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眾科學素養抽樣調查分析
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就是人們對科學知識、科學方法以及它們的影響了解有多少,有多深。此次開展的區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在我區還是第一次,是了解我區公眾成年人對科學技術知識的了解程度、對科學技術的態度、對國家科學技術政策的看法和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渠道、手段等各個方面情況的重要方法。在科學技術正日益深刻影響我們生活的今天,一個人科學素養的高低,絕不是無關緊要的,而是已經開始影響到現代社會人的生活質量,同時也在不斷影響和改變國民的價值觀和對許多問題的看法。
一、我區公眾的科學素養狀況
此次公眾科學素養抽樣調查,選取了各層次公眾組成的隨機樣本384人。其中男性公眾185人,占48.18%;女性公眾199人,占51.82%。現將主要數據及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國
家
機
關
機
關
企
業
辦
事
員
商
業
及
服
務
人
員
學
生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生
產
工
人
失
業
及
下
崗
人
員
其他
企
業
法
人
家
務
勞
動
者
離
退
休
人
員
2.6%
3.9%
7.81%
3.9%
9.9%
6.77%
12.24%
6.25%
0.52%
1.3%
44.27%
經過本次調查的數據采集和后期計算,結果表明我區公眾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為3.12%, 而杭州市公眾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為2.9%,杭州市統計局城調隊2003年11提供資料高于杭州市的平均水平。
二、我區公眾獲得科技知識和科技信息的渠道和方法
電視、報紙是我區公眾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主要渠道,高達85.94%的公眾通過電視和報紙獲得科學技術信息;通過廣播獲得科技知識和信息的比例為41.93%、通過因特網、雜志、圖書獲得科技知識和信息的比例分別為23.18%、16.15%、13.54%;排列較后的主要渠道依次為親友或同事、專業技術培訓、音像制品,其比例分別為5.47%、3.39%和1.56%。以上情況說明,我區公眾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手段和方法依然是傳統的,現代傳媒的作用尚未完全發揮作用。
三、我區公眾利用科普設施的情況
調查發現,我區公眾很少露面的場所,如省博物館、美術館或展覽館等,恰恰是發達國家公眾經常到場、進行科學素養熏陶的樂土。從側面反映出我區公眾科學素養水平和科學意識、精神思想還不扎實。目前,我區社區積極開展豐富多彩的科普宣傳、科普畫廊,主題鮮明、重點突出、公眾積極參與,有效擴大了科普的輻射面。
四、我區公眾對科學技術的態度
本次調查表明,我區公眾認為“教師”
聲望最高(37.24%),“企業家”居第二位(28.12%),“醫生”居第三位(27.86%),“科學家”在公眾心目中聲望比例為(26.56%)。
絕大多數公眾對科學技術持正面和積極的看法的,認為科技對社會積極影響為主的超過了91%。
從調查中看出,我區公眾對科學技術帶來的益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對科學技術的未來發展抱著十分積極的支持態度。甚至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公眾對于并不能馬上帶來效益的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程度也是很高的,這說明我國發展科技事業有強大的社會公眾基礎。
五、提高公眾科學素養的對策與保障措施
1、社區科普活動形式多樣化,深入實施“科教興區”戰略。
許多街道、社區都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淵源,但在社區形象設計獨具特色上還有一定差距。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社區居民的要求不斷提高,在社區科普工作中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使社區科普活動形式多樣化,已成為我們工作的基本要求。社會在發展,時代在前進,無論是“FLG”的歪理邪說,還是“非典”疫情的肆虐,都阻擋不住科學的腳步。全面提高公眾科學素養是時代發展的需要,調查為制定新一輪適合于21世紀發展的“科教興區”新規劃,也為國家制定發展規劃和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科學依據,是實施科教興區戰略的一項長遠的基礎性工作。
2、加強科學方法的宣傳和普及,全面提高我區公眾科學素養。
科學方法是科學素養中最重要的內容,公眾理解科學,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科學方法并應用這些科學方法解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種問題,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的盲從行為,也與缺乏科學方法有關。要提高我區公眾科學素養,宣傳和普及科學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讓公眾真正掌握和運用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以較高的科學素養來指導和解決生活和工作中的實際問題。
3、加強教育事業,營造一流社會人文環境。
教師在課堂里不僅僅是把一個知識,一個概念教給孩子,更重要的是,把一種文化,把一種文明,把一個理念傳授給孩子。現在的孩子都是獨生子女,到博物館走走看看,才能培養了人文。讓參觀博物館成為生活方式,博物館是精神財富的寶庫,是陶冶情操的最佳去處,將豐富的資源真正轉變成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堅持人文精神與科學素養的統一,以培養時代所需要的一代新人,營造一流社會人文環境。
第二篇:美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簡介
美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簡介
隨著公眾理解科學技術的深入發展,美國科學界和專業從事科學素養教育工作的專家學者認為,必須定期對公眾的科學素養狀況進行調查,以便能夠及時了解公眾的科學素養發展的狀況,及時了解公眾對于國家科學技術政策和最新科學技術的應用的看法和態度。這些調查數據對于美國國會制訂科技政策和對公眾進行科學技術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內,美國的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在調查理論、調查指標體系、調查方法、調查數據處理和應用等方面日趨成熟,尤其是以芝加哥科學院副院長、國際科學素養促進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主任米勒先生領導的調查對世界范圍內的調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所創立的指標體系和調查手段為各國的調查所普遍采用。我國在1990年引入他的調查思想和調查方法,對我國的調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鑒和幫助的作用。
一、調查思想
美國人和大多數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公民都生活在科學技術的時代。大多數美國人生活在由電腦芯片控制的自動恒溫調節的居室內,通過衛星轉播的彩色電視觀看世界各地新聞節目,吃由多種技術進行處理的儲存的食物。這一切是他們的父母那一代人所聞所未聞的。當他們生病時,服用最新生產的藥物。這些藥品是由20世紀的抗體研究、病毒學或基因工程中先進技術研制而成。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為了上班、娛樂或與家人團聚,經常乘坐飛機往返于國內各地或地球另一邊的某個國家。無論是杰弗遜、林肯,還是西奧多·羅斯福都無法預見到當今科學技術的十分之一。
現在的兒童,即下一代人,毫無疑問將生活在更為重要的科學技術文化之中。電腦和機器人技術的迅速發展預示著人類將從大量機械和重復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農業和植物遺傳學的最新進步表明,人類花費在養活這個地球上的人而付出的年復一年的辛勤勞作越來越少。醫藥、通訊和運輸方面的進步使人類的壽命大為延長,使世界上的人類的聚居區可以互相走訪和交談。科學技術進步的曲線繼續呈上升的趨勢。
21世紀的民主政府,只有在公眾理解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的基礎上才能得以生存。這與經濟上的問題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內,需要有效地借鑒科學技術知識才能得以解決的公共政策議題越來越多。50年代和60年代,在美國的社區進行的關于加氟作用的爭論和公民投票說明了選民具有科學知識的重要性。進入90年代以后,關于建造核電站、核廢料處理設施和重組脫氧核糖核酸實驗的爭論再一次說明具有科技知識的公民參
與公共政策的制訂是很有必要的。在20世紀的后幾十年時間內,在美國全國范圍內進行的主要技術爭論是關于能源生產中核能的作用的辯論。隨著辯論的話題擴展至繼續使用礦物燃料對全球生態所具有的潛在的影響時,掌握基本的科學技術知識的必要性就顯得更為重要了。美國政府和專家認為,如果要保持決策的民主程序,就需要有足夠數量的公民具有理解議題、選擇方案和確定公共政策的能力。
因此,提高公眾的基本科學知識需要不斷加強公眾理解科學技術的教育工作。而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調查和了解公眾的科學素養狀況。
二、科學素養的概念和指標體系
米勒教授認為,界定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的概念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而是一種評價。科學素養應該被看作是社會公民和消費者所應該具備的最基本的對于科學技術的理解。科學素養的概念并不是指公眾對科學已經達到很好的理解程度,而是指一種基本程度。他認為,科學素養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理解基本的科學技術術語和概念;(2)理解對現實的設計進行科學檢驗的過程和方法;(3)理解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影響。
科學素養的首要標準就是要理解科學技術基本術語的含義。如果一個人不能理解原子、分子、基因、引力或者輻射這些基本術語,那么參加公眾對科學成果和科學技術政策的討論幾乎是不可能的。總而言之,如果一個人要掌握科學基本知識,首先要理解科學詞匯。
科學素養的第二條標準是要理解科學的探究過程,或者說,理解科學方法的本質。一個公民對科學研究工作是否具有足夠的知識決定了他是否能夠分辨科學和偽科學。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如,在50年和60年代展開的那場對氟的作用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公民是否具有科學素養,是否有能力分辨出在科學基礎上寫出的論文和報告與用其他思維和探索方法編撰出來的東西的能力是值得重視的大問題。
科學素養的第三條標準,就是要理解科學對社會所具有的廣泛影響和對消費者和公民的個人影響。
三、調查手段
米勒設置了與指標體系相對應的調查題,以了解公眾的科學素養的基本程度。他設置了以下9個問題了解公眾對科學術語和概念的掌握程度:(1)我們吸入的氧氣來自植物(對);(2)我們生活的陸地幾百萬年來一直在移動,并將繼續移動(對);(3)光和聲音,哪個速度快(光)?(4)知道地球繞太陽一周為一年;(5)最早期的人類曾與恐龍同時期
生存(錯);(6)人類是從最早期的動物種類進化而來(對);(7)電子比原子小(對);(8)激光利用集中聲波進行工作(錯);(9)宇宙產生于大爆炸(對)。
米勒用無限制提問的方法要求被調查者對占星術是否科學或科學程度進行回答,以了解公眾對于科學研究的含義的理解程度。按照對科學探究過程的理解的最低標準來衡量,被調查者必須能夠對科學研究的定義做出令人滿意的無限制解釋,并要指出占星術是毫無根據的。美國的學者還設計出“三部分指標”作為技術對社會的影響的衡量標準。被調查者如果能夠回答抗菌素不能殺死病毒、能夠說明4個里有1個的概念、任何輻射現象都不是人為造成的、并能清楚地了解“電腦軟件”這個術語的意思就可以被算作達到對于科學技術對社會影響具備基本了解的水平。
根據測試的結果,美國在1990年達到具備科學素養的標準的公民達到6。9%,沒有達到標準的為93。1%。
另外,美國的學者還通過其他手段了解了美國公眾對科學技術政策的態度、獲得科學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對科學給人類和社會帶來的利弊等重要的問題進進行了調查和了解,從而了解到美國公民中科學決策人、政策領導人、科學熱心公眾、感興趣公眾和非熱心公眾的中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
美國的調查方法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可并在各國的調查中采用。
四、公眾對生物醫學的理解程度調查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核能利用、空間探索、軍事工業、生物遺傳技術、生物醫學、防止污染技術等領域的發展使得美國人對于這些技術到底給人類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等問題展開了討論。為了弄清楚美國公眾對于科學新發現和新發明所持的態度,米勒等科學家于90年代初開始對公眾對有關科技態度問題開始了專項調查。公眾對生物醫學的理解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米勒認為,20世紀是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世紀。特別是在本世紀過去的30年時間內生物醫學的發展更為引人注目。從1953年華生(WATSON)和克里克斯(CRICKS)發現了DNA中的雙螺旋結構到80年代人類基因工程的出現人類對于基因的結構、基因密碼與疾病和人類行為之間的關系等問題的關心程度急劇上升。人類正處于廣泛利用基因治療方法醫療疾病的時代。20世紀的后50年,醫學和生物醫學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新醫藥和治療手段給許多人類疾病提供了醫療辦法。美國公眾對所導致癌癥和心臟病的環境因素的日益增加的了解,改變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飲食、吸煙和其他行
為的習慣。20世紀的最后10年,人類將親眼目睹生物醫學重大的發展和對人類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了解美國公眾對生物醫學的理解水平是十分重要的。作為消費者和病人,大多數成人要面對數量眾多的生物藥物和生物醫療方法,他們必須具備較高程度的有關知識,才能作出有效的 選擇。在最近的10年時間內,各種有關生物醫學和生物技術的政府議題將需要更多具備相應科學知識的美國公民參與討論,美國政府同樣需要具有高度科學素養的公眾支持醫學事業的發展,生物醫學市場的成熟與開拓同樣需要公眾的理解和支持。鑒于以上原因,了解當前公眾的生物技術和生物醫學所具備的知識程度和態度是十分重要的。調查內容涉及公眾對生物醫學政策的理解、公眾對生物醫學基本概念的理解、公眾對科學研究過程的理解、公眾對研究中使用動物的態度、政府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的態度等方面。
調查結果顯示,(1)大約15%的美國公眾具備分辨科學報道中不準確的科學報道內容以及公眾討論中的觀點是否是科學的基本程度。他們基本具備識別生物醫藥的應用范圍和應用方法的知識。(2)盡管美國公眾理解基本生物醫學概念和術語的程度比較高,但是大多數美國成年人基本不懂DNA或基因結構的基本知識。他們也不太了解有關病毒的基本知識,他們將細菌和病毒混為一談。(3)調查結果發現,公眾對于生物醫學概念和科學研究方法的理解程度與他們所受的正規教育程度的高低有非常重要的關系。接近50%的具有大學畢業或學位的美國成年人能夠對科學研究的概念作出基本正確的回答。而只有13%的只有高中文憑的成年人能夠作出同樣的回答。但是令人十分失望的是,將近3/4的獲得過學士學位的美國人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的概念。根據這個調查結果,一些美國學者認為,應該對學院和大學中非科學專業的科學課程進行重新考察。(4)男性和女性在理解科學研究的過程方面沒有明顯的差別。(5)美國公眾對生物醫學概念和科學研究的理解程度與他們對重要的生物醫學政策議題的態度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在研究中使用動物的看法上,公眾的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是主要的影響因素。另外公眾對于科學研究的本質的理解程度也是影響公眾對政府有關政策的重要因素。
米勒對于公眾的生物醫學和生物技術研究對于美國生物醫學領域的和美國政府制訂有關政策的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三篇:2003年我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主要結果
2003年我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主要結果
1.我國公眾的科學素養水平在逐步增長
2003年,我國公眾的科學素養水平達到1.98%,比2001年的1.4%增長了約0.6個百分點,比1996年的0.2%提高了約1.8個百分點。我國公眾的科學素養狀況結束了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出現了逐步增長的趨勢。
2.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仍處于落后地位。
2000年,美國公眾達到基本科學素養水平的比例為17%;1992年,歐共體公眾科學素養水平已經達到5%;1989年,加拿大公眾科學素養已經達到4%;日本在1991年已經達到3%。
2001年,歐盟15國、美國和日本都對本國公民的科學素養進行了調查。我們對科學知識調查共同采用的11個測試題目進行比較,瑞典排在第一位,將近73%的瑞典國民對這些科學技術觀點達到了解的程度。其他達到60%以上比例的國家有8個:荷蘭、丹麥、芬蘭、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奧地利。達到50%到60%之間的7個:德國、盧森堡、比利時、13本、西班牙、愛爾蘭和希臘。在40%至50%之間的有葡萄牙。中國接近40%的公民達到了解的標準,在18個國家中,我國排在最后。與2001年相比,2003年我國公民科學素養有相當的提高,但仍然處于落后地位。
3.我國公眾科學素養發展狀況不平衡
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眾在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城鄉、不同經濟發展地區具有程度不同的差異。
不同性別公眾科學素養水平差異:2003年,我國男性公眾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達到
2.3%,比女性(1.7%)高0.6個百分點。雖然仍然存在差異,但是,差異在縮小。
受教育程度與公眾科學素養水平密切相關: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越大。
不同年齡段公眾的科學素養水平也存在顯著性差異:年齡越大,具備科學素養水平的比例越低(18~29歲為3.7%;30~39歲為1.8%;40~49歲為1.4%;50~59歲為1.1%;60~69歲為0.5%)。
不同職業公眾科學素養水平參差不齊:學生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最高,達到15.6%;企事業單位負責人次之。其他依次為:專業技術人員;國家機關、黨群組織負責人;辦事人員與有關人員;生產上人和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商業及服務業人員;失業人員和下崗人員;離退休人員。家務勞動者和農林牧漁業生產人員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均不足1%
城鄉差異巨大:城市居民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為4.1%,農村居民為0.7%。雖然差距仍然很大,但是,與2001年調查相比,農村居民增長率要更大一些。
不同經濟發展地區差異也非常顯著:比例由東向西呈逐步下降趨勢:東部地區公眾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為2.0%,中部地區為2.3%,西部地區為1.5%。與2001年調查相比,東部地區有所下降(2001年為2.3%);中部地區增長最快(2001年為0.9%);西部地區次之(2001年為0.7%)。
4.迷信程度依然嚴重
2003年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數據顯示,高達26.6%的人相信“相面”;22.3%的人相信“周公解夢”;20.4%的人相信“求簽”;14.7%的人相信“星座預測”;4.8%的人相信“蝶仙或筆仙”。根據追問分析,其中真正相信迷信者占13.3%。
思考與分析:
1.你認為提高我國公眾的科學素養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
2.生物課程的實施能否有效的提高中學生的生物科學素養?
第四篇:飲用水水質抽樣調查分析
飲用水水質抽樣調查分析
了解金堂縣飲用水水質衛生狀況,為飲用水的綜合治理提供依據。方法對全縣農村分散式供水、小型集中式供水、自來水廠的出廠水、管網水、末梢水采用隨機抽樣檢測分析。結果 調查采樣共242份,合格率為26.86%(65/242);檢測25個項目,合格率89.92%(5314/5910)。其中,PH值、氟化物、銅、鋅、砷、硒、汞、鎘、鉻(六價)、鉛合格率100%。農村分散式給水水質合格率低于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質合格率(P<0.05),小型集中式供水間合格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幼兒園、小學校、中學校的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質合格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金堂縣生活飲用水的合格率低,尤其是農村分散式給水和小型集中式供水,需特別注重生活飲用水的污染防治和消毒管理。
近年來,人們文化和經濟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對健康的要求日益重視,而隨著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水質受到污染的危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1]。為了解金堂縣生活飲用水水質衛生狀況,為今后綜合治理提供依據,金堂縣疾病控制中心于2007-04/06對全縣飲用水水質進行了抽樣調查,現將結果報告如下。對象與方法
1.1對象與抽樣方法對全縣21個鄉鎮、83所中小學、幼兒園及相關企事業使用的小型集中式供水,供全縣近80萬農村人口飲用的自掘井分散式供水,供縣城居民生活及各企事業單位生產生活的1個自來水廠水源水、出廠水、管網水、末梢水進行隨機抽樣檢測分析。
1.2 采樣與保存方法 按照《生活飲用水標準檢驗方法 水樣的采集與保存》GB/T5750.2—2006的要求采樣與保存,每份樣品2.5L盛入有蓋塑料桶中。檢驗細菌學指標的樣品用無菌操作法采集,每份0.2L盛入具塞玻璃瓶中并立即送實驗室檢驗。
1.3檢測內容 生活飲用水必測項目包括細菌總數、總大腸菌群、糞大腸菌群、色度、渾濁度、臭和味、肉眼可見物、ph值、硝酸鹽、總硬度、氯化物、氟化物、鐵、錳、銅、鋅、鉛、砷、硒、鎘、鉻(六價)等;選測項目有游離氯(農村分散式供水未檢測)、硫酸鹽、溶解性總固體;合計25項。
1.4檢測方法 按照《生活飲用水標準檢驗方法》GB/T5750.4—2006,GB/T5750.5—2006,GB/T5750.6—2006進行檢測[2]。
1.5評價標準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均按該GB表1、2、3處理[3],對于農村分散式供水和小型集中式供水的部分水質限值按表4處理[4];水源水按《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處理。每份樣品所檢測項目均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定為合格。結果
2.1 各類生活飲用水水質檢測項目結果分析農村分散式供水抽樣140份(點),項目合格率為89.73%(3015/3360),不合格率為10.27%(345/3360)。微生物指標(菌落總數、總大腸菌群、糞大腸桿菌)不合格148項次,占不合格項的42.90%(148/345);感官指標(色度、渾濁度、肉眼可見物)不合格41項次,占不合格項的11.88%(41/345);一般化學指標(鐵、錳、總硬度、溶解性總固體、硫酸鹽、氯化物)不合格130項次,占不合格項的37.68%(130/345);毒理指標(硝酸鹽,以N計)不合格26項次,占不合格項的7.54%(26/345)。其余檢測項目合格率100%。
企業小型集中式供水抽樣18份(點),項目合格率為90.00%(405/450),不合格率為10.00%(45/450)。微生物指標不合格14項次,占不合格項的31.11%(14/45);一般化學指標不合格13項次,占不合格項的28.89%(13/45);毒理指標不合格5項次,占不合格項的11.11%(5/45);消毒指標(游離氯)不合格13項次,占不合格項的28.89%(13/45)。其余指標全部合格。鄉鎮小型集中式供水抽樣8份(點),項目合格率為87.50%(175/200),項目不合格率為12.50%
(25/200)。微生物指標不合格 17項次,占不合格項的68.00%(17/25);消毒指標不合格8項次(所抽8份樣品全部不合格),占不合格項的32.00%(8/25)。其余所檢測指標全部合格。中、小學校、幼兒園小型集中式供水抽樣70份(點),項目合格率為89.66%(1569/1750),不合格率為10.34%(181/1750)。微生物指標不合格51項次,占不合格項的28.18%(51/181);感官指標(臭和味)不合格4項次,占不合格項的2.21%(4/181);一般化學指標不合格39項次,占不合格項的21.55%(39/181);毒理指標不合格23項次,占不合格項的12.71%(23/181);消毒指標不合格64項次,占不合格項的35.36%(64/181)。其余檢測項目合格率100%。
水廠集中式供水水源水、出廠水、管網水、末梢水經水質檢測,水源水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出廠水、管網水、末梢水均符合國家衛生標準。2.2 各式供水水質的檢測結果比較
2.2.1分散式供水與小型集中式供水的水質比較檢測農村分散式供水140份,水質合格率為8.75%(16/140);企業、鄉鎮、學校小型集中式供水96份,合格率為44.79%(43/96),二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3.81,P<0.05)。
2.2.2 小型集中式供水的水質相互比較小型集中式供水,檢測18份企業用水,水質合格率為44.44%(8/18);檢測鄉鎮用水8份,合格率為62.50%(5/8);學校用水70份,合格率為42.86%(30/7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12,P>0.05)。
2.2.3 中、小學校、幼兒園的水質檢測結果比較70份學校水質中,檢測13份幼兒園水質,合格率為46.15%(6/13),40份小學校水質合格率為45.00%(18/40),中學校17份水質合格率為35.29%(6/17)。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3,P>0.05)。
2.3 全縣生活飲用水檢測結果分析本次調查采樣飲用水共242份,合格65份,合格率為26.86%(65/242),不合格177份,不合格率為73.14%(177/242)。檢測25個項目,項目合格率89.92%(5314/5910),不合格率為10.08%(596/5910)。其中,pH值、氟化物、銅、鋅、砷、硒、汞、鎘、鉻(六價)、鉛均達到了合格率100%。不合格情況分析如下:
2.3.1微生物指標不合格230項次,占不合格項的38.59%(230/596),其中農村飲用水占64.35%(148/230);細菌總數最高超標63倍,為學校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質樣品;總大腸桿菌最高超標1600倍,為農村分散式供水和學校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質樣品;糞大腸桿菌最高超標1600倍,為企業、學校的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質樣品。
2.3.2 感官指標不合格45項次,占不合格項的7.55%(45/596);色度和渾濁度和肉眼可見物只是農村分散式供水水質樣品的不合格指標;而臭和味(主要是氯味)卻為一些學校、企業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質樣品的不合格指標。
2.5.3一般化學指標不合格182項次,占不合格項的30.54%(182/596);其中農村占68.68%(125/182);鐵最高超標近44.92倍、錳最高超標近28.6倍等最高超標均為農村分散式供水水質樣品;但鄉鎮的小型集中式供水一般性化學指標全部合格。
2.3.4毒理指標不合格54項次,占不合格項的9.06%(54/596),農村、學校與企業各占48.15%、42.59%和9.26%;最高超標2.78倍的為農村分散式供水水質樣品,鄉鎮的小型集中式供水毒理指標全部合格。
2.3.5消毒指標不合格85項次,占不合格項的14.26%(85/596),除企業有5個、學校有6個水樣合格外,其他檢測游離氯的水樣均不達標。討論
近幾年來,金堂縣經濟有所發展,居住、電力、交通等條件已逐步得到改善,生活水平有普遍提高。但生活飲水設施建設仍停留在較低水平,大部分飲水工程缺乏水處理設施,水質達不到規定的標準。該次監測的242個水樣顯示:飲用水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急需相應的治理措施。
3.1 水質合格率低的原因分析飲用水取用點的設置不合理是農村[5]、企業、學校[6]飲用水水質不合格的重大因素。由于經濟、生活習慣、水源和文化限制,對于飲用水的取水點的選擇性只注重水量、生活方便和感官性狀[7],取水井一般就建在渠旁、塘邊,有的甚至于污水流經處、糞坑不遠處等等,特別是農村的自掘井, 很多水井旁邊就是垃圾、廁所、豬圈、水上養殖、排污口等,有的甚至就在牛圈里[8]。缺少生活污水、污物的收集和處理措施造成水質差的另一原因。生活污水垃圾的大量分散產生,其大部分的露天排放、堆放,隨處飄散,其滲透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進而影響到生活飲用水的質量。另外,農用肥料的不合理施用量 [9],也會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同時,農村的飲用水沒有習慣和能力進行消毒處理,各企業、學校、鄉鎮的小型集中式供水未處理或處理得不夠徹底,造成指標嚴重超標,水質不合格。
監管不合理,安全意識淡漠。近年來,經濟快速增長,而對于居民飲用水的監管卻相對放松,最明顯的變化是鄉鎮小集中式供水。改制前,鄉鎮小型集中式供水各鄉鎮政府的負責監管,供水水質各項指標都能達標;但經改制轉移給水業公司經營后,由于公司經營的目的是贏利,為了減少經營成本,對水源的管理、對水質的消毒及對水質的維護都大大減少了,較少關注公共利益,結果,消毒指標合格率為0%和微生物指標卻嚴重超標。而各生產企業為了用水達到生產的微生物指標要求,不科學地加入大量氯消毒劑,最高的達7.0,卻忽視了此水不僅在供生產工人飲用,同時產出的產品也在供大眾消費食用(氯有致癌作用)[10]。金堂縣各學校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保護意識也較淡薄,加上學生的不斷擴招,各學校在不能保證水源的情況下,也未注重水質的凈化和消毒處理,造成微生物各指標嚴重超標,菌落總數、大腸菌群、糞大腸桿菌的最高值均出現在了學校中。忽視對這些小型集中式供水的監管,是最易造成飲用水較大安全事故和傳染病的暴發或流行,這種情況應當引起各級政府及相關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金堂縣農村分散式供水以淺層地下水為主,如果沒有明顯的色度、濁度、肉眼可見物、嗅味問題,當地農民決不會送水樣到疾控中心等部門檢驗。相比較而言,政府各監管部門對農村飲用水基本上就是放任自流的狀態,如果沒有傳染病的暴發,疾控中心等部門也不會主動檢測每口井水質。農村供水是沒有任何消毒處理(故本次調查未檢測游離氯項,否則,不合格率會更高),飲用前最多有個沉降措施,做得不適當,還可能造成二次污染,進而加重水質的污染。本次調查通過農村分散式供水與學校、企業小型集中式供水的水質比較,二者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了農村的分散式給水水質不如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質好[7]。
自然地質構造影響水質.一是局部地區富含鹽,隨著地下水位的起伏,使水質含鹽增高,二是居民生活用水主要(包括農村居民和小型集中式用水居民)是用淺層地下水。因此水質中溶解性固體、硫酸鹽、鐵、錳及硝酸鹽等較高.3.2 飲水安全的保障對策與措施強化宣傳教育,提高飲用水安全保護意識[11]。飲用水生態和環境保護知識的宣傳、教育和普及,特別農村和鄉鎮,使廣大村民、居民認識到目前水環境的現狀及其問題的嚴重性,水質好壞對身體健康的重要性,使其有危機感、緊迫感和責任心,爭取徹底改觀“在許多農村、企業、學校飲用水水源地就有垃圾、廁所、豬圈、水上養殖、排污口等,甚至就在牛圈里”的狀況。
控制和治理現有污染源[12]。各級政府監管部門對本縣轄區未達到國家或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排污單位或超過總量控制指標排污的排污單位, 確有規模、有前景的應安排資金, 結合技術改造給予治理,達不到治理要求的, 實行關、停、并、轉、遷。農村面源, 特別是農村養殖業,得加強規模化畜禽養殖監管,防止在飲用水源附近村的養殖污水未經任何處理就直接排入水體中。同時,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籌措資金, 興建、擴建生活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站, 將城鎮、農村生活污水、糞便、垃圾等集中的處理。以減少大量生活垃圾和養殖廢物隨意堆放,而防止嚴重污染周圍地下水和地面水,將水環境進行以質的改變。
科學規劃,讓群眾用上安全充足的放心水[13]。中央近年來對農村安全飲水問題非常重視,強調要把切實保護好飲用水,讓群眾喝上放心水,作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務。首先,要把飲水安
全作為各級政府的一項重大職責,層層落實責任制,實行政府主導,各部門協調配合,動員組織受益群眾與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參與,建立飲用水環境保護管理機制,明確各級政府與部門明確相關職責,改變以往政府放手不管的局面。其次,堅持統籌規劃、分步實施、先重后輕、先急后緩的原則,在調查摸清本地區飲水不安全的人數、類型分布,搞好飲用水安全規劃。其三,要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機制,在加大扶植力度的同時,采取多種形式的給水方式;根據各地不同的地質條件和經濟情況,有經濟能力的地方盡量適用集中式供水或者小型集中式供水,以分散式供水作為補充,讓所有的用水者共同參與安全飲水。其四,建立安全長效的飲用水科學管理機制,充分發動群眾,在相關部門的指導下充分發揮自主安全管理。其五,對供水設施設備要嚴把質量關,不能因供水材料的質量問題而使水質變壞。
完善飲水安全監測,加強消毒處理措施。水質監測是確保飲水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供水管理的重要環節。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建立有效的聯合治污機制,建立飲用水環境管理相關部門(諸如水利、環境、城建、衛生防疫)等部門相結合的水資源管理和保護體系, 大力強化水資源保護的聯合監管職能,強化飲用水安全管理工作;建立聯系配合制度, 及時溝通情況,在明確權力和責任的基礎上, 加大考核力度的基礎上,實施嚴格管理;根據飲用水衛生的實際情況,加強相關技術的推廣,尤其是打成井后的水質監測跟蹤,要定期進行。
在監測的基礎上,加強水質消毒處理指導,使水質的細菌指標既能達到要求(如水廠水源水的細菌指標在嚴重超標的情況下,經科學消毒處理達到國家標準),又不會導致殘留的消毒劑太高,對身體造成損害,還能減少傳染病的爆發和流行。
第五篇: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內容的演變及啟示
我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內容的演變及啟示
國際上普遍將科學素養概括為三個組成部分,即對于科學知識達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對科學的研究過程和方法達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對于科學技術對社會和個人產生的影響達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公眾科學素養是國民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指數, 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因此, 此概念一經提出, 就受到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重視。美國早在1952年就進行了第一次公眾科學素養調查。20世紀70年代以來, 一些發達國家普遍開始進行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如今, 定期開展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和地區制定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一種制度化策略。
對中國公眾科學素養的研究始于1989 年,是由中國科協管理科學研究中心開始研究的。在國家科委(后改為科技部)的資助和科協的支持下, 中國科協的課題組在1992 年、1994 年和1996 年進行了連續3 次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大型調查。在停滯5 年以后, 2001 年, 在中國科協的資助和領導下, 課題組建立了“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觀測網”, 并進行了2003 年的第5 次調查和2005 年的第6 次調查。2007 年又進行了第7 次調查。2009年第8次問卷入戶調查也于2010年完成,并且在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工作總結會上做出計劃:今后將每5年進行一次全國大規模公民科學素養調查,并在期間進行專項調查與研究。
一、我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內容的演變過程
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 中國對科學素養的研究是在沒有研究積累的情況下, 由一些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提出研究思路并獲得國家有關部門的資助進行的。調查的理論、思想和方法基本參照米勒的體系。由于我們采用的是發達國家的知識指標,因此使用這個指標獲得的數據是在發達國家社會形態中的知識維度體系上建立的。
然而,對科學的認識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 西方的指標和測度標準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我們應該根據我國的具體社會形態考慮適合中國公眾科學素養的維度和調查研究的方法。
中國的人口眾多、社會經濟和教育文化發展不平衡、具有多民族和歷史悠久的文化,與西方國家有太多的差異,加之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和需求與西方國家的不同所產生的信息和傳播方式的差異,以及國民受文化和信仰的影響對科學技術信息的理解和誤讀,這些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定性研究。應在長時間定性研究的基礎上,運用項目反應理論和其它技術設計出適合本國特征的指標。在這個指標基礎上設計出的適合本國的測度問卷,才能真正得出我國公眾的科學素養水平、科學素養水平的變化與其它各個重要變量之間的關系。
從調查內容來看, 調查問卷從引進的最初,中國的研究人員就根據自身的理解和中國的國情不斷地進行修改譯文、增減篇幅、試驗篩選新題、將開放題封閉等工作。隨著研究人員對調查的深入理解和國家對調查結果的更多需求,指標體系也在根據國情逐步修改完善。
1992 年8 月進行的“中國公眾對科學技術的態度”抽樣調查, 問卷基本采用了當時美國關于科學素養的調查問卷, 在公眾獲取科學技術信息來源和公眾對科學技術態度部分, 加入了中國國情題目。1994 年進行的第二次調查使用問卷與1992 年基本沒有變化, 只是在調查背景變量上對少數民族群體進行了關注。
1996 年的調查問卷增加了公眾對新的科學技術知識的了解程度、對經濟學基本知識的了解程度以及公眾迷信程度等內容, 以期問卷能全面反映中國公眾科學素質狀況。
2001 年的調查沿用了前3 次調查的指標體系。由于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 尤其是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 在保留原來基本框架不變的前提下, 問卷做了部分修訂。公眾科學素養的測試問題仍然主要由科學術語和基本觀點、科學方法和科學與社會之間關系等的了解程度構成。在調查我國公眾科學信息的獲得渠道和手段方面, 主要了解我國公眾是如何通過大眾媒體(如報刊、廣播、影視、電子網絡及聊天等)和參加科普活動的方式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在通過主要媒體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問題上, 調查的重點放在公眾使用現代媒體, 即電子媒體的狀況上。在了解科學技術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方面, 觀察了公眾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利弊的看法、對技術和環境及自然的關系的認識以及公眾認為科學技術最應該優先發展哪些領域等。
為了2003 年第5 次調查能夠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上更好地適合中國國情, 在總結過去幾次調查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 在廣泛聽取各方面學者的意見以后, 在2002 年對調查指標和問卷進行了大量的修改。經過修改后的問卷, 問題總量減少了1/4, 指標體系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更加清晰和明確。根據調查數據需要增加了民族和收入的背景變量, 使觀察的范圍更大, 獲得的相關分析數據更多。
2003 年的調查仍然采用美國、日本和歐盟國家采用的標準, 同時根據中國國情進行了一些修改。在公眾科學素養的測試標準中, 科學術語在保留了“DNA”、“ Internet”、“ 分子”的同時增加了“納米”;科學觀點沿用了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16 個題目;科學方法包括“科學研究”術語、“對比實驗”和“概率”的理解。在測試迷信程度方面,考慮到中國的迷信形式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我們邀請專家確定了在我國相對普遍的5 種迷信形式進行測試和追問。對我們自己設計的科學基本知識問題進行實驗并通過項目反應理論進行篩選, 獲得了初步實驗結果。
我國公眾接觸和利用科普設施的狀況以及不能接觸這些設施的原因, 在2003 年的調查數據中也能夠得到某種程度的反映;每年我國政府或者機構組織各種科普活動和長期進行的科普專項工作的效果, 通過調查也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調查我國公眾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態度方面, 既參考了美國、日本和歐盟國家的調查指標, 也根據中國的國情進行了設計。通過對一組14 個問題的詢問, 大體可以將我國公眾對科學技術的態度進行分類;公眾對新技術的看法不僅反映了公眾面對新技術的態度, 而且通過數據分析可以了解在新技術和新技術產品市場形成中的主要影響因素;同時也調查了我國公眾對技術和環境之間關系的態度。
2003 年問卷的修改是比較成功的, 2005 年調查除對個別題目進行了文字上的修訂外, 繼續采用了2003 年的調查問卷。
中國科普研究所正在進行的2007 年中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 是在《科學素質綱要》領導小組的支持下, 經國家統計局批準的一個重要項目。這是首次將這項調查納入國家統計制度, 調查的級別由“國統函”提高到“國統制”的高級別。
2007 年的調查同時肩負著《科學素質綱要》對公民科學素質的首次評估任務。這就要求調查的指標體系要有雙重考慮, 既要在國際上可以對話, 又要與以往調查的結果保持延續性。
2009年調查問卷的內容,在2007年問卷的基礎上做了一些精簡和調整。在公民對科學的理解方面,與2007年調查不同的是,在科學術語部分用“輻射”替換了“納米”;在基本科學觀點部分,刪除了“吸煙會導致肺癌”,將“地球圍繞太陽轉”和“地球圍繞太陽轉一圈的時間為一個月”合并為一題,增加了乙肝的傳染途徑、聲音的傳播媒介、植物開花的基因和地球板塊運動會導致地震四個問題。
在公民的科技信息來源方面,問卷內容沒有變化,只是將對科學技術信息感興趣程度與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的題目先后順序進行了調整。
在公民對科學技術的態度方面,在保證調查指標完整的基礎上,對公民對科學技術的看法題目進行了精簡。[2][1]
二、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內容演變對我們的啟示
科學素養僅僅是公眾理解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測試公眾科學素養的目的是為了解公眾對科學的態度服務,而公眾對科學的態度決定了公眾對科學的支持程度、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科學素養調查主要是觀察被訪者對科學的認識,而不僅僅是了解被訪者對測試問題設計者所設計的問題的了解程度。科學事實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但在認知過程中,一定會受到媒介的影響,媒介按照社會對信息的需求進行議程設置。發達國家在討論轉基因技術的科學倫理和人的權利時,發展中國家正在討論飲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環境評估是否要公眾參與等問題。喬恩·米勒的指標、測試問題重在觀察美國除國會議員、政策執行者、大企業領導人以外的熱心公眾、對科學議題感興趣公眾的科學素養水平,其目的是為了觀察美國科學決策、公共政策決策中公眾的參與能力,以便保持美國民主決策過程的公開化和透明化。從這一角度看,任何知識與信息都具有社會性。而研究者由于著眼點不同,其設計的指標、測試問題以及解釋調查數據的角度也不同。
中國的調查與西方國家的進路不同,決定了中國目前的相關研究存在一定缺陷。中國科學素養概念形成的過程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西方國家對科學素養的討論,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引發了一系列問題,激發科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進行廣泛討論,并由學術界將研究結果以學術報告的形式發表,從而進一步帶動更深入的討論。中國是在國家確定了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和目標,而意識到人的素質在達到這個目標時將起重要作用,同時感受到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對建立科學世界觀將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借鑒西方國家關于科學素養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了中國對科學素養概念的理解。由于起點不同,中國許多研究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模式進行的,導致對中國國情的研究不夠深入,且缺乏必須的概念化過程。這種研究缺陷必定導致照搬西方國家的指標和測試問卷。在進行類似的社會學調查時,可深切體會到,在預定的指標調查范圍內對精確數據的苛求長期存在。殊不知這種調查結果數據越精確,距離“事實”就越遠。
這里的“事實”指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歷史、經濟、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公眾對科學的認識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社會學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在社會屬性中尋找研究對象的態度的形成基礎。這個尋找過程需要長時間的定性調查的各種試驗。僅僅通過國外設計的科學素養指標來測試中國人,其結果不可能準確。雖然這種結果在國際比較中有一定意義,但對有針對性的解決中國自身問題來說,其調查數據的價值不大,統計結果并不能說明其因果關系。為了有效地探索中國語境中中國公眾的信息渠道及其變化、公眾搜索信息的能力、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手段與方法等與他們形成對科學技術態度之間的關系、突發事件與重大科學技術事件對科學技術態度形成的模式,從而建構中國自己的公眾科學素養研究指標和問卷,我們不僅要依靠量化調查數據,同時要認真研究和進行定性調查。在探索本國語境中公眾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和態度時,應從認知、理解、態度轉變和行為變化等方面進行系統定性調查,然后再設計定量調查指標和問卷。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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