后仍可以獲得在職時最后收入的60%的養老金。瑞士有規定要求年收入超過24120瑞士法郎（這相當于雇員收入的80%）的人必須通過繳納企業養老金進行儲蓄，同時企業必須為雇員支付一半企業養老金，然后這筆資金流到管理養老金的機構，他們的專業人員會將這部分資金在市場上進行投資。也就是說，瑞士人把養老金分攤到工資收入中的同時，也分攤了一部分在資本收入中。這種強制繳納企業保險金的政策自然保證了雇員退休后的生活質量不下降。而且國家為了刺激這項政策的實施還提出不僅這部分強制繳納的養老金不上稅，自愿繳納的大部分養老金也不用納稅。這種刺激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瑞士養老儲蓄的習慣，這樣便使得瑞士的養老金制度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瑞士的養老金制度被國際養老保險問題專家公認為世界上“最現代的養老金制度”。在瑞士，他們奉行的養老金分配原則是迅速和有力地進行一次再分配，使任何人年老時不必挨餓和挨凍或不需要社會救濟，但每個人除此之外，積蓄的一切完全屬于他自己。所以，在我眼里，瑞士又是一個很團結很人性的國家，因為富有的人愿意進行高額的養老金儲蓄，然而他們除了能在此基礎上獲得儲蓄增益外，并沒有因此而獲得巨額養老金的權利，但同時，他們又為當時的貧困老人間接提供了幫助。除了這些，瑞士的醫療保健服務也很發達，很優惠。

所以，在瑞士生活的老人都很滿足和幸福，但我想前提還應是我們在年輕的時候，為自己的養老做合理而充分的準備和儲蓄吧，因為幫助別人的同時也等于平坦了自己的路。

第二篇：荷蘭養老金制度

荷蘭養老金制度的簡要介紹

荷蘭作為一個高福利的國家，其養老金制度的運行，已經長達半個多世紀。在2009—2011年墨爾本美世全球養老金指數排名中，荷蘭連續三年高居全球首位。2013年10月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荷蘭總體指數為78.3，僅次于丹麥的80.2，連續兩年居世界第二位。而同一時期，世界各國歷經并飽受美國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之苦，荷蘭經濟也出現萎縮和低迷。截至2013年6月，荷蘭經濟已連續7個季度表現為負增長。雪上加霜的是，荷蘭養老金制度，荷蘭財政赤字率、政府債務率也連續4年超過了歐盟的警戒線，2013年也難以扭轉這一頹勢。在這樣復雜嚴峻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荷蘭養老金制度，不僅保持高效運轉，而且能夠取得驕人的成績，不能不讓人為之驚嘆。

三支柱模式

荷蘭養老金制度設計的初衷是，不管在現在，還是在未來，保障人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之后享有體面的生活。其特征主要表現為三個支柱。第一支柱包括基本國家養老金（AOW）和遺屬養老金（ANW）兩種形式。第二支柱是職業養老金，又稱補充性養老保險計劃。第三支柱是私人養老金條款，又稱個人儲蓄計劃。

荷蘭養老金制度的第一支柱

基本國家養老金計劃最早由1957年1月1日《一般養老金法案》（General Old Age Pensions Act）創立，并在荷蘭國內全面實施。這是一種建立在繳費基礎之上的，介于純國家福利性質和商業性質之間的強制性保險計劃。這一計劃最鮮明的特點在于，繳費與個人收入相掛鉤，而養老金固定統一，為法定最低工資的70%。這體現了基本福利人人平等享有的設計理念。

從參保人來看，所有年齡處于15~65歲之間、合法居住在荷蘭的居民，以及那些不居住在荷蘭，但在荷蘭工作，并向荷蘭政府繳納工資所得稅的人，均自動納入到該保險計劃。這賦予了此計劃具有廣覆蓋、普惠性的特點。從保障金額上來看，養老金是否足額發放，取決于在荷蘭居住或進行工作繳稅的參保年限。參保年限每增加1年，基本國家養老金權利累積2%。這意味著，只有參保50年，才能在退休時獲得足額的基本國家養老金。這一設計，顯然側重于從經濟激勵的角度，提高就業人員的積極性，鼓勵社會人員參與就業，從而減少社會失業率。這也許是荷蘭罷工率在西歐較低的一個原因之一。對于那些拿不到足額基本國家養老金的退休人員，養老金計劃還制定了補救辦法。他們可以通過作為養老金管理機構的社會保險銀行（SVB）獲得補充性國家援助。

在養老金發放上，針對退休人員不同的生活情況，確立有差別的基本養老金保障細則，力求保障養老人員的生活水準在同一個層次上，真正做到代內公平。例如，對單親家長、單身者、已婚人士（包括登記配偶和同居者，2人均滿65歲或以上）每人分別實施大約法定最低工資的90%、70%、50%的標準。2013年的養老金標準分別為1368.94、1086.52、750.93歐元，外加金額不等的度假金。這意味著，這一養老金計劃在兼顧一般性和原則性的同時，還具有較大的伸縮性和靈活性。在資金籌集上，采取現收現付制，規定法定征收限度為工薪階層工資稅的18.25%。為防止出現資金缺口，從1996年起，荷蘭財政每年撥出一筆款項用作養老補貼儲備，并成立政府養老補貼基金會，進行有效管理。

從整體上來講，2013年以前的基本國家養老金計劃變動不大。這表明，荷蘭在養老金政策設計、制定和實施上具有連續性、穩定性和持續性的特點。迫于老齡化速度加快和男女平均壽命延長所帶來的財政缺口壓力趨緊，荷蘭于2012年7月作出了一項歷史性決定，即從2013年開始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將于2019年提高至66歲，于2023年進一步提升至67歲。這也適用于荷蘭養老金制度的其他支柱。同時，有步驟地緊縮養老金缺口，并規定了最終期限。

荷蘭養老金制度的第二、三支柱

早在1952年荷蘭頒發的《養老金和儲蓄基金法案》（Pensionand Savings Funds Act），就對養老金制度的第二和第三支柱進行了規定。這一法案實施55年之后，才被2007年1月1日生效的《養老金法案》（Pension Act）所取代。其中，第二支柱，也就是職業養老金，是荷蘭養老金制度中最大的支柱，主要特點是半強制參與、共擔集體風險和養老金價值轉移系統。

職業養老金計劃覆蓋了包括公務員在內的公私部門的員工。集體協議的存在確保了荷蘭95%以上的就業人口參與了準強制性職業保險。在保障金額上，與基本國家養老金相似。員工繳費參保每增加1年，在離職前薪水退休金計劃（Fi-nalpayscheme）中，職業養老金權利累計最高為2%；在職業生涯平均工資計劃（Career-averagescheme）中，職業養老金權利累計最高為2%~2.25%。在繳費模式上，雇主以養老保險名義直接從投保人工資收入中扣除，轉入個人名下的退休金賬戶。一般說來，雇主也樂意按照一定的比例幫助員工繳納保費，因為在一定額度內扣除的保費能夠享受稅收優惠。

在資金運營上，絕大部分職業養老金計劃通過養老基金進行運作管理。2008年底，荷蘭養老金系統包括651個養老基金，大約覆蓋了600萬荷蘭就業者。在職業養老金給付上，大部分員工選擇收益確定型的DB模式。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員工養老金收益固定，市場風險由養老金提供者承擔。2008年，有87%的參保人選擇職業生涯平均工資計劃，1%的人選擇了離職前薪水退休金計劃，還有5%的人選擇繳費確定型的DC模式。無論選擇哪一種模式，未來的職業養老金實際上都是由雇主提供的薪酬福利累計遞延給員工，從而在資金籌集上表現為積累制的特點。在荷蘭職業養老金計劃中，所有員工每年繳納的款項之和占總收入的比重是固定的，約為16%。但就個人而言，未來職業養老金保障數量與當前的個人繳費款項并不存在直接的關系，僅與繳款年限相關。這還是側重從公平的角度，設計養老金制度保障的最大支柱。

目前，在荷蘭，作為第二支柱的職業養老金與作為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金保障金額之和通常為退休人員離職前薪水的70%。這大體上能夠滿足退休人員的生活需要，并使其維持一個較高或者說至少不低的生活水準。

荷蘭養老金制度的第三支柱，更是對前兩個支柱的補充。私人養老金條款選擇形式比較靈活，個人可以選擇年金保險，也可以選擇養老保險。對于那些處于工作年限中需要一段假期的人來言，還可以參與生活路線儲蓄計劃（Life-course Savings Scheme），享有優惠的儲蓄政策，以補充養老金的缺口。這進一步表明，荷蘭養老金制度在整體設計上，除了注重全面性之外，還注重嚴密性、細致性，力求做到無縫覆蓋。

“以房養老”模式的失敗 值得一提的是，荷蘭養老金制度中還積極開拓其他渠道來增加退休人員的資金。荷蘭養老金制度例如，荷蘭曾經最早開創了一種以倒按揭為特點的“以房養老”模式，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房價不斷上漲的一段時期頗為成功，但在前幾年卻受到美國房地產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那些在2008年前“倒按揭”的老人便成為房價下跌的犧牲品。“以房養老”，在荷蘭已成為明日黃花。房價的不確定性，已經成為“以房養老”模式的最大殺手。而要消除房價的不確定性，就必須將房地產投機屬性回歸為正常的住房基本屬性。而這一點，在房地產業被視為支柱產業的國家是難以做到的。

有關退休金的計算和不同于他國的“老人金津貼”

關于退休金，荷蘭法定退休年齡是65歲，退休后會有退休金，凡工作滿四十年者，退休后可領取你原工資的80%,差一年就扣2.5%。凡六十五歲后，在荷蘭居住滿五十年的，可領取退休金每月900歐元，差一年就扣2%。例如，工作只有38年，那么，按少一年就扣2.5%來計算，就要被扣除5%所以，只能拿到退休金的75%。但只在荷蘭居住了四十六年，還差四年才滿五十的，那么，就按差一年扣2%來計算共扣8%，只能拿全數900歐元的92%。夫妻一方先逝的，另一方將領取他的退休金，一直死為止。當然，如果沒有工作的就只能拿老人金。

到了六十五歲那年還可以同時領取老人金，老人金是政府給老人的福利，與收入無關的，荷蘭女皇也領這份錢。如果老公65歲，老婆末滿65歲的，老公每月可獲得老人金694.19歐元，因老婆末滿六十五歲，所以同時可以獲得“老人金津貼”，每月694.19歐元，一個月共可獲得老人金1.388.38歐元。如果居住在荷蘭只有十年，所拿的老人金達不到國家規定的最低收入的話，社會福利部將會補貼，例如，老人金只有一百歐元，而國家最低收入的線是四百五十歐元，那么，政府就補助我三百五十元，讓你達到最低收入。

所有六十五歲以上的的每月的收入就是老人金加退休金，足夠老人歡度晚年，所以荷蘭的老人很有錢的，可周游列國。

從2015年起，老公滿65歲，老婆末滿65歲的，老公將沒有“老人金津貼”，只能獲得老人金一份，即694.19歐元。要等老婆滿六十五歲才可以領自已的那一份老人金，也就是說2015年之前，老婆末夠65歲也可以領到，因老公夠65歲。但在2015年之后，就一定要等老婆滿65歲才可以領。

死了老公的婦女如果身邊還有一個末滿十八歲的孩子的，每月可領取寡婦金大約是一千八百元，比一個家庭領取的福利金還要多出六百多歐元，一直到孩子滿十八歲，之后是領一千四百元一個月。死了老婆的男人，如果身邊有孩子末成年的，同樣可以領取鰥夫金，當孩子成年后，鰥夫金就少很多的，沒有寡婦金那么多。還有社工常上門看望，帶領她或他走出“喪夫或喪妻之痛”

第三篇：加拿大養老金制度

加拿大的養老制度按照官方分類，主要分為三個支柱。第一和第二支柱是政府強制型養老計劃，第三支柱是由雇主或個人自愿發起的個人儲蓄養老計劃。

第一支柱主要是：老年保障金(OAS)。旨在實現社會再分配、減少老年人的貧困化，來源全部為聯邦政府預算。據有關研究成果，1995底加拿大政府公共養老金支出為410億加元，占聯邦預算的23%，占當年GDP的5.3% ；“收入保障補貼”(GIS)，對象是不能享受“加拿大養老金計劃”(CPP)或者低收入退休者；“配偶津貼”(Allowance)，其發給對象是養老津貼領取者之配偶或鰥寡者。

第二支柱核心是“加拿大養老金計劃”(C/QPP)。CPP與QPP的結構與操作模式極為相似，主要的不同是：CPP 是由加拿大社會發展局管理，而QPP是由魁北克省政府代表魁省居民管理。該計劃屬強制性DB型現收現付的養老計劃，主要來源于雇主和雇員的共同繳費，繳費者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如果在60-65歲之間退休，退休金有所減少。該計劃發放額與CPI掛鉤，每年調整一次。繳費者可在加拿大境內自由流動，無論是調換工作，還是搬家遷移，新雇主將會繼續為其繳費。前兩個支柱稱為公共養老金計劃，兩項計劃替代率之和達到平均收入者的近60%。這個保障水平，是根據1997年加拿大養老制度改革后，調高CPP雇主和雇員繳費水平至當前4.95%的計算，并將人口老齡化因素也考慮在內得出，且可持續發展到2078年。

第三支柱包括各種雇主發起的職業養老金計劃(RPPs)，和在稅務總署注冊并監管的個人儲蓄養老計劃(RRSPs)。RPPs和RRSPs都有

自愿參與的DB和DC兩種形態。從1991年至2006年間，DC增長速度是DB的兩倍。這兩類計劃都屬于個人補充養老金計劃，政府為這部分補充養老金計劃提供稅收上的優惠，RRSPs的供款額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超越RPPs(見表1)。

目前加拿大退休中、高收入人群中，第三支柱的替代率在養老體系中占比最高，成為最大的退休收入來源，這其間RRSPs在65歲以上退休人員的整體收入替代率由23%增長至32%。

加拿大注冊退休養老金儲蓄計劃RRSPs

加拿大政府于1957年推出第三支柱私人養老金RRSPs計劃。當時公共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是個人退休前平均收入的40%，建立RRSPs 的目的是鼓勵中、高收入人群通過及早安排規劃個人退休賬戶，積累足夠的余額，以便退休后能夠維持或接近退休前的生活水平。政府為了推廣此計劃，在個人稅收方面給予了極大的優惠，允許稅前扣除限額內的個人供款，而且供款限額逐年放大，例如1986最高供款限額為$7,500/人年，2009年達$21,000/人年。

RRSPs目前已成為加拿大居民金融資產的最主要組成部分，大大高于互惠基金、銀行存款等其他類型的金融資產(見表2)。

RRSPs計劃運作和管理目前在加拿大已非常成熟，成為零售化養老金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個人可以在銀行、保險公司、信托公司、互惠基金公司或其它許可的金融單位開設RRSPs帳戶。不同機構采用信托式或契約式管理運作，投資回報也會有所不同。

RRSPs供款限額與EET稅優

這是指納稅人任何一年可供款至RRSPs帳戶的金額，基本計算方法為上年收入的18%，加上以前未使用的供款額度，減去上年的退休金調整額，每年規定不得超過的最高限額，超過供款限額部分每月1%的罰款率。

RRSPs供款可以在當年或來年直接扣稅，減少稅收負擔；在RRSPs項下的投資所得(包括利息，紅利及資本增值)可以免稅增長，直到從戶口提取出來。第三，個人提取時繳納稅款。提取時作為退休金按照家庭收入總額核算納稅額時，實際繳納的稅會較少，甚至免繳稅。信托型運作管理模式

RRSPs的主要組織運作模式有：信托型、保險契約型和政府聯合基金等形式，主要以信托基金模式存在。信托型計劃2000年涵蓋人群達67.9%，保險公司契約型計劃同期涵蓋人群為15%。信托型養老金平均單個信托型計劃上規模較大，參與人數較多，資產較多；契約型計劃規模較小，參與人數較少，資產較少(見表3)。

從退休收入資產形態看，信托型在退休收入累計資產中占比較大的比例，在累計退休收入資產形態1997-2000年統計中，2000年達51.5%，保險契約型僅占4.6%(見表4)。

除加拿大以外，所有英美系國家都將信托視為主要的或唯一的養老基金的法定形式。

RRSPs的投資渠道

RRSPs的類型分為基本RRSP、團體RRSP。信托為最常見運營管理模式，可選擇的投資品種包括普通股，房屋貸款，共同基金，加拿大

儲蓄債券，保證投資證書等。投資者還可以綜合考慮國外30%限額投資部分，在不同的金融公司，不同國家金融產品之間進行調整分配。團體RRSP通常由雇主，工會或專業協會組織發起，由金融機構，投資管理公司，保險公司，或經紀人公司代表該團體進行管理。一般來講，團體RRSP項下可選擇的投資產品比較有限，但許多由雇主發起的團體RRSP包含一些福利，例如，雇員每月供款$100，雇主再匹配供款$50或$100等等。

RRSPs的提取條件

○賬戶中止期限。目前稅務總署規定當賬戶擁有人年齡達到71歲時，就必須關閉戶口將錢取出。從RRSP里領取的任何資金都納入當年收入，需要繳稅，雖然可以將錢轉換到另外一種注冊戶口而不需做一次性收入納稅。在轉換時，也需要理解其獨特的投資組合和提款限制。如果退休人員沒有其它的退休金收入，那么從RRSP中拿出部分資金轉移到注冊退休收入基金中或購買年金，退休人員會享受養老金退稅政策。

○購房計劃。第一次購房者最高取款限額為每人$20,000。購房者必須在不少于15年內每年平均把取出的款還到RRSP中。因為購房者的免稅取款優惠，用以提高首期付款額，從而減少以后的房貸款。○學習計劃?？梢詮腞RSP中取款來資助自己或配偶念書，取出的款不用納稅，在任何一個日歷，最多只能取出$10,000，多取出的金額必須納稅，取款的總數不能超過$20,000。所取出的款項必須在不少于10年期間平均地還到RRPS內。

第四篇：拉美養老金制度

拉美養老金制度面臨兩大挑戰

投資效益低 覆蓋率下降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掀起的全球養老保障體制改革浪潮中，拉美國家率先進行結構性改革，建立個人賬戶制度，將私營部門和市場機制引入養老基金管理這一政府專屬領地，有學者和政策決策者認為，過去25年拉丁次大陸上穩定的發展要部分歸功于養老金制度的改革。6月13日在由BBVA（西班牙對外銀行）與中信銀行聯合舉辦了“中國與拉美國家企業年金發展論壇”上，與會嘉賓對拉美的養老金制度進行了深入探討。

現收現付制難以為繼

20世紀20年代，拉美國家在歐洲傳統社會保障模式的基礎上形成了現收現付統籌制。該制度屬國家福利范疇，由政府直接管理，負責政策法規的制定實施，公共基金的征收繳費、管理、投資運營以及養老金的發放、監督檢查、爭端處理等。

到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問題開始在拉美國家凸顯，確定給付型的現收現付制面臨著嚴峻挑戰：

第一，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199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超過60歲的人口所占比例超過5％，而預計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超過15％。低出生率、人口老齡化加快以及人均預期壽命延長，使繳費人和受益人的比例失衡，繳入與支出間的缺口越來越大，出現顯性的社保債務。據世界銀行的預測，如果不進行改革，拉美國家的社保債務將持續增加，預計到2030年，很多國家的社保債務占GDP比例將接近100％，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可能接近或超過350％。第二，公共養老金基金的管理缺乏效率，隱性的養老金債務增加。有數據顯示，當時一些國家的公共養老金基金收益要低于同期的銀行存款利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率。如委內瑞拉的公共養老金基金收益比銀行存款利率低5.7個百分點，比人均收入增長率低26個百分點，又如，1981—1988年間秘魯的公共養老金基金的實際回報率是37.4％。

第三，拉美地區連續不斷的經濟危機導致的薪資和雇傭周期的劇烈波動，政府和企業財務負擔沉重。國際養老金管理者聯合會主席Guillermo Arthur E稱，當時純粹的現收現付養老金制度難以為繼，要防止社保赤字和養老金債務繼續增長，并在盡量不提高繳費的基礎上提高養老金、最小化養老金體系運營對經濟的不良影響，拉美需要對養老制度改革。1981年智利率先進行了養老體制改革，建立了確定繳費型的個人儲蓄賬戶制度。迄今為止，有十幾個拉美國家先后進行了養老金制度改革。

建立基金積累制

在拉美，既有以強制性的個人賬戶計劃為基礎的完全基金制模式，如智利、玻利維亞、薩爾瓦多、墨西哥、多米尼亞共和國；也有由公共計劃和個人賬戶計劃組合而成的混合模式，如阿根

廷、哥斯達黎加、烏拉圭；還有公共計劃與個人賬戶計劃并行的雙軌模式，如哥倫比亞、秘魯。

拉美養老制度改革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建立強制性的個人賬戶計劃，采用基金積累模式。在該模式下，個人賬戶實行強制繳費，但雇員可自行選擇養老基金管理公司（AFP）來統一負責管理個人養老基金的收繳、支付、投資等事宜，基金獨立經營，AFP從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傭金。如拉美第一大的養老金管理機構——BBVA管理著拉美17.7％的養老金賬戶和23.7％養老金資產。

對于養老基金的投資，雇員可以在不同的投資組合間進行選擇，AFP根據雇員選擇的投資工具將賬戶中的資金用于投資，但只能投資于政府批準的投資工具。此外，雇員可以更換AFP，但無權提前支取養老金賬戶，或將養老金挪作它用。Guillermo Arthur E介紹說，在新模式下，AFP不僅需要提供養老金，還要提供殘疾人補恤金和最低生活保障。

成效顯著

新的養老金制度在拉美實施以來，養老基金不斷擴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養老金管理者聯合會（FIAP）的數據，拉美國家養老金基金已經從1996年占GDP總額的3.9％上升到了2006年的16％。

改革帶來的最直接效果：一是基金管理效率提高。通過研究智利、哥倫比亞和秘魯發現，改革后基金的回報要比銀行間利率高，并且如果經過風險調整，回報也比共同基金要高。此外，基金的回報率也超過了實際工資增長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率。例如，改革后，秘魯的基金實際回報率達到了5.7％，超過同期實際工資增長率1.8個百分點，人均收入增長率3.3個百分點。二是養老金債務大幅降低。如2001年墨西哥養老金債務占GDP的比例是14.9％，阿根廷是74.6％，據研究人員估計，若不進行改革，當年墨西哥這一比例將可能是130.1％，阿根廷是87.3％。

此外，養老金制度的改革還通過作用于三個經濟要素，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是刺激了儲蓄迅速上升。BBVA南美養老金與保險主管經濟學家David Tuesta 稱，養老金基金總額每增長10％，國家儲蓄率就上升4％，養老基金的儲備與儲蓄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另一方面是促進了資本市場的發展。設立個人養老金賬戶為資本市場提供一個新型的國內資金來源，有助于國內金融業的發展，BBVA南美首席執行官Vicente Rodero就介紹到，拉美大量的存款和投資都是通過養老金業務渠道進行的。此外，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改善了勞動力市場。BBVA南美養老金與保險業務執行董事Agustín Vidal-Aragón De Olives認為，新制度打擊了人們提前

退休的積極性，刺激人們加入勞動隊伍中，“低稅收和繳費與給付之間的明確聯系可以鼓勵正規化就業?！?/p>

拉美國家養老金制度改革及其借鑒意義

一、養老金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拉美國家的養老金制度是在20世紀20年代引進歐洲傳統社會保障模式的基礎上形成的現收現付統籌制。該制度屬國家福利范疇，由政府行政部門直接管理，即政府承擔著政策法規的制定實施、征收繳費、基金管理、投資運營、發放養老金、監督檢查、處理爭端等職能。

現收現付制度曾是拉美社會福利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但因其完全依賴于國家財政稅收，基本上沒有基金積累。隨著受益者人數逐年增加，各類弊端叢生，政府財政負擔沉重。主要問題包括：

（一）制度建設缺乏統一性，管理水平總體低下。由于缺乏總體規劃和統一監管，養老金管理機構隸屬于相應的政府部門，管理上各自為政，各機構的收費標準、享受條件、待遇水平各異。

（二）政府和企業負擔沉重。低出生率、人口老齡化加快以及人均預期壽命延長，使納稅人和受益人的比例失衡，繳入與支出間的缺口越來越大。養老金作為國家福利資金，缺乏增值渠道，僅限于購買國家債券或存入銀行，投資方式簡單，難以應付不斷擴大的支付需求，政府補貼不斷增加。

（三）分配不公現象嚴重。國會議員、外交官、軍界、司法界等所謂上層公務人員待遇豐厚，國家財政負擔沉重，而改革殊難；其他廣大社會階層退休金收入過低，要求增加退休金的呼聲強烈。

（四）逃交、漏交稅現象嚴重。由于養老金數額以退休前3－5年的平均工資為基礎計算，繳費多少與養老金數額無直接關系，導致有半數職工不繳費。

（五）領取養老金的部分條件過于寬松。如退休年齡定得過低、允許職工提前退休等。

（六）保障覆蓋率低。基本僅限于城市正式就業人員。

二、1980年智利率先對其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

90年代后期秘魯、哥倫比亞、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亞、墨西哥、巴西等14個拉美國家相繼在這一領域進行改革。

1980年智利頒布《養老保險法》，標志著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啟動。智利采用完全積累制的“智利模式”，在拉美乃至世界頗具代表性，曾被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列為全球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典范之

一。其核心是將養老金制度與醫療保險分開，由現收現付制改為完全積累制，在政府監管下將養老基金交由私營機構管理。主要內容包括：

（一）在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建立強制性的個人資本賬戶(Cuenta de Capitalización Individual)。新制度規定由政府授權的股份制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統一負責管理養老基金的收繳、支付、投資等事宜，管理公司可收取一定比例的傭金。凡擁有規定數額的資金和一定數量參加者的機構，遵守有關法律法規，便可成立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其股東大多數為實力雄厚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和大型企業。參保者根據收費標準、服務質量、收益率和安全性等自由選擇一養老基金管理公司，每月把工資收入的10%作為養老保險費存入公司為其設立的私人賬戶，并且可以隨時將賬戶轉到另一公司。公司可根據投保者選擇的投資工具將賬戶中的資金用于投資。待繳費者退休后，根據其賬戶資金情況發放養老金。此外，還設有補充個人賬戶，鼓勵參保者自愿繳納更多費用，以獲得更多的養老金。領取養老金的法定年齡為男65歲、女60歲，符合傷、殘等有關條件者可提前領取。

（二）政府在養老金制度中的職能

監管職能。政府通過獨立、高度專業化的養老基金管理總局審批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控制管理公司的數量和質量，制定相關規章制度，對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實行監管。銀行、保險公司和各類金融機構及國家養老金管理總局均不得擁有養老基金管理公司，但可投資于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資必須達到4%的最低年回報率。如投資回報率達不到法定標準，則用儲備金彌補。

補貼職能。政府擔保最低養老金的發放，如養老金過低，政府將提供最低限額的養老金；擔保最低投資回報率并承擔最終風險。如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資出現波動，儲備金不足以彌補時，政府予以補貼；在管理公司或人壽保險公司收不抵支時，政府彌補差額，或在公司破產后保證支付養老金。

三、完全積累制的養老金制度在拉美實施以來，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主要表現在：

（一）保證了基金的保值增值。基金用于投資運營，在確保安全的同時，取得了較高的回報率。1981年－2001年，智利基金年均收益率為10.9%，其中1991年回報率高達29.7%。至2003年底，養老基金總資產達496.9億美元，占同年國內生產總值686.2億美元的72.4%。養老基金總資產的39%來自繳費，61%來源于投資收益。

（二）促進了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在各項法律法規保障下，金融投資工具增加，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刺激了國內儲蓄迅速上升，智利成為拉美地區國內儲蓄最高的國家，為國內經濟建設籌集了大量資金。

（三）社會保險覆蓋率逐年提高。智利參保人數從1981年的144萬增至2000年的610萬，年增7.9%。此外，養老金與繳費直接掛鉤，還可根據年齡自行選擇收益高的投資工具，增強了投保者的自我保障意識。

但由于個人需繳高達10%的強制保險金，對于很多人而言負擔過重，導致該制度覆蓋率仍很有限。除智利達到50%外，其他國家平均水平只有20%。但總的看，完全積累制的養老金制度比傳統制度的現收現付制度更優越，拉美國家相關改革的總體方向是正確的。

四、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對傳統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逐步建立起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部分積累制度。

這種模式兼顧了財政上的可持續性和社會公正性，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為進一步完善我國養老金制度，我似可在立法、管理等方面借鑒拉美國家的有益經驗：

（一）法律保障。加強金融、證券、保險、投資、市場監管等方面的立法及執行力度。

（二）基金管理市場化。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由基金管理公司運營，打破壟斷。

（三）基金運營資本化。為確保增值保值，應進一步增加基金投資工具和方式，除用于風險較低的固定收益的投資外，還可適當增加對風險較高、但收益也較高的投資品種。

（四）通過發行類似智利“認可債券”的特種長期債券消化部分轉制成本。

第五篇：日本的養老金制度

日本的養老金制度

劉檸

關于我國朝野上下熱議的退休年齡推遲問題，一說是要與“國際接軌”，因為美、日、歐都在延遲。此說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實際經不起推敲：在出發點、構成和實施時間上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卻要讓它在終點上“殊途同歸”，沒有比這更荒誕的了?；剡^頭來看，日本實施全民覆蓋的“國民皆年金”制度已逾半個世紀（1961年投入實施），雖然支取年齡從61歲推遲到65歲，但未出現大的問題，基本保障了公平、公正的原則。

日本的年金（即退休金、養老金）制度由來已久，其歷史可追溯至明治時期。最古老的年金是“軍人恩給”。1875年（明治八年）至翌年頒布的《海軍退隱令》、《陸軍恩給令》等法令，規定了對陣亡及負傷的陸海軍士官及其家屬的扶助原則。1923年（大正十二年），制定了《恩給法》，此前分別以軍人和國家公務員為對象的兩種“恩給”合并，初步確立了以“公人”為對象的“恩給制度”。

最早的企業年金是“鐘淵紡織”（即后來著名的化妝品品牌“嘉娜寶”的前身）年金。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該企業的經營者武藤山治偶然得到了當時德國鋼鐵公司內部發行的面向企業職工的福利小冊子，閱后感觸良深。經仔細研究后，于翌年在自己的企業創設了年金制度，此乃企業年金制度之始。隨后，三井物產等大企業跟進。

除了“公人”和大企業外，面向民間勞動者的年金的最初嘗試是1939年（昭和十四年）投入實施的、被稱為“船員保險”的年金保險制度。1942年（昭和十七年），彼時的厚生省官僚花澤武夫以納粹德國的退休金制度為摹本，在“船員保險”的基礎上，將適用對象擴大至一般民間勞動者，創設了“厚生年金保險”制度。該制度導入之際，正值太平洋戰爭酣戰之時。盡管遭遇了大藏省和軍部方面的強大阻力，但考慮到償付畢竟是數十年之后的事情，而籌措戰費才是當務之急，于是，普遍覆蓋的國民年金制度便在這種極端狀況下艱難起步。戰后初期，雖然從規模上說，年金制度已廣泛覆蓋，日本國民已基本“老有所依”，但不同的業種有不同的年金制度及不同的適用對象，償付年限及償付水平也不盡相同，有的差異頗大。特別是由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和財政基礎的不穩定，在不同制度的受用者之間，產生了個人負擔額度和償付水平兩方面的不公，備受輿論的抨擊。有鑒于此，1984年（昭和六十年），在中曾根康弘第二任內閣會議上，決定徹底改革此前在不同業種和集團之間“各自為政”的狀況，導入全國國民共通的“基礎年金”制度，并于翌年投入實施，成為沿用至今的年金制度的“骨骼”。至此，年金制度的“戰國時代”結束。

目前日本的年金制度，通常被比喻為“三層建筑”：底層（一樓）是全民共通的年金制度“國民年金”；中層（二樓）是面向公司職員、公務員的“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制度；作為“上層建筑”的三樓是公司獨自的年金制度“企業年金”和公務員獨自的、與職務掛鉤的追加制度“崗位加算”。其中，一、二樓是公共年金，按法律，個人有繳納義務或由工作單位代繳；三樓則屬于私人性質的年金。

具體來說，原則上，在日本國內居住的所有20歲以上、60歲以下的國民（包括在日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國人）均有按月繳納“國民年金”（一樓）的義務。繳納滿25年（25年為領取資格的下限，多繳多得）者，滿65歲時，可領取“基礎年金”。按目前的水平，一個人如果從20歲開始一直繳納到60歲的話，每年可支取80萬日元（約折合人民幣61000元）的定額“基礎年金”。作為年金制度的基礎結構，“國民年金”按人頭繳納，萬人平等。但繳納者分三類：自由職業者為“第一號被保險者”，公司職員（會社員）和公務員等“給予所得者”為“第二號被保險者”，專業主婦為“第三號被保險者”；第一和第二號被保險者，須自主繳納，第三號則作為配偶的“被扶養家屬”，由配偶代繳。

二樓的“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部分，只是作為公司職員或公務員期間才有繳納義務。譬如，一名OL婚前在某一家公司工作，婚后辭職做了專業主婦，那么她只需在服務于這家公司期間繳納。理論上，這部分被保險者中，既包括剛繳納了一個月者，也包括連續繳納了40年以上者。由于二樓的被保險者所繳保險金額度與薪酬掛鉤，支取額度也受制于繳納期間的薪酬平均額，該部分年金屬于“所得比例”性質的年金。因此，雖然同屬公共年金，但一樓的支取額相對固定，二樓的支取額則根據被保險者的實際狀況而千差萬別。

三樓是年金構造的“上層建筑”，加入者有限。如果被保險者是公司職員的話，取決于其所服務的公司有無企業年金制度，如有的話，則強制加入；若被保險者是公務員的話，則毫無例外會有“崗位加算”。

毋庸諱言，現狀的制度之下，位居三樓的人，肯定比一樓的人所支取的年金額要多。除了“三層建筑”的年金制度，還有一些屬于“自選動作”的輔助機制，多少可彌補年金制度之不足：如對沒有二樓構造的自由職業者和專業主婦來說，可選擇加入半公共性質的“國民年金基金”，或純商業性質的個人年金保險（生命保險）等，為自己增建“上層建筑”。

由于產業結構的變化，日本早在70年代前就已經完成了城市化。而隨著經濟發展及與之相伴生的國民生活觀念的“升級”，核家族、丁克化、不婚等現代社會特有的世相日益滲透、發展，導致出生率銳減，全國人口在2005年已進入負增長，老齡社會進展迅速。2006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約有26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20.8%；據預測，2012年，這個比例將增至24.3%。而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的發展，已使傳統儒教圈的家庭贍養文化分崩離析，把養老問題從家庭中剝離出來，以社會的方式來謀求解決的“社會贍養”成了吃緊課題。未來10至20年，無疑是日本年金支取的高峰。

然而，人口結構的逆轉，加上財政狀況的持續惡化，一個難以回避的事實是，日本國民年金的累積額度呈慢性不足。為此，民主黨政府事實上已經收回了上臺前對選民的承諾，最近很可能會啟動上調消費稅的非常舉措，以確保財源。不久的將來，國民退休年齡和年金支取開始年齡甚至有可能進一步推延。因為，年金制度本質上是對難以預測的國民長壽的可能性的社會應對，是一種對“長壽的保險”。而作為保險對象，究竟設定在何種水平上才算“合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英、德等西歐國家，也在檢討將支取開始年齡推延至68歲的可能性。而作為世界屈指可數的長壽國、人口的高齡化進展迅速的日本，未來將“保險對象”的下限設定在70歲，甚至也不足怪。

但是，一味推延國民退休年齡和年金支取開始年齡，也會帶來明顯的副作用，如企業對人工成本的過度壓縮、減少雇用年輕員工及企業組織的與高齡化相伴生的沉悶、抑郁感。而這些問題勢必會對企業的效率、創造力造成負面影響，從而進一步損害已然相當嚴峻的雇傭環境。如何在國民年金的存量與國民經濟的增量之間取得平衡，以維系一種良性循環的制度運作，至關重要。

回過頭來看，日本實施全民覆蓋的“國民皆年金”制度已逾半個世紀（1961年投入實施），雖然支取年齡從61歲推遲到65歲，但未出現大的問題，基本保障了公平、公正的原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國民的生老病死的另一個重要保險——醫保（即“國民健康保險”）制度，早在制定之初的1938年，便率先以農山漁村的居民為保險對象，1958年對象范圍擴大至不從屬于政府官廳或企業的無保障人群，最終在1961年實現了全民覆蓋（所謂“國民皆保險”制度）一樣，“國民皆年金”制度也是從“低端”起步，逐漸完善成全民覆蓋的退休金福利制度。這種“從下至上”，而不是“從上至下”的制度設計，有效地避免了社會貧困，即使在OECD國家中，亦不失為一個成功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