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圳公立醫院邁向去行政化

深圳公立醫院邁向去行政化

試點取消醫院行政級別，實行全員合同制管理

據新華社深圳2月19日電記者吳俊從深圳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了解到，該市2014年將試點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取消醫院的行政級別，實行全員合同制管理。深圳醫改進入深水區。

據深圳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相關負責人介紹，2013年5月，深圳市醫管中心掛牌運作，正式啟動了管辦分開改革。醫管中心負責深圳市屬11家醫療衛生機構人、財、物的管理，深圳市政府還組建了深圳市公立醫院管理中心理事會，作為深圳市醫管中心的決策和監督機構。

深圳市衛生計生委主任蔡立說，深圳市的醫改雖然一直走在前列，但也面臨許多問題和困難。比如，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深層次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特別是在籌資模式、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績效管理等方面亟待加大創新力度，公立醫院過度檢查和治療、商業賄賂和醫患關系緊張等現象依然存在。

據蔡立介紹，今年深圳市將全力攻堅，進一步深化公立醫院改革。首先，合理優化公立醫院補償機制，調整大醫院財政補助方式和結構，加大專科門診補貼力度，引導大醫院以提供專科門診為主，減少普通門診診療量。同時，改革公立醫院人事薪酬制度，試點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據介紹，去行政化改革的具體做法是取消醫院的行政級別，按照“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原則，在公立醫院逐步推行員額管理制度，打破編制內和編制外身份限制，實行全員合同制管理，由醫院自主設定崗位，并按崗位確定薪酬。

第二篇：深圳公立醫院邁向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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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立醫院邁向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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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信息界·e醫療》2014年第03期

深圳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消息，該市2014年將試點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取消醫院的行政級別，實行全員合同制管理。深圳醫改進入深水區。

據深圳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相關負責人介紹，2013年5月，深圳市醫管中心掛牌運作，正式啟動了管辦分開改革。醫管中心負責深圳市屬11家醫療衛生機構人、財、物的管理，深圳市政府還組建了深圳市公立醫院管理中心理事會，作為深圳市醫管中心的決策和監督機構。

深圳市衛生計生委主任蔡立介紹，今年深圳市將全力攻堅，進一步深化公立醫院改革。首先，合理優化公立醫院補償機制，調整大醫院財政補助方式和結構，加大專科門診補貼力度，引導大醫院以提供專科門診為主，減少普通門診診療量。同時，改革公立醫院人事薪酬制度，試點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據介紹，去行政化改革的具體做法是取消醫院的行政級別，在公立醫院逐步推行員額管理制度，打破編制內和編制外身份限制，實行全員合同制管理，由醫院自主設定崗位，并按崗位確定薪酬。

第三篇：高校去行政化

【摘要】在高校“去行政化”的熱議聲中，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也飽受爭議。其實，行政級別并不是導致“行政化”的原因，充其量只是“行政化”的諸多弊病之一。“去行政化”的本質任務是限制行政權力，包括政府行政權力和高校內部行政權力對學術事務的過度干預，切實保障學術的獨立自主。

【關鍵詞】高校 去行政化 行政級別 學術自主

高校行政管理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國家行政機構對高校的管理;二是高校自身的管理。高校行政管理與其他組織的管理一樣，是一種必需的組織行為，缺乏有效的行政管理，就無法實現高校的組織目標。不能因為對“行政化”的批判而否定行政管理本身。

所謂高校“行政化”，主要是指行政權力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濫用，即把高校作為完全的行政機關來管理，而忽視了高校作為學術機構的特殊性，其實質是行政權力對學術事務的過度干涉，是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分界不清。“行政化”的表現可以分內、外兩個層面：

首先，就高校外部關系而言，“行政化”主要表現在政府部門將高校作為行政機構管理，管辦不分。具體表現為以下三點：職能界定不清，政府大包大攬、高度集中，高校作為辦學主體的地位不彰，辦學自主權得不到保證，一切圍繞政府部門的規劃指令行事;管理作風官僚，政府部門森嚴的等級制度、官僚主義的工作作風與高校本應具有的學術優先、平等和諧的校園文化大相徑庭;資源分配不公，大量資源集中在政府官員手中，一方面高校為爭取有限的資源，必然圍繞政府官員的行政指令辦學，而無視行政指令的科學性，同時留下了大量權力尋租的空間，另一方面政府官員的政績需要、知識水平及認知結構潛在影響著資源的分配方向，從而影響著高校的發展。

其次，從高校內部管理來看，“行政化”主要表現為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控制和干預。具體表現有三點：一是行政事務與學術事務界定不清，權力分工不明，行政權力常常插手學術事務，弱化乃至替代學術權力，而學術權力也不斷試圖影響非學術事務;二是行政權力被濫用，學術權力作用不突出，行政權力不僅決定著高校日常非學術事務的走向，也通過資源分配、干部任命等方式操控著學術事務的走向;三是制度不健全，教代會、校務委員會等制度往往是虛晃一槍，權力本身的運作沒有制約，也就越發造成權力的膨脹，導致“學而優則仕”左右著學者的發展思路，學術失去了應有的超脫和獨立。

高校行政級別的成因及其與“行政化”的關系

在高校“行政化”飽受批判的同時，高校行政級別一時間也成了千夫所指。對高校行政級別的指責主要集中在：高校本身被人為劃分為副部級、廳級、副廳級，同時高校內部管理干部也有明確級別，從科員到副部級不等，這種官僚化的等級制束縛了高校的發展。要了解行政級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約著高校的發展，就必須分析行政級別的成因及其與“行政化”的關系。

高校行政級別的成因有二：一是我國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政府的級別被擴展到社會企事業單位，高校自然囊括其中;二是科層制管理模式的現實需要，韋伯提倡的科層制以崇尚理性與效率、強調分工與專業化、重權威等級、追求制度和非人格化管理為特征，在社會組織日益龐大和復雜后，成為通行的現代管理模式。

因此，對于高校行政級別需要予以理性的分析。對于行政人員進行一定的權力分工、分層，保證政令暢通，是追求高效率、高效益管理所需要的措施。在此意義上，我國高校效率低下，不是科層制本身的問題，恰恰是科層制發育不健康、不充分的問題。西方高校的治理結構中，也存在從職員到校長的職級差異和職權分工。在內部治理結構上，如果把廳級、處級、科級、科員替換成西方高校的校長、總監、主任、職員其實并無實質差別。在外部關系上，高校與政府的交流、高校之間的交流，更多的還是依賴高校的實力、校長個人聲望，以及學校領導與政府部門負責人間的相互關系，而不是看高校領導的級別。眾所周知，高校領導干部的級別，就其實際掌握的權力和社會影響而言，只是一種有名無實的“虛高”。

由此可見，行政級別本身并不導致“行政化”，與“行政化”之間也不存在必然的正相關，行政級別充其量是“行政化”諸多流弊中最外顯、最細小的一環，只是疥癬之疾而已。選擇取消行政級別作為“去行政化”的突破口，可說是方向性錯誤。

“去行政化”的關鍵

“行政化”的實質是行政權力的濫用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泛化，因而“去行政化”的關鍵即是對權力的重新分配和管理模式的調整。

管辦分離，保障大學的辦學自主權。政府和高校的關系，轉變政府職能，切實保障大學的辦學自主權，是“去行政化”的核心問題。我國高校大多數是公辦，其權力主要來源于政府授權，政府有責任也有權力對高校進行調控和督查，促使高校更好地實現其使命，但這種調控督查不應該是高度集中的管理干預。政府部門應當轉變觀念，正確定位政府職能，從全面管理、直接干預向宏觀調控、標準制訂、監督檢查轉變;從直接的資源控制向資源服務、制度保障轉變;從行政命令向引導服務轉變。高校提供的服務具有公共服務的性質，為高校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政策保障，不僅是政府部門的權力，更是現代政府所應承擔的職責，絕不能把自身的服務看作是對高校的恩賜，更不能把高校看成自己的權力領地;高校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學術研究更有其特殊規律，不是單純的行政命令能夠改變的，要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首先要尊重教育的規律，要給予大學充分的辦學自主權。盡管《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實現“管辦分離”，但真正到實施環節，將面臨重重困難。因為“管辦分離”意味著強勢權力的退讓，權力的退讓過程中不僅有政府部門直接的陣痛，更有無數相關利益集團的陣痛，在邁向現代大學制度的進程中，這些陣痛將不斷導致各種力量展開一輪又一輪的博弈，影響和改變著改革的進程。

學術自主，保障學術權力的公正行使。高校的規模決定了行政事務的專業化，也導致行政權力從學術權力中日益剝離出來并迅速發展壯大。但無論行政事務如何專業化，高校的本質首先是學術研討和文化傳承的場所，這一本質決定了學術事務是高校的核心事務，學術權力的行使不能受到過多干涉。因此，從校內的治理結構看來，“去行政化”意味著行政權力要回到自己的本職工作中去，凡是與學術相關的事務要由學術權力來決定，“教授治學”必須得到保證。行政權力必須充分尊重學者與學術組織在學術事務中的作用，切實尊重學術權力在學術事務管理中的主導地位，保障其作用發揮，在教學和學術資源配置中要以學術委員會、教授委員會、學位委員會等學術組織為主，積極營造學術優先的氛圍。同時，為了確保行政權力不干預學術權力，有必要規定各級領導干部不得在學術委員會中任職，如武漢大學明確規定校長和院長不得擔任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的主任，東北師范大學甚至規定校黨委書記、校長不參加學術委員會，以保證學術權力的相對獨立，深圳大學重要學術工作的教授委員會全部由“布衣”教授擔任，并引入大量外校教授擔任評獎委員會委員。這些都為探索學術自主、保障學術權力的公正行使積累了很好的經驗。

強化民主制度建設。要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完善教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教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是學校管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校管理層廣泛聽取教職工意見，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重要渠道，是校務公開的主要載體，是教職工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實行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基本制度和形式。當前教職工代表大會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關鍵原因在于沒有話語權，如果通過制度規定，學校發展的重大事務必須經過教職工代表大會的審議投票，甚至領導班子的述職也必須經過教職工代表大會的審議投票，增加教職工代表大會的否決權，那將極大增加對權力的制約作用，也會真正促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提升管理水平，科學管理、服務行政。高校管理效率較低，在人才培養、學術創新、服務社會等方面還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要革除“行政化”的不良影響，必須提高管理水平，要科學管理，提倡“服務行政”的理念。加強科學管理，必須提升管理人員的專業水準，要重視管理人員的工作，不能因為學術優先就否定、降低管理對學校發展的重要性，改變那種人人都能從事管理的錯誤認識，要認識到一個出色的學者未必是一個出色的管理者，要對管理人員的貢獻予以正確的評價和激勵，這樣才有利于打造安心工作、敬業專業的管理隊伍;必須對管理人員加強培訓，通過不斷地再教育、崗位培訓來提升管理人員的工作能力，要改變唯學歷是舉的管理干部使用現狀;必須提倡“服務行政”的理念，高校的管理工作最終是為了更好地服務師生、服務學術、服務社會，要摒棄官本位的陳腐思想，真正做到以人為本。

高校行政級別并非高校“行政化”的禍首，試圖以取消行政級別來“去行政化”，從而走上現代大學制度的大道，無異于緣木求魚。“去行政化”、建設現代大學制度的事業任重道遠，其本質任務是限制行政權力(政府行政權力和高校內部行政權力)對學術事務的過度干預，切實保障學術的獨立自主。這一任務的關鍵在于能否真正實現“管辦分離”、落實大學的辦學自主權。

[摘要] 在大學“行政化”問題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的背景下，有必要對“行政化”所涉及的一些關鍵問題予以澄清。為此，本文對大學“行政化”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進行了闡釋，分析了產生大學“行政化”的深層次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大學“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和措施。

[關鍵詞] 大學 行政化 辦學自主權

[img]/news/file.do?method=downFile&id=152380108[/img] 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鐘秉林教授

自去年以來，關于大學“去行政化”的問題越來越引起高等教育界和社會各界的關注，已成為教育領域的熱點問題之一。在今年召開的“兩會”上，大學“去行政化”成為媒體報道中使用頻次最高的關鍵詞之一;不少委員、代表紛紛就這一問題各抒己見，由于理解不

一、觀點各異，使得大學“去行政化”問題進一步升溫。總體看來，多數人對所謂大學“行政化”持否定態度，認為“行政化”導致大學背離了存在的本質，已成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大學辦學質量的障礙，主張“去行政化”。也有人對大學“去行政化”提出了保留意見，認為在當前“去行政化”和取消行政級別有可能貶低大學地位，將會制約大學的發展。筆者認為，在討論大學“去行政化”問題時，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首先應明確大學“行政化”的具體內涵及表現形式，明確“去行政化”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同時要深入分析大學存在“行政化”傾向的深層次原因。如果不搞清楚這幾個問題，“去”起來也就可能會無的放矢，甚至于自亂陣腳，反而會影響高等教育和高等學校的改革與發展。本文將就以上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

一、大學“行政化”的內涵及表現形式

行政管理是隨著人類社會早期公共事務和“公共權力”的出現而產生的古老的管理活動。嚴格意義上講，行政管理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對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的管理。[1]我國對行政管理的理解比較寬泛，除政府機構外，還包括企事業單位中的管理活動。因此，可以從兩種意義上理解大學行政管理：一是國家行政機構對大學的管理行為;二是大學內部的行政部門對大學施行的管理。

應該說，作為一種管理手段，行政管理在大學管理中的應用，其初衷在于提高大學管理的效率，確保大學有效實現其組織目標，更好地實現其功能和使命。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大學行政管理本質上只是一種實現大學組織目標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應該與當前廣遭社會詬病的大學“行政化”區分開來。所謂大學“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層制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學管理中被泛化或濫用，即把大學當作行政機構來管理，把學術事務當作行政事務來管理。根據以上對大學行政管理的定義，可以從政府對大學的管理和大學的內部管理這兩個層面來剖析大學“行政化”的實質及其表現形式。

首先，從大學和政府之間的關系來看，“行政化”主要體現在政府將大學作為行政機構或行政機構的延伸部門來管理，嚴格控制，管辦不分。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在管理職能上，存在定位不準、缺位、越位等現象。大學作為獨立法人和辦學主體應依法享有的人事、財務、學術、規劃等方面的自主權未能全面落實。同時，政府在制定標準、監督評價等方面應承擔的職責亦未充分履行。二是在管理方式上，政府過多依賴行政命令手段來管理大學，而財政、法律等管理手段應用較少，規范性和法制性較差，隨意性較大。三是在管理作風上，存在簡單化現象，特別是個別政府工作人員存在官僚作風，講究等級，與大學文化發生沖突。四是在管理文化上，大學傾向于依附政府及相關部門，更多關注的是如何獲取行政配置的資源，缺少對辦學規律的深入研究，難以彰顯辦學特色。

其次，從大學內部治理的角度來看，“行政化”集中體現為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失衡、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分割和對立、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替代與壓制。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大學內部行政權力泛化。大學管理的“機關化”色彩過于濃厚，以行政權力干預或取代學術權力的現象比較普遍。行政權力對學術事務介入過多，忽視學者對學術事務的管理;大學中的學術組織(如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教學指導委員會、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等)或者泛化為行政組織，行使某種行政職能;或者作為“虛位”組織，學術權力在大學的地位沒有得到充分落實，往往難以發揮實際的作用。學術權力的弱化影響了行政決策的科學性，降低了決策實施的嚴肅性，大學管理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著“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未果”的現象。另一方面，由于與學術事務相關的資源分配權掌握在行政機關手中，學術事務被間接行政化，因此出現了個別學者熱衷于到機關部處和院系所做官，部分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忙著讀博士的現象。二是大學內部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界限不清。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常常交織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責任不清，導致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相互越位。一方面，行政權力常常替代學術權力，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學術事務，甚至于包辦學術事務;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學術權力使用不當，學者在學術事務中觀點偏頗、意見不一致，或在非學術事務中發揮作用的意志過于強烈等現象，對行政權力的行使產生不利影響。三是學術權力的主體，教授及學術組織的作用不突出。高校的校級學術委員會中，學校和院系以及職能部門的負責人所占比例較高，學術組織的成員構成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學校和院系領導雖然也是相關學科的專家，但在學術事務決策思維上多少帶有行政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校務委員會、教代會制度不夠健全，學者及學術組織缺少影響決策的制度化渠道，不能構成對行政權力的有效制約;在學校重大問題的決策中，學者及學術組織參與決策的途徑和方式有限，權力得不到充分體現，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四是缺乏相關法律制度及其實施細則的保障，學術權力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在實踐中難以體現。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規定，大學學術委員會的職責是審議學科和專業的設置，制定教學和科研計劃，評定教學、科研成果等，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學術委員會主要發揮咨詢審議的功能，且議事規則不規范，相關決議的效力不明。

二、大學“行政化”產生的原因

應該看到，我國大學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行政化”或“泛行政化”現象有其深層次的產生原因：其中既有大學內部的原因，又有大學外部的原因;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現實的原因。只有正確認識和分析產生大學“行政化”現象的原因，才可能提出破解大學“行政化”難題的策略和措施。

(一)大學內部存在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對壘，是產生大學“行政化”現象的客觀原因

一般而言，大學內部事務可以分為學術事務和非學術事務(或行政事務)。與此相對應，大學內部存在著兩大并行的權力系統。[2]一種是以行政管理組織結構為網絡的行政權力系統，另一種是以教授、專家、學者為核心，以學術組織為主體的學術權力系統。行政權力扎根于權力授予，來自組織的委派或任命，突出照章辦事和等級服從，主要通過行政命令和指示自上而下貫徹執行，具有整體性、層次性和強制性，其價值定位是保障大學組織目標的實現，保證教育方針和辦學思想得以落實。學術權力是學術組織及學術人員通過各種途徑管理學術事務的權力，它不是外部賦予的，而是大學的內在要求，是大學本質特性的外化，主要依靠學者基于學術構建的權威對客體產生影響，具有松散性、非強制性、自下而上等特點，其價值追求是保證學術標準得以貫徹，學者所從事的學科得以發展，學術人員的學術權力得以保障。大學的行政管理和學術管理協調匹配、共同作用，才能保證大學在整體穩定有序的狀態下不斷發展和提高。一所大學組建后，行政權力便相應產生。隨著大學職能日益多樣化，大學組織的復雜性增強，對行政權力的依賴性加劇，使得行政權力在行使中不斷強化。而學術權力的產生和培育相對緩慢，其權威性的樹立需要較長時間，其有效履行的組織保障和制度保障均明顯弱于行政權力，經常受到行政權力的壓制，這在客觀上導致了大學內部管理容易產生“行政化”現象。

(二)建國以來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導致大學“行政化”的歷史原因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主要是照搬“蘇聯模式”，大學近乎于政府的附屬機構，對大學的管理以行政權力為主，學科專業設置、課程教材標準、學生招收錄取、學歷學位授予、教師職稱評定、辦學資金使用等，都必須經過政府批準、檢查或審定，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十分有限。大學內部管理基本上也是“上令下行”的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權力決定資源配置、人事安排、績效評定等，學術權力一直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教授學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壓抑，從而嚴重制約了大學的發展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這種狀況已有明顯改善。盡管如此，由于體制的慣性，前述種種大學“行政化”現象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政府有關部門往往還習慣于用行政管理的邏輯和方式來管理大學，大學往往還習慣于依據行政機構的組織結構來設計大學的內部組織，按照行政組織的管理方式對校、院、系進行權力分配，并賦予其相應的行政級別，確立管理中的隸屬和服從關系。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系在不少方面還是命令與服從的關系，這在無形中又成為了大學內部行政機關和學術組織之間關系的范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當前大學管理中的“行政化”傾向仍是計劃經濟思維和做法的延續。

(三)大學辦學自主權落實不到位、政府行政權力缺少監督制約，是產生大學“行政化”現象的現實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了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的方針;1993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進一步明確了高等教育改革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觀管理、學校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體制;尤其是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頒布和實施，以法律的形式對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作了明確的規定，為大學依法自主辦學以及協調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法律依據，從而改變了幾十年來中國大學辦學無法可依、單純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指導工作的狀況。盡管有關法律法規對高校辦學自主權的規定是明確的，但還缺乏實施辦法和細則。高校到底應該享有哪些辦學自主權、如何保障高校辦學自主權等關鍵問題仍未有全面和明確的答案。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有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高校享受辦學自主權，但仍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政府干預高校辦學的現象。例如，與高校自主辦學直接相關的預算、人事、規劃、學科、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權力有待進一步落實和逐步擴大;高等教育資源主要由政府通過行政手段進行配置，分配到大學內部的資源仍然通過行政機關進行二次分配;政府對大學的行政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等。這些因素使得大學“行政化”和“泛行政化”的現象在某些方面愈加凸顯。

此外，我國歷史文化傳統中形成的“官本位”意識突出，導致一些大學行政人員甚至是學術人員對行政權力“情有獨鐘”，學校內部行政機關為教師學生和教學科研服務的意識薄弱;社會往往也根據行政級別、行政權力等因素去判斷大學從業人員的價值，使得大家將過多的精力去關注行政權力，這也是導致大學“行政化”的重要原因。

三、大學“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及相關措施

在厘清大學“行政化”的內涵及其表現形式，分析產生大學“行政化”的深層次原因的基礎之上，即可“對癥下藥”，提出大學“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和相關措施。無疑，既然產生“行政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去行政化”將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筆者認為，大學“去行政化”并非取消大學行政管理或簡單地取消行政級別，關鍵是要從根本上鏟除“行政化”產生的土壤。

(一)完善大學內部治理架構，協調好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之間的關系

大學內部的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關鍵是把它們協調好，不能相互之間出現越位、錯位或失位。現在的突出問題是，行政權力對于學術事務干預比較多，行政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學術資源的調配，甚至以行政決策代替學術決策。解決這一問題，一要進一步明確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界限，嚴格限制行政權力放大或對學術權力進行干預;二要確立學術本位的觀念和意識，充分尊重學者與學術組織在學術事務決策中的作用，高度重視并切實發揮學術權力在學術管理活動中的主導作用，積極營造尊重學術的大學文化;三要強化學術民主制度建設，健全校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教學委員會等相關制度，保障學術人員能充分參與大學管理和決策，切實享有對學術事務的主導權;四要充分保障大學教師和學生權益，完善“以教師為主體的教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明確規定教代會的職責并確定學者代表的比例，使教代會的組成真正反映高校各種利益群體的要求，將教職工參與學校民主管理和監督的權力落到實處，同時也要高度重視學生群體對學校事務的參與;五要改善大學行政管理方式方法，克服官僚主義作風，盡快實現大學行政管理從官本位向學術本位轉變，從以行政管理為主導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向行政管理與學術管理相結合的管理模式的轉變。總之，就是要推動學校行政管理部門能夠真正以教師、學生和學術為中心，主動為教學和科研服務，做到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相互匹配、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相輔相成。

(二)切實轉變政府職能，依法保障高校辦學自主權

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大學的關系，是大學“去行政化”的關鍵所在。一方面，大學提供的服務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政府有義務為其提供必要的資源和制度保障，這不僅僅是權力，更是現代政府應該履行的職責。另一方面，大學的權力，尤其是公立大學的權力，主要來自于政府的授權，政府有責任也有權力對其進行調控，使其更好地發揮應有的職能。處理政府和大學的關系，必須正確定位政府的職能。政府是高等教育和大學的宏觀管理者和調控者，其目標在于促進大學更好地開展教學、科研活動，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推進高等教育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政府有關部門應進一步轉變職能，加強宏觀管理，實施分類指導，不應直接干預大學內部事務，尤其不應直接干預大學內部的學術事務。政府對大學的管理不應過多依賴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應更多地采用財政、法律等宏觀調控手段。具體而言，政府對大學的管理，應從直接的人財物控制轉變到提供資源和制度保障，從直接干預辦學行為轉變到通過制定辦學標準、經濟杠桿調節、監督檢查和信息服務等手段對大學進行導向和調控。在制定相關政策、研制質量標準、實施建設項目時，應遵循大學發展規律，尊重大學辦學自主權;要減少和規范對學校的行政審批事項，清理名義上已作備案管理，實質上仍在行使審批權的事務;要嘗試把學科評審和教學評估等工作委托給行業協會或其他中介機構。理想的政府和大學之間的關系，應既能依法保障大學的自主權，同時又能有效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引導大學遵循教育規律，面向社會依法辦學。

(三)加強大學的科學管理，進一步提高行政管理和學術管理效能

大學“去行政化”問題之所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熱議，其重要原因在于大學管理效能較低，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方面滿足不了國家和社會公眾的要求。筆者認為，“去行政化”(包括淡化乃至逐步取消行政級別)不等于在大學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強科學管理，進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服務大學發展目標。20世紀末以來，加強管理、增強績效是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基本趨勢之一。發達國家加強高校管理主要有四個特點：一是科學化。在大學管理中引入各種先進高效的管理工具和方法，提高管理水平;二是專業化。世界知名大學都在全國或全球聘用專業管理人員承擔管理崗位，并建立嚴格的聘用標準和聘用程序;三是重視能力提升。通過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培訓項目，提高管理人員的相關能力;四是強調管理的文化內涵。倡導尊重學術，服務學生，服務社會。近年來，我國大學規模漸趨龐大，功能目標不斷拓展，組織結構更趨復雜，大學除了學術事務之外，后勤保障、基本建設、學生管理、安全穩定等方面的任務越來越重，這對大學管理的科學性及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大學的行政管理還存在諸多問題，例如：權力過多集中在學校一級，管理重心偏高且效益較低;行政機構臃腫，職責不夠清晰且應變能力較差;二級院系設置過多，學術管理跨度較大且效能不高;管理理念和方法陳舊，適應不了復雜多變的形勢等。針對這些問題，大學迫切需要以管理重心下移為重點，建立結構合理、責權分明、運轉高效的科學管理體系，并結合大學內部人事管理體制改革和教育職員制的探索，建設一支整體素質優良的高效的職業化行政管理隊伍，切實改善大學的管理效能。

應該看到，“官本位”意識在我國根深蒂固，大學的“行政化”或“泛行政化”現象是“官本位”意識在大學的集中反映，其根本原因在于符合我國國情的現代大學制度尚未建立。大學“去行政化”涉及到大學外部管理與內部治理等方方面面的變革，涉及到政府、大學和大學從業人員的共同責任。令人高興的是，這一問題已經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關注，即將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對此也予以了回應。本文僅是筆者對這一問題的粗略思考，意在闡明觀點，拋磚引玉，并求得同行的批評指正。

第四篇：高校去行政化提綱

探究高校去行政化

摘要：大學的主體是誰？是教師學生，還是行政管理人員？大學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學、科研為中心，還是以管理為中心。假如是前者，我們是不是應該倡導“教授治校”，倡導采取措施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尊重工作的興趣，任其自由發展，盡可能的為學術發展創造條件。然高校發展的現狀何然？本文是針對但前高校“行政化”現狀，而做的探究“去行政化”。

【關鍵詞】: 去行政化 現代大學制度 學術自由 教授治校

一、行政化概述

行政是指的是一定的社會組織，在其活動的過程中所進行的各種組織、控制、協調、監督等特定手段發生作用的活動的總稱。就范圍而言，首先它屬于國家的范圍，其次只有行政機關或政府權力才是行政權力。行政是行政主體對國家事務一決策、組織、管理和調控等特定手段發生作用的活動。當這些社會組織像行政主體般利用行政權對組織內的活動過程過多組織、控制、協調、監督。

高校的行政化，指行政部門對于高校的管理過多過細，大包大攬。在學校里是以一個權利為中心，而不是以學術為中心，使得教育失去了特有的專業性、學術的自主性和學術自由的精神，導致其教育活動被作為行政活動管理，滋生了教育雇傭性。一句話，行政化指社會組織活動利用行政權力來代表真切的利益和話語權。當前高校行政化現狀？

高校為什么會走向行政化呢？近代，學校與外部力量之間的關系及學校的自主性也相應的發生了變化，政府權利越來越集中，形成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同時，科學技術在社會經濟生產中的作用日漸顯著，國民的思想觀念成為影響社會統治的重要因素，學校教育的地位凸顯出來。我國上世紀50年代時，為了恢復戰后滿目瘡痍的國民經濟，國家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為了讓更多學生進到學校一起學習，統一培養人才，高校高等教育建立行政化體制。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學校教育開始恢復，不少地方教育部門選任有才干的政府官員到學校任職，事業心很強的官員和地方教育部門一起重組學校，在地方政府和學校共同努力之下，為學校制度的恢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時期計劃經濟的痕跡還比較重，學校是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門。政府對學校不是干預的問題，就是直接管理。改革開放后，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市場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學校教育也開始面向市場，同時學校作為傳播和生產知識與價值的重要機構，能通過把生產知識、技能傳播給人們，使他們具有高效率的勞動力。當國家或這某些社會組織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他們的職能擴大到人類活動的某些領域，顯然當他們對學校的重要性有足夠的認識的時候，國家或這些組織通過對學校實施越來越多的影響，直接或間接的傳播某種思想觀念到學習主體的頭腦當中，學校此時就成了貫徹國家或這些社會組織意志的工具。毫無疑問，當國家層面的“行政主導”，在大學內部潛意識中已經貫徹了行政部門為校園里的“運轉軸”這就意味 1

著高校辦學的自主權在某種程度上收到行政方面的制約。因為行政權力掌管著教師的命運，包括職稱評定、科研經費申請、教學課程多少、研究生導師資格的獲得以及住房等等。那么當大學運作與政府部門的運作一樣時，高校的本質的終極目標——學術自由、創造知識、培育人才、服務社會必然會偏離。

二、我國高校行政化得以生存與發展的一些因素其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對現代大學辦學規律的不斷認識，以“政府宏觀管理、高等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為目標的體制改革逐步觸及到現代大學的核心。然，正如正如阿什比所講“大學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我國社會歷史條件的巨大變化下，高校的行政化使得大學制度的發展很大程度上脫了終極目標，具體如下：

（一）、高等學校本不同于行政事業單位，更不同于行政機構，而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實體。然，當前大學的舉辦權、辦學權和管理權的合一，高等學校并沒有脫離與政府的隸屬關系，政府作為舉辦者，對高等學校的定位與定性、專業設置、學科建設等一切事物都進行審批、招生、教學、科研等一切具體活動都聽命與政府的安排，如此高等學校的教育發展被限制在了狹小的范圍內，學科研究于深入發展受阻。

（二）、科層管理理論下的高等教育自我發展目標缺失。美國教育家管理學專家馬克思*阿博特認為學校組織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科層管理組織。來自于政府上下級關系而形成了高校間的等級性。在我國現行的高校體系中，由于官本位的歷史沉淀，行政管理人員間的上下級關系教育教學人員、科研人員的上下級關系以及他們在各層級中，由于位置不同，劃分的等級也有所不同，同時他們各自根據任務的性質、特點與管理各施其職，高等教育各層的管理單調、枯燥、僵化和公式化，同事之間以及上下級之間缺乏感情交流和理解，大多數個體只為自己的職位升級、年終績效而擔憂。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導致部分高校為應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怪像，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高校教育可以說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面。

（三）、高等學校學術權力于行政權力平衡機制的缺失。有人說中國國有大學和中國國有企業的結構實際上是一樣的。國有校長副校長就像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他們并不對大學負責，但必須任命他的政府負責。高等學校的本質在于其學術性，學術能力的大小以及學術能力的再生產可能性，從根本上決定著一所高校的發展實力和潛力。“當學術活動對自身進行組織就形成了學術權力，學術權力為了獲得自身發展的保障需要借助于行政權力”。前文，我們已經講過，隨著知識在人類生活中價值的提高，來自政府與社會對學術組織的控制與來自經濟上控制學術的一些組織衍生出來行政管理權力日益增強，而且在現行制度體系下，行政權力遠遠大于學術權力，故有人說中國國有大學和中國國有企業的結構實際上是一樣的，國有校長副校長就像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他們并不對大學負責，但必須任命他的政府負責。如此難道學術的自由性、自主性不會受到嚴重威脅？高校教育發展到此情此景下，一些教育家和社會組織已經認識到有必要使高校脫離于行政，即“去行政化”。

三、探究去行政化

近年來高校是否要實行“去行政化”一度成為人們激烈討論的教育問題，多

數意見都認為,過度行政化已經成為諸多教育問題的總病根,必須盡快革除。那么，高校是否必須徹底的去行政化，取消層級中的各類行政級別？事實上行政權力原本不應該成為一個“貶義詞”,高校類組織機構一刻也離不開行政管理。2010年6月6日頒布的我國第一個中長期的《人才規劃綱要》指出,改進人才管理方式的主要任務,是規范行政行為。因此,去行政化的精髓,不僅是取消行政級別,大家肩膀一般齊,更在于規范行政權力,督促權力恪盡職責、恪守邊界。討論高校“去行政化”，另一部分意見是高校“去行政化”實為變“行政化”為“服務化”的問題，大學是為教學和科研而存在的，教授應該是主體，行政人員的任務就是為學生和膠原服務，這是應然狀態。但實情呢？行政管理人員抱定的并不是“服務”的宗旨，在他們看來服務的對象是具備哪些服務人員認可的水平，而復服務對象，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他們的水平高低，正是由這些名為“服務”，實際為行政人員說了算。他們也認為從我國現有高教體制改革歷程來看，大學面臨的最根本的一條規則就是幾十年計劃體制延伸下來的國家包辦大學和統管大學辦學事務，即所謂的“行政主導一切”。包括大學的辦學經費、建設計劃、教學課程、招生計劃、校長等官員的任命（引申出有些校長被定為副部級）等等。國家層面的“行政主導”，反映到大學內部，就是行政部門在校園內的“行政做大”。因為行政權力掌管著教師的命運，包括職稱評定、科研經費申請、教學課程多少、研究生導師資格的獲得以及住房等等。這樣一來，大學運作與政府部門的運作一樣，其結果必然偏離其終極目標——學術自由、創造知識、培育人才、服務社會。而將高校“去行政化”的“行政化”變為行政為高校服務。而教授治校是大學運轉的體制保障問題，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基本內涵——治學和治校，這兩個方面同屬大學良性運轉的必備支撐條件。

四、“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學”

在學術領域,教授治校是大學運轉的體制保障問題，教授的治學和治校，是高校教育良性運轉的必備支撐條件。大學教授是大學共同體中的主體，承擔著教學及科研等積累、發現和創造人類文明的職責，俗稱“做學問”，也可稱之為“治學”。而 “教授治學”有著獨特的存在內涵，最為鮮明的就是勇于打破各種框框和有形無形的限制，才可能逐步做好。它與追逐經濟利益、短期效益等行為有著鮮明對照，它要求有盡可能明晰和嚴格的程序以及權力控制。因此，“象牙塔”的運作才與眾不同，那就是盡量減少外在權力的干預，而由這個職業群體自己管理自己的學術事務，由此產生“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中的“治”，是明確指向“與大學教學和科研等相關的、遵循教育特殊規律的、積累發現和創造人類文明的”學術事務。只有教授群體才更好地懂得這一事務的內涵。

誠然，任何一個群體組織，只要有共同的目標，集合在一起，就離不開支撐其運作的行政事務。教授治校不是教授群體給大學打一般行政瑣事的工，而是教授們真正擁有決定大學自身探究學問的決策權。雖然不能說教授治校能達到治學般程度，盡管效率可能很低，也可能有失誤，但它是做學問的本真，求實的必然，完全不同于政府指令性的業績工程。

學術領域教授治校是否能使是高校淡化行政性的重要保障也在于高校新型環境作保障，那么高校需要建立怎么樣的新型環境呢？建議如下：

（1）、樹立正確的大學觀。在經濟主導的世界里，人們普遍持有的觀點是“重實用而輕學理”我國當前的高校教育觀存在著“大學工具論”，即政府或社會組

織視高校為工具，附屬機構，在“上有號召，下有行動”的我國特有的社會運動模式下，失去了其自身的獨立性，失去了高校作為學術機構的前瞻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高校學生持有“大學創收論”，認為高校于企業一樣，是創收的組織。由此到來一些傾向，大學視自己完全可以靠自己生存，不需要正投入。高校去行政化不意味著它獨立于政府，如企業班是生產年商品的源地，在更大意義上他是教育事業，對于教育事業的投入是任何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2）、轉變政府職能，提供物質和制度保障。

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指對政府長期以來政府集權管理體制下造成大學學內部層次化、行政化現狀的改造，要求本不該行政人員執掌的權力要歸還于大學等高校。同時，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也不能脫離相關行政部的指導，政府及行政部要做的是轉變其職能，打破對高校教育的壟斷，放權給教授治校和治學，同時在物質和制度上給予教授治學提供保障。

（3）、堅定不移的實施推進高校管理體制改革。《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推進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當代各類各階段學校可以收都遵循的是科層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高等教育自我發展的卻目標缺失，故無論是政府抑或是高校改革者都應該堅定不移的提出意見推進學校管理體制的改革。

（4）、建立或完善已有的高校績效的評介體制。

上文我們已經談及了高等學校學術權力于行政權力平衡機制的缺失現狀，因此教授治校應明確高等學校的本質在于其學術性，學術能力的大小以及學術能力的再生產可能性，從根本上決定著一所高校的發展實力和潛力。而建立或完善無疑在學術與學術權利方面達到制衡。

總之就我國當前高效發展現狀，而針對高校區行政化這一熱點。高校的去行政化首先應明確高校的主體是教師和學生，去行政化的目標在提高教師的積極性，尊重教師及學生的工作興趣。同時政府及社會各界要重視高校的本質精神在于學術的自由，自主性。如此高校的去行政化之路才有路可探，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才有更深遠意義。

參考文獻：

[1]張俊宗著: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時代回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2]甘陽、李猛:中國大學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第五篇：高校去行政化利大于弊

高校去行政化利大于弊

一，我國大學行政化的歷史文化背景

我國大學行政化現象由來已久,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事實上,自近代大學創建起,行政權力長期充當著大學運行管理的主導力量,經過一百多年的傳承和變革,最終形成了當前我國大學行政化的客觀現實。從辦學方針看,在我國教育發展史上,清末崇尚“中體西用”,國民黨統治時期推行“黨化教育”,解放后遵循“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即使在大學自由度較大的清末民初及抗戰時期,我國都是將大學視為國家“富國強兵”的工具。國民黨統治時期確定的大學宗旨之一,便是在“黨化教育”方針指導下,強調“信仰及服從領袖”。由此可見,我國大學地位的從屬性和大學功能的工具性,以及大學行政化的萌芽并非今天才有。從權力基礎看,官員身份和資源控制是大學行政化的物質前提。建國后,我們不是把大學視為獨立的學術自治體,而是作為教育行政部門的下屬單位,大學沒有了獨立性。從主觀認識看,對教育行政化之弊端的認識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931年,梁漱溟就曾指出:“要想中國教育有生機,非打破推翻今日官辦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辦教育,教育愈辦愈死??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正是創造。因中國社會舊日的一切多不適用,近今從西洋直接抄襲過來的又不適用,所以非創造自家所適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經濟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這變斷非由官去變,要自由試驗而后才變得通。”

從客觀效果看,總體上,大學行政化傾向與大學功能表現總體上呈現“負相關”關系。研究表明,我國大學教育發展最好的時期,恰恰是政府對大學不管或管得少、大學行政化色彩較淡的時期。無論是在大學剛剛起步的清末民初時期,還是在大學相對快速發展的北洋政府時期和民國時期,社會基本上都處于動蕩狀態;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都在事實上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其意志在全國各個方面還難以“貫徹執行”,從而為大學的自由發展提供了空間。二，我國大學行政化的體制根源

校長任命制與大學行政化是互為表里、互為因果的兩個關鍵因素。一方面,校長任命制是大學行政化和校長“官員化”的深層原因,被政府直接任命的大學校長必然會更多地對上負責,而不是自覺地對學校、教師、學生負責;另一方面,大學行政化又進一步鞏固了校長任命制,使校長由政府直接任免制度成為必然選擇。

資源高度集中基礎上的集權體制是行政化的體制根源。由于教育資源配置權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門,大學根本沒有必要的辦學自主權——從校長任免、經費撥付、項目審批,到學位授予權設定、專業課程設置、招生名額、教師招聘名額的審批權,都由政府部門掌控。行政級別不但與學校地位有關,還與校領導的個人待遇直接掛鉤。高校的科研經費劃撥、申請、職稱、榮譽、評獎等,都由行政主導,普通教授不容易拿項目,但要當了院長、主任、處長,不僅有了級別,項目資金也容易隨之而來。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日前公布，教育去行政化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規劃綱要》明確提到，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這被認為是教改深入到“敏感地帶”。取消大學行政級別，只是大學去行政化、去官化的第一步，要讓大學淡化行政色彩，還需在校內推行行政權與學術權分離，真正建立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現代大學制度。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去行政化才能產生一流大學

從整體上說，大學的宗旨是為人類認識世界增添新知識，學術應該是大學唯一的追求和價值取向。不過，行政化狀態下的大學里面，有兩重追求目標，除了學術，還有類似于官員的行政進階追求。在大學稀缺資源的分配中，處于行政部門的人以及所謂“雙肩挑”的人，往往左右逢源，處于最有利的位置。而學術追求與行政追求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目標，后者在本質上恰恰是與大學精神背反的。科學研究是非常具有個人色彩的事業，需要獨立的人格和批評精神，而在行政權力面前，這種獨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壓抑和挑戰。老老實實做學術，可能不如爭取個副處級干部來得愜意。

評價大學的標準，本來也應該是學術的，而非行政的。但在行政化狀態下，大學評價的標準可以簡化成若干指標，進行“數字式管理”，這些指標看似完整和有理，實則彎曲了大學的正確方向。為了契合行政指標、獲得辦學資金等，大學不得不被動應付，削足適履甚至虛與委蛇，各種教學和科研評比、排行中的造假現象層出不窮。近幾年，大學畢業生“被就業”現象突出，社會對此頗有微詞，但行政系統需要這樣的統計數據，以證明它們很好地完成了為社會培養人才的任務。

行政系統具有自我強化的功能，中國高校的行政規模也處于不斷擴張的趨勢。它們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教學、科研或學生的資源，比如在一所大學，也許教授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但行政人員卻有條件不錯的辦公室。機構多了，會議就多，活動也多，各種會議和活動讓老師們應接不暇，雖然其中大部分并無實質內容，大學的精力被一點點消耗掉了。

行政化對學生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們的學習和學術積極性，被各種行政活動沖擊著。大學培養的人，首先要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健全的人格、科學的思維方式，而不在于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但學校的專業設置，卻越來越被要求去滿足經濟社會的需要。研究高級學問似乎落伍了。難怪有人說，現在的大學更像職業學校。考研熱、考公務員熱和考證熱背后，都可以洞見大學這種急功近利、過于世俗化的傾向。

去行政化的困難在于，國立大學本身正處于行政化的序列中，去行政化是去教育行政部門的自我革命，而大學本身也不能蹴然適應沒了主管部門的狀態。大家都呼吁教授治校，但被行政熏陶久了的教授們都還沒有這方面的心理準備和知識準備。當然需要一個學習過程，但為了讓大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大學的自主權必須受到尊重，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必須為大學松綁，把學校從被管理中解脫出來，把本應屬于學校的資源還給學校。同時，大學也需要找到一批“真正的教育家”，組成類似于董事會的機構，決定大學的辦學風格、發展方向。在此之下，教授治校，才可以順理成章。

國人對中國出現一流大學有熱切的企望，國家創新能力的建設也倚賴未來一流大學的支撐，為此，即使觸動一些部門的局部利益，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無序和失敗，也不能再把這個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往后推了。長痛不如短痛，去行政化，終究是值得的。（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王福重）

百度百科高校去行政化的解釋

高校去行政化是指高校要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推進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的措施之一。

高校去行政化就意味著教授治校、學術至上，承認教學、科研第一線的老師、教授代表著學校學術發展方向。在高校形成崇尚知識和作為，而不是崇尚權力和地位。可以最大限度的整合資源，可以真正做到讓教師發揮所長，讓學生的潛能得到發揮，培養更多的創造型人才！提高學術水平，提高科研水平，向世界一流大學的方向前進！全國人大代表熱議我國高校如何轉變行政化傾向 不能用行政手段和思維解決學術和教育問題

“大學校領導的行政級別，只是行政化傾向的淺顯表現，它并不帶來對大學辦學的本質影響。”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沈志剛說，“大學行政化傾向的本質影響是：大學的管理越來越像政府，大學的管理人員越來越像官員，大學的運行模式越來越像政府機構，進而不按照教育規律、人才成長和學術發展規律辦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維來解決學術和教育問題。”

曾經做過多年高校教務處長的沈志剛告訴記者，高校對教師的考核越來越像GDP，比如科研論文多少篇、科研經費多少萬元、科研項目級別多高等，所有這些都是由學校的職能部門去做，這與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層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從學校到教師，都要努力適應這種環境及管理模式，有時就會投機取巧，甚至不惜弄虛作假。行政化傾向是社會“官本位”心態的表現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大學校長助理夏之寧告訴記者，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寧愿放棄一些學術成就，也愿意去行政部門當個副處長，或者到行政部門做兼職，這樣就有調控資源的權力了。

高校管理更應強調學術為本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原校長克拉克·克爾博士曾經說，大學的學術管理是一個建立在同意而不是在命令的基礎上的制度。謝維和說：“這句話點明了大學辦學和管理的重要特征，它對于提醒我們避免大學的行政化非常有意義。”

“我們所說的‘去行政化’，不是說不要正常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拋棄官僚習氣。”饒子和坦言，“當初國家給大學定行政級別，是希望全社會都能認識到大學的重要性和地位。”

兩會代表：中國探求高等教育“去行政化” 之路 中國政府總理溫家寶日前在與網民交流時說，大學最好不要設立行政級別，要讓教育家辦學。溫家寶自２００３年以來曾在多個場合提出“教育家辦學”。觀察人士認為，這一理念是對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積極回應。

全國政協委員、廈門大學教授楊春時撰文表示，中國大學發展的障礙根本問題在于行政化的管理制度。這種大學制度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并且得到鞏固。這種制度把大學變成了衙門，從而壓制了教師的積極性、限制了學術生產力，使創新人才“難產”。全國政協委員、山東師范大學科技處處長陳德展說，高校的功能是育人，但部分學校出現唯上不唯教的現象，試問怎么能提高教學質量，高校教育到底是為誰而辦？

不僅如此，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導致部分高校為應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怪像，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

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沒有活力的癥結之一

山東省政協副主席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沒有活力的癥結之一。高校是學術單位，不該有行政級別。學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權力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限制了學術生產力，使創新人才“難產”，對學校科研和教學質量造成損害。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學前教育系主任劉焱認為，高校“去行政化”會不會損害教師的尊嚴，恰恰是否定的，大學“去行政化”應當是能夠提升教授在大學工作當中的地位，肯定學術權力的尊嚴。

劉焱委員：大學“去行政化”能夠肯定學術權力的尊嚴

劉焱委員說，尊嚴從心理學角度來講就是自尊和尊重他人。一個是人格，這是從人權來講。基本的人權受到保障，這是最基本的尊嚴的定義。在學校的教育過程當中，培養孩子的過程當中，作為教師，一定要按照國家的教育法，按照教師的職業道德，尊重和愛護孩子的人格，不要損害他們的尊嚴。在自尊和自愛、尊重孩子的教育氛圍當中，才能培養孩子的學習，尊重自己和學會尊重別人。大學的管理應該是學術優先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目前大學的管理行政的權力過大，學術的權力太小。這次參與制定“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時，溫家寶總理特別關注一定要征求大家的意見，“教育的事不是你一個官員講了算，也不是你一個部門講了算，而是應該公眾參與進來。”

對于這樣的說法，顧也力說，去行政化的概念不要模糊，不是去“行政”，是去“化”，這個“化”是什么東西呢？現在大學都有級別，有副部級的、廳級的、副廳級的，你有了這個級別，就有了烏紗，有了烏紗就得聽上面管。大學是什么？大學是做學問的，產出知識、傳播知識的地方。那么，按照大學的管理，應該是學術優先。所以，大學去行政化就是大學回歸學術本位，校長不一定非得有級別。

四辯總結 謝謝主席，評委，大家好：

對方辯友的口才的確讓人佩服，但對方辯友在辯論中的觀點，我方實在不敢恭維。......下面我來進一步闡述我方觀點

首先，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統一體。事實上,大學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某些積極的社會功能,例如:直接提升了社會公眾對大學政治地位的認同度，加強高校黨建和鞏固國家政權基礎;維護大學政治秩序安全穩定等。但必須指出,我國大學“行政化”現象及其伴生的各種危害, 都是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機制內在嚴重缺陷的外化與集中體現。大學“去行政化”之所以成為2010年全國兩會代表熱議的問題,絕不是因為我們的現行高等教育體制機制無比優越。恰恰相反,正因為大學“行政化”已經暴露出許多弊端和“缺陷”, 才釀成了當代中國大學教育的落后和被動挨罵局面。

其次，大學“行政化”本質上已演變成少數當權者的食利工具,總體上背離了廣大教師、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利益與期望,妨礙了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提升和可持續發展。大學“行政化”趨勢絕不符合知識創新的需要,不符合教育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不利于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人力資源強國。不僅如此，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導致部分高校為應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怪像，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因此,高校去行政化無疑是“利大于弊”,理應旗幟鮮明地進行徹底的“去行政化”改革。

最后，我認為,大學去行政化不等于大學不要行政部門,不是要完全擺脫行政管理,中外任何大學都設有行政管理部門,但是它的主要職能應當是為教師和學生服務,而不是相反。“去行政化”的功能目標,就是在去除集權化、非理性、違背教育規律的低效率行政管理方式的同時,理直氣壯地大力加強符合教育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優質高效和公平公正的教育行政管理。我們今天之所以站在這里，不是為了輸贏，而是為了讓大家認識到大學是什么？大學是做學問的，產出知識、傳播知識的地方。那么，大學的管理應該是學術優先，大學去行政化就是讓大學回歸學術的本位。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