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政治社會發展

中國政治社會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經歷了北伐戰爭（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戰爭（1927-1937年）、抗日戰爭（1937-1945年）和全國解放戰爭（1945-1949年）四個歷史階段。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擊侵略者，贏得了抗戰勝利。但1945年，國民黨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經過三年解放戰爭，最終于1949年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那年開始，中國向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不斷的邁進。社會在政治體系的推動下不斷的發展，各大一線城市在響應“先讓部分人富起來”的口號，大力的發展社會的經濟文化的建設，從而也更快的推動了中國社會大體的發展。社會也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

隨著改革發展的深入，中國經濟社會也進入了更深層次，開始進入全球化的深度層面，與國際的發達國家互相制衡。

一．為中國的改革發展進入承上啟下的關鍵期。

今明兩年，中國在體制改革的核心部分仍處于發展完善過程中，經濟體制自身的矛盾會進一步突出，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改革將進入攻堅的關鍵階段。將推進國企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投融資體制改革、分配體制、民間投資、信用體系建設。

二．進入全球化的深度關聯層。

隨著中國的發展迅速，全球對中國的相互依賴關系也隨之增長。國際貿易，連同大幅度增長的資金流動、跨國企業擴展，以及科技轉變，都與新中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這樣的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中國社會蹦向小康的步伐也在不斷的加快。

三．發展模式處于選擇的十字路口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國經濟體系也將隨著政策的改變而轉變，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日趨全球化，社會全球化的各個方面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突出，當前和今后中國經濟面臨的另外一個國際形勢是，世界的經濟危機也將給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帶來波動，中國政府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應對來自世界經濟的各大沖擊，包自身更救他國。隨著中國自身的發展，同樣也大大的拉動了全球的經濟發展，減緩了經濟危機給他國的沖擊。

從上我們得知自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經濟體系的步伐在不斷的發展、不斷的開拓創新，與全球的經濟發展聯系越發密切，從進入WTO組織、成為聯合國的成員國到建立國際性的運輸樞紐站，這些種種的跡象都將你加快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社會所期望的目標也將不再遙遠。中國的政治體系也在不斷的完善，我國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本質上應該屬于議會共和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將在未來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的更為凌厲精致，更快更好的促進中國社會的發展腳步。

第二篇：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發展

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發展

演講者簡介：

馬戎,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學系系主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發展研究、人口遷移研究、城市化研究、民族關系研究、西藏研究。參加的學術團體:中國社會學會民族社會學專業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口學會（理事）,中國都市人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優生科學協會（理事）,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國際人口科學學會（理事）。

今天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和大家在一起來談一談社會學。因為這個講座是面向全校同學，有些其他系和專業的學生對于社會學可能并不了解，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向大家簡要地介紹一下社會學這個學科和它的作用。我想主要從三個方面來進行介紹：

1．什么是社會學？社會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點？

2．社會學對于我們理解和分析人類社會能夠提供什么幫助？它所能提供的哪些啟示是其他學科所不能提供的？

3．在當前中國社會的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人們思想中也產生了許多疑問。對于我們理解和分析當前社會存在的重大問題，為我們思考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社會學能夠發揮什么作用？

一、什么是社會學？

按照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的說法，“社會學是以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系，以及更廣泛的群體、階級、民族、文化乃至人們通常所說的全部社會的宏觀方面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科學”（2000：6）。換言之，凡是與人的社會性（而不是自然性，如醫學、生理學等）相關的領域，都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

但是，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等，也都是研究人類社會現象的，那么社會學與這些學科相比，有什么區別呢？

我認為，社會學與這些同樣研究人類社會現象的學科相比，之間的主要區別并不在于它有著不同的研究對象，而在于社會學具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當社會學用自己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來分析人類社會中與經濟、法律、政治、歷史等相關的現象時，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分支，如經濟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教育社會學、民族社會學、人口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宗教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等。

二、什么是社會學自己獨特的研究視角？

1.首先，社會學主張從綜合和系統分析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現象，主張通過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來研究社會的機構、功能。人類比無機物、植物、動物要復雜得多，人類社會中的各種現象也遠比自然界要復雜得多。人類社會當中的經濟、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各種現象，都不是各自孤立發生、存在和變化的，所以不應該人為地用一些各自限定自己特定對象的學科（經濟、法律、教育、文化等）把人類社會切割為幾個似乎可以劃分開的領域，而每個學科似乎只需要對其中某個領域予以關注。

例如：研究一個國家中教育事業的發展（規模、內容、教學方法等）是不能脫離開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政府關于教育的立法、歷史上形成的民眾對于教育的態度等等。

2.社會學重視人類社會的“多元性”，我們在談到當今社會的“全球化”時，必須要注意到，在這個地球上自人類出現以來直到今天，各個國家、地區長期存在著“社會多樣性”（如同自然界存在著“生物多樣性”一樣），不僅僅存在著白種人、黃種人、黑人、澳洲土著這些膚色、體質方面的差別和種族多樣性，還存在著在幾千年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個族群、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其中最主要的是價值觀念與行為規范）與文化多樣性。歐洲的社會組織和宗教文化，與中國、印度的社會組織、文化很不一樣。正是由于對于這些差異的認識，使得今天在一些國家里，“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思潮是并存的。

在科技和交通不發達的年代，空間和地理上的距離和旅行的困難，為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人員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礙，人們在相對隔絕的環境中形成了各自的發展軌跡，形成了在文化習俗、社會制度上的差別。應當說，在地球的不同地區發展起來的人類社會的各個部分之間，既存在共性和普遍規律，也存在著各自的特性、存在著多樣化。

人類社會不但就地區、國家、群體而言，存在著多樣性，每個個體也都有自己的特征，除非將來“克隆人”出現，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在我們分析具體個人的時候，也存在著一個多維角度的問題。

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也是社會學常說的“角色論”，即一個人可能同時具備多種社會角色。這個分析視角，比單純強調其中的一個角色、一重身份，在解釋人們行為的時候會更科學、更有說服力。比如在解放前，一個資本家，他憑靠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存在著對剩余價值的剝削，他與工人之間是階級矛盾，這當然是很本質性的矛盾；但同時他可能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會拿出一部分錢做慈善事業幫助窮人；同時他可能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反對當亡國奴，為抗戰而奔走活動；在政治上他可能加入了國民黨并擔任重要職務，反對共產黨；但同時他可能還是一個慈愛的父親，發現兒子是共產黨后，沒有做到“大義滅親”，而是掩護兒子逃走或保釋他出獄。在這個人身上，實際具有多重角色，他的觀念和行為，就是在各種不同的場景下，根據各種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形成的。這應當說比簡單地從他的“階級成分”、“政治身份”這些單一的（無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來對他下結論、做判斷要更符合實際情況，在解釋人們做出的看起來相互矛盾的行為方面，也更具有說服力。

3.社會學重視社會變化過程的動態分析。社會的結構和人們的觀念行為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不斷在變化，它絕不是用靜態的視角所能夠解釋與分析的。一個政策出臺，在制定時，決策者是有他的種種考慮的，有一些原因促使他關注到這些相關的因素；當這個政策在社會中實際推行時，社會成員會做出一些決策者預料到并且期待的反應，但是也會出現其他決策者沒有預料到的反應；最后政策執行所造成的綜合性結果，很可能與決策者最初的預期不完全一致。我們看到了實際出現的結果，但是只有深入觀察、跟蹤政策推行全過程中社會里各個群體的反應、他們之間的互動、控制或影響這些互動的機制（官方體制的或民間傳統習俗），才能理解和解釋這些結果，分析最后結果與最初設計的預期目標之間發生差別的原因。

舉一個例子，我們前幾年在研究鄉鎮企業時，不僅僅注意政府對于鄉鎮企業的政策、這些企業印在書面上的規章制度和上報的各項統計數字，我們更為關注的是這些企業實際運行過程中的組織和協調機制，以及企業職工中各類群體對于企業決策過程和日常工作運行的評價。

三、社會學在方法論方面有什么特點？

1.社會學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和“實證研究”，反對一切教條主義

社會學在其創始時，主要的精神就是想把自然科學研究中的科學精神和實證方法引入到對人類社會的研究中，真正建立起“社會科學”。

如何做到“實事求是”？只能通過深入社會實際的親身調查，從感性知識入手，經過歸納分析，使這些零散、反映現象的感性知識系統化并找出其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從而上升到

理性化的知識，成為對社會變化規律的總結。這一點，是一切真正以科學態度來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人都會堅持的。當年毛澤東同志為了了解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和各個階級對于革命的態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為了了解北伐時期農村中的基本矛盾和階級關系的演變，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寫出了《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以說，凡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在大量深入的實際調查中總結出來的，凡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冒進或極“左”的方針政策，都是在缺乏調查研究、脫離實際的情況下制定出來的。

鄧小平同志關于“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也是根據中國農村和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總結了農民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本著實事求是和反對教條主義的精神而制定出來的。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改革事業得以不斷發展的保障。這也正是社會學研究的基本精神。

2.結合微觀（個人）研究和宏觀（群體）研究

經濟學中有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分別研究宏觀經濟現象和具體個人的經濟行為。社會學不但研究這兩個層次，同時十分注意把兩者結合起來。群體是由個體組成的，群體的利益與個體也是密切相關的，群體的情緒也時常可以影響和感染個體的情緒。比如在北京有大約250萬流動或暫住人口，這是一個很大的群體，要分析他們來北京的原因，在北京從事的職業，他們收入來源的結構、數量與穩定程度，他們的消費，他們自身的組織和與北京市民之間的交往，等等這些情況，都只能通過對其中抽樣選擇出來的一定數量的個人進行調查才能夠得到。通過個體的行為來認識群體，通過群體的行為來檢驗得自于個體的知識。

3.注重“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結合這里有兩點，一是作為科學的實證研究，所使用的各項指標必須能夠量化，否則無法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只能滿足于模糊的“印象”。比如有人告訴你說，一個地區的民族關系很好，過去很好，現在也很好，我們對于這個回答不會滿意，因為這只是個“印象”，無法證明。如果他告訴你，1970年這個地方兩個民族之間只有10%學習并掌握另一個民族的語言，有1%的婚姻屬于族際通婚，而1995年有50%掌握了對方的語言，在登記的婚姻中有15%屬于族際通婚，如果這些數字準確，我們就可以相信，這個地區的民族關系在這個時期內確實得到改善。因為根據國際上民族社會學大量實證研究的經驗，這些指標可以說明民族之間交往和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個方面，就是通過科學的抽樣方法，來確定微觀層次的調查結果能否說明宏觀群體。抽樣方法來自數學的概率論，一個工廠生產10萬個瓶子，如何檢驗產品質量的合格率？當然不可能把每個瓶子都測量一遍。數學概率論的發展向我們提供了抽樣理論和技術，我們按照這樣的方法和程序，抽選出50個瓶子，我們就可以有比如說95%的信心，認為這10萬個瓶子的合格率有多高。這是數學證明了的方法，我們社會學的人拿來使用就可以了。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大量的數據已經完全用計算機來統計分析了。大量和及時地吸收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是社會學在方法論上的一個特點，也是社會學得以不斷發展的一個關鍵。

4.強調“比較研究”

大和小，高和低，冷和熱，這些相對性的概念只有在具體事物的比較當中才存在，才有意義。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事物之間存在著的共性和個性，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特點，都只有經過相互的比較研究，才有可能鑒別和確定。這種比較，可以是橫向的，在不同地域空間和群體之間進行比較，如我們常說“要符合中國國情”，什么是“中國國情”？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較，有哪些共性，有哪些特點？我國的國有企業與其他國家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企業相比有哪些特點？這些方面的比較可以提供許多啟示。“比較研究”也可以是縱向的，比較我國今天的國有企業，經過了一系列體制改革

之后，與80年代初期的國有企業相比，發生了哪些實質性的變化？

通過實證性的比較研究，我們才可能獲得可以體現在具體指標上的共性和個性的確定，提出有說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成果。

四、社會學的應用

下面我們試圖通過一些例子，來具體說明社會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在視角和方法上有什么差別，在理解和分析實際社會現象中能夠為我們提供什么幫助。

第一個例子：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后，政府開始重視經濟生產，而且也重新反思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于“物質刺激”的極“左”批判。為了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工廠開始給一部分工人發“獎金”。從經濟學的原理和在其他許多國家和社會中的實踐來看，為一部分工作努力、成績顯著的職工發獎金，都可以起到“獎勤罰懶”的激勵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的中國社會，人們普遍保留著“文革”運動中被強化了的“平均主義”觀念，所以獎金發下來之后，是什么結果呢？那時工人們當中通常是兩種辦法，一是大家商議好了輪流評“優秀”拿獎金，最后的結果是人人都有份；二是拿到獎金的工人把全班組請到飯館里，大家一起把獎金全部吃掉。如果拿到獎金的人，不這樣做，而真的把錢裝到自己口袋里，他就會在班組受到孤立和打擊報復。所以這個在其他社會通常能夠起到“獎勤罰懶”作用的發獎金制度，在那時的中國企業里對生產幾乎完全沒有影響，只是徒然地增加了生產的成本。

如果對當時人們普遍的觀念比較了解，通過“試點”考察一下在發獎金過程中人們的反應和實際效果，可能就不會大規模地采取這種激勵的辦法。

第二個例子：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來，沿海一些地區的鄉鎮企業發展得很快，經濟效益也很好，在全國工業產值中占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在出口中幾乎占到一半。后來被鄧小平同志稱為“異軍突起”。沒有鄉鎮企業、合資企業、民營企業的經濟實力，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革也是很難下決心的。人們長期討論一個問題，當時許多原材料還沒有在市場上完全放開，鄉鎮企業在購買這些原材料時比國有企業付出的價格要高，它們也不能像國有企業那樣得到大量無息或低息貸款，它們向國家交納的稅金也比國有企業要高，在進口設備原料等方面在審批、價格等方面也得不到政府給國有企業的優惠待遇，那么為什么在這種種不利的競爭條件下，鄉鎮企業產品的銷售價格還能夠低于國有企業產品，而且還能夠賺錢、有積累和發展，而盡管各級政府千方百計支持和補貼國有企業，國有企業還是嚴重虧損？

這個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是很難解釋的。因為經濟學重視抽象的概念，見數字不見活人。而社會學最關注的是對活生生的人群的研究。我們1992年在江蘇和山東調查了30個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鄉鎮企業，詳細了解了它們的創立過程、日常管理、分配制度和推銷產品的辦法。通過這些個案的剖析，我們發現，這些鄉鎮企業以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不能真正稱之為現代企業，它們是社區所有的經濟實體，在土地的獲得、貸款的爭取方面得到了基層政權組織的全力支持，在分配制度方面也非常靈活。農民計算自己的勞動與城里工人是不一樣的，作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他們沒有其他的就業機會，而飯總是要吃的，所以到本村的廠子里干活，能掙到一點錢，他們就認為比在家里閑呆著要好。而鄉鎮企業如果破產，他們就連這個掙錢的機會也失去了。所以我們發現，當一些廠子在財務上面臨困難時，鄉鎮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給鄉鎮企業工人少發工資甚至不發工資，而企業照常開工運轉，這在城里的國有企業或其他國家都是不可能的。鄉鎮企業可以廉價得到本地的土地和其他資源（如糧食加工），可以說服職工少拿工資，這樣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形成資本積累。

這些情況，不到實地去調查，不與當地企業職工具體交談，是不可能了解到的。經濟學家如果根據經濟學的定理出發，根據“經濟人”假設（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很難理解中國社會中的許多現象，因為人們除了經濟考慮（收入額）之外，還有其他考慮，如社會人際關系、道德形象等等。

第三個例子，我國自80年代以來，深感“文化大革命”時期法律秩序的破壞，提出“法治”建設的問題。這些年全國人大通過了無數的法律，但是許多法律條文的名稱、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參照西方國家的現有法律制定的，這些法律產生于西方社會發展的歷史之中，帶有其傳統政治觀念的內涵，而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中人們之間的法律關系具有很不相同的傳統。西方的法律注重的是保護個人的權利，在中國歷史上，老百姓作為個人有過什么權利？以保護個人權利為出發點的法律和法治精神，要在幾千年傳統的中國社會扎下根來，是單憑全國人大通過幾個法律就可以完成的嗎？

可能有些法律條文，它們指的是什么？它們在西方國家被制定出來是為了限制什么？我們對此還沒有搞清楚，就匆匆忙忙地拿過來并且通過了。大家也因此認為中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了。但是事實究竟是怎樣的？我們可以通過在基層社區、法院的調查來分析一下民事糾紛、刑事案件的處理過程，你可能會發現，群眾當中的糾紛，在相當程度上還是按照老傳統，在社區內通過地方權威人物或中介人尋求調解，調解不成才告到法院，而到了法院，法院的人員也首先是試圖進行調解，調解不成，在宣判的時候也必須充分注意當地民眾傳統的“公平”、“公正”觀念，盡管這些觀念與正式法律不完全吻合。民眾當中，傳統上有自己的“鄉規民約”，有民間的習慣法。漢族有，少數民族也有。在執行政府官方制定的法律時，可能在公文上走的是官方規定的程序，實際調解、判案的過程還是參照了當地的習慣法，否則就會與當地大多數民眾的預期相脫節，而帶來社會上的其他問題。電影《被告山杠爺》就是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

我們在考慮中國基層社會的“法治”問題時，不但要觀其名，更要察其實。

第四個例子，民族關系問題。民族意識并沒有像一些人所預言的那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族群之間交流的加強而弱化，而是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和交流的增加而強化。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族群之間利益的再分配，一些民族原有文化的逐步消失，國際力量對于一些國家民族矛盾的利用與介入，在不同程度上都促進了民族矛盾的強化和發展，危及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而且在政治局勢出現重大變動的時候，民族矛盾甚至會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民族之間的流血沖突。蘇聯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例子。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問題始終存在，采用科學的方法來深入調查這些地區民族關系的現狀以及影響民族關系的各種因素，分析這些因素的作用，對癥下藥地制定各種可行性措施來切實改善當地的民族關系，實在是當務之急。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長期以來為種族問題所困擾，在政府的鼓勵下，民族社會學的研究發展得很快，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了一系列計量一個地區民族關系的指標體系和分析方法。如在居住地和學校中的種族隔離程度、相互學習語言和接受對方文化的程度、族際通婚的比重、分配方面的各種族之間的群體差異，等等，這些都可以為我們在研究中國各地區民族關系的現狀和預見未來發展趨勢時予以借鑒。這樣的系統化的、可用具體量化指標測度的研究結果，與簡單地聽取當地干部的工作匯報和部分民眾代表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相比，無疑是更符合實際、更深入和可信的。

第五個例子，教育問題。教育學的研究，一般把眼光集中于現有的學校（學校體制、教師、教材、教學方法等），通常是就教育談教育。但是社會學在研究教育時，是把學校放到社會中，作為社會運行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研究。

我們學校培養的人，是為了升學和升學率？還是為了使學生真正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能夠發揮作用的人才？我們的教材在什么程度上重視了基本素質的教育？農村初中生畢業以后，回村參加勞動，他們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在生產活動中哪些能夠發揮作用？哪些完全用不上？這兩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為什么有一些農民不愿意送孩子上學，或者在小學三年級學會認字和簡單算術之后就讓孩子輟學？政府規定了職業中學的比例，這些“職業

中學”實際上如何在運轉？在什么程度上達到了政府設置職業中學的目標？這些也都需要社會學家通過基層學校的實地調查，根據第一手資料來回答。

而這些問題沒有解決，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為現代化培養新一代有文化的勞動者的目標是難以真正實現的。

第六個例子，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以政府體制改革和精簡為例。我國許多地區的政府財政是“吃飯財政”，即是說，當地政府預算中的幾乎全部或絕大部分是用于支付國家雇傭人員的工資和事業的基本開支。全國兩千多個縣，如果每個縣的政府能夠真正裁減下來5%—10%的人員，全國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在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在國民黨的圍困當中不得不實行“精兵簡政”。今天中國仍然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怎么減，減哪一部分人？開開一般的座談會是議不出結果的，只有對于一個鄉鎮政府、一個縣政府的下屬各個機構和人員以及他們的工作情況，進行系統深入的實地調查，進行量化分析，確定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哪些工作是應當從政府機構轉出來給社會的管理機構的，哪些是完全不需要管理的，哪些是現有機構為了維持自身的生存而人為“創造”的？在這些對于工作職責和工作量的具體調查和計量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有充分說服力的機構改革方案。

最后一個例子，腐敗問題。從80年代后期開始，貪污腐敗成為我國社會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檢察院設置了“反貪局”，制定了一系列懲治貪污腐敗分子的法律，民眾對貪污腐敗更是深惡痛絕。但是許多年過去了，似乎腐敗分子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為什么？政府干部隊伍是十分龐大的，腐敗分子（揭發出來的）與公認的廉潔自守的干部之間，存在哪些不同？他們各自有哪些特征？反腐敗十幾年了，這些問題并沒有系統深入地進行研究，過去常常用來審查干部的一些指標，如“家庭出身”、“階級成分”，雖然有些“政審表”中還保留這些填寫項目，在建國50年后已經不能說明問題了。成克杰、胡長青似乎出身都不錯，也都在黨旗下宣過誓，為什么淪為腐敗分子？

要分析腐敗的產生，要從制度因素、單位小環境、個人因素這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調查。“權力”的行使能夠使得其他某些人在經濟上獲利，那些人為追求利潤就有足夠的動力來行賄，在制度上逐步縮小“權力”作用的空間，也因此勢在必行。這是十分淺顯的道理，但是多年來進展不大，為什么？

現在許多單位（政府各部，地方上的省、市），都在以各種名目發獎金福利，而且明顯地向領導干部傾斜。許多做法是“搶黃燈”，“踩線作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領導干部在自己管轄的單位、部門里明顯地占有許多額外的好處（金錢、住房、公費旅游等等），這種大量長期存在的現象，無疑使一部分領導干部分不大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干部福利”，什么是“違法的腐敗行為”。“間接地”接受（如吳文英自己沒有拿錢，兒子拿了；成克杰自己沒拿，情婦拿了），他們認為沒有責任，如果裝錢的信封上寫的不是“賄賂款”，而是“介紹費”、“董事津貼”、“股票分紅”，似乎在“市場經濟”中也無可厚非。各個單位向領導干部傾斜的濫發福利現象，今天仍然比比皆是，營造了向腐敗邁進的環境和氣氛。這一點，政府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此外，還可以對揭發出來的腐敗分子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分析和比較，僅僅總結為“學習不夠，黨性不強，放松思想改造，被資本主義思想侵蝕了原來健康的肌體??”是很不夠的，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話，等于什么都沒說。當然，這個方面的調查研究，是很難開展的，因為腐敗現象、“準腐敗現象”太普遍了，人們往往會“對號入座”，十分警惕。前幾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重建中國社會主體文化”的問題，認為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德文化被“五四運動”和革命所摧毀，而共產黨一度提倡、在“文革”前被大多數人接受的“共產主義道德文化”，隨著對“文革”的批判和“傷痕文學”的流行也失去了事實上的威信，在這樣的“道德真空”和文化氛圍中，大力提倡經濟致富，很容易使人們“見利忘義”（甚至沒有了“義”的概念），這是社會腐敗的文化土壤和群眾基礎。這個問題不解決，所有的口號、措施（反貪、嚴打、掃黃、質量萬里行、精神文明建設，等等），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中國社會在過去一百年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我國社會的許多基本制度（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都在發生重大的變革，為什么呢？因為這個世界在變，變得用傳統的理論（如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理論，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理論，公有制絕對比私有制先進的理論）無法解釋世界上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迅速變化，中國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不對體制進行變革，不及時吸取國外的發展經驗，中國就會落后挨打。正是這種非常實際的考慮、非常負責任的考慮，使得我國的領導人提出了“改革開放”的路線。“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體制在變，人們的觀念和行為也必然隨著各種激勵機制的改變在變化。國家在改革體制的過程中，由于沒有經驗，是在摸索中前進，“摸著石頭過河”。民眾在面對新的體制（所有制結構、企業破產重組）和新的激勵機制（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時，也沒有經驗，也在調整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很多人，特別是受傳統觀念影響較少的年輕人，“跟著感覺走”。

這樣大規模深刻的社會變動，為社會學提供了研究社會變遷的最好的研究對象，既可以通過這些研究在學術上做出極有價值的成果，也可以用這些成果為政府的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具有重要的應用性價值。我們可以研究的重大專題有：國有企業改革、鄉鎮企業改制、產權制度變化、土地制度的變化、住房制度改革、醫療體制改革、學校體制改革、農村基層組織變化、城市流動人口、民族關系演變、犯罪問題的演變、宗教組織變遷，等等。這些研究專題都是與我國的國計民生、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在這些重大專題的研究中，社會學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使民眾的認識和政府的決策更加科學化，更加符合社會實際。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事業在呼喚社會學，改革事業也將造就中國的社會學，中國的社會學工作者在這樣一個天地里是大有可為的。

謝謝大家。

第三篇：中國社會發展“浮世繪”

中國社會發展“浮世繪”

中新社北京一月十七日電此間媒體盤點誕生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涌現的大量新詞語匯后，指出，“中國正處在新詞語大量涌現的第三次高峰”，這些活躍于人們口頭筆底、收錄于新詞典的新詞語匯，構成了當今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浮世繪”。

大約始于兩三年前，歲末年終之際盤點流行熱點詞匯語匯，已成為媒體觀照社會生活的一種新視點。收錄了二千二百條新詞語的《新華新詞語詞典》的出版發行，引起此間媒體廣泛關注，認為“中國正處在新詞語大量涌現的又一高峰期”，“新詞語來得這么猛、這么快，令人振奮”，稱其為人們把脈時代及展望未來提供了新的依據。

據分析，從政治類的小康社會、可持續發展，經濟類的二板市場、商務中心區，信息類的數字地球、虛擬現實，法律類的代位繼承，環保類的生物入侵、代際公平，科技類的城鐵、輕軌、孵化器、基因組、納米技術、生物芯片等等詞語中，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的新鮮生活圖景，真實地折射出社會發展的軌跡。

據報道，中國近百年來出現了三次新詞語誕生高峰，它們分別是五四運動時期、新中國建國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之后的二十多年。目前正值第三次高峰，以經濟類為主的新詞語大規模誕生的熱潮一直沒有降溫，無疑，這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強勁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比如小資、中產、波波三個新詞語，即在一定程度上紀錄了中國先富一代時尚生活的發展軌跡，它業已成為描述當代年輕人生存狀態的不可忽略的參照。而財經類和信息類的新詞語將更多地影響我們今后的生活，比如股市、房地產等。

分析人士認為，借著這些詞語的出現，人們感受到一種潛在的變化，即中國社會在接納新詞語、新觀念上，一種更為開放通達的心態正在成長

淺議網絡新詞語的構詞方法

隨著現代社會計算機網絡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以及網絡使用的普及，網絡走進了一億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并且這個數字還在以極快的速度發展。在網絡世界，無論是聊天，發郵件，上BBS，寫博客，還是新聞報道，科普教育，文化傳播，目前和將來一段時間之內絕大部分還是要依靠書面的文字形式進行。在這種特殊的傳媒形式和交流方式下，產生了很多特殊的語言現象。其中，網絡新詞語更是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所謂網絡新詞語，有些是原來普通話中沒有，在網絡使用過程中完全新出現的詞；有的則是在使用過程中使原來一些已經存在的詞起死回生或者增添新的義項。

在鋪天蓋地的網絡新詞語中，有些經歷住了時間的考驗，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被人們所認可，接受。如“菜鳥”，“灌水”等。也有很多由于使用人數，范圍及涵義覆蓋面等原因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淘汰。但是不論某個具體的網絡新詞能否在語言中立足，網絡新詞語產生的途徑，或者說這些詞的構詞方法還是有章可循的。下面我就簡單談一下網絡新詞語的一些基本的成詞規則。一，由于諧音產生的新詞。諧音法在語言詞匯中應用比較廣泛。很多歇后語用的都是諧音的方法來達到表義目的。網絡詞語中使用諧音造出新詞的現象也比較普遍。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為了方便輸入，選擇輸入法中出現的第一種組合。在網絡中交流有時需要講求速度，比如在聊天和BBS中，如果輸入過慢，可能會影響交際的質量和效率。因此，人們在打字過程中用一個詞在某種輸入法中輸入某個音節后出現的第一個詞來代替原有的詞。這種諧音產生的詞絕大部分只是以錯別字的身份出現，也不會受到重視。只有一些詞由于新詞在意義，構成和讀音上都顯得優于原詞，又不乏新鮮和幽默感，才會被人們廣泛使用并且沿用下來。比如BBS中某個版面的負責人即版主，聽起來既死板，又顯得官腔十足，親和力不夠，現在已基本被智能ABC輸入法的第一選擇“斑竹”所代替。

2、為了引起注意力和好奇，選擇一個與原詞同樣通俗但是在意義上毫不相干的詞。和第一種不同，這種詞在產生之處往往就是有意這么使用的，開始可能是為了顯示個性，久而久之，就成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了。如“大俠”---指對網絡精通熟練的人---“大蝦”；“蝦米（什么）”，“恐龍”（指長相較丑的女生）；“青蛙”（指長相較丑的男生）等等。

3、為了標新立異，選擇在形式上新穎在意義上也與原詞相照應的詞。這類詞的生命力往往是比較強的。如“美眉”，“伊妹兒”等。

4、某個具體地區的人們為了顯得說話親切或者體現自己的身份和地域特色，刻意使用一些方言詞匯以引起人們的關注。但由于很多方言詞匯并沒有其對應的漢字或者是對應的漢字很少有人知道，而采用諧音的方法。久而久之，也可以成為全國通用的網絡詞語。如“醬紫（這樣子），“偶（我）”，“8（不）”，“4（是）”，“粉（很）”等等。

5、使用與漢字諧音的字母或數字。這類詞輸入簡潔，又個性十足。很容易在網絡語言中立足。如“886(拜拜啦)”“3166（咱要溜溜，也是再見的意思）”，“9494（就是就是）”，“K（快/或者是流行的粗話“靠”）”

6、將一些雙音節詞快速連讀或去掉隔音符號后變成單字使用。如“表（不要）”。

二，由于其象征意義而產生的新詞。這種詞本來在漢語中就存在或者存在潛在的組合可能，但是在成為網絡流行詞之前并不被人們經常使用。在成為網絡詞語以后，其本來意義逐漸淡出，人們在說到這個詞的時候，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它在網絡用語中的含義而不是其本來的意義。如“灌水”（指在BBS上發一些沒有實際內容的帖子），“拍磚”（發帖子），“刷屏”（連續在一個BBS版面或聊天室內多次發言），“菜鳥”（網絡生手）等等。

三，由于各種原因產生的字母新詞。這些詞涵蓋內容極為豐富，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為了輸入的方便，為了顯示說話者的個性或者故意迷惑看話人以引起注意，再就是為了掩蓋一些發言內容，只讓熟悉的人或知情者看明白。其中，屬于前兩種原因產生的網絡字母詞更容易經得起考驗而長期生存下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漢語拼音首字母縮略。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縮略形式。如“lg（老公）”“bt（變態）”“lz（樓主）”“mm（美眉）”等等。

2、多單詞組成的英文詞組首字母縮略。這里又分為兩種情況。

（1）借用英語國家原有的縮略詞。如 “omg(oh my god!)”

（2）網民在交際過程中自己對英語進行的縮略。如“btw(by the way)”

3、單個英文單詞的縮略。這種情況也可以分為借用和自造兩種情況。借用的如 “ps(plus)” “fw(forward)”, 自創的如 “ft(faint)” 等。

四、由于拆字而產生的新詞。這指的是通過電腦屏幕的顯示手段，將已有的漢字的左右兩部分分成兩個單獨的漢字，以達到組合的目的。我個人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說這種現象產生的還不能算是新詞，但既然我們討論是在網絡這個前提之下，這種越來也多的網絡用詞的現象也值得關注。造成拆字的原因有兩個：

1、網絡是人們自由發言的場所，但是由于網絡的非真實性，很多人利用網絡散布各種反動言論。為了預防萬一，很多敏感的字或詞成為一些網站不能顯示的內容。因此人們在不得以而要用到這些字時遍用到了拆字。如“水工（江）”“古月（胡）”等等。

2、如果說上面一種原因導致了拆字現象的產生，人們對新事物的好奇和認可則使得了這種現象得以全面發展。我曾經在北語之聲論壇上看到過這樣一句話：“不矢口 亻十 么 日寸 候，亻奄 口斤 言兌 言侖 土云 有 辶寸 氵慮 敏 感 字 節 白勺 言兌 氵去，于 是，亻奄學 會 了 扌斥 字，后 來，亻奄 米青 礻申 分 歹刂 了。”再比如現在網上十分流行的“口合口合（哈哈）”，“口黑口黑（嘿嘿）”，“弓雖（強）”等等，都充分體現了這種網絡拆字法強勁的發展勢頭。

以上是簡單分析了幾種常見的網絡詞語的構成方法。網絡詞語作為近年來的新生事物，其變化快，不穩定性使得一些語言學界的研究人士對其持強烈的否定態度。但是，盡管網絡詞語在某種意義上給原有的標準的漢語詞語造成了一定的使用上的混亂，其存在并且被越來越多的人們不斷豐富發展和使用著的現實是客觀存在的。網絡是一個虛幻自由的空間，也是人們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自我展現，宣揚個性的場所。因此，在網絡語言使用中的強制和硬性規范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要做的是研究網絡語言，接受并承認其中那些已經沉淀為時代文化的成分，對那些“網絡流星詞語”讓時間來淘汰，對其中一些消極成分加以勸導。網絡語言講究快捷，實用和個性，這也給原本沉悶的語言帶來了新鮮血液和活力，作為隨著一個新的時代（網絡時代）而來的新的語言現象，我們應當順應時代，積極努力，開辟一塊新的學術天地。

第四篇：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問題

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問題

從新中國成立開始，中國就在不斷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更是突飛猛進，但是伴隨這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發展，也呈現出許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只有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國社會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我認為在當代，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主要為四個方面：人口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勞動就業問題和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是當代許多社會問題的核心。雖然它在不同國家的具體表現各異，但其實質主要表現為人口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失調，人口增長超過經濟增長而出現人口過剩。以中國為例,當前社會生活和發展所遇到的種種問題,無一不直接地或間接地與巨大的人口壓力相聯系。首先，人口壓力使社會在提供現有人口生活條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突出表現為就業困難,住房緊張,糧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其次,人口壓力造成消費與積累比例失調、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降低等。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2005年的56年間，中國人口從54167萬人，增加到130756萬人，凈增加76589萬人，增長1.41倍。而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來看，中國人口總數已達到13.41億。這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數量。雖然計劃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人口基數過大，人口增長量也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是男女比例失調，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看似不大的差距，但是以中國的人口基數來計算的話，中國是存在幾千萬的光棍的，這也可能會引發許多犯罪事件。還有一個人口素質的問題。一個社會的發展，根本上有賴于人口素質提高。現在中國農村人口還是超過半數的，許多農村地區教育條件很差，也導致了人口素質難以提升。

生態環境問題

生態環境問題突出表現為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嚴重。它是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重大障礙。預測未來社會問題的主要矛盾將集中到生態環境上。如不及早解決，它將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甚至是全球性的、毀滅性的破壞。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帶來的經濟效益是巨大的，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可能過多的強調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導致忽略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我國表現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在下面幾個方面：

1、水資源短缺并且污染嚴重。期中包括農業和工業兩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水，并且都造成了大量的污染。

2、大氣環境污染也不容樂觀。我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主要城市的空氣質量是未達到標準的。主要是一些重工業的污染造成的。

3、固體廢棄物的污染日益突出。目前中國的垃圾堆放量已經超過60億噸，期中1.5億噸是露天堆放的，帶來了嚴重的空氣污染。這是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

4、土地荒漠化嚴重。我國土地荒漠化面積已經達到了236.62萬平方公里。

5、國內資源供需矛盾加劇。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在13億人口面前還是顯得挺無力的，這又從側面反應了人口問題的嚴重。

勞動就業問題

勞動就業問題源于勞動力與生產資料比例關系失調。這種失調在不同社會、不同地區表現形式不同。但它作為社會問題主要指人口過剩及經濟發展緩慢或停滯，造成勞動人口失業或待業現象。中國的勞動就業問題，首先表現為就業不充分；還存在現有從業人員冗員嚴重、勞動生產率低下、就業及待業人員素質低下等問題。就業問題的社會后果，一方面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誘發社會動蕩及社會犯罪；另一方面，不利于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進而威脅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性。

當然我們大學生比較關注的就是大學生就業問題了。

據中國媒體援引人力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二零一零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為630萬人，比去年的611萬多19萬人，加上往屆未能就業的，需要就業的畢業生數量很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簡單來說問題就是供過于求。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不會發生太大變化的，那么另一個出路就是自主創業了，但是自主創業難度很大，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當前大學生自主創業的現狀是參與者少、旁觀者多；從事的多是規模小的個體經營的行業，成功率低。而且，自主創業只適合少數人，具有創業素質和條件的人畢竟很少。依靠創業只能緩解就業難，要根本解決就業難問題基本上是天方夜譚。

現在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社會原因，也有歷史原因。不過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沒有就業的大學生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如果就業問題不能得到很好解決，可能會引起社會不和諧、不穩定。（貌似我這個專業就業問題會更加突出吧。）

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口老齡化問題，一般指人口中60歲及6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大，從而影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問題。人口老齡化是近年來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一項重大社會問題。目前在發達國家較為突出，不發達國家則被高出生率造成的人口年輕化掩蓋了這一現象。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中國已于1999年進入老齡社會，是較早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不僅是中國自身的問題，而且關系到全球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備受世界關注。由于人口基數大，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中國老年人口總數都將居世界首位。人口老齡化給社會、政治、經濟帶來一系列影響和問題，它要求對社會生產、消費、分配、投資、社會保障及福利、城鄉規劃等都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具有老年人口規模巨大、老齡化發展迅速、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顯著、女性老年人口數量多于男性、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等六個主要特征。綜觀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可以概括為四點主要結論：第一，人口老齡

化將伴隨21世紀始終。第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時期。第三，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第四，中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就我看到的老齡化問題也是有不少表現的。像我們村子，這么多年以來，新生的小孩很少（說明計劃生育政策得到良好的執行），當然自然死亡的人口數就更少了，就導致了村里的老人越來越多了，在家務農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老人。而且對我們農村來說，那些城市里面才有的養老政策是不存在的（或許有，但是我沒看到），老人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務農和后輩的贍養。許多老人的生活是缺乏保障的。還有一個就是在昆明坐公交車，影響中，大概會有三分之一是老人做公交車吧，雖然和老人比較有時間有點關系，但是還是可以看出老齡化的存在。

我所看到的中國社會發展存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上面的幾個了。我認為，我國社會要健康發展下去的話，必需解決好這些問題，可能這些問題不可能很快就解決好，但是只要向著這方面發展，制定好相關的發展策略，就一定能使中國社會走上一個良性的發展道路。

第五篇：2011中國社會發展巨變

2011中國社會發展巨變

編者按：60年前的10月1日，告別舊中國四分五裂、災難深重的歲月，中華民族的歷史翻開嶄新一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巨變。這60年，是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解放思想、銳意進取，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和反映時代進步要求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逐步擺脫貧困落后、走向繁榮富強的60年。巨變背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理論體系”的強大動力。本專題選取十個領域，與大學生們一起分享民族復興的喜悅與自豪。

一 經濟騰飛：從一窮二白到舉世震驚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才有了第一家具有近代特點的工業企業，但由于制度衰敗和帝國主義侵略，工業始終沒發展起來。l875年辦的第一家使用鉆探機開采的煤礦年產量只有5萬噸；1889年辦的第一家使用機器開采的漠河金礦，年產只有0.3噸。毛澤東曾說：“我們能造什么？桌子，茶碗茶壺，還能種糧食磨面，但我們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然而，僅僅60年后，我國已建起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生產能力千百倍地增長。制造業規模居世界第三，信息電子產業世界第二，主要工業消費品產業規模世界第一。中國顯現出千年未有的富足，舉世震驚！

這是一個充滿激情與夢想的60年；這是一個變革與重構交織、海水與火焰交融的時代。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發展奇跡。

一、銳意改革，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跨越。歷經多年戰亂，新生的共和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黨和政府力挽狂瀾，統一財經，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進行土地改革，國民經濟得以迅速恢復。1953年我國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確立了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標，“一五”計劃隨之展開。此后接連執行的四個五年計劃，前后20余年，盡管有過挫折、停滯和彷徨，但取得了不少成績。到1979年，我國的工業企業達到35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達到3200億元，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累積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25倍，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隨著時代的進步，這套制度體系也逐漸顯露出一些弊端。1979年，鄧小平在深刻總結和思考的基礎上一語驚人：“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1982年

黨的十二大報告首次把非公經濟界定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黨的十四大把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1992年鄧小平南巡，首次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以此為契機，同年舉行的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后，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完成了從“對立論”到“補充論”再到“共同發展論”的飛躍。

重溫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程，非公經濟的蓬勃發展是其中最具活力的篇章。從1978年到2008年，非公經濟從占全國GDP的不到1%增長到了65%，吸納了全國80%的新增就業人口，貢獻了71%的稅收和70%的技術創新。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解脫出來后，生產率大幅提升。2002～2007年，全國國有企業銷售收入從8.53萬億元增長到18萬億元，年均增長16.1%；實現利潤從3786億元增長到16200億元，年均增長33.7%；上繳稅金從6794億元增長到15700億元，年均增長18.2%。

二、擴大開放，成功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轉折。

改革開放前，由于西方國家的封鎖，我國基本上處在半封閉狀態，對外貿易規模很小。1978年，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2008年達到2.56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德國，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2萬多億，躍居世界第一。現在，我國一天的進出口貿易額就相當于1950年全年的4.6倍。我國出口產品結構也發生了質變，從出口原材料、基本消費品到高技術產品，如今，機電類產品已占出口產品比例的90%以上。我國正迅速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聯想、海爾、華為等一批民族品牌已成為世界級品牌。

1978年以前，我國利用外資基本是空白，現在成為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30年，實際使用外資額累積近1萬億美元。目前已有63.5萬家外資企業在我國安家落戶，世界500強企業中有480多家在華投資。新世紀以來，我國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走出去”。2003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8億美元，2008年已達406億美元，5年來年均增長超過70%。截至2008年底，中國非金融類海外投資累計已達1500億美元，分布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加快了我國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三、科學發展，推動經濟建設和綜合國力不斷躍升。

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逐步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造成社會動蕩、經濟停滯。1978年，我國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征程，國民經濟從此“滾

雪球”般發展起來：從1949到1986年的27年間，中國經濟總量才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從1萬億元到2001年的10萬億元，用時15年；到2006年達到20萬億元，用時5年；到2008年的30萬億元，僅用2年。經濟規模1978年占全球的1.8%，2008年占到6%。我國用短短3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200多年的歷程，并逐步走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我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壯大——

共和國成立之初，我國交通運輸基礎薄弱，所有鐵路、公路、航空里程加在一起不到10萬公里，每年客運量只有1.4億人次。到了2008年，我國僅陸地通車里程就近373萬公里，99.2%的鄉鎮通了公路，高速公路通車里程超過6萬公里，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年客運量高達268億人次；全國貨物運輸總量達到249億噸，比1949年的1.6億噸增長156倍。

舊中國的能源工業水平極低，多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所壟斷。新中國成立后，逐步形成以煤炭為主體、電力為中心、石油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全面發展的能源供應格局，自給率達90%以上，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國。

1950年我國鋼鐵產量只有61萬噸，而同期美國的產量是8700萬噸，英國是1655萬噸。為了“超英趕美”，我們曾舉國“大煉鋼鐵”。自1996年起，我國鋼產量就連續13年排名世界第一。2008年寶鋼歷經10年，研發出第一卷“取向硅鋼”，登頂鋼鐵制造技術的“珠穆朗瑪”。

1949年，我國路面行駛的130多種不同品牌的汽車，無一是中國制造。從1956年第一輛“解放牌”下線，全年61輛的產量，到2008年年產934.5萬輛超過美國，全球第二，不過短短50余年??

如此巨變不勝枚舉，足以讓歷史學家著迷，奧妙何在？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總結：“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改革開放未有窮期，我們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