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平崛起的中國

和平崛起的中國

“中國崛起”已成為國際社會不爭的事實，關于中國崛起的發展道路問題，我國領導人曾多次指出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總理訪美期間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在這次演講中，溫總理首次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同年12月26日，胡錦濤主席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的座談會上再次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屆人大二次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具體闡述了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中國走和平發展通路，不同于以往西方列強通過侵略、征服、控制的途徑，掠奪、攫取別國的財富來實現自身的發展，而是通過自身的努力和自主創新，采取和平的方式，增加財富，實現自身的發展。

和平崛起，作為我國的國家發展道路提出后不斷引起了我國社會各界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并且這一決策是黨的新一屆領導集體的一項重要決策，是代表中國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我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有著深刻的歷史性和現實性。

一）歷史性

中國人民歷來酷愛和平、重視文化。以和為貴的價值取向在我國根深蒂固，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始終流淌著“和”文化的傳統，有著“和而不同”、“厚德載物”的寬大胸襟。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蘊之中，正如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所闡釋的：“中國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華民族和為貴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礎之上的”。中華民族曾經飽受戰亂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貴。中國人民從苦難經歷中養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價值取向，鑄就了酷愛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國發明了火藥，卻沒有首先用做戰爭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戰”，成為歷代軍事家的格言。

二）現實性

一是我國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發展道路也是基于對現時代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正確把握。中國的和平發展的道路，是由各種條件決定的。如我國的國家性質、社會制度、黨的領導、人民的愿望等。中國越發展、越強大，越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人類歷史證明，任何民族要想躋身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都必須以抓住機遇為前提。誰抓住機遇，誰就能爭取主動，贏得發展；反之，就會喪失機遇，陷入被動和落后。

放眼世界。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是時代的潮流。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中國選擇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是順應時代的戰略選擇。俗說：“機不可失，時不我待。”正如胡錦濤主席在2004年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所強調的，“能否順應時代潮流，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是一個國家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加快發展的關鍵。”

回看國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新世紀開始，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我們成功的開辟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找到了社會安定和諧、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當代的中國正在步入一個更加開放的世界，一個全面競爭的世界，一個全新的發展環境。21世紀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關鍵歷史時期，也將是我國和平崛起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難得，能否抓住這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是關系到我國能否加快實現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問題。

二是我國今天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國內來說，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是我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因為我國的獨立和主權，是一國能否自主于世界的重要條件，也是國家安全有無保障的基本標志。從國際方面看，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符合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時代的要求，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通過外交活動，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正是這一民族品格的承繼和光大，所以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是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

在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們跟眾多國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關系。本著“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妥善解決同周邊鄰國的邊界領土爭端。同世界各國攜手反對恐怖主義，積極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如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和伊朗核問題上堅持促談促和。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改變舊的國際秩序，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新秩序，如在美國攻占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是堅決反對和批評，凡此種種，都反映了中國對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高度負責感。

所以我相信中國的明天一定是一個繁榮富強的明天。

長沙縣一中k278楊燦

指導老師：

第二篇：國慶60周年征文：中國和平崛起

很小就記得一張畫,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漸漸明白了,毛爺爺當年那一呼,驚天動地,氣壯山河.那一呼,沖破云宵,響徹宇宙!

新中國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用一句不好聽的話說就是:中國能種稻子,種麥子,還能磨成面粉.但我們連一

根釘子,一個汽車輪胎都造不出來.這種景況,持續了很久很久.基礎工業的薄弱,讓這個剛剛建立的偉大國家處處受氣.夾雜在美蘇兩個大國間,時時刻刻都得求著人家的日子不好過.中國在軍工產業和基礎工業的落后直接導致我們國防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這個定理不會變.于是,看到機會的美國人來了.朝鮮半島的槍聲給新中國帶來了極大的壓力.我們反擊,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認為,那場戰爭我們贏了.而實質上呢,包括平民在內,中朝一共死亡了六十多萬人.這是個巨大的代價,也是個警醒.隨后,中國和越南,印度都爆發過小規模的邊界戰爭,雖然中國都取得了勝利,但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中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我們今天來反觀美國打伊拉克,到全部占領伊拉克,美軍的傷亡人數幾乎為零.也就是說,隨著戰爭的現代化,0傷亡越來越重要,否則,損失實在是太大太大.從兩彈一星的爆炸發射,到神州七號和094潛艇下水,再到今年的航母計劃,中國的國防實力正在成長中.護航索馬里,成為中國崛起,成為海陸空三大強者的標志.而青島多國海上軍演,更讓人們看到,世界的中心,正在向東方轉移,這片紅色的土地,正閃爍著她獨有的魅力.比美國,俄羅斯,我們還有更長更遠的道路要走,也更艱難的多,但我堅信,偉大的祖國必將和平崛起,屹立在世界東方,接受全世界的禮贊!

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第三篇：中國和平崛起中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模版）

中國和平崛起中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

摘要：中國傳統文化，即中華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源遠流傳、綿延不絕，在漫長的歷史演變發展過程中，一直閃耀著璀璨的光芒。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和為貴”“睦仁善鄰”的共處共生之道等內容，是民族強大和團結的源泉，是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推動力，同時也是相互依存時代處理國際關系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哲學思想是中國“和平崛起”外交新戰略中的核心價值思想，形成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現實外交戰略的歷史的具體的統一，必將為建立國際新秩序作出積極的貢獻，促進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進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正文：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

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早在數千年以前，中國就以獨具特色的黃河文化而聞名世界。其后，經過炎黃子孫的長期創造和沉淀，中華文化愈加豐富多彩，博大精深，其影響，其成就，舉世罕見。中國國土遼闊，地大物博，自周秦以來，除個別分裂割據時期之外，在大部分時間內保持著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這一政治機構。因而在中華傳統文化這一體系之中，既有源自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作為主體，也有多樣的少數民族文化作為補充，相得益彰，在許多方面，中華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猶豫地吸收外來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斷豐富中華文化的內涵。獨特的地理造就了獨特的中華文化，也就對中國的發展和人文歷史產生了不同影響。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僅養育人的肉體，更滋養人的精神和靈魂。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綜合結果。中國傳統文化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特別注重道德修養，其中心環節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結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國之道，主張通過自身的修養和學習，成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標和終極價值是實現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統一及協調發展。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多個方面，具體有：

1、“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源自古代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孔子，在今天，對我們的社會生活和各個方面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仁者愛人”思想有利于維護家庭的穩定，家庭又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的穩定有利于社會的穩定，有利于加強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與愛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中國的“和平崛起”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是人際交往的理想境界，是形成良好社會道德風尚的要求。“克己復禮為仁”思想要求人們抑制私心雜念，遵守社會秩序，有助于社會形成良好的社會制度秩序，維護社會穩定全面發展。

2、“和”的思想。“和合”思想在現代具有重要影響。“和合”思想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對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點和差異依然存在的情況下，減少摩擦、增加共識，發揚“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思想顯得更為重要。為此，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共生、共存共贏的“和合”思想，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中國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領悟了傳統文化“和為貴”、“和而不同”的啟示，中國所倡導的“和諧世界”理念，必將推動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發展，成為引領國際關系的新潮流。

二、“中國威脅”與“中國和平崛起”

中國的迅速崛起使得國際社會一度刮起了“中國威脅論”風暴。美國蘭德公司最近發表的長篇論著——《解釋中國的大戰略：過去、現在和未來》，從兩方面論證了中國崛起可能給別國造成威脅：一方面，中國對于自己古昔輝煌偉大的歷史記憶和重獲先前顯赫榮光的復興渴求；中國雪洗鴉片戰爭后中國百年民族恥辱的強烈意愿；中國關于自己在歷史上的外部安全主要由能夠控制周邊戰略地帶的強大國家力量來保證的信念等。另一方面，根據國際政治中的安全疑懼法則和決定強國興衰、驅動霸權爭奪的“權勢轉移”機理進而認為中國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和權利會威脅他國。

顯而易見，西方人的這種慣常理論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對中國外交的深遠影響。受儒家文化中和平思想傳統的影響，并結合現實國情，中國一直強調并切實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國的崛起只會是“和平崛起”，而不會像個別國家鼓吹的那樣對別國構成威脅。

三、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促進和平崛起

中國儒家文化有著豐富的和平思想，并自古延續形成了中國和平文化的優良傳統，主要有三大方面：

1、“和而不同”——國家間相處的和諧理念；

2、行“仁政”，修“文德”——國家內政外交的和平理想；

3、“誠”、“敬”、“信”——國民個人修身的溫和信條。

當代中國的外交就在切實踐行著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的和平思想。中國政府領導全國人民以積極姿態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既注意吸收國外先進文化成果，更沒有放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內核，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的主要價值源泉。當代中國的和平外交實踐不僅深深汲取了儒家的和平思想這一精華和內核，而且真正貫徹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宗旨及原則諸方面之中。中國強調，堅持發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樣性，才能堅持走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道路，才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別國對自己發展道路的選擇。

1954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提出：在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上我們遵循的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主張維護世界的多樣性，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的多樣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2002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江主席在布什圖書館發表演講時引用《論語》“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間、國家之間應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以誠為本、以和為貴、以信為先的優良傳統。”“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地區之間，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同和差別是正常的，也可以說是必然的。我們主張，世界各種文明、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應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鑒，在和平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2003年12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他作了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主張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尋找中美雙方的共同點，增進兩國人民之見的相互了解。他較為全面地闡述了中國和平崛起的理念：“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們要走一條和一些大國不一樣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時，還特別從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方面闡述了中國選擇和平方式崛起的緣由：“因為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源遠流長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為貴，就是和的文化，當然我們還要和而不同，這種不同是相互補充，是相互借鑒，而不是沖突的來源。”這段話所表述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和平崛起”要以“和而不同”為條件和目標；和諧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同時，也重申了中國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反對霸權主義的一貫外交政策，顯然，其實質深受儒家“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等和平思想的影響。

上述諸多事例及兩位中國領導人在對外實踐中的言行正是他們踐行儒家和平思想的具體體現，展示了中國儒家和平思想的魅力和深遠影響，是儒家和平思想與中國共產黨和平外交政策在新形勢下的完美結合，表達了中國和平崛起的真實期求和意義。

四、總結

中國儒家和平思想分別從國際、國家、個人三個不同的層面強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和平性質與內涵，它的包容性、和平性與某些西方大國宣揚的引起“文明的沖突”的普世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質內涵。儒家和平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正適應了全球化的需求，有助于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并維護和平共存的理想局面。中國的“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進了崛起。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對中國的發展起到內在文化保障功能。因此，中國的崛起不會對它國構成潛在或實在的威脅。相反，中國的和平崛起將使人類的文明和文化更為豐富多彩，為人類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鑒。中國的和平崛起將為國際關系的歷史帶來新的范例和素材，證明人類可以通過理性和和平的方式處理好國家沖突這一千古難題。

第四篇：論中國和平崛起(形勢與政策論文)

隨著當前主流意識形態有關“和平崛起”口號的提出，社會各界對于這個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展開了廣泛的爭論，包括對于中國目前是否具備了提出這個國家戰略的資格或本錢，對于我 國的和平崛起究竟能否成為現實，以及對于國人可能起到的麻痹作用，對于目前的國際政治秩序，特別是周邊的軍事、經濟和地緣方面的實際狀況，以及我國當前國 家發展的戰略規劃的設想，等等。下面我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談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一、“崛起論”的定位是否準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國正處于一個關鍵的歷史轉折時期

中國“崛起論”就國內來說，具有把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從過去的政黨認同轉向國家認同的政治意義。這里涉及一個國家利益的合法性轉向，如何凝聚 幾近崩潰的人民的政治認同，用國家形態來重新塑造國民對于國家的認同，這是我從這個理論中讀出的潛在意義，我認為可以在這個問題上做些文章，有利于推進 政治改革從一般行政領域上升到國家政體的層面。現代國家對于中國來說，還是一個新的政治形態，近百年來，我們不乏民族意識、政黨意識、階級意識，但國家意 識、國家利益卻只是限于一個狹窄的被壟斷起來的外交領域，還沒有深入每一個國家公民的心靈。所以，我認為雖然這個問題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執政者的對外關系 的考慮，但完全可以通過國家利益問題的探討，來整合目前混亂的社會政治意識。它的潛在的內政意義大于外交意義。

建設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是我們當今的時代主題，也是現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因為從新舊兩個政治傳統 來看，有關現代國家的理論與實踐都遠沒有完成，甚至還只是剛剛開始。因為現代國家涉及國家的主權、政體、公民權利與義務、法制、民主與憲政，以及公共德性 等多方面的內容，而這些在我國都很缺乏，甚至需要從零開始建設。一個強大的憲政國家，加上公民自由權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個繁榮的市場經濟社會，這些是 現時代的中國國家建設的主題，也是我們為之奮斗的內政目標。從歷史上看，它們也是西方發達的民族國家在三、五百年所大致走過的歷程。

但是，問題在于面前的世界格局和21世紀的國際新秩序正在經歷著一個重大的變化，我們正處在一個世界政治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歷史時期，而這個 所謂新時代所面臨的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與我們的國家主題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應該看到，西方主流社會早已經走完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階段，它們主 導的世界格局正進入一個后國家（post——state）的時代。隨著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已經逐步納入一個后國家的國際新秩序 中加以解決，現代民族國家的核心問題不再是國際政治的首要問題，國際機制、國際聯盟和跨國經濟等逐漸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中心問題。而這樣一個全球化日益密切 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顯然不能脫離國際社會而單獨發展自己的國家經濟，構建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在與國際主流社會的交往中，幾乎所有的后發國家都不可 避免地要面臨一個兩難的困境。一方面要建設自己的現代國家，這是一個必須但又沒有時間可以從容完成的補課內容，但另一方面，又必須適應國際的主導趨勢，加 入世界秩序的去國家化的議題之中。

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它在世界格局中日益占據一個重要的地位，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如果能夠長期保持的話，它作為一 個地區性大國的位置顯然無可爭議，甚至在今后還具備了發展為世界大國的潛力。但是也正是因為此，我們面臨的兩難困境也就格外嚴峻。一方面，我們要構建我們 的現代國家，真正到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方面為國家的發展奠定基礎，通過國家來凝聚人民的認同，并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使中國成為與其歷史、地域、人口和 文化相匹配的現代國家；但另一方面，一旦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現代國家，它不可遏制地就勢必對現有的國際格局產生影響，與其他國家或國家聯盟發生利益沖 突，因此難免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發出質疑。

二、“和平崛起論”的戰略意義大于政策意義，它符合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

政治家們提出的和平崛起，或許難免有欺騙的意義，但把“和平”與“崛起”聯系在一起，其實開啟了一個新思維的空間。根據有關的資料顯示，“和平崛起論”的提出，主要是針對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兩種論調，不過，這個論題遠遠大于上述的國家間關系的政策意義。為什么這樣說呢？因 為這里涉及一個有關國家利益的根本考量。

按照政治現實主義的一貫理論，國家間利益的獲取主要依靠各自的實力，特別是軍事權力的能力，因此，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會引起國際秩序和利益格 局的變革，對現在的大國構成挑戰，沖突，乃至劇烈的沖突就是勢所難免的，所謂和平的崛起只不過是政治家們的修辭。所以他們的觀點是悲觀的，認為世界權力的轉移往往伴隨著戰爭，中國目前的崛起也不會例外。政治自由主義在如何看待大國和平崛起的問題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所謂“民主化好戰論”，一種是“民主和平論”。按照第一種理論，中國以民主化方式和平崛起的立論便不能成立。因為這個理論暗含著一個前民主大國崛起的“和平悖論”：它要和平崛起，必須以民主化方式崛 起；而民主化將使它更富侵略性，使和平成為泡影。這等于說，中國要和平便不能崛起，要崛起便不會和平。“民主和平論”與之相反，它的基本看法是：民主國家 不會或很少對其他民主國家發動戰爭。這個理論如果成立，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個可能的事件；如果不能成立，中國的和平崛起則是個不可能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論的兩派觀點，都涉及一個重要的維度，即國際秩序中的國內政治結構或政體問題，無論是戰爭論的還是和平論的，都認為一個大 國在國際關系中的權力格局的變化，與其政治制度有關。其實，自由主義的戰爭與和平觀，其政治哲學的前提在于康德主義的永久和平論，只不過康德的憲政共和主 義的人類和平圖景，在我看來比民主論更為深刻的揭示了世界秩序的本質，當今“歐盟”的理論與實踐就是康德主義的一個前奏。暫且不說上述的三種主要觀點的是 非，而且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國家利益、戰爭與和平等等，都是建構出來的，本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必然。從我國的長遠目標來看，致力于一種和平的國家崛起戰 略，是至關重要的，這符合我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我們的實際情況。但要達到這一點，必須超越目前的地緣政治理論和國際經濟理論，建立一種超越戰爭與和平論 的國家哲學。

第五篇：論國防建設在中國和平崛起中的作用

論文題目：國防建設在中國和平崛起中的作用姓名： 學號： 專業班級：所在學院：任課教師：手機號碼：本人簽名：

論國防建設在中國和平崛起中的作用

摘要：通過對國防建設的剖析和了解，分析國防建設在和平發展中的重要性，進一步對國防建設所需要的意識和理念進行探討。在未來發展中，國防教育在高校的教育中應該被重視起來，并且為大學生樹立人生觀價值觀起到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國防建設 國防意識 國防教育 和平發展

國家繁榮富強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最高心愿。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讓中國棲身于世界的大國之列，作為中國人，我們驕傲和自豪。在通往崛起的道路上雖然有坎坷，但是在和平的氛圍和穩定的國防環境下，讓崛起的速度變得快了起來。可見，國防建設的重要性是重中之重。

一、國防建設的發展歷史及意義

國防建設指的是為國家安全利益需要，提高國防能力而進行的各方面的建設。包括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的建設，是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建立和發展國防力量的措施和行為，是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1]

國防是為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防備外來侵略和顛覆，所進行的軍事及與軍事有關的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和斗爭。[1]

國防建設的內容主要包括：武裝力量建設；戰場建設，人力物力的多種動員準備；邊防、海防，空防和人防建設，戰略物資的儲備，國防工業建設和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對人民群眾和學生進行國防教育和軍事訓練，發展國防體育事業，建立，健全國防法規體系；軍事理論研究，發展軍事科學，制定并完善符合實際的戰略戰術原則；后備力量的建設，以及與國防相關的鐵路、公路、水運、民航、郵電、能源、水利、造林、氣象、衛生、航天等方面的建設。重點是武裝力量建設。[1]

對于中國國防建設的發展歷史來說，國防的建設就是中國成長的一步步的探索。有很多的專家學者也對中國國防建設進行了歷史的階段劃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2]一書依據重大軍事或政治事件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 : 起步輝煌1949年10月至1959年8月），曲折歷程（1959年9月至1978年12月），改革創新（1979年1月至1989年12月），跨越發展（1990年1月至今）。與此劃分大致相仿，徐焰將我國國防建設劃分為三個階段：一邊倒”背景下的國防建設（1949年10月至20世紀50年代末），沖破蘇聯模式后經歷的曲折（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在社會結構的整體現代化中建設國防（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3]張馭濤也主張劃分為四個階段，但時間劃分不同：基本完成社會義改造時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年10月至今。[4]這些劃分主要由于依據不同和視角差而呈 現出各自的特點，至今尚未完全統一認識。通過對國防建設的歷史劃分，我們能更清晰的了解到國防建設的歷程和重要性。

二、國防建設為中國的和平發展保駕護航

和平發展的根本是以經濟制度為主的國家制度創新，但國家制度的創新必須在安全穩定的內外環境下進行。強大的國防是營造安全穩定的內外環境的基本手段，是國家制度創新的基本保障。和平發展的基礎是經濟發展，隨著中國經濟深入融入世界，中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需要有效的國防建設支撐，強大的國防是維護中國經濟發展動力的基本要求。中國要實現和平發展更需要強大的外交能力，但當代及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軍事實力仍是國家外交能力的重要標志，強大的國防是培育、發展外交能力的基礎。國家發展有著重要的文化根源，中國的和平發展首先是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振興與凝聚，尚武精神是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強大的國防是先進文化的重要母體和基本保障。

在和平發展的進程中加強國防建設，實現“富國”與“強軍”的辯證統一，只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正確認識，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積極推進，在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實踐中才能得以實現。[5]富國才能強軍，強軍才能安邦。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本依托，只有國家經濟實力增強了，國防建設才能有更大發展。國防建設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只有把國防建設搞上去，經濟建設才能有更加堅強的安全保障。歷史上，弱國落后挨打的慘痛經歷深刻昭示，國不富不可以養兵，兵不強不可以摧敵。

在現代化大力發展的今天，我們應該秉承著多方面互通融合的理念，打造經濟與國防建設融合發展，共同提升。更應該增強國民意識，加強國防教育，從根本上達到富國民強。

三、提升國防意識，穩固國防建設

如果說國防是民族生存之盾，那么國防意識就是民族生存之魂。強烈的國防意識是一種重要的精神力量，是制止戰爭、威懾敵人的重要因素。公民國防意識的強弱關系到國家的強弱、民族的興衰。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所謂固國家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道何在？精神為也。”先驅者在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國防鞏固與否不應只以“山溪之險，兵革之利”來衡量，還應看其國民的國防意識和精神狀態如何。[1]

國防意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那么如何來提升國防意識為我們國防建設打下基礎。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出發。第一，把國防意識明確寫進我們的有關法律法規，提高國防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我國頒布的《國防法》、《兵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并確定每年9月的第三個星期六為全民國防教育日，這預示著我們今后的國防意識培養將有法可依，讓人民明白了國防意識的重要性，能從一定程度上刺激大眾增強國防意識的信心。第二，學習歷史，緬懷先烈，通過對歷史的反思，在潛移默化中提高全民國防素質。中華民族歷史上遭受過西方列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們的國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慘痛。對于我們這段沉痛的歷史無疑是一筆財富，一筆能時刻激勵我們牢記加強國防建設，樹立國防意識的財富。第三，把提高全民國防意識與愛國主義教育相結合，強化全民國防意識。愛國主義既是國防意識的核心內容，又是形成和強化國防意識的思想基礎。愛國主義精神是國防意識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礎。只有大力弘場愛國主義，才能使人們不致因和平環境而喪失應有的警覺，才能引導人們自覺維護國家利益，服從國家的安全需要，積極投身于國防的現代化建設活動。第四，重視學校學生的國防教育，在教育中促使學生培養國防意識。青少年是祖國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和主力軍，應該廣泛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強化全體師生的國防意識、增強關心支持國防建設的責任感、提高履行國防義務的自覺性。

四、高校國防教育為和平發展注入新力量

前文提到了通過教育來提高國民的國防意識，作為青年的我們更應該積極的接受愛國主義的國防教育。國防教育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的重要環節，是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手段，是培養國防人才、增強部隊戰斗力的重要措施，是促進經濟發展、增強國防實力的重要條件，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證。高校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實施國防教育意義重大。[6]大學生是國家的寶貴人才資源，是我國21世紀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他們國防意識的強弱，自身素質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到民族的振興、國家的富強。“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古往今來，每個國家都把國防建設擺在極為重要的位置。在高等院校中搞好國防教育，增強人們的國防意識，不僅僅是建設強大國防過程中的重要內容，更是培養跨世紀人才的客觀需要。

《國防教育法》指出：“學校的國防教育是全民國防教育的基礎，是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7]高等院校擔負著為國家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重任，大學生作為我國人口結構中具有較高科學文化知識的群體，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他們既是祖國的建設者，同時也是祖國的保衛者。可見，在高校開展國防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為我們當代大學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國防教育的重要性，深刻的了解到國防教育對于提高自身素質的一種意義。國防教育所依托的學科體系是軍事科學。現代軍事科學是一門范圍廣博，內容豐富的綜合性科學。可以培養我們軍事思維的創造性特點。創造性思維是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源泉和動力。不僅有利于開闊眼界，擴大知識面，而且有利于打破專業學習的思維定勢，拓展思維空間，進一步提高創造力和綜合思維能力，促進“智育”的發展。同時，軍事科學知識也是每一個公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和技能。[8]此外，軍事科學本身就是人文社會科學，有利于提高人文素養。國防教育還有利于身體的發展，有利于鍛煉體魄，增強體質，促進身體的發展，對于非智力因素的培育具有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百度百科

[2]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 年版 [3]徐焰,《中國國防現代化進程》,《中國黨政干部論壇》;1999年第8期

[4]張馭濤,《新中國軍事大事紀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5]高鵬,在中國和平發展的進程中加強國防建設.經濟研究導刊;2011, 第17期:268-269 [6]劉慧,國家安全視域下的高校國防教育改革.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版;2011, 27:95-99 [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

[8]張戈,高校國防教育與大學生素質養成[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