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指導案例(7-9號)

【法規標題】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7號：牡丹江市宏閣建筑安裝有限責任公司訴牡丹江市華隆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張繼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文字號】 【頒布時間】2012-4-9 【失效時間】 【法規來源】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2-04/14/content_43323.htm【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7號：牡丹江市宏閣建筑安裝有限責任公司訴牡丹江市華隆房地產開

發有限責任公司、張繼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2年4月9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訴訟 抗訴 申請撤訴 終結審查

裁判要點

人民法院接到民事抗訴書后，經審查發現案件糾紛已經解決，當事人申請撤訴，且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應當依法作出對抗訴案終結審查的裁定；如果已裁定再審，應當依法作出終結再審訴訟的裁定。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第（十一）項

基本案情

2009年6月15日，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華隆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簡稱華隆公司）因與牡丹江市宏閣建筑安裝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宏閣公司）、張繼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不服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同年2月11日作出的(2008)黑民一終字第173號民事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8日作出（2009）民申字第1164號民事裁定，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審本案。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提審期間，華隆公司鑒于當事人之間已達成和解且已履行完畢，提交了撤回再審申請書。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于2010年12月15日以（2010）民提字第63號民事裁定準許其撤回再審申請。

申訴人華隆公司在向法院申請再審的同時，也向檢察院申請抗訴。2010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受理后決定對本案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2011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收到最高人民檢察院高檢民抗[2010]58號民事抗訴書后進行立案登記，同月11日移送審判監督庭審理。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經審查發現，華隆公司曾向本院申請再審，其糾紛已解決，且申請檢察院抗訴的理由與申請再審的理由基本相同，遂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溝通并建議其撤回抗訴，最高人民檢察院不同意撤回抗訴。再與華隆公司聯系，華隆公司稱當事人之間已就抗訴案達成和解且已履行完畢，糾紛已經解決，并于同年4月13日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撤訴申請書。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6日以（2011）民抗字第29號民事裁定書，裁定本案終結審查。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對于人民檢察院抗訴再審的案件，或者人民法院依據當事人申請或依據職權裁定再審的案件，如果再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并履行完畢，或者撤回申訴，且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為了尊重和保障當事人在法定范圍內對本人合法權利的自由處分權，實現訴訟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促進社會和諧，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裁定終結再審訴訟。

本案中，申訴人華隆公司不服原審法院民事判決，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同時，也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在本院提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華隆公司向本院申請撤訴。由于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由處分自己的民事權益和訴訟權利，其撤訴申請意思表示真實，已裁定準許其撤回再審申請，本案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已得到解決，且本案并不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故檢察機關抗訴的基礎已不存在，本案已無按抗訴程序裁定進入再審的必要，應當依法裁定本案終結審查。

案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文字號】 【頒布時間】2012-4-9 【失效時間】 【法規來源】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2-04/14/content_43324.htm【全文】 【法規標題】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8號：林方清訴常熟市凱萊實業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糾紛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8號：林方清訴常熟市凱萊實業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2年4月9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公司解散 經營管理嚴重困難 公司僵局

裁判要點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將“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作為股東提起解散公司之訴的條件之一。判斷“公司經營管理是否發生嚴重困難”，應從公司組織機構的運行狀態進行綜合分析。公司雖處于盈利狀態，但其股東會機制長期失靈，內部管理有嚴重障礙，已陷入僵局狀態，可以認定為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對于符合公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其他條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決公司解散。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

基本案情

原告林方清訴稱：常熟市凱萊實業有限公司（簡稱凱萊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陷入公司僵局且無法通過其他方法解決，其權益遭受重大損害，請求解散凱萊公司。

被告凱萊公司及戴小明辯稱：凱萊公司及其下屬分公司運營狀態良好，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條件，戴小明與林方清的矛盾有其他解決途徑，不應通過司法程序強制解散公司。

法院經審理查明：凱萊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林方清與戴小明系該公司股東，各占50%的股份，戴小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執行董事，林方清任公司總經理兼公司監事。凱萊公司章程明確規定：股東會的決議須經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但對公司增加或減少注冊資本、合并、解散、變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作出決議時，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2006年起，林方清與戴小明兩人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同年5月9日，林方清提議并通知召開股東會，由于戴小明認為林方清沒有召集會議的權利，會議未能召開。同年6月6日、8月8日、9月16日、10月10日、10月17日，林方清委托律師向凱萊公司和戴小明發函稱，因股東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林方清作為享有公司股東會二分之一表決權的股東，已按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表決并通過了解散凱萊公司的決議，要求戴小明提供凱萊公司的財務賬冊等資料，并對凱萊公司進行清算。同年6月17日、9月7日、10月13日，戴小明回函稱，林方清作出的股東會決議沒有合法依據，戴小明不同意解散公司，并要求林方清交出公司財務資料。同年11月15日、25日，林方清再次向凱萊公司和戴小明發函，要求凱萊公司和戴小明提供公司財務賬冊等供其查閱、分配公司收入、解散公司。

江蘇常熟服裝城管理委員會（簡稱服裝城管委會）證明凱萊公司目前經營尚正常，且愿意組織林方清和戴小明進行調解。

另查明，凱萊公司章程載明監事行使下列權利：（1）檢查公司財務；（2）對執行董事、經理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行為進行監督；（3）當董事和經理的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要求董事和經理予以糾正；（4）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從2006年6月1日至今，凱萊公司未召開過股東會。服裝城管委會調解委員會于2009年12月15日、16日兩次組織雙方進行調解，但均未成功。

裁判結果

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以(2006)蘇中民二初字第0277號民事判決，駁回林方清的訴訟請求。宣判后，林方清提起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9日以（2010）蘇商終字第0043號民事判決，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解散凱萊公司。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首先，凱萊公司的經營管理已發生嚴重困難。根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

（二）》（簡稱《公司法解釋

（二）》）第一條的規定，判斷公司的經營管理是否出現嚴重困難，應當從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或執行董事及監事會或監事的運行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的側重點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嚴重內部障礙，如股東會機制失靈、無法就公司的經營管理進行決策等，不應片面理解為公司資金缺乏、嚴重虧損等經營性困難。本案中，凱萊公司僅有戴小明與林方清兩名股東，兩人各占50%的股份，凱萊公司章程規定“股東會的決議須經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且各方當事人一致認可該“二分之一以

上”不包括本數。因此，只要兩名股東的意見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無法形成有效表決，顯然影響公司的運營。凱萊公司已持續4年未召開股東會，無法形成有效股東會決議，也就無法通過股東會決議的方式管理公司，股東會機制已經失靈。執行董事戴小明作為互有矛盾的兩名股東之一，其管理公司的行為，已無法貫徹股東會的決議。林方清作為公司監事不能正常行使監事職權，無法發揮監督作用。由于凱萊公司的內部機制已無法正常運行、無法對公司的經營作出決策，即使尚未處于虧損狀況，也不能改變該公司的經營管理已發生嚴重困難的事實。

其次，由于凱萊公司的內部運營機制早已失靈，林方清的股東權、監事權長期處于無法行使的狀態，其投資凱萊公司的目的無法實現，利益受到重大損失，且凱萊公司的僵局通過其他途徑長期無法解決。《公司法解釋

（二）》第五條明確規定了“當事人不能協商一致使公司存續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判決”。本案中，林方清在提起公司解散訴訟之前，已通過其他途徑試圖化解與戴小明之間的矛盾，服裝城管委會也曾組織雙方當事人調解，但雙方仍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兩審法院也基于慎用司法手段強制解散公司的考慮，積極進行調解，但均未成功。

此外，林方清持有凱萊公司50%的股份，也符合公司法關于提起公司解散訴訟的股東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條件。

綜上所述，凱萊公司已符合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釋

（二）》所規定的股東提起解散公司之訴的條件。二審法院從充分保護股東合法權益，合理規范公司治理結構，促進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角度出發，依法作出了上述判決。

案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文字號】 【頒布時間】2012-9-18 【失效時間】 【法規來源】人民法院報2012年9月26日第03版【全文】 【法規標題】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9號：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訴蔣志東、王衛明等買賣合同糾紛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9號：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訴蔣志東、王衛明等買賣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

指導案例9號

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訴蔣志東、王衛明等

買賣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2年9月18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公司清算義務 連帶清償責任

裁判要點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應當依法在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履行清算義務，不能以其不是實際控制人或者未實際參加公司經營管理為由，免除清算義務。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百八十四條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簡稱存亮公司）訴稱：其向被告常州拓恒機械設備有限公司（簡稱拓恒公司）供應鋼材，拓恒公司尚欠貨款1395228.6元。被告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為拓恒公司的股東，拓恒公司未年檢，被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至今未組織清算。因其怠于履行清算義務，導致公司財產流失、滅失，存亮公司的債權得不到清償。根據公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應對拓恒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故請求判令拓恒公司償還存亮公司貨款1395228.6元及違約金，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對拓恒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被告蔣志東、王衛明辯稱：1.兩人從未參與過拓恒公司的經營管理；2.拓恒公司實際由大股東房恒福控制，兩人無法對其進行清算；3.拓恒公司由于經營不善，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前已背負了大量債務，資不抵債，并非由于蔣志東、王衛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而導致拓恒公司財產滅失；4.蔣志東、王衛明也曾委托律師對拓恒公司進行清算，但由于拓恒公司財物多次被債權人哄搶，導致無法清算，因此蔣志東、王衛明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義務的情況。故請求駁回存亮公司對蔣志東、王衛明的訴訟請求。

被告拓恒公司、房恒福未到庭參加訴訟，亦未作答辯。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7年6月28日，存亮公司與拓恒公司建立鋼材買賣合同關系。存亮公司履行了7095006.6元的供貨義務，拓恒公司已付貨款5699778元，尚欠貨款1395228.6元。另，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為拓恒公司的股東，所占股份分別為40％、30％、30％。拓恒公司因未進行年檢，2008年12月25日被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至今股東未組織清算。現拓恒公司無辦公經營地，帳冊及財產均下落不明。拓恒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無財產可供執行被中止執行。

裁判結果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作出（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1052號民事判決：

一、拓恒公司償付存亮公司貨款1395228.6元及相應的違約金；

二、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對拓恒公司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宣判后，蔣志東、王衛明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日作出（2010）滬一中民四（商）終字第1302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存亮公司按約供貨后，拓恒公司未能按約付清貨款，應當承擔相應的付款責任及違約責任。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作為拓恒公司的股東，應在拓恒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及時組織清算。因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導致拓恒公司的主要財產、帳冊等均已滅失，無法進行清算，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的行為，違反了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應當對拓恒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拓恒公司作為有限責任公司，其全體股東在法律上應一體成為公司的清算義務人。公司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并未規定蔣志東、王衛明所辯稱的例外條款，因此無論蔣志東、王衛明在拓恒公司中所占的股份為多少，是否實際參與了公司的經營管理，兩人在拓恒公司被吊銷營業執

照后，都有義務在法定期限內依法對拓恒公司進行清算。

關于蔣志東、王衛明辯稱拓恒公司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前已背負大量債務，即使其怠于履行清算義務，也與拓恒公司財產滅失之間沒有關聯性。根據查明的事實，拓恒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無財產可供執行被中止執行的情況，只能證明人民法院在執行中未查找到拓恒公司的財產，不能證明拓恒公司的財產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前已全部滅失。拓恒公司的三名股東怠于履行清算義務與拓恒公司的財產、帳冊滅失之間具有因果聯系，蔣志東、王衛明的該項抗辯理由不成立。蔣志東、王衛明委托律師進行清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師的證明，僅能證明蔣志東、王衛明欲對拓恒公司進行清算，但事實上對拓恒公司的清算并未進行。據此，不能認定蔣志東、王衛明依法履行了清算義務，故對蔣志東、王衛明的該項抗辯理由不予采納。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知識產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知識產權典型案例

2013年中國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

一、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1.新材料技術領域等同判定專利侵權案

湖南科力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與愛藍天高新技術材料（大連）有限公司等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上訴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蘇知民再終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

2.“威極”醬油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佛山市海天調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與佛山市高明威極調味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知民初字第352號民事判決書〕

3.錢鐘書書信手稿拍賣訴前行為保全案

楊季康與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李國強訴前行為保全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3）二中保字第9727號民事裁定書〕

4.“奧特曼”著作權糾紛案

圓谷制作株式會社、上海圓谷策劃有限公司與辛波特·桑登猜、采耀版權有限公司、廣州購書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音像出版社侵害著作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59號民事裁定書〕

5.樹脂專利相關信息侵害商業秘密糾紛案

圣萊科特國際集團、圣萊科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與華奇（張家港）化工有限公司、徐捷侵害商業秘密糾紛上訴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滬高民三（知）終字第93號民事判決書〕

6.標準必要專利許可使用費案件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IDC公司標準必要專利使用費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05號民事判決書〕

7.確認“兩優996”品種權實施許可合同無效糾紛案

福建超大現代種業有限公司與安徽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確認植物新品種權實施許可合同無效糾紛上訴案〔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皖民三終字第81號民事裁定書〕

二、知識產權行政案件

8.“圣象”馳名商標保護案

圣象集團有限公司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河北廣太石膏礦業有限公司商標爭議行政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4號行政判決書〕

9.“金駿眉”通用名稱商標行政糾紛案

武夷山市桐木茶葉有限公司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福建武夷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正山茶業有限公司商標異議復審行政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行終字第1767號行政判決書〕

三、知識產權刑事案件

10.假冒食用油注冊商標犯罪案

宗連貴等28人假冒注冊商標罪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刑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書〕

2013年中國法院十大創新性知識產權案件

1.北京銳邦涌和科貿有限公司與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強生（中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縱向壟斷協議糾紛上訴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滬高民三（知）終字第63號民事判決書〕

2.美國禮來公司、禮來（中國）研發公司與黃孟煒侵害技術秘密糾紛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滬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19號民事判決書〕

3.百度在線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等與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2352號民事判決書〕

4.谷歌公司與王莘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1221號民事判決書〕

5.天津天隆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與江蘇徐農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上訴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蘇知民終字第194號、（2012）蘇知民終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

6.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與湖北童霸兒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號民事判決書〕

7.北京鴨王烤鴨店有限公司與上海淮海鴨王烤鴨店有限公司、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商標異議復審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9號行政裁定書〕

8.李隆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三亞市海棠灣管理委員會商標爭議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號行政裁定書〕

9.卡比斯特制藥公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號行政裁定書〕

10.江西億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沃德打印機設備有限公司、余志宏、羅石和、李影紅、肖文娟侵犯商業秘密罪案〔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珠中法刑終字第87號刑事判決書〕

2013年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

一、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一）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

1.馬培德公司與陽江市邦立貿易有限公司、陽江市伊利達刀剪有限公司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9號民事裁定書〕

2.宜賓長毅漿粕有限責任公司與濰坊恒聯漿紙有限公司、成都鑫瑞鑫塑料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09號民事裁定書〕

3.北京市捷瑞特彈性阻尼體技術研究中心與北京金自天和緩沖技術有限公司、王菡夏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46號民事裁定書〕

4.桂林南藥股份有限公司與三門峽賽諾維制藥有限公司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裝、裝潢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3號民事判決書〕

5.陳順弟與浙江樂雪兒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何建華、溫士丹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5號民事判決書〕

6.大連大金馬基礎建設有限公司與大連北興構件吊裝運輸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大民四初字第23號民事判決書〕

7.塞伯股份有限公司與浙江愛仕達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上訴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浙知終字第59號民事判決書〕

8.陳錫奎與晉江市凱達石材機械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上訴案〔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閩民終字第482號民事判決書〕

9.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與江門氣派摩托車有限公司、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瑞騎力帆摩托車銷售有限公司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長中民五初字第620號民事判決書〕

10.江門市亞泰機電科技有限公司與雷炳全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

（二）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件

11.吉林美術出版社與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長春歐亞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歐亞商都侵害著作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150號民事裁定書〕

12.景德鎮法藍瓷實業有限公司與潮州市加蘭德陶瓷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392號民事裁定書〕

13.竇驍與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演出經紀合同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1164號民事判決書〕

14.北京中文在線數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與北京智珠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8854號民事判決書〕

15.哈爾濱秋林食品有限責任公司與哈爾濱秋林糖果廠有限責任公司、哈爾濱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責任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黑知終字第45號民事判決書〕

16.北京漢儀科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與青蛙王子（中國）日化有限公司、福建雙飛日化有限公司、蘇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蘇知民終字第161號民事判決書〕

17.鄭子罕與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著作權權屬糾紛上訴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浙知終字第105號民事判決書〕

18.蔣友柏與周為軍、江蘇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鳳凰聯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浙杭知終字第13號民事判決書〕

19.廣州萬唯建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與廣州市番禺交通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廣東海外建設監理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三終字第96號民事判決書〕

（三）侵犯商標權糾紛案件

20.北京大寶化妝品有限公司與北京市大寶日用化學制品廠、深圳市碧桂園化工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66號民事判決書〕

21.陜西茂志娛樂有限公司與夢工場動畫影業公司、派拉蒙影業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3027號民事判決書〕

22.蘭建軍、杭州小拇指汽車維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天津市小拇指汽車維修服務有限公司、天津市華商汽車進口配件公司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終字第46號民事判決書〕

23.廣州市芳奈服飾有限公司與李菊紅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贛民三終字第21號民事裁定書〕

24.環球股份有限公司與青島際通文具有限公司、青島際通鉛筆有限公司、青島永旺東泰商業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魯民三終字第32號民事判決書〕

25.河南杜康酒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汝陽縣杜康村酒泉酒業有限公司、河南世紀聯華超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三終字第194號民事判決書〕

26.湖北十堰武當山特區仙尊釀酒有限公司與湖北神武天滋野生葡萄酒業有限公司、武漢天滋武當紅酒業銷售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終字第132號民事判決書〕

27.廣州飲食服務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與廣州市西關世家園林酒家有限公司商標及老字號品牌使用許可合同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23號民事判決書〕

28.北京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與桂林花橋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2）桂民三終字第19號民事判決書〕

29.路易威登馬利蒂與三亞寶宏實業有限公司寶宏大酒店、三亞寶宏實業有限公司、潘小愛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瓊民三終字第80號民事判決書〕

30.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食品有限公司與重慶市合川區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曉華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273號民事判決書〕

31.宜賓五糧液股份公司與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川民終字665號民事判決書〕

32.普拉達有限公司與陜西東方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華商報社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西民四初字第227號民事判決書〕

（四）不正當競爭、壟斷糾紛案件及其他

33.天圣制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海南國棟藥物研究所有限公司、海南欣安生物制藥有限公司技術轉讓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42號民事裁定書〕

34.濟川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北京福瑞康正醫藥技術研究所技術轉讓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18號民事裁定書〕

35.湖北潔達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與鄭州潤達電力清洗有限公司、陳庭榮、吳祥林侵害商業秘密糾紛管轄權異議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號民事裁定書〕

36.北京天道新源風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哈爾濱空調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合同糾紛案〔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哈知初字第59號民事判決書〕

37.江蘇建華管樁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技樁業股份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上訴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蘇知民終字第219號民事判決書〕

38.南京國資綠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與江蘇紫峰綠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寧知民終字第24號民事判決書〕

39.曹彬與濟南乾豪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特許經營合同糾紛上訴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魯民三終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書〕

40.襄陽市農業科學院與四川隆平高科種業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種實施許可合同糾紛上訴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終字第323號民事判決書〕

41.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IDC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06號民事判決書〕

42.蘭州正豐石油化工技術裝備有限責任公司與無錫奮圖過濾材料有限公司、王京良、無錫奮圖網業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業秘密糾紛上訴案〔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甘民三終字第5號民事判決書〕

二、知識產權行政案件

（一）專利授權確權案件

43.精工愛普生株式會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鄭亞俐、佛山凱德利辦公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易彩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53-1號行政裁定書〕

44.北京世紀聯保消防新技術有限公司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山西中遠消防設備有限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0號行政判決書〕

45.株式會社島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寧波賽冠車業有限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1號行政判決書〕

46.新日鐵住金不銹鋼株式會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李建新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行終字第1754號行政判決書〕

（二）商標授權確權案件

47.博內特里塞文奧勒有限公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佛山市名仕實業有限公司商標爭議行政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8號行政判決書〕

三、知識產權刑事案件

48.尤艷、宋兵峰、馬化濤侵犯著作權罪案〔安徽省蚌埠市禹會區人民法院（2013）禹知刑初字第2號刑事判決書〕

49.王文利、張劍毅、陳邦取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案〔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廈刑初字第62號刑事判決書〕

50.周開忠、蔡細漂假冒注冊商標罪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知刑初字第1號刑事判決書〕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1號

指導案例1號

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1年12月20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居間合同 二手房買賣 違約

裁判要點

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關于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繞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合法有效。但是，當賣方將同一房屋通過多個中介公司掛牌出售時，買方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相同房源信息的，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其行為并沒有利用先前與之簽約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構成違約。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簡稱中原公司）訴稱：被告陶德華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區株洲路某號房屋銷售信息，故意跳過中介，私自與賣方直接簽訂購房合同，違反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的約定，屬于惡意“跳單”行為，請求法院判令陶德華按約支付中原公司違約金1.65萬元。

被告陶德華辯稱：涉案房屋原產權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獨家掌握該房源信息，也非獨家代理銷售。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單”違約行為。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產權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掛牌銷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簡稱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帶陶德華之妻曹某某看了該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并于同日與陶德華簽訂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該《確認書》第2.4條約定，陶德華在驗看過該房地產后六個月內，陶德華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辦人等與陶德華有關聯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但未通過中原公司而與第三方達成買賣交易的，陶德華應按照與出賣方就該房地產買賣達成的實際成交價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當時中原公司對該房屋報價165萬元，而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報價145萬元，并積極與賣方協商價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居間下，陶德華與賣方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成交價138萬元。后買賣雙方辦理了過戶手續，陶德華向某房地產顧問公司支付傭金1.38萬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被告陶德華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1.38萬元。宣判后，陶德華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滬二中民二（民）終字第1508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華支付違約金1.65萬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中原公司與陶德華簽訂的《房地產求購確認書》屬于居間合同性質，其中第2.4條的約定，屬于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單”格式條款，其本意是為防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跳”過中介公司購買房屋，從而使中介公司無法得到應得的傭金，該約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應認定有效。根據該條約定，衡量買方是否“跳單”違約的關鍵，是看買方是否利用了該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機會等條件。如果買方并未利用該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而是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同一房源信息，則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而不構成“跳單”違約。本案中，原產權人通過多家中介公司掛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華及其家人分別通過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過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因此，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機會，故不構成違約，對中原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發布環境保護行政案件十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發布：環境保護行政案件十大案例

目錄

1．佛山市三英精細材料有限公司訴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政府環保行政處罰案

2．動感酒吧訴武威市涼州區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命令案

3．海麗國際高爾夫球場有限公司訴國家海洋局環保行政處罰案

4．盧紅等204人訴杭州市蕭山區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許可案

5．君寧機械廠訴六安市金安區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處罰案

6．蘇耀華訴廣東省博羅縣人民政府劃定禁養區范圍通告案

7．泉州弘盛石業有限公司訴晉江市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管理案

8．夢達馳汽車系統（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訴蘇州工業園區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處罰案

9．夏春官等4人訴東臺市環境保護局環評行政許可案

10.正文花園業委會、乾陽佳園業委會訴上海市環保局不服環評報告審批決定案

一、佛山市三英精細材料有限公司訴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政府環保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2日，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環境運輸和城市管理局（以下簡稱區環運局）以佛山市三英精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英公司）在生產過程中排放廢氣的臭氣濃度超標為由，對該公司作出《限期治理決定書》，要求2012年1月31日前完成排放臭氣濃度治理達到《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的要求，并經環運局驗收合格；逾期未申請驗收或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務，將按規定責令停業、關閉；要求該公司分析臭氣濃度超標排放原因，制定限期治理達標計劃以及落實各項污染防治措施，確保污染物達標排放。

2012年2月9日，三英公司向區環運局申請治理驗收。順德區環境保護監測站受區環運局委托，于同年4月26日、6月28日對該公司進行臭氣排放監測，兩次監測報告均顯示臭氣濃度未達標。區環運局遂于2012年8月29日組織驗收組現場檢查并對法定代表人進行調查詢問，告知該公司驗收結果：即存在未提交限期治理方案、廢氣處理技術不能確保無組織廢氣達標排放、排放廢氣的臭氣濃度超標、使用的燃油不符合環保要求等四個方面的問題，未通過限期治理驗收。

2013年1月11日，順德區人民政府作出《行政處罰告知書》，同年3月18日經聽證后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三英公司自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之日起停業、關閉。該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上述《行政處罰決定書》。

（二）裁判結果

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三英公司對順德區人民政府作出處罰決定的職權依據及行政程序并無異議。原告認為上述兩次臭氣排放監測的采樣點與頻次不符合法定要求，未能排除其他干擾因素，故監測報告的結論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經查，順德區環境保護監測站具有廢氣污染物檢測的法定資質，該監測站兩次臭氣采樣點即監測位置為三英公司廠界敏感點，符合《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關于惡臭物無組織排放檢測問題的復函》規定。原告認為臭氣監測采樣點的設置不合法的主張于法無據，其亦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上述臭氣監測采樣點存在其他干擾因素。至于采樣頻次問題，該監測站兩次臭氣監測均采用了4次*3點的監測頻次并取其中最大測定值，但頻次間隔不足2小時，存在一定瑕疵。但該瑕疵不足以推翻監測報告結論的正確性。由于原告在限期治理期限屆滿后，經兩次監測臭氣排放濃度仍未達到《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的要求，且存在其他相關環保問題，經區環運局報請順德區人民政府依照《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大氣污染防治辦法》有關規定對原告作出停業、關閉的行政處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遂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原告上訴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當前，環境污染成為群眾嚴重關切的社會問題。治理污染要從源頭抓起，本案中行政機關對排污不達標企業提出限期治理要求，仍未達標的，依法作出責令停產、關閉的處罰，于法有據。人民法院在審理此類行政案件中，一方面要依法審查行政機關的執法職權、執法依據和執法程序，另一方面對于廢氣污染物監測報告等專業性判斷和專家證據，也要從證據審查角度給予充分尊重，對合法形成的證據予以采信。人民法院對環境保護管理機關嚴格處罰污染物排放不達標企業的合法行政行為，依法予以堅決支持。

二、動感酒吧訴武威市涼州區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命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區環保局）接到其轄區陸羽茶樓對動感酒吧環境噪聲污染的投訴后，組織環境檢查執法人員和環境檢測人員先后于2012年11月23日、12月20日和12月22日22時零5分至23時零5分，對動感酒吧環境噪聲及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情況實施了現場檢查（勘查）和采樣檢測，其夜間場界4個檢測點環境噪聲排放值分別達到58.9dB(A)；55.4dB(A)；52.9dB(A)；56.9dB(A);均超過國家《社會生活環境噪聲排放標準》(GB22337-2008)規定的環境噪聲排放標準。區環保局于2012年12月22日制作了檢測報告，認定動感酒吧夜間噪聲達58.9分貝，超過國家規定的排放標準，其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并依據該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于2013年1月18日對動感酒吧作出責令改正違法行為決定書：責令其立即停止超標排放環境噪聲的違法行為，限于2013年2月28日前，采取隔音降噪措施進行整改，并于2013年2月28日前將改正情況書面報告。動感酒吧于2013年2月27日向區環保局提交了防噪音處理報告及申請，證明其已整改，同時申請對整改后的噪音再次測試，區環保局未予答復，也未再組織測試；同年4月17日，動感酒吧就區環保局于1月18日作出的上述責令改正違法行為決定書向武威市環保局申請復議，復議機關以逾期為由不予受理。遂以區環保局為被告，訴請法院撤銷上述責令改正違法行為決定書。

（二）裁判結果

武威市涼州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區環保局執法主體資格、執法程序合法。被告的檢測報告所適用的檢測標準（《社會生活環境噪聲排放標準》）與原告所述的檢測標準（《標準聲環境質量標準》）是法律規定的二個不同的標準，前者是適用于對營業性文化娛樂場所、商業經營活動中使用的向環境排放噪聲的設備、設施的管理、評價與控制的排放標準，后者是適用于聲環境質量評價與管理的環境質量標準，被告檢測噪音的方式方法并不違背法律規定，其檢測結果合法有效，遂判決維持被 告作出的責令改正違法行為決定書。動感酒吧上訴后，武威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被上訴人在夜間經營期間環境噪聲排放及環境噪聲污染噪聲已超過《社會生活環境噪聲排放標準》規定限度，其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條第二款“經營中的文化娛樂場所，其經營管理者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使其邊界噪聲不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噪聲排放標準”的規定，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對于社會生活中經常發生的噪聲擾民現象，環保機關針對群眾投訴作出合法適度處理后引發的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給予支持。與民事審判處理特定侵權者、受害者之間民事行為及相關賠償不同，行政審判通過監督環保機關履行保護環境職責，對合法行政行為給予支持，對違法行政行為監督糾正，有利于保護受污染群體的利益，促進人民群眾生活環境的改善。本案重要意義還體現于，人民法院以裁判方式明確了噪聲相關標準執法適用范圍。由國家環境保護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2008年10月1日發布施行的《聲環境質量標準》、《社會生活環境噪聲排放標準》和《工業企業廠界環境噪聲排放標準》，是環境檢測、執法人員進行噪聲監管的重要依據。前一項是環境質量標準，后兩項是排放標準，它們的適用范圍、檢測方法及限值等均有不同，應根據檢測對象及目的等因素作出正確選擇。本案判決對《聲環境質量標準》、《社會生活環境噪聲排放標準》的適用范圍作了正確區分，對環保機關正確執法和人民法院審理類似行政案件具有示范作用。

三、海麗國際高爾夫球場有限公司訴國家海洋局環保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

廣東省海豐縣海麗國際高爾夫球場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麗公司）與海豐縣人民政府（以下簡稱縣政府）簽訂合同約定“征地范圍南邊的臨海沙灘及向外延伸一公里海面給予乙方作為該項目建設旅游的配套設施”。海麗公司在海豐縣后門鎮紅源管區海麗國際高爾夫球場五星級酒店以南海域進行涉案弧形護堤的建設。2009年3月9日，涉案弧形護堤部分形成。2010年3月19日，海監部門在執法檢查中發現該公司未取得海域使用權證擅自建設涉案弧形護堤，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簡稱《海域法》）第三條的規定。經逐級上報，國家海洋局立案審查。2011年3月，南海勘察中心受海監部門委托作出《汕尾市海豐縣海麗國際高爾夫球場海岸線弧形護堤工程海域使用填海面積測量技術報告》，指出涉案弧形護堤填海形成非透水構筑物（堤壩），面積為0.1228公頃。

2011年6月2日，國家海洋局作出《行政處罰聽證告知書》，告知海麗公司擬對其作出的處罰及事實和法律依據，經組織召開聽證會，同年12月14日作出第12號行政處罰決定：認定海麗公司在未經有權機關批準的情況下，自2010年3月中旬進行涉案弧形護堤工程建設，以在海中直接堆筑碎石的方式進行填海活動，至2010年11月17日技術單位測量之日，填成弧形護堤面積為0.1228公頃。據此，依據《海域法》有關規定和《財政部、國家海洋局關于加強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責令該公司退還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復海域原狀，并處非法占用海域期間內該海域面積應繳納的海域使用金15倍的罰款人民幣82.89萬元。該公司不服，申請行政復議。國家海洋局于2012年5月30日作出行政復議決定認為：第12號處罰決定關于海麗公司自2010年3月中旬進行涉案弧形護堤建設的認定與海監部門航空照片顯示涉案弧形護堤2009年已存在的情況不一致，系認定事實不清，決定撤銷第12號處罰決定。其后，國家海洋局經履行聽證告知、舉行聽證會等程序，于2012年7月25日作出海監七處罰（2012）003號行政處罰決定書，指出證據顯示2009年3月9日涉案弧形護堤已部分形成，至2010年11月17日海監機構委托技術單位進行現場測量之日，該弧形護堤非法占用海域的面積為0.1228公頃；處罰依據與具體內容與上述12號處罰決定相同。海麗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海監七處罰（2012）003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二）裁判結果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國家海域使用管理暫行規定》《廣東省海域使用管理規定》等有關規定明確了任何單位或個人實施填海等占用海域的行為均必須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權，海洋行政主管部門頒發的海域使用權證書是當事人合法使用海域的憑證。本案中，海麗公司未經批準合法取得海域使用權，填海建設弧形護堤的行為，屬于《海域法》第四十二條所指未經批準非法占用海域進行填海活動的情形，被訴處罰決定中的該部分認定證據充分，定性準確。海麗公司關于涉案弧形護堤并非建設于海域范圍，故國家海洋局無管轄權的訴訟理由，缺乏事實依據，其關于海豐縣政府與其簽訂的合同可以作為其取得海域使用權證明的訴訟理由，缺乏法律依據，遂判決駁回該公司的訴訟請求。海麗公司上訴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人民法院通過發揮行政審判職能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實施監督管理，切實保護海洋生態環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完善自然資源監管體制，對海洋資源超載區域等實行限制性措施。海域屬于國家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在未依法取得有權機關頒發的海域使用權證書的情況下，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海域，否則要受到相應的處罰。本案中，雖然海豐縣政府與海麗公司簽訂了合同，允許其使用涉案海域，但依照海域法等有關規定，該公司仍需依法向項目所在地縣以上海洋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并按照《廣東省海域使用管理規定》第十一條規定的批準權限逐級上報，由批準機關的同級海洋行政主管部門發給海域使用證。本案的處理對于厘清地方政府與海洋行政主管部門的法定職權，對于相關行政執法和司法實踐有著積極示范意義。

四、盧紅等204人訴杭州市蕭山區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許可案

（一）基本案情

杭州蕭山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城投公司，原審第三人）因涉案風情大道改造及南伸項目建設需要，委托浙江省工業環保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省環保設計院”）對該項目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在涉案環評報告書編制過程中，城投公司分別在建設項目所涉區域對案涉項目的基本情況及其對周邊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預防或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環境影響評價結論要點等內容進行了兩次公示。省環保設計院通過發放個人調查表和團體調查表的方式進行了公眾調查。2012年4月20日，杭州市蕭山區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區環保局）與城投公司、省環保設計院和邀請的專家召開了涉案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技術評審會并形成評審意見。同年4月23日，區環保局在區辦事服務中心大廳的公示欄內張貼案涉項目的《環保審批公示》。公示期間為2012年4月23日至同年5月7日，共10個工作日。公示內容主要為：涉案項目基本情況；涉案項目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預防或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環境影響評價結論要點；建設單位、環評單位及審批單位的聯系方式，并注明征求意見的方式是電話和信件。2012年5月29日，區環保局與城投公司、省環保設計院和邀請的專家召開案涉環評報告書（復審稿）技術復審評審會并形成復審意見。2012年6月，省環保設計院形成環評報告書的送審稿。同年6月28日，城投公司向區環保局報送該環評報告書及相關的申請材料，申請對該環評報告書予以批準。區環保局于同日作出《關于風情大道改造及南伸（金城路-湘湖路）工程環境影響報告書審查意見的函》（以下簡稱《審查意見函》），同意該項目在蕭山規劃許可的區域內實施。

盧紅等204人稱，其均為蕭山區風情大道湘湖段“蘇黎世小鎮”和“奧蘭多小鎮”兩小區的居民。因不服蕭山區發展和改革局審批的“風情大道改造及南伸（金城路—湘湖路）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向杭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起行政復議。在復議期間，蕭山區發展和改革局提供了區環保局的《審查意見函》作為其審批依據。該204人認為涉案項目的建設將對兩個小區造成不利影響，區環保局的行政許可行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遂以該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上述《審查意見函》。

（二）裁判結果

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浙江省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環保行政機關受理環境影響報告書審批申請后，除了依法需要保密的建設項目，仍需通過便于公眾知曉的方式公開受理信息和環境影響報告書的查詢方式以及公眾享有的權利等事項，并征求公眾意見，征求公眾意見的期限不得少于７日。本案中，被告區環保局稱其2012年4月23日受理第三人城建公司就案涉環評報告書提出的審批申請，而第三人委托評價單位省環保設計院編制的、用于申請被告批準的涉案環評報告書（報批稿）形成于2013年6月。因此，即使被告確實是2012年4月23日受理了第三人的申請，由于需要審批的環評報告書（報批稿）此時尚未編制完成，被告主張的受理行為亦不合法。被告在《承諾件受理通知書》中明確表示第三人向其申請環評審批的時間是2012年6月28日，而被告于同日即作出被訴《審查意見函》，對案涉環評報告書予以批準，其行為明顯違反《辦法》第二十二條關于環評審批行政機關在審批環節應進行公示和公眾調查的相關規定，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據此，判決撤銷被告作出《審查意見函》的具體行政行為。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環保機關受理環境影響報告書審批申請的基本前提是該報告書已正式形成，且環保機關受理后應依法履行公開該報告書并征求公眾意見的程序后，才可予以審批。人民法院要嚴格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和正當程序，是否充分尊重了當事人的知情權、表達權，如果認為行政行為存在程序違法或明顯不當的，有權確認違法或予以撤銷。近年來，有的地方政府和行政機關，為了加快城市化建設進程，不惜違反行政程序超常規審批某些建設項目，有的甚至以犧牲人民群眾的環境權益為代價，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只有嚴格依法依規，按程序辦事，才能真正有利于促進城市環境改善和社會和諧安寧。本案中，區環保局存在明顯的程序違法情形，其所主張的受理城投公司提出的環評報告書審批申請的時間，尚未形成正式報批稿；其在環評報告編制過程中所公示的《環保審批公示》，不能替代《辦法》所要求環保機關在申請人正式報送環評報告及相關申請材料后對環境影響報告書進行公示和公眾調查的程序和義務。法院基于其程序的嚴重違法，判決撤銷了被訴行政行為，對于彰顯程序公正和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具有很好的示范效應。

五、君寧機械廠訴六安市金安區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區君寧機械廠（以下簡稱君寧機械廠）于2012年4月11日租用六安光華廠家屬區房屋，安裝機械設備從事鑄鐵金屬件制造和金屬制品加工制造，但未依法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該廠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乳化液對工件進行潤滑和降溫，有廢水、固體廢物和噪聲產生，但該廠除對固體廢物進行簡單的堆放收集外，對其他污染未做任何處理，也未建設相關的環境保護設施。該廠所在居民區居民多次上訪反映其產生的噪聲等污染嚴重影響群眾正常生活。六安市金安區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區環保局）經現場檢查、調查取證、集體討論等程序于2012年8月5日對該廠作出了行政處罰決定書以及限期補辦決定書，責令君寧機械廠停止生產、限期補辦環評手續，同時罰款五萬元。該廠對此不服申請行政復議，經區人民政府復議后決定維持上述兩個決定。該廠仍不服，以區環保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上述兩個決定。

（二）裁判結果

六安市金安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本案原告君寧機械廠在居民區從事機械加工生產，由此產生廢水、固體廢物及噪聲等污染物，對周邊環境及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響，應當依法辦理環評手續，并配套建設環境保護設施后，才能正式投入生產。但原告在未辦理環評手續，也未建設配套環保設施情 況下，從事機械加工生產，顯已違反了上述法律規定。被告區環保局依法對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和限期補辦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依法應予支持，遂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君寧機械廠上訴后，六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上訴人君寧機械廠作為個體工商戶，經營范圍經工商部門核準登記為“機械加工”。國家環境保護部2008年頒布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分類管理目錄》，明確將機械加工類納入到環境影響評價管理范圍內。因此上訴人在投產前，理應先辦理環境影響評價手續。區環保局基于舉報在立案查處上訴人污染環境過程中，發現該廠未辦理環境影響評價手續，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在履行了法定程序后，依法作出責令其限期補辦環評手續的決定，并無不妥。上訴人在加工生產過程中，確實存在排放污染的現象，且并未配套建設環保設施，對周邊環境已造成一定影響，故被上訴人依照《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的規定，責令其停止生產并處以罰款五萬元，于法有據。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審查，支持環保機關針對廢水、固體廢物和噪聲排放企業作出的合法處理決定，有力地維護人民群眾環境權益。本案中，涉案企業從事屬于需要辦理環境影響評價手續的行業，但在未取得任何環評手續的情況下，擅自在居民區內從事金屬加工制造。而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噪聲、排放的污染物又對周邊居民的生活、學習造成一定影響。因此，環境保護部門依法對其進行行政處罰，并要求其限期整改，以合法正當的行政執法維護公民良好的居住生活環境，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支持。

六、蘇耀華訴廣東省博羅縣人民政府劃定禁養區范圍通告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底，蘇耀華與廣東省博羅縣農業科技示范場簽訂了《承包土地合同書》，在涉案土地上經營養殖場，養殖豬苗，并先后領取了《稅務登記證》、《排放污染物許可證》和《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2012年3月22日，博羅縣人民政府發布《關于將羅浮山國家級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劃入禁養區范圍的通告》（以下簡稱《通告》），要求此前禁養區內已有的畜禽養殖場（點）于當年6月30日前自行搬遷或清理，違者將依據有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理，直至關閉。

此后，博羅縣環境保護局、畜牧局均以《通告》為由不予通過養殖場的排污許可證、動物防疫合格證的年審；縣國土資源局以養殖場未按規定申請辦理用地手續，未取得縣人民政府批準同意擅自興建畜禽養殖房為由，要求養殖場自行關閉并拆除畜禽養殖房，恢復土地原狀；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對養殖場發出了《行政處罰告知書》，以養殖場的建筑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為由，擬給予限期拆除的處罰。蘇耀華對縣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述《通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決撤銷該《通告》。

（二）裁判結果

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廣東省環境保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有關規定，被告博羅縣人民政府有權將其管轄的羅浮山國家級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劃定為畜禽禁養區，縣政府已將《通告》告知并送達有關畜牧養殖戶，《通告》明確告知當事人應履行的義務。被告劃定畜禽禁養區完全合乎法律規定，遂判決維持《通告》。

蘇耀華上訴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羅浮山國家級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承擔著農業科技推廣的任務，需要嚴格的環境保護條件。科技示范園附近的河道連接著當地飲用水源地，在科技示范園內進行畜禽養殖有可能造成空氣和水質污染。博羅縣人民政府有權依據畜牧法、《畜禽養殖污染 防治管理辦法》和《廣東省環境保護條例》相關規定，根據環境保護的需要，將其管轄的羅浮山國家級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劃定為畜禽禁養區。據此，二審判決維持原判，駁回上訴。

但二審法院同時認為，蘇耀華經營養殖場的行為發生在《通告》作出之前，已經依法領取了《稅務登記證》、《排放污染物許可證》和《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其合法經營行為應當受到法律保護。根據行政許可法第八條的規定，雖然博羅縣人民政府有權根據環境保護這一公共利益的需要劃定畜禽禁養區，但亦應當對因此遭受損失的蘇耀華依法給予補償。縣人民政府發布《通告》要求養殖場自行搬遷或清理，未涉及對蘇耀華的任何補償事宜顯然不妥。環保、國土、住建等部門對蘇耀華及其養殖場作出行政處罰、不予年審等行為的依據均是《通告》，縣人民政府不能以此為由否定蘇耀華的合法經營行為。蘇耀華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許可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另行提出有關行政補償的申請。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人民法院在維護行政機關環境保護監管行為的同時，也注重利益的平衡，較好地詮釋了環境行政管理活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雖然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權根據環境保護的需要，劃定畜禽禁養區，嚴禁在畜禽禁養區內從事畜禽養殖業，也可要求已有的畜禽養殖場（點）自行搬遷或清理，即變更或撤回養殖戶的生產經營許可。但與此同時，也應當考慮到在此之前合法經營的畜禽養殖戶的利益保護問題，應根據《行政許可法》第八條所體現的信賴保護原則精神，對行政許可因環境公共利益需要被變更或撤回而遭受損失的合法養殖戶依法給予補償。在環境行政管理活動中，政府及環保部門需注重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平衡，不能只考慮環境保護的需要，忽視合法經營者的信賴利益。尤其要防止為了逃避補償責任，有意找各種理由將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認定為“違法”的現象。本案由于原告并未提出行政補償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在維持被告《通告》的同時，明確指出被告未就補償事宜作出處理，甚至以“事后”提出的原告行為不合法為由不予補償，明顯不當，并告知原告可另行提出補償申請的法律救濟途徑，處理適當。

七、泉州弘盛石業有限公司訴晉江市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管理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晉江市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市環保局）于2012年7月5日現場檢查發現泉州弘盛石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弘盛公司）在從事石材加工生產過程中，存在需要配套建設的水污染防治設施和未經環境保護主管部門驗收（合格）而投入生產情形，遂于同年7月20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該公司停止生產并罰款人民幣6萬元。弘盛公司認為市環保局向其核發過《排放污染物臨時許可證》，明確其建設項目的污水排放已達到零排放標準，符合項目環境保護的要求，應視同驗收合格，遂申請行政復議。泉州市環境保護局復議后，決定維持上述行政處罰決定。弘盛公司仍不服，以市環保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該行政處罰決定。

（二）裁判結果

晉江市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原告弘盛公司作為石材加工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必然產生污水等污染物，必須建設水污染防治設施并經驗收合格才能投產。被告市環保局對其核發《排放污染物臨時許可證》，準許其臨時排放污染物，并不能視同原告的水污染防治設施驗收合格，不能免除水污染防治設施應當經過環境保護主管部門驗收合格方可投產的義務。原告在《排放污染物臨時許可證》已過期的情形下繼續生產，且水污染防治設施仍未經環保部門驗收合格，其行為不屬于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不予處罰情形，且違法行為呈持續狀態，行政處罰的追訴時效應從違法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被告在作出行政處罰前，已依法作出《行政處罰告知書》并送達原告，告知原告所享有的權利，遂判 決維持被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弘盛公司上訴后，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相同理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人民法院通過判決的方式進一步明晰了環保機關核發《排放污染物臨時許可證》，不能視同水污染防治設施已經驗收合格。產生污水等污染物的排污企業，必須依法建設水污染防治設施并經環保機關驗收合格后才能投入生產，否則環保機關有權依據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地方性法規等規范性文件對違法排污企業予以處罰。本案中，弘盛公司主張所領取的《排放污染物臨時許可證》應視同水污染防治設施驗收合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時還存在《排放污染物臨時許可證》已過期繼續生產的情形，且該許可證允許其對外排放的污染物種類中不包括廢水等。法院支持對其作出停止生產和罰款的行政處罰是正確的。此外，本案在法律適用上，結合污染物種類明確了對于廢水的排放應適用水污染防治法，而對于“液態廢物”的排放則適用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具有直接指導環保機關行政執法和人民法院審理相關案件的實踐意義。

八、夢達馳汽車系統（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訴蘇州工業園區環境保護局環保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

江蘇省蘇州市工業園區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園區環保局）連續接到汀蘭家園小區居民關于周圍企業產生異味影響正常生活和健康的投訴，于2013年9月起對該小區周邊企業廢氣排放情況集中排查整治，劃定包括夢達馳汽車系統（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夢達馳公司）在內的58家企業作為檢查對象。同年9月30日，園區環保局執法人員會同蘇州市環境監察支隊執法人員至夢達馳公司進行執法檢查時，該公司保安以未辦理來訪預約為由拒絕執法人員進入現場檢查。執法人員隨即撥打110報警求助，在民警和執法人員的要求下，保安電話聯系公司環保負責人后仍以未預約為由拒絕執法人員進入現場檢查。園區環保局執法人員因受阻撓而認為喪失最佳檢查時機，故未強行進入現場進行檢查。2013年12月6日，園區環保局向該公司郵寄送達了《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在規定的期限內，該公司未向園區環保局提出陳述申辯意見。同年12月20日，園區環保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2013年9月30日園區環保局依法對夢達馳公司開展廢氣排放企業專項現場檢查時，該公司拒絕其入內開展檢查，違反大氣污染防治法關于“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他監督管理部門有權對管轄范圍內的排污單位進行現場檢查，被檢查單位必須如實反映情況，提供必要的資料”的規定，根據行政處罰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有關規定，對該公司處以罰款人民幣4萬元的行政處罰。夢達馳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該行政處罰決定。

（二）裁判結果

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國家環境保護行政機關依法實施環境保護執法檢查，是法律賦予執法機關的權力和職責，原告夢達馳公司的內部管理規定不能對抗國家強制性法律規定。原告以公司管理規定為由阻礙、拒絕依法進行的行政執法行為，在公安民警到場介入的情況下，仍拒絕檢查，其行為已構成拒絕執法檢查。根據大氣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拒絕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監督管理部門現場檢查，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法律規定的監督管理部門可以根據不同情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限期改正，給予警告或者處以五萬元以下罰款，原告無正當理由拒絕被告的執法檢查，事后也未及時采取補救、改正措施，其主觀過錯較大。被告對原告所作出的罰款在法定處罰幅度內，并無不當。故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人民法院通過行政審判切實維護了環保機關的法定檢查權和行政執法權威，裁判結果無論對被處罰企業還是其他相關排污企業，都是一次有意義的警示教育。現場檢查是環境保護行政部門收集證據、制止環境污染違法行為的重要程序和手段，被檢查單位拒絕環境保護行政部門現場檢查的行為，依法應予處罰。

九、夏春官等4人訴東臺市環境保護局環評行政許可案

（一）基本案情

夏春官等4人系江蘇省東臺市東臺鎮景范新村19幢的住戶，其住宅與四季輝煌沐浴廣場（原審第三人）上下相鄰。四季輝煌沐浴廣場為新建洗浴服務項目，在涉案地段承租了營業用房作為經營場地，項目投資250萬元，其中環保投資25萬元，先后于2013年2月25日就涉案建設項目報東臺市東臺鎮人民政府審批，于2013年3月12日向東臺市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市環保局）提交了《建設項目環境影響申報（登記）表》，并根據該局有關須委托有資質的環評單位編制環境影響報告表的意見，委托東臺市環境科學研究所編制相關報告表，其后送至該局進行審批。2013年4月1日，市環保局作出《關于對東臺市東臺鎮四季輝煌沐浴廣場洗浴服務項目環境影響報告表的審批意見》（以下簡稱《審批意見》），同意四季輝煌沐浴廣場在景范新村17號樓及19號樓之間新建洗浴服務項目，并對該項目在運營過程中產生的廢、污水的處理、場界噪聲對鄰近聲環境質量的影響及各類固體廢物處置等提出了具體要求。夏春官等4人認為市環保局在沒有召開座談會、論證會以及征詢公眾意見的情況下，即作出《審批意見》，侵犯了其合法權益，故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該《審批意見》。

（二）裁判結果

江蘇省東臺市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市環保局具有對本轄區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報告表進行審批的職權。行政許可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系的，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前，應當告知申請人、利害關系人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對何謂“重大利益關系”，我國現行法律、法規、規章以及司法解釋雖無具體規定，但涉及民生利益的問題，不應排除在“重大利益關系”之外。本案原告夏春官等4人的住宅與第三人四季輝煌沐浴廣場相鄰。第三人新建的洗浴項目投入運營后所產生的潮濕及熱、噪聲污染等，不能排除對原告的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的可能，被告在作出《審批意見》前應當告知4名原告享有聽證的權利，其未告知即徑行作出《審批意見》違反法定程序，遂判決撤銷該《審批意見》。

四季輝煌沐浴廣場上訴后，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環境影響評價法第二十二條對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的審批部門、審批權限和審批決定時限等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對審批部門行政許可的具體程序沒有作出規定。但是，行政許可法對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程序提出明確要求。本案被訴行政行為屬于涉及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行政許可行為，應當按照行政許可法規定的程序進行審批。夏春官等4個家庭作為與本案審批項目直接相鄰的利害關系人，應當認定與審批項目存在重大利益關系。環保機關在審查和作出這類事關民生權益的行政許可時，應當告知夏春官等人享有陳述、申辯和聽證的權利，并聽取其意見。原審法院認定市環保局未履行告知聽證義務，違反法定程序并無不當，故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人民法院通過嚴格審慎的審查，分析了行政許可法第四十七條有關是否存在“重大利益關系”以及聽證程序的適用條件，最終撤銷環保機關作出的被訴行政行為，保障了公民在環境管理領域的知情權、陳述權、申辯權和聽證等權利，很大程度上彰顯了程序正義和司法公正。本案作為一起典型的體現公眾參與原則的環保行政許可案件，同時也是一起與群眾利益息息相關的民生案件，兩審法院以環保機關所審批的洗浴項目與相鄰群眾存在重大利益關系，未告知陳述、申辯和聽 證的權利違反法定程序為由，撤銷環保機關作出的審批意見，既有力地維護了相鄰群眾的合法權益，又強化了司法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對引導和規范環保機關的同類審批行為，促進公眾參與環境行政許可的決策與監督，提高行政審批的程序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十、正文花園業委會、乾陽佳園業委會訴上海市環保局不服環評報告審批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14日，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向國網上海市電力公司（以下簡稱電力公司）核發了500kV虹楊輸變電工程《建設項目選址意見書》，明確了項目用地位置。一審原告正文花園（二期）小區、乾陽佳園小區毗鄰虹楊變電站站址。同年6月25日，上海市環境保護管理局（以下簡稱市環保局）受理電力公司提出的《500kV虹楊輸變電工程環境影響報告書》（以下簡稱《環評報告》）審批申請，并網上公示了受理信息。同日，市環保局委托上海市環境科學研究院開展該工程環評文件的技術評估。同年7月5日，上海市環境科學研究院向被告出具了技術評估報告，認為《環評報告》符合相關環保技術標準，評價結論總體可信。同年7月17日，市環保局組織召開專家咨詢會，與會專家認為市環保局對公眾反映問題的說明和處理符合有關規定；虹楊輸變電項目對周邊環境影響符合相關環保標準，項目不會影響周邊居民的重大環境利益。同年8月6日，市環保局經審查認為，電力公司提交的《環評報告》符合相關要求，擬作出批準決定，遂在“上海環境網”就該工程擬批準情況進行公示。同年10月22日，市環保局作出《關于500kV虹楊輸變電工程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審批意見》，同意項目建設。上海市楊浦區正文花園（二期）業主委員會、乾陽佳園業主委員會認為居民小區附近不應建高壓變電站項目，被告不考慮建設項目對居民的實際影響而作出審批系違法，向環境保護部申請行政復議，復議機關維持審批決定后，向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受理電力公司申請后，就相關情況進行了公示，委托有關單位對《環評報告》進行了技術評估，并組織召開專家咨詢會，在審查《環評報告》、技術評估報告等文件后，作出環評審批決定，履行了法定程序，但做出審批時間超過了法規規定時間，屬程序瑕疵。《環評報告》的編制單位具有相應資質，《環評報告》依據相關編制標準對涉案建設項目的各項環保指標進行了評價，并據此得出環評結論，符合環評技術規范和法律規定的要求。

原告在訴訟中主張，被告審批過程中不應以專家咨詢會替代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公眾參與，電力公司在編制環評報告過程中，公眾參與不符合法定要求。法院認為，被告在環評文件審批過程中的公眾參與活動有專家咨詢會意見、網上公示信息等證據證明，根據《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規定，環評審批過程中環保部門可以通過咨詢專家意見的方式開展公眾參與，故被告的公眾參與活動與法不悖。對于環評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問題，《環評報告》中對180份調查問卷的發放和分布、公眾參與信息公示等均有明確記載，并附錄了公眾意見采納或不采納的說明。因此，環評文件編制過程中公眾參與活動的開展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據此，一審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原告上訴后，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在環境保護行政案件中對公眾參與程序的司法審查是重要環節。公眾參與是實現人民權利的基本途徑，是落實人民重要地位的重要體現，是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的重要保障。特別是環境保護問題與群眾生活休戚相關，更應該加強對公眾參與的監督。為推進和規范環境影響評價活動中的公眾參與，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發布了《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對公眾參與的形式、內容等做了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查環評報告審批行為，應嚴格依據相關規定進行審查。本案一、二審法院均將公眾參與作為審查重點，審理思路清晰，指導思想明確，所作出的判斷和處理符合法律規定。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2014年7月25日）

案例1

陳某某人身損害賠償案

一、基本案情

杜某某（88歲）與陳某某（小學學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雙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陳某某將杜某某撞倒在地。杜某某被送住院治療，經醫生診斷為：1.心房纖顫；2.右股骨粗隆間粉碎性骨折。花費醫療費人民幣2121.85元。半年后，衛生所再次診斷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某某去世。杜某某親屬要求陳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賠償包括死亡賠償金在內的各項損失94145元。陳某某一方辯稱，陳某某是要去上學時發現杜某某躺在水溝里，主動上前要把她扶起來，根本沒有撞倒杜某某，其行為完全是助人為樂。法院審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陳某某的祖父陳國華出具一張便條交原告收執，該便條載明：“經征求××意見，不報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負。2009年1月8日 陳國華”。2009年1月10日，原告陳孫權、陳孫勝、陳東輝（即杜某某之子）出具一張收據交陳國華收執，該收據載明：“今收到第二監護人陳國華現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孫撞倒杜某某造成骨折。（前收據已由國華燒掉，以本據為準）］。收款人：陳孫權 陳東輝 陳孫勝 二○○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結果

福建省廈門市同安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陳國華作為陳某某的長輩，在事發當日即到現場，從其出具的“私了”便條和其提供的“收據”內容分析，可以認定陳國華確認了陳某某撞倒杜某某的事實。雖然陳國華主張該便條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證據證明其系受到欺騙或威脅而寫下，結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實也表明其同意承擔賠償責任。就死亡后果與此次摔傷間的因果關系看，杜某某摔倒骨折并非導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結合本案實際，本院確定杜某某的摔傷在其死亡結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陳某某對杜某某的摔傷結果存在過錯，但杜某某的子女未盡好監護義務導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樣存在過錯，故原告應承擔相應的責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陳某某與原告各承擔50%的責任。結合杜某某摔傷與其死亡結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確定，杜某某因傷就醫的損失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損失59925元。判決被告方承擔杜某某受傷、死亡造成經濟損失為（13321.85元＋5992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義

本案中，雙方對侵權人是否實施侵權行為的事實各執一詞，在此情況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處理此事的過程中承認侵權行為的書面證據，就成為認定事實的關鍵。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證據反駁案涉書面證據的情況下，法院根據書面證據認定被告的侵權事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2條的規定。此外，在賠償責任的負擔上，法院對于侵

權行為與被侵權人死亡結果之間原因力的區分和確認，以及對最終賠償責任的合理劃分，亦有借鑒意義。

案例2

吳俊東、吳秀芝與胡啟明、戴聰球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吳俊東駕駛吳秀芝的魯DK0103普通正三輪摩托車在全寬6米的機非混合車道超車時，與胡啟明駕駛的無號牌電動自行車（搭載其妻戴聰球）發生交通事故。電動自行車失控側翻致胡啟明及戴聰球二人受傷，隨后吳俊東送二人至醫院治療。雙方就吳俊東是否謹慎駕駛及其所駕摩托車與胡啟明所駕電動自行車是否發生刮擦及碰撞，各執一詞。交管部門對事故成因及責任無法認定。超車過程中，胡啟明車輛靠道路右側行駛，距道路右邊半米左右，吳俊東車輛距離道路右邊一米多遠，兩車橫向距離為40-50厘米。吳俊東超車時為五檔，迎面有一黑色轎車快速駛來，吳俊東稱感覺有點危險。事發現場道路平坦，事發時除黑色轎車外無其他車輛經過。事故車輛經檢驗均符合安全技術標準；吳秀芝的車輛未投保交強險。

二、裁判結果

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吳俊東駕駛三輪摩托車超越胡啟明駕駛的電動自行車時，其車速較快；結合吳俊東超車前未注意到對向快速駛來的黑色轎車看，可以認定其未盡謹慎駕駛的注意義務。交管部門的事故責任證明雖未能證實兩車是否發生碰撞或刮擦，但從證人證言反映的情況看，正是在吳俊東超車過程中胡啟明的電動自行車發生左右晃動而側翻，結合事故現場的其他情況，根據民事訴訟法高度蓋然性的司法原則，審理法院認為胡啟明的電動自行車翻車與吳俊東駕駛三輪摩托車超車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關系，吳俊東應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胡啟明駕駛電動自行車搭載成年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亦有過錯，雙方按三七比例承擔胡啟明等的醫療費、傷殘賠償金、誤工費等人身損害賠償責任。

三、典型意義

法律事實不同于客觀事實，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也不同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我國民事訴訟采取的是高度蓋然性標準。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法院根據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結合吳俊東超車前未注意到前方駛來的車輛，超車時車速較快（五檔），與胡啟明車輛橫向距離較短（僅為40-50厘米），從而認定超車過程中胡啟明的電動自行車發生左右晃動而側翻與吳俊東的超車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車時駕駛人的注意義務范圍，在證明標準及事實認定方面具有指導意義。

案例

3許云鶴與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許云鶴駕駛未投保交強險的轎車并道時，與違法翻越中心隔離護欄的王秀芝發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傷，造成右下肢受傷。現場勘查顯示，許云鶴所駕車輛停在中心隔離欄邊的第一條車道，車輛左前部緊挨中心隔離欄，左前輪壓著中心隔離欄樁基，車輛與隔離欄呈約45度夾角。許云鶴稱王秀芝屬跨越護欄時被絆自行摔傷，與己無關。因無現場證人及直接證據，當地交管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證明并未對該起事故責任予以劃分。王秀芝起訴請求醫療費、殘疾賠償金、護理費等16萬余元。二審期間，經王秀芝申請并經征詢雙方意見，審理法院依法選擇相關司法鑒定機構對王秀芝的傷情成因進行了鑒定，鑒定意見為：王秀芝右膝部損傷符合較大鈍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該損傷單純摔跌難以形成，遭受車輛撞擊可以形成。

二、裁判結果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簡稱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本案系許云鶴與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過錯或意外而發生的人身傷害及財產損失事件，屬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范圍。關于許云鶴的駕車行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問題，二審認為雖無事故現場監控錄像及目擊證人等直接證據，但根據相關證據亦可認定。交管部門的現場勘查及事發時許云鶴車輛的位置，符合緊急情況下避讓制動停車狀態；司法鑒定意見認為王秀芝的腿傷符合較大鈍性外力由外向內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傷高度與案涉車輛制動狀態下前保險杠防撞條高度吻合，符合車輛撞擊特征，單純摔跌難以形成；事故現場無致傷的第三方、從王秀芝尚能從容跨越護欄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傷的可能性。鑒定單位及人員具有相應的鑒定資質、接受質詢分析清楚、說明充分，送檢材料亦經過雙方質證。二審認為，上述證據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認定王秀芝腿傷系許云鶴駕車行為所致；許云鶴稱王秀芝屬自行摔傷，其停車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許云鶴駕駛機動車未盡高度謹慎的安全注意義務，應承擔40%的過錯責任；王秀芝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關“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離設施”的規定，應承擔60%的過錯責任。因許云鶴未履行交強險之法定投保義務，審理法院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強險的有關規定，判決許云鶴于交強險賠償限額內（醫療費賠償限額1萬元，死亡傷殘賠償限額11萬元）賠償10.7萬余元。

三、典型意義

機動車交通事故中，對于一些無監控錄像、無目擊證人，且雙方當事人對于事故原因又各執一詞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認定事實是一大難點，本案即具有典型意義。本案的爭議焦點是王秀芝的腿傷是否為許云鶴的駕車行為所致。對此，二審法院委托具有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傷情成因鑒定。鑒定機構經過鑒定，認為受害人傷情符合車輛撞擊特征，單純摔跌難以形成。同時，由于事發時并無第三方車輛，且受害人尚能從容跨越護欄，故可以認定王秀芝的腿傷乃許云鶴的駕車

行為所致。此外，由于許云鶴違反法律規定，未購買機動車交強險，故而承擔了交強險項下的賠償責任。如果其依法購買交強險，該責任原本是可由保險機構承擔的。

案例4

曾明清訴彭友洪、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機動車

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0日19時左右，未知名駕駛人駕駛未知號牌貨車與橫穿馬路的曾某某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駕駛人駕駛未知號牌機動車碾壓倒地的曾某某后亦逃逸。19時05分許，彭友洪駕駛自有的川A211R9號小型轎車（該車在平安財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不計免賠限額為20萬元的商業三者險）途經事發路段時，由于剎車不及，從已倒在道路中間的曾某某身上碾壓過去（其自述碾壓部位為曾某某胸部），隨即停車報警。19時21分，醫護人員到場，經現場搶救，確定曾某某已無生命體征，出具了死亡證明書，載明曾某某死亡時間為19時34分。交警部門亦對現場進行了勘驗、拍照，并制作了現場圖，上述材料顯示：道路基本情況為城市道路，雙向8車道，道路中心由雙實線分隔，事故現場附近無人行橫道，路上血跡、曾某某倒地位置、川A211R9號車輛均位于靠近雙實線的車道內，周圍無拖拉痕跡。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鑒定所出具《DNA鑒定報告》，鑒定意見為：川A211R9轎車前保險杠下部和輪胎上提取的血痕樣本屬于曾某某。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出具《尸檢報告》，載明檢驗意見為：“推斷曾某某的死因為顱腦、胸腹部復合性損傷致死亡，建議進行尸體解剖明確致死方式。”但經彭友洪與曾某某親屬協商，未進行尸體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門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以未知名駕駛人肇事后逃逸為由，確定未知名駕駛人均承擔事故的全部責任。該《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還載明：彭友洪駕車未確保安全，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由于無法證實曾某某死亡是否因與川A211R9號車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據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過錯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車輛，曾某某之父曾明清（系曾某某的唯一繼承人）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財保蜀都支公司賠償因曾某某死亡造成的各項損失合計424576.50元。

二、裁判結果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在彭友洪駕車碾壓曾某某之前，有未知名駕駛人先后駕車與曾某某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駕駛人與彭友洪雖無共同故意或共同過失，但每個人分別實施的加害行為都獨立構成了對曾某某的侵權，最終造成了曾某某死亡的損害后果，該損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個人的加害行為均是發生損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個人的行為都足以造成曾某某死亡。因此，原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以下簡稱侵權責任法）第十一條“二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每個人的侵權行為都足以造成全部損害的，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之規定，確定彭友洪與肇事逃逸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并無不

當。連帶責任對外是一個整體責任，連帶責任中的每個人都有義務對被侵權人承擔全部責任。被請求承擔全部責任的連帶責任人，不得以自己的過錯程度等為由主張只承擔自己內部責任份額內的責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況下，曾明清請求彭友洪承擔所有侵權人應當承擔的全部責任，符合法律規定。故判決：1.平安財保蜀都支公司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賠償原告曾明清310212元；2.彭友洪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賠償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義

本案審理之時曾廣受關注，一些媒體將本案簡化為“三車碾壓老人致死，前兩車逃逸第三車擔責”的標題式報道。部分社會公眾從普通情感出發，認為由第三車承擔全部責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長“誰救誰倒霉”、“好人沒好報”的社會心理。然而，從事實層面而言，第三車碾壓之時，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輛車的行為致受害人死亡無法確定，但根據尸檢報告、勘驗筆錄等證據，可以確認每一輛車的碾壓行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這屬于侵權責任法第十一條所規定的聚合因果關系，行為人之間需承擔連帶責任。彭友宏發現碾壓后果及時停車報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責任的誠信行為，值得贊賞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強險及商業三者險的分擔機制，車主自身承擔的賠償責任實際上并不重。但反觀肇事后逃逸車輛的未知名駕車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時時有可能被抓捕歸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內心也將時時受到良心的譴責而無法安寧。與主動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無疑是更為嚴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