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群眾的利益訴求
群眾的利益訴求
湖北“石首事件”、貴州甕安“6·28”事件、甘肅隴南“11·17”事件??在信訪問題由來已久且長期沒有得到根本緩解的情況下,去年以來直至近期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一些群體性事件,或由于先進入信訪渠道未受重視,或直接跨過信訪,產生了較大負面作用。這類事件的頻發,給和諧社會的構建和基層政權的穩定敲響了警鐘,也暴露了信訪處置的尷尬,直戳了信訪處置的“痛處”。
近幾年來,隨著社會階層的逐漸分化、利益主體也日益多元化,因分配不公、利益調整失當引發的信訪事件開始增多。縱觀一些典型信訪案例直至重大群體性事件,群眾訴求渠道不暢,特定群體“代言人”缺位,群體利益協商、調整機制缺失,是引發沖突的主要誘因。疏通群眾利益訴求渠道、破除體制性梗阻,是當務之急。這對信訪部門和領導干部,尤其是基層的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在工作實踐中,有的領導干部對信訪群眾缺乏“愛民之心”,有的只是“戒心”,甚至是抵觸心理。群眾渴盼解決的利益訴求受漠視,被置之不理。
之所以發生群眾利益訴求不受重視的情況,一方面,一些地方長期把發展經濟的“第一要務”當作“唯一要務”,熱衷于招商引資、上項目,對民生問題不夠重視,把群眾中特定群體的合理利益訴求當成了“雜音”,民意、民怨難以入腦、上心。另一方面,在現行體制下,一些基層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壓力,卻沒有“尊下”的動力,只要事情不“鬧大鬧炸”,就難以認真傾聽和有效解決群眾訴求。
更有甚者,由于各種原因,還會出現對上訪人群采取拉扯、推搡、驅趕等“高壓”現象。由于與上訪人發生這種“身體接觸”的多是公安民警,警力介入極有可能使矛盾激化,群體性事件或不可預測的局面隨時可能發生。因此,在面對信訪人群時,慎用警力,慎用強制措施,嚴格依法辦事,不出格,已顯得尤為重要。
在破除群眾利益訴求的體制性梗阻、構建民意表達機制上,只要有決心、有氣魄,辦法總會有的。個別地方目前已在這方面作出了積極探索。除此之外,領導干部如何錘煉素質、提高執政為民的意識,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建立服務型政府,樹立起服務意識,不是貼貼標語、喊喊口號就能實現的,而是需要執政理念的根本轉變。這是一個長期的自我認知和角色定位的過程,尤其需要各種相關的、配套的制度建設。(范春生)
第二篇:健全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健全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今天,拿到政府工作報告的修改意見,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說“自己眼前一亮”。
他注意到,報告有9處重要修改。其中第8處的修改意見是:報告第三部分“2012年主要任務”中,“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一段,在“加強和改進信訪工作”一句后面,加上了“健全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機制”。
“健全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機制”這句話在文件打印時被加粗加黑。趙林中指著這句話,提高嗓門對記者說“加得好!”
在趙林中看來,雖然增加的只有12個字,但說明中央政府在做好群眾工作的認識上和代表們有共識,重視和尊重民意。
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解釋這樣的修改原因時說的,健全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機制是為了“充分反映民意,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和社會和諧穩定”。
在過去幾天的討論中,提起信訪,代表們總是有說不完的話:“為什么信訪、不信法?為什么信上、不信下?”??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朱勇說,修改前的政府工作報告在提到信訪工作時,只有“加強和改進信訪工作”這幾個字。
討論中,很多代表認為,當前基層社會矛盾比較復雜,群眾還有許多不滿的情緒,僅僅說“改進和加強”,力度還不夠,不足以疏導群眾的不滿情緒。有不少代表認為,應該將“健全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在擔任安徽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前,朱勇在安徽省信訪局做了4年局長。在他看來,一些群眾上訪,有的確實是政府工作沒做到位,或者是政府也做了工作,但群眾還不滿意,還有困難。群眾的不滿和困難需要有一個渠道來疏導、反饋,得有人聽他們的不滿和困難,繼續解決群眾的難題。所以要建立一套機制,讓群眾暢通地表達他們利益訴求。
朱勇說,代表們的這個意見被采納,說明政府重視自身存在的問題,并且承諾要建立解決問題的渠道。
趙林中也認為,與修改前只有“改進和加強信訪工作”相比,新增加的12個字預示著政府在原有信訪工作的基礎上,還要有新的機制和舉措來維護群眾的權益。
趙林中說,既然政府有決心提出要建立渠道讓群眾表達訴求,那么之前就應該做大量的基礎工作,研究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真正做到老百姓的難處有人聽,有人管。
5年來,趙林中向大會提交的建議中,總有一條是推廣“楓橋經驗”。作為公安部特約監督員,趙林中的一個聯絡點是浙江省諸暨市的楓橋鎮。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楓橋就形成了一套解決群眾矛盾的機制——“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在趙林中看來,這套經驗至今還在發揮作用,核心就是基層政府要建立渠道聽取群眾意見、化解群眾矛盾。
此次大會期間,朱勇專門提交了一份關于加強社會管理的建議,特別提到如何化解群眾的不滿和矛盾。
朱勇建議,司法部、國家信訪局等部門要推動建立健全大調解組織網絡,整合有關方面力量,組織開展矛盾糾紛大排查大調解工作。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互銜接、協調配合的工作機制。
朱勇還建議,應該加強行業性、專業性調解工作,推動勞資糾紛、交通事故、醫療糾紛、環境保護、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等領域的矛盾化解工作。解決好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調解隊伍、調解平臺建設和經費保障等實際問題。防止因決策不當產生社會矛盾,努力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矛盾糾紛的發生。
在朱勇看來,新增加的12個字意味著政府要暢通訴求表達渠道,建立正常的溝通制度和聯系渠道,及時了解群眾訴求,防止因投訴無門而向社會轉嫁和宣泄。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鹽城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馬成志說,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社會矛盾比較突出,各級政府也很重視信訪工作。解決群眾的難題,各級政府一定要按法律辦事。雖然中央政府提出健全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但在實踐中,各級政府的認識可能還有待逐步提高。
朱勇也認為,各級基層政府要把解決人民的訴求當做大事來抓。
馬志成說,做群眾工作就不能站在群眾的對立面,要換位思考。就像中央一直強調的,“我們發展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的一切”。
第三篇:關注群眾利益訴求 破解征地拆遷難題
信息需求(5)
關注群眾利益訴求 破解征地拆遷難題
因征地和拆遷問題引發的群眾的利益訴求,正在成為困擾豐鎮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的瓶頸之一,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廣大群眾強烈希望能盡快解決這一問題。
一、當前征地和拆遷群眾利益訴求的主要特點
(一)從訴求的形式看,以信訪為主,而且層級、總量和規模都呈上升趨勢。與以往相比,群眾反映利益訴求的渠道逐步趨于以信訪為主,而且現階段無論層級、總量還是規模都呈上升均勢。一方面,大多數群眾認為市、縣、鄉聯系相對緊密,官官相衛,不利于訴求的解決。有的即使全部按政策解決到位了,也懷疑有折扣、有截留,更傾向到省或中央機構反映訴求。另一方面,層次、規模的逐漸上升,是由其客觀影響相對較大的實際所決定的。隨著網絡影響的擴大,通過網上反映利益訴求也有增長趨勢。
(二)從訴求的內容看,主要集中在對補償標準不滿意、利益分配不公和要求懲處腐敗等方面。普遍認為現行的補償標準過低,沒有充分考慮到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等因素,對土地作為群眾生活、生存保障的重要性估計不足。利益分配不公的訴求,主要集中在同村不同價、同地同物不同價方面。比如綜合區片地價的實施,按地類的等級實行補償,同村不同類的地,補償標準就不同。同一塊地,又因被征的時間不同,獲取的補償也不同。對于腐敗問題的反映,多數是以征地拆遷為機會,反映村組干部涉地或者經濟問題,以引起上級關注。
(三)從訴求的對象看,以相對弱勢的群體為主。在農村,主要是一些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勞動技能的農民。土地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本錢,是能夠活下去的支撐。一旦失地,對未來生存和生活的擔憂前所未有。在城市區,主要是一些打工沒人要、經營無門路、辦廠缺本錢、生活少保障的貧困戶。經濟條件較差,生活質量不高,居所是他們擁有的最現實、最寶貴的財富,征地拆遷帶來的恐懼同樣極大。
(四)從訴求解決的效果看,群眾的不滿意度越來越大。最關鍵的問題在群眾對補償的預期無法得到滿足,也有個別基層信訪工作者作風和態度的影響,導致群眾不滿意。這樣,就出現了“群眾不信任基層—到上級部門—批轉基層辦理—群眾不信任基層”的怪圈,群眾解決訴求的成本加大,時間拉長,不滿意度也越來越大。
二、當前征地和拆遷群眾利益訴求局面形成的原因
(一)最根本的原因是群眾的訴求沒有得到合理解決
群眾的所有利益訴求,不管是在縣本級,還是到更高層級,其出發點都在于對未來生活保障的高度擔憂。土地被征用后,農民失去了土地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政策規定的補償標準偏低,農民因自身條件所限,在征地后又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多數人會產生“沒有土地生活就沒了保障”的恐慌。這種恐慌有對未來生活成本加大、生活水平下降的恐慌,有對“一次性賠償用不了多長時間”的恐慌,有對物價不斷上漲、錢不頂錢用的現實的恐慌,更多的是對養老問題的恐慌。而且到目前為止,失地農民的保障問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一直缺乏具體的政策依據。現在多數地方采取的納入低保、協調就業等政策,因為不存在比農民失地前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的可能性而缺乏吸引力。
同樣,城鎮居民的擔心與恐懼也是在于對現實生活水平下降,對未來處境的恐懼。所以,雖然各級黨委、政府對此問題一直高度重視和關注,但廣大群眾仍然無法消除利益受損的不平衡,無法消除對未來的擔憂和恐懼,必然產生反映利益訴求的內在要求。
(二)基層工作存在薄弱環節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1.對群眾的利益訴求考慮不夠充分。對于征地拆遷工作,特別是國家、省市的重點工程項目,或者是上級統一部署的階段性重點工作,比如高速路建設、產業集聚區建設、司法系統建設、舊城改造等,相關部門把“上級”和“重點工作”做為擋箭牌,以“時間緊,任務重”為理由,不愿意深入群眾,認真做好宣傳、疏導工作,對群眾的利益訴求關注不夠、解釋不透、反映不及時。這樣,就導致群眾對補償工作不信任、有怨言,產生對抗情緒。
2.部門合作出現脫節,導致群眾利益受損。因為征地拆遷工作涉及部門多、政策規定多,而且情況復雜,需要所有關聯部門齊心協力才能使群眾利益得到較好的保障。而在實際工作中,有個別部門從自身利益出發,截留、挪用群眾補償資金,導致群眾的利益受損,給整個工作帶來被動。有的單位,因為不是牽頭單位而放松對工作的要求,參與協調的工作人員政策不熟悉、工作主動性差,全憑牽頭單位推推動動,甚至故意“踢皮球”,使補償方案出現漏洞,工作鏈出現脫節,導致群眾利益受損,而且訴求解決的難度加大,使矛盾積存、惡化。
3.個別基層信訪工作人員存在畏難情緒。因為所有的征地拆遷都涉及“個人問題”,而且涉及人員多、情況復雜、影響深遠,問題處理起來難度較大,所以一些工作人員不愿管、無力管。個別工作人員既怕得罪群眾,又怕得罪相關部門,就采取簡單的工作方法,推諉應付。有的能躲就躲,能拖就拖,不解決,不上報;有的實行責任轉嫁,讓群眾到相關部門咨詢或者反映;有的干脆說自己不是領導,不敢表態,讓群眾直接找領導。久而久之,群眾認為到基層反映訴求根本沒用,以后干脆直接找領導或者到更高層級反映。
4.基層無法及時解決群眾的部分利益訴求。隨著分工的進一步細化,部門規定越來越多,相應的規章也越來越細。作為基層信訪人員,對涉及群眾利益訴求的政策規定存在很多盲區,在初次接待中對群眾“訴求能不能解決”、“多長時間能解決”等問題無法給予肯定的答復。如果到信訪人員提供的職能部門反映訴求遭到拒絕,群眾就會徹底失去在基層解決訴求的信心,并將訴求無法得到解決的原因歸結于沒有見到更大的官,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更重要的是,以后這些群眾及其周圍的群眾根本不愿意再到基層信訪部門反映問題,或者只是去簡單履行一個程序,一旦訴求沒有得到當場解決,直接到上一級部門反映。
因為各種因素的作用,目前不少群眾對基層信訪工作持否定態度,對在基層解決利益訴求失去信心和耐心。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在每一項征地拆遷工作開始初期,就充分考慮群眾的利益訴求,扎扎實實的落到實處,不留隱患,不留后遺癥。
(三)一些非正常因素為群眾到高層級部門反映利益訴求起到了助推作用。
1.對信訪工作的不斷強化趨勢給群眾一些信號誤導。通過到高層級反映訴求,一些令人痛心的冤假錯案得到了解決,并在現實中起到了較強的示范效應,在相當程度上,對到高層級部門反映訴求、對面見上級領導反
映訴求起到了導向作用,并以連鎖反應的方式吸引了更多的有利益訴求的意愿者加入、模仿。
2.“特事特辦”給部分群眾一些信號誤導。對于一些重點工作或中心工作,相關部門為急于完成任務而對個別利益訴求特事特辦,尤其是對一些超出政策規定的訴求不按原則處理,過分滿足要求,對少數人存在認知偏執的利益訴求起到了助推作用。
四、影響群眾利益訴求及時解決的難點
綜合以上分析,我認為,對于群眾的合理訴求,隨著基層相關部門責任的進一步明確、工作人員素質的進一步提高,一定能夠得到及時、合理、滿意的解決。目前最主要的是又好又快的解決現階段的群眾利益訴求問題,盡快消除基層信訪無用、官官相衛等認識誤區,同時,盡快引導群眾走依法維權道路,促進相關部門提升依法執政水平。就更好的解決群眾的利益訴求來說,目前還存在以下三個難點:
(一)經濟發展與穩定工作的統籌協調。基層具有工作任務重、難度大、范圍廣、人員少等特點,而行政工作被放在了首位,再加之領導干部的提拔作用和現行的政績考核機制問題,部分領導將思想放在了如何抓經濟、促發展上,淡化了基層信訪工作的重要性。雖然信訪工作實行了一票否決,各級領導也日益重視,但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方法還是“有訪接訪”,處臵群眾利益訴求的方法單一,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不夠。
(二)群眾意愿與政策規定的一致性。一是大部分征地拆遷群眾希望不是一次性買斷,而是實現長期收益,使未來的生活有更強、更有力、更好的保障。現行的補償政策沒有依據,更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二是農地轉化成工業用地或城鎮用地后,市值上升空間巨大,有時達到幾倍、幾十倍,群眾心理不平衡。三是當前政策補償標準考慮的只是農地資源的經濟價值部分,但這僅僅是土地總價值中的很小一部分,做為生產要素的升值空間和社會保障價值確實沒有體現在內,從而損害了廣大群眾的利益。
(三)現行法規個別規定的沖突。一是中央規定,異地信訪案件,由案發地負責解決問題,戶口所在地負責穩定。這一規定在實際操作中的難度很大。案發地不解決問題,群眾的利益訴求就不會停止。二是信訪考核內部規定的逐級上訪考核制度與國家信訪條例沒有規定百姓不能越級上訪的矛盾,使基層產生“怕越級上訪”的心理,促使百姓更加偏重于越級表達利益訴求。
(四)依法行政工作與現實存在的不和諧。一是對于上級限時、過急、要求特辦的個別事項,一邊催進度,一邊催穩定。二是有些問題,法院已經判決生效,但因為當事人對判決結果不滿意而再次表達利益訴求,領導指示“想辦法解決,解決不了做好穩控”,不變通解決無法穩控,變通解決則與依法行政的規定相悖。
我們認為,信訪工作的作用日益突出,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最大的一個原因在于,我們的依法行政水平處于弱勢和劣勢,執法部門工作有漏洞,依法維權氛圍不濃,群眾依法維權意識淡薄。徹底解決群眾疲于通過信訪反映利益訴求,除了努力做好群眾訴求問題處臵工作外,很有必要把引導群眾依法維權、加大違規執法懲處力度擺上重要的議事日程。
第四篇:恐怖訴求淺析
淺談環境保護公益廣告中的恐怖訴求
一、環境保護公益廣告現狀
環境保護公益廣告是公益廣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環境保護的公益廣告比比皆是,例如,“小草在安眠,請勿打擾”運用的表現手法大多是感性訴求以及擬人的修辭方法,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以情感訴求打動消費者,感性訴求旨在喚醒消費者心中欣喜、憐惜等正面情緒,而忽略了恐懼、內疚等負面情緒可能引起的消費者共鳴。而保護環境的公益廣告的目的在于通過廣告引起受眾對公共議題的關注或重視,或改變目標受眾態度,并指導其行為,其經常是與環境破壞、動植物多樣性減少、資源短缺等的不良后果的負面議題有關,因此更適宜采取負面的恐怖訴求。
二、恐怖訴求定義
20世紀初,美國心理學家麥道孤(W.Mcdougall)認為人類具有覓食、性欲、憎惡、好奇、恐懼、自信等一系列的本能。恐懼的發生是因為處在引起恐懼情緒的事物的存在和刺激。當人感到恐懼時就會產生一種不安的情緒,這種不安的狀態會促使人尋找安全的保障或解決的辦法。事實表明,恐懼是一種最普遍、最基本、最共性的心理狀態,也是一種影響最廣、力度最強、傳播最快的心理情緒。因此,針對受眾中普遍存在的擔憂、害怕心理,恐怖訴求常常被廣告創作人員作為訴求主題來影響說服目標受眾。從不使用產品或不按其所倡導理念行事的不良后果中,警誡人們防止不良或不幸結果的發生,給人造成一種心理上的震撼。
因此,恐怖訴求可定義為:展現行動的利端或不行動的弊端,描述某些使人不安、焦慮、擔憂、恐懼的事件或發生此類事件的可能性,以引起訴求對象對廣告信息的特別關注的一種廣告訴求方式。
三、為何要在環境保護公益廣告中使用恐怖訴求?
1.環境污染、動植物多樣性減少、資源短缺日益嚴重,增強受眾環保意識迫在眉睫
隨著社會發展、人口增多,人們對環境的破壞使得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對動植物的捕殺和破壞使得許多珍稀動植物瀕臨滅絕,對資源的無止境索求使得資源短缺嚴重。而受眾的環保意識淡薄是其最主要因素,受眾并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些情況所帶來的嚴重后果與己身的深切聯系,總以為與己無關,環境保護是政府的事,個人的微薄力量并不會起作用。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了增強受眾環保意識已成為保護環境的重中之重!在以往的環境保護公益廣告所用的感性訴求并沒有起到很大作用,那我們就要另辟蹊徑,用受眾負面情緒的恐怖訴求引起受眾對于不當行為后果的恐懼心理,將個人的不當行為與己身深切的聯系在一起,讓受眾深切感受到破壞環境的嚴重后果!2.恐怖訴求的傳播效果更佳
在以往的環境保護公益廣告中,大多采用請求的語氣、擬人的手法等委婉的方式告訴受眾保護環境應采取的行動,但往往收效不大。我認為,這就像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感性訴求就像是求人辦事,而事情能否辦成要看被請求者的心情;恐怖訴求更多的是抓住別人弱點,威嚇別人辦事,被請求者有種不得不做的感覺,因為他們很清楚,不
照著做會產生怎樣的嚴重后果。在到達目標受眾的廣告中,受眾接受的往往是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信息。環境保護的公益廣告也如此。3.恐怖訴求更能吸引受眾注意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認為,隨著信息的高速膨脹,有價值的不再是信息而是人的注意力。在鋪天蓋地的廣告中,廣告所表達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哪個能引起受眾的注意,以往的環境保護公益廣告表達的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而隨著社會科技發展和自身能力的提高,人們不斷過度追求快樂和舒適,是人對所有引起快樂的刺激情境越來越遲鈍,對所有引起不快的刺激越來越敏感。這就說明恐怖訴求恰恰是負面情緒公益廣告吸引受眾注意力的有效手段。
四、如何準確運用恐怖訴求? 1.恐怖訴求要行之有效,用之有度
中國施行中庸之道,強調過猶不及。環境保護公益廣告中所展現的恐懼程度太低,不會引起社會受眾的關注,恐懼程度太高,又會引起受眾的反感、防衛和躲避。因此在環境保護公益廣告中恐怖訴求的運用要講求“度”。把握廣告中恐懼的程度,讓受眾既接受公益廣告所傳達的信息,產生恐懼感,又不至于太過恐懼血腥,引起受眾反感乃至躲避。
2.爭取恐怖訴求本土化
不同國家、民族、群體的人對同一事物所可能引發的恐懼的感受點是不同的,這就需要在廣告的制作中把握受眾不同的文化心理,了解
受眾的不同特點,尋求最佳的相關點。在西方國家中恐懼訴求運用的較多,雖說環境保護是全球通用的,但我們并不能直接把西方的優秀環境保護公益廣告作品直接搬到中國來展出。因為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決定了東西方的文化傳統與恐怖的表達方式以及恐懼點不同,不能照搬硬套,但是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優秀廣告中的創意與我國的文化國情相結合,從而做出具有本土化意味的優秀環境保護的公益廣告。3.要明確訴求目的,提出建議行為
每則有效的恐怖訴求的環境保護公益廣告中,信息除了必須成功的激發受眾害怕和焦慮的心理外,還應該提供明確的改變態度或行為的指示和建議,而且行動建議應該是一項容易可行和有效的行動方案。(保護動物的平面廣告案例)當受眾確信廣告信息中的某些情況已嚴重威脅到自己而提出的行動建議是可行、有效的時候,受眾控制危險的動機才能被誘發,并最終接受這個建議。相反的,雖然當威脅使受眾心生恐懼,但廣告卻沒有提供有效阻止威脅的建議,或者建議不明確、太困難、太過費時、代價高昂時,受眾可能就會傾向于控制恐懼,或通過不由自主的否定、轉移注意、防御性逃避來降低恐懼感。在宣傳環保的公益廣告中,它往往展示了森林被砍伐、土地荒漠化的嚴重景象,卻沒有提出貼切的保護性的行動指示。這就可能會使受眾傾向于控制恐懼,或通過不由自主地否定、轉移注意、防御性逃避來降低恐懼感,從而使廣告的目的性很難達到。如果在這類廣告中加上一句:“少用一雙一次性筷子,或許可以改變”“節約一滴水,你可以拯救更多”目標就清晰而明確。
4.要準確把握恐懼信息與受眾的密切相關性
在通常情況下,所描述的威脅與目標受眾越是相關,她們就會越相信遭受威脅的可能性,自覺反應就會越突出,而改變態度和行為的可能性就會越大。也就是說,恐怖訴求信息必須要能使受眾產生高自覺威脅性和嚴重性,才能激發高自覺反應,而受眾急欲保護自己免于受害的動機就更為有力而迫切。羅杰斯將此稱為“保護動機理論模式”,即當受眾接收到一則訴諸恐懼的信息時,他們會在心中掂量其危險的份量。如果他們不相信所描述的危害性的可怕性,或者認為該事件不大可能發生,或者認為所建議的措施對付威脅并不恰當,那么,態度改變便不大可能發生。
5.廣告畫面不必直面血腥,但表現內容要發人深省
這一方面往往是最難的,一提到恐怖訴求,人們直接的印象就是“嚇人的畫面”,幽靈、鬼魂、貞子等直面血腥的畫面,直觀而又深刻,但是中國是一個含蓄的民族,特別是在像是恐懼、血腥這種會產生負面印象的情景中,更趨向于含蓄表達。相比較西方國家的直接陳述,中國更趨向于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意境。環境保護公益廣告的廣告創意不應該過度追求“恐怖”,而應該注重畫面與內涵的和諧統一。恐怖畫面也可以是美的,但內涵必須是發人深省的。(疲勞駕駛平面廣告案例)
另外,人的態度往往受情緒情感的影響,究竟多大的刺激度才能激發受眾的情緒反應,使之處于一種恐懼狀態,以致更容易接受消除恐懼的指導,改變態度和行為,從而以最佳的傳播效果達到傳播者的目 的,這是值得研究的。一般說來,恐懼程度愈高的恐懼訴求激發受眾的恐懼和焦慮愈高效果越好。但應該注意到的是不同的人對恐懼的敏感度是有差別的。
總之,恐怖訴求在環境保護的公益廣告中是具有很大效用的,但恐怖訴求的運用要慎重,要用之有度。希望在將來可以看到更多的環境保護公益廣告中運用恐怖訴求,但要注意廣告創意、廣告畫面與廣告內涵的和諧統一,爭取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表達境界。使得廣告畫面委婉和諧,不直面血腥,而又能利用恐怖訴求深切的向受眾傳達保護環境公益廣告所表達的內容,并建議受眾行為,為保護環境做出一份貢獻,使得“保護環境,人人有責”不再是一句空話、廢話!
第五篇:訴求信
揚州市受騙的52戶市民購房戶的急切訴求信
市政府市長信箱、市消協、房管局、土管局、地稅局領導:
你們好!我們是揚子江中路四季園新村綜合5號樓(金勝商務樓)辦公房的全體業主,我們于2004年前后相繼購買了揚州優世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優世公司”)開發和揚州市金揚房產公司(以下簡稱“金揚公司”)代理銷售的揚子江中路上的四季園新村綜合5號樓(金勝商務樓)的辦公房,其在揚州晚報上刊登的房產廣告宣傳上明確說明為產權式全裝修辦公樓,然而最近我們業主發現我們的房屋無法自由買賣,如果買賣需要政府同意并且繳納5萬至十幾萬不等的土地置換出讓金。經過調查及律師咨詢,我們發現了金揚公司及優世公司在此售房過程中存在諸多明顯的違法違規行為。
1、首先國家土地法明確規定劃撥土地嚴禁用于商業開發,而我們所購買的房產為商業用房且土地為劃撥性質。
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明確規定,銷售的商品房必須支付全部土地出讓金,才能取得售房許可證進行銷售。
3、另外法律還規定以劃撥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房屋開發商,在轉讓房地產時應當按照國務院規定,報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審批,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準予轉讓的應當由受讓方辦理土地使用出讓手續,并由開發商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土地使用權出讓金。
4、金揚房產公司向購房者隱瞞房屋產權不完整的事實證據充分。
5、優世公司在開發銷售該辦公樓時未繳納土地出讓金,后來優世公司為了取得銀行貸款,違規將房產二次賣給了自己,形成了二手房,而在此過程當中也未繳納土地出讓金。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國有土地有償、有限期使用的制度”,房地產開發就是在依法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土地上進行基礎建設、房屋建筑的行為。
房地產開發商必須向國家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才能取土地使用權,才能進行開發建設,支付土地出讓金是開發商的法定義務,而絕不是將此責任轉嫁給購房者,由購房者來承擔。優世公司及金揚公司的行為違反了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另外們在2004年購買該辦公房的房屋均價在4000元左右,按照當時同期辦公房銷售價 1
格,明顯是按照同期繳納土地出讓金有完整產權辦公房的價格。為此我們將上述情況反映給土地局相關領導,尋求合理、合法途徑解決此事。
另外據我們了解,與我們屬于相同性質的市維揚路中段上匯展閣商務樓業主已經成功進行維權,由土地局敦促開發商補交了土地出讓金,如今他們的土地證已經改為出讓性質,獲得了完整產權,同樣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同時我們這起事件已經得到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組的關注,他們讓我們先按照正當合法程序進行維權,在未得到公平合理解決時,他們將會注視相關職能部門處理的態度并及時介入。
為了維護我們52戶業主的利益,我們將通過以下合法途徑進行維權:
1、組織全體業主向市、省級及以上土地監察部門反映該起土地違規事件。
2、組織全體業主通過網絡、論壇等方式在各大網站發帖陳述事實,進行網絡朋友維權支持獻計獻策。
3、組織全體業主通過各種渠道向各大新聞媒體反映該起土地違規事件。最后希望市土地局主責領導及時重視、關注該起土地違規事件,及時為我們解決矛盾,真正做到維護我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為我們老百姓當家做主。
4、歸納幾點訴求和開發商的違規現象:(a~f)
a、銷售發票分兩次開出即:與完稅總額有差額。首張發票時隔近一年后經業主追要
補給買房戶差額,這其中開發商和銷售商搞的什么鬼?
b、房產證面積(以313室房為例)為:69.26㎡,土地證面積已經達45.71㎡。
請問該房屋為五層臨街房,既無廣場,又無車庫可使用,為什么土地面積分攤這么多?
c、該樓北側有近200㎡配套該樓的車庫,現仍由開發商銷售商占為己有,長期獲
利出租給大藥房做倉庫,極大的造成業主停車困難和交通走道及消防通道不暢,房管局主管應將該車庫立即責成開發商按規劃歸還于業主,糾正這荒唐的做法。d、本商務樓消防設施形同虛設,完全沒有通水管道,他們究竟是如何通過消防
驗收和出售許可的?
e、該樓的衛生間設施排氣管道未安裝完畢交付業主使用,責任在誰?該樓的維修基
金現在何處?如何使用未作任何交代。
f、該房銷售的是政府拆遷安置區為劃撥土地,而銷售價卻與當時揚州的高檔小區等
同價,為什么開發商上瞞地方稅務、房管部門、消防部門、土管部門,下瞞業主,造成土地未能置換,而收的房價是出讓土地的房價,這種房屋銷售亂象應由主管部門和責任相關部門調查清楚后,還業主一個公平和公道。
5、據知中央電視臺《經濟與法》節目組將在本月(二月)27日晚八點檔繼續播出調查及采訪錄,再次呼吁相關部門重視群眾呼聲,也請我們的父母官和責任部門關注收看一下便知。
四季園新村綜合5號樓(金勝商務樓)全體業主代表(共8戶/電話)業主代表聯系方法:
201室王振國 ***302室劉鶴琴 ***
305室朱賜鋒 ***313室何健***
401室肖文強***505室邱亞琴87185672
511室曲玉利***207室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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