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神圣軍魂。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再次強調，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黨的十八大這樣一個承前啟后、具有重大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時刻，進一步強調鑄牢軍魂，其重要性在于我們黨向世人宣示，在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的偉大征程中，在各種斗爭任務和各種復雜環境的考驗面前，我軍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和制度堅如磐石、不可動搖，中國人民解放軍永遠是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黨和人民對人民軍隊的最高政治要求。所謂“最高”，就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在我軍建設發展中居于首位的問題，是最根本、最本質、最重要的原則和制度。只有堅持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才能使我軍始終保持無產階級性質，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錯綜復雜的斗爭中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的特有政治優勢，是我軍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一個根本標志，是我軍的建軍之本、立軍之基、強軍之魂。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是使革命戰爭堅持到底的最主要條件，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鄧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務，主要是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江澤民同志強調，加強軍隊建設，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新世紀新階段，胡錦濤同志進一步強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設的根本原則和永遠不變的軍魂，是我國的基本軍事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政治優勢，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軍建軍85年的歷史經驗充分證明，正是我軍始終堅持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才使我軍始終在黨的絕對領導下行動和戰斗，使我軍始終能夠肩負起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證社會主義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神圣使命，始終成為讓黨和人民高度放心的人民軍隊。

魂為生命之根。黨的十八大對我軍鑄牢軍魂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我們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更加扎實有效地把黨指揮槍的原則落到實處。當前，國際國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大肆宣揚“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觀點。特別是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新興媒體快速普及，影響官兵思想、削弱官兵軍魂意識的途徑和渠道日趨增多，圍繞“鑄魂”與“反鑄魂”的較量更加尖銳復雜。在這種

情況下，我們必須積極探索貫徹執行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有效途徑和方式，不斷強化官兵的軍魂意識，確保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牢牢掌握部隊。一是著力提高理論武裝實效，始終深扎官兵鑄魂的思想根子。要堅定不移地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尤其要把科學發展觀貫穿落實到軍隊建設各個領域、各條戰線、每名官兵，使科學發展觀切實成為全軍官兵須臾不能離開的思想和行動指南。要持續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大力加強黨史、軍史教育，用我軍的核心價值觀，以及黨和軍隊的光輝歷史，批駁各種歪曲和丑化我軍軍魂的錯誤思想和言論，進一步提高政治上的堅定性。二是始終不渝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機關制等我軍一整套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確保部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三是堅持黨管干部原則。要堅持黨組織決定干部任用，保證黨選人用人的主導權，確保槍桿子永遠掌握在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手中。四是高度重視和加強網絡政治工作，占領網上鑄魂高地。要積極探索和把握網絡政治工作的特點規律，充分發掘信息網絡優勢，利用網絡進一步改進創新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對網上不健康特別是丑化黨和軍隊形象的錯誤言論堅決進行徹底批判，切實打好網上思想文化斗爭主動仗。

第二篇：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根本保證。我們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同人民群眾保持著密切聯系，就以解放全中國，全心全意為中國民的利益而奮斗為宗旨。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黨才創建了自己的軍隊，這支軍隊就成為黨實現自己的目標的有力工具。這也就決定了我軍是從屬于我們黨的，是從屬于黨所代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利益的。只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隊的階級屬性才不會改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不會動搖。相反，如果軍隊不堅持黨的領導，那么它的階級屬性必然要發生變化，就會變成其他的階級、政治集團或個人野心家的工具。這樣，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因此說，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可靠保證。

75年的歲月風風雨雨，75年的歷程波瀾壯闊。我軍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實際上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歷史

軍隊代表們討論江澤民同志的報告更加清醒地認識到：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軍隊的命根子。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既是我軍的根本政治要求，也是我軍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

第三篇：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軍隊建設發展的最高政治原則，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忠誠于黨，是當代

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的“內核”，是我軍官兵最重要的政治品格。長期以來，敵對勢力大肆鼓吹“軍隊非黨

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企圖挑撥和離間黨與軍隊的關系，使我軍脫離黨的領導，進而顛覆我國的基本社會制度。近來，有的人以西方國家體制為參照系，在涉及軍隊與政黨、國家、人民等重大關系問

題上散布所謂“公器公用”和“文明社會規則”等觀點，販賣的還是“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

那一套。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統地給予批駁，以正本清源，釋疑解惑，進一步強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意識，凈化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的人文環境。本報從今日起推出“?三個為什么?系列解答”。

“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是意識形態領域引人注目的錯誤政治觀點，也是敵對勢力

對軍隊滲透破壞的一個綱領旗號。其中，“軍隊非黨化”處于首要和核心位置，“軍隊非政治化”和“軍隊國

家化”都是在不同方面對這一問題的延伸。“軍隊非黨化”否定軍隊與政黨特別是執政黨的內在關系，進而

否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深入剖析和深刻認識“軍隊非黨化”的實質及其嚴

重危害，對于堅持人民軍隊性質宗旨、保持我軍建設發展的正確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軍隊非黨化”掩蓋了政黨與軍隊之間的內在聯系，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極其荒謬和虛偽的軍隊和政黨都從屬于一定的階級，軍隊必須接受政黨領導，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

歷來認為，政黨和軍隊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一定的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組建的政治組織和武裝組織

。政黨是階級的領導力量，軍隊是階級的暴力工具，軍隊只有接受政黨的領導，才能保持自己的階級性質，并成為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有效工具。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來都不隱瞞自己的立場和主張，公開聲明自己代

表無產階級的利益，明確宣示工人階級政黨在奪取和鞏固政權的斗爭中，必須建立和牢牢掌握自己的軍隊

。早在蘇聯紅軍創建時，針對當時資產階級所宣稱的武裝力量應當是“獨立的”、要“置身于政治之外”、實

行“非黨化”等錯誤言論，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軍隊不可能而且也不應當保持中立。使軍隊不問政治，這是資產階級和沙皇政府的偽善的奴仆們的口號，實際上他們一向都把軍隊拖入反動的政治中”。盡管隨

著時代的發展，當今世界不同國家的階級關系、政黨關系都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但馬克思主義關于軍隊從

屬于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政黨這一基本原理并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觀察和認識政黨與軍隊關系的基本思

想武器。

“軍隊非黨化”是西方資產階級關于政黨與軍隊關系的理論，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主張。

“軍隊非黨化”的核心理念是強調軍隊應與政黨分離，不歸某一個政黨直接領導。在近代以來的政黨政治中，資產階級政黨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但為了競選和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它們往

往以全民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現，不僅不愿承認其政黨的階級性，也不愿承認其軍隊的階級性。由于資本主

義國家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政治制度，執政黨總是處在經常性的更替輪換當中，這也客觀地決定了軍隊

不能為某一個黨派所直接掌控。

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里，根本不存在所謂“非黨化”的軍隊。政黨政治是通過政黨來掌

握國家政權、行使管理國家權力的一種政治統治形式。由于各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條件不同，當今世界的政黨政治有一

黨制、兩黨制、多黨制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等多種類型。軍隊作為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接

受執政黨的領導，只不過對不同國家和政黨政治類型來說，其具體的領導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實行一黨制

或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的國家，由于不存在其他黨派的競爭和掣肘，執政黨往往直接領導和指揮軍隊。而

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國家，盡管從表面上看軍隊不屬于哪一個政黨，執政黨也不能直接領導和指揮軍隊，但實際上，不僅執政黨可以通過國家權力機關，運用相應的行政權力對軍隊實施領導和指揮，就是那些

在野黨，也可以通過議會等平臺，通過參與有關軍隊的人事任用和政策制定等事務，來對軍隊施加一定影

響。因此，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中，執政黨領導軍隊是一個普遍規律，軍隊與政黨具有必然聯系是一種

客觀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和不能被掩蓋抹殺的事實。有人推崇美軍的所謂“非黨化”，殊不知美軍的最高統帥——總統，就不是黨外人士，僅有“驢”與“象”之分而已。

把“軍隊非黨化”作為“文明社會規則”和“普世規則”，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十分錯誤和荒謬的。人類文

明發展多樣性的歷史表明，世界上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黨政治模式，同樣也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

皆準的黨軍關系模式。政治制度決定軍事制度，政黨制度的不同決定了黨軍關系的差異。不同的黨情、國

情和軍情，必然會派生出不同的黨軍關系模式，把“軍隊非黨化”作為“普世規則”，用來衡量和評價不同國

家和民族的政黨政治和黨軍關系，甚至試圖把它強加給其他國家，不僅理論上極為荒謬，實

踐上也是站不

住腳的。

宣揚“軍隊非黨化”的實質和要害是要軍隊脫離共產黨領導，最終目的是改變我們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所謂“軍隊非黨化”，就是軍人沒有參加黨派組織的權利，軍隊中不能建立任何黨派組織，軍隊不對任

何黨派負責，不接受任何黨派的領導和指揮。在當代中國，針對我軍宣揚“軍隊非黨化”，直接目的就是要

“軍隊非共產黨化”。中國共產黨和她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有著休戚與共的緊密關系。黨創建了人民軍隊，并

依靠這支軍隊奪取了全國政權；黨的正確領導，保證了我軍不斷發展壯大和從勝利走向勝利。黨在軍隊各

級建立起嚴密的組織，通過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作用，實現對軍隊思想、政治、組織上的領導和

直接有效的指揮。除了中國共產黨和她的助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外，不允許其他任何黨派和團體在軍

隊中建立組織和開展活動。這些制度措施，有力地保證了軍隊的團結統一和純潔鞏固，保證了軍隊牢牢置

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形成了我黨我軍特有的政治優勢。國內外敵對勢力宣揚“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其指向性十分明確，那就是要軍隊中不能有中國共產黨黨員，不能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說到底，就是妄圖使我軍脫離黨的領導。

從更深意義上分析，宣揚“軍隊非黨化”，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政黨政治模式決定

著黨軍關系模式，黨軍關系模式反過來又體現和影響著政黨政治模式。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一直實行共

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一黨領導、多黨合作，一黨執政、多黨參政，是我們國

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和鮮明特色。與這一制度相聯系，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的根本建軍原則，黨

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和直接指揮，是基本的黨軍關系模式。這一政治制度和黨軍關系模式，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中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各種敵對勢力出

于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竭力鼓吹“軍隊非黨化”，實質上就是要改變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

商這一根本制度，把西方那一套多黨競爭的做法搬到中國來，在中國推行多黨制，使中國喪失自己特有的政治優勢，最終變成西方的附庸。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是由其特殊的國情、黨情、軍情和社會發展狀況所決定的。近代以來，中國曾效仿西方實行過議會政治和多黨制，但結果都以失敗

而告終。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產生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進行的偉大實踐，也是曾經飽受災難和屈辱、又正在親歷國富民強的中國人民的自覺選擇。在當代中國，不存在多黨輪流

執政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也不容許實行多黨輪流執政。“軍隊非黨

化”缺少基本的政治和社會條件，背離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沒有任何推行的理由和價值。

“軍隊非黨化”，將嚴重危害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兵權之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之所去，則隨之以亡。”近代中國政權衰微、軍權旁落、軍閥四起、連年混戰，給國家

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執政的共產黨，放棄馬克思主義關于政黨與軍隊關系的基

本原則，在失去軍權的時候也喪失了政權，造成了令人扼腕的歷史悲劇。世界上一些發展中國家，不顧本

國的國情條件和發展階段，盲目引入西方國家包括“軍隊非黨化”在內的政治制度，結果導致經濟衰退和社

會動蕩。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盡管遇到了種種風浪考驗，但始終巍然屹立，不斷

走向繁榮昌盛。鄧小平同志曾深有感觸地說：我們國家所以穩定，軍隊沒有脫離黨的領導的軌道，這很重

要。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

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對此，我們應該有十分

清醒的認識。

第四篇：堅定理想信念,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第一課：堅定理想信念,毫不動搖地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崇高堅定的理想信念，是革命軍人必須具備的政治品格和精神境界，是我軍精神支柱的核心，是確保我軍履行新的歷史使命的重要政治保證。作為預備役官兵要樹立崇高堅定的理想信念，忠誠堅守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永恒不變的軍魂，高揚理想的旗幟，砥礪奮斗的精神，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偉大歷史進程中作出積極貢獻。

一、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莊大道

道路決定前途，道路維系命運。6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30多年改革開放實踐，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這條道路，扎根神州大地，符合中國國情，體現人民意愿。在當代中國，只有這條道路而沒有別的什么道路，能夠解決中國發展進步的問題，我們決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只能走這條充滿生機活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

輝煌成就印證正確的歷史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國各項建設事業取得重大歷史性成就，中國人民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

——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1978年到2010年，經濟保持年均9.8%的增長速度，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9萬億元，一大批重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居世界首位，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達到2.8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2.9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同時，三峽大壩、青藏鐵路、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重大工程捷報頻傳，機場、港口、高速公路和鐵路等基礎設施日益完善，華夏大地正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

——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截止2009年底，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長到1717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長到5153元，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400萬。群眾家庭財產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質量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國際地位大幅提升。目前，我國已與171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參加近300個國際條約、150多個國際組織，在解決諸如反恐、防核擴散、氣候變化、國際維和、人道主義救援等問題上發揮著重要建設性作用，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得到了世界各國的高度贊譽。

——國防軍事實力不斷增強。軍兵種結構逐步優化，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控制系統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一批信息化水平較高的新型作戰平臺研發成功，新型主戰裝備、電子信息裝備和保障裝備協調發展、形成體系，“神舟飛天”、“嫦娥探月”夢想已經實現，“北斗導航”、“天河一號”等陸續問世，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之路逐步走開，我軍已經發展成為一支諸軍兵種合成、具有一定現代化水平并開始向信息化邁進的強大軍隊。事實無可辯駁地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國繁榮富強和中國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確道路。

——預備役部隊進一步壯大。隨著軍事變革的步伐不斷邁進，我們預備役部隊的任務和職能不斷拓展，在傳統只有陸軍單一類型模式，空軍、海軍、二炮等預備役部隊也相繼成立。2010年，新修訂的《預備役軍官法》頒發，今年《預備役部隊政治工作規定》第一次出臺，預備役部隊在科學發展中不斷壯大，各項建設取得不斷進步，瞄準打贏的戰斗力不斷提高。預備役部隊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積極參與遂行各種非戰爭軍事行動，在應對各種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社會安全和公共衛生事件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既為戰時應戰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又為平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特有優勢提供可靠的勝利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但得到了中國人民的高度認同，而且受到世界各國人民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成為熱議的話題。可以預見，隨著實踐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進一步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更加彰顯社會主義巨大優越性。

——科學的理論體系作指導。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探索形成的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深刻把握我國基本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有著鮮明的實踐特色；深深扎根中國土壤，把馬克思主義真理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凝聚力之中，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順應時代潮流，把握時代特征，反映時代要求，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有這樣的理論指引方向、凝聚力量，我們就能夠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正確認識和處理發展中的各方面重大關系，妥善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先進的制度體制作保證。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探索，我們成功地進行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的深刻變革，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各方面的制度體制，為社會主義的鞏固發展奠定了堅實制度基礎。比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使全社會充滿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使國家經濟具備了應對重大風險的防范能力，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率先實現經濟企穩回升;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夠有效保障人民真正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有利于保證國家機關協調高效運轉，有利于集中全國人民的意志、集中力量辦大事。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

——堅強的組織領導作支撐。我們黨作為一個擁有7700多萬黨員、37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執政大黨，掌握著全部國家機器，在人民群眾中擁有崇高的聲譽和威望，特別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具有治黨治國治軍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卓越領導才能，完全能夠駕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航船，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這些年來，我們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有效應對汶川、玉樹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和非典、禽流感等重大疫情，妥善處理臺海危機、拉薩“3?14”事件、烏魯木齊“7?5”事件，等等，根本在于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的英明領導、科學決策。只要堅持黨的領導，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任何艱難險阻，不斷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

二、正確認識和處理當前社會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30多年改革開放的特色實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也面臨著一些突出矛盾問題。對此，部分同志關注和議論比較多，存在的疑慮和困惑也不少，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心。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要善于運用辯證的思維、發展的眼光、聯系的觀點去觀察社會、分析形勢、認識問題，堅持在科學思辨中解開“扣子”、統一思想。

正確看待就業難問題。就業是民生之本。近年來，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城鎮青年就業難、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難等問題依然突出。面對當前的就業形勢，我們有些同志心生困惑，為什么我國經濟建設發展越來越好，人們找工作卻越來越難呢？還有的同志對個人今后轉業退伍安置存有擔憂。到底該如何看待就業難這個問題，我們應當從我國特殊的國情、復雜的經濟形勢來認識分析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并且正值適齡人口勞動高峰期，加之我國長期面臨青年就業、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三碰頭”局面，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當突出，這是其他國家不曾有過的。根據人口結構測算，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每年需要就業的城鎮勞動力超過2400萬人，而在經濟正常增長條件下，就業崗位每年只能安排1200萬個左右。此外，我國農村還有1億多富余勞動力，每年需要轉移的大約800萬－900萬人。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總體素質偏低，大量農民工包括青年農民工，只能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而技術工人特別是技師、高級技師卻相當緊缺，不能適應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需要。這些都增加了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應當看到，我們黨和政府對解決就業問題高度重視，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穩定和擴大就業的政策措施。在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方面，國家及時推出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就業促進措施：實施“崗位拓展計劃”，拓寬大學畢業生到城鄉基層、中西部地區和中小企業就業的主渠道；實施“創業引領計劃”，對大學畢業生創業實施創業培訓、項目開發、小額擔保等一體化動作和服務；實施“就業服務與援助計劃”，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免費就業公共服務；舉辦大學畢業生就業服務周、就業服務月專項活動，等等，這些政策措施越來越細、越來越實、越來越成體系，為就業提供了多種渠道和重要保障。在促進農民工就業方面，國家實施“五緩四減三補兩協商”等措施，引導企業盡量不裁員、少減員，穩定在崗農民工就業崗位，同時大力扶持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和服務業發展，增強吸納農民工就業的能力，并組織實施了“春風行動”、“陽光工程”等各種農民工就業服務活動。2009年“春風行動”期間，全國送崗下鄉活動提供崗位370多萬個，組織招聘會8000多場次，通過各種渠道幫助農村勞動者實現就業377萬人。據統計，近5年來，城鎮新增就業累計超過5000萬人，城鎮失業率控制在4.5%以下，截至2009年底，全國外出務工農民總數達1.45億人，就業形勢總體趨于好轉。在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影響、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取得這樣的成績非常不容易。在解決退役軍人就業問題上，黨和國家一直十分重視，先后修訂出臺《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暫行辦法》、《士兵退役安置條例》、《士官退出現役安置辦法》等法規政策，對軍人退役安置工作提出明確具體的指標要求。對退役士兵，國家和各級政府堅持體現優待優惠、保障權益、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原則，采取以扶持自主就業為主，發退役金、安排工作、退休、供養等多種方式予以安置。近年來，為提高退役士兵的就業能力、促進充分就業，地方各級還積極抓好退役士兵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不斷拓寬就業門路。我們堅信，隨著國家促進就業各項政策和退役軍人安置辦法的深入落實，就業難的問題必將得到進一步緩解，軍人退役安置也會越來越好。

正確看待看病難問題。現在，人們對就醫問題的反映比較強烈，到大醫院看病難，掛專家號難，農村居民看病難，醫藥費用負擔重的現象帶有一定普遍性。出現這個問題，一方面是由于醫療資源分布不平衡。目前，我國醫療衛生體系呈“倒金字塔”型，70%左右的衛生資源在城市，廣大農村只擁有30%左右的衛生資源，而且農村醫療衛生機構設備條件差、技術力量薄弱，導致患者紛紛涌向大城市大醫院。另一方面是部分公立醫院趨利化。由于政府財政投入不足，公立醫院公益性淡化，形成了“以藥補醫”的模式，導致醫院和醫生傾向于開大處方、使用大設備，使患者的醫療費用大幅攀升。再一方面是藥品價格虛高。由于市場競爭激烈，加之監管不到位，藥品和醫用器材生產流通秩序混亂，特別是部分廠商利欲熏心，虛報成本、肆意加價的現象比較嚴重，導致藥品價格居高不下。為解決看病難問題，2009年3月中央作出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大決策，明確了建立覆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目標任務和實施辦法，以此為標志，新一輪醫改拉開了大幕。一是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去年對城鎮居民基本醫保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財政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比上年增長50%，并適當提高個人繳費標準，提高了報銷比例和支付限額。到2011年城鎮職工和居民醫保以及新農合參保率將達到90%以上。二是初步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建立科學合理的基本藥物目錄遴選調整管理機制和供應保障體系，將基本藥物全部納入醫保藥品報銷目錄。三是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用三年時間完成5000個鄉鎮中心衛生院、2000個縣醫院以及2400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建設。目前，中央已投入200億元支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在崗培訓基層醫療衛生人員。四是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一年多來，國家先后實施了為3038萬名15歲以下人群免費補種乙肝疫苗、為175萬名農村婦女免費檢查宮頸癌、為21萬名貧困白內障患者做復明手術等六項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到2011年，在全國統一建立居民健康檔案，提高公共健康管理水平，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標準不低于20元。五是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目前，已在16個城市開展試點，2011年后全面推開。公立醫院將逐步取消藥品加成，明顯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形成多元辦醫格局。俗話說：“健康是福。”國家醫改方案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美好的遠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到那時，人人都能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基本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的醫療衛生需求，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必將得到明顯提高。

正確看待房價過高問題。住房是關系億萬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問題。而現實中，“蝸居”、“房奴”、“蟻族”這些熱詞的流行，表明高房價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住宅平均價格漲幅達25.1%。2010年1-9月份，濟南市新建商品房平均售價，比前兩年同期上漲了43%。房價過高的癥結何在？究其原因，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一個是投資推動。隨著人民收入增加，投資需求日益旺盛，但目前投資渠道偏少，銀行存款利率偏低，加之近年來房價持續走高，使很多人認為買房只賺不賠，紛紛加入“炒房大軍”，住房消費嚴重存在著投資和投機的傾向；另一個是地價助推。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增加收入、拉動經濟，2009年沿海地區有個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達1200億元，是地方財政收入的2.3倍，這樣造成了“地王”頻出，地價與房價相互影響、交替上漲；再一個是制度原因。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歷史只有10多年，體制機制還不健全，比如，房地產市場存在不少權利不對等、信息不對稱、競爭不充分的問題，面向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性住房供應不足、欠賬過多，造成住房供應的結構性失衡非常嚴重，等等。此外，房價過高還與城鎮化快速發展有關，今后5年內，預計城鎮每年增加1500萬人，每年新增家庭500萬戶，其中大城市人口聚集效應更為明顯。房價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也是事關國家發展全局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2010年4月14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專題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政策措施，4月17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提出五方面十條政策措施，被稱為“新國十條”。這次調控措施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廣、針對性之強，被媒體稱為“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宏觀調控”，充分表明了黨和政府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態度和決心。各級堅決認真地貫徹“新國十條”，普遍出臺了具體調控措施，下大力抓好落實。一是“明問責”。對穩定房價和住房保障工作，實行政府抓落實的工作責任制，建立約談、巡查和問責制度。二是“抑投機”。實行更為嚴格的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嚴格住房消費貸款管理，堅決抑制投資投機性住房需求。上海、重慶等城市目前正在研究出臺引導個人合理住房消費和調節個人房產收益的稅收政策。三是“增供給”。增加居住用地的供應，依法加快處置閑置房地產用地，調整住房供應結構，增加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應。四是“促保障”。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僅去年就完成了保障性住房300萬套、各類棚戶區改造住房280萬套的任務，2011年將建設1000萬套，到2012年年底基本解決1540萬戶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用5年左右時間基本解決城市和國有工礦成片棚戶區改造的目標。五是“嚴監管”。加強對房地產開發企業購地和融資的監管，嚴格查處土地閑置及炒地行為，對捂盤惜售、囤積房源、哄抬房價等行為加大曝光和處罰力度，等等。我們應當相信，在中央有力的宏觀調控下，通過各級政府積極落實調控政策，房價的過快上漲一定會得到遏制，廣大群眾的住房問題會得到更好解決，“住有所居”的目標將一步步變為現實。

正確看待分配不公問題。去年新華網開展“你最關心話題”網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分配不公問題在18個選題中位居第一。為什么我國現階段會出現分配不公的問題？一方面是由于體制改革不到位。目前我國還處于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有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體制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同時由于不同地區、領域、行業改革推進的先后和力度不同，享有的機會、占有的資源也不盡相同，就會導致利益分配的差異。另一個方面是由于相關政策不完善。比如，受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政策的限制，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仍然面臨著勞動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會保障欠缺等諸多問題。再一個方面是由于分配制度改革滯后。比如，個人所得稅征收存在“逆向調節”的現象，2009年6300多億元的個稅中，工資、薪金項目占40%以上，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對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也缺乏有效的約束監管，等等。黨和國家對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高度重視，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又強調，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這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一步指明了方向。現在，國家在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上，概括起來就是十個字：“提低、擴中、調高、打非、保困”。“提低”，就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通過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等，解決普通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收入偏低的問題。2010年以來多個省（區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廣東、山東、寧夏、吉林、福建等省（區市）平均漲幅都在21%以上。“擴中”，就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通過加快推進城鎮化、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業、著力提高勞動者素質、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等，讓更多的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調高”，就是有效調節過高收入，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深化壟斷行業改革等，使其一部分財富通過稅收等形式上交國家，用于二次分配。“打非”，就是堅決取締非法收入，通過治理商業賄賂，堵住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等領域的漏洞，打擊以權謀私、走私販私、偷稅漏稅、制假售假等經濟犯罪活動，切斷違法違規收入渠道。“保困”，就是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使困難群眾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上得起學、看得起病。通過以上這些措施，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緩解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充滿期待。

正確看待反腐敗問題。近年來，隨著一樁樁大案要案被查處，一個個腐敗分子被繩之以法，廣大群眾對此拍手稱快。但也有部分同志提出了這樣那樣的疑問：腐敗年年反、月月反、天天反，為什么反而不絕？腐敗問題仍然是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不少同志認為反腐敗的工作和成效不盡人意。這說明，在看待腐敗現象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上需要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否則，很可能會產生消極悲觀情緒，甚至影響跟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信念。正確看待反腐敗斗爭現狀，必須破除三個方面的模糊認識。一是破除腐敗現象是共產黨“***”必然結果的模糊認識。有的同志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一黨執政容易產生腐敗，而資本主義國家有多黨相互制約，不容易產生腐敗。對此，首先必須澄清的是我國實行的不是“***”，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近年來，中國共產黨通過聘請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特約人員、參加黨風廉政建設的檢查，使民主監督的渠道進一步拓寬、力度不斷加大，有力地促進了反腐倡廉工作。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出現一些腐敗分子，純屬在社會大變革、體制大轉軌、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理想信念不堅定者的個人行為，與所謂共產黨“***”沒有關系。從總體上看，我們黨是當之無愧的廉政為民、廉潔自律的先進政黨。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多黨制并不能有效解決腐敗問題，20世紀以來，執行多黨制的西方國家雖然在制度、道德等層面作了規定，但并沒有解決政黨與當政者以權謀私行為，像1992年意大利“米蘭賄賂丑聞”涉及2000多名政要，2006年美國“游說門事件”牽扯國會議員達296名。在有關國際組織提出的2008年世界上最腐敗的10個國家與地區中，9個實行多黨制。事實表明，西方多黨制不可能有效解決腐敗問題。二是破除反腐敗是“雷聲大雨點小”的模糊認識。有人對反腐敗形勢有這樣一個比喻，就是“反腐敗像雷陣雨，雷聲大，雨點小”，實際成效不明顯。其實這種看法并不符合事實。我們黨不但高度重視反腐敗，而且是雷厲風行、堅決打擊，不但是“雷聲大”，而且“雨點也很大”。2009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34504件，結案132808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38708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5366人，還對7036名領導干部進行問責。特別是嚴查深挖抓“老虎”，2010年查處了一批大案要案，河南省政協原副主席孫善武等12名省部級貪腐高官被判重刑，正如一位網友在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被查處時的留言，“經濟有特區，反腐無特區”。這說明我們黨反腐敗一向是動真的、來硬的，絕不姑息養奸。三是破除腐敗是不治之癥的模糊認識。有人講，現在的腐敗分子是前“腐”后繼，腐敗問題已成為一個無法根治的“毒瘤”。這是一種悲觀的論調。應當看到，一方面，隨著我們黨思想政治建設不斷加強，大多數黨員干部都能自覺遵守黨紀國法，維護黨的形象，搞腐敗的只是少數人。另一方面，我們黨和政府已經建立健全了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它像一張嚴密的“天網”，把教育、制度、監督、改革、糾風、懲治統一起來，打出“組合拳”，使“不想貪、不能貪、不敢貪”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為我們從源頭上根治腐敗提供了科學思路和有力抓手。事實證明，腐敗絕不是什么不治之癥，隨著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扎實推進，腐敗現象滋生和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腐敗分子正在逐漸失去立足之地。我們堅信，有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有日益健全的各項制度和機制，我們一定能夠遏制腐敗現象，并逐步根除產生腐敗的土壤。正確看待社會誠信問題。近幾年來，社會“誠信危機”呈上升趨勢，假文憑、假學術、假新聞屢見不鮮，假冒偽劣商品、坑蒙拐騙現象時有發生，連關系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食品藥品都敢造假。不少同志認為現在社會是無誠信可言，什么都靠不住了。應當看到，誠實守信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仍然是當前社會主流和良好道德風尚，不能把少數不守誠信、秩序混亂的典型案例看成是整個社會“誠信大堤”的垮塌。當前社會上之所以誠信缺失比較嚴重，一個是，市場經濟的利益訴求激發了人們的求利心理，一些人利欲熏心、金錢至上，為了獲得利益違背良知、不擇手段；另一個是，社會信用制度還不夠健全完善，不少企業和個人不以失信為恥、反以為榮，失信也不承擔任何責任和風險或者承擔的成本很低，造成失信現象較為普遍。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社會對完善信用體系、規范信用秩序的要求越來越高。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需要，也是解決當前經濟社會生活中存在種種失信現象的必然選擇。近些年，黨和政府主要抓了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強道德建設，增強社會信用意識。廣泛開展對《民法》、《合同法》等各項法規普及和《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采取媒體曝光、文藝宣傳、行業示范等多種形式進行宣傳引導，在全社會營造“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輿論環境，不斷強化言必信、行必果的信用意識。二是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奠定社會信用基礎。先后頒布實施了《知識產權保護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從法律上明確產權主體對各種產權客體的所有、支配和使用關系，使產權歸屬清晰并且得到有效保護。三是加大執法力度，給信用以強有力的法律保護。把信用納入法制軌道，不斷加大對各種制假販假、失信違約行動的查處打擊力度。2010年，國務院專項部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偽劣商品違法犯罪行動，公安部會同國家版權局等5部門掛牌督辦37起重點案件，成功破獲了廣東“1?21”非法光盤生產線案等一批大案要案；全國各地共查處食品藥品安全案件165297件，給予黨紀政紀或其它處理17329人。四是加快建設企業和個人信用服務體系，進一步規范信用交易行為。建立健全適應我國國情的企業及個人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對各類企業和個人的社會整體信用進行評估、登記，建立數據庫并向社會開放，逐步形成“守信者褒、失信者懲”的信用機制。像北京市啟動“不良行為警示記錄管理系統”，上海市開通建立個人信用聯合征信系統和“大學生信用檔案”，對企業和個人信用行為進行監督、約束，收到了較好成效。可以預見，隨著公民道德水平不斷提高，信用制度不斷健全，各種不守誠信的現象將會失去藏身之地，重承諾、講信譽、守信用將日益成為全社會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

正確看待環境污染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加快發展，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不斷提高，“低碳生活”成為人們的自覺追求，大家更加渴望喝上干凈的水、呼吸新鮮的空氣、享受優美的環境。然而，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全國有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工業“三廢”（廢水、廢氣、廢渣）和農藥污染，長江、珠江、淮河、黃河等七大水系中四類、五類和劣五類水質占到60%左右，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質量受到嚴重影響。環境惡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就我國來講，主要與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有直接關系，也與人民群眾環境保護意識不強有關。面對嚴峻現實，我們黨和政府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來抓，采取了一系列扎實有力的整治措施：一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以提高資源產出效率為目標，加快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加強礦產資源綜合利用，鼓勵產業廢物循環利用，完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和垃圾分類回收制度，推進資源再生利用產業化。二是堅定不移地抓好節能減排工作。2009年11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十一五”期間，依據國務院發布的《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在各個省市區及14個中央企業實施了節能減排目標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僅去年下半年，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就公告了18個工業行業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名單，其中涉及水泥、造紙、印染等2087家企業，規定9月底前務必關閉。三是加大環境保護力度。以解決飲用水不安全和空氣、土壤污染等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通過強化污染減排和治理，增加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種類，加快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加大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健全重大環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責任追究制度，進一步改善環境質量。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是黨、政府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我們每名官兵也責無旁貸，要自覺樹立綠色、低碳的生活理念，養成節能環保、愛護生態、崇尚自然的良好習慣，努力為生態文明建設貢獻力量。

三、展望“十二五”時期的發展目標和美好前景

宏偉藍圖昭示光明的發展前景。回顧過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一個個建設奇跡；展望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去年10月份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根據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結合國際國內新形勢，對今后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全面規劃部署，進一步開啟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篇章。

發展目標鼓舞人心。五中全會深刻總結“十一五”時期我國發展成就和經驗，綜合考慮未來國際國內發展的趨勢和條件，從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社會建設明顯加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等五個方面，提出了“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目標。

——經濟發展目標。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就業持續增加，國際收支趨向基本平衡，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結構調整目標。居民消費率上升，服務業比重和城鎮化水平提高，城鄉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增強。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顯著減少，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

——人民生活目標。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貧困人口顯著減少，人民生活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

——社會建設目標。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穩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權益得到切實保障。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加快發展。社會管理制度趨于完善，社會更加和諧穩定。

——改革開放目標。財稅金融、要素價格、壟斷行業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明顯進展，政府職能加快轉變，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互利共贏開放格局進一步形成。

發展思路科學明確。全會提出，“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重點落實好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強社會建設等十大任務，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這一總體思路，貫徹了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體現了順應時代與立足國情、著眼當前與放眼長遠、統籌全局與把握重點的有機統一，抓住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帶全局性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具有很強的戰略性前瞻性和指導性。在世界經濟結構深刻變革的大趨勢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們在新一輪的國際經濟格局調整中搶占先機、贏得主動的英明之舉，必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發展舉措務實有力。為實現“十二五”時期發展的目標任務，全會就堅持擴大內需戰略、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這些舉措針對性操作性很強、力度很大，只要全面抓好貫徹落實，我們就一定能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新成就、實現新發展。

四、自覺做改革發展的堅定擁護者實踐者捍衛者

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芒，給黑暗的中國帶來光明，給貧窮落后的中國帶來富強的希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給涌動改革春潮的中國注入強大活力，也必將指引中華民族闊步邁向偉大復興。我軍作為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以黨的意志為意志，為人民理想而奮斗，是使命所系、職責所在。我們作為寓軍于民的預備役官兵，是軍中民、民中軍，既是平時地方經濟活動的勞動者、實踐者，又是戰時戰斗行動的指揮員、戰斗員，雙重職責、任務雙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共同理想來追求，作為科學真理來堅信，作為正確道路來堅持，切實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發揮應有作用、做出積極貢獻。

一是要強化“聽黨指揮”的軍魂意識，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事不過硬，一打就垮；但政治不過硬，就會不打自垮。當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日益加劇，借助文化產品、大眾傳媒，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和社會矛盾對我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影響價值觀念，抹黑黨的形象，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動搖黨的領導地位，搞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內一些人打著反思改革的旗號否定改革開放，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等等。預備役部隊寓軍于民，軍民兼容，能否永固“聽黨指揮”的軍魂意識，更顯重要。我們必須更加自覺地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部隊建設的首位，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大力培植當代軍人核心價值觀，加強軍魂教育和戰斗精神培育，進一步增強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鑒別力，用階級的立場、政治的眼光觀察分析問題，旗幟鮮明地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思想的侵蝕影響，切實認清“普世價值”、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觀點的反動本質和險惡用心，旗幟鮮明地進行批駁抵制。確保部隊在各種考驗面前高舉旗幟不動搖，政治堅定不含糊，頭腦清醒不迷向，始終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定不移地聽黨的話、跟黨走，把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轉化為軍隊建設發展的強大力量。

二是要強化“服務人民”的宗旨意識，積極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貢獻。有些同志認為，軍隊主要是打仗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和國家的事，是地方人民群眾的事，與我們關系不大。這種認識是非常片面的。我們要充分認清預備役部隊的重要地位和肩負的重要責任，牢記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和本色，牢固樹立服務人民、奉獻人民的價值取向，積極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模范踐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踴躍參加地方經濟社會建設，以實際行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貢獻力量。要在推進地方經濟發展中發揮骨干作用。發揮預備役部隊在人才、技術、裝備、設施等方面的優勢，力爭在國家重點工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擔當重任、有所作為。要在軍民共建精神文明中發揮示范作用。我們要繼續秉承優良革命傳統，始終恪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以新時期預備役官兵的良好新形象引領社會風尚，主動參加駐地文明城市、文明社區、文明村鎮創建活動，傳播先進文化、弘揚時代新風。要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柱石作用。近年來，我們先后參與完成打澇滸苔、抗洪搶險等多項急難險重任務，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做出了重要貢獻。當前，面對“三股勢力”活動猖獗、改革發展深層次矛盾凸顯等復雜形勢，進一步加強針對性研究演練，切實肩負起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責任。三是要強化“英勇善戰”的職能意識，不斷提高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預備役部隊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不僅需要高度的政治自覺，也需要戰斗精神的激勵。針對預備役官兵亦軍亦民的實際，著力破除“后備后用、備而不用”的認識偏差，增強“當兵打仗、帶兵打仗、時刻準備打仗”的使命感。堅持把執行重大軍事行動和各類演習，作為強化戰斗精神的主渠道，把戰斗精神培育融入滲透到大項任務之中，錘煉部隊高昂飽滿的戰斗意志和敢打必勝的戰斗精神，為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注入強大動力。堅持“戰時應戰、應戰必勝”原則，以提高打贏能力為重點，積極參加部隊組織的軍事訓練，在完成成建制快速動員演練、實彈戰術演習等任務中不斷提高戰斗力。堅持“平時應急、應急管用”原則，圍繞提高戰斗力和發展生產力的雙重任務，切實在承擔急難險重任務中當先鋒、打頭陣、挑重擔，充分發揮緊急救援的生力軍和突擊隊作用，通過遂行急難險重任務，練指揮、練技能、練作風、練協同、練保障，不斷催生部隊完成多樣化任務的過硬本領

第五篇：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的認識和實踐

路 彬 楊忠虎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曾產生過各式各樣的政黨和組織，也曾出現過各式各樣的軍隊和武裝，但都沒有能夠擔負起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歷史使命，都在時代發展的大潮中退出了歷史舞臺。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承擔起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的重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掌握著一支忠誠于黨的革命軍隊。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說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規律的反映。我們黨對這一規律的認識，是在領導革命斗爭實踐中不斷探索，認識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爭。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經過東征和北伐戰爭，黨在國民革命軍中已有很大影響。然而，幼年的黨斗爭經驗不足，對獨立掌握武裝力量重要性認識不夠，受共產國際“武裝國民黨”錯誤主張的影響，放棄黨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并發出《通告》：“在國民軍中不發展組織，不便有黨支部。”致使北伐軍的實權大部分掌握在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手中，以至于當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時，大批手無寸鐵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血腥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從血的教訓中深刻認識到，槍桿子里面才能出政權，毅然發動了南昌起義，走上了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戰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偉大實踐中，逐步確立了黨領導軍隊的制度。

黨從創建人民軍隊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軍事領導制度。南昌起義成立的黨的前敵委員會就明確提出“黨是一切組織的根源”。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后，毛澤東依據前車之鑒和起義部隊的現狀，敏銳地意識到解決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掌握軍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為此，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澤東做了在我軍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連上。”連隊建立黨支部，班、排設立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的委員會。從組織上解決了黨直接掌握士兵進而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大問題。羅榮桓在《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一文中指出：“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當時，如果不是毛澤東同志英明地解決了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那么，這支部隊便不會有政治靈魂。”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這篇向黨中央的報告中也曾說：“黨的組織，現分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種。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以決議的形式，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了黨領導軍隊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制度和措施，把紅軍初創時期提出的建軍原則和政治工作原則系統化、理論化、規范化。以黨委制為核心的黨領導軍隊的新體制，真正地實現了黨對軍隊的控制和影響。此后，各地紅軍也都先后貫徹實行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紅軍面貌為之煥然一新。美國作家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里對我軍的這一制度作過如此描述：“這樣，黨便由一個抽象的概念轉化成了一個每日都在的實體，黨便來到了夜晚營地的篝火邊，來到了每個戰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軍事領導制度的進程中，“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科學概念也相應地醞釀提出。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毛澤東。1929年6月他在寫給林彪的信中就有“絕對的黨領導”、黨的“絕對的指揮權”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總政治部關于紅軍中支部工作的訓令中進一步明確指出：“提高并鞏固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是“目前紅軍中黨的最中心任務”。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觀念逐步成為共識并為廣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歷史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由于中國革命的復雜性，人們對黨的軍事領導制度在認識上經歷一個曲折的過程，在實踐中不斷經受挑戰和考驗。上個世紀30年代，黨內的教條主義者照搬蘇軍模式，1931年在贛南召開的蘇區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上，在反對“紅軍中黨的包辦主義”口號下，作出了取消黨委制，實行政治委員全權代表制，主張黨委制的毛澤東受到錯誤的批判。黨委制的取消，黨的領導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認真總結了反圍剿斗爭的經驗教訓，強調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并在軍團成立軍委分會，恢復了紅軍中黨的集體領導制度，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的堅持奠定了基礎。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四川的懋功會合后，張國燾倚仗四方面軍人多勢眾，野心膨脹，企圖擁兵自重，篡奪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按照他的軍閥主義的邏輯：“誰的人多槍多，有實力，誰就應當領導。”公然挑戰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和原則。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張國燾與黨爭軍權、分裂黨、分裂紅軍的行徑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斗爭，并采取組織措施，保證了黨對紅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到達陜北后，黨中央迅即在黨內軍內開展了清算張國燾軍閥主義的教育運動。經過斗爭和教育，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觀念深入人心，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和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再次合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我們與國民黨及軍隊的關系從敵對關系轉為友黨友軍的關系。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以國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國共產黨放棄軍權。黨內也出現了迎合國民黨主張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黨要不要和怎么樣領導軍隊這一根本問題又一次受到挑戰。毛澤東明確指出，國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黨中央提出了堅持“黨對軍隊單一領導”的原則，不容許國民黨插手人民軍隊。1937年9月中央在《關于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紅軍中及一切游擊隊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證，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黨拒絕了國民黨派人當八路軍干部的要求，恢復了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稱，同時，在八路軍、新四軍的團和軍分區以上單位成立了軍政委員會，作為中共的集體領導機關。

在游擊戰爭條件下，由于各戰略區相互分割和長期分散，致使黨內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鬧獨立性的傾向有所發展，個別人又流露出不愿意嚴格地接受黨的領導、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傾向。對此，1938年11月，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在論述黨與軍隊關系的問題時，鮮明而生動地提出了“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1944年4月，在譚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中，重申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和“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的論斷，批評了部隊存在的軍閥主義傾向。抗戰期間，正是由于黨中央與任何脫離黨的領導的錯誤思想和行為不間斷的堅決斗爭，保證

了黨的抗戰綱領和抗戰政策的貫徹執行，也維護和強化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制度的權威。

1945年4月，黨的七大提出恢復軍隊中黨的委員會制度。11月，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軍區首先恢復了黨委制，在縱隊和旅兩級建立了黨委，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他們的做法和經驗受到黨中央的重視。1947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軍隊中組織黨委會的指示》，規定“凡關于作戰、工作、政策及干部等問題，除緊急情況之處斷應由首長擔負外，在一般情況下，經過軍隊中各級黨委會之民主討論和決定，再由首長執行”。至此，中斷了15年之久的軍隊黨委制得以恢復。1948年9月，毛澤東又為中央起草了《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強調“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專斷的黨的重要制度”，“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黨委制的恢復和健全，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貫徹執行，加強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有力地保證了部隊團結和集中統一的指揮，為領導和指揮全軍奪取全國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證。

（二）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多黨制不同，我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黨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政治制度決定軍事制度。與我國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適應，在對軍隊的領導和指揮上，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來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來領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成為我國的基本軍事制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黨由革命黨轉變成為執政黨，我軍建設由長期戰爭環境轉入相對和平環境，人民軍隊所承擔的主要任務、軍隊成分的來源、自身建設所處的環境和條件等隨之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新的形勢面前，一些同志產生了還要不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疑問。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這種思想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際，我軍在設計新的軍旗時，毛澤東明確指示：軍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而對于革命勝利后，軍隊將帥是否會居功自傲，不聽黨的指揮，中國社會是否會再現辛亥革命后兵為將有、軍閥割據、軍閥混戰的政治格局，毛澤東早在進城之初，就對軍隊的高級干部預打了防疫針。劉伯承元帥曾回憶：1949年剛解放進城，六個軍區司令員去看毛主席。當時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講幾句鼓勵的話。可沒有想到，毛主席開頭就說：你們這些人要守規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從你們幾個人開刀。這里所謂的“守規矩”，就是要遵守黨領導軍隊的原則制度，所謂“聽指揮”，就是要軍隊聽從黨中央的絕對領導。

50年代初，我軍提出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任務，在如何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途徑與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蘇軍模式。蘇軍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正規化現代化水平最高的軍隊，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蘇軍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黨領導軍隊的根本制度上與我軍不同，在軍隊的領導體制上，蘇聯一直實行一長制，開始是政治委員一長制，后來是軍事首長一長制。在開展學習蘇軍經驗的過程中，軍隊有少數干部不加鑒別，不結合中國軍隊實際，錯誤地認為，搞正規化建設，蘇軍有現成經驗，我們拿過來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張

取消政治委員制度，實行單一首長制，否定政治工作，說什么“過去是打政治，現在是打技術”，“指導員當媽媽的時代過去了”。如何處理好學習他人經驗與保持自身特色的關系，在推進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中堅持我軍優良傳統，是當時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軍委領導嚴肅批評了忽視政治工作觀點和“一長制”的錯誤主張。彭德懷代表軍委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為了完成黨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軍任務，在組織方面，應按照毛主席歷來的指示，根據黨委會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制相結合的原則，采取在黨的統一（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頒布實施。條例繼承了我軍的優良傳統，總結了軍隊政治工作的經驗，強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隊必須為實現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而奮斗；政治工作必須保證提高全體軍人的政治素養，使軍隊干部戰士熟練掌握現代化的軍事業務技術；政治工作在保證完成一切任務中必須貫徹黨的三大作風。毛澤東審閱了這個條例，并親筆加上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政工條例的下發和貫徹，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戰士中的糊涂觀念，從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真正地完全地實現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指導和推動了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健康發展。“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全面內亂，削弱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但是，黨和人民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亂軍的陰謀進行了艱難曲折的斗爭。老一輩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爭”、1972年前后周恩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1976年的“四五運動”等黨和人民開展的大的斗爭，使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人民軍隊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

（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軍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制度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中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敵對勢力宣揚所謂“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國內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也鼓吹“黨軍分家”，說什么“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不是共產黨一黨的軍隊”，其目的就是妄圖改變我軍的性質，使我軍脫離黨的領導。針對這種思潮，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無論國內外情況如何變化發展，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我們這個軍隊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多次告誡我們，“軍隊要聽黨的話，不能打自己的旗幟”。江澤民同志反復強調，“一個軍隊要有軍魂。我看，我們軍隊的軍魂就是黨的絕對領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胡錦濤主席在領導我軍建設的實踐中，對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了許多重要論述，明確指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問題，是軍隊黨的建設的根本任務。縱觀這個時期中央和軍委領導關于軍隊建設的論述和我軍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實踐，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強調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官兵頭腦，鞏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基礎。政治上的堅定來源于理論上的清醒。用黨的創新理論成果武裝官兵頭腦，是鞏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保證。面對各種錯誤思潮對官兵的思想沖擊，最根本的就是要與時俱進，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軍事理論武裝官兵的頭腦，增強廣大官兵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打牢官兵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堅實思想基礎。

二是強調走依法治軍之路，鞏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必須堅持依法治軍，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納入法制的軌道，才能鞏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礎，從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和嚴肅性。軍委領導指出，依法治軍的目的，就是“從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推動軍隊現代化建設”。依法治軍的推行，強化了官兵以高舉旗幟、維護核心為核心內容的軍事法制意識，保證了部隊政令、軍令暢通和高度集中統一和穩定。三是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一系列制度，鞏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組織基礎。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來保證。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我們黨在軍隊中逐步形成和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領導制度。這些制度集中體現在：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于黨中央、中央軍委，這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最集中、最直接的體現；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這是適應軍隊高度集中統一的特點，經過長期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所必須堅持的基本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實行“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十六字”原則，強化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在部隊團以上設立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這為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提供了思想上、組織上的保證；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這是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落實到基層，是我軍幾十年來艱苦奮戰而無往不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新世紀新階段，盡管我軍所處的歷史環境、官兵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由于我們堅持這些根本制度，進一步鞏固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組織基礎，確保了軍隊永遠成為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

四是強調樹立“軍魂”意識，確保我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無條件地服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魂乃命之本，軍魂是軍隊的生命之本。中央軍委領導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提到軍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強調，是新形勢下的一個重要創造，有著豐富的理論內涵和重要的實踐意義。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政治形勢下，我軍堅持不懈地對官兵進行“軍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國內外敵對勢力鼓吹的所謂“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謬論，從容應對各種復雜局面，任憑風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無條件地服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召之即來，來之能戰”，完成了黨和人民賦予的多樣化軍事任務。實踐證明，牢固樹立“軍魂”意識，是我軍“打得贏”和“不變質”的根本思想保證。

（作者系西安政治學院科研部副教授，軍隊黨的建設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