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流失文化財產遭遇法律限制現狀情況

文化財產作為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身份的象征。流失文化財產返還或歸還原主國既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自然的情感訴求，也是法律正義性的必然反映。目前流失文化財產返還或歸還的路徑主要有外交交涉、公開市場購買、法律路徑以及主動無償償還等幾種形式。

一、外交手段唱主角

目前，我國通常采用的是外交路徑，自1989年中國政府首次運用外交方式成功地從美國紐約索思比拍賣行追索回湖北秭歸被盜戰國珍貴文物青銅敦起，外交路徑就成為了我國追回流失文化財產的主要方式，法律路徑的采用則相對較少。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現狀，既與我國流失海外文化財產的時間、原因等相關，也與當前文化財產保護的國際法律體系有關。作為文化遺產之泱泱大國，自19世紀中葉以來，歷次西方列強在對我國的侵略戰爭中都掠奪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包括從圓明園掠奪并流失海外的眾多文物。此外，改革開放后我國大量的文物被偷盜和非法出口，也導致了新一輪文化財產的大量流失海外。這就使得我國流失海外的文化財產既有百年前被侵略者公然掠奪去的，也有被偷盜或非法出口的。

而在規范流失文化財產的國際條約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和《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以及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直到1954年、1970年和1995年才予以通過，我國則是直到2000年、1989年、1997年才分別加入這三個公約。

二、遭遇法律瓶頸

由于這些公約都是二戰后制定的，并且我國加入這些公約的時間都比較晚，因此在時間和空間效力范圍上這些公約都不能很好地保護我國的流失文化財產，尤其是公約制定前流失海外的大量珍貴文化財產。

首先，公約的時間范圍即溯及力問題。盡管1954年公約和1970年公約沒有對溯及力問題作出規定，但是《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規定：“除條約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經確定外，條約對當事人生效之日以前所發生的任何行為或事實或已不存在之任何情勢，條約之規定不對該當事國發生拘束力。”這也就明確了兩公約“不溯及既往”的原則。1995年公約則更是明確規定：“公約僅適用于本公約對一國生效后在該國提出索還請求”且是在“本公約對締約國生效以后從該領土內被盜”的文物和非法出口的文物。雖然我國在加入時對該條款提出了保留，但條約的本意還是不溯及既往。因此，公約的拘束力受到了時間上的限制。

其次，公約的空間范圍，即公約能產生拘束力的范圍。條約基于締約國的自愿而締結，“條約不拘束第三國”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雖然加入1954年公約和1970年公約的國家較多，但普遍認為具有可操作性的1995年公約由于傾向于保護文物資源國，使西方主要文物市場國處于劣勢地位，因此，大部分文物市場國都沒有加入該公約。可見，公約的拘束力在地域范圍上也受到了極大限制。

再次，被冀望藉以追索我國自鴉片戰爭后歷次戰爭中被掠奪的文化財產的1954年《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實際上也愛莫能助。除了溯及力問題上的瓶頸之外，公約關于文化財產返還的規定主要指向一種合法的、正當的、光明的文化財產的保護行為，即文化財產監管國或保管國在武裝沖突終止時應向被占領國返還其監管或保管的文化財產，指望它適用于對我國歷次侵略戰爭中的非法、非正義和無序的掠奪文化財產的行為是不現實的。

三、外交與法律并重

雖然通過法律的路徑返還文化財產還存在著不少障礙，但不能因此就放棄通過法律的路徑予以返還文化財產。外交方式雖然不失為一種較好的解決流失文化財產返還的選擇路徑，但是外交路徑涉及到一個國家的話語權問題，即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問題，也涉及到兩國關系問題，而且外交路徑每次只能針對個案進行協商。

法律路徑則正好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同樣的情況可以反復適用，通過一國法院的判決予以認定特定的文化財產是否屬于公約或條約的調整范圍。因此，必須要充分地結合外交路徑和法律路徑兩種方式從國家層面上促使文化財產的返還或歸還，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外交路徑來促使多邊條約和雙邊條約的制定，尤其是雙邊條約的制定，使得彼此兩個國家之間在涉及到文化財產的返還或歸還問題上有法可依，以使法律路徑的解決成為常態。

比如，我國已先后與秘魯、印度、意大利、菲律賓、希臘、智利、塞浦路斯、委內瑞拉等國簽署了防止盜竊、盜掘和非法進出境文物的雙邊協定。2009年1月，我國還和美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對舊石器時代到唐末的歸類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跡雕塑和壁上藝術實施進口限制的諒解備忘錄》。

隨著我國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成為文物市場交易國的可能性也正日益加大，因此我們也有必要開始考慮拋開“受害者”的感受，以一種更開闊的視野和更為積極的姿態參與到文化財產保護國際規則的制定中，以促使法律路徑的更好運用。

中國流失文化財產遭遇法律限制現狀情況

第二篇：關于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的現狀分析及法律對策

關于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的現狀分析及法律

對策

據統計，截至XX年，我國共有國有企業11.5萬戶，資產總額達到了35.5萬億元之巨。但自從1984年擴大國企經營自主權之日起，虛假評估、低價轉讓、關聯交易等等致使國有資產流失的情況就一直伴隨著國企改制的歷程，如影隨行。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何在？大量的學者在研究如何以立法方式從根本上遏制國有資產流失的同時，本文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即構建公益訴訟制度，利用這種司法救濟制度來遏制國有資產的流失。

一、企業國有資產管理中存在的法律問題

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的法律界定、現狀及嚴重后果

1、國有資產流失的法律界定。從法學意義上來說國有資產流失可界定為：國有資產的投資者、占用者和管理者，出于故意或過失，違反法律、法規及國家有關國有資產管理、監督、經營的規定，造成國有資產損失或者使國有資產處于流失危險的行為。

2、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的現狀及嚴重后果。據來自原國有資產管理局的官方統計，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各種原因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累計達6000多億元，相當于國有財產收入的19.5％，約相當于1992年全國國有資產總量 26000多億元的1/5。即便按這個比較保守的數據計算，我國目前每年平均流失的國有資產也達500多億，這就意味著我國每天流失的國有資產在1.3億元以上。國有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將直接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影響到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且還會引發一系列其他社會問題。因此，為有效防范、遏制企業國有資產的流失，必須找到其原因所在。

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分析

1、根本法律原因在于我國的國家財產所有權不能被清晰地界定。我國的國家財產所有權是一種界區模糊的權利，使得國有資產在法律上的具體歸屬難以明確，從而導致了國家財產所有權派生的各種權利無法受到對稱的法律義務或責任的制衡。因此，各類主體不僅容易對國有資產產生覬覷之心，而且有大量的機會和操作空間以及多種手段來實施侵吞國有資產的行為。

2、實體法上，關于國有資產的法律法規不盡完善。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件指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指出國有經濟要有進有退、進行戰略性調整，但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這3個里程碑式的文件指明了改革的路徑，但實踐證明，路徑的落實并不如人意，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文件中的有關論述沒有及時制定成為更具約束力的法律條文。XX年10 月28日在全國人大獲得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是在經歷了15年的立法歷程才千呼萬喚而出的，且還要等到XX年5月1日才能開始實施。

3、程序法上，國有資產缺乏司法保障。國有資產流失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從國有資產流失追究責任的情況來看，處以刑事責任的少，給予行政責任也只是隔靴搔癢，流失的國有資產依然無法恢復原狀。國有資產也有一個所有權，而對所有權最有效的保護方式是民法保護，可不幸的是我國的國有資產保護中恰好缺少的就是對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人員追究民事責任，這不得不說是國有資產保護中存在的一大法律漏洞。

企業國有資產流失防范機制的局限性

1、企業國有資產出資人監督動力不足。政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權的代理人，也是資產的出資人、資產運營的委托人。政府既是委托機構，也是一個代理機構，是一個有著自身利益的人組成的群體。行為中發生自利性本位主義會使國有資產所有權權益得不到有效落實，存在國有資產監督動力不足、監管弱化的可能性。

2、國資委的局限性。一直以來，國資委既是政府部門的資產監管者，又是經營企業的出資人代表。作為出資人代表，意味著它與其他股東一樣，依照《公司法》從事私權利的資本經營；作為政府國有資產的監管部門，其監督管理職 責必定隱含一定的公權力的管理職能。出資人代表與監管者身份的沖突，使責任追究機制難以有效行使。所幸，在即將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中明確界定了國資委作為出資人的法律地位，不再做監管者。立法中專門用一章規定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第一是人大監督；第二是國務院以及本級人民政府的監督；第三是審計監督。可是它的問題恰恰就在于并沒有明確規定由哪個具體的部門代表國務院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督。

3、司法救濟方式的缺失。目前，我國企業國有資產流失防范是以經營人自律、出資人監督、政府監管、黨政紀檢、監察、審計作為常規手段，以檢察院司法審查、追究為最后屏障。不存在一個可由公民、法人提起國有資產流失訴訟的制度性規定。現行三大訴訟法，無法對企業國有資產流失實施有效的司法保障。可見，企業國有資產流失防范法律機制設定存在制度缺陷，應拓展一條新路徑。本文認為，利用公益訴訟制度，建立廣泛的監督防范機制是一條可行之路。

二、公益訴訟——防范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的新路徑

公益訴訟概述

1、公益訴訟的概念。“公益”，現代漢語解釋是“公共利益”。多數學者認為“公益”應包括3個方面，即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弱勢群體的利益。本文贊同多數學者的看法，認為公益訴訟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和相關的組織及 個人，根據法律的授權，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政、民事違法行為，有權向法院起訴，由法院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的活動。

2、公益訴訟的價值評價。建立公益訴訟制度有助于用法律手段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把社會民眾的法律監督權與司法機關對違法行為的審判權有機結合起來。公益訴訟制度在我國興起，將有助于彌補國家行政管理的漏洞，是一種保障法律實施的有效監督方式和一項重要的司法程序制度。

公益訴訟在防范企業國有資產流失中的作用

1、能夠提供司法保障。大量事實顯示，侵害國有資產違法犯罪問題的暴露，許多是源于民眾舉報、投訴的結果。可見，僅靠政府行政機關對國有資產監管并不能有效遏制住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在規范政府行為的同時，必須建立國有資產流失公益訴訟監督制約機制，改變行政機關單向監管格局，賦予國家有關機關、社會團體、公民對國有資產運營的有效監督權，增大國有資產運營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增強企業國有資產經營者行為的規范性，為追究國有資產流失行為人的法律責任提供司法保障，構建全方位、立體綜合的防范體系。

2、能夠彌補現有機制的局限性。首先，建立公益訴訟制度最大的優勢在于發揮社會的力量，包括國家機關、社會 團體、自然人，構成一個全方位的社會監督、追究系統，為國有資產保護提供法律程序。其次，有助于切實發揮企業職工、國有股東對企業高管人員的監督、制約。促進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完善，使經營行為走向法制化。再次，對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的不作為、違規行使權力也存在監督、訴訟的權利，即所謂民告官。最后，能夠彌補現行訴訟法存在的缺陷，推動訴訟制度改革，促成體現現代法治理念的程序法體系的構建。

三、構建企業國有資產流失公益訴訟制度的可行性

企業國有資產流失公益訴訟的現狀

1、企業國有資產流失責任的相關規定。近些年來，我國已經頒布了一系列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法律規章，包括企業法、公司法、證券法、企業國有資產法、國有資產評估、產權、監管、清產核資、國有股權管理、國有企業改制、國企的財務、會計、審計、稅收、國企領導人、國企職工權益、勞動人事、破產清算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對加強國有資產的管理，規范市場秩序起到了有力的推動和保障作用。這些法制建設的成果，為責任追究建立了基礎，是建立企業國有資產流失公益訴訟制度的制度條件。

2、股東代表訴訟是公司內部公益訴求的嘗試。XX年，新修訂的《公司法》第152條規定了對股東權益的保護，借鑒的是國外股東派生訴訟制度。股東派生訴訟制度，是指當 公司的正當權益受到他人，尤其是受到控股股東、董事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等的侵害，而公司不能或者怠于追究侵害人的責任及實現其他權利時，符合法定條件的股東為了公司的利益，依據法定程序，以自己的名義對侵害人提起訴訟，追究侵害人法律責任的訴訟制度。這是公司內部權益訴求的重要體現。股東派生訴訟與公益訴訟具有一定的共同點：都是非直接利害關系主體起訴；訴訟目的是非起訴人自己的利益，特別是在股份公司股東廣泛的情況下，可視為一種社會利益。股東派生訴訟制度在中國的實施可以被看作公益訴訟的一種嘗試。

建立企業國有資產流失公益訴訟制度面臨的問題

1、訴訟積極性的缺乏。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倡導“無訟是求，教化為先”的精神，現實生活中國民的法律維權意識淡薄。由于受訴訟費用、風險、專業知識、傳統等因素影響，對國有資產流失譴責、觀望者多，舉報揭露者少。如果民眾、社會團體、國家機關不具備提起公益訴訟的熱情，那么公益訴訟制度就只是一種虛設。

2、現行訴訟制度的限制。法的可訴性必須以一定的程序規范為保證，否則在實務中將無所適從。國有資產流失公益訴訟面對的困境是現行訴訟制度的束縛，主要表現為：“直接利害關系原則”在我國程序立法中有明確的要求。如《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原告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 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行政訴訟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的起訴條件是：“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利害關系原則”對于避免當事人濫用訴權，節約司法資源具有一定的意義，但社會進步和現代法治的發展，使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保護提上日程。以公益訴訟方式追究國有資產流失的法律責任，必須調整現有程序法理論，設定一種具有針對性的司法制度，解決目前救濟手段嚴重不足的問題，并且在一定的必要程度上擴張訴訟主體資格，使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到公共利益的保護中來。

3、訴權濫用的可能性。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根據法律授權，就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益的行為提起訴訟，否定了訴權的“直接利害關系原則”，擴大了訴權主體，必須考慮出現訴權濫用的可能性。為避免出現訴訟提起隨意性，審中缺席、隨意放棄訴權等種種現象，避免甚至可能出現個別惡意行為，避免由此導致公益訴訟法律程序的威望以及社會對公益司法程序的信心受損，只有有效地防范訴權濫用，才能真正保證訴訟的公正性和效益性，真正實現公益訴訟的價值追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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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制造業現狀：紡織服裝業遭遇極寒

中國制造業現狀：紡織服裝業遭遇極寒

來源:時代周報時間： 2012-08-09 16:18作者：字體：大中小

機亦是轉機，中國紡織服裝業正站在一個調整轉型的十字路口，新一輪市場洗牌已然來臨。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死。已是三伏天，蔡旭輝的心卻如掉進了冰窟窿。這位紡織品和服裝制造商努力讓自己保持熱情，投入寡淡的生產中，以保證企業正常運轉。

堅持，是蔡旭輝和他的同行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停工，則意味著失去客戶，失去市場，繼而徹底退出這個行業的競爭。

出口訂單銳減，用工成本大漲，產品利潤萎縮，企業融資困難，橫掃全球的經濟危機讓中國紡織服裝業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困境，脆弱者猝然倒下，堅守者仍在觀望。

持續低迷的市場對本已飽受摧殘的業界無異于雪上加霜，未來，讓人難言樂觀。

危機亦是轉機，中國紡織服裝業正站在一個調整轉型的十字路口，新一輪市場洗牌已然來臨。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死。

頻遭減持

今年7月13日，鳳竹紡織(600493)發布公告稱，其第二大股東振興實業公司于7月11日、12日累計減持公司股份1346.40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4.95%。

一周后，7月18日，振興實業再次減持公司股份13.6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0.05%。

如果把時間再往前推移，2月27日至3月5日間，振興實業還累計出售鳳竹紡織股票2720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10%。

至此，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里，振興實業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統和集中競價系統進行了瘋狂套現，累計出售鳳竹紡織股票4080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15%。而僅僅在2011年年末，振興實業還曾持有鳳竹紡織25.19%的股權。

與此同時，鳳竹紡織的股價也從2月末的7元，一路下跌至7月12日的4.31元，其間跌幅高達38%。

鳳竹紡織遭遇大幅減持，在上市公司中并非個例。

7月，A股市場上多家上市公司發布公告稱，公司主要股東減持。而在被減持的上市公司中，紡織企業相對較集中。據統計，今年以來，已有8家紡織制造類上市公司發生重要股東減持事件，且大部分減持集中發生在6月份之后，合計減持金額達4.1億元。

對于上述現象，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全球經濟危機讓中國的紡織業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出口低迷，內銷不暢。較之往年，今年上半年的情況尤為糟糕，股東對紡織類上市公司持悲觀態度，減持也就不難理解了。

專家預測，下半年，紡織企業的經營仍將面臨較大困難，且短期內難有復蘇跡象。因此，出于各種目的，上市公司主要股東減持股票的行為，未來可能仍將繼續。

慘淡經營

“我干這一行十幾年了，從沒遇到過今年這樣的情況。以后會怎樣?不知道。”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晉江市依絲紡服裝織造有限公司總經理吳程耀難掩沮喪和迷惘。

與去年同期相比，這家公司的業務量足足縮減了近4成，開機率不過8成。

“不僅訂單少，資金回籠也慢，拖欠現象非常嚴重。”吳程耀抱怨說，以前經濟形勢好的時候，一個月左右就可以拿到貨款，現在拖欠三四個月是很正常的事。

產品幾乎沒有利潤，但企業仍要硬著頭皮開工。雖然今年以來原材料成本下降了約10%左右，但人工成本上漲得厲害，在業內原本就很透明的紡織品，利潤空間被進一步壓縮。

開工僅僅是為了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告訴別人自己還“活著”。“要維持老客戶，保證熟練技術工人不流失，一停下來就完了，基本退出了這個市場。”吳程耀說。

值得吳程耀慶幸的是，作為一家小企業，由于產品品質好，他的公司居然在此次經濟危機的暴力沖擊下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大公司的日子同樣不好過，尤其是對出口型企業來說。

晉江市仁和企業業務部經理蔡旭輝告訴時代周報，公司上半年利潤縮減得厲害，“差不多縮了30%-50%”，目前只能是積極拓展南美市場，來彌補以前歐洲市場留下的“虧空”。除此之外，他還希望通過多多參加展會，來吸引更多客戶。

今年7月，蔡旭輝以采購商的身份赴香港參加了一次展會，考察春夏服裝。讓他失望的是，展會上參展商居然比采購商還多，成交量也不大。

蔡旭輝問了下周邊的同行，不少公司都沒什么訂單，機器大部分都停了下來;有些經營品牌的公司出現了庫存危機，產品積壓嚴重。

不僅是出口受阻，內銷形勢也很嚴峻。蔡旭輝了解到的情況是，晉江一帶一些專做國內市場的企業，訂單量也大幅下降。

在蔡旭輝看來，今年中國紡織業面臨的形勢甚至比2007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時更加嚴峻。隨著歐元對人民幣的貶值，歐洲市場持續疲軟，難見復蘇跡象，出口型紡織企業因此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創。

多位受訪者告訴時代周報，作為中國紡織服裝業重鎮的晉江和石獅，情況算是比較好的。在江浙一帶，部分工廠開機率不到3成，約有60%的企業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有的地方甚至在年中就提前迎來了民工返鄉潮。

“去年情況就已經很差了，當時預計今年會好一點，沒想到更惡劣。”對于未來，蔡旭

輝感到悲觀，“至少上半年已經過去了，我還沒有看到任何好轉的跡象。”

“估計今年只能這樣了，希望能平穩過渡。”他祈禱說，并且預測，到了年底，中國紡織業或將迎來一場大規模的倒閉潮。

在石獅紡織服裝商會會長田啟明看來，目前的狀況還會持續多久，仍要看國際形勢，“明年可能還不是很樂觀。”

倒逼轉型創新

今年7月18日，國際運動品牌巨頭阿迪達斯公司宣布，將于10月份關閉其位于中國蘇州工業園的唯一一家在華自有工廠。外界分析其極有可能遷往東南亞地區。

關于關閉上述工廠的原因，阿迪達斯給媒體的回復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資源的策略考量”。業界分析，阿迪達斯此舉可能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隨著中國工人工資水平的不斷提升，阿迪達斯更希望前往諸如東南亞地區尋找更加廉價的勞動力。

此前幾天，作為2012年倫敦奧運會最大贊助商之一的阿迪達斯公司，因僅向為其生產奧運特許商品的柬埔寨服裝廠工人支付每周10英鎊(約合15美元、100元人民幣)的工資，而陷入“血汗工廠”的輿論漩渦，目前正面臨倫敦奧組委的調查。而阿迪達斯在蘇州的工廠，工人的平均月薪在3000元人民幣左右。

事實上，在阿迪達斯之前，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出于用工成本考慮，耐克、愛世克斯等多個著名品牌已紛紛將設在中國的制造工廠遷往東南亞的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國。

中國制造，正逐漸喪失其傳統的價格優勢。紡織服裝業目前遭遇的出口難，不過是諸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面臨同樣困境的一個縮影。

來自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統計中心的統計數字：今年1-5月，我國紡織品服裝累計出口935.23億美元，同比增長2.63%，較上年同期增速下降23.57%。其中，紡織品累計出口405.66億美元，服裝累計出口529.56億美元，增速分別為1.83%和3.26%，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速下降28.57%和19.86%。

在今年1-5月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的所有國家和地區中，對歐盟地區的紡織服裝出口金額為312.16億美元，與上年同比增長-2.9%。

而據中國海關數據顯示，自2001年以來，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除2008年和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外，其他年份出口額均保持在20%左右的高速增長。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中國“世界工廠”的位置正開始動搖，未來，世界制造中心往東南亞、非洲等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地區轉移只是時間問題。

不過，受訪者亦承認，較之中國，東南亞地區目前唯一的優勢是較低的人工成本。而中國完整而成熟的產業鏈、堪稱全球最低的原材料價格，絕非對方可比，如越南等國的企業就

經常從中國采購面料過去加工。因此，“中國的制造業絕不會就此一蹶不振”。

受訪者認為，當前惡劣的生存環境正倒逼中國制造企業進行轉型創新，從傳統平庸的產品轉向創立品牌。

“我個人認為，紡織服裝行業一般經營5-10年，如果沒有做出附加值較高的產品，或者樹立起品牌，單純依靠出口，將很難生存下去。”蔡旭輝說。

時代周報了解到，目前國內部分地區的地方政府為扶持當地企業，在融資、轉型、創新、專利技術等方面均給予了一些優惠政策或經濟補貼。

據蔡旭輝透露，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仁和企業于2007年開工建設的一家LED日光燈制造廠已于2011年正式投產，“因其是國家倡導的節能環保產業，目前來看前景不錯，回報率較高。”

危機亦是轉機

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國內市場，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等待經濟形勢好轉再大干一場，這是時代周報了解到的目前晉江、石獅一帶紡織服裝企業的心態和生存狀態。

某種程度上，這亦折射出中國紡織服裝業的現狀。

在石獅市紡織服裝商會會長田啟明看來，事實上，中國紡織服裝業的外貿危機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就已顯現，而并非今年獨有。

“本來，從那時開始，我們就應該積極擴大內需，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國內市場，并且后來也確實這樣做了。”田啟明說，“但歐債危機突然到來，中國國內金融政策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緊縮銀根、加息等宏觀調控政策，讓企業找不到感覺，陷入階段性盲點。”

此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救援措施，如給予優惠政策、小額貸款等，以修復企業的資金鏈。不過，在如此突變的金融環境中，中國的紡織服裝業要突然轉型國內，還需要一個過程，畢竟品牌的塑造并非短期內就可以完成，并且，國內需求也很關鍵。

田啟明認為，市場變化對企業進行洗牌是必然的，轉型勢必形成區域競爭，原本的外貿商對本地品牌商的市場進行攔截;另外將出現兩極分化—“強的可能越做越大，弱的會越來越小，最終倒閉。”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遇到拐點，關鍵在于如何應對。目前中國紡織服裝業遇到的這場危機，對企業來說亦是轉機，主動調整突破將迎來一片光明，墨守成規無所作為勢必被市場無情地湮沒。

在積極開拓國內市場的同時，中國紡織服裝業亦在努力突破外圍阻力。

今年7月24日，來自中國國內的300多家企業參加了在美國紐約賈維茨展覽中心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展覽會。

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紡織服裝業勞動力成本增加等大環境下，此次展會參展商數量仍創下13年新高，不僅來自國內中西部地區的企業參展數量呈上升趨勢，一些在業內具有較高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大企業參展意愿也顯著增強。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張延愷認為，這說明中國企業在困境下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抗風險能力有所增強;另外，中國紡織企業對市場前景仍充滿信心。

據稱，此前，這樣的展會已幫助一大批行業優勢企業在美國建立起銷售網絡，眾多中小企業也依托這一平臺發展了美國業務，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第四篇：PE投資優先權在中國遭遇法律困境

PE投資優先權在中國遭遇法律困境

朱小輝 2009年1月3日

隨著75號文和10號令的實施，中國境內企業間接境外上市的道路非常艱難，PE不得不開始接受直接向中國境內企業投資的“直投模式”，隨之而來的是，PE慣常要求的優先權在中國法律和實踐中遇到了挑戰。

私募股權基金(簡稱“PE”)在對非上市企業進行投資時，由于PE的資本投資特性，以及對非上市企業投資存在的風險，PE在投資時會要求若干優先權，以期從法律上確保其投資的安全。PE青睞于投資采用海外結構，因為海外司法管轄區)尤其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地區)對被投資公司、原股東、PE之間的優先權約定采取很寬松的態度，很少有強制性的規定。然而，隨著《關于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75號文)和《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10號令)的實施，中國境內企業間接境外上市的道路非常艱難。在這種情況下，PE也不得不開始接受直接向中國境內企業投資的“直投模式”。在直投模式下，PE慣常要求的優先權在中國法律和實踐中遇到了挑戰。

一、優先權內容

PE作為投資人要求的優先權內容在各個項目中各不相同，大致包括如下幾類：

優先認購權：在被投資公司進行未來的增資擴股時，投資人有權按比例認購；

優先購買權：在原股東轉讓被投資公司股份時，投資人有優先購買權；

共售權：被投資公司其它股東轉讓股份時，投資人有權按照同等條件按比例轉讓其持有股權；

優先分紅權：投資人有權先于其他股東分取被投資公司的利潤；

回購權：在投資完成后一定年限內，若被投資公司未能上市或被并購，投資人要求原股東或被投資公司回購投資人持有的被投資公司的股份；

優先清算權：在發生被投資公司清算的情況，償付債務后的清算財產，優先由投資人分配)投資金額加上一定的回報)，分配后的余額由投資人和其他股東根據股份比例再次分配；

否決權：雖然投資人持有的股份比例不大或委派的董事人數不多，但投資人及其委派的董事對于被投資公司的重大事項具有一票否決權；

一致行動權：在投資完成后一定年限內，若被投資公司未能上市或被并購，而此時投資人尋找到合適的被并購的機會，則被投資公司所有股東應根據投資人的要求將其持有的被投資公司股份轉讓給并購方；

反稀釋：如果被投資公司未來以低于投資人認購價格的價格去發行新的股份，則投資人的股份將按約定增加數量。

二、《公司法》、外商投資管理和國有資產管理

投資人對優先權的要求，基于投資人的投資往往有較高的溢價而又不參與被投資公司的經營管理，因而將投資人的股份設定為優先股。雖然修訂的《公司法》較此前增加了一些靈活性，例如允許全體股東約定不按出資比例分紅，但并沒有正式承認優先股的存在，因此投資人所要求的優先權的基本法律依據不足，更多地需要在個案中與審批機關和登記機關溝通。

在被投資公司是內資公司且不需要改制為外商投資企業的情形下，有時候投資人會采取變通做法，在內資公司章程中并不約定投資人的優先權，而是采用工商局的標準版本，以獲得章程的及時備案；在章程之外，投資人與被投資公司及原股東簽訂股東協議，約定投資人的權利。由于內資公司的章程是備案制，而股東協議不需要備案，因此只要股東協議并不與備案的章程相抵觸，該股東協議的效力應該不存在實質問題。未經備案的股東協議的具體執行效力，尚待在司法實踐中檢驗。

根據目前關于外商投資管理(包括新設和外資并購)的法律規定，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收購協議、合同和章程實行審批制，這些協議、合同和章程在獲得批準后方可生效。在此情形下約定投資人優先權，應當在收購協議、合資/合作合同或章程中做出明確約定，由審批機關批準。不然，在經審批機關批準的收購協議、合同、章程之外另行約定投資人優先權，被認定為不具約束力的風險很大。

此外，如被投資公司涉及到國有資產，投資行為還受制于有關國有資產管理的規定。投資人優先權利如果與國有資產管理的規定相抵觸，很可能該約定無效或不可執行。

基于以上限制，投資人所要求的優先權在中國法律項下和實踐中并不能得到當然的承認和支持，更多取決于個案中負責審批或登記的主管人員的認可和接受的程度。

三、實踐中的限制

優先認購權：在法律上和實踐中不存在障礙。按《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有權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認繳出資，但是全體股東約定不按照出資比例優先認繳出資的除外。對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沒有明文規定，對于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章程中約定此類條款一般是可行的。

優先購買權：在法律上和實踐中不存在障礙。《公司法》對有限公司股權轉讓時的股東優先購買權有規定，且允許公司章程對此自行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轉讓的股東優先購買權，《公司法》沒有明文規定，對于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章程中約定此類條款一般是可行的。

共售權：在法律上不限制，但在實踐中，個案的結果不同，總的來說獲得批準或登記的可能性較大。

優先分紅權：《公司法》允許不按出資比例分紅，但未規定優先分紅；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一方優先分紅是允許的，但有條件限制，且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的組織形式未必適用于每個投資項目。總的來說優先分紅權獲得認可的難度較大。

回購權：《公司法》對于股東要求有限公司回購股權規定了三種情形：(1)公司符合分紅條件，但連續五年不向股東分配利潤；(2)公司合并、分立、轉讓主要財產；(3)公司營業期限屆滿或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而股東會決議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續。《公司法》允許股份公司在如下情形回購公司股份：(1)減少公司注冊資本；(2)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3)將股份獎勵給本公司職工；(4)股東因對股東大會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決議持異議、要求公司收購其股份。以上情況并沒有覆蓋投資人所要求的回購情形。從實踐來看，將回購條款寫入公司章程獲批的難度很大，更多的是由投資人與被投資公司原股東簽訂協議，投資人有權在約定的情形將被投資公司股份出售給原股東。如原股東是國有企業，因涉及國有資產評估，事先約定的回購價格也難以執行。

優先清算權：《公司法》規定，公司清算時，清償公司債務后的剩余財產，有限責任公司按股東的出資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優先清算權的約定在法律和實踐中存在障礙。

否決權：在法律上和實踐中均不存在障礙。

一致行動權：法律上不存在障礙。在實踐中，此條款有可能被認定為侵犯了其他股東對其股份的處置權而不獲審批或登記。

反稀釋：因直投模式不存在優先股和普通股的轉換問題，此條款在直投模式中較少使用。

四、結語

如上分析，PE投資人與普通股東不同，其慣常提出的優先權要求與其資本投資特性及風險緊密聯系。為了更有效地在中國發揮PE投資的作用，促進具有良好成長潛力而缺乏充足資金的被投資企業發展，我們建議審批和登記機關對該等優先權條款采取更為寬松的態度，除了涉及國有資產等法律有限制及禁止性規定的問題外，盡量允許投資人與被投資企業及其股東自行約定。從個案的實務操作角度，投資人在提出該等優先權條款時也應注意該等條款在法律和實踐中的相關現狀，充分預見及合理評估優先權條款不能全部獲得審批或登記時的風險。

作者系北京市天元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

第五篇：中國目前遭遇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綠色壁壘的現狀如何

國際經濟與貿易

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綠色壁壘的成因、現狀及其應對方式的概述

摘要：隨著全球經濟異地化進程的推進及WTO多個回合談判，使得一直以來作為主要貿易壁壘的高額關稅退出歷史舞臺，加之各國對環境保護和維護人類和動植物安全和健康等的問題日益重視，一些新的貿易保護措施——綠色貿易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形成。本文將就綠色壁壘和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現狀、成因、典型案例及應對方式加以綜述

關鍵詞：綠色壁壘 技術壁壘 現狀 成因

典型案例 應對方式

綠色壁壘

綠色壁壘由于從形式上看，它是適應環境保護的要求，對貿易自由的限制，具備一定的合理性，順應了環境保護的世界發展潮流，容易在社會公眾中獲得廣泛的支持，并且在國際貿易規則上沒有被禁止，一系列國際環境公約和國內環保法規又可作為其理論上的依據，所以其對世界貿易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國際貿易中，綠色貿易壁壘對來自其他國家的產品和服務設置了障礙，限制了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本國市場。據估計，我國每年至少有價值70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綠色貿易壁壘的影響并且還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如何正確應對綠色貿易壁壘已日漸成為我國對外貿易中的焦點問題。綠色貿易壁壘的現狀

1.綠色貿易壁壘被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成為了一項重要的貿易措施。據統計在全球4917種產品中，受綠色貿易壁壘影響的3746種產品的貿易額達47320億美元，占1999年世界進口額的88%，其中直接受影響的達6790億美元，占13%，共計有137個進口國采用了綠色貿易壁壘措施。

2.綠色貿易壁壘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泛。一方面，綠色貿易壁壘涉及到環境保護、人類健康、動物安全、生物多樣性等多個領域，另一方面，綠色貿易壁壘所管轄對象周期也越來越長。不僅僅對產品本身提出綠色環保要求，還對產品的設計開發、原料投入、生產方式、包裝材料、運輸、銷售及售后等整個生命周期提出了綠色環保的要求。

3.綠色貿易壁壘的設置具有一定的針對性。綠色貿易壁壘往往針對那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因其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基礎，能夠利用本國資源及勞動力的優勢大量生產并出口資源或勞動密集性的產品，出口產品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優勢，容易對進口國國內同類產業形成威脅。近幾年來，我國這類產品受到的綠色貿易壁壘限制越來越明顯。典型案例

中國出口商品在國外市場高高豎起的“綠色壁壘”前接連遭遇了“滑鐵盧”：年初，浙江舟山出口歐洲的凍蝦被歐盟檢驗部門檢測出10億分之0.2克氯霉素(請注意這個比例)，全部被退回，并導致隨后歐盟方面作出的暫時停止進口中國雞肉、兔肉、凍蝦等動物源性食品的決定1月4日至1月31日，日本政府決定對我國出口的蔬菜實行批批檢驗的臨時加嚴檢驗措施，結果，浙江臺州出口日本的西蘭花，在日本臨時加嚴的檢驗中部分被檢驗出農藥殘留超標，受此影響，臺州西蘭花的收購價格從每個1.6元猛跌至0.6元，14家相關企業和種植面積達10萬畝的數萬農民叫苦連天；還是在浙江，1月份，寧波的一批水產品出口企業因在出口到韓國、歐盟的水產品中被檢出有雜質而受到“暫停進口申報”。檢查結果發現，是漁民在搬運水產品時不小心夾帶了泥沙等雜質。但寧波的水產品出口卻因此受累，1―2月份，全市水產品的出口下跌二成多，其中出口歐盟市場下跌了97％以上。技術性貿易壁壘

技術性貿易壁壘基于維護人類和動植物安全和健康等正當理由，在多邊貿易體制框架下可以合理地存在，并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和運用。且目前隨著關稅和傳統非關稅壁壘的削減，進口國收入水平和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可能轉化為對產品質量、安全、環保的更高要求，技術性貿易壁壘將替代關稅和傳統非關稅壁壘，控制進口產品價格，進而抑制其進口數量。并且，全球化的“放大”效應擴大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重要性[。美國和歐盟等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是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發源地，盡管發展中國家也在越來越多的嘗試運用這種新的政策工具，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層次差異 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現狀

我國幾乎所有出口商品都面臨技術壁壘，不僅像紡織品、服裝、農產品等傳統產業，而且一些新興的高新技術產業如計算機軟件、電信產品等都受其困擾。中國技術貿易壁壘的實施存在較大的行業和產品離散性，而外國在這些行業上的技術標準限制了中國71%的出口企業。中國相對落后的技術水平，使得其和發達國家在技術壁壘實施及其經濟后果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典型案例

浙江一家專門從事女裝出口的制衣公司將一批成衣按訂單要求發往德國時，卻被拒之門外。納悶不已的經營者被告知：不是服裝尺寸不對路，而是小小的鈕扣出了大問題——不符合環保要求

銷往歐洲、離岸價低于2歐元的溫州打火機，必須加裝一個5周歲以下兒童難以開啟的安全裝置，而2歐元以上的不受限制。這就是歐盟正在擬定的CR法規（防止兒童開啟裝置）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一旦被通過，以價格優勢取勝的溫州打火機有可能被擠出歐洲市場。

應對方式

貿易壁壘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在對綠色壁壘和技術性貿易壁壘正反兩方面作用的認識的基礎上，應結合其對中國外貿交易和社會發展的實際影響，以積極的態度進行研究，并采取正確的對策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綠色壁壘。其基本原則是：限制其不利的一面，盡量減少其對中國對外貿易的損害；利用其積極的一面，變壓力為動力，大力推進中國的環保及檢疫工作，建立健全的環保法律法規，強化貿易環境的執法力度，重視商品質量、技術標準的科學和合理性，又要堅決同使用技術標準作壁壘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作斗爭，推動世界貿易的大發展，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促進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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