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黃奇帆在2011年中國市長論壇暨中國市長協會第五屆五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黃奇帆在2011年中國市長論壇暨中國市長協會第五屆五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2011中國市長論壇”暨中國市長協會第四屆五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11月12日在安徽合肥舉辦，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姜偉新、北京市市長郭金龍、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安徽省省長王三運等出席會議。黃奇帆在會上第一個作主題演講，用獨到的觀點、嚴密的邏輯和精辟的分析，對房地產調控的五個關鍵環節和重慶采取五個有效措施大力推進保障房建設等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釋。

國內外理想的房地產市場調控目標，就是這個國家或城市的平均家庭收入6—7年能買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普通商品房。要實現這個目標，總體上要抓好“供求平衡、土地價格、稅收分量、金融杠桿、配置格局”等五個房地產調控的關鍵環節。

黃奇帆說，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房地產業都是支柱產業，是民生產業，是和老百姓的財產以及金融息息相關的產業。因此，房地產業的健康平穩發展，是任何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管理者孜孜追求的目標，也是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對象。

黃奇帆說，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理想的房地產市場調控目標，就是這個國家或城市的平均家庭收入6—7年能買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普通商品房。那么，怎樣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呢？總體上講，就是要抓好“供求平衡、土地價格、稅收分量、金融杠桿、配置格局”這五個房地產調控的關鍵環節。這五個關鍵環節是“軍規”，是底線，宏觀上，如果這五個環節的頂層設計都科學，那么房地產業就不會出現大起大落的狀況，就能實現健康平穩發展。

要做到房地產的供求平衡，首先要確定房地產的總量。每個國家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都有人均住房面積的標準，西方發達國家一般是四五十平方米，而中國人多地少，住建部規定我們城市人均住房面積的標準是30平方米，這個標準乘以一個城市規劃確定的人口數量，就是這個城市所需的房地產總量。總量確定后，是一兩年、三五年完成，還是十年二十年完成，這有個當年的施工量、建設量，也是要控制的。毎個新興的、擴張中的城市，每年的房地產投資不能超過固定資產投資的25%。不足25%，說明這個城市的房地產業發育不足，而一旦超過，則很容易出現泡沫。前些年，國內有些城市的房地產投資占到固定資產投資的百分之三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六十，事實證明都出現了泡沫。

在控制地價方面，也要注意兩點。首先，地價是影響房價高低的一個重要的基本面原因，政府不能唯利是圖，炒高地價，不要做推高房價的罪魁禍首。當今中國不少城市房價高，就與地價高有直接關系。我們平常講的笑話，面粉價格比面包貴，面包做出來就更貴，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要把握的是，一個城市的樓面地價不能超過當期房價的1/3。這應該作為一條“軍規”，作為一個有效的機制。如果把地價炒高了，短期你的財政收入可能很高，但最后的結果是投資環境惡化，長遠將會影響這個地方的可持續發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樓面地價不能超過當期房價的1/3，實現對地價的有效調控呢？這就要求政府要搞土地儲備，沒有土

地儲備，就會喪失城市管理的基本調控權，想調控也無法調控，樓面地價低于房價的1/3，就會變成空話。所以，重慶巿政府從2002年開始，強力推進土地儲備，把城市核心區未來要擴張的500平方公里60%的可建設用地，差不多40余萬畝，掌控在政府手中。當政府土地儲備比較充分的時候，政府想地價低一點，只要考慮自己的地出價低一點就行了，當地價高了的時候，多供兩塊地就可以壓下來。

在稅收分量上，同樣要注意兩點。房地產的稅收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在國外一般占到財政收入的1/3左右，國內一般在40%左右。但國內外的房地產稅收有一個重要區別，國外的房地產稅收是以直接稅為主，像房產稅、物業稅等，而囯內是以生產環節稅為主，包括交易契稅、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這些稅容易包含在房價里推高房價。而房產稅、物業稅等直接環節的稅，是一個年年要征收的資產稅，這個稅高了以后，會使得買房的人增加使用成本，令量入為出的人不敢買太大的房子。所以，直接稅對房地產消費市場會起到有效控制的作用。這也是重慶為什么進行稅制改革征收房產稅的原因。同時，在實際稅收調控中，要采取“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優惠、高端有約束”的“三端調控”策略。低端有保障，就是對公租房、安置房等低端住房不收稅，不收配套費，不收土地出讓金，不收建設企業的利潤。這“四個不收”，可以使住房建設成本降到最低，這樣給老百姓的租金或者賣價也會低；中端有優惠，就是對老百姓買來自己住的普通商品房，在稅收上給予一定優惠；高端有約束，就是對房價比商品房平均價格高兩倍、三倍、五倍的高檔商品房征收房產稅，同時在交易環節征收較高的契稅和增值稅等，這是國際慣例，實際是一種財產再分配，體現公平。

講到金融杠桿，要弄清楚金融對房地產的調控有兩種概念。金融調控首先是基本面的調控，就是貨幣政策，比如調整利率，調整準備金率，這不僅僅是對房地產的金融調控，是對天下一切行業都起作用，房地產作為一個行業，同樣要受宏觀貨幣政策的影響。我們這里講的金融杠桿，就是指針對房地產的金融調控，是為了讓房地產健康平穩發展。目前，中國對房地產的金融調控可謂是五花八門，比如對房產商投資的信貸抽緊，比如提高首付貸款利率，比如出臺限購、限價、限貸等措施。其實，這些措施都沒有擊中“七寸”要害。宏觀貨幣政策一旦確定，就應該實行統一的利率，按揭貸款就應當按照這種利率，不能今天可以優惠30%，明天就取消優惠，隨意改變。其實，金融對房地產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調控只需要一種，就是首付和按揭的杠桿比。當你為了大力刺激房地產，可以實行零首付，杠桿比達到100%，就會出現次貸危機，美國的次貸危機就是這種情況。另一種情況，為了緊縮房地產，實行零按揭，杠桿比為零。這是金融調控房地產的兩個極端。對政府來說，所謂金融對房地產的調控，只要討論在零首付和零按揭之間采取什么比例。這個點就我們來說，老百姓購買的首套普通商品房，首付應該在30%左右；對第二套以上的商品房或者高檔商品房，首付可以到60%；第三套以上的可以零按揭。只要采取這樣的調控政策，運用好首付比這個金融杠桿，將按揭比例固定下來，目前采取的限貸、限價、限購等五花八門的調控措施其實都是可以取消的。

最后就是做好房產的配置格局。不管你房價調得多么好，6—7年能買一套房，但總還有相當一部分困難群體拿不出錢買房，所以，在住房配置上，要采取“雙軌制”，由政府給這部分困難群體提供保障房。一個社會的住房供應不能100%是商品房，也不能100%是政府保障房，有三七開，或者四六開的比例，具體比例可以根據每個城市的實際情況定，但住房配置“雙軌制”是我們社會應負的責任。

黃奇帆說，房地產是個消費品，跟供求有關，供過于求就跌，供不應求就漲；房地產也是個不動產，跟地價有關，不動產的要害是土地，土地要漲價，房產要折舊，所謂房地產保值增值，主要是土地的保值增值；房地產還是個商品，涉及生產和持有環節，與稅收有關，稅收包括持有環節的稅收和生產交易的稅收，生產交易的稅收會攤到買賣雙方的基數里去，會推高房價，而持有環節的稅收會增加持有成本，從而遏制房產消費；房地產同樣也是個資產品，當然也與金融杠桿有關，杠桿大了，購買力就強，就刺激房地產，而杠桿小了，購買力就弱，就會抑制房地產；房地產還需要“雙軌制”配置，“雙軌制”里的保障房系統是政府的公共服務，政府的公共服務不光是養老、醫療、教育、衛生、文化，還應該包含為困難群體提供住房保障。總之，我們只要把房地產系統的供求平衡、土地價格、稅收分量、金融杠桿、雙軌配置五個關鍵環節調控好了，就會促進房地產健康平穩發展，實現國泰民安。

重慶采取五個有效措施大力推進保障房建設，一是公事公辦公建公管；二是服務對象明確；三是開工率、竣工率和配套率同步推進；四是避免兩個“黑洞”；五是實現投融資平衡

談及如何搞好政府的保障房建設，黃奇帆說，重慶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有關保障房建設的政策，著力采取了五個有效措施來推進。

第一，保障房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行為，應當公事公辦公建公管。政府要保障社會的衣食住行，保障養老、醫療、教育、文化和衛生，保障房作為住房里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應當由政府來提供服務，由政府組織相關的土地儲備公司，負責房產建設，由政府成立公租房管理局，負責管理。在美國、新加坡、香港，保障房都是由政府作為法人統一建設管理，資本主義都如此，社會主義更應如此。我們不允許各個單位用集資建房的模式來建公租房、保障房，那樣極易出現權力尋租，造成新的不公；另外我們也不鼓勵私人老板來建公租房、保障房，老板要追求利潤，我們既不能強迫老板來干費力不找錢的活，也不能因此而抬高了公租房、保障房的建設成本。

第二，服務對象明確，就是三類人：一是進城有工作的農民工；二是新生代的大學畢業生；三是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難戶。我們這三類服務對象特征明確，不會出現“渾水摸魚”現象。讓當官的、機關干部、富裕人群去模仿農民工，模仿不了；讓40歲的大學生，假冒二十幾歲剛畢業的大學生也不行；住房困難戶是指家庭人均住房面積在15平方米以下，三口之家只有三十幾、四十平方米，長期住在很擁擠的地方，隔壁鄰居都知道，一調查就清楚。現在很多地方把收入作為能否享受保障房的主要標準，但國內目前的征信系統很不完善，而

且登記管理的操作體系也很分散，在居委會、街道登記，它們不是權威部門，要居委會、街道去甄別、核對申請保障房對象的收入很麻煩，也搞不清，還容易出現灰色問題，這樣還不如把特征群體搞得簡單而好操作。同時，我們對這幾類人取消戶籍限制，不管是外地還是本地的，只要到重慶來工作，就可以申請保障房。從目前已經進行的三期配租情況來看，我們這個標準非常合理有效，基本沒有發現有“渾水摸魚”的。

第三，保障房的開工率、竣工率和配套率同步推進、一起考核。保障房一旦開工，我們要求兩年至兩年半必須竣工。竣工的同時，要把保障房周邊的配套搞好。你在郊區弄一塊地，兩年半以后造好了，但水電氣不通，公共交通不到位，學校醫院不配套也不行，這樣的保障房即使建起來也沒有意義，老百姓不能安居，所以“三率”必須同步推進。

第四，避免兩個“黑洞”。保障房最怕的是形成一個無底洞，今年造的保障房給了今年困難的人，他拿去以后，隔幾年變富了，重新買了商品房，保障房不退出來，而是當商品房賣掉，還賺一大筆。這樣，一方面就有很多人削尖腦袋、弄虛作假來申購保障房，另一方面，政府的保障房資源，造出一批分掉一批，有去無回，年年要造保障房，永無止境，這不行。為此，我們立了一個規矩，公租房到老百姓手中，租滿5年后可以成本價購買，但以后要出售時，必須賣給公租房管理局，形成政府保障房的良性循環。這樣，后門關上了，就沒有炒作的價值，沒有資本的利益輸送，也就沒什么人想投機來鉆營這件事，反而朗朗乾坤，沒有腐敗。這樣，既可以防止出現經濟適用房那樣的利益輸送“黑洞”，又可防止無休止地修建公租房產生的資金“黑洞”。

第五，實現投融資平衡。我們3年造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去年開工了1300多萬平方米，今年又開工了1300多萬平方米，明年還要開工1300多萬平方米，總共要花1400億元，資金怎么解決？300億元是土地劃撥，我們儲備了幾百萬畝地，拿出4萬畝造公租房，這4萬畝地的價值大體上有300億元。同時，政府財政出300億元，其中包含中央財政、建設部給我們建設廉租房、公租房的補助。剩下的800億元，我們向銀行貸了350億元，又向社保基金、保險公司、中央大型國企借了近500億元，目前這800億元也已到位。建設資金籌措到位后，關鍵是今后幾年如何將這800億元的本錢和利息還掉。支付利息方面，我們大體上算了個賬，1400億元造的公租房，租金完全可以償還800億元的利息，還本方面則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租售公租房的商業配套設施，可逐步償還400億元的貸款本金；二是重慶《公租房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居住滿5年后，公租房可以向特定對象出售，銷售價格按綜合成本確定。按此測算，出售30%的住房，也將實現400多億元的進賬。這樣就可以把賬給平衡過去了。

黃奇帆說，重慶通過上述五項措施來推進公租房、保障房建設，去年建了50萬套，占全國570萬套保障房建設任務的近9%，今年我們繼續建了50萬套，占全國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任務的5%。重慶建設的100萬套保障房，一半是危舊房、棚戶區改造形成的安置房，一半是公租房。目前，重慶的公租房已經通過搖號配租了三次，為5.5萬戶家庭、十幾萬人

提供了住房保障，今年內還將繼續組織搖號配租，最近的一次就在11月23日，還將有更多的老百姓因此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心愿。

第二篇：黃奇帆在市政府第63次市長辦公會議上講話

黃奇帆在重慶市政府第63次市長辦公會議上強調

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定 扎實做好五項工作

華龍網訊（記者 商宇）3月16日，市長黃奇帆主持召開市政府第63次市長辦公會議，傳達學習中央有關文件精神，領會貫徹3月15日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上李源潮部長、張德江書記的重要講話，與會的市政府領導進行了認真討論。

大家一致表示，堅決并衷心擁護中央關于調整市委主要領導和對王立軍事件處理的決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堅定地、自覺地與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決定由張德江副總理兼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是中央對重慶工作的高度重視和關心，進一步增強了我們做好重慶工作的信心。市政府及其各部門要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緊密團結在以德江同志為班長的中共重慶市委周圍，全力支持德江同志的工作，切實維護重慶大局的穩定，不斷推動重慶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不辜負中央的殷切期望。

黃奇帆市長強調，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定，當前必須扎實做好五項工作： 第一，統一思想認識。市政府領導班子要帶頭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各區縣（自治縣）政府、市政府各部門要深刻領會中央決定精神；各級干部在重要關鍵時刻要保持清醒頭腦，體現堅強的黨性和對黨的絕對忠誠，堅定不移地擁護中央決定，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中央要求，恪盡職守，各負其責，密切配合，確保市委主要領導調整的平穩順利。

第二，市政府及其各部門要主動支持市委和德江同志的工作，積極配合好德江同志的各項調研工作，服從領導、聽從指揮，自覺維護市委的領導和權威。

第三，高度重視并切實做好安全工作，確保社會政治穩定。要認真反思工作中的問題，確立正確的輿論導向，結合傳達學習好全國“兩會”精神，把全市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的注意力引導到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上來，嚴防社會政治事件發生；認真做好來信來訪工作，主動介入、提前化解各類社會矛盾；盡心竭力做好安全生產工作，防止交通、生產、地質災害等安全事故發生，促進重慶科學發展、和諧穩定，維護全市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要緊緊圍繞主題和主線，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及時應對當前經濟工作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采取切實有效措施，保持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勢頭，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努力讓發展成果惠及全市人民，以優異成績向黨的十八大獻禮。

第五，要為市委籌備召開市第四次黨代會當好參謀。市政府及其各部門要積極配合市委，凝聚全市上下的智慧和力量，認真謀劃重慶未來五年的發展戰略，起草好黨代會報告，充分調動全市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緊密聯系重慶實際，自覺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推動重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全面協調發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取得新的進步。

3月16日下午，市政府辦公廳召開干部大會，傳達學習3月15日全市領導干部大會精神，要求干部職工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李源潮部長、張德江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帶頭講政治，顧大局，講黨性，守紀律，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決定上來。要恪盡職守，一手抓業務工作，一手抓自身建設。要增強服務意識，主動推進各項工作，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

第三篇：2010重慶市長黃奇帆在全市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模版）

在全市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黃奇帆

（2010年12月25日，根據錄音整理）

今天，直轄以來的第三次全市教育工作會議隆重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貫徹落實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總結“十一五”和部署“十二五”教育工作，組織實施《重慶市城鄉教育改革發展中長期規劃綱要》。代表市委、市政府，我講三個方面的意見。

一、重慶教育過去五年取得了重大成就，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始終堅持推進教育普及，實現了“三大突破” 一是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普九”。2006年40個區縣實現100%“普九”，2007年順利通過國家檢查驗收。直轄前，重慶在西部地區的“普九”程度比較低。直轄初，加上渝東南、渝東北等貧困地區，普及率只有18.87%，中西部最低。我們用了9年時間成為西部領先，西部還有五六個省區要到2012年才能實現全面“普九”。這是一個重大突破。

二是在“普九”基礎上用4年時間實現了“普十二”。今年，重慶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階段學校的比例達到90%，基本實現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目前，國家這項指標是80%，西部很多省70%。重慶作為西部地區的省市，能夠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跟東部地區一樣實現“普十二”，又是一個重大突破。

三是大學毛入學率達到30%，西部第一，為今后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礎。直轄初期，全國大學毛入學率是14%，重慶為8%。這些年來，國家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重慶幾乎每年以2個百分點挺進，今年超全國平均水平4個百分點。陜西省一直是西部的教育高地，今年大學毛入學率為29%。四川省雖現有110萬大學生，但人口比我們多，大學毛入學率不到25%。從這個意義上講，重慶是當之無愧的西部教育高地

（二）始終堅持教育改革創新，解決了十大歷史遺留問題

一是歷史性地還清了“普九”欠債。教育在發展過程中會產生歷史遺留問題。比如，大規模“普九”，當時國家和地方對教育的投入不足，地方又必須加快推進，就會產生負債，普遍表現為鄉鎮政府欠債，影響學校正常教育秩序和社會穩定。“普九”欠債，重慶達28億元。2006年，我們清償了2002年以前形成的20億元債務，然后，又償還2002年以后形成的8億元債務，成為全國第一個全部償還“普九”債務的省市。

二是全面改造中小學危舊房。投入45億元，2006年底全面消除了420多萬平方米D類、200多萬平方米C類中小學危舊房，普遍改造農村中小學校舍。汶川地震發生后，投入26億元推進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今年完成工程總量的60%。

三是解決學生寄宿難的問題。重慶農村多是山區，人口分散，加上大量農村留守兒童需要培養教育，必須大力興建寄宿制學校。2006年以來，我們投入68億元，計劃到2010年建成2000所。截止今年，已建成2080所，超額完成任務。

四是徹底解決農村代課教師問題。農村代課教師每月收入四五百元，只有在編教師的一半，又沒有津補貼，有的上課十年、二十年，退休后還得不到養老等社會保障，很不合理，極不公平。市委、市政府決定，以公開招考形式招錄農村代課教師為公辦教師。歷史遺留的1萬多名代課教師，除考試不合格者，90%以上都成為正式教師。

五是解決庫區遷移學校的資金缺口問題。按照“三原”標準遷移的庫區學校，本身搬遷經費不足，加之新建學校擴大規模、提高標準，累計欠債31億元。2007年，我們配合協調長江委、三峽辦進行資金核查、調整補償投資，得到5.1億元補償投入。其余26億元遺留欠債，已納入三峽后續規劃予以解決。

六是解決教師待遇問題。一直以來，教師和公務員待遇差不多。2006年以后發生了兩個變化：一方面公務員實施津補貼改革，而教師沒有實施；另一方面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不再收取學雜費，教師津補貼來源產生缺口，直接導致教師與公務員的工資收入出現較大差距。2006年市政府用財政性資金為教師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補助150元，2007年和2008年分別提高到300元、500元。2009年，落實資金49億元，在全國率先落實并兌現31.7萬義務教育教師的績效工資。

七是健全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2006年，國家實行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中央財政按過去兩年的平均收費標準補助80%。重慶義務教育生均經費保障標準比周邊省市高出1倍多。2008年，又提高生均公用經費、校舍維修改造補助等標準，實現農村與城鎮學校“同標準撥款”。

八是大力推進中小學標準化建設，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普九”完成后，投入校舍建設等專項資金100多億元，今年60%的中小學達到國家標準化要求，建成中小學塑膠運動場1080片，城鄉教育差距逐漸縮小。

九是解決高中階段教育瓶頸問題。過去，“普九”大規模擴張，初中的升學率只有30%?40%。每年全市“兩會”有很多提案和建議反映高中階段學校不足。近五六年，我們大力發展高中階段教育，特別是加快中等職業教育，瓶頸問題得到歷史性地解決。普通高中和中職學校學生規模115萬人，比1997年翻兩番。

十是解決大學擴招生均經費問題。1997年大學擴招前，國家部屬高校的生均經費為8000?9000元，地方大學為5000元。隨著擴招規模的擴大，地方財政教育經費沒有跟上，所有地方大學生均經費被減半為2500元。2006年我們研究決定，到2010年重慶所有大專院校生均經費達到原標準，目前超額實現預定目標，達到5600元。做成這件事很不容易，擴招前不到20萬大學生，新增了50多萬人。現在又有一個新問題，根據1997年的物價系數，當時生均經費5000元，十多年后是否還用這個標準？如果算上通脹系數，1萬元的標準也應該，至少應該比全國各個地方率先達到目前部屬高校8500元的平均水平。

（三）始終堅持以人為本，改善了事關千家萬戶的教育民生

一是全面實現免費義務教育。從2006年、2008年秋季分別開始實施農村、城市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到2009年，累計投入資金83億元，每年惠及350萬中小學生。

二是健全貧困學生資助體系。目前，資助學生總量400多萬人。在全國率先對中職教育“五類學生”實施資助政策，今年推行中職全免費，已在10個區縣試點，力爭明后年全面實現。

三是健全農民工子女就學保障機制。將進城農民工子女納入義務教育保障機制范圍，26萬農民工子女享受“兩免一補”。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今明兩年300多萬農民轉為城市居民。要新建115所中小學校，解決他們子女的入學問題。四是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培養關愛機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把培養照顧好130萬農村留守兒童納入“民生十條”，我們采取寄宿制、代理家長、托管家園、“4＋1”教育培養模式等方式，妥善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

五是實施中小學生營養促進工程。惠及學生270多萬人次。市級落實1億元獎補專項資金，區縣投入7億元，為困難家庭中小學生提供學生飲用奶或雞蛋。對寄宿制學生按小學每生2元、初中每生3元的標準補助生活費；對非寄宿困難學生，免費提供“愛心午餐”。

六是建立新型校園警務體制。今年三月以來，全國部分地區發生校園暴力傷害學生事件。為保障學生安全，我們安排專項經費4.4億元，建立了新型校園警務體制和勤務機制，配備校警5588名、校園保安26554名，全市中小學、幼兒園實現“一校一警”、“多校一警”全覆蓋。

七是促進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市政府制定十條措施，通過引導基層就業、定向培訓、就業見習、創業帶動就業、加強就業指導等方式，促進畢業生就業。在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三年期間，高校和中職畢業生的就業率基本保持在90%和96%以上。

（四）以大學城建設為載體，促進高等教育提檔升級 重慶是山城，建設性用地比較少。為改變高校“螺絲殼里做道場”的現狀，2003年市委、市政府決定建設大學城，促進了高校基礎設施擴張。截止今年，大學城入住高校15所，13所已正常運轉，2所在建，學生規模15萬人。在大學城建設驅動下，全市大專院校近30所搬遷、15所就地擴張、西南政法大學等學校異地擴張。全市高校占地40平方公里，比2002年翻了兩番，建筑面積由400萬擴大到2000萬平方米，生均占地由20增加到60平方米，超過教育部標準10平方米，即使今后幾年學生數量達到80萬、90萬，也是達標的。

隨著基礎設施的大改造，6個本科學院升格為大學，新組建6所本科院校、24所高職學院、7所獨立學院，高校數量增加到61所。這不是拔苗助長，而是教育發展、學校硬件設施改善、師資隊伍和學生規模擴張之后的必然結果。每所升格的大學、新建的學校，全按照國家標準，經過教育部長達半年時間以上的審查驗收。類似情況在上世紀90年代，沿海地區大規模推進，而重慶直到2002年還原地踏步，沒有一所高校升格。現在我們還了欠帳。

（五）始終堅持公辦、民辦教育協調發展，創建民辦教育發展制度改革的典范

一是出臺促進民辦教育發展的十條政策。在民辦學校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收費標準、財政扶持等方面給予政策扶持，促進民辦教育大發展。目前，全市民辦教育機構2954所，在校生60.2萬人。“十條政策”在全國有率先開拓的意義，得到了教育部高度肯定，并全國推廣。

二是在全國首創民辦教育擔保公司，為民辦學校融資提供擔保。公辦學校有專門資金渠道，一般不需要融資，而民辦學校的資金來源比較困難。經過調研分析，全市300個中職學校中有70多個屬于民辦，而其資產總額才2億元。說明這些民辦中專大部分靠租借校舍辦學。如果一個學校發展到一定規模，其教育設施卻靠租借，哪怕辦學的人出發點很好，也極有可能耽誤學生。因此，我們組建了全國第一個教育擔保公司，幫助民辦學校解決融資難問題。目前，擔保公司已與8家銀行簽訂67億元規模的授信協議，為20多個學校提供了貸款擔保。

三是幫助部分民辦學校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主要是兩種情況：第一種是，一些民辦學校由于辦學方針、辦學模式出錯，最后資不抵債。辦學人可以逃債、一了百了，但是幾百個學生苦不堪言。我們采取由優質學校并購、政府償還學校債務的辦法，依法并購了十幾所民辦學校，保障了教師和學生利益。第二種是，民辦學校發生產權歸屬爭議，對薄公堂，有的一扯十年，老師學生深受其害。我們協調司法訴訟，解決了他們的債權問題。民辦學校歷史遺留問題的化解，提高了民辦教育的含金量。

（六）始終堅持教育優先發展，達到教育財政投入占GDP4%的要求

“十一五”期間，重慶財政性教育投入年年占GDP的4%。今年全國是3.4%。《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和國家教育工作會議都明確要求，從2012年開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要達到GDP的4%。重慶“十一五”就做到了。我們始終堅持預算內和預算外、預算和決算、地方決算和中央決算“三個比例”保證教育投入。新增教育經費70%往農村地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傾斜。這幾年，除了六七百億元正常預算外，基礎設施建設有六七百億硬投入，大學城建設100多億元，30個大學改造200多億元，中小學危舊房改造、寄宿制學校建設200億元，土地轉讓和稅收優惠150億元。還有平時各種各樣的資金調度。重慶優先發展教育理念是牢固的，優先投入教育的資金渠道是暢通的。

過去五年重慶教育的快速發展，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教育的結果，是全市教育戰線廣大教職員工共同努力的結果。借此機會，謹向全市教育工作者、向辛勤耕耘在各級各類學校的園丁們表示親切的慰問，致以崇高的敬意。

二、充分認識發展教育的重大意義，加快建設西部地區教育高地和長江上游地區教育中心

（一）教育高地是支撐經濟高地的基礎 過去五年，重慶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全市生產總值翻了一番，工業銷售值今年突破1萬億元，地方財政收入增長4倍；實際利用外資翻了三番多，達到63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增長2倍多。“十二五”時期，市委、市政府的規劃目標是：基本建成國家中心城市、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提前五年實現全面小康；GDP年均增長12.5%、翻一番達到1.6萬億元；工業銷售值達到2.5萬億元，財政稅收、利用外資等各方面都實現大發展。在一切競爭中，人才是根本，是競爭的核心要義，特別是要在世界大格局發展中抓住機遇、嶄露頭角，人才起著關鍵作用，而教育是人才成長的基礎。我們必須牢固樹立“經濟發展，教育為先”的理念，把投資教育作為面向未來的戰略性投資，加快推動教育科學發展。

（二）教育是縮小貧富、城鄉、區域“三大差距”的基礎性環節

縮小貧富差距的理論體系包含五個層次。一是國民收入的一次分配。既要講公平，也要講效率。如果“蛋糕”分歪，調整起來非常麻煩。1990年，我國GDP總量不太大，但那時58%左右是老百姓收入。到2000年，這個比例減少到47%左右，現在到了42%左右，社科院的統計是38%。老百姓分配的“蛋糕”少，消費就少，經濟結構就出現問題。二是國民經濟二次分配，包括社會保障制度以及財產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遺產稅等制度。三是財政性轉移支付。四是創業和就業。五是教育。教育在縮小貧富差距、縮小三大差距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比如，城市和農村籍大學生，雖然家庭條件等因素可能導致貧富差距，但他們知識水平差距不大，隨著就業創業可能由窮變富，不會導致一輩子的差距。如果教育出了問題，就可能使一代人無法縮小貧富差距。印度的教育體制就不太公平，雖然英語程度高、高等教育不錯、大學畢業生工資待遇較好，但是印度10億人，人分九等，宗教、階級、等級觀念非常嚴重，如果第八、第九等的人不能讀書，父母是洗衣工，小孩將來還是洗衣工，沒有翻身的機會。我們必須確保教育起跑線上的公平，再窮不能窮教育。

基于上述兩個方面的認識，重慶未來十年教育發展的目標是：實現城鄉教育一體化、教育現代化和教育國際化，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把重慶建設成為西部地區教育高地和長江上游地區的教育中心，率先進入全國教育強市和人力資源強市行列。為了實現這個藍圖，教育要在四個方面實現“率先”。

第一，率先實現城鄉教育一體化。一是加快發展農村教育。以農村中小學標準化建設為重點，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加強區縣中職和普通高中建設，高標準普及高中階段教育。二是推進區域教育協調發展。著力提高渝東南、渝東北教育水平，重點在萬州、涪陵、黔江布局一批大專院校。三是解決好戶籍制度改革中的教育布局問題。隨著農民轉為城市居民，農村人口會逐漸減少，現在農村學校已經出現大量的閑臵校舍。如果再投入建設，就會造成資源浪費。未來十年，2000萬農民將會減少到1000萬。要根據這種人口分布趨勢，合理布局城市人口集聚區的學校；調整農村學校布局，一些閑臵校舍可作為農村文化活動場所。市教委和市文廣局等部門要加緊研究和策劃，實現資源優化配臵。

第二，率先實現教育現代化。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是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基礎。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高水平的人才是教育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任務，有效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是教育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使命。當前，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要求，從國家發展大局出發，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搶抓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格局發展變化的重大機遇，發展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占領制高點，為西部發展增加體制性、機制性動力。這些大產業、大項目迫切需要人才和教育的支撐。比如，1億臺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將形成1萬億元銷售值，占全球筆記本電腦市場1/3的份額，需要集聚研發、設計、管理等各方面人才。再比如，建設數據處理中心和云計算數據中心，建設3萬臺服務器，需要1000多名信息數據專業人才，如果建成十萬、百萬臺，就需要上萬、十萬的人才。教育對重大招商項目有時會發揮關鍵作用。可以說，西永微電園1億臺筆記本電腦項目，就是大學城引來的。我們最近正在競爭一個世界級的集成電路項目，百億美元規模。優惠政策、配套加工廠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最關鍵的因素是人才。最近一個月，重慶郵電大學成立半導體學院、重慶大學成立集成電路和信息工程學院，每年能夠輸送1500名大學生、1000名研究生，培訓幾千名相關技術人才。這兩個學院就能夠提升重慶的信息人才競爭力。我們就是用這種邏輯在推進工作。

六大支柱產業常規發展、增量擴張、升級換代同樣急需人才。化工方面，總投資50億美元的40萬噸MDI一體化項目正在推進，建成后銷售值可達500億元，形成2000億元化工產業集群，急需大量化工專業人才。由于化工專業性強，所以市政府考慮是否建1所化工學院。汽摩產業大發展也急需人才。最近我們引進了一名頂尖人才，湖南大學校長鐘志華院士，在全國汽車領域極具影響力。建設西部金融中心，也急需要大量金融人才。雖然企業管理人才可以轉換知識結構從事金融，但還是缺少專業匹配的財經學院、金融學院。

第三，率先實現教育的國際化。全面推進教育國際交流合作，大力引進境外優質教育資源，加強高校與跨國公司、科研機構合作。這是我們教育《綱要》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各級各類重點學校、高校要加快推進。美國常青藤大學國際化程度非常高，一是百年歷史；二是上百億美元基金在股市里運作；三是教師、學生全球交流，學術活動非常廣泛，各種各樣世界級的前沿理論集中研討。所以，他們可以獲得諾貝爾獎。要學習借鑒世界教育各種合理的先進文化、先進教育思想、先進運行方式，比如民辦教育資金來源、公辦教育支撐體系等等，促進我們的教育發展。

第四，率先建成學習型社會。為全社會的成年人創造繼續學習的條件。一要發揮普通高校、電大、進修院校、中等職業學校的教育資源優勢，重點抓好以提升應用能力為核心的學歷教育、以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和城鄉勞動者就業培訓為主的非學歷教育。二要充分利用電大遠程教育資源，建設以網絡、電視等為載體的開放式教育服務平臺。三要整合區縣、鄉鎮（街道）和社區的各類教育資源，積極發展社區教育。四要建立社會教育文化資源定期開放制度，文化館、博物館、科技館、圖書館、體育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公益設施定期向社會免費開放。

三、堅定不移改革創新，全面提高教育的科學發展水平

（一）堅定不移地提高教育普及率

現在已普及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爭取2020年基本普及高等教育，2015年大學毛入學率達到40%。普及學前教育是當前和今后幾年的重要任務。目前，全市4100所幼兒園，60%為民辦，40%為公辦。如果一股腦把民辦幼兒園撤了，全由政府興辦，一是無此必要，二是極不合理。對于主城區、區縣城等比較發達的地方，應該鼓勵民辦；對于農村鄉鎮等比較落后的地方以公辦為主，公辦民辦協調發展，普及學前教育。

（二）堅定不移推進教育體制機制改革

重點是人才培養的體制機制、招生考試評價制度、現代學校制度改革、辦學體制改革、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等方面，破除影響城鄉教育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增強教育發展活力。在人才培養方面，要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人的知識，20%來自學校，80%來自工作和生活實踐。古代人飽讀詩書、學富五車，信息量卻遠沒有我們現代人大。但信息量太大，信息垃圾也多。如果一個人整天讀書、上網好像很用功，可能最后變書呆子。熙來書記經常告誡大家，不要整天泡在電視機、網絡上，其實很頹廢、沒有精氣神，甚至思維方式都比較呆板。我們的教育就是要聯系實際，培養學生知行合一、學用結合的世界觀，增強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上學期間就能夠適應農村、工廠、社會，不要太脆弱，稍微遇上不愉快的事就跳樓或者發生各種異端情況。對學生而言，精神生活、生活環境、師生互相關愛、接受艱難困苦的磨煉都很重要。市委、市政府決定，每逢暑期市區兩級機關全部開放，讓留在學校的上萬名學生實習，每個處室可以安排兩三個學生。他們一兩個月增長的知識，可能終生受用。實習期間，可以每月補助他們1500元或者2000元。既解決學生的收入，又增長閱歷。也可以讓學生學軍、學農、學工、學商。這些事情不是機械的，可以交叉，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實習時間。總之，要讓廣大學生形成從基層做起、與社會接觸，而不是好高騖遠的世界觀。

前不久，習近平副主席到重慶師范大學圖書館考察，上千名學生爭相與領導見面。習副主席即興演講12分鐘，對學生進行價值觀念方面的輔導，非常親切，也很實用。習副主席的講話是我們這一代人一生歷練精神感受的總結，非常有指導意義，要印發全市所有大專院校，讓學生、老師學習。

（三）堅定不移提高各級各類教育的質量 一是提高教育行政指導水平。我們的校長、黨委書記要從政治家、教育家角度，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遵循教育發展規律，系統和準確地把握學校發展方向，不能僅當一名學術專家。二是提高學校科學管理水平。倡導教授治學、教授治校，讓教授參與教育資源分配，讓教授、名教授、學術專家擔任某個學科發展的領軍者、產學研方面的領頭羊。這方面，一個頂級人才就能發揮重大作用，促進一個學科大發展，帶出一個團隊、培養一批人才、獲得很多大獎。三是提高教師教育教學水平。進一步優化教師隊伍結構，建立健全有利于教師成長、發展的機制，加強教師培訓，強化師德師風建設，提高教師隊伍整體素質。

（四）堅定不移地強化教育服務能力 一是優化高校和職業學校區域布局。學校布局得好，服務的面就更寬。要把重慶8萬平方公里都照應好。二是加快調整學科專業。圍繞經濟結構和市場需求及時調整新的專業學科，不要總在原來擅長的老學科里打轉，最后走進死胡同。三是加強科技創新和產學研結合，創新校企、校地合作。經濟發展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科研成果產業化。企業發展過程中更要注重吸收和利用教育資源。比如，工業達到2.5萬億銷售值，以2.5%的比例作為研發費用，就有750億。如果企業把這750億落在自己鍋里，除開購買新設備，由企業技術人員內部消耗，就比較浪費。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最理想的狀態是，750億研發經費，250億用于購買設備、進口關鍵原器件，250億用于工程師、技術人員研發，250億轉給學校和科研院所，形成產學研平臺，以供各種各樣技術人員實驗、分析。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五）堅定不移加大教育經費投入

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是對教育重要性理解程度的問題、是一個誠信問題。市委、市政府的決定，無論GDP增長到多大規模，今后十年，財政性教育投入保持4%比例不變，GDP1.5萬億就是600億，2020年如果GDP達到3萬億，就是1200億。如果硬件不需要投入，就轉投軟件和研發，轉投教育均衡發展、學校內涵建設、增加生均經費、補助貧困學生、提高教育民生水平等各個方面。這樣，重慶教育才真正代表未來，代表世界級的發展水平。同時，教育債務要在今后五年徹底化解。現在大專院校200多億投資，總資產近300億，欠債70億，負債率23%，不到30%，總體是安全的。但學校之間發展不均衡，有的學校債務占總資產50%，要嚴格控制。中職、普通高中負債控制在20%以下。義務教育學校，不管公辦還是民辦，都不能負債。

（六）堅定不移加強對教育工作的領導

一個學校的競爭力包括六個方面特征：一是硬件條件。二是產學研和學科帶頭人，師資條件。三是學生來源。畢業生的素質，一半靠自身，一半靠學校教育。當然，學校水平高，招收的學生素質就高。四是學校經費。五是校園文化。六是領導班子治校。校長、黨委書記所構成的領導集體是學校的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講，首先要建設好學校領導班子，加強對學校的領導。同時，加強教育系統黨團組織建設，發揮組織優勢，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質，使我們的學生成為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

第四篇：市長黃奇帆在全市水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

市長黃奇帆在全市水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黃奇帆說，召開全市水利工作會，主要是貫徹中央最近召開的水利工作會議精神，這次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體參加，是共和國60多年第一次，說明中央對水利工作的高度重視。熙來書記專門為全市水利工作會作出重要批示，我們一定要認真加以貫徹。

黃奇帆說，“十一五”期間，重慶認真貫徹國家新時期的治水方略，水利總投入達到385億元，為“十五”期間的2.5倍，其中市區縣財政和市政府水利投融資平臺共投入264億元，是“十五”期間的20倍。正是有了這樣的投入，“十一五”全市水利發展取得五個重大成效：一是骨干水源建設創歷史新高。開工建設大中型水庫24座，新增蓄引提水能力14億立方米，特別是開縣鯉魚塘、大足玉灘水庫的建成，填補了我市沒有大型農灌水庫的空白；建成工業園區供水工程22個，水利發展基本滿足了全市工業生產、農田灌溉、特色產業種養和第三產業用水需求。二是飲水安全工作全國率先，興建各類供水工程6.8萬處，解決1100萬城鄉居民飲水安全問題，提前一年完成國家規劃任務，受益地區地方性疾病得到有效防控；大學城、茶園片區率先在西部地區實現自來水直飲。三是病險水庫整治提前到位，基本完成2200座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實現了三年任務兩年完成，恢復蓄水5億立方米，新增或恢復有效灌面150萬畝。四是水生態環境建設成效顯著。開展“水系森林”工程建設和“綠化長江”行動，為“森林重慶”建設增色不少，新增水系綠化面積39.5萬畝，綠化長江水利林近2萬畝，治理水土流失面積4000多平方公里。五是防汛抗旱能力大幅提升，建成城鎮達標堤防220公里，新增防洪達標縣城20個，集鎮100個。

黃奇帆說，重慶這幾年大規模的水利建設投入，從2009年開始發揮功效，近幾年旱洪災害與重慶總是擦肩而過，有驚無險，其中水利工程功不可沒。在實現江河安然的同時，還為沿江30多座城市、600多個場鎮、800多萬居民樹起一道生命財產安全的保護屏障，年防洪效益達60億元。在去年春季遭遇的西南百年大旱中，重慶降雨量，江河來水量比2007年特大春旱還少三成，但災害損失卻降低三成。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廣大干部群眾眾志成城，頑強拼搏，還得益于我們不斷完善的防汛抗旱基礎設施和市區鄉三級應急救援體系。

總之，“十一五”期間，重慶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把民生水利擺在突出位置，立足“加快”和“率先”，下硬工夫解決工程性缺水問題，走出了一條符合重慶實際的水利發展新路子。取得這樣的成績，主要得益于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關注和支持，得益于各級黨政的高度重視，得益于水利投融資改革創新，得益于扎實的水利前期工作，得益于日臻完善的管理機制。

“十二五”期間，重慶水利事業大有作為，而且要大作為，水利投入要達到900億元，基本解決全市工程性缺水，全面解決城鄉居民飲水安全問題，實現病險水庫整治全面銷號

黃奇帆說，“十二五”期間，重慶水利事業大有作為，而且要大作為。“十二五”是國家水利建設重要時期，也是重慶經濟跨越式發展、縮小三個差距、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時期。立足于全國發展的要求，立足于重慶的需要和實際條件，我們力爭把中央水利工作會要求2020年全國水利應該達到的一些指標，提前到2015年實現，與我們提出2015年率先在中西部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相協調。今后5年，重慶要增加投資，在原計劃總投入700億元的基礎上，自加壓力，增加200億元達到900億元。這些資金主要用來抓好六大工程：一是抓好骨干水源工程，新增蓄水提水能力20億立方米，基本解決全市工程性缺水。二是抓好飲水安全工程，全面解決城鄉居民飲水安全問題。三是抓好防洪保安工程，實現病險水庫整治全面銷號，縣級以上城市和鄉政府所在地要達到國家規定的防洪標準。四是抓好農田灌溉工程，新增有效灌面150萬畝，有效灌面占常用耕地面積達到60%。五是抓好水能資源開發和水土保持工程，重點開展地方中小水電站建設和三峽庫區水土流失治理，緩解電力供需矛盾。六是抓好能力建設工程，全面推進水利科學發展制度體系建設，全面提升水資源管理、依法治水、防汛抗旱應急處理能力和水利信息化水平。

黃奇帆說，重慶越早解決工程性缺水問題就越早受益，也利于縮小三個差距。水利不好的地方，肯定是農村里最困難、最貧困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水利工程不僅是事關生命、安全的工程，也是致富工程、縮小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的工程。因此，“十二五”期間，重慶加快推進水利建設，既是貫徹落實中央1號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會議精神，又符合重慶老百姓利益。

“十二五”期間，要用改革創新的思路推動水利發展，從根本上扭轉全市工程性缺水局面。要在水利建設上有大舉措，資金安排上有大投入，改革創新上有大突破，水資源管理上有大動作

黃奇帆說，“十二五”期間，在推進水利建設過程中，要貫徹“科學規劃、統籌安排、綜合治理、強化保護、節水優先、量水而行”的新時期治水方略，用改革創新的思路推動水利發展，用體制機制的保障來促進水利發展，從根本上扭轉全市工程性缺水局面。要在水利建設上有大舉措，資金安排上有大投入，改革創新上有大突破，水資源管理上有大動作。

要深入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籌集到位水利建設項目地方配套資金，是搶抓發展機遇的必備條件。“十一五”期間，水投公司在籌集水利建設資金上發揮了作用，今后還要繼續努力。年內，我們要把水投和水務兩大集團整合成一個千億級的大集團，成為國內最大的水利投資公司，承擔全市重點水源、城鄉供水、污水處理、農田排灌以及小水電等各種水利項目。

要建立穩定的水利管理機制。現在水利管理也是兩難，農村的是水利局管，城市的邏輯上講是市政委管，但現實情況是主城是市政委在管，而31個區縣縣城的自來水、污水管理，有的是市政委管，有的是水利局管，職能不統一。而且，市政委在管水的情況下還要管很多事，像馬路攤檔、地下設施、環衛垃圾、廣告等，這樣一來好像也不夠集中。市政府正在研究建一個專門機構，專門管理城市、農村的自來水、污水處理，管理全市范圍的水源、抗洪抗旱的水利，這個事兒年內要解決。

要建立穩定的水利投入機制。水利項目大多是公益性、準公益性工程，需要政府投入，因此要明確政府在水利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明確公共財政在水利建設中的主導作用。一是要建立健全以市和區縣財政為主要渠道的水利投資機制，將水利作為市和區縣財政投入的重點領域，確保今后五年財政對水利平均投入在“十一五”的基礎上翻一番。二是各種水利行政事業性收費必須堅持應收盡收，及時解繳，全額用于水利發展。三是搞好土地儲備的兩次循環，用好土地資源，籌措資金用于水利設施建設。

要進一步爭取中央各部門加大對我們的水利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加大依法治水力度，推進水利法制化進展；樹立大水利觀念，把水利改革工作擺到重要位置，及時研究解決水利改革發展的重大問題，確保責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統籌各方治水，確保各項水利任務落到實處。此外，還要加強廉政建設，抓好過程控制和監督，建立長效機制，確保水利建設資金用到實處。

黃奇帆說，今年是貫徹落實中央1號文件、中央水利工作會議精神，實現中央決策的關鍵之年，我們一定要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以改革創新攻堅克難的精神，以科學嚴謹，求真務實的作風開拓進取，扎實工作，為“十二五”的水利改革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我們堅信，新時期重慶水利一定能實現跨越式發展，成功開拓一條獨具特色的水利現代化道路。

第五篇：黃奇帆在2010北大光華論壇講話

黃奇帆在2010北大光華論壇講話

黃奇帆：大家好！我今天講的題目是《世界是可以重組的》，這是幾個人在聊天的時候談到世界是圓的，世界是平的時候說的一句話，后來有興趣就把它寫成了一篇文章，最近財經雜志的記者來采訪我，有一個應答，也發表了一下。

我今天借這個題目就是要講，在世界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整個世界更多的依賴重組擺脫困境，在世界金融危機以后的階段，更要多依靠重組的思維來抓住機遇。

什么是重組呢？從經濟學上講也就是要素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1+1大于2的效果，從哲學上講，重組和哲學上的一個定義，我們說一切事務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運動，這種運動是有條件的，事務在一定的條件下有一定的運動狀態或者趨勢，條件是可以改變的，改變條件的方法實際上也是一種重組，重組就是在改變事務的一些運動的外界條件。在這個意義上講，世界是可以重組的。

我們平時講創新，講改革，改革和創新也是一種重組的行為。人為什么要重組？作為一個管理者，一個企業家，一個社會的領導者為什么要重組？什么情況下要推動重組？并不是每時每刻每天每個月都要想重組這件事，大部分時間還是按常規辦事，如果整天想重組會有精神病的。

在以下五種情況下要考慮重組，第一你如何想超常規的發展，你可能就要超常規的行事，可能要從重組的行為想一些措施。

第二你如果想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長周期的問題，五年十年前就有的問題，你的前任的前任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你現在真想解決，你可能要用重組的思維，因為老方法不行，如果老方法都行的話，現狀的辦法都行的話，你的前任和前任的前任可能都解決了。

第三如果是廣泛存在的問題，你這個省，他那個省，你這個企業，那個國家的企業，各個地方廣泛存在的問題你如果想解決，那可能要重組，因為常規的辦法你沒有想到別人也想到了。

第四如果你要擺脫危機，不管是經濟危機，企業危機還是社會危機，你可能要用重組的思維去想辦法。

第五如果在一個新的時期，新的階段、新的條件下，你要發展，可能要用改革創新的思維，就要用重組的思維去想問題。也就是說大體上可以劃出五個情況下，你可能要啟動重組的思維。

重組的方法一般也有五種。

第一種就是邊界條件改變一下，我們國有企業改革幾十年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普遍存在著人多、債多、社會負擔重的問題，一個企業90%以上的負債率，50%以上的冗員還承擔著各種負擔，任何一個企業家當這種企業的經理都當不好，所以實際上是把邊界條件進行改革，當年朱總理90年代的企業改革，實際上下崗再就業，幫助消除企業的冗員，債務剝離，去年了1萬5千億的債務，使國有企業負債率下降，把社會負擔轉移掉，各種社會負擔轉移給社會，企業不再承擔。實際上當把這些邊界條件調整了以后，許多優秀企業家脫穎而出，剛才李榮融講到的這個十年，國有企業的偉大成就應該說是90年代中后期國家把國有企業生存的邊界條件調整以后產生的效果。

第二種就是資源優化配置，我們很多企業強強合作，實際上都是資源配置的結果。

第三種就是利益蛋糕重新切分，本來是這么分配的，現在為了一個新的局面和新的目的，把這個蛋糕重新調整，調整了以后形成新的格局。

第四就是企業內部或者一個系統內部進行體制機制的改革，我們企業包裝重組上市是一種重組，社會或者各種事業單位都是一種重組。第五種是管理方法和政策措施的調整也是一種重組的行為。

在重組過程當中我們應該把握什么方式和原則呢？第一重組要把握機會，稍縱即逝，你過了這一會兒可能成本大大提高，或者是適得其反，所以重組是講機遇、條件和時機的。第二重組不是群眾運動，是有權利的人和有資源的，有實力的人之間的一個合作，不管是對手還是戰略伙伴，總之企業之間的重組，社會各個成員之間的重組是這個企業進行的默契和合作。第三重組的時候應該是利益均分，實現多贏的多少，比如說一個原股東可能要退出，債權人不能過分的賴帳，不能賴債權人的帳，股民的利益你也要保障，那么在這個方面都有利益，都要退一步，都可以進一步有一個利益多贏的。

我們現在看美國金融危機，美國政府拯救各種金融企業的措施，都是和這些重組的概念有聯系，我們國內的各種社會改革或者企業改革，經濟改革也和重組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我這里想講一個重慶政府在經濟危機這一年中我們做的一件事，這是和重組有關的，但是也和世界經濟格局調整有關的一件事。

就是在金融危機中大家都有一個概念，危機中有機，危機中往往技術革命會帶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成果，在這個過程當中，這種技術革命幫助這種經過走出困境，我們現在都在說經濟危機中是什么樣的技術成果呢？講到低碳經濟，講到新能源等等，但是很重要的有一個新技術就是信息產業當中，由于集成電路現在的發展，一個筆記本電腦的功能比20年前IBM公司的巨型機還大，這是集成電路的發展產生了這個效果。

另外面板顯示屏的發展替代了彩管波擴這樣的顯示系統，這樣就使得臺式PC機都可以變成薄型的筆記本電腦。無線上網技術的發展，使得電腦上網不要拖著尾巴用光纖光纜，而是可以像手機一樣使用。

所以在金融危機中有一個產業，就是筆記本電腦，不僅沒有市場萎縮，每年漲30%，到2012年可以翻一番。也就是說去年2009年電子信息產業幾乎都萎縮20-到40%，筆記本電腦是增長的。08年筆記本電腦市場銷售1.6億臺，可以預測，2012年當年的銷售量會到3億臺以上。這個認識是世界電腦巨頭的共識，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覺得所謂抓機遇，抓一萬億銷售值的機遇就要抓這個，甚至這個比低碳，比新能源汽車還立竿見影。

所以重慶市政府我們去年應該說直接行動，我自己跑到硅谷跟惠普的總裁討論這件事，我們經過討論以后取得了共識。就是在重慶惠普來建立一個3600萬臺筆記本電腦的基地，這個基地不是原有的1.6億臺在沿海分布的再轉移到重慶來，而是新增的1.5億臺里。

惠普認為它是全球筆記本電腦最大、最重要的企業，它至少要囊括三分之一，就啟動新增的36萬放到重慶，他們考慮放到重慶自己不生產，設計銷售，生產制造外包給臺灣，就讓臺灣三家企業，富士康等三家各做一千萬臺在重慶，這三家企業到了重慶，他們也不會只為惠普一家，因為他們這三家企業也為宏基、蘋果和戴爾、東芝等其他的電腦廠商待工。

所以他們在重慶接受了惠普3600萬臺，對重慶來說，這樣一個產業基地簽約、開工意味著什么？有五個積極的意義。

第一重慶的產業結構變革了，重慶到去年為止，8千億工業銷售值，這個8千萬臺筆記本電腦，如果三四年以后全面投產，它整個的零部件加整機的銷售值就是7千多億，再加上配置打印機就是8千多億，幾乎再造一個重慶工業，如果2012年工業的工業有2萬億的話，筆記本電腦會占35%以上，也就是調整了重慶西部原有的傻大黑粗的產業結構，把輕工業、電子工業和高科技產品這一塊上去了，這個結構調整可以降低能耗，降低各方面的污染，整個的產業結構取得提升。

第二西部一般比較比賽，沿海地區以及整個中國25000億美元的進出口額，中西部地區都是很小的一塊，重慶在08年全部的進出口也就是100億美元，但是這個項目，因為是8千萬臺電腦全部出口，所以一個項目進出口額就是1千億美元，實際上就是重慶成為西部的開發高高，整個的量就調整過來了。

第三不僅是工業發展，會帶來航空物流，鐵路汽車的各種運輸，還有貿易結算，第三產業服務業，生產性服務也都大量的跟進。

第四也調整了重慶的勞動力結構，這個項目要4萬就業的群體，包括大學生和藍領工人都是信息產業的背景。從這個角度，重慶幾十個大專院校，包括中專職業學校，可能培訓人員的結構都要調整。第五當然也縮小了東部和西部之間的差距，我們整個07、08年1.6億臺筆記本電腦，中國沿海地區生產1億臺，東南亞和印度生產五六千萬臺，基本分布在沿海，內陸地區22個省一臺電腦也沒有，如果這些分布在四個地方，重慶就會成為中國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基地，同時也是亞洲世界最大的一個基地。

我們憑什么說討論一下就可以產生這樣一個效果？是重組的效果，我們可以說是三個重組，三個重組的模式吸引了跨國公司在重慶。第一這個重慶搞這個項目不是加工貿易梯度轉移，也不是沿海勞動力成本各方面郵電煤運要素便宜了，成本高了，而是金融危機以后新增的電腦市場資源的再分配，格局的再調整，是整個布局的一個重組。所以重慶這個布局實際上調整了歐美筆記本電腦巨頭的整個全球格局。第二為什么要放到重慶來？

但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世界不平了，原油(82.75,0.09,0.11%)價格從20美元一桶到80美元、100美元一桶，飛機的成本也高了，企業也困難一點，也想更多的降低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在研究新格局下怎么降低加工的成本，我們重慶要想做這件事，沿海地區和重慶的差別，你不管重慶成本怎么低，勞動力成本低，油電煤運成本低，或者說稅收政策也比沿海地區好一點，但是在重慶離開沿海2000公里的路程，來回4000公里，這個物流成本你如果像沿海那么搞加工貿易，搞一個總裝廠，整個全世界各地把東西運到重慶來肯定不行。徑向物流成本肯定做不好。我們想了一個概念，就是把水平分工改成垂直整合，我們這個項目還重組了加工貿易的價值鏈，中國現在一年進出口25000億美元，加工貿易幾乎是1萬5千多億美元，但是加工貿易當中的設計、銷售、物流和金融結算幾乎都不在中國，我們只是微笑曲線的最低端，加工和代工的部分，賺取加工費。

12000億美元加工貿易的結算在哪兒？不在我們各個上海或者廣東，或者各個省的沿海各個地方，5千億美元在新加坡，3千多億美元在香港，這個結算是稅收，包括印花稅、交易稅，還包括版稅。

因為你們要知道，既然惠普把筆記本電腦設計完了，交給各個零部件廠生產，零部件廠都要付給惠普專利費，那么付這個專門費不是在上海或者廣東，而是付在結算中心，付了以后就要交稅，所以我們一年結算中心流失的財富要比加工貿易代工的收入多得多，這是我們非常可悲的。

我們20年來加工貿易沒有結算中心，我們也討論了結算中心放到哪兒，他們說在新加坡，整個亞太地區，包括中國、印度和東南亞惠普有1千億美元，結算中心在新加坡，我們說不行，要放到重慶來，我們就跟他們討論了三個月，最后說服了他們，結算中心9月份開張，10月份運轉。

一個月幾千萬美元，一年就有幾億美元的稅收，本來這個是統統交給外國的，現在交到重慶來了，當然這里面我們自己還沒有生產一臺電腦，是其他地方生產的。結算中心一是結稅，二是結匯，幾百億美元一個帳戶，一年進進出出，哪個銀行有這個帳戶？哪個銀行一年多幾十億的中間收入？

第三是結人，幾千個上萬個高級會計師，紀念幾十萬的收入，他們都在香港、新加坡，國內很少，什么叫金融中心？結算中心在哪兒，哪兒就是金融中心，跨國公司現在結算中心和總部是分離的，所以以前跨國公司總部集中的就是金融中心，現在跨國公司總部不一定是搞金融，只是一個行政總部，結算在哪兒哪兒才是中心。

在這個意義上，大家可能就會想，我們為什么重慶做成了這樣一件事？這就要回過頭來說我們剛才重組的觀念，重組的時候是要把握機遇的，我們要挖也挖不過來，要當機立斷，做這種事是要有實力有資源人的一個組合，這件事如果你不跟惠普的總裁談，你跟他下邊的部門經理、地區總監去談，跟各種小公司談毫無用處，因為整個世界電腦的三分之一是惠普生產的，你跟惠普總裁談，當然談得成這個事。

第三包括比如說結算中心要從新加坡搬到重慶來，上千億美元的系統已經是10多年的運轉系統，多少會計人員，多少公司，幾百個地方的生產和結算，要把這個系統搬過來，不是總裁誰能干這個活？跟下面談沒用，所以重組是要講級別的，一定層面不是參謀長的測算，而是領導者的決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說里邊有資源優化配置，垂直整合水平分工的一攤事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這里邊有資源優化配置的效果，同時也要邊界條件的調整。

比如說重慶為什么能搞成這個事情？我們跟中央要求搞成7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區，中國從06年以后已經有四年時間沒有批一個出口加工區，06年以后批了17個出口加工區，每一個出口加工區只有3平方公里，我們這次批了7平方公里，是王岐山副總理的特批。

我們不是說申請搞一個出口加工區再去招商引資，我們是項目已經在這里，8千萬臺電腦，幾個老板所干的活就要40萬人，就要7平方公里，你只是給了我一個加工貿易的政策，這個保稅區就特批了，這是一個邊界條件，沒有這個邊界條件這件事也干不成。

結算中心一個很簡單的外匯帳戶的結算，中國在過去，也就是在08年以前30年開放還沒有一個規則允許境內的自然然或者法人開設離岸金融帳戶，中國大陸沒有一個企業和自然人可以開設這個帳戶，我們這個就是離岸金融的結算，所以這個是我們重慶政府想到這件事，要跟新加坡一樣，他可以開我們不能開，我們把利益拱手送給外國人，這是國家核心利益，加工貿易的結算為什么都要到外國去？應該把它拿過來，我們跟外管局商量，特批重慶可以做這個事情，這是好事情，我們可以有自然人帳戶的結算。

所以用這個案例來說明，我們整個世界產業布局結構調整，價值鏈的結構調整重組，整個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模式的調整，這三個調整都是一種重組的行為，世界是可以重組的，這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吃飯聊天的一個說辭，是一種世界觀，是一種哲學觀，是一種方法論，用這種方法論可以引導我們擺脫困境，也可以引導我們在金融危機以后抓住機遇，使我們的企業，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快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