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取保候審中財產保證形式合理性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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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審中財產保證形式合理性之我見 作者：劉素美

來源：《職業·中旬》2010年第11期

所謂取保候審是指公檢法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交付保證金,并出具保證書保證其隨傳隨到的強制措施。刑事訴訟法修訂以后,不少學者和司法實務界人士就提交一定數額保證金這種方式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其中很多論證都指出保證金制度容易滋生腐敗。我們不能因為實務中保證金制度適用上的瑕疵而否定保證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正確的做法是針對目前實務中的種種弊端加以改進。

一、取保候審制度的理論基礎

現代刑事法學的發展得益于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法》。罪刑法定原則與無罪推定制度從起源上有很多聯系,而我國取保候審制度與國外的保釋制度有極大的相似性,其理論基礎也頗為相似,因此論證取保候審制度的理論基礎也可參照保釋制度。

無罪推定原則是保釋制度得以發展完善的理論基礎。無罪推定原則首先出現于英國普通法的訴訟理論中,后來為美國憲法及其訴訟實務所采用。在大陸法系,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最早在理論上提出了無罪推定的思想。他在《論犯罪與刑法》一書中指出:“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作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擔保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應折磨一個無辜者”。法國1789年《人權宣言》

第9條明確規定:“任何人在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當被假定為無罪。”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1款也規定:“凡是受刑事控訴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障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1950年的《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2款也作出了類似的規定。1966 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再次確認無罪推定的原則,在第14條第2款中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沒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它將無罪推定作為人類家庭成員應當享有的一項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要求締約國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保證。

在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把無罪推定作為公民基本人權規定在憲法之中。同時,無罪推定原則也已成為全世界公認的基本訴訟原則。根據無罪推定原則,既然被告人在合法宣判之前是無罪的,他就應該享有人之為人所應有的基本權利,不應該對其羈押。對不符合保釋條件的被告人進行羈押,僅僅是為了保證訴訟的正常進行,并非認定被告人有罪,因而在被告人最終被宣告無罪時,應當對其進行損害賠償。在被告人不具有應當被羈押的根據時予以保釋,不是賦予其自由的權利,而是歸還其自由的權利。在被告人的自由不妨礙或威脅到正常的審判程序的范圍內,被告人有權保持自由直到被判決有罪,除非被告人在審判時不準時出庭,否則不應予以拘禁。實行保釋并非“犯罪控制模式” 所主張的僅僅是為了提高訴訟效率,消除看守所人滿為患的現象。而是如“正當程序模式”所主張的,是為了實現刑事程序的正義,其終極的目的是保障被告人的人權,限制政府動用強制手段威脅個人自由、財產等基本權益,保障個人相對于強大政府的獨立、自

由地位。另外,也使偵察機關在客觀上喪失了刑訊逼供的機會。因此,還符合條件的被告人或被羈押人以自由,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必然結論,體現了保釋制度的首要價值——人權保護。

二、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折射出財保的合理性

1.1979年《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取保候審的規定

(1)具體法條。第三十八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對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被監視居住的被告人不得離開指定的區域。監視居住由當地公安派出所執行,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單位執行。對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如果情況發生變化,應當撤銷或者變更。”

第四十條:“對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

(2)對1979年《刑事訴訟法》的評價。可以看出,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關于取保候審的規定是非常簡單的,其具體實施中肯定會出現諸多問題。具體來說,1979年刑事訴訟法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方式只有人保一種,且未規定保證人的責任;適用條件不明確;期限未規定,以至于以取保候審代替結案。因而對于1979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是必然的。

2.1996修改的《刑事訴訟法》關于取保候審的規定

(1)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取保候審的規定概述。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進行了完善到8個條款,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取保候審的規定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具體規定了適用對象:可能被判處管制、拘役或獨立適用附加刑的;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仍然沒有規定不能適用的對象,公安部則有規定:對累犯、犯罪集團的首犯,以自殺、自殘逃避偵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及其他嚴重犯罪的不適用取保候審。第二,增加了保證金的形式。

(2)對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增加保證金形式分析。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增加保證金形式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自覺遵守規定;二是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三是有利于被取保候審人及其家屬的生活和工作;四是可以節約政府開支,減輕羈押場所的壓力;五是可以在不妨礙或不影響訴訟程序的情況下,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方便,找證人請律師,發現新證據,為辯護作充分準備;六是大多數國家規定了財保的方式,放在中國值得研究。

三、現代社會呼喚實行財產保證的形式

1.現在法律價值基礎決定不宜過多依靠保證人方式

所謂個人本位,在法學領域一般與團體本位(國家本位)相對應的概念,正如政治學領域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是相對應的概念一樣。法學中的個人本位,意思是當個人利益與團體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相互沖突時,法律制度的設計應當優先考慮個人的利益,這種價值取向的法便被稱為個人本位的法。從歷史發展看,通常認為古代法和計劃經濟年代的法,是以團體(國家)為本位的;近代的法是個人本位的法,而現代法則是在個人本位基礎上以社會為本位的法,近、現代法均反對國家本位(我國計劃經濟年代的法除外)。也可以理解為:法律的價值取向經歷了國家本位——個人本位——社會本位這樣的發展過程。人們常常把國家本位等同于社會本位,這是不對的。國家本位與個人本位是對立的,而社會本位則是近一百年的事,它是在個人本位基礎上的發展。

當今社會,法律的價值取向早已經從國家本位過渡到了個人本位為主,社會本位為輔的階段。可以說,強調個人獨立的價值是現在成熟法治國家的基本理念,也是當今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因此,在這樣一種公民社會中,不能因為別人的錯誤而受到處罰已經成為基本常識,保證人的方式作為一種以人身關系為紐帶的保證方式,有違背個人本位之嫌。所以現代法律的價值基礎決定不宜過多地依靠保證人的保證方式,而應該擴大財產保證的形式。

2.市場經濟環境下采取保證金保證形式更具合理性

今天的中國,人口流動性極大,傳統的人口控制方式已經不能夠合理有效地調控社會。即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強制性地約束其他人,這種方式已經不能夠發揮以前的作用。正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限制一個人的有效方式是對其經濟基礎進行限制。法律存在的目的在于合理有效地調控社會關系,特定時期的法律要為特定時期的社會服務,也必須適應特定時期的社會情形。特定時期的社會情形決定了法律的屬性,也決定了法律發揮作用的形式,因而市場經濟環境下應該更多地用市場經濟方式來約束人。所以逐步完善和擴大財產保證方式是必然的,也符合我國目前的國情。

四、我國目前保證金保證形式的“不足”及完善

1.有關保證金的主要問題

(1)收取保證金的數額存在隨意性,這是因為我們目前的刑事訴訟法雖然經過了1996年的修改,但是關于取保候審保證金的具體收取標準和數額的規定仍然不全。為了修補這一缺陷,其他法規也對此進行了相關的補充性規定,如公安部《規定》第75條:“保證金的數額應當根據當地的發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經濟狀況,案件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以及可能判處刑罰的輕重等情況,綜合考慮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規則》第44條:“采取保證金擔保方式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犯罪的性質和情節、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經濟狀況和涉嫌犯罪的數額,責令犯罪嫌疑人交納1000元以上的保證金。”《取保候審規定》第5條:“采取保證金形式決定取保候審的,保證金的起點數額為1000元。”但是這些規定仍然是相當籠統的,并不具有實際的可操作性。因此,造成實務中保證金數額收取的隨意性,原因在于目前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具體,這并不是

財產保證形式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正確的方法不是取消保證金等財產保證形式,而是盡快地完善法律規定。

(2)保證金的收取、管理不統一,沒收保證金操作不規范。這兩點其實很好解決,只要加強監管,對保證金的收取和管理進行合理有序的管理便可。只要加強司法實務人員的素質,加大監管,這兩個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2.保證金保證形式的完善

值得指出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僅有收取保證金這樣一種財產保證的形式,應該增設其他種財產保證的形式加以完善。我國的保證金保證僅限于現金, 不包括個人財物、有價證券以及其他貴重物品,缺乏適用上的靈活性。因此,為了提高取保候審的適用率,減少不必要的羈押,我國應當增加財產保證制度,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非現金財產作為擔保。這樣不僅可以豐富財產保證的執行方式,而且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產生更大的威懾力。

(作者單位:江蘇省泰興市人民檢察院)

第二篇：論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文章

來源 蓮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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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o M 2 摘要 依法治國作為當代中國的根本治國方略具有嚴格的形式性。研究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實際上就是研究法治逐漸走向理性的過程。法治的形式合理性是一種客觀合理性，具有事實的性質，它是關于不同事實之間因果關系的判斷；符合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被稱作形式法治，它不涉及人的主觀好惡以及主觀上的評價，因此，形式法治可以反對專制特權；形式法治有利于維護實體權利；形式法治有利于確保司法公平；形式法治既是市場經濟的要求，又反過來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 法治 形式合理性

緒論

依法治國是我國的根本治國方略，徹底拋棄人治實現法治是現代國家治國的根本要求。按照一種較為科學和合理的分類方法，法治被分為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形式法治是一種嚴格要求法律體系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而實質法治則更多的體現在法律保障社會和人民實質上的公平和正義。

目前國外對于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的爭論和研究較多，一種普遍的要求是在形式法治的前提下更多的實現實質法治的要求。相比之下，國內對于這一課題的研究則顯得不足，只有少數專著和論文論及該問題。

本篇論文試圖通過對已有的材料進行系統的分析，總結原先較為分散的觀點和論述，并努力提出一些新的觀點。

論文分為四個部分：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

二、形式合理性與西方法治的進化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四、在我國強調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義

第一部分從專門論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入手，分析形式法治的一些基礎性概念；第二部分則從歷史的角度觀察西方法治發展的進程，從而歸納和總結出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即法治的發展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過程。第三部分論述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第四部分結合我國的國情闡明我國強調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義。

論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

在探討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之前，我們有必要對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進行區分和理解。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什么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呢？理解這一問題必須先明確兩個概念，即什么是“形式性”和“合理性”。韋伯主要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形式”這一概念:首先是指按照抽象的一般性法律規則處理具體問題,而不是具體情況具體處理;其次是指法律體系的獨立性和自我完善性,即法律規則的適用不受道德、宗教、政治以及權力者個人意志等實體性要素的影響,強調法律的自治性。[1]因此，形式性是指法律強調其外部形式，如一般性、獨立性等，而不涉及它的內在價值范疇。而合理性則主要是一個政治社會學的概念,哈貝馬斯認為,“合理性意味著對一種政治制度的公認。”[2]而這種公認又是基于一定的社會公認價值。它們或者依靠法律規則,或者仰仗傳統信仰,或者依賴統治者人格魅力而維持著對社會的統治。因此,合理性是與正當性相等同的概念,合理性的統治意味著這種統治被社會認為是正當的;同時這也表明合理性主要是一個價值的概念,具有合理性的事物意味著它得到人們價值上、情感上的認同。[3]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具有普遍適用的規則，且用法律之內的標準來處理案件；同時法律一般、獨立的性質被社會所承認，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

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以古羅馬法為基礎,經由歐洲學說匯纂派(即概念法學)的研究推動,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法律類型,它也就是實行“法治”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表現形式。按照韋伯的觀點，法律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西方社會的法律從近代以來經歷了一個理性化的過程，形式化、理性化是現代資本主義法律的根本特征,并且只有這種堅持形式理性的法律才能適應并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法律的理性化過程也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或形式主義的過程。［4］

這里還需要辨析兩個概念，即“形式化”和“理性化”。韋伯是在相近的意義上理解理性化和形式化兩個概念,若將法律的原則和規則進一步細則化、條件化了,這就意味著法律確定性和形式性的增加，可以說法律理性化是法律形式化運動的結果。但是，形式化與理性化也有不同。形式化的法律并不一定是理性化的法律。[5]總之，理性化代表了人對客觀世界自覺的技術性控制,而形式化是理性化必然的外部表現形式,但是只有這種形式化被置于人類理智的自覺控制之下才能保持理性,否則它只能走向理性的反面。

（二）法律的實質合理性

實質合理性是與形式合理性相對的一個概念。所謂 “實質的”是指社會根據道德、政治、個人意志等情感性要素對糾紛具體情況具體處理，而不是根據精心設計的固定法律規則處理社會問題。[6]對于二者的關系，實質和形式作為相對的概念當然具有統一的一面,實質合理性的法律也要具有一定的法律形式,但是“實體理性的法律與形式理性的法律類型的區別并不能僅從法律有沒有形式化去理解(它們可能都具有形式化的法典形式),而且還必須從它們處理實體與形式的關系中去理解。”[7]

實質合理性的法律類型在立法上往往對法律規范與道德、政治規范不加區分,在司法上法律的適用傾向于屈從于實體的道德、政治原則的評價,因此法律缺少獨立性、確定性,這種法律總的來說是“實質性”的。而形式理性的法律則相反,“形式性”的法律堅持法律的相對獨立性,在法律規范與實體性的道德、政治原則關系緊密的場合傾向于排除實體性要素的干擾。關于二者的關系，韋伯的分析是精辟的：“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實的性質，它是關于不同事實之間因果關系的判斷；實質合理性具有價值的性質它是關于不同價值之間邏輯關系的判斷。形式合理性主要被歸結為手段和秩序的可計算性，是一種客觀合理性；實質合理性則基于目的和后果的價值，是一種主觀合理性。”［8］

從韋伯關于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形式合理性具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是客觀性，即法律的形式是客觀的、固定的。法律形式的客觀性從根本上保證了法律自身有標準可循，從而避免了國家家長式的專制對法律的任意專斷和干預。其次是可計算性。法律形式具有客觀標準，一定時期之內不會改變，因此人們可以按照以往經驗對即將適用的法律有所預計。最后是普遍適用性。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不摻雜個人的好惡感情，不偏不倚的適用于所有的團體和個人；而法律的實質合理性由于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價值，因此帶有極強的主觀色彩。一個利益團體不可能把自己的主觀標準強加于所有不同利益集團身上，因此它與形式合理性相比較少具有普遍性。

二、形式合理性與西方法治的進化

（一）西方法治的發展歷史

西方法治的進化是一個從形式法治向實質法治轉變的過程，即從強調法律的形式合理性，逐步轉變為重視法治所能達到的實質正義和公平的過程。但是這一趨勢并不意味著西方法治已經是實質法治。事實上，形式法治仍然是西方法治的主流。

回顧歷史，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治發展的軌跡和一般規律。

19世紀后期，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進步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些頗有思想的學者紛紛提出了各自對于法治的主張。英國的戴雪首先提出了著名的法治三原則，從而邁出了現代形式法治的第一步。這三項原則是：“除非明確違反國家一般法院以慣常合法方式確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懲罰，其人身和財產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且所有的人，不論地位和條件如何，都要服從國家一般法律，服從一般法院的管轄權；個人的權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決定之。”［9］

仔細分析戴雪三原則后，不難看出，他的第一項原則實際上強調了依法統治，即法律具有最高權威；第二項原則著重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項原則類似于現代法制中的司法獨立原則。總的來說，這三項原則都符合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屬于形式法治的范疇，而且從事實上他也沒有提出實質公平、正義的概念。

此后，拉茲也提出了形式法治的觀點并且提出了法治的八條原則:第一,法律必須是可預期的、公開的和明確的。這是一條最根本的原則。第二,法律必須是相對穩定的。第三,必須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第四,必須保障司法獨立。第五,必須遵守像公平審判、不偏不倚那樣的自然正義原則。第六,法院應該有權審查政府其他部門的行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應該是容易的。第八,不容許執法機構的自由裁量權歪曲法律。[10]在這里，雖然拉茲認識到一般法可能含有宗教或種族歧視方面的特別規定，從而在法治原則中包括特別法，但他同時強調特別法要受一般法原則的指導，最終維護一般法的權威。拉茲的形式法治觀念與戴雪相比，更加明確和成熟，基本上涵蓋了現代形式法治的要素，如法律應穩定、明確和獨立。

法治發展到現代，其內容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人們不僅要求以形式法治維護個人自由、反對專制特權，而且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即要求以實質法治消除社會不公，實現實質上的正義。例如，富勒不僅提出法的外在道德性，即法的實體目的和理想，像抽象的正義、公平等，而且強調法的內在道德性，即有關法律制定、解釋和適用等程序上的原則或稱法制原則。［11］富勒在《法律之德》一書里把法律之德區分為內在之德和外在之德,認為法治是法律內在之德的一部分。[12]在他看來,具備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由八個要素構成:一般性、公布或公開、可預期、明確、無內在矛盾、可遵循性、穩定性、同一性。[13]事實上，從富勒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所謂法的外在道德正是實質法治的要求，而法的內在道德指出了形式法治的特征。

此外，像羅爾斯的“社會正義論”和德沃金的“權利論”實際上是對形式法治的超越，是對人類更高的實質正義目標的追求［14］羅爾斯認為，首先,“法律制度是公共規則的一種強制秩序”；相同情況相同處理,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權；“法無規定不為罪”；法律必須以清楚的意思被告知并且被明確地規定；審判必須公平、公開。[15]這一條要求強調了法治的外在規則性。其次,為了調整行為并因此取得為正義所必須的社會合作,規則必須具有某些與法治相符合的特征:必須做的意味著可能做的。[16]這一點實際是要求法律要在實體價值上合理，相當于富勒所說的“法的外在道德”。

（二）當代西方對于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爭論

隨著形式法治理論的發展，其局限性逐漸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顯現出來。更多的學者對其提出了批評和質疑。[17]這些批評和懷疑主要集中于兩點：一是對形式法治下法律的確定性問題的批評討論，二是對形式法治能否達到實體正義的懷疑。

從西方法治理論的發展軌跡來看，關于法治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論爭，其實質是法律確定性問題的爭論。

例如，概念法學的學者一般認為，法律的實體價值通過民主的立法程序和嚴格的司法監督完全可以實現，因此認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具有確定性。

而部分批判法學學者提出，形式化理性化的法律并不像概念法學所想象的那樣天衣無縫,相反地它如此千瘡百孔以至于法律的確定性都只能成為自欺欺人的幻想，[17] 因此作為形式法治核心的規則的合理性是可疑的。

現實主義法學則通過對法律規則適用過程的實際行為分析發現,紙面規則對適用者的約束非常有限,不要說紙面規則本身具有諸多局限,就是紙面規則能夠做到像概念法學所宣稱的那樣盡善盡美,在法律適用過程中也仍然不能實現確定性,這是因為具有獨特個性的法律適用者永遠存在,法律解釋永遠必不可少,事實確定過程總是變化莫測……[18]

至于對形式法治能否達到實體正義的懷疑，則更多的集中于消除社會貧困和保護個人積極自由方面的討論。

然而，實際上，這種論爭的發生是由于資本主義形式法治已經發展到較為完善的程度，形式法治的好處遍及社會各個角落，人們的目光開始轉向其不足之處，要求進一步完善法治，不僅要求法治形式上平等，公正，而且要求法治體現實體價值上的正義。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在不同的學者眼中往往有不同的要求，經過分析和總結，以下幾個方面被認為是形式法治最重要的要求。

（一）普遍性

形式法治要詣之一就是依法統治，即社會成員普遍遵守法律。法的普遍性有兩層基本含義：從表層上看，在一定的國家或區域范圍內，法應該是普通有效的，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它不應受個別人感情因素的支配。形式法治不僅是指普通社會成員要依法辦事，更重要的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也不能例外，使依法辦事成為社會關系參加者活動的普遍原則。更進一步說，法治之法必須普遍適用于社會成員，不允許有任何政黨、團體、組織、機構和個人超脫于法律之外。當然，法律普遍性必須有法律至上觀念和嚴格的程序做保障。在這個意義上，法治所包涵的法的普遍性與法的統一性及公平性相聯系；從深層看，被普遍遵守的法律還應具有被普遍尊重的根據，即法的合理性。它要么是具有某些普適的道德性，從而獲得了被尊重的內在根據；要么是與一定的公共權力相聯系，分享著權力的神圣性。[19]在這個意義上，法治社會的法律必定符合一種更為根本的超越國家與民族界線的更大范圍有效的普遍準則。因此，法的普遍性理論往往與某種社會發展觀聯系在一起，法律也就具有了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功能。[20]

（二）確定性

形式法治的確定性意味著法律規定了人類一定行為與一定后果之間穩定的因果關系。[21]法律確定的東西不會因為一人一事而擅加改變，從而為人群建立和保持大致確定的預期，使公民個人和組織機構的行為有可預期性、持續性，以便于人們相互交往和建立促進各方利益的社會關系。

（三）自主性

當法治具有了獨立自主的性質，它就脫離了工具主義的價值范疇，上升為人類實現自身價值需要的東西。形式法治的自主性首先要求法律本身自治，即法律與道德宗教相分離；其次是從組織和機制上使司法機構或法官集團獨立運行和行使權力；最后是要求法律職業上由專門的法學家集團承擔，而不受其它權威力量的操控。法治的自治性體現在兩個方面：1.法律是由民主選舉的立法機關通過民主的立法程序制定的。盡管立法機制中權力整合的形式多種多樣，但法治社會的制定法都是經過民主方式產生的；2.司法機構獨立運行和行使權利。即司法機構不受行政機構和其它政黨、政治團體的操縱和影響。[22]

四、在我國強調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義

（一）當代中國實行形式法治的必然性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和政治改革總的趨勢是走向民主和法治，但這一過程中也經歷了無數坎坷和挫折。從清末預備立憲、準備開議院、設審判衙門并實行有限分權，到這一形式成為緩和國內矛盾、欺騙人民的把戲；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了形式完備的法治，到《臨時約法》被廢黜，袁世凱拋出“袁記約法”欺騙人民；從1954年憲法給予人民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到文革時期民主與法制受踐踏，憲法被束之高閣，如同廢紙。這一切無不體現了中國實現形式法治的艱難。

在當代西方眾多思想家、法學家提出要通過實質法治實現實質正義的時候，我國面對的是法制不完善、執法和司法機制不健全、法律監督軟弱無力，以及公共權力難以巡撫等情況，因此，現在追求實質法治不僅是一種奢求，而且會帶來種種弊端。

第一，實質法治要求運用道德原則作為立法、執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則，但是當今中國社會利益和價值日益多元化，要想確定“道德”和“正義”的含義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同的利益集團對正義和道德的概念不同，導致他們對道德和正義的要求也相異。

第二，正如哈貝馬斯所言，“實質法治中的福利法的實施本意是為個人特別是處于不利社會地位的人們行使權利和自由以及維護尊嚴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但結果卻造成了對私人自治的侵犯，對個人自由的干預，以及對個體尊嚴的冒犯。”[23]在我國，目前還不具備實施福利法的物質和制度條件，而且盲目實施福利法會破壞剛剛起步的法律形式平等的建設。

第三，實質法治強調的是運用正義原則介入立法和司法過程，然而這一介入，對當代中國來說，在形式法治未完備、國家權力缺乏約束、法律從業者職業素質不高的情況下，只能使法律自治被打破，立法民主性和司法中立性被破壞。[24]

最后，實行實質法治，必然要賦予行政執法機構和司法機構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在執法和司法工作人員法治意識不強、素質不高、不受嚴格程序約束的情況下，容易造成執法和司法上的新型專斷。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由于法治剛剛起步，以及法治建設還受著眾多不利因素制約的情況下，只能是按照法治發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發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趕國際潮流、跳躍式發展，盲目引進不適合國情的東西。

（二）當代中國實行形式法治的意義

形式法治可以反對專制特權。封建的君主專制時期，統治者言出法隨，法律隨人而定，成為為某些集團牟取利益的工具，而且法律極不穩定，廢立全憑一人喜好，人民無所適從，甚至手足無措。相比之下，現代法治社會，普遍適用的法律代替了特別適用的法律，獨立的法院代替了作為政治附庸的審判機構，平等的契約法代替了體現特權的身份法，人民立法代替了王法。總之，形式法治對于防止專權，保護人民權利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形式法治既是市場經濟的要求，又反過來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一般的、普遍的法律有利于被市場主體熟悉和掌握；明確、穩定和平等的法律有利于保障效率；獨立的司法程序有利于及時解決糾紛，公正分配利益。總之，形式法治有利于促進市場效率，維護市場主體權利，以及保障交易安全，在當代中國具有重要意義。

形式法治有利于維護實體權利。形式法治講究法律的程序性，完善法律程序可以保障實體內容得以嚴格執行。目前中國僅僅走在法治道路的開端，更應該集中精力搞形式法治建設，如果現在談實質法治，無疑超越了中國的國情，是一種奢求。

形式法治有利于確保司法公平。就我國目前司法不公問題看，首先不是實體不公正，也不是制度不正義，而是程序不公平。[25]長期以來在我國的司法活動與司法行為中存有重實質正義而輕程序正義的價值取向。但是，結果公正的實質正義卻是人們主觀最難評價與衡量的，由于評價主體法律認知能力的差異以及受主觀期望與司法結果之間反差程度的影響，不同的人對于相同的結果會有不同的感受。這樣程序公平對于司法公正的界定與維護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相比之下，司法的形式主義使法律體系能夠像技術精湛、結構嚴密的機器一樣運行，從而保證了個人和群體在這一體系內獲得相對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極大地提高了預見行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實體不公或許只是個案正義的泯滅，而程序不公則是制度正義性的喪失。[26 ]

結論

當代中國，由于法治剛剛起步，以及法治建設還受著眾多不利因素制約的情況下，只能是按照法治發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發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趕國際潮流、跳躍式發展，盲目引進不適合國情的東西。

我國的法治建設要從形式法治作起，這就要求：逐步完善立法體系，尤其是立法程序，使立法按照形式法治的要求進行；逐步確立司法獨立的地位，使司法機構真正獨立行使自己的職權，而不受任何其他團體和個人的影響；逐步約束行政機構過于寬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權，邁出形式法治堅實的第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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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上

[25] 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讀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轉引自civet.berkeley.edu/wdluo/reading/1987/vol-99

[26(本文權屬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 同上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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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羅爾斯 正義論 法律出版社 1999文章

來源 蓮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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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財產保證申請書

財產保證申請書

申請人：XXX

被申請人：XXX，女，年齡不詳，貴州省赫章縣人，住XXX鎮前河路878年號附1號。

被申請人：XXX，男，1989年8月11日出生，籍貫住址同上（系XXX之子）。

被申請人：XXX，女，1992年8月17日出生，籍貫住址同上（系XXX之女）。

申請事由和請求：

申請人XXX與被告XXX、XXX、XXX民間借貸紛一案，申請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訴，為了防止財產被轉讓，申請人特申請法院作以下財產保全：

一、依法將被申請人位于XXX鎮前河路878號附1號房屋財產進行凍結，以免被申請人轉賣房子；

二、存放于XXX后面圓木200方、XXX700方、被申請人木廠上圓木和枋子100余方進行查封。

申請人愿意用自己位于XXX的房子作擔保。

此致

赫章縣人民法院

申請人：XXX

2012年4月26日

先予執行申請書

申請人：XXX

被申請人：XXX，女，年齡不詳，貴州省赫章縣人，住XXX鎮前河路878年號附1號。

被申請人：XXX，男，1989年8月11日出生，籍貫住址同上（系XXX之子）。

被申請人：XXX，女，1992年8月17日出生，籍貫住址同上（系XXX之女）。

申請事由和請求：

申請人XXX與被告XXX、XXX、XXX民間借貸紛一案，申請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訴，為了防止財產被轉讓，給將來的執行帶來很大的麻煩，且情況十分緊急，申請人特依法申請作先予執行。

請求赫章縣人民法院將被申請人存放于水塘林場教堂后面圓木200方、集關坪700方、被申請人木廠上圓木和枋子100余方進行拍賣，并將款項存放銀行，以便判決后的執行。申請人愿意用自己位于XXX的房子作擔保。

此致

赫章縣人民法院

申請人：李明祖

2012年4月26日

第四篇：新疆形式之我見

新疆形勢之我見

學院：理學院 專業：應用化工技術二班 姓名：安銳 學號：20131834

新疆，這塊在史籍中被稱為“西域”的地方，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漢朝，就已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從那時起，它的命運便和祖國的命運緊密聯接在一起。生活在祖國六分之一土地上，在祖國西北邊陲的新疆各族人民與內地人民歷來同呼吸、共患難，共同為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外來侵略而攜手并進，做出了巨大貢獻。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新疆一直存在著分裂與反分裂的斗爭。即使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新疆也面臨著許多現實的和潛在的不安定因素。民族分裂主義是影響新疆社會穩定的主要危險和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烏魯木齊“7?5”事件是新疆解放以來發生的一起最為嚴重的打砸搶燒暴力犯罪事件，充分暴露了熱比婭及境內外“三股勢力”妄圖煽動民族仇視，挑起民族對立，以達到其分裂國家的罪惡目的。這起事件再次表明，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損害的是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害的是各族人民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維護和保持社會大局穩定，是新疆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是各民族義不容辭的共同責任。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沒有穩定，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新疆多年的穩定，帶來了百業興盛，帶來了持續發展，帶來了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帶來了社會的文明進步。一旦失去穩定這個基礎，社會的繁榮發展就無從談起，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喪失。

一、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分裂與反分裂斗爭的形勢

（一）認清改革開放以來敵人的分裂、滲透活動的本質。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西方敵對勢力加大了對我國進行“西化”和“分化”的力度，新疆的民族分裂主義又逐漸活躍起來，他們大肆在意識形態領域散布和鼓吹泛伊斯蘭主義，鼓吹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進行所謂的“圣戰”、“反漢排漢”、“新疆獨立”、“建立東突厥斯坦國”等民族仇視言論和制定分裂主義政治綱領宣傳活動，并且撰寫反動文章、詩歌，舉辦地下講經學經活動，播放反動音像制品，傳閱反動書刊，頻頻地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濫殺愛國宗教人士和廣大干部群眾，制造宗教狂熱。分裂分子的所作所為其目的就是要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制造混亂，向各族人民灌輸分裂思想，同我們爭奪廣大人民群眾，企圖削弱廣大人民群眾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企圖利用宗教分裂主義思想干涉破壞司法、教育、婚姻，破壞安定團結，最終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將新疆分裂出去，建立“東突厥斯坦國”。因此，我們應當保持高度警惕，充分認識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分裂國家的罪惡目的，在意識形態領域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國家觀，以增強新疆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從而自覺地在思想上、行動上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牢牢地占領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斗爭這一前沿陣地。我們必須認識到反分裂斗爭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直接關系到祖國統一，新疆的穩定。

（二）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反分裂斗爭形勢依然嚴峻。

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由來已久。新疆解放以來，分裂與反分裂斗爭時起時伏，一刻都未停止過，雖然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都是與相應歷史時期的國際大背景有著深刻的聯系，具有特殊的復雜性。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西方敵對勢力把“和平演變”的矛頭重點指向我國，加緊對我推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戰略，企圖在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尋找和打開突破口。他們把新疆作為主攻目標，公開支持和操縱針對新疆的分裂破壞活動。同時國際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活動猖獗，特別是中亞地區的宗教極端勢力和國際恐怖主義十分活躍，他們四處建立訓練基地，網羅、培訓暴力恐怖分子，進行各種顛覆活動，甚至謀求建立跨國武裝割據地區，在我周邊形成一條動蕩地帶。在這種背景下，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不斷加劇，呈現出逐步升級態勢。有組織的暴力恐怖活動接連發生，騷亂、爆炸、暗殺等暴力恐怖案件急劇增多，暴力傾向和武裝對抗趨勢明顯，新疆的反分裂斗爭進入了一個尖銳、激烈和復雜的時期。

從1990年“4?5”新疆巴仁鄉反革命武裝**開始，境內“三股勢力”與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猖獗相對應，制造了爆炸、暗殺、縱火、搶劫等一系列令人發指的暴力恐怖事件，直接影響新疆社會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他們先后制造了1992年烏魯木齊“2?5”公共汽車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20余人受傷），1993年喀什“6?17”系列爆炸案（造成2人死亡、36人受傷），1994年阿克蘇“7?18”系列爆炸案，1995年和田“7?7”打砸搶騷亂事件，1996年溫宿“2?10”搶槍殺人案（殺害我武警官兵2人、報案群眾1人）、庫車縣“4?29”系列爆炸殺人案（殺害基層干部4人、殺傷3人）、喀什“5?12”暗殺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阿榮汗阿吉案、葉城縣“8?27”洗劫江格力斯鄉政府案（殺害基層干部、公安民警6人，殺傷2人）、沙雅“7?15”暴獄事件（殺害武警戰士、公安民警、漢族群眾16人），1997年伊犁“2?5”打砸搶騷亂事件（造成7人死亡、200余人受傷），烏魯木齊“2?25”公共汽車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68人受傷）等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這一時期，敵人實施各種暴力恐怖活動，不僅頻率很高，而且與我專政機關的武裝對抗非常激烈，其瘋狂性和頑固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暴力恐怖活動日益加劇的同時，一些地方非法宗教活動屢禁不止，反動宣傳甚囂塵上，滲誘破壞十分猖獗，他們打著宗教旗號，披著宗教外衣，竭力煽動宗教狂熱，公開宣揚圣戰，鼓吹“新疆獨立”。有的地方宗教氛圍異常濃厚，以“太比力克”為主要形式的跨地區非法宗教活動不斷蔓延，宗教極端勢力公然干預司法、行政、教育、計劃生育，有的鄉、村宗教極端勢力大有取代基層政權之勢。他們私設經文學校和地下講經點，講經布道，習武制爆，以所謂的“殉教”精神培養恐怖分子，瘋狂迫害愛國宗教人士，策劃、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嚴重地危害了各族群眾的生命安全，嚴重地干擾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在一些地區社會政治穩定出現了嚴峻的態勢。

中央對新疆的穩定工作十分重視，從確保全國大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把握國際國內形勢，把新疆的穩定置于全國穩定的大局中進行研究，相繼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和重大工作部署。1996年中央專題研究新疆穩定工作并下發7號文件，明確提出了“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的科學論斷，對維護新疆穩定作出重要部署。1997年3月，中央決定在新疆重點地區開展集中整治、嚴厲打擊暴力恐怖犯罪專項斗爭，要求打防結合、標本兼治，促進社會治安進一步好轉。1996年中央下發7號文件后，自治區黨委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于維護新疆穩定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針對嚴峻的對敵斗爭形勢，提出“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的方針，集中力量嚴厲打擊民族分裂主義的骨干分子、宗教極端勢力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堅決把敵人的囂張氣焰打下去、堅決不讓敵人坐大成勢，取得了反分裂斗爭的一系列勝利。在我“嚴打”攻勢下，敵人不甘心失敗，頂風作案，在局部地區進行瘋狂反撲，連續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他們積蓄力量、訓練骨干，建立“根據地”，組織敢死隊，籌集武器，制造爆炸裝置，密謀“統一行動”，揚言“九七年大干”、“七?一”前后與我決戰。針對這種嚴峻形勢，我們加大打擊力度，采取果斷措施，及時平息了伊寧市“2?5”嚴重打砸搶騷亂事件，偵破了烏魯木齊“2?25”爆炸案等多起暴力恐怖案件，摧毀了“伊斯蘭真主黨”等一批反動組織、暴力恐怖團伙。由于嚴厲有效的打擊挫敗了敵人的陰謀，確保了香港回歸期間新疆大局的穩定，有力地扭轉了當時的局面，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反分裂斗爭的信心。

1998年，我們再接再厲，乘勝追擊，又破獲暴力恐怖案件數十起，打掉一批暴力組織、團伙，粉碎了敵人的一系列破壞圖謀。1999年全疆繼續加大打擊暴力恐怖團伙的力度，特別是在和田、喀什地區組織開展了反恐怖專項斗爭，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制槍制爆工具和反動宣傳品，一舉摧毀了對全區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和田庫來西團伙和喀什亞生買買提團伙，消除了這一影響我區社會政治穩定的重大隱患，粉碎了境內外“三股勢力”企圖在我建國50周年大慶期間實施全疆范圍大規模恐怖破壞活動的陰謀。2000年，我們又在阿克蘇地區組織開展了以打擊“三種分子”和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專項斗爭，摧毀了跨國伊斯蘭極端組織“伊扎布特”在新疆的組織網絡，重挫了境外敵對勢力企圖直接在我境內建立和發展組織的陰謀，使境內外“三股勢力”叫囂的“2000年實現新疆獨立”的政治圖謀徹底破產！經過這一階段的嚴厲打擊，形成了對敵斗爭的強大攻勢，我們消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使他們受到了毀滅性打擊，反分裂斗爭取得了具有標志性和轉折性的重大勝利。

進入新世紀以來，自治區黨委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的決策部署，在毫不手軟地加大打擊力度的同時，抓住大局穩定的有利時機，堅持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則，強化各項治本措施，形成了反分裂斗爭的強大合力，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基礎、組織基礎、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更加堅實。雖然這期間，敵人不斷調整策略，千方百計進行分裂破壞活動，但多數都在預謀和準備階段被我們打掉了。盡管敵人的殘余勢力依然存在，但在我不間斷的嚴打攻勢下，他們已成不了什么氣候，也無法坐大成勢，沒有能力再制造大規模**和打砸搶騷亂事件。雖然有西方勢力和境外“三股勢力”的支持，敵人斷不了根、絕不了種，但也絕對翻不了天，對敵斗爭的主動權已越來越多地掌握在我們手中，即使和田“3?23”這樣的突發事件和奧運會開幕前后的“8?4”、“8?10”、“8?12”案件和今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我們也有能力有把握及時果斷處置，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給敵對分子以毀滅性打擊，有力地控制局面，保持新疆社會政治大局持續穩定。當前，全區呈現出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族團結、邊防鞏固，各族人民安居樂業，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

（三）新疆分裂與反分裂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尖銳的。

回顧多年來新疆反分裂斗爭的歷程，我們深刻地體會到，黨中央高瞻遠矚，準確把握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提出工作的指導方針和政策措施，為我們領航掌舵，對我們取得反分裂斗爭的勝利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社會政治大局已連續多年保持平衡，這一大好局面的形成，是中央長期以來對新疆 穩定 工作高度關心、果斷決策、大力支持、及時指導的結果，也是我們始終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的決策部署、堅持標本兼治并不斷加大治本力度的工作成效的直接顯現。總的看，我們已牢牢掌握了反分裂斗爭的主動權，黨和政府的凝聚力、人民群眾的向心力空前增強，這也進一步堅定了我們在新的復雜形勢下有力駕馭新疆工作全局、為黨和國家大局做出新的貢獻的決心和信心。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境內民族分裂組織和團伙雖然遭到我不間斷地打擊和重創，其活動空間相對縮小，活動頻率有所減弱，但從根本上來講，由于其基礎猶存，殘余分子并未完全被消滅，特別是其隨時得到國際反華勢力和境外民族分裂勢力的支持、指揮，他們決不會停止分裂破壞活動，仍將繼續尋找機會和突破口，與我進行殊死較量。借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際，西方反華勢力加緊進行各種干擾破壞活動，加大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反動圖謀和各種滲透破壞、分裂顛覆活動，企圖在國際社會掀起新一輪反華浪潮。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后，短時間內新疆連續發生了三起影響十分惡劣的暴力恐怖案件。這些情況說明，在新疆，分裂與反分裂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尖銳的，這些案件的發生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二、改革開放以來分裂與反分裂斗爭歷史和現實的幾點啟示

（一）新疆地區的分裂活動，都與國內和國際的斗爭交織在一起的。

自18、19世紀以來，特別是新疆和平解放和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地區的分裂活動，都與國內和國際的斗爭交織在一起，這特點一直延續到今天。新疆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是連接亞歐大陸的重要地帶，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外國帝國主義分裂勢力從來都未停止過分裂新疆的陰謀活動，都企圖乘新疆**之機，加緊煽動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地方民族主義分子鬧獨立，搞分裂，妄圖把新疆從中國版圖中分裂出去，作為他們的殖民地，或者劃為他們的勢力范圍。從上述大小和卓后裔、封建主們的分裂割據政權、阿古柏入侵者的“哲特沙爾汗國”、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和加尼牙孜等人搞的南疆分裂政權，都是帝國主義、國外分裂勢力與新疆內部的民族上層和宗教上層中的反動分子相勾結的結果。因此，要穩定新疆大局，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集中精力開發新疆，建設新疆，就必須進一步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堅決反對國內外一小撮敵對勢力和分裂主義插足新疆，制造**。

（二）新疆地區的分裂**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國外一小撮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總是打著民族宗教的幌子，欺騙和麻痹廣大勞動人民，搞亂新疆。

自19世紀以來，特別是新疆和平解放和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地區的分裂**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國外一小撮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總是打著民族宗教的幌子，欺騙和麻痹廣大勞動人民，搞亂新疆，鬧獨立、搞分裂。國內外一小撮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大喊“殺盡異教徒”、“為伊斯蘭進行圣戰”，以至反漢排漢等等。實質上是為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復辟服務的。縱觀近代新疆地區的歷史，能夠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必須處理好民族和宗教問題。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國外分裂勢力和國內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想通過民族、宗教以售其奸，實現他們對新疆進行滲透、分裂“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就能有效地切斷其內外聯系。

（三）民族分裂主義是新疆的主要危險。

民族分裂主義是新疆的主要危險。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是新疆地區發生分裂**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新疆，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這一分裂主義思想及其括動，有歷史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和國際的多種原因。這一分裂主義思想的要害是制造民族分裂，破壞祖國統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內容，但萬變不離其宗。民族分裂主義內外勾結，利用宗教意識和民族情緒，煽惑群眾，制造社會**，進行武裝叛亂，這是新疆民族分裂活動的一個歷史特點。總之，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都是披著民族宗教外衣，以公開合法的活動掩護其秘密非法的活動，把政治滲透、思想污染、宗教煽動等與分裂活動交織在一起，這使得新疆的反分裂斗爭更具復雜性、嚴重往、長期性和艱巨性。

（四）新疆各族人民是反分裂斗爭的主力軍。

新疆各族人民是反分裂斗爭的主力軍。近代以來，特別是新疆和平解放和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地區的歷史告訴我們，新疆各族人民是熱愛祖國，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的，他們始終是反分裂斗爭的主力軍。背叛祖國，陰謀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僅僅是一小撮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歷史也雄辯地證明了，國內外一小撮分裂主義勢力妄圖把新疆從我們偉大祖國分裂出去的陰謀是永遠不能得逞的。過去，在中國衰弱的歷史時代不能得逞，在我們偉大祖國日益強盛，中華民族正走向全面振興的今天，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已成為民心所向，眾望所歸，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他們的妄想更是絕對不能得逞。

（五）民族團結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線，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證

民族團結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線，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證。近代以來，特別是新疆和平解放和改革開放以來，國際國內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有加強團結、保持統一，才有希望和前途。旗幟鮮明地反對民族分裂，堅定不移地維護祖國統一。維護各民族大團結和社會穩定，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歷史和現實的斗爭經驗告訴我們，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新疆穩定，必須堅定不移地反對民族分裂。沒有對民族分裂主義的堅決斗爭，就沒有民族團結的大好局面，就沒有新疆的穩定與發展。

總之，近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地區分裂與反分裂斗爭的這一段曲折復雜的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反分裂斗爭的形式非常嚴峻，而且非常復雜。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既帶來了發展的巨大活力，也使一些方面的矛盾錯綜交織，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疆面臨的改革發展的任務更加繁重。新疆地處反分裂、反恐怖斗爭最前沿，面臨的反分裂斗爭形勢依然嚴峻，維護祖國統一、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任務還很艱巨。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必須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努力促進各民族的團結進步，只有這樣，才能凝聚方方面面的力量，筑起維護社會穩定的銅墻鐵壁，形成加快新疆發展的強大合力，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和風險。

第五篇：財產保證反擔保合同

財產反擔保合同

合同編號：反保（2014）-廣0214號

甲方（反擔保權利人）： 成都西聯融資擔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克平

地址：成都市金牛高科技產業園興川路866號1號樓1107室

聯系電話：028-66529911

乙方（反擔保人)：范佳偉，身份證號：5***170035

鄭嫻，身份證號：5***010045

因四川省廣渠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稱“借款人”）向南充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府支行（以下稱“融資銀行”）銀行申請融資。借款人的該筆融資債務由甲方向融資銀行提供擔保，根據甲方與融資銀行簽訂的擔保合同（協議），當借款人在融資債務期限屆滿而未及時足額履行合同約定的清償義務時，融資銀行有權直接要求保證人即甲方履行擔保責任，代償該筆融資項下的相關債務。為確保甲方代償后擔保債權的實現，乙方自愿作為反擔保人，為借款人的該筆融資債務提供反擔保。

甲乙雙方遵循平等自愿、誠實信用原則，在公平和無誤解的情況下，經雙方友好協商，簽署本合同。

第一條

與本合同相關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合同

一、借款人與融資銀行簽訂的 號《

》,系借款人獲得融資銀行融資許可，約定借貸雙方權利與義務的合同。

二、甲方與融資銀行簽訂的 號《

》,系甲方向融資銀行提供擔保，約定擔保事項的合同。

三、借款人與甲方簽訂的委保（2014）-廣0214號《委托擔保合同》,系借款人請求甲方為其融資債務提供擔保，依法與甲方達成的協議。

第二條 擔保債權及擔保責任

一、甲方提供反擔保的債權即甲方承擔的保證責任最高金額為人民幣大寫貳仟萬元整（小寫￥20，000，000.00元）。

二、本合同的擔保債權是指：甲方依據與融資銀行簽訂的擔保合同（協議），向融資銀行承擔擔保責任后所產生的對借款人的債權。

三、在甲方向融資銀行承擔擔保責任后，甲方可向乙方追償的債權范圍包括但不限于：

（一）甲方已向融資銀行承擔的擔保責任的金額。

（二）甲方已向融資銀行承擔的其他各項費用和賠償的各項損失。

（三）甲方因行使追償權所發生的所有費用，包括但不限于訴訟費、稅費、保全費、律師費、公證費、公告費、交通費、住宿費、評估費、拍賣傭金、搬運費、吊裝費、運輸費等實現債權和資產處置的費用。

（四）甲方與借款人簽訂的《委托擔保合同》約定的擔保費、資金占用費、違約金。

第三條

反擔保方式

一、本合同的反擔保方式為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保證反擔保及個人財產反擔保。

二、乙方提供的個人反擔保財產詳見后附《財產清單》。

第四條

保證期間及債務履行期限

一、本合同保證期間依乙方所承擔的反擔保責任和范圍分別為：

（一）自甲方按照與融資銀行簽訂的擔保合同約定承擔擔保責任之日起兩年。

（二）借款人發生其他違約之日起兩年。

二、乙方應于甲方向融資銀行履行擔保責任后10日內向甲方償還履行擔保責任所付出的全部款項以及《委托擔保合同》和本合同約定的其他各項損失、費用、違約金。

第五條

反擔保財產

一、乙方同意用本合同后附《財產清單》所列的，其具有所有權的財產向甲方提供反擔保。

二、乙方將反擔保物權利憑證于

****年**月**日前交付給甲方占有。

第六條

乙方的陳述和保證

一、乙方不得隱瞞反擔保物存在的任何瑕疵（如：權屬爭議、被查封、被扣押、已設定質押權等），若因此導致本合同項下甲方反擔保權不能實現的，則視為乙方根本違約，甲方有權向融資銀行提請解除對借款人的擔保責任，有權通知融資銀行提前宣布借款人融資債務到期并要求借款人償還所欠款項，并要求乙方承擔違約責任。

二、借款人未能按時足額履行融資債務的償還義務，視為借款人根本違約。自逾期之日起，甲方啟動保全和追償程序，有權變賣本合同項下乙方提交的反擔保物（由甲乙雙方另行簽訂《委托變賣合同》），并以變賣所得價款扣除相關費用后直接歸還融資銀行，用于履行乙方應承擔的反擔保責任。甲方在處置反擔保物前已先行向融資銀行承擔擔保責任因而形成對借款人擔保債權的，反擔保物變賣所得用于清償甲方擔保債權。如變賣所得不足以清償甲方擔保債權的，甲方仍有權就不足部分向借款人、乙方追償。

三、反擔保物折價或拍賣、變賣所得清償借款人所欠債務后如有余款，由甲方代管，待所有清償程序、事項完結后5個工作日內退還乙方。

四、乙方承諾在借款人與甲方簽定《委托擔保合同》之前未將上述反擔保財產租賃給任何第三方，合同簽訂后未解除之前也不會將反擔保物以任何形式出租或出售給任何第三方。本承諾是借款人與甲方訂立委托擔保合同的邀約，若違反上述承諾，本人即構成合同詐騙，而非普通的民事違約行，可以作為刑事案件定案的依據，乙方無異議。

五、乙方應對其所提供的各種證明資料的真實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負責。

六、乙方自愿接受甲方對其財產的變動情況以及大額款項收支情況的了解和監督，并為甲方的了解和監督提供便利。

七、乙方保證在本合同有效期內不從事危及其保證能力的行為，如發生以下行為，甲方可行使撤銷權：

（一）放棄到期債權或無償轉讓財產；

（二）以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

八、乙方如發生訴訟事項，導致財產被扣押、查封、凍結、強制執行、沒收或處以罰金時，應在該事項發生之日起1個工作日內書面通知甲方。

九、如乙方決定轉讓或處置財產，應提前20個工作日書面通知甲方并征得甲方同意，轉讓處置財產所得款項作為反擔保財產。

十、乙方如發生離婚、分家析產等分割家庭共同財產之事項時，應提前20個工作日通知甲方。

十一、乙方的電話、住址如發生變化，應在3個工作日內通知甲方。

十二、乙方未履行本條上述各項約定，視為乙方反擔保能力出現異常，甲方有權向融資銀行提請解除對甲方的擔保責任，有權通知銀行提前宣布借款人融資債務到期并要求借款人償還所欠款項。

十三、當借款人融資債務到期（含融資銀行宣布債務提前到期），借款人未能及時足額履行還款義務導致甲方承擔擔保責任時，甲方既可以向借款人追償，也可以直接向乙方追償。甲方承擔擔保責任后可以將追償債權的權利轉讓給第三方。第七條

甲方的承諾

一、甲方應嚴格保守在合同簽訂過程中所知悉的乙方之商業秘密或個人和家庭財產信息；本合同終止后，甲方應妥善保管和處置所持有的乙方之各類資料，不得對外泄漏。

二、甲方在了解乙方財產的詳細情況時，不得干涉和限制乙方的私人生活和正常的消費活動。

第八條

合同效力

一、本合同自甲、乙簽字蓋章之日起生效。

二、主合同無效或失效并不影響本合同的效力，本合同項下的反擔保責任延及乙方在主合同無效或失效后的法律責任。

三、乙方在本合同項下的一切義務均具有連續性，對其接管人、受讓人及其合并、改組、變更名稱后的主體均具有完全的約束力。

四、本合同的某些條款或某些條款的部分內容在現在或將來無效的，該無效條款或該無效部分并不影響本合同及本合同的其他條款或該條款的其他內容的效力

五、自甲方的擔保責任解除且在《委托擔保合同》項下的權利得以實現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終止。

六、本合同擔保責任解除是指以下情形：

（一）融資債務到期前，借款人自行（或乙方或借款人提供的其他擔保人代借款人）及時足額向融資銀行清償了全部融資本息和其他費用，且甲方未向融資銀行承擔任何擔保責任的情形；

（二）融資債務到期，甲方向融資銀行承擔擔保責任后，借款人自行足額向甲方清償了全部代償本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

（三）融資債務到期，甲方向融資銀行承擔擔保責任后，乙方或借款人提供的其他擔保人代借款人承擔反擔保責任，向甲方支付了全部代償本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

第九條

違約責任

一、乙方在發生下列事件之一時即構成違約, 乙方應向甲方支付最高擔保金額2%的違約金，同時甲方有權通知融資銀行債務到期或提前到期，要求借款人立即履行融資債務的償還義務。

（一）乙方沒有履行或遵守本合同中的任何一項義務或約定；

（二）乙方向甲方提交的與其反擔保財產有關的任何文件、報表及陳述在甲方認為是重要的任何方面被證明為不真實、不準確、不完整或故意使人誤解；

（三）由于乙方的原因使本合同或其他反擔保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取消、終止執行或無法予以強制執行；

（四）乙方拒絕接受甲方對其財產的變動情況以及大額款項收支情況的了解和監督，導致甲方無法判斷乙方履約能力的；

二、乙方在發生下列事件之一時即構成違約，乙方向甲方支付《委托擔保合同》約定的代償資金占用費和違約金：

（一）借款人未如約及時足額履行融資債務償還義務，甲方向融資銀行履行擔保責任后，乙方拒絕履行反擔保責任。

四、如乙方違約、不履行本合同約定的義務，甲乙雙方同意甲方在公開媒體上對乙方的違約行為、背信行為進行公告與披露，公告費由乙方承擔。

六、上述違約責任乙方或借款人互負有連帶責任，甲方可向乙方或借款人中的任一方主張權利。

第十條 爭議的解決

一、本合同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二、因執行本合同所發生的爭議，可選擇如下方式解決：

（一）甲乙雙方友好協商解決。

（二）通過訴訟方式解決。如通過訴訟方式解決，應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十一條 附則

一、簽訂本合同時，乙方已認真閱讀、正確理解合同條款，確信是在已明確所有條款及相關法律專業術語含義，對本合同約定已無任何疑義、異議后簽署本合同。

二、本合同一式四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簽字頁（本頁無正文）

甲方（成都西聯融資擔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理人：

乙方：（）

身份證號：

簽訂時間：

****年**月**日

簽訂地點：成都

財產清單

序號 財產

反擔保物名稱 金牛區金府路88號附29號、金牛區金府路88號附30號、金牛區金府路88號附31號 所有人/共有人

范佳偉、鄭嫻 評估價/議價

550萬元 反擔保價值

550萬元

反擔保人：

日期：

****年**月**日

權利人：成都西聯融資擔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理人：

日期：

****年**月**日

《財產反擔保合同》共4頁

第2頁

成都西聯融資擔保有限公司

《財產反擔保合同》共1頁

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