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高校美術通識課改革芻議

對高校美術通識課改革芻議

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開設美術通識課的目的,是通過形象思維的藝術手段與途徑,培養大學生內在豐富的情感,使他們樹立高尚的人格,這涉及做人、做事、治學的創造性思維方式和方法,既有人文教育意義,又有科學意義。但是現行的高校美術通識課運行模式還有種種不如意的狀態和問題存在,這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與改革。

一、目前高校美術通識課的教學方法

現在高校美術通識課選修大體有三種類型:一是純鑒賞型為主的偏重理論灌輸的美術通識課。盡管老師備課很認真,課上講了很多道理,可是學生卻昏昏欲睡,因為學生還是覺得和其他課一樣處于被動(灌輸)一方。由于他們一定的生活閱歷與感受,加之缺少較多的藝術實踐,所以學生很難理解并認同這些高深的文藝理論。二是以傳授技術為主的偏重單純實踐的美術選修課。老師按美術專業訓練辦法,不考慮非美術專業學生的想法,一開始就教學生們素描、速寫等,然后再上色彩寫生課,從頭到尾,學生只是學到了一些素描、色彩的模塊技術,其實他們仍然不懂得藝術。三是只強調繼承,不強調發展的美術通識課。老師從工筆花卉臨摹為起點教學生,歷經山水、人物,讓學生學到一些傳統中國畫的技術。好處是有繼承,壞處是難發展,也難創造等。這些教法固然有一定的益處,但確實也有偏頗之處,表現為這種不以學生為中心,單一的,重技術、輕藝術與人文的教學模式,往往容易形成千人一面、大同小異的藝術教學效果。這不是當今時代培養創新人才、培養創新精神的理想通識課教育模式,這種脫離社會實踐、知行分離、“閉門造車”的教學模式遲早要被新的美術教育模式取代和改造。

二、構建新的美術通識課教學模式

面對高校美術通識課普遍課時少、一般大學生又缺乏美術基礎的實際矛盾,我們選擇了利用鄉土人文景觀資源,以構建學生實踐創造能力為主、邊做邊學的綜合美術創作教學方法。這讓不具有寫生基礎的學生一開始就較快地進入我們所倡導的重過程、重行動,以創造為主的美術學習,把專業技能掌握與創作、綜合運用結合起來,這種互相融合的創作與技能訓練,會使學生在動眼、動腦的認知訓練和動手、動口的實踐過程中,更快地懂得藝術與技術的不同之處,開闊他們的藝術創作視野,培養他們的藝術創作修養,積累他們的藝術創作經驗。在此基礎上,加快形成非專業學生的藝術諸元素的應用經驗和形式美構成能力,如對構圖、形體、黑白、色彩關系、疏密、點、線、面的處理能力等。創作課強調美術與社會生活的聯系,重視培養學生們的人文精神和審美能力。我們期盼用全面綜合的美術教育手段,去提高學生富有創造性的、積極的認知、動手技能和情感體驗水平,使他們內在發展需求與美術學習相吻合,從而促進學生身心全面健康發展這一教育目標的實現。

三、美術通識課創造性思維的本質特征

結合美術通識課的特殊要求,筆者著力把激活學生的創造力作為教學重點,把創造性思維的本質特征——標新立異,具體運用到美術創作的各步驟與各階段學習實踐中,結合各個環節中的問題與困難,通過美術教學平臺,貫通與開發學生的認識方法、思維方法、實踐動手方法、解決問題能力和表達他們情感的能力。因此筆者在教學中充分鼓勵與肯定學生表現出來的任何有個性的想法與做法,在形象思維與創造中,發現與張揚每個學生的天性與愛好,用平等、民主、協商的態度,營造創造性思維發揮的教學氛圍,積極與學生切磋、討論,解決碰到的各種問題,想方設法讓學生逐漸認識自我的價值,鼓勵學生自信,充分發揮自身無窮的潛力與智力,和老師共同努力,實現美術創造的成果。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激發學生“標新立異”的創造力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選擇本地人文景觀,突出美術課程“視覺直觀”的特點與優勢,強調“開眼”“開心”的藝術學習方法

我們學院地處珠江三角洲腹地,是典型的南國水鄉景觀。我們可以把學生從苦讀多年的書齋帶到水鄉深處,帶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桑基魚塘,“小橋流水人家”的景色之中,這樣他們滿眼都是富有人文景觀的教學環境,處處都有新鮮生動、無限多樣的創作原料,無疑會使學生美術寫生的情緒高漲。但是,作為美術通識課程的組成部分,自愿報名參加學習的學生實際都沒有受到專業寫生繪畫的訓練,面對嶄新、陌生的美術創作課,學生難免既缺乏方法又有點緊張。為此,教師應先在校園內做大約十課時左右寫生技能的練習鋪墊,著重教學生“開眼”的線描寫生方法。面對沒有美術基礎的學生,雖然他們在美術技能上如一張白紙,但是只要善于調動學生已有的學習經驗,培養他們學會“開眼”的觀察方法,也能讓他們畫出新穎、別致的畫。在教學中,老師要特別強調用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為基礎,引導他們客觀地看待周圍的物象,提倡獨立思考和認知,讓他們各自選擇喜愛的景觀,注重每個學生的差異,充分尊重學生用新的角度和方式看待平凡事物。特別帶學生到水鄉寫生的時候,更要保持這種方法來激發學生的創意,通過寫生手段提供教育機會,來幫助與鼓勵學生形成獨立的、積極的認知能力,讓學生非常自主地看待客觀景物,培養他們敢于形成自己創新畫法的行為。

老師讓學生各自學習運用唯物主義觀點看自己喜歡的、畫自己看到的,甚至想到的物象。他們繪畫表達時,要完全自我地、自由地畫出來。對處于這種敢于“開眼”狀態的學生,老師的任務是肯定與表揚,讓他們“開心”,更有信心地去畫。老師要讓學生了解到只有“開眼”,才會“開心”,也才能“開心”。我們要關注和突破這個重點,對提高藝術創作質量和效率,用美術發展學生認知智能,促進學生形象思維能力與創作主動性可以起到重要的、示范性的作用。由于非專業學生沒有美術專業學生的清規戒律,在老師的“開眼”“開心”教學氛圍的引導下,學生容易形成自己的個性想法以及他們喜歡的寫生畫面。至于他們的技法教學問題,通過多次下水鄉寫生,可以逐漸提高。通過寫生,學生也為創作積累了很多不同的視覺表達的原始素材。同時,學生在寫生過程中,用美術的手段,培養了唯物主義認識觀,也容易理解那些觀察、選擇、思考等知識創新的道理。在貼近生活的過程,學生們了解到了社會的實際生活情況,陶冶了學生的情感。

2.下鄉寫生后的專題座談,有益于師生互相交流“開眼”“開心”的學習心得

回到學院后,我們采用講下鄉心得體會的方式召集同學座談,總結所見、所聞、所感。他們可談與美術創作有關的專業內容,也可以聯系寫生談社會、政治、哲學、經濟、文化、科學等。在讓同學們互相討論的過程中,老師也會乘機從畫寫生入手,談“開眼”“開心”在知識學習過程,藝術與科學的方法過程,藝術與哲學的過程,藝術與人文創造過程,藝術與人生過程的同樣重要意義。讓學生在民主的氣氛中自由暢談,讓學生在深入生活中“開眼”后,不僅畫得“開心”,而且在課堂中要談得“開心”。如何把“開眼”的寫生畫,變成“開心”的創作畫,是老師要具體解決的一個棘手的教學問題。如何把“開眼”“開心”的藝術過程,遷移到做人、做事,以及貫通到求學基本能力的學習過程,是老師想追求的教育目標。

3.選取“開眼”的寫生素材,構成“開心”的藝術畫面

和每個同學討論“開眼”后的寫生,分析素材,找到每個同學最“開心”之處,并讓他們形成最有畫趣的畫面,或每個畫面最“開心”的部分,然后各自“搜盡奇峰打草稿”。對沒學過畫畫的同學,只要讓他懂得動手畫畫就是獨立觀察的個性反映過程,他們的畫面自然會產生很新鮮的、富有創意的畫法與畫面形式效果。老師要有意識地鼓勵學生,肯定與保持學生們各自表達出來的差異和特點,讓學生們得到贊揚后,“開心”地畫,自由地畫,這就是在培養學生形成創造力的教學氛圍。可惜我國藝術教育不太重視保護學生的個性,特別是美術教育,往往教出來是千人一面,沒有差異,畫得像一個老師畫的,越教越沒有真正意義的創新,越沒有創造力。

其實學生有無窮的創新潛力,關鍵在于老師怎么引導、肯定、保護。我們的校園藝術創作為什么是閉門造車?為什么有人感嘆創作上“江郎才盡”呢?關鍵就是師生不去體驗與深入生活的大課堂,尋找挖掘藝術創作的源泉,體會人民的感情和生存現實。學生深入生活寫生,通過自己獨立思考、取舍后,可以形成很多“開心”的畫面構圖,有的同學還創造一些不太可能的、耳目一新的形式與構成,這是學生敢于突破陳規,從新的角度和方式處理平凡景物的富有創新性的具體成果。這就是藝術創新的思維過程,是藝術培養、啟發人的創新精神、認知方法、過程的學科優勢。在教創作的全過程中,對學生不斷出現的階段性困難與疑問,教師應及時加以引導和幫助,但是,要提醒自己保護學生色彩組合的創新、技法處理與形式的創新、情感表達的創新。例如版畫創作,要放手讓他們處理形,用什么色彩、采取什么處理手段都可以由他們自己做主,老師只是起引導的作用。

四、爭取社會教學資源參與美術通識課教學

1.邀請專家進行指導,尋找差距

鑒于筆者所在院校是綜合性的高職院校,建校時間短,美術師資、經驗等方面比較欠缺,而美術創作僅僅是大學生選修的通識課程。要搞好校園高雅文化,做好人才培養方式的探索,肯定不能僅僅依靠校內資源,而要積極主動爭取借用校外社會教學資源,獲得各方面專家和教授的指導和幫助。我們主動邀請省級、國家級著名專家學者如廣東著名版畫家鄭爽教授、現任廣東省美協主席許欽松老師,請他們給同學們上課。他們的講話與評述,指出了今后“開眼”“開心”努力的方向,以及現今藝術上存在的諸多問題,這滿足了學生的求知欲,提升了課堂教學的成效,鼓舞了學生的自信心,進一步推動了校園文化的學術氛圍。

2.積極參與高層次展覽,進行學習對照

學生的作品要推向社會,進而影響社會,服務社會。其中重要的途徑就是參與高水準且影響大的國家級與省級展覽。一是我們看重展覽的社會影響,

第二篇：通識課論文

社會保障

美國: 美國的社會保障計劃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老年、遺屬、傷殘保險(0ASDI)；(2)醫療保險；(3)失業保險；(4)補充收入保障計劃。

美國社會保障計劃的特點。

1.強制性的與就業相關的計劃。一般而言，社會保障計劃都是強制性的而且要求參加的人員必須是參加工作的人員。如果社會保障計劃要通過收入的重新分配來滿足某種社會需求，則必須使參加人數盡可能的多。

2.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融資。盡管關于保障計劃的融資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大多數計劃的成本都由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為什么社會保障計劃是員工福利中的重要項目。

3.福利水平和享有資格由法律進行規定。盡管享受福利的數量和資格要求是由法律來規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參加計劃的每一個人所獲得的數量是相等的，資格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他們會由于諸如工資水平的不同，參加工作的時間長短或家庭情況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這些因素的影響力只能通過法律規定的計算公式來決定，享受福利的人員無法增加或減少應得的福利。

4.享受社會保障計劃的福利是以其享有者對某種福利有需求為假設前提的。由此，使社會保障計劃與社會救濟進行了區分。在社會救濟中，申請人為獲得救濟福利必須證明其收入水平或資產低于規定的水平。

5.強調社會公平性。社會保障計劃是建立在社會公平的基礎上而非個人公平。這是社會保障與商業保險的不同之處。在社會公平的原則下，福利計劃是為所有的享有者，無論其經濟狀況如何，提供最低的收入保障。超過該水平的保障只能通過個人的儲蓄或雇主或商業保險來滿足。這種強調社會公平性將導致所繳費用與所享受的福利之間存在著不對稱性。在有些計劃中，存在著由高收入者、單身或小型家庭以及年輕人對低收入人群、大家庭和退休人員進行補貼的情形。

美國的養老金

1993年規定:月工資在370美元以內部分列為低段，按90%計發;371-2230元部分為中段，按32%計發;22001美元以上部分列為高段按15%計發，然后把三段的數額相加，便是應得的退休金,按這樣計算，盡管工資越高退休金仍會越高，但計算退休金的比例卻是越低，最低者可低到工資的24%,相反工資越低，雖說退休金相應也低，但計發退休金的比例卻越高，最高者為工資收人的57%。但是從整體水平看，美國法定退休金平均占勞工工資收人的41% 美國還規定退休者如有18歲以下子女和65歲以上配偶者，按其撫養人數的多少，還可以再領取本人退休金50%內數額的保險金。并自1972年起，實行退休金與物價掛鉤制度，規定每半年調整一次，即物價指數增長3%，退休金調高1%，物價指數增長不到3%時不作調整。醫療補助

美國醫療補助制度主要是為65歲以上老年人和65歲以下殘疾人及某些有永久性腎病的人支付部分醫療費用的制度。這一保險制度主要有住院補助和輔助醫療部分。住院補助是為病人提供60天的住院費用，60-90天之間病人每天需支付100美元的共同保險費，而且醫生服務費通常不包括在住院補助之內。輔助醫療指在受益人每年支付75美元的醫療費用之后，可以為其支付80%的經過許可數目的內外科醫生服務費。此外，還幫助門診病人支付身體理療，發音病理費用，并提供額外的家庭保健服務以及其他類型的醫療服務和醫療費用。參考文獻:《美國社會保險考察》

日本

文獻（日）坂脇昭吉《現代日本的社會保障》

基本現狀

同其它國家一樣，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利用了保險原理，并以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事故保險等作為主體。

1、醫療保險制度

日本于1960年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規定人人都必須投保，投保者患疾病時自付所需醫療費的20％至30％。個人繳納的保險費與其收入成正比。對低收入者采取特殊措施予以減少，醫療保險分為健康保險和國民健康保險兩類。健康保險是根據1922年的健康保險法建立的。其對象是各企事業單位的在職職工。投保人每月繳納工資的4.2％，政府負擔保險支出的16.4％，投保者享受補助金為最近3個月平均工資的60％，享受時間最多為18個月。國民健康保險的對象是從事農業和漁業的人員、個體經營者、無業人員。受保人每戶年平均繳納7.8萬日元，政府負擔醫療費用的45％。

2、社會保險制度

日本的社會保險制度主要由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其它年金組成。其它年金包括共濟年金、福利年金、企業年金等。加入年金是由法律規定的。年金制度除了參加者繳納保險外，還來自國庫的負擔。國民年金于1959年10月施行，對象是20歲至60歲的日本國民。厚生年金在日語中是提高生活水平，增進健康之意，該制度創設于1942年，對象是少數未滿15歲的民間企業就業人員。福利年金則是針對70歲以上，由于特殊原因而無法享受上述年金或享受數額很少者。

3、失業保險制度

失業保險，日語中叫雇傭保險，始建于1947年。受保險對象為全部受雇于工業企業的雇員，保險金的資金來源為投保人繳納收入的0.55％，雇主繳納工薪總額的0.9％，政府負擔救濟費支出的25％和管理費。失業救濟金的給付條件是被雇傭者在最近一年內繳納了6個月以上的保險費，失業后又在“職業保障所”登記的人員，領取天數為90天至300天。

4、工傷事故保險制度

保險對象為全部受雇于工業企業之雇員，保險費由雇主繳納工資總額的0.5％～12.9％。保險范圍包括因公引起的疾病、受傷及工作能力的喪失、上下班交通以外引起的事故。工傷補助的標準依暫時性工傷和永久性工傷而有所不同。

（三）作用原因和特點

1、五大作用

事實證明，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其經濟和社會發展確實起到了“穩定器”、“調節器”的作用。具體體現在：

（1）保障國民生活

戰后，從總體上看，日本的社會環境一直是比較穩定的，這從其政局比較穩定，失業率、犯罪率和離婚率一直比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低均可得到充分證明。如在1970、1980、1990和1992四個年份，其刑事犯人數依次為51.9萬、33.5萬、18.2萬、11.9萬，總體上呈減少之勢。而社會保障至少對保證國民生活和社會環境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全民皆保險”體制的建立，使社會各階層均獲得基本生活和醫療保證；社會保險費運作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各階層實際收入差距，從而縮小了社會不平等，避免或減輕了因此而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失業保險也使失業者不會因生活無著而鋌而走險。

（2）縮小貧富差距

在日本，既無可與美國比肩的超級巨富，也少有美國街頭的“無家可歸者”。社會保險惠及較多的，還是各類中低收入家庭，而社會保障資金來源在日本收入最低的1/5家庭中僅占1.9％。這意味著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起到了對國民收入一定的分配與再分配功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

（3）強化宏觀調控

戰后，日本之所以能獲得比歐美發達國家更為優異的經濟發展業績，與其更為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有著重要因果關系。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規模以刺激或抑制社會有效需求，是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社會保障支出又在國家財政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如在1985、1990和1995年3個財政支出，社會保障關系費在日本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別高達20.7％、18.4％和21.9％[9]。因此，增加或減少社會保障支出，即成為國家強化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手段之一。

（4）減緩周期波動

在社會保險費收入方面，當經濟周期處于高漲階段，社會保險機構及各級財政和企業取得的收入也相對較多，從而相應減少了政府和企業的實際支付壓力，這無疑會對社會需求從而對經濟高漲產生一定刺激作用，以致對經濟復蘇產生積極影響。而在社會保險支出方面，經濟出現蕭條或危機時，社會失業勢必增加，社會保險機構必然要支付更多的失業保險金，失業者利用這部分資金購買必要生活用品，即形成對社會需求的有效擴大，而在經濟高漲時期則相反。

（5）開發人力資源

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個人和家庭對勞動力培養和訓練費用支出的不足，對培養和開發本國人力資源起到了積極作用。

2、三大原因

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之所以能發揮上述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具有以下優勢：

（1）按照本國國情建立，社會保障具有日本特色

戰后，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盡管也借鑒了美歐經驗，但主要是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而制定。一是對社會保障涵義的界定起點高。如何確定社會保障的定義和范疇，是籌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從“勸告”中，我們可知日本在當初確定社會保障范圍時，不僅包括所得保障，還包括社會福利和醫療等社會服務。事實證明，這一界定是符合戰后社會保障的國際潮流的。二是保險費用負擔全民化。日本基本上遵循被保險人、事業主和國家財政撥款“三者負擔”的原則[10]。因為政府負擔的費用，實際上是靠稅收得來，所以，國民皆保險的實質是“全民共同保障全民”的生活。三是保險費的發放體現社會救助與個人能力培養相結合。

與西歐某些“高福利”國家相比，日本社會保障費的發放掌握尺度較嚴，這固然與控制財政支出和國民負擔的考慮有關，同時也包含著倡導個人自立、自助精神和弘揚勤勞意識等意圖。比如在失業保險方面，既組織失業救濟，也為失業者創造再就業的能力和機會。

（2）抓住經濟發展有利機遇，社會保障完善化、普及化

社會保障事業要得以長足發展，政府的積極扶植，尤其是國家財政的支撐，是首要前提。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社會保障的發達程度總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應的。戰后，日本的社會保障大體經歷了從戰后開始至50年代中期經濟恢復階段的“形成期”；從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的“充實期”；從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到目前為止低速發展階段的“轉換期”[11]。

而1950至1973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日本經濟面貌，而且也給社會保障的發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歷史性機遇。以60年代為例，日本經濟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達10.9％，國民收入和人均國民收入分別以年均16.3％和15.2％的速度遞增。與此同時，中央財政收入同步增長，年均增幅達到16.3％[11]。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加速籌建社會保障管理體系的步伐，到70年代初，這一浩大的“社會工程”已基本完成。

（3）以健全法制作為強化手段，使社會保障得以有效運營和管理

日本政府重視依法治理經濟，一項經濟制度的出臺，均有嚴格的法律依據，可以說，戰后日本社會保障制度形成和發展過程，也就是相關法規不斷完備和充實的過程。

一是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依法制定。社會保障的四個部門，均有與之相對應的法規和其他法律的有關條款，如社會保險，屬于醫療領域的有《健康保險法》等，屬于養老金領域的有《厚生養老金保險法》等，屬于雇用領域的有《失業保險法》，屬于保護領域的有《工傷事故補償保險法》等，屬于社會保險運營及管理領域的有《社會保險審議官和社會保險審查會法》等共28項[11]。又如國家扶助及社會福利，有《生活保護法》等共17項[11]。再如公共衛生及醫療有《醫療法》等共32項[11]。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管理有法可依，確保了其嚴肅性與穩定性。

二是實行分權式的管理體制。有五大機構：一為立法機構，為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二為行政管理機構，中央政府由勞動省與厚生省負責，只管監督，直接運營則由其下屬的地方政府或共同法人組織承擔。三為經辦機構，中央辦社會保障中心，地方為社會保障事務所。四為營運機構，為全國各地的保險公司。五為監督機構。

3、三大特點

首先，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廣，普遍性強。從內容上講，到目前為止，已形成包括社會保險、國家扶助、社會福利和公共衛生醫療四大領域以及諸如健康保險、養老金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事故保險、殘疾人福利、老人福利、兒童撫養津貼、母子福利、傳染病預防、精神衛生事業及老人保健等46項制度在內的較為完整的社會保護系統[11]。就質量而言，例如實行70歲以上老人“醫療免費化”、兒童補貼“制度化”以及提高養老金發放標準和家屬醫療保險支付比率等。從對象上講，在1961年的良好基礎上，更具全民化。

其次，社會保障目的由“扶貧”轉向“防貧”。戰后，日本的社會保障首先是圍繞生活救濟失業對策和傳染病防治等領域展開的，具有很強的“扶貧”色彩。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社會貧困面日益縮小，于是從5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政府以保證全體國民生活穩定為宗旨，實施“防貧”對策，這意味著日本社會保障已完成了由政府救濟向社會保險的過渡。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撥款范圍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撥款，日本統稱“公費負擔”，其中屬于中央政府部分稱作“國庫負擔”，屬于地方政府部分稱作“地方負擔”[10]。日本采取的是以“國庫負擔”為主，“地方負擔”為輔。“國庫負擔”以社會保險為重點，“地方負擔”分布較均衡，更直接地面向國民生活。

（四）面臨的問題

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經濟社會環境均較有利的條件下，得到了迅速擴充和完善，呈現出諸多優勢特點，并反過來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但隨著環境的變化，日本的社會保障又面臨一些實際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增長失速

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迅速擴充和不斷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時的經濟高速增長。然而，到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經濟卻呈現出明顯的減速與停滯之勢。即使在80年代下半期的景氣時期，其增長速度也遠未達到70年代中期以前的水平。而在步入90年代以后，長期蕭條與回升乏力，更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就GNP的增長率來看：1996年～1973年高達9.4％，到1974年～1980年已經降低為4.1％，1981～1990年再降低至3.6％，1991～1995年則只有0.6％[12]。

7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經濟增長的長期失速，至少從兩方面對日本社會保障制度形成嚴重的不利影響：一是導致國家財政收入與企業經營收入相對減少，從而導致保障費財源日顯不足。1966～1975年，日本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中的社會保險費支出年平均增長達26.3％，而至1975年～1995年卻降為6.6％，下降近20％個百分點[13]。二是導致勞動力需求相對減少，失業問題日趨嚴重，以致加重了社會保障在失業保險方面的負擔。戰后至1973年，日本的完全失業者極少超過100萬人，而在1975年達到100萬人，以后長期居高不下。尤其在90年代更是迅速增長，1995年平均為210萬人，1996年則增至235萬人[14]。

2、人口老齡化加快

聯合國將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的現象稱為人口老齡化。70年代以后，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壽命大幅度延長等原因，日本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日益明顯，現今已成為日本社會面臨的最大難題。

1950年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4.9％，1990年提高到12.1％。據推算，2010年將達29.1％，2020年則為25％[15]。在今天的日本社會中平均7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達到65歲；在65歲的人口當中，平均兩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在去世半年前需要看護和照顧，其中又有一半的人臥床三年以上[16]。這意味著日本已成為世界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費支出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性。這樣，日本社會保障費用的支出將進一步膨脹。日本在2000年4月曾推出了養老護理保險制度，以解決老齡化問題[17]。通過社會保險來共同支持老年護理所需要的設施、服務等費用，國家、地區政府、企業、40歲以上的人都要負擔保險費。但該制度尚存在許多問題，其落實普及還需一定時間。

3、雇傭制度與家庭結構的變化

伴隨雇傭制度與家庭結構的急劇變化，企業和家庭在生活和健康等方面的保障功能日趨弱化，原來企業或家庭承擔的許多保障事務越來越轉向社會承擔。

戰后日本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雇傭原則是終身雇傭制，它曾大大減緩了失業壓力，減輕了社會保障在失業保險方面的負擔。另外，企業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術培訓等多方面的企業內保障項目和設施，從而替代和減輕了社會保障的負擔。步入70年代，由于經濟形勢的蕭條，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導致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日本現今流行的臨時雇傭方式必然加劇失業，大量的保障負擔被推向社會。

戰后以來，日本的家庭結構也處在迅速變化中，其主要趨向是核心家庭化（即至多有一對夫婦及其未婚子女兩代構成的家庭），獨身家庭化和家庭主婦就業化[7]。傳統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贍養能力有所下降，原來由家庭負擔的一些保障功能也被推向社會，進一步加重了社會保障的負擔。

4、政府的社會保障壓力加大

由于政府辦的社會保障面臨越來越重的財政壓力，民間辦的社會保障得以迅速發展。但是，政府辦的社會保障不僅具有穩定社會，提高國民經濟水平的功能，還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民間社會保險的發展，在一定程度弱化了政府的社會保障功能但又不能代替前者，因此，人們對政府的期待和不滿有所增加。

俄羅斯

從俄羅斯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墓本原則和10年來的改革內容來看，社會保障體

制的雛形基本形成，社會保險各主要險種的原則性法律基礎也基本建立，各種社會保險金的發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在轉軌過程中出現的嚴重社會問題。但是，目前的改革與政府希望實現的目標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還未得到充分發揮。就拿醫療保障改革來說，法律規定的強制醫療保險制度并沒有完全實行，改革具有不完整性和局部性缺陷。盡管醫療保健撥款制度中的一些結構性改革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但醫療保健的許多重要原則并沒有實現。如1.承保人(保險機構)之間缺乏競爭。許多地區沒有建立醫療保險公司，而在建立了醫療保險公司的地區，其業務活動也僅局限于各自的勢力范圍之內，彼此之間并沒有形成真正的競爭；2.醫療機構之間缺乏競爭；3.對患者來說，自由選擇醫生和醫療機構的權力仍只停留在“紙面上”，在實踐中很難實現；4.無論承保人、醫療機構，還是醫生暫時都沒有更有效率地利用資金的動機。撥款機制仍舊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

(一)在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醫療保健改革沒有實現預期目標。這一事實從一個側面說明，在俄羅斯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中仍存在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有：

第一，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規之間矛盾比較突出。可以說，俄羅斯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法律框架下，按照政府和相關部門制定的有關規定和條例進行的。但是匆忙出臺的法律制度本身缺乏應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殊利益集團的主觀偏好。根據這種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制定的政策法規，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相互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且對于轉軌時期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狀況來說，現有的法律法規除了具有質量上的缺陷之外，數量上也不能滿足客觀現實的需要。如有關大規模實行強制醫療保險的法律基礎就存在著很大的漏洞。俄羅斯醫療保險法明確規定，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是強制醫療保險基金的管理機關，負責保險基金的集中、分配和使用，監督和檢查醫療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數量和質量。但法律同時又要求保留醫療保健管理機關。這樣一來，在醫療保健體系的管理方面就出現了“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然而，與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相比，醫療保健機關的官員和工作人員既無權對基金會發號施令，又無權監督醫療保險基金的花費和支出。而且直接由醫療保健機關官員支配的資金額因基金會的出現而大大減少。這種現狀必然導致兩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一方面，為了自身的利益，聯邦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會加緊將地區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團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以便盡快建立體系內的垂直組織管理結構，與醫療保健機關分庭抗禮；另一方面，醫療保健管理機關的官員們，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使他們所蒙受的損失，必然會千方百計地阻撓改革并設法延緩改革的進程。由此可見，在大規模實行強制醫療保險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矛盾都是其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產物。

法律制度不健全還表現在，法律制度多為原則性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也就是說，沒有與原則性規定相配套的具體實施細則。如在強制醫療保險范圍內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地區間相互結算制度就沒有及時制定出來。由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公民在他生活的地區之外不能獲得免費醫療服務。在幾個地區之間建立起來的、并發揮地區間治療中心作用的專門醫療機構，不得不拒絕給其他地區的居民提供免費服務，因為它們的醫療費用僅僅來自其所處地區的預算撥款。

第二，社會保障多頭管理，缺乏整體性和規范性，是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規之間矛盾突出所帶來的嚴重后果。管理方面存在的這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保障事業的健康發展。如在醫療保險基金會范圍內，聯邦基金會和地方基金會之間，基金會、保險公司和醫療機構之間的關系遠沒有理順，各自為政、互相扯皮的現象屢見不鮮。

第三，保險基金沒有做到“專款專用”，浪費嚴重。社會保險基金是用于社會保障的專用基金。但俄羅斯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存在較嚴重的缺陷，目前被挪作他用的情況時有發生。如在1994年中期，積蓄在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的資金平均只有70％用于醫療保健撥款。而剩余的30％存入銀行用作商業操作。到1994年年底，銀行存款和閑置資金相當于全年進款總額的15％。存款收入使基金會的資金增加了4.4％。依照醫療保健管理部門官員的意見，強制醫療保險資金的這種使用方法是不合理的。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還把大量的資金用來配置電腦、購買小轎車和發放基金會人員的薪金。據統計，1994年用于發放基金會人員薪金的費用占基金會支出總額的3.2％。一般來說，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的勞動報酬狀況和工作條件要好于醫療保健管理機關。這種為了滿足私人和小集團利益而將保險基金挪作他用的現象，往往伴隨著極為嚴重的資金浪費。

第四，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現象。社會保障制度中實行不同的社會保障標準，造成對某些勞動者(主要指貧窮的居民階層)的歧視。各種社會保障量化指標沒有同繳納相應的基金數額掛鉤，這主要是指暫時失去勞動能力、療養服務等的補貼數額和失業救濟金的發放。結果是繳納同樣的社會保險費，卻得不到相應的社會保障待遇。這種權利和義務相脫離的情況嚴重違背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則。這種既無效率又失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沒有很好地發揮其應有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反而擴大了社會兩極分化，使原本尖銳的社會矛盾更加突出。據俄羅斯報刊透露，目前 64％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不能領取兒童補貼，而這項補貼可能構成其家庭收入的20％—50％，而同時，所支付的60％的兒童補貼卻發給了生活富有的家庭。這些補貼僅僅占其家庭收入的1％一3％。如果把不需要兒童補貼的家庭所獲得的兒童補貼收回來，那么，所有需要補貼的家庭都能夠按月足額地領取兒童補貼。其他的社會支付和補貼的發放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例如，在發放的失業救濟金中，這項資金的40％以上發給了富有家庭，而社會上10％最貧困家庭的失業者所領取的失業救濟金卻只占總額的1％。再如，臨時喪失勞動能力的補貼也是如此。最富有的家庭約占補貼總額的75％，而最貧困的家庭所占的份額只有28％。

另外，轉軌以來持續不斷的經濟衰退使企業拖欠社會保險基金和各種補貼繳費的現象十分普遍，再加上全社會(尤其是地方政府)對社會保障還缺乏應有的認識，財政撥款不能及時到位，致使社會保障資金嚴重匱乏，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各種支出的需要。所有這些都是制約社會保障事業良性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在進一步改革中急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出現問題的原因

從表面上看，改革中產生的上述問題似乎是轉軌以來的政治經濟危機所造成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政治經濟危機只是影響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俄羅斯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是在整體上實行大規模的“休克療法”式激進轉軌戰略的條件下展開的。應該說，它是激進改革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方案并不是改革家們深思熟慮的產物，它一誕生就深深地烙上了“休克療法”的印痕。改革中出現的政策相互抵觸，各改革主體行動不統一等問題，是這種改革方案的必然產物。我們認為，這就是影響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深層次原因。具體來說，是方案設計者對以下情況未能給予實質性的關注。

首先，忽略外部經濟環境對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的影響。在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進程中，企業支付能力、預算條件、居民收入等因素都會隨著經濟環境的波動而發生變化，這將直接影響到社會保障資金的來源。俄羅斯的社會保障改革方案是在假定未來不會發生大的經濟危機的前提條件下制定出來的。方案設計者們深信，擺脫中央控制其社會保障資金支出的地方權力機關和企業，一定會提供充足的資金來保證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他們認為，在經歷改革之初短期的困難時期之后，經濟會步入快速增長的軌道，而對有可能出現的長期經濟衰退根本沒有很好地予以研究。然而，事與愿違，轉軌以來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現狀完全是另一種情況。

其次，低估國家的調控作用。改革家們戰略上低估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戰術上必然忽視中央權力在保證法律實施方面的能力。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組織方面的改革不是只能部分地實現，就是被一再地拖延。而且由于行政管理能力、領導者的利益和力量對比關系的不同，致使各地社會保障組織方面的改革五花八門，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俄羅斯國家作用的削弱、對醫療保健體制改革的性質和進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各個地區的官僚們對改革持不同的態度，這自然而然地影響了改革的效果。但是，無論是醫療保健部還是聯邦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都沒有足夠的權力監督聯邦主體對醫療保健法的執行情況。而且在準備推行強制醫療保險的過程中，醫療保健部被改組為醫療保健和醫療工業部，該部的領導變成了以前在軍隊醫院工作的人們。改革并不是他們嘔心瀝血之結晶，甚至于醫療保險的思想與他們在部隊醫院的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經驗和觀點也格格不入。在成功地實行了強制醫療保險繳費之后，醫療保健和醫療工業部實際上便停止了規范強制醫療保險法律基礎的工作，也沒有繼續對改革和醫療保險法的執行情況進行有效的監督。在這種情況下，醫療保險各組成要素的推行就只能取決于地方權力機關的主觀偏好了。所有這一切造成了各地在改革的徹底性、速度和深度上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強制醫療保險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法律的有關規定。法律規定，徹底實現從一種醫療撥款制度(單一的預算撥款)向另一種撥款制度(醫療保險)的轉變，但實際執行的結果卻是各種制度成分的折中結合。據聯邦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的資料，1994年在俄聯邦的23個聯邦主體中履行承保人職能的只有保險公司，在14個聯邦主體中履行這一職能的只有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在34個聯邦主體中履行這一職能的既有保險公司，又有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

再次，未能重視政府官員的利益。在改革中失去部分權力，進而失去既得利益的政府官員是改革的主要阻力。然而，俄羅斯的改革者對此卻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有些經濟學家認為，被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或議員，也像社會上其他人一樣合乎理性地存在著自身的利益，他們企圖利用現存制度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們的具體行為可能并不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至少不是單純的社會福利最大化，而是包括：鞏固自己的職位并力求獲得晉升；更高的薪金；較小的工作負擔；等等。而在一個等級制的政體中，上述這些目標的實現，一是通過擴大其下屬的人數來間接地實現。對此“帕金森定律”認為，無論政府工作量是增加還是減少，或者已根本沒有工作了，政府機構的人員數目總是按同一速度遞增。二是官僚們直接通過自己的努力追求各種特權和更多的附加福利(如健康保險、養老金，以及奢侈的豪華辦公設備、旅游式的出差，等等)。因此，不能假定一旦他們當選，且成為政府官員，就突然神奇地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方式，僅僅謀求公共利益而不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總之，理論上可以推斷的是，政府雖然出于這樣那樣的動機來試圖平衡各種利益集團的要求，從而或多或少地體現公共利益，但政府官員卻可能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有著與眾不同的特殊利益，這種特殊利益自然也會體現在其決策行為中，從而體現在政府所制定的決策中。問題是，在改革過程中一些權利的喪失是否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到其他好處的補償，如果得不到補償，那么，官僚們能否執行侵害其利益的政策法規，就取決于一套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和對其違法行為的嚴厲制裁了。就拿俄羅斯醫療保健體制改革來說，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事實是，在執行權力機關領導支持改革的地區，就出現了相當多數量的保險公司，作為非在職居民醫療保險費的預算資金也能上繳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而在官僚們不努力或者阻礙實行強制醫療保險制度的地區，任何法律都無濟于事。因此，一切都取決于地方的實力對比，取決于官僚們對實現其利益的新的機會的認識程度。山就是說，它們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不是用在有關法規的實施上，而是用在了從新情況中為自己挖掘更大的獲利機會上。對部分官僚來說，實際上改革為他們提供了獲取更多利益(高額保險年金)的可能性。

最后，未曾認識到社會保障制度形成的非短期性。向市場經濟轉變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幾代人的艱辛努力才能實現。對于社會保障制度來說，過渡時期的特征是：投資額下降，主要基金的有形磨損和無形磨損速度加快。也就是說，職工的勞動保護水平大大降低，生產環境狀況嚴重惡化，勞動強度經常毫無控制地增加回。在這種情況下，職業性和生產性疾病的發病率、生產性事故就會急劇上升，工人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職業風險水平比較高的部門尤為如此。對許多企業來說，經濟上的自主性往往伴隨著財政上的不穩定性。這就決定了過渡時期的社會保障問題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必須加強社會保險在社會保護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想增加社會保險金、提高保險基金會的財政支付能力，就需要建立一系列財政“緩沖器”和財政平衡機制。如建立能在主要險種之間開展再保險業務的社會銀行；建立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險互助機制。這一點對職業風險比較高的部門(如煤炭工業)尤為重要，因為在新的條件下，這些高風險部門離不開其他部門的一致幫助。因此，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過程中，必須依法確定不同社會保險部門的保險費數額，定額確立社會保障所必須達到的最低水平，建立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險互助機制。同時還需要建立各種能使保險費與部門贏利率、利潤和稅收提成相結合的機制。而所有這些社會保險制度都需要在國家的有效協調下漸進地形成。如醫療保健市場上真正競爭的出現就需要一定的時間。如果不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將會發生的是：當這種競爭還不會成為決定性因素的時候，那么，在過渡時期醫療保障籌資方式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到醫療保障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俄羅斯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未來的改革應從本國國情出發，但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社會經濟實踐中，西方各國根據本國實際逐漸建立了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其中有不少內容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需的。轉軌國家吸收和借鑒這些內容，有助于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少走彎路，縮短過渡期。我們認為，對于俄羅斯來說，值得學習和借鑒的經驗教訓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確立適應本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社會保障水平；以漸進方式使社會保障制度覆蓋全社會；依靠社會保障稅的形式征集社會保障基金。

第三篇：通識課

關于2013級學生修讀通識教育核心課、通識教育選修課的說明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三個層次，即通識教育必修課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通識教育選修課程。

通識教育必修課程主要包括思政課、大學英語、計算機基礎課、體育、軍事理論等。具體設置詳見2013版培養方案。

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劃分為國學修養、創新創業、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藝體審美等七個模塊。凡2013年9月以后入學的全日制本科學生，須于規定的修業年限內在國學修養、創新創業、藝體審美三個課程模塊各修讀至少2個學分。在其他四個課程模塊中跨類選修至少4個學分。其中，獲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類學位的學生，應在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領域至少修滿4個學分；獲自然科學類和工程技術類學位的學生，應在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領域至少修滿4個學分。學生須取得至少10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學分。

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分為新生研討課和公共選修課兩類。凡2013年9月以后入學的全日制本科學生，須修讀新生研討課并取得1個學分，并取得至少5個學分的公共選修課，即共需要取得6個的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學分。

學生在校期間需要取得至少10個通識核心課程學分+6個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學分，方可獲得畢業資格。

注：新生研討課都會在本專業教學計劃中列出（學期不確定），同學們統一選課。通識教育核心課及通識教育選修課的信息請參考2013-2014學年春季學期全校通選課課程表，請2013級同學認真查看說明，按照要求選課。

第四篇：通識課作業

性別差異

人性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我們人類進化的歷史過程中，男女之間不僅完成了一個從性別的簡單分化，還因為生活習慣與習性和社會分工，產生了從內心到思想的精神層面的差異化，而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性別差異。

由于傳統社會文化的影響，即使是高度強調男女平等的今天，男權社會所承襲下來的對女性歧視的思想仍帶著巨大的慣性，它影響著人們的觀念、意識和行為，在就業中也同樣體現，下面就以就業中存在的性別差異（主要指女性受到的就業歧視或輕視）作分析。（1）就業前的歧視：盡管現在有相關明文法規規定企業不得在招聘要求中標示不招女性，但女性在進入就業市場前，由于其性別受到的歧視，在面試過程中或多或少受影響，不招用人單位喜歡。同時，由于傳統觀念的束縛，在不少面試官或老板中，女性被人們期望能夠管好家庭，“相夫教子”即成為所謂的家庭主婦，這樣的傳統觀念也剝奪了部分女性工作的權利。（2）就業過程中的歧視：主要是指女性在公司多的福利待遇以及職位安排等方面的歧視，用人單位總是認為女性在工作上“無法勝任工作”或者“并未全心投入到工作中。這也直接導致女性工作職位的升遷。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第一，人們長時間認同“男性能力天生就比女性強”這種“固有”的對男女性別的錯誤解讀，使得在現實生活中，“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等一些男女差異觀念被人們認為是理所當然，所以在招聘時因雇主對女性存在既定的偏差，就會有意無意的歧視女性應聘者。這些既有觀念的存在，使得女性面臨就業時，困難重重。第二，職場性別歧視的又一重要原因是法律政策，雖然有明文法規保護女性就業者的權益，意圖減少女性就業中受到企業的歧視，但個人認為某些法規的出臺，反而加深了“男女有別”這個觀念，反而有意無意的體現差異，使之出現就業歧視。第三，社會對性別的需求，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對男性的需求是普遍多于女性。我們雖然一再提倡平等，對，是沒有錯。不過，農業社會要求體力，需要男性外出打獵或耕作。而現在的工業信息化社會要求工作人員具有抽象能力和效率，男性大部分天生體力好、抽象能力高、辦事果斷，這也注定了性別差異必然會存在。

綜上所述，個人覺得不應該過于追求男女平等，只要我們的思想不要被約束，性別差異也可以有他的好處，男性多理性，女性多感性，只要男女分工合作，男女性各自發揮其天性的特點，男主外女主內，社會還是很和諧的。

第五篇：通識課心得

通識課心得

懷著對大學生活的憧憬來到了移通，接受了移通學院特有的通識教育，特別是通過上胡玥老師這節課真是讓我感觸挺深的。還不完全清楚專業課和通識課有什么區別的我們在她將專業課比作智商和學識，把通識課比作情商和見識后，反正我是徹底的領悟了。總算明白以前有的人為什么那么牛，一開口就能跟別人聊得來，而且聊的話題還是千變萬化的，就是因為他們有了許多的知識貯備，有的人每天都在學習進步，活到老學到老，還涉及學習不同領域知識，這大概就是受了通識教育的影響。

我作為一個90后，從20世紀跨到了21世紀，處在我們這個年紀也是煩惱，因為在世紀過渡時期或者是每進入新的一個世紀，不管是教育、社會、個人都是會改變的。作為過渡世紀的年輕人，不能像上一代人那樣只擁有專業技能就能發財致富，而且是真的不需要太多、太廣的知識，只需要在哪一方面精通就行了。而我們這一代從小也就被那樣為了一個專業技能人才而被培養長大，從小就失去了多方面學習的機會，從小也是為了應付考一個好的初中、高中、大學而放棄自己獨特個性的養成，說實話，那種人才早有一天會被機器所取代的，處在過渡世紀的我們，不能像上一批人那樣只精通技術就夠了，要想全面發展，可是又不能和人家21世紀的從小各方面培養的全面型人才相抗衡。所以大學面對社會就業壓力，我們要相信我們是通識教育下的全面型人才，雖然不能和21世紀從小培養的全面型人才相比較。但是我們一定要自信，相信通識教育在大學帶給我們的改變，會讓我們自己得到提升，眼界得到開拓，我們決不能成為專業技術型人才，否則在未來某一天會發現自己被這個世界遺棄，我們要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努力學習通識教育，不斷讓自己成為一個思維創新的全能型人才。這樣才能讓通識教育的目的達到。

在我的價值觀里，認為通識課對于個人、社會、國家都有一定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讓我們縱觀全世界，所謂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嘛，什么奇異的、好玩的東西都可以了解到，自然而然，了解的東西多了，也不至于像有的知識淺薄單調的人和一個學識見識都廣博的人談話卻不知從何談起，它亦是可以提升我們的思想境界，形成自己獨立的思維和獨特的個性，確立自己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其次，對于社會而言想要社會進步，順應時代的發展，我們必須通過通識教育來提升自己，從容面對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還有互聯網思維、大數據庫等當前熱點，相信這些隨著社會發展也會持續發展壯大的，在通識教育下的人才也會壯大自己，讓社會持續發展。最后，對于國家而言，以前總聽說，國富則國強，還有歷史學過落后就要挨打，這是我們作為中國人銘記于心的真理。所謂國富，就是內外兼強，在國內，培養通識性的全能人才，在面對國外的外交時，要擺出自己立場，要站得住腳跟，要形成能夠有發言權的國家，想要實現，就是需要我們國家多培養創新型的全能人才。自從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政策的提出，我們國家也算實在蒸蒸日上，盡管歷經大國霸權實力的擠壓，不過在近幾年不管是什么一帶一路、亞投行、互聯網+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作用的，大大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這就是重視通識人才培養的結果，還有去年我們舉行的那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讓各國看到了中國的成長，但其實我認為有許多國家還是對中國不滿意的，但我覺得沒什么，就像人生一樣，人生路漫漫，即使你變得再完美，也會有人不喜歡你，喜歡在背后捅你一刀，國家亦是如此，一個國家再怎么強大，外交再怎么有實力，不可能讓每個國家都看好你，這不就成了霸權主義了嘛。總之，通識教育對于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也是功不可沒的。讓它伴我們的大學生活翱翔吧。

工管4班

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