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讀司法去行政化

解讀司法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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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深圳巡回法庭將于下周正式掛牌，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首批成立的兩家巡回法庭之一。另一家巡回法庭花落沈陽。12月28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任免名單，任命劉貴祥為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即深圳巡回法庭)庭長、胡云騰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即沈陽巡回法庭)庭長。四位巡回法庭副庭長也同期到位。

從最高法院首批巡回法庭的地域特點來看，分別對應華南與東北。如深圳巡回法庭管轄區域為廣東、廣西和海南三省區。可以預料，西北、西南、中南、華東、華北等地也將有最高法院巡回法庭陸續掛牌。自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設立巡回法庭起算，在短短兩個月時間里，這一設計藍圖如今已經落地成真。

有關巡回法庭的提議由來已久，但不管是學界建議，還是中央決定，都只停留在“巡回法庭”這一似乎熟悉卻又陌生的專有名詞上。兩個月來，輿論對巡回法庭的具體設計有頗多猜測，諸如巡回法庭究竟是獨立的一級法院，還是僅為最高法院的派出機構?它的具體職能如何?它的裁判是否為最終裁判?它與高級法院是何關系?在檢察機關方面，似乎并未聽說要同步建設巡回檢察院的設想。那么問題來了：誰來監督這些巡回法庭? 從最高法院首批巡回法庭的落地來看，上述問題部分已有了答案，部分還得繼續觀察。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任免名單中所出現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這個官方名稱，就不難看出，它實乃最高法院的派出機構。繼而可推論，巡回法庭的審判即是最高法院的審判，其裁判也就是終審裁判。這也消除一些觀察者對巡回法庭可能改變中國法院“四級二審終審制”的擔憂。

建國之初，最高法院也曾在各大行政區設置過“六大分院”，但不久即取消。有學者提出，早知今日又設巡回法庭，當初何必裁撤最高法院大區分院?但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明顯不同于最高法院大區分院。“庭”是一個審判組織，分院則是一個包含完整行政建制的法院機關。巡回法庭恰恰符合當前司法體制改革的“去行政化”方向。

再者，改革也要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進行。憲法規定，“人民法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立法法也將“訴訟和仲裁制度”列入“法律保留”之列。“大區分院”的設置，離不開立法。而巡回法庭的組建，最高法院完全可以依據《人民法院組織法》自主組建。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在人財物管理上，完全可以依托最高法院本身。巡回法庭庭長、副庭長、法官的任免也是由最高法院對應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負責。

作為最高法院派出法庭的巡回法庭，解決了與最高法院的關系，與各高級法院的關系等地位問題，卻又產生了另一重隱憂。從首批兩家巡回法庭來看，每個巡回法庭對應的是三個省級行政區。從案源、地域、人口等綜合因素來考量，效仿建國之初的“六大分院”來設立六個巡回法庭可能遠遠不夠，未來也許最高法院要設立八個至十個巡回法庭才能滿足全國的需要。若將最高法院巡回法庭視為一個“副省(部)級的內設機構(業務庭室)”，勢必導致最高法院省部級“官員”扎堆。這將和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所引領的“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相悖。

一個更加“全面深化”的改革方案在于，加速推進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等基層司法機關的“去行政化”改革，積累取消法官行政職級的實踐經驗，在最高法院層面讓大法官從行政職級的重負中解脫出來，讓法官們真正回歸純粹的法官之身。當然，這一改革的前提在于，法官的職務保障及其福利待遇，將不再依賴于行政職級。當法官身份就意味著法定保障，行政職級與法官的剝離才會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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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司法改革,期待徹底的去行政化、地方化

3月10日，兩高報告出爐。談成績，有目共睹；談問題，切中要害。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報告，直呈六大問題和困難，不掩飾、不回避。而這些問題，又反照法院體制機制的缺陷，折射著未來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和路徑探索。

這些問題直指司法不公現象——“有的案件裁判不公、效率不高，損害了有關當事人的利益和司法公信力”；毫不諱言司法為民不力——“仍然存在立案難、訴訟難、執行難等問題，在滿足人民群眾司法需求方面還有差距”；坦言存在司法行為不規范——“少數干警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嚴重，司法行為不規范、不文明，對當事人冷硬橫推、吃拿卡要，有的甚至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群眾反映強烈。”

問題的根源在體制機制。上述在司法公正、司法為民、司法規范方面暴露的種種問題，在最高院報告所列的六大問題中就能尋找到答案。“保障人民法院工作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還不夠健全，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體制機制還有待完善”；“一些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濃厚，影響力審判質量和效率。”歸結到一點，就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還不徹底。

地方化和行政化一直是影響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重要因素。“地方的”法院和“行政的”法官，使得法院帶上濃厚的行政色彩，積弊叢生。當國家設立在地方的法院成為“地方的法院”，法院難免受到地方行政權力干預，有的甚至成為地方行政權力的角力場；當法官有了官階，辦案需經過層層簽審，審判成審批，就難免滋生官僚主義，亦無法避免權力尋租。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法院“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改革提出了總體要求。一方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另一方面，“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只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

無論是“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都是一場觸及多方利益的革命，是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前者，觸及地方行政利益；后者，動了自己的奶酪，改起來均不易。因此，盡管有改革頂層設計，但底層卻未拿出敢作敢為的勇氣和善做善成的智慧予以呼應。

“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變革，意味著法院在轉型社會背景下的重新定位、重新出發。作為社會矛盾糾紛的解決者，社會治理中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社會秩序的穩定者，它尤其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籬，從權力利益糾葛中獨立出來。因為，一個社會，要使規則能夠很好地實行，必然需要一個獨立的、公正的司法機構。

第三篇：高校去行政化提綱

探究高校去行政化

摘要：大學的主體是誰？是教師學生，還是行政管理人員？大學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學、科研為中心，還是以管理為中心。假如是前者，我們是不是應該倡導“教授治校”，倡導采取措施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尊重工作的興趣，任其自由發展，盡可能的為學術發展創造條件。然高校發展的現狀何然？本文是針對但前高校“行政化”現狀，而做的探究“去行政化”。

【關鍵詞】: 去行政化 現代大學制度 學術自由 教授治校

一、行政化概述

行政是指的是一定的社會組織，在其活動的過程中所進行的各種組織、控制、協調、監督等特定手段發生作用的活動的總稱。就范圍而言，首先它屬于國家的范圍，其次只有行政機關或政府權力才是行政權力。行政是行政主體對國家事務一決策、組織、管理和調控等特定手段發生作用的活動。當這些社會組織像行政主體般利用行政權對組織內的活動過程過多組織、控制、協調、監督。

高校的行政化，指行政部門對于高校的管理過多過細，大包大攬。在學校里是以一個權利為中心，而不是以學術為中心，使得教育失去了特有的專業性、學術的自主性和學術自由的精神，導致其教育活動被作為行政活動管理，滋生了教育雇傭性。一句話，行政化指社會組織活動利用行政權力來代表真切的利益和話語權。當前高校行政化現狀？

高校為什么會走向行政化呢？近代，學校與外部力量之間的關系及學校的自主性也相應的發生了變化，政府權利越來越集中，形成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同時，科學技術在社會經濟生產中的作用日漸顯著，國民的思想觀念成為影響社會統治的重要因素，學校教育的地位凸顯出來。我國上世紀50年代時，為了恢復戰后滿目瘡痍的國民經濟，國家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為了讓更多學生進到學校一起學習，統一培養人才，高校高等教育建立行政化體制。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學校教育開始恢復，不少地方教育部門選任有才干的政府官員到學校任職，事業心很強的官員和地方教育部門一起重組學校，在地方政府和學校共同努力之下，為學校制度的恢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時期計劃經濟的痕跡還比較重，學校是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門。政府對學校不是干預的問題，就是直接管理。改革開放后，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市場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學校教育也開始面向市場，同時學校作為傳播和生產知識與價值的重要機構，能通過把生產知識、技能傳播給人們，使他們具有高效率的勞動力。當國家或這某些社會組織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他們的職能擴大到人類活動的某些領域，顯然當他們對學校的重要性有足夠的認識的時候，國家或這些組織通過對學校實施越來越多的影響，直接或間接的傳播某種思想觀念到學習主體的頭腦當中，學校此時就成了貫徹國家或這些社會組織意志的工具。毫無疑問，當國家層面的“行政主導”，在大學內部潛意識中已經貫徹了行政部門為校園里的“運轉軸”這就意味 1

著高校辦學的自主權在某種程度上收到行政方面的制約。因為行政權力掌管著教師的命運，包括職稱評定、科研經費申請、教學課程多少、研究生導師資格的獲得以及住房等等。那么當大學運作與政府部門的運作一樣時，高校的本質的終極目標——學術自由、創造知識、培育人才、服務社會必然會偏離。

二、我國高校行政化得以生存與發展的一些因素其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對現代大學辦學規律的不斷認識，以“政府宏觀管理、高等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為目標的體制改革逐步觸及到現代大學的核心。然，正如正如阿什比所講“大學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我國社會歷史條件的巨大變化下，高校的行政化使得大學制度的發展很大程度上脫了終極目標，具體如下：

（一）、高等學校本不同于行政事業單位，更不同于行政機構，而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實體。然，當前大學的舉辦權、辦學權和管理權的合一，高等學校并沒有脫離與政府的隸屬關系，政府作為舉辦者，對高等學校的定位與定性、專業設置、學科建設等一切事物都進行審批、招生、教學、科研等一切具體活動都聽命與政府的安排，如此高等學校的教育發展被限制在了狹小的范圍內，學科研究于深入發展受阻。

（二）、科層管理理論下的高等教育自我發展目標缺失。美國教育家管理學專家馬克思*阿博特認為學校組織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科層管理組織。來自于政府上下級關系而形成了高校間的等級性。在我國現行的高校體系中，由于官本位的歷史沉淀，行政管理人員間的上下級關系教育教學人員、科研人員的上下級關系以及他們在各層級中，由于位置不同，劃分的等級也有所不同，同時他們各自根據任務的性質、特點與管理各施其職，高等教育各層的管理單調、枯燥、僵化和公式化，同事之間以及上下級之間缺乏感情交流和理解，大多數個體只為自己的職位升級、年終績效而擔憂。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導致部分高校為應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怪像，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高校教育可以說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面。

（三）、高等學校學術權力于行政權力平衡機制的缺失。有人說中國國有大學和中國國有企業的結構實際上是一樣的。國有校長副校長就像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他們并不對大學負責，但必須任命他的政府負責。高等學校的本質在于其學術性，學術能力的大小以及學術能力的再生產可能性，從根本上決定著一所高校的發展實力和潛力。“當學術活動對自身進行組織就形成了學術權力，學術權力為了獲得自身發展的保障需要借助于行政權力”。前文，我們已經講過，隨著知識在人類生活中價值的提高，來自政府與社會對學術組織的控制與來自經濟上控制學術的一些組織衍生出來行政管理權力日益增強，而且在現行制度體系下，行政權力遠遠大于學術權力，故有人說中國國有大學和中國國有企業的結構實際上是一樣的，國有校長副校長就像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他們并不對大學負責，但必須任命他的政府負責。如此難道學術的自由性、自主性不會受到嚴重威脅？高校教育發展到此情此景下，一些教育家和社會組織已經認識到有必要使高校脫離于行政，即“去行政化”。

三、探究去行政化

近年來高校是否要實行“去行政化”一度成為人們激烈討論的教育問題，多

數意見都認為,過度行政化已經成為諸多教育問題的總病根,必須盡快革除。那么，高校是否必須徹底的去行政化，取消層級中的各類行政級別？事實上行政權力原本不應該成為一個“貶義詞”,高校類組織機構一刻也離不開行政管理。2010年6月6日頒布的我國第一個中長期的《人才規劃綱要》指出,改進人才管理方式的主要任務,是規范行政行為。因此,去行政化的精髓,不僅是取消行政級別,大家肩膀一般齊,更在于規范行政權力,督促權力恪盡職責、恪守邊界。討論高校“去行政化”，另一部分意見是高校“去行政化”實為變“行政化”為“服務化”的問題，大學是為教學和科研而存在的，教授應該是主體，行政人員的任務就是為學生和膠原服務，這是應然狀態。但實情呢？行政管理人員抱定的并不是“服務”的宗旨，在他們看來服務的對象是具備哪些服務人員認可的水平，而復服務對象，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他們的水平高低，正是由這些名為“服務”，實際為行政人員說了算。他們也認為從我國現有高教體制改革歷程來看，大學面臨的最根本的一條規則就是幾十年計劃體制延伸下來的國家包辦大學和統管大學辦學事務，即所謂的“行政主導一切”。包括大學的辦學經費、建設計劃、教學課程、招生計劃、校長等官員的任命（引申出有些校長被定為副部級）等等。國家層面的“行政主導”，反映到大學內部，就是行政部門在校園內的“行政做大”。因為行政權力掌管著教師的命運，包括職稱評定、科研經費申請、教學課程多少、研究生導師資格的獲得以及住房等等。這樣一來，大學運作與政府部門的運作一樣，其結果必然偏離其終極目標——學術自由、創造知識、培育人才、服務社會。而將高校“去行政化”的“行政化”變為行政為高校服務。而教授治校是大學運轉的體制保障問題，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基本內涵——治學和治校，這兩個方面同屬大學良性運轉的必備支撐條件。

四、“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學”

在學術領域,教授治校是大學運轉的體制保障問題，教授的治學和治校，是高校教育良性運轉的必備支撐條件。大學教授是大學共同體中的主體，承擔著教學及科研等積累、發現和創造人類文明的職責，俗稱“做學問”，也可稱之為“治學”。而 “教授治學”有著獨特的存在內涵，最為鮮明的就是勇于打破各種框框和有形無形的限制，才可能逐步做好。它與追逐經濟利益、短期效益等行為有著鮮明對照，它要求有盡可能明晰和嚴格的程序以及權力控制。因此，“象牙塔”的運作才與眾不同，那就是盡量減少外在權力的干預，而由這個職業群體自己管理自己的學術事務，由此產生“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中的“治”，是明確指向“與大學教學和科研等相關的、遵循教育特殊規律的、積累發現和創造人類文明的”學術事務。只有教授群體才更好地懂得這一事務的內涵。

誠然，任何一個群體組織，只要有共同的目標，集合在一起，就離不開支撐其運作的行政事務。教授治校不是教授群體給大學打一般行政瑣事的工，而是教授們真正擁有決定大學自身探究學問的決策權。雖然不能說教授治校能達到治學般程度，盡管效率可能很低，也可能有失誤，但它是做學問的本真，求實的必然，完全不同于政府指令性的業績工程。

學術領域教授治校是否能使是高校淡化行政性的重要保障也在于高校新型環境作保障，那么高校需要建立怎么樣的新型環境呢？建議如下：

（1）、樹立正確的大學觀。在經濟主導的世界里，人們普遍持有的觀點是“重實用而輕學理”我國當前的高校教育觀存在著“大學工具論”，即政府或社會組

織視高校為工具，附屬機構，在“上有號召，下有行動”的我國特有的社會運動模式下，失去了其自身的獨立性，失去了高校作為學術機構的前瞻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高校學生持有“大學創收論”，認為高校于企業一樣，是創收的組織。由此到來一些傾向，大學視自己完全可以靠自己生存，不需要正投入。高校去行政化不意味著它獨立于政府，如企業班是生產年商品的源地，在更大意義上他是教育事業，對于教育事業的投入是任何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2）、轉變政府職能，提供物質和制度保障。

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指對政府長期以來政府集權管理體制下造成大學學內部層次化、行政化現狀的改造，要求本不該行政人員執掌的權力要歸還于大學等高校。同時，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也不能脫離相關行政部的指導，政府及行政部要做的是轉變其職能，打破對高校教育的壟斷，放權給教授治校和治學，同時在物質和制度上給予教授治學提供保障。

（3）、堅定不移的實施推進高校管理體制改革。《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推進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當代各類各階段學校可以收都遵循的是科層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高等教育自我發展的卻目標缺失，故無論是政府抑或是高校改革者都應該堅定不移的提出意見推進學校管理體制的改革。

（4）、建立或完善已有的高校績效的評介體制。

上文我們已經談及了高等學校學術權力于行政權力平衡機制的缺失現狀，因此教授治校應明確高等學校的本質在于其學術性，學術能力的大小以及學術能力的再生產可能性，從根本上決定著一所高校的發展實力和潛力。而建立或完善無疑在學術與學術權利方面達到制衡。

總之就我國當前高效發展現狀，而針對高校區行政化這一熱點。高校的去行政化首先應明確高校的主體是教師和學生，去行政化的目標在提高教師的積極性，尊重教師及學生的工作興趣。同時政府及社會各界要重視高校的本質精神在于學術的自由，自主性。如此高校的去行政化之路才有路可探，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才有更深遠意義。

參考文獻：

[1]張俊宗著: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時代回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2]甘陽、李猛:中國大學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第四篇：高校去行政化利大于弊

高校去行政化利大于弊

一，我國大學行政化的歷史文化背景

我國大學行政化現象由來已久,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事實上,自近代大學創建起,行政權力長期充當著大學運行管理的主導力量,經過一百多年的傳承和變革,最終形成了當前我國大學行政化的客觀現實。從辦學方針看,在我國教育發展史上,清末崇尚“中體西用”,國民黨統治時期推行“黨化教育”,解放后遵循“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即使在大學自由度較大的清末民初及抗戰時期,我國都是將大學視為國家“富國強兵”的工具。國民黨統治時期確定的大學宗旨之一,便是在“黨化教育”方針指導下,強調“信仰及服從領袖”。由此可見,我國大學地位的從屬性和大學功能的工具性,以及大學行政化的萌芽并非今天才有。從權力基礎看,官員身份和資源控制是大學行政化的物質前提。建國后,我們不是把大學視為獨立的學術自治體,而是作為教育行政部門的下屬單位,大學沒有了獨立性。從主觀認識看,對教育行政化之弊端的認識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931年,梁漱溟就曾指出:“要想中國教育有生機,非打破推翻今日官辦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辦教育,教育愈辦愈死??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正是創造。因中國社會舊日的一切多不適用,近今從西洋直接抄襲過來的又不適用,所以非創造自家所適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經濟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這變斷非由官去變,要自由試驗而后才變得通。”

從客觀效果看,總體上,大學行政化傾向與大學功能表現總體上呈現“負相關”關系。研究表明,我國大學教育發展最好的時期,恰恰是政府對大學不管或管得少、大學行政化色彩較淡的時期。無論是在大學剛剛起步的清末民初時期,還是在大學相對快速發展的北洋政府時期和民國時期,社會基本上都處于動蕩狀態;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都在事實上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其意志在全國各個方面還難以“貫徹執行”,從而為大學的自由發展提供了空間。二，我國大學行政化的體制根源

校長任命制與大學行政化是互為表里、互為因果的兩個關鍵因素。一方面,校長任命制是大學行政化和校長“官員化”的深層原因,被政府直接任命的大學校長必然會更多地對上負責,而不是自覺地對學校、教師、學生負責;另一方面,大學行政化又進一步鞏固了校長任命制,使校長由政府直接任免制度成為必然選擇。

資源高度集中基礎上的集權體制是行政化的體制根源。由于教育資源配置權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門,大學根本沒有必要的辦學自主權——從校長任免、經費撥付、項目審批,到學位授予權設定、專業課程設置、招生名額、教師招聘名額的審批權,都由政府部門掌控。行政級別不但與學校地位有關,還與校領導的個人待遇直接掛鉤。高校的科研經費劃撥、申請、職稱、榮譽、評獎等,都由行政主導,普通教授不容易拿項目,但要當了院長、主任、處長,不僅有了級別,項目資金也容易隨之而來。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日前公布，教育去行政化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規劃綱要》明確提到，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這被認為是教改深入到“敏感地帶”。取消大學行政級別，只是大學去行政化、去官化的第一步，要讓大學淡化行政色彩，還需在校內推行行政權與學術權分離，真正建立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現代大學制度。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去行政化才能產生一流大學

從整體上說，大學的宗旨是為人類認識世界增添新知識，學術應該是大學唯一的追求和價值取向。不過，行政化狀態下的大學里面，有兩重追求目標，除了學術，還有類似于官員的行政進階追求。在大學稀缺資源的分配中，處于行政部門的人以及所謂“雙肩挑”的人，往往左右逢源，處于最有利的位置。而學術追求與行政追求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目標，后者在本質上恰恰是與大學精神背反的。科學研究是非常具有個人色彩的事業，需要獨立的人格和批評精神，而在行政權力面前，這種獨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壓抑和挑戰。老老實實做學術，可能不如爭取個副處級干部來得愜意。

評價大學的標準，本來也應該是學術的，而非行政的。但在行政化狀態下，大學評價的標準可以簡化成若干指標，進行“數字式管理”，這些指標看似完整和有理，實則彎曲了大學的正確方向。為了契合行政指標、獲得辦學資金等，大學不得不被動應付，削足適履甚至虛與委蛇，各種教學和科研評比、排行中的造假現象層出不窮。近幾年，大學畢業生“被就業”現象突出，社會對此頗有微詞，但行政系統需要這樣的統計數據，以證明它們很好地完成了為社會培養人才的任務。

行政系統具有自我強化的功能，中國高校的行政規模也處于不斷擴張的趨勢。它們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教學、科研或學生的資源，比如在一所大學，也許教授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但行政人員卻有條件不錯的辦公室。機構多了，會議就多，活動也多，各種會議和活動讓老師們應接不暇，雖然其中大部分并無實質內容，大學的精力被一點點消耗掉了。

行政化對學生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們的學習和學術積極性，被各種行政活動沖擊著。大學培養的人，首先要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健全的人格、科學的思維方式，而不在于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但學校的專業設置，卻越來越被要求去滿足經濟社會的需要。研究高級學問似乎落伍了。難怪有人說，現在的大學更像職業學校。考研熱、考公務員熱和考證熱背后，都可以洞見大學這種急功近利、過于世俗化的傾向。

去行政化的困難在于，國立大學本身正處于行政化的序列中，去行政化是去教育行政部門的自我革命，而大學本身也不能蹴然適應沒了主管部門的狀態。大家都呼吁教授治校，但被行政熏陶久了的教授們都還沒有這方面的心理準備和知識準備。當然需要一個學習過程，但為了讓大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大學的自主權必須受到尊重，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必須為大學松綁，把學校從被管理中解脫出來，把本應屬于學校的資源還給學校。同時，大學也需要找到一批“真正的教育家”，組成類似于董事會的機構，決定大學的辦學風格、發展方向。在此之下，教授治校，才可以順理成章。

國人對中國出現一流大學有熱切的企望，國家創新能力的建設也倚賴未來一流大學的支撐，為此，即使觸動一些部門的局部利益，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無序和失敗，也不能再把這個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往后推了。長痛不如短痛，去行政化，終究是值得的。（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王福重）

百度百科高校去行政化的解釋

高校去行政化是指高校要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推進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的措施之一。

高校去行政化就意味著教授治校、學術至上，承認教學、科研第一線的老師、教授代表著學校學術發展方向。在高校形成崇尚知識和作為，而不是崇尚權力和地位。可以最大限度的整合資源，可以真正做到讓教師發揮所長，讓學生的潛能得到發揮，培養更多的創造型人才！提高學術水平，提高科研水平，向世界一流大學的方向前進！全國人大代表熱議我國高校如何轉變行政化傾向 不能用行政手段和思維解決學術和教育問題

“大學校領導的行政級別，只是行政化傾向的淺顯表現，它并不帶來對大學辦學的本質影響。”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沈志剛說，“大學行政化傾向的本質影響是：大學的管理越來越像政府，大學的管理人員越來越像官員，大學的運行模式越來越像政府機構，進而不按照教育規律、人才成長和學術發展規律辦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維來解決學術和教育問題。”

曾經做過多年高校教務處長的沈志剛告訴記者，高校對教師的考核越來越像GDP，比如科研論文多少篇、科研經費多少萬元、科研項目級別多高等，所有這些都是由學校的職能部門去做，這與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層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從學校到教師，都要努力適應這種環境及管理模式，有時就會投機取巧，甚至不惜弄虛作假。行政化傾向是社會“官本位”心態的表現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大學校長助理夏之寧告訴記者，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寧愿放棄一些學術成就，也愿意去行政部門當個副處長，或者到行政部門做兼職，這樣就有調控資源的權力了。

高校管理更應強調學術為本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原校長克拉克·克爾博士曾經說，大學的學術管理是一個建立在同意而不是在命令的基礎上的制度。謝維和說：“這句話點明了大學辦學和管理的重要特征，它對于提醒我們避免大學的行政化非常有意義。”

“我們所說的‘去行政化’，不是說不要正常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拋棄官僚習氣。”饒子和坦言，“當初國家給大學定行政級別，是希望全社會都能認識到大學的重要性和地位。”

兩會代表：中國探求高等教育“去行政化” 之路 中國政府總理溫家寶日前在與網民交流時說，大學最好不要設立行政級別，要讓教育家辦學。溫家寶自２００３年以來曾在多個場合提出“教育家辦學”。觀察人士認為，這一理念是對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積極回應。

全國政協委員、廈門大學教授楊春時撰文表示，中國大學發展的障礙根本問題在于行政化的管理制度。這種大學制度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并且得到鞏固。這種制度把大學變成了衙門，從而壓制了教師的積極性、限制了學術生產力，使創新人才“難產”。全國政協委員、山東師范大學科技處處長陳德展說，高校的功能是育人，但部分學校出現唯上不唯教的現象，試問怎么能提高教學質量，高校教育到底是為誰而辦？

不僅如此，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導致部分高校為應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怪像，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

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沒有活力的癥結之一

山東省政協副主席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沒有活力的癥結之一。高校是學術單位，不該有行政級別。學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權力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限制了學術生產力，使創新人才“難產”，對學校科研和教學質量造成損害。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學前教育系主任劉焱認為，高校“去行政化”會不會損害教師的尊嚴，恰恰是否定的，大學“去行政化”應當是能夠提升教授在大學工作當中的地位，肯定學術權力的尊嚴。

劉焱委員：大學“去行政化”能夠肯定學術權力的尊嚴

劉焱委員說，尊嚴從心理學角度來講就是自尊和尊重他人。一個是人格，這是從人權來講。基本的人權受到保障，這是最基本的尊嚴的定義。在學校的教育過程當中，培養孩子的過程當中，作為教師，一定要按照國家的教育法，按照教師的職業道德，尊重和愛護孩子的人格，不要損害他們的尊嚴。在自尊和自愛、尊重孩子的教育氛圍當中，才能培養孩子的學習，尊重自己和學會尊重別人。大學的管理應該是學術優先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目前大學的管理行政的權力過大，學術的權力太小。這次參與制定“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時，溫家寶總理特別關注一定要征求大家的意見，“教育的事不是你一個官員講了算，也不是你一個部門講了算，而是應該公眾參與進來。”

對于這樣的說法，顧也力說，去行政化的概念不要模糊，不是去“行政”，是去“化”，這個“化”是什么東西呢？現在大學都有級別，有副部級的、廳級的、副廳級的，你有了這個級別，就有了烏紗，有了烏紗就得聽上面管。大學是什么？大學是做學問的，產出知識、傳播知識的地方。那么，按照大學的管理，應該是學術優先。所以，大學去行政化就是大學回歸學術本位，校長不一定非得有級別。

四辯總結 謝謝主席，評委，大家好：

對方辯友的口才的確讓人佩服，但對方辯友在辯論中的觀點，我方實在不敢恭維。......下面我來進一步闡述我方觀點

首先，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統一體。事實上,大學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某些積極的社會功能,例如:直接提升了社會公眾對大學政治地位的認同度，加強高校黨建和鞏固國家政權基礎;維護大學政治秩序安全穩定等。但必須指出,我國大學“行政化”現象及其伴生的各種危害, 都是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機制內在嚴重缺陷的外化與集中體現。大學“去行政化”之所以成為2010年全國兩會代表熱議的問題,絕不是因為我們的現行高等教育體制機制無比優越。恰恰相反,正因為大學“行政化”已經暴露出許多弊端和“缺陷”, 才釀成了當代中國大學教育的落后和被動挨罵局面。

其次，大學“行政化”本質上已演變成少數當權者的食利工具,總體上背離了廣大教師、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利益與期望,妨礙了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提升和可持續發展。大學“行政化”趨勢絕不符合知識創新的需要,不符合教育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不利于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人力資源強國。不僅如此，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導致部分高校為應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怪像，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因此,高校去行政化無疑是“利大于弊”,理應旗幟鮮明地進行徹底的“去行政化”改革。

最后，我認為,大學去行政化不等于大學不要行政部門,不是要完全擺脫行政管理,中外任何大學都設有行政管理部門,但是它的主要職能應當是為教師和學生服務,而不是相反。“去行政化”的功能目標,就是在去除集權化、非理性、違背教育規律的低效率行政管理方式的同時,理直氣壯地大力加強符合教育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優質高效和公平公正的教育行政管理。我們今天之所以站在這里，不是為了輸贏，而是為了讓大家認識到大學是什么？大學是做學問的，產出知識、傳播知識的地方。那么，大學的管理應該是學術優先，大學去行政化就是讓大學回歸學術的本位。謝謝大家。

第五篇：司法行政化[小編推薦]

司法行政化，又稱審判工作行政化，主要是指人民法院系統內部在審判活動和法官人事管理中借用行政管理模式，將審判權與行政管理權混同，從而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能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二）司法行政化的具體表現及其危害性

司法行政化在實踐中主要表現為:

1、法官身份不獨立。長期以來，法官的身份獨立在我國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有關方面的保障措施也極少。1995年頒布的《法官法》雖然第一次將法官從國家公務員序列中分離出來，建立了單獨的法官管理制度，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朝著法官“身份獨立”邁進了一大步，但該法沒有規定法官職務的終身制、不可更換制，對法官的懲戒也沒有規定嚴格的程序，法官實際上處于一種不安定狀態。在薪俸方面，法官的工資是比照同級公務員的標準支付的，毫無優待可言。

2、法官的權利義務與公務員一致，擔任法官沒有職業榮譽感。法官是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責任重大理應受到社會的敬重。但若把《法官法》與《國家公務員條例》稍加比較便不難看出，法官與公務員在管理、考核、獎勵、培訓等方面毫無二致。

3、法官有職無權，審理權與裁判權分離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法官只有審理權，沒有裁決權，案件審理后往往要向庭長、院長匯報，院長認為如有必要還再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而且審判委員會作出的決定，合議庭必須服從，法官變成了事實上的“審訊員”。近年來，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不斷深化，法官有職無權的狀況有了較大改善，法官定案的比例不斷上升，但是，某些法院仍有一些內部不成文的規定，如對領導交辦（關心）案件、涉府案件和二審改判案件必須由院、庭長拍板定案的做法還依然存在。

4、法官等級森嚴，彼此之間存在行政隸屬關系。我國《法官法》規定法官設置四等十二級，每等級基本上對應著一定的行政級別，許多法官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行政隸屬關系，擔任較高級別的院長、庭長同時也是較低級別法官的行政長官。下級法官為了自身升職、調任、獎勵、加薪等方面的利益，在審判時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上級領導，法官對院長、庭長以及由院長、庭長組成的審判委員會的依賴與順從也就順理成章了。

5、案件請示制度久盛不衰，影響了下級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從憲法規定看，上、下級法院之間是監督關系，但長期以來法院系統一直沿襲著行政化的審判運行機制和管理模式，且有的法院為避免二審改判或發回重審，對一些案件也主動向上級法院請求，形成了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正在審理的案件下指示、作指導的現象，這就影響了案件審理法院的獨立裁判，使形式上的二審終審成為事實上的一審終審。如我市某些基層法院，一年內有幾十件案件向上級法院書面或者口頭請示。

實踐中，司法行政化帶來的弊端和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其一，案件經過層層請示審批，有的要由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有的甚至最后要由上級法院決定，往往使得案件無法在審限內審結，影響了司法效率，加大了訴訟成本，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保護，危害了司法公正；其二，有的案件層層把關，集體負責，而一旦發生了錯案，各自應負的責任又難以分清，使得錯案責任追究制難以推行；其三，既然法官只負責審案，而不負責定案，法官就會形成依賴心理，而沒有責任感，庭審流于形式，審判質量難以保證，法官的素質也難以提高；其四，法官的身份缺乏制度保障，薪俸偏低，同法官肩負的職責不適應，不利于法官保持必要的中立，容易滋生“人情案”、“關系案”、司法腐敗等違法現象，影響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

克服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問題的幾點建議

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問題影響了獨立審判（司法獨立）原則的貫徹實施，而司法獨立則是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黨的十五大確定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并提出了推進司法改革，保證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的政治任務。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世貿組織的法制統一性原則與司法獨立原則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司法改革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這就使得解決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問題成為迫在眉睫的現實任務。入世后應采取哪些措施克服和消除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我們認為，克服司法地方化，主要是解決法院外部的依法獨立審判問題，克服司法行政化，主要是解決法院內部法官的依法獨立審判問題。就法院外部而言，要進一步加強法制教育，根除人治意識，強化法治意識。更為重要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原則下，通過適時修改《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法官法》及三大訴訟法等相關法律，改革我國現行司法制度和法院體制、法官制度及審判運行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就法院內部而言，必須進一步深化法院改革，增強法院依法獨立審判、抗御非法干擾，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和尊嚴的能力。根據上述情況，克服和消除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主要應從以下方面入手:

（一）改革法院現行體制，確保法院依法獨立審判

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改革法院現行體制，使法院脫離同級政府的限制，保證審判權的行使不受地方行政機關的干涉，維護國家審判權的統一。法院體制改革主要包括法院設置、人事管理及財務管理三個方面。

第一，改革法院建置，設立獨立的司法轄區。應避免按照地方行政區劃設立法院，使地方誤認為法院是地方政府的當然組成部分，建議以司法轄區的獨立劃分作為改革的突破口，使司法轄區不與現有的行政區劃重疊，在獨立的司法區域內建立高級、中級和基層法院，使地方法院與地方行政區劃脫鉤。

第二，改革法院人事管理制度，將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權提升到上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就法院人事管理體制改革，專家們提出了許多大膽的改革方案，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借鑒銀行、鐵路、軍隊的體制，人財物由中央統管”①和“在人、財、物方面由中央政府授權最高人民法院集中統一管理”②等。這些方案對于從根本上改革我國司法體制現狀，擺脫司法機關對地方的依賴，避免審判權“地方化”，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我們認為，若實行這種簡單的下級服從上級的垂直管理體制，雖避免了司法地方化問題，但又將陷入司法行政化的“怪圈”，因此人民法院的體制改革應根據我國國情，漸進、有序地進行。比較切合實際的做法是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現行憲法，明確規定地方法院由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并向它負責，報告工作，受它監督。同時，將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權提升到上一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即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命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的院長和審判員，由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命中級法院的院長和審判員，由地（市）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命基層法院的院長和審判員，這樣可以提高法官審判案件時的抗干擾能力。黨管干部也應由塊塊管理為主改為條條管理為主。建議實行法院黨委制，最高法院和省級法院都應成立黨的委員會，以便加強黨的領導。最高法院黨委成員由黨中央選配和管理；省級法院黨委成員由最高法院黨委主管、省委協管；中級法院黨組成員由省級法院黨委主管，地（市）委協管。基層法院黨組成員由中級法院黨組主管，縣（區、市）委協管。上下級法院之間的審級關系，仍按照法律規定，是監督關系而不是領導關系。

第三，改革法院經費管理體制，加強司法的經費保障。司法經費開支是必須支出的正當的司法成本，是解決糾紛、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代價，屬于國家預算開支的一部分。充足的經費保障是確保司法公正、高效、廉潔的重要物質保證。關于法院經費管理改革，專家學者提出了一些方案:“第一，全國所有法院的經費由中央財政支付，預算編制由最高人民法院負責。預算草案送政府協調后（不得減少或推翻），直接由立法機關審議、批準，由國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執行。第二，全國法院的業務經費由中央支出，行政經費由地方支出。第三，根據法院所承擔的地方司法事務和國家司法業務的多少，確定預算比例，分別支付”③。我們認為，由于目前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各地方財政狀況不同，各地法院辦案的工作量也不同，從既要保證各地法官正常的工資支付，又要保證各地法院正常工作業務經費開支需要的原則出發，法院經費管理體制應改為地方各級法院的行政經費（人頭費）統一由中央財政支付，業務經費統一由省級地方財政根據本省三級法院的工作需要支付。

（二）改革現行審判運行機制及法官管理制度，確保法官依法獨立審判

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是獨立審判原則的共同要求，反映的是法院集體和成員之間的關系。法院整體獨立是法官個體獨立的前提，沒有整體上的獨立，個體獨立就失去了保障，但法院審判權的行使畢竟是通過法官的具體執法活動來實現的，沒有個體的獨立，那么，法院整體所追求的目標棗司法公正也必然會受到影響。因此，首先應修改《憲法》，將《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修改為“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同時，還應修改三大訴訟法及《法官法》等有關法律，改革現行審判運行機制及法官制度，保障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第一，改革現行審判運行機制，建立審判管理的主導地位，保障審判權行使的合法性。

1、改變現有的案件審批制。將獨立審判的主體明確定位于法官，建立法官個人負責制，形成以法官為中心的審判運行機制。庭長、院長對案件的監督不再是通過審批來完成，而是通過加強業務培訓、參加庭審、旁聽公開開庭等方式指導法官辦案，監督法官辦案；法院領導可以通過直接擔任案件的審判長或者主審法官來履行對重大案件的監督職責。

2、改革審判委員會的職能。審判委員會的首要職能應該是總結審判經驗，其次才是討論重大的或者疑難的案件，但實踐中大量的時間用在討論具體案件上，這不僅不符合法律賦予審判委員會的職能，而且影響到審判獨立和效率，使審判權責難以統一。針對這種狀況，理論界有的學者提出要取消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案件制度④，有的學者認為，改革應在保留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疑難案件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改革審判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強化責任監督等措施來進行。我們認為，由于現階段我國審判人員的素質還達不到法官審判案件完全獨立的要求，因而審判委員會討論重大疑難案件的制度不能取消，特別是擔負死刑案件審理的中、高級法院，決不能輕易取消審判委員會，但各級法院應對討論案件的范圍加以明確的限制，并逐步縮小。同時要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進一步強化合議庭職責，還權于合議庭，提高當庭宣判率，減少審委會討論案件的數量。此外，可以建立審委會成員參加或組成合議庭直接開庭審理重大疑難案件的制度。

3、逐步取消下級法院對上級法院的案件請示制度。既然是獨立審判，就應當是審判機關和審判法官獨立自主作出裁判。本級法院決定不了的案件應當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定案，上級法院不得對下級法院正在審理的案件作出批示、答復。

4、全面落實法官違法辦案責任追究制。在將獨立審判審判落實到法官個人，確立法官在訴訟中獨立的地位和權力的同時，要明確法官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法官權力因過大而腐敗，確保司法行為公正、合法。目前我國部分地區的人民法院開始試行了違法辦案責任追究制，但就全國來說，還沒有一部違法辦案責任追究的統一立法。因此，現階段應對違法辦案責任追究制的有關內容盡快以立法的形式作出詳細規定，明確規定違法辦案責任追究的范圍、違法辦案的界定標準，違法辦案的責任及歸責原則、責任劃分的標準、追究的程序等。只有這樣，在對法官的違法辦案行為進行追究時才有法可依，便于操作。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界定違法辦案范圍時，標準一定要嚴格，不能無限擴大違法辦案的范圍，以免影響法官獨立審判的積極性。

第二，改革現行法官制度，真正建立法官的主審地位，保證其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

1、嚴格法官任職資格。法官的基本條件應該是具有大學本科以上法律專業知識和至少5年以上司法實踐經驗的高層次法律人才，使法官隊伍成為由法律專家構成的精英化職業群體，而不是行政人員、公務員或一般干部隊伍。同時，強化法官自身的政治素質、思想素質和職業道德素質，使法官在知識背景、訓練方法、職業利益和道德水平上相一致，取得共同點，這種共同點能夠造就法官對案件的適用法律問題更多地產生內部的自然統一與和諧，強化法官的職業責任和權威，使法官能夠頂住來自社會各方面的不正當干預。

2、改革法官選任辦法。法官應從通過全國統一司法考試的人中擇優選拔，然后任命其擔任法官助理，在擔任法官助理滿若干年后，經考核合格，方可任命為正式法官。上級法院的法官應逐級從下級法院的法官中鱗選，初任法官原則上應該從基層法院干起，不宜直接在上級法院任職。同時，要實行法官定額制度，根據人口數量和辦案數量的情況，規定各個法院配備的法官職權，并分別建立法官序列、書記員序列、司法警察序列、司法技術專業人才序列、行政管理人員序列，避免法院工作人員全部法官化的現象，以確保法官質量。

3、完善法官保障制度。具體來說要實現“三個保障”:一是待遇保障。給予法官高于一般公務員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員的地位和待遇，使法官享有較高的工資津貼、福利、休假和社會保障等待遇，不受非法利益的左右；二是經費保障。財政預算要充分保證法官的辦案和辦公經費，以杜絕利益驅動，確保司法公正；三是職權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職權受法律保護，其依法進行的職務活動，發表的言論，不應當受到責任追究，這是法官充分自主發表案件意見，自主裁判的重要保障。同時，實行法官職務終身制，非因違法犯罪原因、健康原因和退休原因不得免職。

4、改革現行法官管理體制，建立法官管理委員會。應當改變目前地方各級法院的法官由地方黨政部門管理的體制，一些專家學者提出法官由任命機關或任用機關管理⑥。我們認為，這種方案混淆了權力機關（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的不同職責，違背了法院獨立審判的憲法原則。較為合理的方案是高級法院法官的人事管理權由最高法院行使，中級法院法官的人事管理權由省級法院行使，基層法院法官的人事管理權由中級法院行使。同時在各法院建立法官管理委員會，作為法官自律性管理組織，人數多少取決于法院大小。法官管理委員會處理除人事權以外的法官工作任務分配、工作條件等相關的事務，通過討論，形成意見，涉及到經費、行政上的事務要提交院長決定，對自身的事務可自行決定。

5、建立職業風險機制。在賦予法官較高地位和優厚待遇的同時，要建立法官職業風險機制。規定法官違法審判和行使職務中有貪污受賄等行為，應根據情況分別給予暫緩晉升、辭退、并取消相應的待遇，直到追究其法律責任，從個人切身利益上制約法官在獨立審判中的違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