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B2C電子商務的現在與未來

中國B2C電子商務的現在與未來.txt女人謹記：一定要吃好玩好睡好喝好。一旦累死了，就別的女人花咱的錢，住咱的 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友，還打咱的娃。

一、我國B2C電子商務發展遭遇四大瓶頸！而傳統企業大規模介入電子商務領域是突破這四大瓶頸的最佳辦法。

誠信無保障、服務不完善、供應鏈短小，物流系統未優化是當今中國B2C電子商務發展的四大瓶頸。而傳統企業大規模介入B2C電子商務領域是解決B2C電子商務發展瓶頸最佳辦法。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是誠信無保證、服務不完善、供應鏈短小，物流系統未優化等一系列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嚴重阻礙了中國B2C電子商務進一步發展。

目前除了行業領先的若干家大的B2C網上商城（當當、卓越、攜程、e龍、北斗手機網等），絕大部分B2C網上商店都是沒有實體店面、沒有品牌優勢、沒有資金實力的小企業，誠信度成為最大的發展瓶頸。而C2C則借由支付寶和貝寶（paypal）等第三方支付手段的出現，在淘寶和易趣的平臺上，以迂回的方式緩解了部分誠信問題；

其次，在供應鏈方面，B2C商家所提供的產品類別和品種遠遠低于C2C所提供的，本該有的優勢卻變為了劣勢；

第三，絕大部分B2C商家都沒有與第三方物流建立完善長期的合作關系，缺乏規模優勢，無法利用信息技術來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本該比起C2C應成為優勢的物流效率和物流成本沒有體現出來，有時還因為企業自身的問題，變為了劣勢；

在服務品質方面，本該也是B2C領先于C2C，但現實中這一點也沒有體現出來。

一切的一切歸結于，本該由傳統零售業承擔的B2C電子商務市場，現在卻由純網絡電商公司和能稱得上是電子商務農貿市場的C2C平臺的個人賣家霸占。

而如果B2C 電子商務領域里是由卓越當當和淘寶擔當起主要角色，那么無論是品牌、誠信、物流配送、供應鏈整合、售后服務、區域采購等問題將永遠無法解決。

行業資深人士王雷也指出，中國的B2C乃至于整個的網絡購物，真正要發展壯大，必須讓傳統企業大規模進入，才能解決B2C發展的四個障礙。

二、卓越當當模式、淘寶模式、實體延伸至網絡模式（傳統企業觸網），三種B2C電子商務模式將同臺競技。

1.由純網絡運營向多品類及線下渠道資源建設發展——卓越當當模式

卓越、當當起源于純網絡型網上商城，現在都不約而同的開始拓展線下的供應及配送渠道。

卓越、當當，作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純網絡起家的B2C網上商城，他們在B2C電子商務領域走先一步，但他們并沒有獲得太大的優勢。一方面是虧損的傳言，另一方面兩公司不約而同從精品銷售思路轉變到現在猛增產品品種以及線下倉庫規模的事實，除實體店面外，他們在物流、倉儲等傳統零售行業的流通環節中投入的人力、財力都在不斷的增大。也許他們都在多年的網商歷程中發現飄蕩在空中的純互聯網B2C模式并沒有太大的生存優勢的而且遇到了巨大的發展瓶頸。

2.不涉及物流和商業運營，只提供第三方支付平臺和信息流等中介服務的網絡中介商——淘寶模式

淘寶，起源是個人二手業務交易的平臺提供商，后來發展成主要提供個人交易中介服務的免費交易服務平臺提供商，現正拓展B2C模式交易中介服務。

眾所周知，目前淘寶上的賣家絕大部分都是一些無營業執照的個人經營者，他們通過向上游廠商或批發商分散采購產品進行零售賺取差價。淘寶所充當的角色就是為個人的買家和賣家提供一個交易平臺，就買家和賣家的身份以及交易性質來看，淘寶有點類似一個農貿市場，目前淘寶免費為無證經營的淘寶賣家提供B2C性質的地攤網店。無營業執照就是C，C2C名副其實。

現在淘寶高調進軍B2C，但無論從經營的規模還是從可見的商業模式來看，淘寶只是邀請部分的生產廠商上到淘寶的平臺進行網上銷售。淘寶本身的角色并沒有太大的改變。雖然2006年淘寶做到169億的交易額，成績斐然。但07年或者是08年，就算交易額增大幾倍，那還依然是平臺上的交易額，而不能稱為淘寶商城的銷售額，這是核心。

3.以國美、沃爾瑪、家樂福為代表——實體經營延伸至網絡的電子商務模式——傳統企業觸網模式

國美、蘇寧、沃爾瑪、家樂福都是擁有實體商城和網點的傳統零售業里的大人物。類似這類傳統企業進軍電子商務領域，開設網上商城，他們的模式與早年誕生于互聯網本身的B2C網上商城卓越、當當、亞馬遜有著本質的區別。

傳統企業觸網模式有兩大明顯特征：

1)先有線下成熟的運營的實體商城、倉儲系統、供應鏈體系、物流配送體系，后有網上商城，充分利用實體商城的渠道網點、既有的倉儲系統、供應鏈體系以及物流配送體系發展網上商城業務。傳統零售企業開設的網上商城，其運營都基于線下實體商城，早期來說，傳統企業開設的網上商城更像是在互聯網上開設的一家分店，是線下業務在網絡里的延伸。

2)先有品牌和眾多的顧客，然后通過實業、品牌及線下核心顧客的基礎逐步拓展網上的業務和顧客群體。比起線下商城的商業地產開發、固定資產投資和建設等投入的巨額費用，純網絡型網上商城的初期投入成本相對較低，但為了解決品牌誠信問題，他們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錢。

◆由實體經營延伸到網絡的B2C電子商務模式更穩健、更強壯、更有競爭力，占據絕對優勢

在已有線下業務運營的前提下，傳統零售企業發展電子商務，在人力、物力、財力三方面都有實業支持。傳統零售企業進軍B2C電子商務是傳統企業基于現有業務模式的一個延伸，有線下業務、品牌、渠道、顧客等多方面資源的支持，這種電子商務模式更穩健，相對于純網絡型電子商務企業更有競爭力。

三、實體延伸至網絡的電子商務模式有四大核心優勢

1、商品品類優勢：

傳統零售企業在商品品類及貨源供應方面擁有相當的優勢，尤其是大型連鎖賣場，由于覆蓋面廣，規模大，其商品品類數量和品質方面都更有保障，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商品。

對于中小型零售企業來說，他們的區域優勢則更為突出，通過區域采購，能以較優的價格，區域性的供貨渠道獲得獨特產品的經營權。

傳統零售企業的商品品類優勢是純網絡型B2C企業無可比擬的。更豐富的商品品類和更有保障的商品品質，能為網絡購物人群提供豐富的商品選擇，加快促進B2C電子商務的發展。

2、價格成本優勢：

規模采購和高效的商品流通周轉是零售商獲得供應商較高折扣的最重要因素。傳統企業通過這兩點能在與上游供應商的談判過程中獲得更大的議價權力，甚至直接獲得商品銷售的定價權。而在這方面純網絡型B2C無法與傳統企業相比。

3、渠道網點優勢：

以大型連鎖零售企業來說，由于其網點布局面廣，供應鏈管理較成熟，倉儲及配送體系也相對完善，而且這些資源都是既有的。充分發揮這些優勢以后，能為眾多網絡購物人群提供高效低成本的物流配送服務。

類似當當卓越，他們要從零開始的集中建設大型倉庫和物流配送體系，無疑是直接拿自己的短處和別人的長處相比較。優劣對比一目了然。

4、品牌及顧客群體優勢：

傳統零售企業從事實業運營，從資金規模、品牌誠信、社會知名度方面擁有先天的優勢。而且通過較長時間的運營和會員管理運作，積累了大量的會員數據，這些數據對拓展網上商城核心用戶幫助巨大，而當這些區域性的或者是全國性的零售企業品牌進入電子商務領域，他們的推廣和滲透都擁有強大的線下品牌支持。相對而言，更容易突破誠信障礙，獲得高速發展。

四、傳統企業的介入為我國B2C電子商務帶來三方面的影響 1.純網絡型B2C企業對傳統商務精髓了解欠缺，遭遇傳統零售企業的巨大挑戰

傳統零售企業由于多年的商業運營積累，對商業運營的精髓了解透徹。對于如何提升單店的銷售額，如何通過折扣、折上折、現金券、返現、運營積分、捆綁銷售等銷售和促銷手段提高顧客的消費頻次和客單價，他們有豐富的實戰經驗。他們的進入能對現有的網上商城銷售運營模式帶來巨大的影響。

豐富的商務運營經驗，是純網絡型B2C企業最欠缺的。無論是從技術架構還是經營理念，純網絡型B2C企業都未能把傳統商業精髓體現出來，也正因為這一點，傳統企業的大規模進入能幫助我國B2C突破發展瓶頸，促進我B2C電子商務的進一步發展。

2.傳統零售企業能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改變現有網絡購物模式

傳統零售企業尤其是區域性的零售企業，掌握大量的當地資源，為顧客提供除商品銷售以外的更多增值服務，而純網絡型網上商城無法擁有相關資源，而就目前的資源狀況而言也無法為顧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這是網絡型電子商務企業短期內無法掌控的資源。

3.傳統零售業業態豐富，對B2C電子商務帶來創新和革命

無論是超市模式或者是專賣模式、傳統零售企業是根據商品特性、消費人群喜好、供應鏈實際情況等多方面進行考量，并經過反復的市場驗證后做的一個選擇。07年以后超大型購物中心的發展速度減緩，大百貨則發展速度提升，這些現象都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

隨著零售企業與電子商務的融合，各種業態的零售企業發揮各自的優勢，為B2C電子商務帶來形式豐富的電子商務化的零售業態，定然為B2C電子商務帶來更多的創新和革命，將各種業態的特點和優勢在網絡平臺上發揮出來。

第二篇：中國絲綢之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國絲綢之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帶一路”與區域經濟合作戰略及全球治理

主講人：西安交大馮宗憲 1.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

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構想強調互利共贏，講“中國夢”和“亞洲夢”、“歐洲夢”、“非洲夢”連接，包容性共同發展。

絲綢之路的開發與歷史 2.中國與“一帶一路”安全愿景

（1）應對美“亞太再平衡”的再平衡；維護中國周邊安全；資源通道大都是海路。

（2）應對美國、北約撤出阿富汗以后的戰略新形勢；維護西部邊疆安全；跨越挑戰，包括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公共衛生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等。

（3）應對中國周邊存在的多個地區熱點問題，例如朝鮮核問題及東海和南海的領土爭端。

（4）維護中國經濟日子增長所需要的戰略通道安全和國家利益，構筑國土安全發展屏障。3.一帶一路影響：

（1）引領未來西部大開發，實施向西方開放的升級版。緊扣中國的區域發展戰略和對外開放戰略，將助推中國形成全面的發展格局。（2）展現了中國區域合作的新藍圖

（3）搭建東盟10+X；面對未來與歐盟、亞歐聯盟、TPP（跨太平洋伙伴協議）和上合框架下更大的自貿區域。從10+1到10+3到10+6（中日韓印澳新西蘭）一年以來，一帶一路在國內外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從中亞地區到印度半島，從阿拉伯地區到歐洲腹地，一帶一路的輻射效應已經初步顯現。4.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方式

絲綢之路六大經濟走廊：新歐亞大陸橋；中伊土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新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大走廊。重要節點新疆福建。

5.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外交戰略的新變化。第一，從出土市場的直接競爭開始著眼于外需市場的間接創造；第二，中國在中亞西北內政外交的分離變為內政外交的一體化，這樣的改變也有利于中國東西部地區的平衡發展；第三，單一國家合作轉向區域經濟全面合作。一看不斷增強的經濟影響力，以區域經理合作的形式，推動提升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水平，打造區域利益共同體。6.中國經濟帶內涵和邊界

（1）國內路段，把西安建設成西部改革的新高地。陜西新起點，甘肅黃金段，寧夏支撐點，新疆核心區域（2）中亞為主

一帶一路經濟帶三大投資主線，高鐵金融核電。7.現有合作治理機制

上海合作組織六個成員五個觀察員國兩個對話國家。8.創新合作機制

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VS馬歇爾計劃，高鐵外交，中哈自由貿易區，天然氣管道，絲路經濟。政治機制聯合國，經濟機制世貿組織，金融機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第三篇：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轉載

字體: 小 中 大 | 打印 閱讀全文 發表于: 2008-11-12 13:23 作者: 黃金送股

來源: 股民大家庭論壇

人民政府要以民生為重，具體表現之一，就是要將國家財政的錢，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圍繞民生來安排財政支出。

一、歷史和現狀：財政對民生投入太少

我們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國家財政投入民生的比重，打造民生財政，需要先了解一下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結構。請看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統計表（簡略）這張統計表暴露出兩個問題：

1、財政支出的前三項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費，其次是經濟建設費，而直接民生領域的文教、科學、衛生、社會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從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學、衛生、社會保障支出增長了36倍，而行政管理費則大幅攀升到了76倍。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列國行政管理費（或曰公務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國（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國（1999年）4.2% 韓國（1997年）5.1% 泰國（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羅斯（2000年）7.6%美國（2000年）9.9% 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年）25.7%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各級政府叫做人民政府，應該是精打細算、艱苦奮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它們所花的行政費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更為低廉。然而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行政費比重，居然比資本主義國家高那么多。中國公仆的花費，居然超過用于民生的經費，擠占了主人的用款。這種財政支出結構，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總結構仍不合理。它當然應是我們現在要打造民生財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對象。

未來設想之一：取消公務員職務消費，節省行政費5000億元。要建立民生財政，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錢從何來呢？在現有的財政總盤子中，顯然要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從削減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費中挖掘財源。其中來源之一就是取消公務員不合理的職務消費，預計可以省出5000億元。

目前中國行政費中明顯不合理的開支是“三公”——每年公車消費4000億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樂2000億元左右、公費出國3000多億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計9000億元左右。盡管每年“兩會”上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慷慨陳詞，新聞媒體口誅筆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費的這“三座大山”卻是年復一年“我自巋然不動”。

據統計，2004年中國大陸各級黨政機關公車約有400萬輛，年費用4085億元。爾后采購汽車的數量每年都在以超過20%速度遞增。“公車”，顧名思義應是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車的普遍現狀是領導人員用三分之

一、家屬用三分之

一、司機用三分之一。這種“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見怪不怪，2006年10月25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個超越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請看一個局長司機老黃的7天行程：10月1日，局長好朋友的兒子結婚，老黃到婚紗店將公車裝飾為婚車，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10月2日，老黃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長兒子一家三口送到機場，然后到鄰近城市接局長的父母來該市過節。10月3日，陪局長夫婦到城里購物。中秋節將至，晚上陪局長各處送禮。10月4日，到鄰近城市接局長的妹妹一家到局長家，晚上繼續陪局長送禮。10月5日，送局長妹妹一家回家。10月6日，到機場接旅游歸來的局長兒子一家。中秋節晚上，老黃終于在家吃了頓團圓飯。10月7日，送局長父母回老家。回來后送局長去酒店，把局長從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點多了。在老黃的概念中，公車，就是“用公款購買的私車”：除正常辦公用車外，那就是：送局長與家人四處旅游、赴宴；接局長的孫子上、下學；連局長兒子的駕駛技術也是老黃帶他到城外荒地，花了兩個月時間練出來的。

實際上，在中國城鄉各地飛奔的許多公車，不僅僅是公款購買的私車，而且是公款雇傭司機、公款維修保養、公款購買保險的私車。

放眼望去，這道公車私用的風景線，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已經是越來越罕見的稀奇景色了。

韓國首都首爾市已把“官車”數量砍到只剩4輛，市長和3位副市長各1輛。沒有緊要公務，市長也須乘地鐵上班。

美國紐約市長布隆伯格、英國倫敦市長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鐵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時可以使用公車，下班只能開自己的私車，首相也只能開私家車上下班。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攔住任何公車，檢查其是否執行公務。

德國一位女議員因為用公車送丈夫到大學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辭職。

丹麥的公務員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車，出差地如果沒有公交車，才可以乘坐出租車。

意大利西西里島有個倒霉的市長，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讓司機用公車把他們送到港口，旅行回來又讓司機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長公車私用，補回汽油費都不行，不但丟了烏紗帽，還被判入獄六個月。

芬蘭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公車一說。除總統以外，芬蘭整個公務員系統中，只有總理、外交部長、內務部長和國防部長4個人享有固定的專用公車待遇。而且他們也只能在上班時間使用專車。親友揩油之事聞所未聞。雖然貴為一國元首，芬蘭總統常常騎自行車出門。社會主義中國，公務員理應更加廉潔奉公。然而讓人很難理解的是，我們這里大大小小的黨政官員，從國家級的部長到縣級的科長以及鄉鎮長，只要有條件的，都要搞上一輛專車；沒有條件的呢，努力創造條件也要搞一輛玩玩。而一旦有了專車，幾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時使用權、全家使用權、親友使用權、公私不分的使用權。

這種公車腐敗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激化我國黨政官員與普通百姓矛盾的“導火線”，成了建設節約型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公敵”。可以說，這種公車腐敗之弊，上上下下有目共睹；至于如何改革，則意見大相徑庭。

如果能站在關注民生的角度看問題，公車改革的思路我以為并不難理順，關鍵就是兩條：

第一，為了民生，必須從根本上禁止官員化公為私、公車私用。

第二，領導干部專車制度，是導致公款私車制度的捷徑，不能不取消。

循此思路，我斗膽提出一個公車改革方案供政府與讀者朋友參考。

這個改革方案要點有五：

一、除軍隊系統以外，同一城市的所有公務車組編為三類出租汽車公司，均按企業運營，價格與當地其他出租汽車公司相同。其中，A類公司為機關內部服務，同時保留部分特殊管理辦法；B類公司面向社會服務；C類公司兼顧機關內外服務，根據機關內公務用車的需求情況靈活調度。

二、公務員因公用車，既可以乘機關出租汽車，也可以乘社會出租汽車。

三、A類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優先安排因公用車，并保留必要數量的備用車以應公務急需。任何人以任何原因用車均須按規定付費。

四、公務員因公乘車付費后，由本機關按財務制度審核報銷；因私乘車的費用一律自理。

五、取消各級領導干部專車制度，領導干部公出，由公司調度安排備用車；公出結束，備用車仍歸公司調度管理。

這個車改方案將機關公車改為企業化運營，公務用車絕大部分社會化，既能保證公務員工作用車的需要，又能杜絕公務員私占公車，同時可以大大降低機關公務車保有量，從而節省出大量資金用于民生。

《人民日報》2005年1月26日報道，據了解，甘肅省一個縣的公務用車少則89輛，多則362輛；要養活全省公務用車，一年花費8.07億元。公務車每公里成本費6至8元，是市場成本的8至10倍，使用效率只有市場運營車輛的十分之一。

依此計算，按照市場運營車輛的成本效率指標管理，按照我國現有公車400萬輛、每年費用4000億元計算均可削減90%，只需10%。在改革過渡階段，即使打上1倍的保險系數，最多也只要保留20%就足夠了。

總之,僅僅公車管理制度改革這一項,只要動真格,從公車消費的4000億元中每年可節省出3000億元是有把握的。這筆巨款投入民生,可就是民生財政的第一桶金啊!

那么，民生財政的第二桶金該從哪兒挖出來？毫無疑問應指向花在吃喝上的那幾千億元公款。

請看，全國公款吃喝開支的攀升賬。[注3]

1989年370億元

1990年400億元

1992年800億元

1994年1000億元

2002年2000億元

2003年以來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多少呢？據有關資料，已達3000億元左右。

公款吃喝最初還有所限制，叫做“四菜一湯”，后來變成了“四盆一缸”，再后來，一桌酒席有的花費數千元、上萬元公款也在所不惜。如今更大有發展：“凡客必請，凡請必吃；來者必陪，陪必高檔。”有的餐前有康樂休閑，餐中有歌舞伴唱，餐后還有娛樂按摩。因此，公款吃喝后面還得加“玩樂”二字才般配。

什么叫職務消費？我看這些都應叫特權消費。

一個人擔任了某個職務，于是乎他個人的吃喝玩樂用車用房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職務越高，公款消費的權力便越大，這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權消費嗎？這種“職務消費”，最終可能引起天下不平、天下不穩，實在是社會和諧的天敵！因此，我主張對這種職務消費堅決予以取締。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有一條社會常識——崇尚公私分明。而我們這種所謂的職務消費恰恰就是公私不分、化公為私、損公肥私，是有損于執政黨光輝形象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天天講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搞這種職務消費就不能為人民服務嗎？不占用公款吃喝玩樂就不能開展工作嗎？

公款吃喝的問題，我以為只需兩項措施就能管住：

第一，建立公款消費公示制度。

現在推行電子政務，各級政府都有自己的網站，建議設立公款消費公示制度，凡是用公款消費（包括吃喝等項）的賬單，逐日全部在各級政府的網站上向全社會詳細公布，比如說，招待者（一律自己付費）和被招待者的姓名、單位、職務，所點主食、副食、飲料、煙酒的數量與價格以及就餐地點等等。這些信息可以成為感興趣的網民、選民茶余飯后的談資或質詢、舉報的線索，負責報賬的財務部門及其主管領導要定期接待有關人士的查詢或舉報。這項措施不是很麻煩，代價不大，卻有利于培養廣大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增強公務員的公仆意識，改善政府形象，剎住公款吃喝風。

第二，實行份飯制，規范公務接待。

現在工作餐有些花錢如流水，難以節制，與就餐方式有一定的關系。建議今后無論內賓、外賓和陪餐者，一律采用份飯制。每人一個托盤，每盤一盒飯一盒菜一盒湯。對于有特殊飲食習慣的人（如忌辣者、忌豬肉者或徹底的素食主義者）可以適當調節食物品種。飯量太大的人可以加點飯，絕大多數人都能吃飽，以利工作。個別未能盡興者，可以晚上回家放開來享受。

我們傳統的聚餐方式是合餐制。8─10個人一桌，8─10道菜，乃至十多道、二十多道菜層出不窮，既不衛生，也不節約，更不利于減肥。當然，在非公務就餐時，究竟采用份飯制還是合餐制，可以自由選擇；但是凡動用公款就餐，應一律規定為份飯制。這對于端正黨風、政風，對于改善民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總之，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取消公務員不合理的職務消費，從公車消費中至少省出3000億元，從公款吃喝中至少省出2000億元，僅此兩項就能摳出5000億元白花花的銀子，投入民生領域，成為民生財政的重要來源。

未來設想之二：財政資金退出競爭性產業，可削減經濟建設費5000億元

當今世界各國，國家財政的基本職能都是對國民收入進行第二次分配。所謂第二次分配，就是在市場經濟按生產要素進行第一次分配之后，政府通過征稅，形成自己的財政收入；然后通過財政支出，把錢主要用于發展教育事業、改善醫療衛生、維護社會安全、扶貧救災，使公民無論貧富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條件、衛生條件、教育條件等等，從而達到調節社會收入、促進社會和諧的目標。這正是政府的主要職責。政府的任務不是生產，生產是企業和企業家的事。發展生產所需要的資金，應由企業自身積累或通過資本市場去融資，不能找國家財政要錢。國家財政不能以生產性支出為主，只能圍繞人民生活、社會保障來安排支出。這就是民生財政的意義所在。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偏離了世界潮流，財政部被當成了“建設部”。據《中國統計年鑒》，從1982年到2005年，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里，每年財政預算中最大的支出都是經濟建設費（主要用于國有經濟主管部門事業費、國有企業增撥流動資金、技術改造資金以及基建投資），這一項費用比救災費、撫恤費、離退休費、社會救濟福利費、文教、科研、衛生等經費的總和還要高出32%！對于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過高比重的國有企業的這種大量投資，嚴重擠占了全國人民的生存發展資金。

為此，我曾于1995年9月21日在武漢大學演講和隨后的一系列論文中呼吁：“國有制比重非降不可。”[注4]我提出降低國有制比重的辦法主要是國有資金保留于少量的公益性產業，而從大量的競爭性產業退出。眾所周知，競爭性產業固有的經營風險甚大，政府不應將全國納稅人血汗錢形成的財政資金投入到競爭性產業中去冒險。

競爭性產業經營風險究竟有多大？我們不妨列表來看：（見P17表2）

點擊看表2

表2如此令人痛心地宣告：在這長達16年的時間里，全部國有工業的虧損率每年都高于非國有企業。國有虧損企業累計虧損11110.5億元，比非國有企業的累計虧損總額7532.7億元高出3577.8億元，而其盈利企業的盈利總額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卻低了4895.5億元。這一盈一虧綜合計算，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低了8473.3億元。與此同時，國有經濟在16年中還吃進了國家撥給的“經濟建設費”累計總額7萬多億元。

這張表同時令人振奮地宣告：中國的非國有企業在1990─2005年這16年中，在沒有吃國家一分錢財政補貼的情況下，創造利潤3萬多億元、實現工業總產值100多萬億元（見P18表3），2006年非國有工業總產值已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68.8%，三分天下已經超乎其二！中國人對中國經濟前途持樂觀態度，恰恰就是建立在非國有經濟比國有經濟發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經占據主體地位這樣一個客觀基礎上。

當我們欣喜地看到非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發揮巨大作用時，我們也不能不痛心地承認：每年向國有企業的巨額注資，成了各級財政的沉重負擔，拖住了全國人民改善民生的后腿。

正因為如此，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文件，都明確提出了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并不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在競爭性產業中，要實行“國退民進”的戰略。也就是說，國有經濟要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產業；同時鼓勵民辦企業向競爭性領域發展；通過多種方式，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獨資企業逐步改制成為股份制企業或私有企業。

從1998年起，中國就向全世界宣布要從“建設型財政”轉為“公共財政”，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公共財政”不如“民生財政”的概念更清晰，有的地方把政府蓋豪華辦公大樓作為“政權建設”，也歸為“公共財政”的成就之列，實際上與改善民生南轅北轍。近幾年適逢計劃經濟思想回潮，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理論又流行起來，說什么“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命根子”，“要重振國有企業的雄風”，“財政的錢要向國有企業傾斜”。于是乎本可用于人民生活的民生資金繼續受到擠壓，“經濟建設費”繼續從老百姓的牙縫里流向國有企業，且流量越來越大。2006年再創新高，超過了1萬億元。這么多寶貴的全民資金沒有投向民生，而是流到低效率的國有經濟無底洞中去了。

還能這樣年復一年地往無底洞里扔錢嗎？不行！要真正“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須當機立斷，根治眾所周知的積弊——“建設型財政”，認真打造眾望所歸的“民生財政”。我建議將“經濟建設費”削減60%，轉為“民生資金”。在這項改革起步時可以稍稍放寬一些，以2006年經濟建設費10734.63億元為基數，先削減一半，省出5000億元來。

未來設想之三：將節省下來的一萬億元投向民生

根據前面的研究，通過一定的改革措施，將每年財政支出中的不合理部分進行削減，節省出一萬億元資金，是完全可行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筆：

公車消費4000億元，削減3000億元；

公費吃喝3000億元，削減2000億元；

經濟建設費10000億元，削減5000億元。

節省下來的這一萬億元財政資金應全部用于民生領域，可以考慮大致作如下分配：

第一、將公車消費削減的3000億元，劃撥成公共衛生經費。

這3000億元應主要投向以下四個方面：

（一）、300億元，用于疾病預防與控制；

（二）、2200億元，用于初步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

（三）、200億元，用于補貼醫療保險；

（四）、300億元，用于建立醫療急救基金。

現在的關鍵是，從每年4000億元以上的公車消費中砍下3000億元，雖然在客觀可能性上沒有問題，但從公務員的主觀方面看，還真是一場艱苦的“思想革命”。它不但要觸及部門、單位、個人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涉及公車制度改革后如何適應新秩序，安排好工作。這項改革沒有權威的領導不行，沒有領導人以身作則更不行。我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成立一個“醫療衛生與公車管理改革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國務院副總理級的公務員擔任組長。

以往我們抓中心工作的領導小組往往是“單打一”，而“醫療衛生與公車管理改革領導小組”則不能不“雙肩挑”，兩項任務直接掛鉤。要搞好醫改，有許多工作要做，條件之一是要增加財政投入；而要增加這一部分投入，就不能不減少另一部分開支，不能不向積弊甚多的公車消費制度開刀；如果這一刀開不好，醫改的經費投入依然是“千呼萬喚上不來”的；醫改落實不了，不僅有害于億萬老百姓，而且也有損人民政府及執政黨的公信力。砍公車消費，增醫改經費這一戰役，可以說是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和公務員素質，真正為人民辦實事的一場重大考驗。凡是在公車改革中表現不自覺的公務員，在今后公務員改選或改聘時，應屬被淘汰的優先對象。

第二、將經濟建設費中削減的5000億元，追加于社會保障體系。

這5000億元分作兩部分使用：

（一）追加財政預算教育經費3000億元。

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財政性教育經費（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紀末達到4%。但2000年這一指標實際上只達到2.58%，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4%。[注5]

按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正式公布的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5161億元，占當年GDP183867.9億元的2.8%，如果追加這3000億元，則財政性教育經費共計達到8161億元，占GDP比例則為4.44%。這樣一來，不僅可以一舉實現久攻不克的4%的目標，還略有富余，可以在此基礎上去追趕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7%，稍稍有益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形象。

（二）5000億元中還剩2000億元，初步考慮可以用于社會保障的以下8個方面：

1、增加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4項基金共計600億元；

2、適當擴大城鄉最低生活保障覆蓋范圍，追加費用共400億元；

3、適當增加撫恤金100億元；

4、追加社會救濟福利費300億元；

5、追加就業服務機構經費100億元；

6、追加救災支出100億元；

7、對工人（含農民工）進行常規職業培訓費用200億元；

8、為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準備200億元。

第三、將公款吃喝中削減的2000億元分作兩部分，其中：

（一）中國保障性住房制度剛剛開始建立，資金籌集幾乎從零開始，應安排1000億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制度500億元，用于經濟適用住房制度500億元。

（二）最后1000億元追加投入環境保護領域。我國2006年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總共才161億元，實在是太少了。環境問題危機四伏、欠賬甚多，亡羊還需補牢。

簡而言之，10000億元分成三大塊：

第一，公車消費節省3000億元，給醫療改革；

第二，給國有經濟的投資節省5000億元，給教育和社會保障；

第三，公費吃喝節省2000億元，用于環境保護和保障性住房制度。

我這個辦法也可以叫做在財政支出總額既定的情況下，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道理在于東墻該拆，西墻當補。

[注1]2007年8月《領導者》雜志第17期

[注2]見“胡星斗中國問題學網站”http://www.tmdps.cn

[注3]《城市管理》2005年第6期第13頁

[注4]參見拙著《國企改革，繞不開的私有化》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版

[注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國際統計年鑒——2006/2007》第372頁

文章來源：北京思源兼并與破產咨詢事務所所長寫

第四篇：中美關系的現在與未來

中美關系的現在與未來

課程名稱 中美關系與打國政治 學 院 藝術設計學院 專業班級 13環境設計6班 學 號 3113008990 姓 名 張家明

2015 年

11月

03日

中美關系的現在與未來

〔關鍵詞〕中美關系、戰略互疑、新型大國關系

〔提 要〕建交40年來，中美關系經歷了跌宕起伏的發展。21世紀以來，影響兩國關系發展的主要因素不斷發生變化，中美關系是否走向惡化、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等熱議問題也浮出水面。全面客觀地評價當前中美關系，有利于為兩國關系發展營造融洽的氣氛和有利的環境，也有助于維持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合作大局。通過創新思維，共同構建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模式，是中美唯一的正確抉擇。

年前，美國總統尼克松到中國訪問，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經過6 年多艱難探索，兩國在1979 年1 月1 日實現正式建交。40 年間，中美關系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道路是坎坷曲折的，成果也是全面豐碩的。作為世界上兩個各具影響的大國，中美關系今后的發展趨向，對兩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未來前景都攸關緊要，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的深切關注。

一、起伏跌宕的中美關系

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復雜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關系錯綜復雜的發展歷程，對世界上任何兩個大國來說都是少中美關系的現在與未來有的，直到今天也并不多見。

中美關系基礎原本非常薄弱，幾乎是從冰點開始的。1949 年10 月，新中國在美蘇冷戰對峙的國際大環境中誕生。美國對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中國充滿敵意，糾集西方國家對中國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安全上包圍的敵對政策，同時還與臺灣當局締結軍事同盟，直接阻撓中國統一大業。后來，中美兩國還在朝鮮和越南打了一場半的“熱戰”，致使雙方在相當長時期內處于相互僵持和敵視狀態，幾乎沒有任何來往。直到1954 年，在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期間中美開始有所接觸，并于1955 年8 月1 日開始舉行大使級會談——這也成為當時中美之間唯一的溝通渠道。到1970 年2 月20 日，雙方共舉行了136 次會談，歷時15 年的“馬拉松式談判”在實質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被稱為“聾子的對話”。

1972 年2 月21 日尼克松總統應邀訪華，中美實現了20 多年來首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雙方隨后發表了著名的《上海公報》；六年后，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廢約、撤軍、斷交”三個條件，雙方發表建交聯合公報，中美正式建交；1982 年8 月17 日，中美就美方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發表聯合公報，這三個聯合公報奠定了中美關系的基礎。

二、全面、冷靜評估當前中美關系

進入21 世紀以來，決定并影響中美關系的主要因素不斷發生變化，但兩大趨勢更為重要。一是世界格局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冷戰后全球化持續發展，將世界日益緊密地“籠”在一起，各國聯系密切、利益交融、安危與共、相互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零和游戲”的空間縮小。和平、發展、合作成為各國的共同追求目標。二是世界力量對比朝著更趨平衡的方向發展。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逐漸重繪著國際政治經濟的舊版圖，成為影響世界格局變革的新生力量。全面客觀地評價中美關系現狀，對維持兩國關系發展的氣氛和環境，以及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合作大局，都有現實和長遠意義。

戰略和經濟對話、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兩個高級別機制，對雙方加強溝通、增深相互了解、推動兩國實質性合作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中美關系歷來具有鮮明的兩面性，積極面與消極面相互牽制，造成一段時期兩國關系的起伏波動。中美關系近年出現的種種怪象都是這種兩面性的反映。認識中美關系需要全局和長遠的眼光，不能單憑一時一事輕下結論。總體而言，積極面依然占據中美關系發展的主導地位，當前發展態勢并未惡化。

戰略互信是中美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核心問題。當前中美兩國戰略互信總體匱乏，存在嚴重“赤字”，在安全等方面甚至存在戰略互疑，主要體現在雙方對彼此戰略意圖和發展走向缺乏信任。美方對中國迅速崛起疑慮重重，擔心中國將挑戰、甚至取代美國的所謂“世界領導”地位。隨著中美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美國焦慮情緒日益增加，采取種種措施進行“防范”部署。中方擔心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的和平發展，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或者“敵人”搞對抗，阻礙中國崛起。美國領導人多次表示“無意遏制中國”，但言行差距實難為中國人所接受。中國可以理解美國大張旗鼓調整亞太政策，但其中明顯針對中國的行為不能不引起中國人的關切和警覺。美方對中國的疑慮主要源自陳舊的思維和觀念。其一是冷戰思維。美國仍存在一些頑固堅持冷戰思想的勢力，他們堅持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劃線，總把中國列為“異類”國家，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敵對情緒，不論中國是強是弱，都把中國視作威脅。其二是霸權思維。有些美國人長期沉迷于“世界領袖”的角色，而對中國崛起則虎視眈眈，擔心中國會挑戰甚至取代美國的“霸主”地位，懷疑中國一舉一動都含有挑戰美國的意圖。其三多年來，美國制造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強硬論”等。各國都要維護自身利益，但也應考慮和顧及他國利益，這樣才能達成互利共贏。美國習慣于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別國利益之上，為了一己利益經常不尊重甚至損害他國利益。縱觀中美關系40 多年發展歷程，中美已經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戰略互信。兩個戰略互疑的大國難以達到當前中美全方位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也難以實現當前兩國利益相互交融和依存的程度。但戰略互信的嚴重欠缺也是客觀現實。當前戰略互信的欠缺固然有雙方的原因，但美方應負主要責任。中美各界人士開始意識到這是兩國關系進一步發展的重大羈絆，呼吁進一步增進戰略互信。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雙方共同努力，采取切實措施增信釋疑。美方應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態度，并落實到具體行動上。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與復雜性并存，僅觀其一忽視其二，必然在風云雜聲中感到迷茫。只有全面、歷史地分析中美關系，才能準確把握中美關系大勢、看準大方向，在推進合作中既有信心又不失警備。

三、發展新型大國關系是中美唯一正確的抉擇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

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GDP總量約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約占世界總額的40%。作為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中美有條件發掘合作潛力、拓寬合作領域、提高合作水平，從而帶動兩國經濟、金融和技術向更高層次發展。同時，作為世界經濟兩大引擎，中美兩國有責任促進世界經濟平穩增長，推動國際合作發展。中美是太平洋東西兩岸各具重要影響的大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中美能夠也應該在維護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和平穩定、應對全球性挑戰中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1]王緝思.淺論中美關系的大環境和發展趨勢[J].美國研究,2006,01:89-96+4-5.[2]陳東曉.“復雜性”與中美關系結構的新變化[J].美國研究,2006,02:34-59+3-4.[3]袁鵬.中美關系:新變化與新挑戰[J].現代國際關系,2006,05:29-37.[4]袁鵬.中美關系向何處去?[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0,02:1-7.[5]吳心伯.中美關系的重新國際化[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08:21-29+3-4.

第五篇：《中國傳統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中國傳統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歷經五千年滄桑歲月，中華民族經歷了戰和更替、聚散分合、對峙與融匯，卻始終不曾割斷共同的文化傳統。民族認同感一脈相承，而且越是歷經磨難，遭遇坎坷，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和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感越是增強。千百年來，對國家統一的不懈追求日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國歷史這一鮮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說是“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潛移默化影響所致。它像一根堅韌的紐帶將中國境內各民族聯系、團結在一起，逐漸形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并日見鞏固。我們今天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這一歷史現象，就不能不充分認識到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實現國家統一過程中的特殊地位與重要作用。

中華文化追求“大一統”的價值觀是奠定和強化國家統一的牢固基石

中華文化對于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的意義，首先在于“大一統”價值觀長期以來深入人心，從而使統一成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隨著內部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和價值取舍。而戰國時代“九州說”與“五服說”的盛行，則反映出人們的大一統觀念進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會。??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著中國的完整”（唐曉峰：《“體國經野”：試論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這種追求統一的思想趨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當時，西周社會創立的禮樂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沖擊，早期初始形態的“一統”格局趨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統的政治秩序，結果導致諸侯爭霸，混戰綿延，因而人們渴望重新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這一點在當時大多數思想家的學說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雖然他們在追求統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見，但天下必須“定于一”則是普遍的共識。譬如，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韓非子·揚權》）；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著“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統”觀念已成為人們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正是具備著這樣的思想基礎，當統一條件基本具備之時，才會由秦國通過戰爭的手段，橫掃六合，鯨吞六國，使這種政治理想變成了現實，“車同軌，書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才會有繼秦而起的兩漢大統一，出現漢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繪的那幅國家“大一統”的理想圖畫：“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后漢書·祭禮志》注引《風俗通》）

作為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并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在地

理概念上，它是指國土統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國上下高度一致，聽命于最高統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時間概念上，它是指長久統一，千秋萬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漢書·董仲舒傳》）；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這種以“統一”為理想政治秩序觀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親身體驗到分裂割據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所謂“白骨蔽于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關于分裂戰亂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的形象寫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統一的政治秩序下，社會生產的發展相對迅速，民眾的生活相對安定，國家的安全相對能得到保證。這無疑是比較理想的局面，可以實現人們向往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況。由此可見，對戰亂的厭惡，對和平的渴望，以及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使得統一既是統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觀上也符合廣大普通民眾的意愿。

正因為“大一統”的理念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成為人們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標志，所以自秦漢以降，歷史上雖然統一與分裂交相更替，但總的來說，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割據分裂的局面雖然不時出現，但它始終無法為人們所認可，始終不能被承認為正常、合理的政治狀態，也始終被中華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統一也始終是各族統治者和廣大民眾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奮斗目標。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并以炎黃之后自居：諸葛亮倡導“還定舊都，漢室可興”，前趙劉淵以黃帝之后自居，后趙石勒贊賞劉邦不封六國之后，前秦苻堅渴求“平一六合”等均為明證。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中華民族寧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頑強而普遍。這種強烈的“統一”意識還反映在人們對“正統”觀的理解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古代“正統”說的主導傾向就是為“大一統”觀念作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證。所謂“正統”就是指“王者大一統”。正如歐陽修所說：“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雖始不得正統，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下》）。

千百年來，這種以“統一”為“正統”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進一步強化了人們認同國家統一的自覺性，成為中華文化培育統一意識、指導統一實踐、完善統一秩序的又一個顯著標志。

中華文化為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資源

在中國統一大勢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過程中，博大精深、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不但起到了團結各族人民、促進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而且為合理化解統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源。這種作用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文化講求“用中適時”、“隨時以行”，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為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用中適時、隨時以行是人們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思想方

法論，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這種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理念決定了人們在對待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秉持現實客觀的態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靜看待實現大一統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作為統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統一基本條件的創造與統一有利時機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則就是“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國語·越語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勢下，要敢于面對暫時分裂的現實，先完成局部的統一，并肯定局部的統一對于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努力為將來的大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條件。譬如，在歷史上，戰國七雄爭戰之于秦漢統一、魏蜀吳三國鼎立之于西晉統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統一、宋遼金對峙之于元明清統一等等，在當時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來，都是走向國家大一統的必要環節，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時候，對于當時的戰略決策者而言，關鍵是如何作好充分的準備，繁榮經濟，改良政治，增強軍力，從而在統一時機成熟之時，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順應民心以結束分裂的局面，“宜當時定，以一四海”（《晉書·羊祜傳》）。與此相反，如果昧于時勢，企冀在條件不成熟之時“畢其功于一役”，則必然事與愿違，不但無法實現大統一，而且還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分裂局面。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循環，而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分”是為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合”作必要的鋪墊和準備，“合”則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國國家統一的歷史大勢看，秦漢統一的規模勝過宗周的天下一統，隋唐統一的規模超邁秦漢，有清一代的統一規模又遠逾隋唐，這正是國家統一大勢日趨增強的歷史印證。因此，可以這么說，“用中適時、隨時以行”的思想方法論，幾千年來始終維系著人們對大一統的堅定信心，幫助人們克服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所帶來的困惑，推動著國家統一大業在曲折中不斷向前邁進。第二，中華文化講求“守經用權”、“和而不同”，強調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富有層次的文化現象，要求人們在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實現穩步推進。“守經用權”指的是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確看待事物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性的關系，更好地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按照“經權”原則，“大一統”是人們必須嚴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經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既是歷代王朝一以貫之的最高政治目標，又對國家的統一與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這種文化思想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至上原則的同時，要“守經用權”，通權達變，從而為更好地實現“大一統”這一基本目標鋪平道路。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則為人們追求與完成國家的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它提醒人們，在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上，既要看到統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認統一的差異性。因此，中華文化始終強調，“天下”乃是有中心與邊緣之別的天下，有層次的天下。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證明。而事實上，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擁有廣大的農業區，而且還有廣大的農牧業結合地帶和牧業區，地區差異很大，彼此的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在全國雷同地推行“大一統”行政管理，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傳統的“經權”、“和同”思想正好為歷代的統一政治實踐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這就是要堅持“大一統”之“經”，以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為目標，全面推行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積極經營邊疆，同分裂割據等違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同時，也承認統一的地區差異性、內外層次性，重視區域差別與文化多

元。在統一實踐上體現出“通權達變”的理性寬容精神，對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羈縻”體制及政策，就既賦予了“四夷”邊疆在“一體”中的角色，體現了大一統的原則，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又“適天地之情”，“各適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顧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生活方式和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做到了因時因地因人而治。這種“經權”、“和同”理論，無疑是國家統一的強大粘合劑。

第三，中華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作一個民族融合的和諧形態，在實踐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共同進步。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所謂“統一”就不單純是華夏漢族方面的問題，而是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關注與參與的歷史主題。換言之，統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消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畛域，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有關民族問題的立場有兩大支柱：一是所謂“夷夏之辨”，鼓吹“用夏變夷”；一是所謂“夷夏一體”、“王者無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認諸夏與夷狄之間有差別，但這種差別不以種族歸屬為標準，也不以地域遠近為界限，而是以文明進化程度為標準。由于所處位置以及觀察角度的不同，占主體地位的華夏民族自然認為諸夏代表著文明與先進，夷狄代表著野蠻與落后，歷史的進程當以諸夏為中心，由諸夏的文明改造所謂的夷狄，“以夏變夷”，使夷狄逐漸向先進文明過渡，最終實現大同的理想。當然，對這種諸夏本位觀，國內少數民族不一定完全贊同，漢代時中行說與漢使辯論時亟論匈奴風俗文化之優長，就是證明。就后者言，“王者無外”、“夷夏一體”意味著天下乃是“統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內”均為“皇帝之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華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這個邏輯，國內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處其所，進而走向融合，統一于天子的號令之下。這兩種民族文化觀念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整體，互為彌補，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應該指出的是，“用夏變夷”的深層文化含義，是視夷夏關系為可變的實體，而非不變的頑石，兩者的區分僅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與血緣種族、地域環境無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也可以退為夷狄。這樣便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推行漢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至于“王者無外”，則是致力于化解國內不同民族的對立與矛盾，使其認同于“天下”統一的理想。強調華夏與各少數民族的和諧相處，并在時機、條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這樣，便為歷史上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李衛公問對》卷中）；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張不得“有華夷中外之分”（《大義覺迷錄》卷一）。中華文化這種增進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的價值觀，毫無疑問在促進民族融合、進而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大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繼承中華文化寶貴遺產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看，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取向。千百

年來，中華文化既為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也為人們參與這一歷史活動提供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手段與方法。即使在今天看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是深遠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國在歷史上長期保持了大統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政治版圖，并為中華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國家發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資源。自夏商周以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成就，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創造了條件；而自秦漢以降，儒家的“大一統”文化價值觀更是一以貫之，支配和規范著歷代傳統政治實踐，成為傳統政治運作的至上原則和行為方式。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地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這一成果，各少數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華一體的民族大家庭為其發展的歸宿，從而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不斷地得到鞏固和拓展。換言之，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深入人心，漢族與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諧的基礎上互動互補，共同發展，不斷增強政治與文化的認同感，這對于堅持國家統一大勢的健康發展、增進各民族間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沒。到了近代，中國雖然遭受到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但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國土的基本統一，表現出堅不可摧的民族力量，這不能不歸功于以統一為宗旨的中華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國社會的發展保持了長期的歷史連續性，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斷的文明。中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與文化體系在其形成和發展中，也有一個不斷充實、擴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大一統”的政治體系不斷成熟，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不斷匯聚溝通，由點及面，由內向外，不斷輻射，不斷擴散，如此循環往復，逐漸將舊的邊緣消融為新的中心，中華民族實體就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不斷地得到發展和鞏固。因此，歷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滿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雖曾作為與“華夏文化”對立的一極受到排斥，但最終還是在不斷擴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統”的格局中，得到有機的融合，使中華文明不但一直沒有出現斷裂，而且不斷進行更新，不斷增加新的活力。可見，正是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創造力與文化主體的自覺意識，使得國家統一大勢浩浩蕩蕩，不可逆轉，文明承續始終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