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伊朗檢驗行動計劃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公告

2011年第161號

關于出口伊朗工業產品實施裝運前檢驗的公告

為進一步提高出口伊朗工業產品質量，2011年7月9日國家質檢總局與伊朗標準與工業研究院簽署了《關于落實<伊朗標準與工業研究院與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諒解備忘錄>的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對中國出口伊朗列入法檢目錄內的工業產品實施裝運前檢驗。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自2012年1月1日起，伊朗標準與工業研究院等有關部門將憑中國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簽發的裝運前檢驗證書辦理中國出口伊朗工業產品的驗證放行手續。

二、自2011年12月1日起，各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開始實施出口伊朗工業產品裝運前檢驗。屆時，對外貿易關系人可根據相關要求向當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裝運前檢驗。申報檢驗的程序、時間和隨附單證要求按照《出入境檢驗檢疫報檢規定》執行。

三、出口伊朗列入法檢目錄內的工業產品指《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實施檢驗檢疫的進出境產品目錄》中第25-

29、31-97章，海關監管條件為B,檢驗檢疫類別為N的所列產品。

四、出口伊朗工業產品實施裝運前檢驗的內容包括產品的品質、數（重）量、安全衛生項目檢驗及監裝。

五、根據《行動計劃》，中國出口伊朗工業產品的檢驗標準依次采用伊朗國家標準、中國國家標準、相應的國際標準等。

六、受理報檢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在檢驗工作完成后5個工作日內向申請人簽發裝運前檢驗證書。對外貿易關系人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簽發的裝運前檢驗證書向伊朗進出口監管機構和有關部門辦理進口申報。

七、對于逃避裝運前檢驗或偽造裝運前檢驗證書、向伊朗出口假冒偽劣或不合格產品，以及故意虛假申報出口產品品名、商品歸類和安全衛生指標的對外貿易關系人，經查實后，各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對責任人實施處罰。

八、各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出口伊朗產品實施裝運前檢驗收費按照《出入境檢驗檢疫收費辦法》執行。

九、自2011年12月1日起，對外貿易關系人可向當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咨詢相關情況。

二○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要注意出口伊朗產品裝運前檢驗范圍和出口埃塞俄比亞、埃及、塞拉利昂的范圍有很大不同，只是部分法檢產品（第25-

29、31-97章，海關監管條件為B,檢驗檢疫類別為N的所列產品），而其他產品無需實施裝運前檢驗。

第二篇：伊朗門（范文）

美國的“伊朗門”事件

文章原標題：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伊朗門”

作者：陳偉

來源：《法學家茶座》2008年第4期 本站發布時間：2008-7-31 11:42:18 閱讀量：931次

里根政府非法軍售伊朗、軍援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一案，很可能是美國憲政史上最為肆無忌憚、無法無天、撲朔迷離、波譎云詭的大案要案。此案內幕之復雜，情節之惡劣，手腕之狡詐，辯護之刁鉆，令人驚心動魄，嘆為觀止。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這場空前嚴重的憲法危機中，總統幕僚臨危不懼，勇承罪責，對薄公堂，逃脫懲罰；國會和獨立檢察官耗費巨資，窮追不舍，查無實據，一籌莫展；里根總統安然無恙，穩渡難關，大智若愚，全身而退，堪稱美國政治中的頭號奇跡。

（一）石破驚天，外交丑聞全球震驚

1986年11月3日，黎巴嫩的《帆船》周刊披露了美國與伊朗之間秘密軍火交易和“以人質換武器”的驚人內幕，全球震撼，媒體嘩然。伊朗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的大本營，是世界反美恐怖主義活動的主要支持者，秘密軍售發生在美國與伊朗這種水火不相容的敵對國家之間，簡直就是匪夷所思。它不僅與美國公開聲明的外交戰略南轅北轍，而且嚴重違反了美國國會制定的《武器出口管制法》。

令人納悶的是，當時伊朗在“兩伊戰爭”中焦頭爛額，自顧不暇，并未劫持過任何美國人質。曾經轟動全球的伊朗人質危機，早已是過時舊聞，明日黃花。

1979年初，在宗教領袖霍梅尼的號召和鼓動下，伊朗人民推翻了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巴列維國王流亡美國后，伊朗各界義憤填膺，要求美國遣返前國王回國待審。遭到拒絕后，11月4日，伊朗學生闖入并占領美國大使館，扣留使館人員為人質，以此要挾美國政府。但是，巴列維國王病逝后，經過秘密外交折沖，1981年1月20日，即里根總統就職典禮之日，伊朗釋放了全部美國人質。

既然如此，美國為何與壓根兒就沒有人質籌碼的敵國伊朗瞎搞什么“以武器換人質”的交易？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1984至1985年間，親伊朗的黎巴嫩真主黨在貝魯特劫持了7名美國人質，美國試圖借助伊朗的間接影響，達到人質獲釋的最終目的。為此，美國向伊朗出售了2008枚“陶”式反坦克導彈、235枚“隼”式防空導彈及其零部件。可是，截止武器交易曝光時，僅有3名人質獲釋。

更令人困惑的是，里根總統和白宮幕僚冒著法律嚴懲的巨大風險，國會彈劾的滅頂之災，秘密進行規模如此之大的軍火交易，難道只是為了營救區區3名人質嗎？乖乖，平均出售700余枚先進導彈才換回一個人質，里根政府的人權記錄真的如此大慈大悲嗎？這種荒誕不經的“以武器換人質”交易，豈不是等于“盛情邀請”恐怖分子繼續劫持更多的美國人質？

屋漏偏遭連陰雨。軍售案事發三周后，聯邦司法部長米斯（Edwin Meese III）在白宮的內部調查中，赫然發現了另一個爆炸性內幕：軍售伊朗的余款竟然被偷梁換柱，擅自挪用，秘密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明目張膽地與美國國會制定通過的《博蘭修正案》迎頭相撞。就“伊朗門” 事件違法亂紀的嚴重程度而言，水門事件絕對只是小菜一碟。里根總統的白宮寶座風雨飄搖，岌岌可危。

（二）戰略構思，麥克法蘭臆想天開

事過多年，沉埃落定之后，根據美國政府已解密的文獻檔案以及當事人的回憶，軍售伊朗并非“以武器換人質”，而是里根政府第三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提出的一項好大喜功、一廂情愿的外交戰略計劃，并且得到了里根總統的正式批準。

基辛格的門生弟子麥克法蘭上任后，把修復美伊戰略關系列入重要議程。從全球戰略和兵要地志的角度看，伊朗南臨波斯灣，西接伊拉克，北靠蘇聯，東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扼霍爾木茲海峽戰略要沖，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乃兵家必爭之地。巴列維王朝倒臺覆滅，使美國在一夜之間，痛失中東地區最重要的戰略盟友，遏制蘇聯南下波斯灣的前沿堡壘，霍爾木茲海峽油輪通過的安全戰略通道，常駐印度洋第六艦隊的軍事補給基地，牽制伊拉克戰爭狂人胡作非為的軍事策應，避免全球石油危機的避風港。每念斯此，里根總統和五角大樓痛心疾首，痛不欲生。

在此背景下，麥克法蘭認為，如果美國能夠利用伊朗深陷損失慘重的“兩伊戰爭”、急需購買美制武器的窘迫處境，以軍火交易為籌碼，施展縱橫捭闔之術，很有可能在中東戰略要地打開局面，取得震驚世界的歷史性外交突破。至于用軍火換回幾位人質，那是“摟草打兔子─帶捎的”。

在恢復美伊戰略關系的前景和促進人質釋放的誘惑之下，1985年仲夏，里根總統拍板決策，秘密批準了麥克法蘭的軍售計劃。在此問題上，里根總統打了個法律“擦邊球”，把國會給“忽悠”了。根據1947年《國家安全法》附加的秘密條款（Section 501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為了維護國家利益，美國總統有權臨機決斷，先斬后奏，秘密批準對外軍售。但事后，總統應當“適時”（in a timely fashion）向國會通報。可是，什么是“適時”的期限呢？法無明文，語焉不詳。這樣，直到媒體捅破“伊朗門”的驚人秘密，在長達16個月的時光中，里根總統沒向國會透出一絲口風，但事后卻很難追究其法律責任。美國知識界總愛譏諷里根不讀書不看報，頭腦簡單智商低，其實未必如此。

從1985年8月到1986年10月，美國與伊朗進行了6次秘密軍火交易，麥克法蘭和他的副職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海軍中將、軍事助理諾思(Oliver North)中校等人深深地卷入其中。可是，秘密軍售沒有取得任何意料之中的外交突破，對人質問題的影響也是杯水車薪。1985年12月，麥克法蘭被迫辭職，其職務由波因德克斯特將軍接替。

由于軍售效果不佳，麥克法蘭和波因德克斯特懷疑軍火中間商財迷心竅，耽誤大事，便急于與伊朗高層取得直接聯系。1986年6月，經里根總統批準，麥克法蘭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由諾思等4名助手陪同，仿效基辛格神話般的沖破中美堅冰之旅，秘密飛往戰火紛飛的德黑蘭，希望會見伊朗國家領導人，以期打破美伊外交僵局。但是，伊朗方面冷若冰霜，沒有任何高級官員出面會晤麥克法蘭。美方以軍售為突破口的外交努力遭到了徹底失敗，不但對釋放人質影響甚微，而且還惹出了“尼加拉瓜門”的險惡風暴。

（三）府會相爭，外交決策撲朔迷離

“伊朗門”事件實際上牽扯到兩個大案，一是非法向伊朗出售軍火，二是非法挪用“軍售余款”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Contra）。如前所述，軍售案打了個法律“擦邊球”，而軍援案則是與國會制訂、里根總統簽署生效的《博蘭修正案》大唱“對臺戲”，屬于性質極為惡劣的違法行徑。

所謂《博蘭修正案》，是指1982至1985年期間，由美國國會制訂通過的一系列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提供軍事援助的法案，因其由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博蘭（Edward Boland）牽頭，故得其名。這個法案的出臺，涉及到美國政府行政部門與國會參眾兩院之間權力的分立與制衡，涉及到美國政治中錯綜復雜、撲朔迷離的“府會相爭”現象。

美國國會是世界上權勢最大的立法部門，更為厲害的是，其權力并不局限于立法。國會不但掌管聯邦政府的“錢袋權”（Power of Purse），而且擁有監管和督察行政部門日常工作的權威，其中包括絕密的外交、軍事和情報機構。依照美國憲法，只有國會擁有宣戰權。但是，國會認為，由總統和行政部門主管的軍事、情報、特工以及對外軍售和軍援，實際上使美國直接或間接地卷入了為數眾多的海外軍事沖突。因此，盡管法無明文，國會理所當然地擁有監督和管制軍事、情報部門以及對外軍售軍援的巨大權力。

以博蘭為代表的部分民主黨議員認為，美國不應毫無節制地干涉別國內政，肆無忌憚地插手海外糾紛。尼加拉瓜是人口僅為300萬的中美洲小國，不可能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構成致命威脅；所謂尼加拉瓜反政府軍，其實只是一幫烏合之眾，與強盜土匪無異。中央情報局在尼加拉瓜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干涉內政，挑動內戰，甚至暗中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企圖炸沉滿載蘇聯軍援的貨輪，實際上相當于不宣而戰，開始了一場針對主權國家的秘密戰爭。如此下去，將可能把美國拖入尼加拉瓜內戰的泥潭，使其成為“中美洲的越南”。

可是，里根總統的看法與此南轅北轍。1980年代初期，蘇聯不但在亞洲越南、老撾、柬埔寨，非洲安哥拉、埃賽俄比亞、索馬里等戰略要地連連得手，咄咄逼人，而且悍然出兵侵占中亞要沖阿富汗，威脅世界石油寶庫波斯灣。在拉丁美洲，蘇聯支持的古巴早已是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沒想到，一不留神又冒出來個桀驁不訓的共產黨政權尼加拉瓜，而且它還“輸出革命”，暗中支持鄰國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哥倫比亞的共產黨游擊隊造反。長此以往，素有“美國后院”之稱的拉丁美洲豈不是鬧翻了天？俗話說，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里根堅信，為了遏制蘇聯，贏得冷戰，美國決不能在尼加拉瓜問題上畏首畏尾，袖手旁觀，聽任蘇聯在“美國后院”得寸進尺，為所欲為。

即然如此，為何里根總統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最終仍然簽署了《博蘭修正案》，在政府行政部門的腦門上勒上了一道法律緊箍咒呢？

在美國的憲政體制中，國會政治撲朔迷離，府會關系錯綜復雜，治國難題頭緒紛繁，凡事都需要有個先來后到，輕重緩急。民主政體并不能保證事事最佳，只能防止出現最差最劣。里根執政之初，最艱巨、最嚴峻的挑戰是巨額減稅，重振經濟，擴軍備戰，對抗蘇聯，可是，當年民主黨牢牢地控制了眾議院，里根總統每通過一項議案，都需要與“帝王般的國會” 爾虞我詐，討價還價，協商談判，妥協讓步，其過程無比艱難，其細節難與人言。

結果，待到軍援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議題臨頭時，里根總統已是強弩之末，既精疲力竭，又耗盡了政治資本，無力興師動眾，大動干戈，無法在國會湊足支持票。在此背景下，為了在中美洲對抗蘇聯，里根總統和白宮幕僚決定陽奉陰違，暗渡陳倉，最終鋌而走險，以身試法，鬧出了“尼加拉瓜門”的致命大案。

（四）將軍撐腰，諾思中校挪用余款

被迫簽署《博蘭修正案》后，里根怒不可遏，大發雷霆，痛斥民主黨控制的國會眾議院目光如豆，越俎代庖，出于黨爭偏見，肆意干涉總統主導的外交政策，背信棄義，半途而廢，無情地拋棄了中央情報局鼓動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抵抗力量，致使脆弱的反政府軍彈盡援絕，饑寒交迫，面對裝備蘇式現代化武器的強大政府軍，浴血奮戰，慘遭屠殺。真可謂親者痛，仇者快！

里根堅信，蘇聯的全球地緣擴張已達極限，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建立在專制集權、僵化低效的體制之上。如果美國改弦更張，勇于對抗，全力援助阿富汗、尼加拉瓜和安哥拉的反共抵抗力量，奮起反擊蘇聯的全球地緣戰略攻勢，爭取在幾個至關重要的戰略熱點取得歷史性重大勝利，勢必徹底逆轉長期以來蘇攻美守的冷戰態勢，用紙牌搭起來的蘇聯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將可能頃刻間土崩瓦解，不戰自潰。

在此背景下，里根拍板決策，暗中命令麥克法蘭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死活也要讓尼加拉瓜反政府軍苦撐待變，絕對不能在中美洲戰略要地妥協退讓，輕易認輸。但是，里根是個有名的甩手掌柜，大智若愚，舉重若輕，不問細節，放手讓權，極少具體指示如何行事，對請示匯報亦毫不留心。

麥克法蘭尋思，既然國會不批準軍援，政府援助的方式沒戲，那干脆另辟蹊徑，采取“民間援助”的損招兒吧。于是，白宮幕僚暗中運作，四處化緣，秘密募捐，憑借里根總統的面子，私下懇求鐵桿盟邦“無償捐贈”。據調查披露，出資捐款的“冤大頭”計有沙特王國3200萬美元，文萊王國1000萬美元，以色列、南韓、臺灣等各200萬美元。

為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僅僅募捐資金遠遠不夠，抵抗力量急需武器彈藥和軍需補給。經上司批準，名不見經傳、時任國家安全委員會政治軍事處副處長、兼具基層實戰經驗和統帥機關歷練的諾思中校脫穎而出，肩負重任，居中協調，具體主持秘密軍援和空運的特殊使命。他多次冒著生命危險飛往尼加拉瓜前線，為反政府軍出謀劃策，提供武器裝備、作戰指導和軍需后勤支援。

與美國像 “叫花子” 一樣“募捐”來的援助相比，蘇聯和古巴提供給尼加拉瓜桑地諾政府的軍援非常充裕，總數高達10億美元。政府軍裝備精良，火力強大，配備先進的飛機、導彈、坦克、裝甲車、火炮，尤其是蘇制米─24“雌鹿”型武裝直升機，性能優越，低空突襲，防不勝防，成為反政府軍的致命克星。據諾思估算，尼加拉瓜反政府軍若要維持現狀，固守待援，至少需要1億美元左右的軍援。

怎樣才能彌補資金缺口呢？諾思中校在回憶錄中披露，“挪用”軍售伊朗的“余款”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想法，竟然是法籍伊朗裔軍火掮客戈伯法尼(Manucher Ghorbanifar)提出來的一個“天才創意”，而幕后撐腰和操縱者，則是諾思的頂頭上司波因德克斯特將軍。

對伊朗軍售系由五角大樓定價，由國際軍火掮客穿針引線，并預付了全部款額，國防部財務署記錄在案，壓根兒就沒有什么“余款”，更別提“挪用”了。轉折點發生在1986年初。在一次商談出售導彈的秘密會晤中，戈伯法尼企圖借助行賄，與美方建立“私人感情”，以便今后進行更大的交易。他對諾思耳語：“如果這筆交易能夠談成，其中有你100萬美元。”

賄賂如此巨大，出手如此大方，若是個心存貪欲的凡夫俗子，很可能經不住一夜暴富的誘惑，干出違法亂紀的罪惡勾當。沒想到，諾思中校不僅不為之所動，而且聲色俱厲地答復：“不行！別再提此事了，到此為止。”

出乎意料的是，老謀深算的戈伯法尼圓滑地解釋：“沒關系，我明白。我知道你空閑時都在忙些什么，也許我們可以為你的尼加拉瓜朋友準備點兒資金。”原來，戈伯法尼神通廣大，耳聰目明，曾為以色列情報部門和中央情報局當差。他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對諾思同時卷入軍援尼加拉瓜的艱難處境知之甚詳。諾思聆聽建議后，喜出望外，茅塞頓開。

飛回華盛頓后，諾思立刻來到頂頭上司波因德克斯特將軍辦公室，向他詳細匯報了戈伯法尼的“天才創意”。波因德克斯特大喜，推崇此舉是把里根總統中東和拉美外交政策圓滿結合的最佳辦法。當晚，波因德克斯特用保密電話聯絡諾思，正式授權他將“軍售余款”“挪用”于尼加拉瓜。

如此說來，非法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軍售余款”，其實是軍火掮客暗中付給美方的“回扣”。經過6次交易，其累計總額已高達1200萬美元。從嚴格意義上說，軍火交易中的“回扣”，仍然屬于“國家財產”，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兩人膽大包天，擅自挪用，確實觸犯了刑律國法。但是，如果換一個國家，“伊朗門”事件不但不是什么“丑聞”，而且堪稱廉潔奉公的英雄事跡，令人贊嘆的道德楷模!

（五）國會聽證，總統幕僚勇承罪責

“伊朗門”事件鬧大后，波因德克斯特將軍被迫辭職，諾思中校被白宮解除了職務。為了調查事件真相，里根總統任命前聯邦法院法官、曾任艾森豪威爾政府司法部副部長的著名律師沃爾什（Lawrence Walsh）出任獨立檢察官，主持調查“伊朗門”事件的來龍去脈和真實內幕。與此同時，國會捷足先登，聯合組成了參眾兩院特別調查委員會，舉行公開和秘密聽證會，傳召涉案證人和政府高官，企圖把“伊朗門”事件查個水落石出。

千萬不要小瞧美國國會的調查聽證會。大約三分之一的國會眾議員和一半左右的參議員是律師、檢察官或法官出身，精通法律，神通廣大。由于擁有以嚴懲偽證為后盾的監督、調查和聽證大權，美國國會實際上兼有“最高特別調查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的強大制度功能，其權威在相當程度上超過了美國總統。在水門事件中，正是在國會聽證會上，白宮法律顧問迪安被迫“賣主求榮”，原總統高級幕僚巴特菲爾德被迫招出了“白宮錄音帶”的超級機密，最終導致尼克松丟失了總統寶座。

可是，參與“伊朗門”事件的的兩位關鍵性人物諾思和波因德克斯特是現役將校級軍官。為了保護總統兼最高統帥，他們臨危不懼，態度死硬，以犯罪嫌疑人自居，異口同聲地援引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聲稱有權保持沉默，拒絕回答任何實質性問題。為了查明真相，順藤摸瓜，釣到大魚，國會調查委員會發出傳票，強令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以國會證人而非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前來做證，同時給予兩人刑事豁免權，令其交待全部內幕，將功折罪，爭取寬大處理。

1987年5月，在向全國直播的國會聽證會上，諾思對國會議員解釋說，一個微不足道的海軍陸戰隊中校，不可能擁有決定對外軍售軍援的超級權柄，不可能做出影響美國外交的戰略決策；從軍售伊朗到軍援尼加拉瓜反政府軍，自始至終，他完全是“奉承上司旨意”。但是，諾思銷毀了全部可以證明上級授權的絕密文件，根本無法證明自己清白無辜。換言之，諾思變相地把責任攬在了自己身上，淪為犧牲品和“替罪羊”。

針對“奉承上司旨意”之說，調查委員會主席井上（Daniel K Inouye）參議員教訓諾思：“美國軍人法典明確規定，上級軍官下達的命令必須是合法的。事實上，它闡明美國軍人有義務拒絕執行上級不合法的命令。此項原則如此之重要，以致在紐倫堡審判中，美國政府建議將其作為國際上普遍適用的基本原則”。

諾思自辯說，美國國會見死不救，拋棄了在中央情報局“忽悠”之下揭竿而起的尼加拉瓜抵抗力量，使其彈盡援絕，饑寒交迫。諾思認為，軍援抵抗力量對反蘇反共和贏得冷戰至關重要，他本人對參與其中深感自豪。針對上級命令是否“合法”的問題，諾思認為，恰恰是“博蘭修正案”自身的合法性存在爭議之處，因為美國憲法并未賦予國會任意立法，肆無忌憚地干涉總統行使外交政策和全球軍事戰略的超級權力。

諾思認為，“博蘭修正案”僅僅明文禁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以及“其它涉及情報工作的政府部門”向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提供援助，但是，他所在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屬于“涉及情報工作的政府部門”，其成員只是總統的私人顧問和幕僚，在相當程度上不受此法案的約束和限制。從某種程度上說，諾思的自辯并非毫無道理，在美國政治制度中，白宮幕僚班子國家安全委員會確實是最少受到國會監控的特殊部門之一。諾思在聽證會上堅毅不屈的表現，神態若定的自辯，英武挺拔的軍姿，令在電視機前沒事兒看熱鬧的平民百姓高聲喝彩，贊口不絕。全美各地100余萬封電報和信件如雪片般地涌向國會山，強烈支持和聲援“愛國英雄”、“拒腐模范”諾思中校，令人大跌眼鏡。

根據已解密的文件，諾思從事的秘密使命，的確是奉承麥克法蘭、波因德克斯特等高官的旨意，所以很難追究他在“伊朗門”事件中的法律責任。相比之下，波因德克斯特將軍位高權重，身涉核心機密，堪稱“伊朗門”案中承上啟下、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

在國會秘密做證時，波因德克斯特態度死硬，引用杜魯門總統的名言“責任到我這里為止”（The Buck Stops Here），愣是把“尼加拉瓜門”中駭人聽聞的罪責全部攬到了自己身上。他居然聲稱：“這是我作出的決定，我認為我有權力如此行事，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我相信里根總統最終也會認為這是個好主意。”“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不請示里根總統，這樣可以使他與此決定無關，萬一將來泄露出去，總統可以矢口否認。”

實話實說，“伊朗門”事件中真正的“硬漢” 并非諾思，而是波因德克斯特將軍。但因涉及此公的聽證和審判涉及高度機密，皆為暗箱操作，新聞媒體無法炒作，故這位海軍中將的“知名度” 遠遠不如“媒體名人”諾思中校。

（六）立案起訴，涉案嫌犯無罪開釋

國會聽證結束后，司法機關開始立案審判。1989年3月，獨立檢察官沃爾什首先對諾思正式提起公訴，指控他犯有篡改、轉移、銷毀機密文件，妨礙國會調查等12項罪名。法律專家注意到，非法軍售和軍援之類的“嚴重罪行”，在起訴書中居然一句沒提。

1989年年5月4日，聯邦地區法院陪審團判決，在12項起訴罪名中，諾思犯有阻撓國會調查、擅自銷毀文件等3項罪名，另外9項被判定無罪。法官判處諾思3年有期徒刑，緩期執行，獄外監管，罰款15萬美元。此外，法庭命令諾思從事1200小時無償社區服務工作，承擔一項使青少年避免吸毒的計劃，并終身不得擔任公職。諾思不服判決，當即向聯邦上訴法院喊冤叫屈。

1991 年，聯邦上訴法院對“美國訴諾思”案做出裁決，以控方證據主要基于享有“豁免權”的國會聽證為理由，推翻了聯邦地區法院的裁決。在判決書中，上訴法院法官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不同意在美國進行政治審判。”言外之意，“伊朗門”案的實質是“政治分歧”，而非刑事犯罪，點中了這個憲法大案的要害之處！沃爾什檢察官不肯善罷甘休，當即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出乎意料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竟然袖手旁觀，不置一詞，致使聯邦上訴法院的裁決得以維持，諾思最終洗脫了全部罪名，無罪開釋。1995年，諾思出馬競選公職，居然差一點當選弗吉尼亞州聯邦參議員。

1989年7月，沃爾什檢察官對“鐵肩擔責任”的“硬漢將軍”波因德克斯特提起公訴。此時，里根總統任期已滿，退休賦閑，遭受彈劾的危險不復存在。面對刑事重罪起訴，老謀深算的波因德克斯特突然改口。將軍的律師聲稱，被告當年曾向里根請示過挪用軍售余款一事，并要求法庭請出已退休的里根總統出庭作證，解脫波因德克斯特將軍承擔的個人責任。

沃爾什檢察官決定，采取庭外錄像的形式，要求年近八旬的里根宣誓做證。可是，里根當時已出現了老年癡呆癥的癥狀，在錄像作證時，他迷迷登登，顛三倒四，胡里胡涂，答非所問，整個兒就是一腦門子漿糊。沃爾什是律師和聯邦法官出身，與各式各樣的證人打了數十年交道。他憑直覺感到，演員出身的里根總統確實已經癡呆糊涂了，并非演技高超，裝模作樣，逢場作戲，以假亂真。

面對如此窘境，僅憑出爾反爾、反復無常的波因德克斯特將軍的一面之詞，豈能給民望如日中天、如今癡呆糊涂的退休老總統輕易定罪？沃爾什無可奈何，最終決定放棄追究里根總統的法律責任。實際上，在水門事件中，如果沒有“白宮錄音帶”作為“鐵證”，尼克松總統很可能有驚無險，闖過難關，功成名就，永垂青史。在“拉鏈門”案中，如果沒有萊溫斯基裙子上的“鐵證”，克林頓總統肯定撒謊低賴，毫發無損，風流如初，濤聲依舊。

1990年6月，聯邦地區法院特別法庭陪審團裁定，波因德克斯特將軍雖然可能是“代人受過”的“替罪羊”，但是，他瀆職越權，出爾反爾，撒謊偽證，阻礙調查，嚴重觸犯了刑律國法，罪不容赦，難逃其究。陪審團裁定被告有罪之后，法官卻對將軍的處境深表同情，大筆一揮，僅判了6個月有期徒刑。盡管重罪輕判，形同兒戲，但是，聯邦上訴法院仍然以控方證據主要根據享有“豁免權”的國會聽證為由，推翻了聯邦特別法庭對波因德克斯特的有罪裁決。

沃爾什檢察官勃然大怒，當即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希望大法官主持正義，出面裁決，賞罰分明，以儆效尤。沒想到，聯邦最高法院老謀深算，老奸巨猾，精明過人，拒絕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政治棘叢”之中，不但宣布不受理“美國訴波因德克斯特”案，而且根本沒有解釋任何原因。這個驚天動地的憲法大案，最終竟然就這樣“不了了之”。

回顧歷史，“伊朗門”事件錯綜復雜，撲朔迷離。它是美國政治中“府會相爭”的奇特產物。在外交決策領域，政府行政部門與國會兩院爭權奪利，相互傾扎，各持己見。當國會積極行使監督權和“錢袋權”時，出于全球戰略考慮，里根總統及其親信幕僚不是俯首聽命，遵紀守法，甘拜下風，而是陽奉陰違，暗渡陳倉，鋌而走險，致使國會與總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急劇升級，演變成一場前所未有的憲法危機。它既體現了美國憲政法治的成就和精彩，也反映出權力制衡的缺失和無奈。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總統幕僚凌駕于國會立法和權力制衡之上，進行秘密外交，從事違法軍售，操縱非法軍援，遙控隱秘戰爭，成為無法無天的“獨立王國”，觸犯了美國政治的大忌。對于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兩人，贊之者譽其為忠臣良將，恨之者斥其為亂臣賊子，各執一詞，爭執不休，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針對“伊朗門”事件，鮑威爾將軍深刻地指出：“出現這種局面，并不完全是麥克法蘭、波因德克斯特、諾思等人之過。他們為里根總統工作，而總統卻不喜歡插足于那些權力很大的閣員之間，做出困難的決策抉擇。里根希望人質獲釋、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繼續存在，但是，他卻不太操心如何具體達到這些戰略目的。其結果，國家安全委員會填補了一個權力真空，成為進行自己小型戰爭的國防部、成為實行自己秘密外交的國務院、成為從事自己隱秘情報活動的中央情報局。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事件。” 回首往事，只有在美蘇冷戰全球對抗、兩伊戰爭如火如荼、美國急于打破對伊外交僵局、里根總統甩手掌柜治國、白宮幕僚特立獨行的歷史場景中，只有在國會制度、司法獨立、新聞監督以及府會相爭、政出多門、權力制衡的制度背景下，才能深刻而全面地理解“伊朗門”案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和最終結局。

1998年，“伊朗門”事件案發12年之后，在華盛頓水門飯店，因揭露水門事件而名滿天下的美國首席政治新聞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單刀直入，向獨立檢察官沃爾什提出了一個帶有蓋棺論定性質的問題：“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事件將怎樣被載入史冊呢？”

沃爾什檢察官回答：“我想它將作為一個并非卑鄙的違憲事件被載入歷史。”“我認為里根總統犯了錯誤，他挑釁了法律，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是，他并不骯臟。”

第三篇：伊朗核問題

伊朗核問題

伊朗核問題

伊朗核能源開發活動開始于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當時得到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支持。１９８０年美伊斷交后，美國曾多次指責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為掩護秘密發展核武器，并對其采取“遏制”政策。

２００３年初，伊朗宣布發現并提煉出能為其核電站提供燃料的鈾后，美國對伊朗核能開發計劃提出“嚴重質疑”，并多次警告伊朗停止與鈾濃縮相關的活動，甚至威脅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

國際原子能機構也通過多項相關決議，要求伊朗與其合作，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終止鈾濃縮活動。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在代表歐盟的法國、德國、英國積極斡旋下，伊朗采取了一系列積極舉措。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伊朗正式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２００４年４月，伊朗宣布暫停濃縮鈾離心機的組裝。

為說服伊朗徹底終止鈾濃縮活動，德法英３國還與伊朗舉行了多輪會談，并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初在巴黎初步達成協議。由于雙方在關鍵問題上的分歧，巴黎協議未能得到落實。

為了打破伊朗核問題的僵局，去年１２月，俄羅斯向伊朗遞交了兩國在俄境內建立鈾濃縮聯合企業的提議，以確保伊朗的核技術不會用于軍事目的。但伊朗表示其鈾濃縮活動必須在本國境內進行。

今年１月３日，伊朗宣布已恢復中止兩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并于１０日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下揭掉了核燃料研究設施上的封條，正式恢復核燃料研究活動。此舉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３月２８日，安理會通過要求伊朗在３０天內中止一切核活動的主席聲明。

６月１日，俄羅斯、美國、中國、英國、法國和德國舉行外長級會議，提出一項旨在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新方案，并要求伊朗盡快對這一方案作出答復。伊朗認為，六國方案雖包含“積極措施”，但也有“模糊不清之處”，有待進一步探討，并多次表示將在８月２２日前對六國方案作出答復。

由于伊朗的消極反應，六國外長７月１２日在巴黎發表聲明，決定將伊朗核問題重新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盡管聲明隱含制裁的威脅，伊朗依然重申，伊朗尊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但決不放棄獲得核技術的權利。

７月３１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關于伊朗核問題的第１６９６號決議，要求伊朗在８月３１日之前暫停所有與鈾濃縮相關的活動，并呼吁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開展合作。但伊朗表示，伊朗的鈾濃縮活動只會繼續和擴大，不會中止。

伊朗核問題在2006年初成為美國伊朗關系的核心問題，并成為美國伊朗戰爭的潛在導火索。

第四篇：伊朗政治體制專題

資料：伊朗的政治體制

2009-06-12 19:28:00 來源: 新華網 跟貼 0 條 手機看新聞

1979年2月，伊朗前宗教領袖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成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當年12月，伊朗舉行公民投票通過新政權成立后的第一部憲法。根據憲法，伊朗實行政教合一、神權高于一切的政治體制，最高宗教領袖霍梅尼為伊朗國家最高領導人。1989年4月，伊朗對憲法進行了部分修改，強調伊斯蘭信仰、體制、教規、共和制及最高領袖的權力不容更改，同時對領袖的產生以及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門等方面的規定作了修訂，使伊朗的行政、司法和立法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根據憲法，領袖是伊朗國家最高領導人，也是伊朗政教合一的象征。領袖的權限包括任免憲法監護委員會（憲監會）宗教成員、司法總監、音像組織主席、武裝部隊參謀長、革命衛隊司令以及武裝部隊和安全部隊的司令；宣戰或宣布停戰；協調國家三權機構領導人之間的關系；頒發總統委任狀，在總統有瀆職行為或議會認為總統政治上無能的條件下罷免總統等。

領袖通過專家會議選舉產生。專家會議是選舉伊朗革命領袖的最高權力機構，共有成員86人，每年舉行一次年會，討論國家大事及領袖的行為。專家會議可在領袖不稱職或失去領袖的必要條件時廢黜領袖。1989年6月霍梅尼逝世后，通過專家會議推舉，哈梅內伊當選為伊朗最高領袖。

伊朗政府實行總統內閣制。總統是繼領袖之后的國家最高領導人，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總統可授權第一副總統掌管內閣日常工作，有權任命數名副總統，協助主管專門事務。總統由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可連任一屆。伊朗內閣部長由總統提名，需要議會審議通過。

為了保證議會決議不違背伊斯蘭教義和憲法原則，憲法規定成立憲監會。憲監會有權審查議會通過的一切決議和提案，監督總統選舉、議會選舉和公民投票。

伊斯蘭議會是伊朗最高立法機構，實行一院制。議會有權批準同外國簽訂一切條約、協議和合同，隨時對總統和部長進行質詢和彈劾，批準政府需要采取的緊急措施等。但是，議會通過的任何議案必須得到憲監會的批準后才能成為法律。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議長一年一選，可以連選連任。

司法部門是伊朗政壇的一支重要力量。司法總監是司法方面的最高首腦，由領袖任命，任期五年。最高法院院長和總檢察長由司法總監任命，任期五年。司法部長由司法總監推薦，總統任命，負責協調政府和議會間的關系。在司法總監領導下，還設有行政公正法庭和國家監察總局，分別審理民眾對政府機關的訴訟和監督國家機關的工作。

第五篇：出口伊朗工業產品實施裝運前檢驗的公告

出口伊朗工業產品實施裝運前檢驗的公告

為進一步提高出口伊朗工業產品質量，2011年7月9日國家質檢總局與伊朗標準與工業研究院簽署了《關于落實<伊朗標準與工業研究院與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諒解備忘錄>的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對中國出口伊朗列入法檢目錄內的工業產品實施裝運前檢驗。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自2012年1月1日起，伊朗標準與工業研究院等有關部門將憑中國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簽發的裝運前檢驗證書辦理中國出口伊朗工業產品的驗證放行手續。

二、自2011年12月1日起，各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開始實施出口伊朗工業產品裝運前檢驗。屆時，對外貿易關系人可根據相關要求向當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裝運前檢驗。申報檢驗的程序、時間和隨附單證要求按照《出入境檢驗檢疫報檢規定》執行。

三、出口伊朗列入法檢目錄內的工業產品指《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實施檢驗檢疫的進出境產品目錄》中第25-

29、31-97章，海關監管條件為B,檢驗檢疫類別為N的所列產品。

四、出口伊朗工業產品實施裝運前檢驗的內容包括產品的品質、數（重）量、安全衛生項目檢驗及監裝。

五、根據《行動計劃》，中國出口伊朗工業產品的檢驗標準依次采用伊朗國家標準、中國國家標準、相應的國際標準等。

六、受理報檢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在檢驗工作完成后5個工作日內向申請人簽發裝運前檢驗證書。對外貿易關系人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簽發的裝運前檢驗證書向伊朗進出口監管機構和有關部門辦理進口申報。

七、對于逃避裝運前檢驗或偽造裝運前檢驗證書、向伊朗出口假冒偽劣或不合格產品，以及故意虛假申報出口產品品名、商品歸類和安全衛生指標的對外貿易關系人，經查實后，各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對責任人實施處罰。

八、各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出口伊朗產品實施裝運前檢驗收費按照《出入境檢驗檢疫收費辦法》執行。

九、自2011年12月1日起，對外貿易關系人可向當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咨詢相關情況。ET:1335-5290-9935Q:1047-165450

十：源頭，專業辦理~駐香港、北京、上海使館認證/領事館加簽）

（1）使館認證

巴西使館認證、土耳其使館認證、阿根廷使館認證、阿曼使館認證、阿聯酋使館認證、科威特使館認證、埃及使館認證、巴林使館認證、巴拉圭使館認證、委內瑞拉使館認證、印度尼西亞使館認證、哥倫比亞使館認證、尼日利亞使館認證、俄羅斯使館認證、利比亞使館認證、敘利亞使館認證、菲律賓使館認證、伊拉克使館認證、沙特使館認證、也門使館認證、智利使館認證、玻利維亞使館認證、厄瓜多爾使館認證、哥斯達黎加使館認證、泰國使館認證、越南使館認證等等各國大使館認證、領事館加簽的辦理。

（2）產地證、貿促會證明書（CCPIT）、香港商會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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