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涉法涉訴初信初訪處理機制研究

涉法涉訴初信初訪處理機制研究

公安信訪工作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做好初信初訪工作，依法保障公民的表達權，暢通利益訴求渠道，保障公民合法權益，是減少“重信重訪”、“越級上訪”和預防矛盾轉型升級的基礎。如何依靠初信初訪相關處理機制，讓信訪問題能夠得到及時處

理，讓處理意見能夠得到快速落實，是當前公安機關必須認真研究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下面結合我市公安信訪工作實際，就當前公安初信初訪現狀、存在問題及初信初訪處理機制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當前公安初信初訪現狀

昭通市轄11個縣區，有人口580余萬，信訪積案量大，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永善溪洛渡水電站、水富向家壩水電站、巧家白鶴灘水電站的建設，牽扯大量移民搬遷工作，容易引發群眾新的上訪問題。(一)公安機關職能過于寬泛，參與性活動日趨增多。公安機關所涉及的社會領域寬廣，執行法律法規頻繁，與人民群眾工作生活關聯十分緊密。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在組織諸如城市征地、拆遷等聯合執法行動中，要求公安機關參與其中，公安機關參與維持秩序、處理滋事人員，但因為參與征地、拆遷等活動涉及部分群眾的利益，自然會引起群眾的反感，群眾往往會把矛頭轉向公安機關，因公安機關參與活動導致群眾初信初訪的情況時有發生。(二)信訪形式網絡化，信訪事項性質多樣化。初信初訪形式除傳統的走訪和書信外，利用電話、電子郵件、互聯網等形式的信訪快速攀升，有的信訪人采取多種形式，既寫信、又發郵、還來訪。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許多群眾采取網上信訪的方法反映問題，網上信訪案件大幅增加。隨著時間的推移，信訪事項性質呈現多樣化，涉法涉訴信訪人反映的信訪事項涉及刑事案件、治安行政案件、法醫鑒定、執法作為等事項。(三)信訪時間、上訪人員具有一定的集中性。近年來，部分老上訪戶往往多方串聯，煽動部分有信訪打算的群眾，形成一定規模，選擇在黨代會、人代會、政協會等重大會議召開期間、政府部門有重大活動、慶典活動，上級領導視察時等一些敏感時期上訪，采取靜坐、攔車、吼鬧等過激行為以引起各級領導重視，以期達到上訪問題的解決。

二、初信初訪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信訪部門警力不足，信訪民警待遇不佳。全市共有公安專職信訪民警30名，兼職信訪民警6名。信訪民警普遍年齡偏大，身體狀況較差，其中，年老體弱約占40%，11縣區信訪部門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警力不足的問題。信訪民警除承擔日常公安信訪工作外，還參加值班、備勤、救災處突、巡邏、大搜查、移民維穩、安全保衛、案件評查等工作。部分地方由于領導的關心和重視不夠，信訪民警政治待遇及經濟待遇都不高，國家信訪專職人員的信訪津貼沒有得到落實。工作繁重但政治待遇、經濟待遇低導致部分信訪民警積極性不高，身心疲憊。

(二)部分案件時間跨度長、處理難度大。部分案件由于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公安機關未能及時收集和固定有力證據，被檢察機關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退查或不予批捕的情況時有發生，加之在辦理案件過程中，相關政法部門缺乏有效溝通，甚至存在推諉扯皮，公安機關無法在短期內破案、追逃，為被害人追回損失，案件久拖不決，引發群眾初信初訪。

(三)上訪群眾頭腦中“清官情節”影響較大。中國的信訪制度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古代的“包青天”對當代中國仍有一定的影響。從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來看，現行信訪制度的結構及運作方式，有著與之相適應的國家體制、文化和民眾心理的背景。封建社會里的擊鼓鳴冤、攔轎告狀等場景，都能在當代信訪活動中看到痕跡。從信訪人的心態來看，其潛意識里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清官情結，即便是面對公正合法的處理結果，信訪人仍想通過信訪渠道來改變其結果。部分群眾心里存在著“官大于法”的錯誤觀念，認為領導“官”越大，說的話越算數，解決問題越容易。

(四)被動應對導致初信初訪變重信重訪。有的信訪人不考慮情況的差異，盲目攀比，希望通過信訪引起重視，得到補助或救助金;一些地方和部門對化解信訪問題的復雜性認識不足，簡單認為花錢可以買平安。特別是在一些重大活動和敏感節點，迫于維穩的壓力，僅注意維護眼前穩定，采取“花錢買息訪”的辦法，被動應付，開了法律、政策的口子，形成惡性循環，造成初信初訪轉變為重信重訪。

(五)案件存在執法過錯、執法瑕疵，民警信訪工作方式不當。部分案件在執法過程中執法行為不規范、執法程序不規范，造成案件存在一定的執法過錯及執法瑕疵，上訪群眾抓住執法過錯及執法瑕疵不放，對公安機關施壓以達到自身訴求。部分民警執法不規范，執法水平和執法質量不高。少數民警群眾意識淡薄，執法不文明、規范，工作方法簡單，態度粗暴，引起群眾不滿而上訪。

三、初信初訪處理機制研究

(一)嚴格包案化

解制。對初信初訪案件，按照“誰包案、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主要領導切實做到親自掛帥、親自出征，親自協調解決問題，帶頭包案負責，帶頭接觸案件，帶頭約訪接訪，認真研究化解措施，想方設法化解案件。落實“定承辦人員、定督辦領導、定化解措施、定化解期限、定目標責任、領導包案”的“五定一包”工作責任制。

(二)落實首辦責任制。建

立完善《初信初訪首辦責任制》，明確初信初訪的直接責任人及主要責任人，初信初訪首辦人負責接待、承辦、轉辦、處理、回復等工作，對來訪群眾告知辦理的規定、程序、上訪人的權利與義務以及辦理時限要求，并表明態度，做到讓來訪人放心。對因不及時認真處理群眾初信初訪或因工作不到位而導致矛盾激化，造成信訪人由初信初訪變為重信重訪的，嚴格依據相關制度進行問責。

(三)堅持責任倒查制。堅持信訪事項倒查追究工作制度，對因錯誤執法、違法違紀、作風粗暴、責任心不強引發上訪問題的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堅決依法依紀嚴肅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貫徹落實好涉法涉訴案件初信初訪責任制，強化全市公安機關認真受理和辦理涉法涉訴初信初訪的責任意識，把初信初訪解決在基層，減少重復、越級信訪。強化督導，嚴格責任追究。從接待受理到報結答復各個環節明確工作責任，采取跟蹤督辦、現場督辦、電話督辦、發函督辦等方式，對于不重視或工作不力導致信訪人不滿或引起重信重訪、越級纏訪的，嚴肅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四)建立快速處理制。將及時、快速作為處理初信初訪工作的重點，做到快反映快處理，提高思想認識、端正工作態度，第一時間妥善處理初信初訪案件，避免由信到訪、由基層到越級、由正常到異常的過程。注重初信初訪問題解決，建立初信初訪快速處理機制,提高初信初訪的一次辦結率，形成正確的工作導向。

(五)健全幫扶救助制。開展救助是處理好初信初訪案件、實現案結事了、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有效方式。對法律問題雖然已經解決到位，但信訪人提出解決“法律之外、情理之中”的困難請求，對符合司法救助條件的應當給予司法救助;對不符合司法救助但確實有特殊困難需要幫扶救助的，應當積極與當地政府和相關部門協調，將信訪人的困難報請納入政府救助、社會救助范圍，使信訪人的困難得到妥善解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最終達到人要回去、事要解決、息訴罷訪的目的。

(六)創建信訪預警制

定期不定期的開展矛盾糾紛排查，對可能因矛盾糾紛引發信訪問題的要及時預警，廣泛收集、整理信息，做到關口前移，超前工作，最大限度的避免矛盾糾紛轉變為初信初訪。強化特殊、敏感時期信訪信息預警，深入開展初信初訪問題排查，對初信初訪人員及案件逐人、逐案分析研究，提高對初信初訪人可能再次來信來訪的預見性，及時與信訪人取得聯系，加強溝通疏導，進一步強化措施，爭取盡快解決信訪人的合理訴求，從而減少重復、越級信訪。

回顧過去，全市公安民警在減少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和化解初信初訪案件的過程中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展望未來，擺在我們面前的信訪工作任務還任重道遠。我們應充分認識新形勢下公安初信初訪工作的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增強做好初信初訪工作的主動性、緊迫性和責任感，嚴格貫徹落實初信初訪工作各項措施，推動工作發展，開創公安信訪工作新局面。

第二篇：淺談涉法涉訴信訪工作

淺談涉法涉訴信訪工作

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利益格局的調整，各種深層次社會矛盾正在不斷釋放，新的沖突亦在日漸顯現，新舊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使得當前涉法涉訴問題凸顯。所謂涉法涉訴信訪，是指當事人對刑事執法、行政執法等權力部門在案件或問題處理上不滿，認為受到了不法侵害或不公平的待遇，從而引發上訪告狀的案件。

近兩年來，我鎮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數量雖然不多，但處理好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建立處理涉法涉訴上訪案件的長效機制，有效預防和減少涉法訪，已成為黨委、政府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結合近兩年來法涉訴信訪的總體情況，就如何認識和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談一些看法。

一、當前我鎮涉法涉訴信訪的基本情況及存在的問題 至今，全鎮共發生統計在案的涉法涉訴信訪 起，其中赴京非正常訪 起，到市訪 起，到縣上訪 起。在全部案件中，法院系統 起，占 %；公安系統 起，占 %，其他 起，占 %。從整體看，我鎮涉法涉訴上訪呈現如下特點：

1、涉法涉訴信訪在纏訪鬧訪中占較大比例。提起纏訪鬧訪，感觸最深的就是那些涉法涉訴類的纏訪鬧訪行為，這些信訪人因經歷了司法程序的重重判決和裁定，到了行政機關卻又因屬于涉法涉訴信訪問題而無法進行干預，原先充滿希望的訴求一次次變成了失望，有的甚至產生了仇視心理，覺得受到了天大的不公和冤屈，便決定傾家蕩產也要討回公道；有的覺得講理講不通了，就采取蠻橫不講理的方式騙騙賴賴、裝瘋耍潑，企圖引起領導和上級的重視和關注；有的覺得基層解決不了，就告到上級

那里去。最為典型的是我鎮信訪人黃某某，因涉法涉訴問題得不到自己“滿意”的解決，遂帶領家人堵住鎮政府大門，圍堵領導辦公室，嚴重影響正常辦公，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2、涉法涉訴信訪多數屬于重復訪、越級訪和個體訪。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因多數屬于個案判決和裁定，上訪者人數一般不會太多，但也有個別案例因當事人親友為其鳴不平，集體陪同到各級上訪。信訪人在基層申訴無果的情況下只好到上級機關和部門反映，從而造成越級訪較為突出。此外，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因政策和法律的區別，多數在司法部門宣判或者裁決不滿意的情況下，到行政機關反映又因已經司法途徑判決而不再受理，信訪人長期奔走于各級部門之間，重復訪現象比較突出。

3、少數涉法涉訴信訪存在既不合法、又不合理 3 的情況。司法部門在判決、裁定涉法涉訴信訪問題時，多數都能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一般判處比較符合真實情況，多數當事人也能接受，但也有個別當事人固執己見，認為就是自己占理、別人都是無理，或存有過高無理要求，認為不達到自己的目的不罷休，法院判決不滿意，就去找別的領導反映。但不管是面對法律還是政策，都要立足事實、講求證據，沒有新的證據，就只能“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到哪里反映都只能是一個結論。

4、涉法涉訴信訪牽扯了各級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往往是基層信訪工作中的“骨頭案”、“釘子案”，有的甚至是“無頭案”，信訪部門有很大的精力都花在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協調和處置上。

二、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產生的原因

1、基層司法部門辦案存在不嚴謹不細致的情況。多數因為基層司法部門辦案疏漏不嚴謹不細致導致信訪人有可訴之由、可訪之隙，從而為后期的辦案埋下了病根，產生了無窮的后患。

2、個別涉法涉訴信訪人為達到個人目的提出過高無理要求。一些上訪人在上訪中得到一些甜頭之后，更是變本加厲繼續上訪，甚至教唆其他信訪人纏訪鬧訪、越級上訪，在群眾中產生了惡劣影響。

3、少數信訪人“信訪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由于訴訟成本相對信訪成本來說高出很多，一些信訪人對判決不滿意不上訴反而開始信訪；一些信訪人有的病急亂投醫，又打官司又上訪，企圖走通一條是一條；有的法院終審判決了仍然去上訪，覺得官比法大。這些群眾由于訴求得不到滿 5

足，便多頭上訪、重復上訪，有的一訪就是多年，既擾亂了自己的正常生活，同時也嚴重影響了機關的正常辦公秩序。

4、信訪工作機制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方面。對涉法涉訴及法院已判決的信訪問題，《信訪條例》規定信訪部門可以不予受理，并要求信訪人向法院、檢察院等部門提出，對于正在受理中的涉法涉訴信訪問題信訪部門也可以不予受理。但現實工作中，因信訪部門同時承擔處理信訪突出問題職能，有協調和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職責，更有穩控重點信訪對象、減少不和諧因素的要求，信訪部門處于受理也可、不受理也可的兩難境地，這些規定讓信訪部門無所適從。

5、各級信訪部門對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缺乏行之有效的處置機制。涉法涉訴信訪人往往采取一些極端的上 6

訪行為，有的長期滯留在機關，或拉橫幅堵大門企圖給黨委政府施壓；有的在機關大吵大鬧、糾纏不休；有的將生活不能自理人員或者老人遺棄在機關，企圖以此給工作人員制造麻煩；有的則以自殺相威脅等形式制造混亂。對于這些非正常上訪行為，在處置中因缺乏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從而失之以軟、失之以緩、失之以寬，沒有進行嚴肅的處理，更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三、如何做好新形勢下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建議 涉法涉訴信訪問題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探求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對策,要從根本上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離不開深層次的司法改革，應以五個方面為著力點：

（一）以規范司法工作辦案程序為著力點，從源頭上減少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加強調查取證，嚴格辦案程序，“公正、公平、公開”的執法，讓每一個案件都辦成“鐵案”，讓當事人心服口服，勝訴也高

興，敗訴也服氣，從而真正從源頭上減少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產生。

（二）以依法辦理設法涉訴案件為著力點，讓涉法涉訴信訪通過司法渠道得到妥善解決。因其性質和辦理渠道的特殊性，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只能通過法律渠道才能夠得到徹底解決，為此，將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引入司法渠道，加大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集中化解力度，用法律武器維護好信訪人的合法權益。

（三）以增強人民群眾法制觀念為著力點，依法規范信訪行為。要堅持嚴格執法與熱情服務相統一，既要依法保護信訪群眾的法定權利，主動、熱心地為信訪群眾解難釋疑，又要教育和引導群眾依法信訪，自覺規范信訪行為。對無理纏訪、組織串聯集體訪人員和借機滋事者，有關部門要視情節分別給予批評教育或訓誡；違反治 8

安管理規定的，要依法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以維護正常的信訪秩序。

（四）以加強對信訪人教育宣傳為著力點，來引導信訪人理性反映和對待訴求。通過“陽光司法進萬家”、“巡回法庭”等活動的開展，法院的判決和裁定既是對事件的處置意見和評判結果，同時也就發揮其教育宣傳功能，在判決裁定之后也應開展必要的法律法規宣傳解釋工作，讓當事人和群眾明白贏在哪里、輸在何處，從而理性地對待訴求。

（五）以拓寬創新信訪處置機制為著力點，用群眾工作統攬涉法涉訴信訪工作。充分發揮各個平臺作用，以“兩代表一委員聯系群眾”、“干部接訪下訪”、“法律診所”為紐帶，把群眾的事情當做自己的事情來辦,全力解民困、化民怨,努力實現司法公 9

正和群眾滿意的統一。把群眾工作的觸角延伸到村、社區,樓宇、塆院,把大多數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有效破解涉法涉訴信訪難題。

第三篇：涉法涉訴信訪制度研究

涉法涉訴信訪制度研究

涉法涉訴信訪制度是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產生的社會熱點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問題之一。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浮出水面，人民權利義務觀念的提高，維權意識的加強，人民群眾訴諸于維護權利的方式多樣化，作為其中之一的信訪方式則為廣大群眾所認可和模仿，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如果信訪方式沒有得到很好認識和執行，那么會造成嚴重的后果，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2013年6月7日的“廈門公交車爆炸”事件，2013年7月20日的北京“首都機場的爆炸”事件等等，這一系列事件被稱之為“一個人的恐怖主義”，在反思類似事件的同時，看到問題的本質在于這些弱勢群體的維權方面意識的淡薄和極端。因此，解決好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對我國社會整體發展與建設具有重要作用。

一、涉法涉訴信訪制度的內涵

（一）涉法涉訴信訪制度的含義

信訪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獨有的一項制度，對此我國已經有了一些立法對其進行規制，立法對信訪的定義為：“信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采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依法由有關行政機關處理的活動。

涉訴信訪制度的概念最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4月在長沙召開的全國涉訴信訪工作會議上提出的，該會議認為涉法涉訴信訪是指法院已經審結的訴訟案件的當事人或其親屬，通過來信、來訪的方 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或者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的同時，又向其他國家機關去信、去訪，其他國家機關接訪后通過一定的方式促使人民法院作出處理的行為1。中央政法委 2005 年頒布的《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終結辦法》進一步指出：“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是指依法屬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門和司法行政部門處理的信訪案件。”2涉及人民法院處理的訴訟類信訪案件為涉訴信訪，其他機關處理的非訴訟類信訪案件為涉法信訪。

（二）涉法涉訴信訪制度的功能 1.補充性的行政救濟手段

信訪制度作為一種常規行政救濟程序和司法救濟程序的補充程序，為通過行政方式來實現和解決公民權利救濟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法律作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不能包涵社會生活的全部，同時由于法律存在落后性及不完善性，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領域里信訪制度的存在可以保持一定的救濟能力。如果通過信訪就能夠實現權利救濟，行政相對人就無需選擇耗時耗力的法律程序，因而我們可以把信訪看作是尋求法律救濟之前的一種權衡。正是在法律范圍所不及或不能發揮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訪制度發揮了一種補充性的權利救濟功能。歸根結底，信訪制度作為救濟手段具有一定的補充性，相對于法律救濟，信訪救濟只是一種輔助性的補充手段。

2.行政監督的有效途徑

信訪的監督功能是指公民通過信訪活動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 12參見郭小冬：《判后答疑制度評析》，載于《法商研究》2007 年第 l 期，第 105 頁。參見《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終結辦法》第 2 條。作人員的違法或失職行為進行控告、或者檢舉、揭發，從而實現監察和督促的功能。信訪作為社會監督的一種重要形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信訪制度，人民群眾可以對黨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實行自發的、直接的、公開的、有效的民主監督。信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有效監督機制，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徑。實行信訪監督，有助于聽取群眾的批評和意見，揭露官僚主義作風和各種違法亂紀行為，進一步推進從嚴治國。

3.人民利益的表達渠道

表達自由是現代文明制度的基石，是現代憲政制度的基礎，是一種最重要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實際上，中國社會的多元化利益表達機制嚴重滯后于中國社會的發展。信訪制度通過來信來訪使得社會各個階層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能夠直接向政府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這種功能定位正是滿足了當前中國社會各階層利益表達的迫切需求。

二、涉法涉訴信訪制度的現狀

涉法涉訴信訪是近年來社會矛盾突出的體現，已經逐漸成為重要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有數據顯示，當事人認為對抗法院裁判的有效的方式是：23%選擇上訪，30%選擇申訴，24%選擇找領導干部進行干預；當問及勝訴裁判未能執行，當事人會怎么辦時，有 20%選擇找 法院領導，向辦案人員施加壓力；有 15%選擇找有關部門領導，向

3法院施加壓力，有 16%選擇上訪。信訪者對于涉法涉訴的案件很少相信法律賦予的解決方法，他們更相信“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理念，想通過信訪的方式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從而解決其問題。有鑒于此，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信訪道路，多涉及社會熱點及敏感問題，如冤假錯案、征地補償等。

信訪者選擇信訪這種方式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但一旦選擇信訪的方式信訪者往往不會就此罷休，都有很強的尋求解決問題的意愿，才會重復上訪、集體上訪，更有甚者會采取一些極端的方式，這些人群和其采取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往往會增長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1.涉法涉訴信訪量激增，司法權威經受挑戰

目前，信訪系統受理的信訪量中涉法涉訴信訪類占到30%之多，這還不包括那些已經司法裁判，不屬法院管轄的部分。4近年來由于社會發展產生的問題，涉訴信訪的數量不斷上升。涉法涉訴信訪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相信通過信訪才能維護其合法權益，而正常的司法程序并不能維護其合法權益，這種觀念直接導致了在現實社會中司法權威一落千丈，人們不再相信司法程序能夠解決問題。涉訪機關在解決信訪問題時采取的違背司法程序的方式方法也讓信訪者確信司法程序是無效的，只有取得有關領導的重視，信訪問題的解決才有希望，這一觀念進一步加劇了司法權威的旁落。

3劉青峰、楊鵬：《司法裁判效力的實證分析（民事訴訟論壇第一卷）》，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版，第 342 頁

4趙威：《信訪學》，遼寧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3 頁 2.非正常涉法涉訴信訪嚴重擾亂信訪秩序

因為信訪制度的盛行使得通過信訪解決問題行之有效，有些人為了獲取不法利益而采取信訪的方式來渾水摸魚，這樣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另一面也給正常的信訪活動帶來了秩序的混亂。從根本上來講，這一混亂的原因為信訪制度的設立的不健全，相關的配套措施并沒有完善，一些人可以利用這些空子來謀取非法利益。為了給涉訪單位施壓，信訪者越來越多的采取多人集體信訪、多次重復信訪以及越級信訪甚至上京信訪等方式。許多信訪人采取有組織的信訪與涉訪單位進行博弈。這些集體訪、越級訪、重復訪等現象影響較大，處理不好不僅會耽誤公務人員辦公，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而且處理不善極易形成政治問題。

信訪者人員文化素養低，法律意識淡薄，面對問題時，往往不會訴諸法律來解決，信訪的方式簡單而有效往往成為首選。此外，這些人員往往社會財富不多，信訪涉及的問題可能會關系到其生存利益，所以這些人往往具有解決問題的毅力和決心。

三、完善涉法涉訴信訪制度的構想

信訪制度對于我國整個社會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它既是政治問題，亦是法律問題，每一個信訪案件都是一個矛盾點，累計起來影響到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而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其與法律的關系最為密切，涉及到立法的完善和相關制度的建設問題。實踐中，在解決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時，存在諸多違背司法規律，對既有法律造成沖擊的現象，這種解決方式無疑會產生許多問題，不能完全的化解矛盾，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因此，我們需要直面目前涉法涉訴信訪制度存在的諸多問題，研究解決之道，通過制度創新健全涉法涉訴信訪機制，讓其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規范和完善涉法涉訴信訪制度的關鍵，首先應建立健全制度化、規范化的法治治理模式，把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納入到法治的軌道上解決，通過制度的功能吸納案件，在制度中化解矛盾，隔斷制度外的解決之路，從而使涉法涉訴信訪在制度的可控范圍內運行，真正達到社會的有序治理。其次，建立健全司法體制，提高司法在信訪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司法是一個國家最為普遍的糾紛解決機制，它應當充當穩固社會的中流砥柱，保證絕大部分案件能夠通過司法程序能夠真正得到解決，釋放社會積壓的矛盾。而對于我國目前社會情況來說，信訪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通過信訪來保證公民申訴權的實現，保證權利救濟的暢通，實現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

（一）革新涉法涉訴信訪制度治理理念

當前，大多數國家都進行著法治化的社會治理，我國也承認法治在社會治理中的重大作用，并將依法治國載人憲法。信訪制度是我國特有的糾紛解決機制，但其在治理理念上存在著人治化的傾向，不利于我國社會矛盾的有效治理。因此，當前，加強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法治化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分析我國的信訪工作實際，它作為一種社會救濟方式主要承載公民權利救濟的功能，通過司法外途徑來解決糾紛和實現公民的權利救濟，是對正常的司最后，規范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方式。信訪接待人應改變傳統人治型處理模式，培育法治意 義上的信訪工作態度，在處理程序上，按照法律規定合理合法的處理矛盾，不能夠以領導批示的方式處理信訪案件，應將信訪接待統一納入法律規定的和本部門工作程序的要求之內中。既不一味的遷就信訪人的無理要求，也不損害信訪人的正常權利，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據可查。涉法涉訴信訪人往往能最直接感受到執法辦案人員的態度和行為，通過涉法涉訴信訪，往往能夠及時發現、處理和預防失職瀆職、徇私枉法等腐敗問題。據統計，在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立案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件中，有八成左右是來自群眾信訪舉報提供的線索。

5（二）重構司法信訪體制

從權力的角度理解，司法公信力在于權力的主體，權力的運行包括結果應具有程序上和實體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必然是一種能夠引起普遍服從，又能引起普遍尊重的公共性力量，具有能夠贏得社會公眾信任和信賴的能力。從受眾者角度理解，受眾者表現出對司法權威感性上的信任程度和理性認知上的客觀評價，對于審判權限，審判程序以及判決結果具有內在的信任力，甘愿將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交由司法機關予以定奪，并理性的自愿承受判決結果，即使該判決與自身利益相悖。6總體而言，司法公信力是一種信任與被信任的關系，是在民眾與司法機關的互動之中所彰顯出來的公共性力量。從人治社會逐漸的向法治社會轉變，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法律的至上性權威性應該得到絕對的保證。而要保證法律的權威，首要的目標則 5張宇、董鵬祥著：《信訪工作理論與務實》，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第 87 頁。鄭成良、張英霞：《論司法公信力》，載于《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第5頁。6 是要樹立起司法權威，在司法無法守護法律的底線，不能成為公眾利益的最后維護者的情況下，司法權威則無從談起。同時一個具有權威的司法必然是具有公信力的司法，因此，提高司法公信力應當作為我國社會權利救濟的重要著力點，必須予以重視和保障。

涉法涉訴信訪在制度安排上，應體現為配合正常的司法途徑，是對司法審判的合理補充。從目前來看，在一些案件中當事人對司法判決的不信任，公眾對司法腐敗的深惡痛絕，對司法不公的痛心疾首，使得我國司法公信力不足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原因有司法主體本身的問題，也有民眾思想意識的因素；有體制機制的問題，也有外在因素的困擾。因此，必須從宏觀上著眼，既要逐步培育民眾的法治意識，又要規范司法職業者本身的行為；既要從司法體制內部去設法完善，又要理順外部關系，排除外界干擾。只有綜合全面的著手，才能重建公眾對于我國司法的信賴。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在于維護正常的糾紛解決機制，使得大量矛盾能在司法程序中消化。這樣一來，有利于轉變公民信訪不信法的觀念，減少涉法涉訴信訪的激增。另外，司法體制建設方面，應建立起法院、檢察院統一協調的涉法涉訴信訪工作體制，承擔起涉法涉訴信訪的重任。對于檢察院來說，應在其內部設立涉法涉訴信訪受理部門，通過專門的機關來處理屬于檢察院工作范圍的涉法涉訴信訪工作。職能安排上，首先應負責受理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把原來屬于各黨政機關、人大及其他部門的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交由檢察院受理，通過分析事實，講解法律，相互協調，并最終做出決定。如果信訪人不服調解結果的，可向上級檢察機關提起信 訪。其次，通過分析案情，認為屬于判決錯誤應當提起再審的，應當向法院提起再審，通過法院啟動再審程序，來處理該類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加大對人民法院對信訪案件的工作力度。通過法院體制改革, 是我國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直接關系到能否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平正義。7最后，監督執行工作。檢察院負責其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的執行工作，屬于判決得不到執行的案件，應加強執行工作，發現違法情況，應及時糾正。在工作程序上，應本著最便利信訪人的方式進行，切實維護信訪人的正當權利，降低信訪人尋求救濟的成本。

涉法涉訴信訪制度是我國當前社會整體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通過歷史角度來看，信訪制度在我國由來已久，在我國具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在社會大眾中具有一定的基礎。但是，目前我國涉法涉訴信訪制度的實際應用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包括認知、適用、執行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偏差，使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沒有發揮其所應具備的作用，造成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影響社會整體進步的因素的存在。因此加大力度解決好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對我國社會整體發展與建設具有重要作用。

7車傳波：《論我國法院體制改革的路徑》，載于《當代法學》2011 年第 4 期，第 90 頁。

第四篇：涉法涉訴信訪解決機制探析

涉法涉訴信訪解決機制探析

奇臺縣法院職衛國

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或有利益訴求時，需要尋求解決和表達渠道。維權、利益訴求的解決和表達方式，應排除私力救濟和表達，因為它可能演化成暴力；應大力提倡公力救濟的解決和表達方式。我國的公力救濟方式最基本的是兩種：一是通過信訪，向政府表達利益訴求，請求政府落實政策或平衡執行政策給行政相對人造成的損害和損失；二是訴訟裁決爭端，并借助國家強制力實現被侵害權益的補償。

兩種方式并行不悖，但效力上，法律裁決高于行政解決，行政方式解決不了或不服行政解決，利益訴求人和權力維護請求人可以選擇法律方式解決。顯然，法律解決利益訴求是最終的解決方式，也是最高的解決方式。然而，現行信訪處理機制，并沒有將法律手段作為解決社會矛盾和利益訴求的最終手段，動用法律手段的利益爭端雙方不服法律裁決，也加入到信訪行列，轉而向各級政府請求解決利益訴求，形成涉法涉訴上訪。

筆者就基層法院信訪現狀進行分析，思考從全新角度解決涉法涉訴上訪問題，以求共同探討。

現行涉訴信訪處理機制評價

不服法律裁決的上訪和向政府表達利益訴求的上訪統為信訪，并都以信訪規定的處置方式進行處理，所以現行涉法涉訴信訪的處置方式基本套用信訪處置方式，大至為三種類型：一是批示申訴復查，對“確有問題”個案糾錯；

對個案判決不服或執行不到位上訪到信訪行政接待部門，接待單位或領導批示法院主動對已判決生效的案件進行復查，發現問題啟動再審程序，重新審理案件。允許“有問題”的歷史老案進入再審程序，確實糾正了一些“錯案”，平息了一些上訪。但這種方式產生的負面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有三大弊端：其

一、個案“確有問題”的判斷權主體歸屬存在問題。根據三大訴訟程序法規定，認為或發現裁判確有錯誤主體是當事人本人、法院院長（包括上級法院院長）和檢察機關，憑有關單位或領導的批示進入再審，顯然違背了訴訟法規定；其

二、違反再審申訴時效規定，當事人不服判決，法律設置了救濟程序，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上訴，進入上訴審，判決已經生效后不服，如有新的證據，在二年內可以直接申請再審，或向法院院長反映，院長認為判決確有錯誤啟動再審，或由當事人向檢察機關反映，檢察機關抗訴進入再審，別無他途，而沿用信訪條例設置的方式，由信訪接待部門或領導建議復查進入再審，是在法律規定之外設置的新渠道，從法理上講，法律效力顯然要高于條例效力。其

三、不尊重個案審判時的政治、人文、歷史環境，從實事上看，受法官的專業水平、職業道德操守、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區別、當事人訴訟能力和技巧等等因素的制約，不排除個案審判不有錯誤，除此外，個案審判還受當時政策、歷史、人文環境的制約，法律、政策人文環境是不斷變化的，用現行的法律、政策和執行法律政策的水平審視過去的審判并改變過去的審判無疑是存在問題的。比如，過去偷糧票也構成盜取罪，現在認為當時判決錯誤而改判，意味著現在偷汽車犯罪，今后因為汽車是普通交通工具而要改判！對歷史老案批示進入再審，有“錯”即敢，顯然嚴重地損害法律的既判力，個案“公平”可能得到維護，法制環境和執法理念卻嚴重被破壞。其四是復查沒有次數界定，重復復查，多頭復查，沒有終結和終局性，沒有級別規定，只要就個案判決不服上訪，不論一審生效的，還是二審終審了的，還是再審甚至再次審又進行了上訴審的，法律設置的救濟渠道都走上了，上訪縣級、市里、省級、中央級等領導機關都可以批示復查，進入再審，浪費審判資源不說，法律裁判的終性嚴重破壞，法律權威嚴重受損，社會糾紛的解決，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結，還有什么方式可以解決平息糾紛。這是現行信訪解決機制設置上最大的隱患，法制環境的破壞，意味著國家管理會走向無規范狀態。

二是案外補償，情感上滿足上訪人的訴求；

中央對上訪處置要求是硬性的，“事要解決，人要回去”，進省、進京上訪信訪案實行排名通報，有的甚至影響到一方官員前途，所以，地方不惜一切代價，花錢買息訪。對糾纏不清的上訪人要么滿足其要求補償現金，要么給其尋找工作崗位，穩定其心，要么追究本來沒有錯誤的案件承辦人，平衡上訪人的不滿。

任何人在社會生活中都會遇到不幸，在經濟交往中會因預算失誤而遭受損失，因此，對經過法律設置的嚴格程序審判生效的案件上訪，既不能歸入信訪案件，更不能用信訪方式處置，因為法律是解決矛盾糾紛的最后最終途徑，不承認這一點，何談依法治國！其實信訪上的問題，除行政協調解決外，最終還應歸入法律解決渠道，不是相反，通過審判的個案上訪歸入信訪解決，準確地講，通過法院審判的案件沒有信訪。

尋求法律保護是用公權力挽回和減少損失，法律保護并不是確保其不受損失，承擔的風險不能因起訴而轉嫁到法院或政府仍然應該是行為人自己要承擔的風險，基于此，政府補償和救濟，只能限于當事人不能預知的風險，比如天災，應當預知而沒有預算的風險，不能進入政府救濟和補償范圍，如果是因為訴訟引起的損失，賠償責任就應追究到案件承辦人。正因為只要上訪，特別是頑強地上訪，就不分上訪者的實際情況政府給以的補償，在上訪獲利和生產經營收益的博弈中，上訪獲利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促使大批人走上訪之路，形成全國性的信訪危機。

三是看守穩控，阻止進京上訪；

等待復查、補償結論期間，上訪人會繼續增加對承辦單位的壓力，個別上訪人對復查或初創不滿意，繼續上訪，對這類上訪對象一般是要求當地實行穩控看守，終止或勸止其上訪。從各地穩控的情況看，采取守的方式是困難的，特別是涉法上訪對象的穩控還不像沒有通過司法救濟渠道的上訪事件的當事人，這類上訪對象是由上訪人單位或地方政府負責穩控，行政權力的上下級隸屬關系、上級領導對下級領導個人升遷的可調控制性迫使上訪者單位、地方政府盡全力穩控。涉法上訪對象則不同，法院沒有就地穩態控的條件和力量，只能委托上訪者單位或地方政府穩控，由于法院和地方政府或部門沒有行政隸屬關系，委托是松散性的，單位或地方政府接受法院委托的責任就是接受麻煩，在利益獲取和分配不公的現狀下，地方政府或部門本來麻煩就多，穩控還要付出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或單位部門沒有對涉法上訪人員的穩控的積極性。

從現實的對涉法人員的穩控情況來看，大體穩采取這樣幾種方式：一是守。在一定的敏感時期，派干部或居委干部守。守，有個度的界定，守緊了，涉嫌限制人生自由，守松了，現代交通發達，上訪人想走可走。二是勸。派涉法上訪人關系好的干部對上訪對象包干負責，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用個人感情請求上訪人在其包干期內不上訪，避免受到行政處罰。三是關。在敏感時期，為防止上訪，影響地方穩定政績，個別地方干脆借用公安力量，找一個治安借口，對上訪人實施拘留，敏感期過，再解除拘留，發生行政亂作為，侵害上訪人權益，導致新上訪訴求。四是攔。發現有進省進京上訪人員，地方政府派員到車站攔截，強行帶回住所地。為了取得攔截效果，地方分別在市、省、京設立常駐機構，安排常駐人員，快速反應分段攔截。穩控方式最大的 是工作成本高，使本來緊張的地方財政雪上加霜，強行穩控侵犯人權。

涉法涉訴上訪行為心理動機探微

用法律武器解決紛爭，實現利益訴求和維護權益是行為人的理性選擇，但為什么理性選擇即訴訟之后還要非理性選擇即轉而向政府上訪表達利益訴求？ 結論是和上訪人利益預期、心理動機、認知水平和對法院執法懷疑等因素有關。

利益預期誘因 第一、上訪成本與上訪獲利預期比對，上訪成本投入少，獲利預期大。人的所有行為可推定為理性的，具有趨利性特征，從經濟效益視角看，選擇上訪途徑是

因為上訪成本一般低于其他途徑，而利益或目的的實現程度要高于其它途徑。

一般來講，上訪人上訪成本包括以下三種成本：顯性成本 顯性成本是直接成本，是上訪過程中發生的、可以比較明確地用數量來表示的各類費用。一般包括上訪過程中的日常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花費、印制或找人代寫上訪材料的費用等。隱性成本 隱性成本是上訪過程中發生的、與上訪行為直接相關的、無法用明確數量來表示的各項成本。比如上訪人及其家庭承受的心理壓力、對孩子心理造成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導致的對整個家庭的后續影響。這些成本一般是無法用數字來計量的。機會成本 這種成本是指由于上訪人產生上訪行為而導致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活動所帶來的損失。一般包括上訪期間所耽誤的生產以及其他可能的收入，如莊稼的收成、企業生產經營利潤、打工收入等等。

直接成本投入上訪人有自行操控性，比如車費，上訪人可以采用搭便車，甚至逃票減少費用；食宿費用，上訪人是些過慣了貧困生活的底層民眾，沒有奢求，可以自帶干糧，可以邊上訪邊拾荒補充費用，可以寄住親戚家，還可以住橋洞露宿街頭，上訪的顯性成本顯然很低。至于隱性和機會成本，對上訪人來說，可以忽略了不計。在農村，由于受文化素質的制約，上訪人根本不能顧及到這些影響，其實，上訪是整個家庭、家族或鄰里的一致行為，如果在這一影響的圈子里有清白人，倒不至于出現上訪，即使有上訪行為，也會是短暫的，不會纏訪外地，因此，隱性成本對落后地方的上訪人來說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涉法上訪中，呈“兩多兩少”特征，即發達地區人少，老少邊窮地區人多；年青人少、老年人女同志多，他們一不是生產主要勞動力，不影響莊稼收成，二也不是生意人，不能從生意中獲得利益，三不是經濟發達地區，除了從事生產具有少量利益預期外幾乎沒有其他機會利益，正是隱性成本和機會成本投入少的反映。

和上訪利益失去相比，上訪獲得的效益明顯：一是訴求甚至是不訴求可能獲得盡快滿足。通過上訪尋找上級機關和領導對下級機關或直接責任領導的批示和督辦，行政權力的巨大制約作用，使得下級為了免受責任追究，違背歷史事實和當時政策，花錢息事寧人地滿足上訪人的一切要求；二是上訪能取得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特別是上級政府和各種媒體的支持，這種支持可能是對侵害行為的施動者產生某種壓力而有利于問題的解決；三是通過上訪接觸更多的人和事，豐富了社會資源，了解了有關機關的辦事程序，通過上訪積累經驗和相關知識，成為地方其他人今后辦事的向導，從無名無望可能變成地方名人，由此還有可能獲得一定政治資本，成為地方權力擁有者。

第二、訴訟程序解決與非程序解決博弈，非程序具有經濟性特點。法律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有國家強制力作保障，選擇法律途徑維護和保護權益從理論上講是理性選擇。但法律途徑解決有天然缺陷，即程序性強、限制條件多。比如法律解決糾紛，要得出最后結論短則３個月（簡易程序且判決不上訴），長則一年甚至兩年，要執行兌現有時時間拖得更長；要想勝訴，對糾紛對錯要舉證證明，執行則要提供可供執行的財產線索等，維護和保護權益有諸多的不確定性，當事人還要選擇法律途徑，原因恐怕僅僅是法律途徑尚有國家強制力作保障，多一種選擇方式。在程序之外另行選擇非程序性解決，即上訪尋求行政權力解決，主要是行政解決方式的便捷性和實用性特點決定的。我國是個有崇尚行政權力文化傳統的國家，行政權力解決問題往往是領導一個表態，一個批示即可完成，這是行政上下級權力運行體制決定的，下級領導（具體解決糾紛的）職位的保留和升遷，決定權是上級組織和領導，領導個人意愿甚至大于組織，即使是人大選舉任命的官員，提名權仍在組織或領導。因為法院人事、財政地方化特征，執法行為受地方政府拘束性很大。行政救濟方式直接性和對法律救濟方式的制約性特點，進人法院審判程序的案件，無論是刑事還是民商事、行政案件，盡管審判機關是運用法律、法規對雙方或多方利益訴求的居中裁判，只要對不利于已方的裁判，不滿人自然向行政權力靠攏，尋求上級對下級權力控制來解決利益訴求，于是對個案審判的不接受或盡管內心知道審判合理但心理不平衡時選擇上訪途徑，涉法涉訴信

訪由此形成，信訪在下級解決不了，就上訪更上級，大量經過審判裁決的案件歸到信訪行列，信訪形成社會性危機。

認知差異誘因,當事人信訪不信法，有其認知上的原因，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法律規定與道德認知差異，造成對法律判決的不理解。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是道德的最高表現形式，具有強制性，要求人們強制地遵從其規范，而道德存在于人們的認識之中，具有自為、自律性特點。對規范和規則的認同，是人們遵從的內心動因，法律帶有強制認同特征，即不認同也要遵守，道德則帶有自覺認同特征，是歷史、文化和風俗積淀的結果，在法律不為人充分認識或充分信仰的時候，認識問題往往從道德層面上考慮，接受道德規范。比如，在農村，傷害案件的處理在法律上和道德認識存在差異，民眾認同的是道德遵從：法律處理上，是以傷害結果為判斷起點，考慮起因誘因而劃分過程中責任，道德認識上，是從起因為起點，平衡傷害結果，民眾認為，誰引起糾紛誰就對傷害結果負責，出現傷害結果是對起因過錯的正當防衛。由此，如果引起糾紛的起因方受到傷害，法院支持起因方要求報復方承擔傷害后果的話，必然遭到報復放到不滿，判決也同時不被當地民眾接受。二是法律規定與實際認知差異，造成對法律判決的不認同。在農村，矛盾糾紛起訴到法院，都是些在個人私力范圍內因為承擔責任的能力問題解決不了的糾紛，由此，案件到了法院審判結案，因為經濟落后，當事人償付能力差強制執行也不能到位。另外，農村普遍不接受法院對傷害案件的實體判決，因為法律規定與農村風俗和實際情況存在差距，比如損失賠償，法律規定人身傷害應賠償醫療費、護理費、誤工費、營養費等等，醫療費盡管存在人為虛高現象，當事人尚能接受，因為與之相對的另一方并未獲得實際利益，護理費、誤工費、營養費三項是加害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有些被害人在家里根本不從事勞動，即使從事生產勞動也不會有當地年統計數字上的平均收入，而法院判決卻是嚴格依據統計數字確定的標準，“三費”判決就不為案件當事人一方接受，民眾也不認同打官司賺收入的做法，所以案件即使判決了，兌現也難，案結事不了，上訪更不可避免。

對執法懷疑誘因,首先是對執法者不公不廉的合理懷疑。從我國法官特別是基層法官的組成上看，民眾對法官沒有信服感。法官是憑借高尚職業品質、淵博的法律知識、豐富的人生閱歷評判是非的職業，然而，中國特別是基層的法官，是由以下幾種人員構成的：軍人轉業分配、教師改行、行政干部轉行或直接調動到法院擔任領導職務、社會招考和院校分配，除法律院校分配的外（法律院校分配到基層法院的比例極少），這些人員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專業知識全憑邊干邊學，學一點用一點，需用一點學一點，既沒有系統性，過不能確切理解立法原理和法條意義，專業水平遠不如律師，甚至社會的其他法律愛好者，因此，其執法行為不為民眾信服。

從少數法官行為不檢點的事實表現上看，民眾對法官沒有信任感。個別法官的職業操守和素養不高，為貪圖小利，接受請吃送禮，在自己的朋友或親屬面臨官司時，袒護或公然為其說情，喪失法律原則，特別是省級、市級法官院長的貪污受賄落馬的曝光，民眾對法官信任的防線徹底崩潰。其次是法律判決執行不到位。執行難本來不應該難，因為有國家強制力作保證，然而法律的執行卻成為法院乃至社會性的難題，一直困擾著法院并殃及黨委和政府，此僵局形成原因：被執行人履行沒有能力，在社會上有勢力的一般不會形成訴訟，在私力范圍內協商解決了，形成訴訟的就是無能力承擔法律責任或自認有其他保護不愿意承擔法律義務的；“法律白條”的宣傳誤導了民眾，民眾形成打了官司社會風險就全部轉嫁到法院的錯誤認識，沒有形成打官司法只是利用公權力救濟，減少風險，不能彌補風險；訴訟當事人訴訟投入成本過高，有投入就應該有回報；當事人人承擔社會風險能力差，一個官司不能的后果是傾家蕩產。民眾打了官司，勝訴了卻不能執行到位，選擇上訪勢在必然。涉法涉訴上訪解決方法的回歸

信訪已成為中國的嚴重社會問題，涉法上訪案的解決方式也套用信訪事件的方式解決，從結果上說，一個具有行政法規性質的國務院信訪條例把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也框入了進來，混亂局面由此無法收拾，使眾多的已經通過法律裁決了的矛盾糾紛也歸入到了信訪隊伍行列，大量審判生效了的案件當事人滯留首都，法律在此顯得無能為力。解決信訪問題，筆者認為首先要梳理概念，現階段的基本認識是，凡到上級部門反映訴求的行為都稱為信訪，概念上有混淆，根據國務院《信訪條例》的界定，信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采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依法由有關行政機關處理的活動。采用前款規定的形式，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稱信訪人。訴求是要求行政部門依據政策解決的上訪，應稱為信訪事件，通過法律裁判不服的上訪，應稱為信訪案件，其次是區分解決方式的性質。社會矛盾糾紛的解決有兩種途徑，行政解決方式和法律解決方式，行政解決方式最終應服從法律解決方式，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決矛盾糾紛時，法律是最終的解決方式。現階段由于通過了法律裁決的案件仍然可以成為信訪事件并納入信訪事件的解決渠道，信訪事件和信訪案件在解決方法的混同和錯位，信訪不僅成為社會問題，而且沒有更好方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原因在于社會矛盾沒有了最終解決的，能作為終局性的解決渠道。

職能回歸，法律應具有解決社會矛盾和糾紛的最高效力，法律的裁決應具有終局性，在程序合法，執法者職業行為沒有合理懷疑的疑點，個案即使實體上似乎有不公平之嫌，也應視為法律上的公平。在這種理念下，涉法信訪的處置就要有別于沒有經過法律設置的嚴格程序審判的其他信訪事件的處置方式，其一就審判案件的不服或執行訴求的上訪，管理責任部門應是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不應是政府所設的信訪部門。人大處理訴訟案件的上訪處置原則應該是查“人”不查“案”：對案件審判程序和實體裁決不服，應按法律設置的程序救濟——通過上訴或申訴解決。對具有了終局性的案件實體判決，要堅決維護其既判力，不能隨意進行審查和評判，即使是案件確實有錯誤并實質性侵害當事人權益的，個案也不能糾錯，在維護個案既判力的同時，人大啟動聽證程序，確定錯誤性質和錯誤對當事人造成的損失，督促進行國家賠償，國家再向造成錯誤的具有主觀惡性錯誤的承辦人追償，所以人大查“人”不查“案”；人大選舉產生法院及法院工作人員，任免權和罷免權法定是人大的職權，對辦案人的不服（因為職業品行的懷疑），人大啟動調查權、和罷免權，對違法辦案的辦案人進行責任追究。對于上訪反映執行不到位的上訪案件，人大啟動工作監督權，督促執行或追究不作為行為的責任，所以人大查“不作為”，不查“作為”。如屬于不可預見的風險而導致訴訟并因執行不能到位引起生產、生活困難的上訪案件，轉入政府救助渠道支助和生活困難。職責回歸，國家從其性質和職能上看既具有管理性又具有專政性，從管理性上看，民眾的合理訴求國家應盡一切可能予以解或滿足，對正常的信訪，根據上訪人申請救濟的渠道選擇，可以運用行政救濟方式解決，在行政方式不能解決的時候，訴求的解決應納入法律裁判的范疇，運用國家強制力確定訴求的合理性寶實現合理訴求，通過法律裁決確定了訴求后，當事人仍然提出不合理訴求，甚至用非常規手段實現訴求，國家就應運用專政職能予以打擊，保障正常的社會秩序。在處理信訪事件和案件時，基于防范矛盾的激烈化，國家基本放棄了專職能，一味遷就上訪人，對信訪事件，運用行政權力強力滿足上訪人無理的不合理的訴求，導致越鬧得級別高的越獲利，對信訪案件的處理，也運用行政權力強力啟動不應該隨意啟動的法律程序，無休止地復查再審，損害個案法律的既判力，或對信訪事件、信訪案件不論政策有無規定，不論原處理對與錯，運用行政權力強力進行救濟滿足，使之上訪人上訪隊伍越來越大，級別越來越高訴求越來越不合理。對非正常的上訪，符合治安拘留的要拘留，符合勞動教養的要教養，要運用法律強制手段予以打擊，保護和打擊永遠是國家職能的雙刃劍。抑制信訪不當利益取得。直接成本不可操控，隱性和機會成本可操控性，新聞發布，公布真相。

救助歸位，國家對真正的社會弱勢人員予以救助，也是基本職責之一，但要分別救助對象，屬于遭受不能預見或不可抗力的社會風險導致生活困難的，國家和政府理應進行救助，反之不能成為救濟對象，如果能預見或應當預見的社會風險導致的困難也能進行救助，勢必帶來社會成員亂作為或不作為。規范救助秩序，需要進行救助的，不能領導批示就進入救助范圍，應該由本人申請，基層確認。由此推演到信訪對象的救助問題，對非正常上訪的人一律不能進行救助，更不能為了息訪無原則地進行救助，對正常上訪的人，一方面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存地確認訴求的合理性并實現訴求，一方面對因為引起訴求而造成的損失進行社會救濟，對進入訴訟程序的不服判決的信訪案件的上訪人，不維護法律既判力度前提下，啟動人大調查機制，對辦案過程和辦案人進行辦案違法調查，屬于因無法辦案造成當事人人上訪并由此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的，啟動國家賠償，對當事人人進行合理補償，國家再啟動責任追究機制，實現對利益再補償(全文完）。

第五篇：簡論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機制改革

簡論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機制改革

論文摘要 當前的涉法涉訴信訪局面依然很嚴峻，為改變信訪格局，有效化解信訪矛盾，對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機制進行改革顯得日趨重要。根據基層院面臨的信訪現狀進行分析，提出檢察機關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對策，進一步完善檢察機關信訪工作機制。

論文關鍵詞 涉法涉訴 特殊機制 信訪機制

近年來，涉法涉訴信訪改革工作已成為政法系統重點工作之一，旨在改變上訪人“信訪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信訪局面，將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納入法治軌道妥善解決。但涉法涉訴信訪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越級訪、重復訪、赴省進京訪、集體訪、纏訪鬧訪等非正常上訪問題突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本文以筆者所在縣院信訪情況為基礎，對涉法涉訴信訪機制改革問題管窺一番。

一、檢察機關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現狀

（一）問題涉及領域廣

從反映層面看，觸及的層面不斷加深，有反映社會管理、經濟利益、體制改革相關問題的，也有不服判決上訴、申訴的、反映判決不公、反映不予立案、反映違法違紀等；從反映內容看，涉及惠農政策、城鎮規劃、社會保障、勞資糾紛、合同糾紛等法律法規，一般涉及面廣，政策性強，處理難度大。

（二）信訪主體范圍大

筆者所在縣原有的信訪主體主要是農民、城區下崗工人等弱勢群體，近年來隨著出國經商務工人員增多（該縣作為新興的“山區僑鄉”，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赴歐洲、美州、大洋洲等23個國家的出國人口達13600多人，占該縣總人口12.8%），涉僑的經濟糾紛、法律政策方面的問題增多，華僑、歸僑也成為該院重要信訪群體。近3年來，共受理華裔征地拆遷糾紛信訪件4起、民事申訴1起。

（三）信訪連續性強

信訪人的訴求大多不容易解決，因此有些信訪人在訴求未實現或對解決結果未達到其意愿的情況下連續鬧訪，如向多個部門上訪或進市赴省連續上訪，如筆者所在院辦理的馮某上訪案、葉某上訪案，曾多次就一個信訪件連續向省、市院及紀委、政法委等部門上訪。

（四）信訪擇機性增強

在重大會議、節日及敏感時期，信訪人總是錯誤地認為“只要在敏感時期鬧一鬧總會有好處”，因此在特殊時期，涉法涉訴信訪量上漲趨勢增多。

二、檢察機關涉法涉訴產生的原因

（一）利益格局調整與變化

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城鎮化進程加速，因房屋拆遷、土地征用、占地補償、群眾安置等問題引發的矛盾日趨增多。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查辦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職能深入人心，所以群眾認為檢察院是管公務員違法違紀行為的地方，凡是個人利益與政府機關發生矛盾時，就容易到檢察院上訪、信訪，希望能夠通過檢察院對個人利益給予解決，從而導致信訪工作絕對數量的增加。例如筆者所在院2013年以來受理的來信來訪案件，其中不屬于檢察機關管轄范圍的征地補償、拆遷安置等方面的信訪件占45%，而且有很大比例信訪件是由于近年房價上漲過快，群眾對原本簽定的拆遷補償標準不滿，希望政府相關部門增加補償無法實現，才向檢察院申訴謀求個人利益的實現。

（二）終結機制不完善

現行法律對公民申訴、申請再審的時間、次數沒有具體規定，導致終結機制不完善。群眾的信訪訴求若得不到滿足，往往會堅持信訪。現行法律規定的出發點是為保障群眾的申訴權，但在現實司法實踐中，一些信訪群眾由于個人訴求始終無法得到實現，而上訪的成本比提起民事訴訟的要低得多，因此出現反復信訪，越級上訪的情況。

（三）特殊案件易引起涉法涉訴信訪

涉法涉訴信訪訴求內容廣泛，形式多樣。主要有以下三類案件：一是遺留性的歷史問題形成的案件。此類案件由于受時間跨度長、基礎資料不全、人員變動較大等因素影響，檢察院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方面客觀上存在一定的實際困難。二是困難特殊群體案件。這類案件往往比較敏感，且因其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而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檢察官在這類案件的權衡利弊上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涉法涉訴信訪問題。三是征地拆遷案件。由于受各種利益相互交織、法規政策的差異、具體操作的專業性等因素影響，一些相關的司法案件處理結果無法得到當事人的滿意，從而引起涉法涉訴信訪。

（四）信訪人自身的原因

一是信訪人法律意識淡薄，缺乏正確的訴訟觀念。當案件與個人利益相違背時，會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旦未獲得滿足，便以上訪為途徑解決。二是部分信訪人存在“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不良信訪思想。近年來，以農村老年人上訪為主，普遍是文化素質較低，法治意識差，性格也比較偏執，無論其個人訴求是否有理總要求政府包攬。盡管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告之當事人相關事宜，但當事人仍然無動于衷。

（五）司法獨立的體制尚未形成在現有的體制下，檢察機構人事和財政受制于地方政府，而人員的任命都是由組織、人大等單位運作，不能完全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

三、檢察機關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對策

（一）進一步完善檢察機關信訪工作內外部協調機制

1.加強內部聯系，形成工作合力。妥善處理好每一起信訪案件，嚴格部門首辦責任制，對各部門信訪事項首辦責任進行明確界定，將息訴罷訪貫穿于案件辦理的始終，在發揮各自職能和業務優勢的基礎上形成全院“一盤棋”格局。各部門在辦理案件時要有風險意識，做好風險預警評估，及時向領導報告并向控申科通報情況。

2.建立外部銜接機制，爭取多方配合。加強與同級工作部門常態化聯系，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強化政法委、公檢法、司法、信訪等部門的工作合力。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信息資源共享平臺，將案件資源統一共享，逐步完善上訪聯合調處機制。

（二）暢通信訪渠道，努力建立涉法涉訴信訪工作長效機制

1.建立涉訴信訪案件代理制度和預約聯合接訪制度。一是建立涉訴信訪案件代理制度。信訪人可在檢察院里選一個自己依賴的檢察官作為其向檢察機關信訪的代理員，信訪人只要按檢察機關的要求提供相關材料就行，由這名信訪代理員替信訪人執行在檢察機關的相關信訪流程，或是將信訪材料投送至具體管轄單位，從而幫助信訪人解決具體問題，這樣避免多頭表達訴求，解決無序訪、盲目訪、多頭訪和重復訪的問題。二是實行預約聯合接訪制度。對一些特殊信訪件，檢察機關在初步調查了解后，可以主動會同與信訪內容相關單位及信訪人所在的村、組以及社區對信訪案件采取預約聯合接訪措施，對信訪人的訴求可以比較及時的作出明確答復，對一時不能解決的信訪件也能明確解決方向，避免信訪件在各部門之間不必要的來回往返，以及信訪群眾因長時間的等待而導致的不滿，從而變信訪被動為主動，扭轉檢察院被信訪人牽著走的局面；變上訪為“下訪”，讓老百姓感受到司法的溫暖和法院解決問題的決心；實現與群眾“零距離”接觸，降低信訪工作成本。

2.建立健全陽光信訪制度和信訪終結制度。陽光信訪是指以公開、透明原則辦理信訪案件，使信訪件的辦理過程體現以人為本、依法辦理、公開公正的目標。建立“陽光信訪”，必須通過創建信訪網絡平臺，建立相關的公開制度、查詢機構等方式，全面提高政府的開放形象，同時，引入媒體和社會各界的監督，這樣，一方面提升政府等機關辦理信訪案件的水平和能力，極大地改善群眾對政府機關處理信訪件拖拉、不負責的印象，另一方面通過強化監督，確保了信訪案件辦理的公平、公正，有效減少無理纏訪、鬧訪的發生。信訪終結制度是解決“重訪”、“纏訪”、“涉訴訪”問題的法治化手段，而能否建立起公開透明、剛柔結合的信訪終結程序規則必將成為關鍵所在。應當在保障公民申訴權的基礎上，逐步的確立信訪案件終結機制，列明信訪案件終結的條件，當符合信件案件終結的情形出現時，即使信訪人一再無理纏訪、鬧訪，司法機關也有權依法對信訪案件進行終結，例如對合理訴求解決到位、實際困難妥善解決的，層報上級政法機關作出終結決定，以維護司法裁判的權威性和終局性。

3.建立健全常態化的派出接訪或巡回接訪制度。對上訪量較大的鄉鎮，適時派出接訪組或巡回接訪組，并采取高度透明的方式向民眾公告。筆者所在院近年來依據客觀環境的變化，對一些上訪量較大的鄉鎮開展調研，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試點在部分信訪量大的鄉鎮設立檢察聯絡點，制定檢察聯絡點工作機制及業務辦理流程，派出接訪組定期到聯絡點開展接訪工作，信訪群眾不出所在鄉鎮即可反映情況，檢察機關受理后在規定工作日內將信訪件辦理情況上門反饋，若信訪人對反饋意見不滿意，則通過檢察聯絡點按流程進一步申訴，這樣使得群眾對待信訪的心態比較平和，對相關信訪問題的解決也能較為包容，不容易發生群體訪、鬧訪等比較激烈的不正常信訪形式。

（三）加強信訪工作隊伍建設，提高處理信訪問題的能力

一是加強學習，不斷提高執法辦案和釋法說理能力。人才是解決群眾信訪問題的最關鍵要素，對群眾信訪問題解決的好壞，對信訪群眾的心理印象及辦理信

訪件的社會效果，往往取決于我們檢察干警法律素養、業務水平、群眾工作能力的高低。二是充實人員，加強力量。制定“A+B崗”，充實控申干警力量，加強干警對信訪工作的認識，提高處理涉訴信訪工作和開展群眾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四）加強宣傳教育，規范當事人的信訪行為

努力通過各種途徑可以利用“檢察長接待日”，“舉報宣傳周”等活動，加強與各種媒體的聯系，擴大法律宣傳，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確立遵照法律規定、按照法定程序來謀求權益實現的意識，依靠社會力量和群眾輿論做好化解矛盾糾紛，達到息訴罷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