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管理網格化模式與社區自治關系芻議

城市管理“網格化”模式與社區自治關系芻議

田毅鵬 薛文龍

2012-8-14 17:12:47 來源：《學海》2012年第3期

內容摘要：作為當下中國城市日漸流行基層管理服務模式，網格化管理在提供社區服務、城市信息化建設等方面表現出其特有的優勢。但因其本身作為基層政權行政力下沉的一種方式，與代表基層民主的社區自治力量之間難免存在著一定的張力，同時也蘊含著城市基層政權“內卷化”的風險。本文認為，當前城市社區治理中，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訴求與社區居民“自下而上”的權益訴求在社區服務上存在著銜接點，關鍵在于淡化網格化管理模式的行政色彩，做到“社區服務網格化，社區管理民主化”，從而使網格化管理模式與社區自治能夠相互協作，并獲得良性持久的發展。

關鍵詞：網格化；社區自治；社區服務

作者簡介：田毅鵬，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薛文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社會學博士研究生。

自上世紀末社區建設在大陸發軔以來，便一直以社區自治，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為其高層次建設目標，試圖通過來自政府的扶植和培育，以激活單位體制下長期處于休眠狀態的社會自治力量。經過十多年的強力倡導推進，我國當下的社區建設業已取得頗為壯觀的成績。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強政府格局之下，社區發展仍不可避免地帶有極強的行政色彩。同時，在社會矛盾空前緊張以及政府各行政機構“進入社區”的背景下，社區承擔了大量的社會管理和服務事務，處于一種超負荷運轉的狀態，從而使當下中國基層的社會秩序面臨嚴峻的挑戰。作為對上述問題的回應，網格化管理模式在近年應運而生，并在全國各大城市被廣為推崇，其建設的熱火朝天的局面也開始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在轉型期中國社會矛盾叢生和社會問題日漸增多的背景下，網格化管理代表了政府試圖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控制的急切心態，但是，這種新的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對原有的基層“國家—社會”關系會產生哪些影響？其對社區自治會產生哪些影響？它是否能夠成為一種持久性的、常態化的管理模式？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展開深入的探討。本文認為，以當下政府的城市管理體制創新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治理，其推動力一直存在于兩個維度，即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訴求和自下而上的居民權益訴求，作為政府行政力強力下沉的一種方式，網格化不可避免的會與代表自下而上的居民權益訴求的社區自治產生張力，同時也蘊含著城市基層政權“內卷化”的風險。網格化模式如何才能化解這種風險？網格化模式與社區自治之間除了張力，是否還存在著良性互動、二元互構的可能？本文擬就上述問題展開初步的研究探討。

一、基層國家—社會關系變遷背景下網格化管理的勃興

（一）從總體性社會到社區建設：基層國家——社會關系的變遷

自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在“動員型集體主義”的發展模式下，中國社會始終是一個結構分化程度很低的總體性社會。在此種社會體制下,國家對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實行全面的壟斷，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個中心高度重疊,國家政權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①]而總體性社會的主要制度載體就是單位制。單位制的起源可追溯到建國前根據地時期所形成的對“黨的革命隊伍”的特殊管理體制，這種體制在生活上對成員一律實行供給制并且具有嚴格的紀律和高度的政治意識。[②]建國后，黨將這種組織結構延伸到工廠、商店、學校、醫院、黨政機關等社會的各種組織和機構中，將其變成單位。單位幾乎壟斷了所有與成員有關的社會資源，使單位人完全依附于國家，從而形成了一種集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功能于一身的高度合一的綜合性社會管理體制。盡管單位制建立了相對公平的分配原則（由按勞分配逐漸演變成平均主義）和低水平的福利制度，但卻是以犧牲個體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權利為前提的。個體對單位的全面依賴保證了國家強大的動員能力，卻使得社區的公共空間完全消失，單位邊界的相對封閉和單位內部的行政化管理，使得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蜂窩狀”的結構，無處不在的政權力量通過單位與民眾個體直接連接，使社區徹底的“單位化”。雖然也有居民委員會這樣的“自治組織”的制度設計，但其所統轄的多是單位體系以外的邊緣人群。在當時的條件下，來自群眾的“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基本上是通過黨和政府的動員的形式加以激發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單位制逐漸走向解體，使得原有的國家——社會關系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市場機制的建立使得單位體制外的人群大大增加，社會空間急劇拓展，返城知青、離退休人員和下崗工人構成了城市單位制之外的三大人群，他們的住房、收入和福利已無法再由單位來承擔。因此，承擔社會服務的責任逐漸由單位轉向了社會。在上述背景下，政府開始著力推動以社區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社區建設運動，并逐漸成為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的核心議題。但是，與經濟發展的繁榮局面不同的是，中國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由單位制向社區制的轉型始終步伐緩慢，難以形成穩定成熟的模式，一直未能突破原有的“街居制”的框架。在“強政府”的背景下，自下而上的社區自治雖然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其作用卻仍非常有限。社區發育的不健全與政府在城市基層管理壓力的增大，構成了當前我國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現實推動力。

（二）網格化管理的勃興

所謂網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區管理體制不變的基礎上，按一定標準將城市社區劃分為若干個單元網格（一般一個網格內常住人口為4000——5000人），并搭建與統一的城市管理數字化平臺相連接的社區信息化平臺，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種監督與處置相分離的新型基層管理體制。作為我國政府在基層社會管理模式選擇上的最新嘗試，網格化管理模式最早誕生于“數字城市”建設之中，是一種通過數字化平臺整合資源、傳遞信息以加強管理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維穩任務凸顯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創新的背景之下，網格化管理表現出巨大的社會治理功效，在政府各部門得到較高的肯定性認同，并顯示出極強的橫向拓展和復制的能力，很快擴展到社會的其它領域，逐漸在社會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當前政府技術治理展開的背景下，網格化最初是為配合“數字城市”的建設，對原有的社區資源、信息、服務體系進行重新整合與協調，其主要著眼點是在技術、社區資源及公共服務之間建立起契合關系，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看做是數字技術服務平臺在制度上的配套設施。但當數字技術逐漸融入城市基層管理體制之后，很快被原有的體制所形塑和修正。發生了如下值得注意的變化：（1）作為一種治理方式，網格化開始被納入到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改革的軌道上來。由于其在社會控制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具有較強的制度潛力，網格化管理模式逐漸為政府所推動和完善，從而使其應用范圍逐漸擴展復制到基層黨建、治安、社保、衛生、工會、婦聯等領域，幾乎所有涉及城市社區治理的職能部門都參與其中；（2）網格開始成為原有的“區—街—社區”結構之下一個新的重要層級而發揮作用；（3）網格化通過行政力強力下沉的方式，使政權力量和社會個體之間實現最大限度的連接，有效的克服了原有行政部門推諉扯皮、權責不明等弊端，在整合社區資源、溝通信息、強化服務等方面均發揮了明顯的作用。

1、網格化模式的功能

網格化模式之所以為政府所推崇，主要是較之原有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其在社區治理上所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功能：

（1）社會控制功能。網格化模式核心的特征，是社會管理的重心下移。而網格化管理模式則有利于克服這一弊端，它通過政府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將原有的區級行政職權和資源直接下沉到街道，覆蓋到社區，實際上是在社區層面上對原有“條線”部門進行了重新的橫向協調。同時，由于它是在社區邊界不變的前提下劃分的更小基層單位——“網格”中展開，使得其對下沉的行政資源重新整合更為容易，變革的制度阻力也較小。網格化模式正是通過行政力的下沉實現了政權力量和社會個體在更微觀的層面上實現了聯接，個體更加明確的被納入了社區管理的軌道中，從而使社區治理的實際績效大大提高。

（2）信息傳遞功能

網格化模式可以看做是數字信息技術嵌入到科層化行政體制過程中引發的制度與技術互動的產物。在信息化時代，網絡往往會使社會事件產生一種瞬間無限放大的效應，故在轉型期的城市基層治理中，那些看似是微小的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理就可能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社會后果。而網格化模式通過網格管理人員的定時巡視和排查，將對社情民意信息的掌控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收集”，及時掌握第一手的社區動態，從而使得信息的“收集——反饋”間隔時間大大縮短。

（3）社區服務功能

網格化模式的另一功能優勢便是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上，在以往城市基層權力結構下，公共服務資源只能下沉到街道一級，“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上級布置的各種難纏事務的具體執行都落到了街道頭上，面對面積過大、人口過多的社區，街道仍沿用行政化控制手段，自然難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提供效率，而處于上級的條線部門又可以憑借其分工權限的制度設置，相互推卸責任。網格化模式則是將公共服務的權責直接下沉到社區，在街道和社區之下建立了一個更小的執行單元——網格，將過去各自為政的資源重新整合并合理配置，這無疑有利于公共服務的提供效率。

2、網格化模式的局限

網格化模式之所以能夠體現出上述諸項優勢，主要源于政府行政力的下沉。面對當前社會群體多元化、社會矛盾復雜化的局面，網格化模式的推出體現了政府基于全面掌控基層秩序、實現社會穩定的心態。通過社會管理的下沉，將城市社區個體納入到社會行政管理體系當中，所體現的仍是傳統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治理思維。在這一意義上，網格化管理在本質上仍然是技術治理背景下行政科層化力量的進一步展開。它是在未觸動原有“街道——居委會”體制的前提下在網格——社區之下細化出的微小單位——實現的一次行政資源和服務資源的整合。從網格化模式的制度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其三大功能中，仍是以社會控制作為目標的。正是因為如此，因缺乏社區力量的參與，在基層管理的權力結構上，它并沒有實現由“垂直結構”向“平面結構”的轉變，這使得它在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從社會公共服務層面來說，網格化所能提供的服務較少，服務面較窄，帶有很強的執行行政任務的色彩，其持久性令人懷疑。盡管在網格中幾乎投入了街道——社區所能掌握的所有行政資源，但仍距城市基層全面的公共服務型治理甚遠。也就是說，網格化模式中社會管理的“下沉”中，行政責任的下沉多，而服務資源的下沉少。技術治理改革的主要特征在于目標責任和量化考核，但是它并不能打破條線部門的科層結構和信息資源的壟斷地位，而全面的公共服務治理仍有賴于條線部門的權責在宏觀意義上的橫向整合與聯動，而網格化顯然還無法做到這一點。

（2）從社會管理層面來說，由于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質是政府行政力的強力下沉，將國家政權力量向基層社會的延伸，剛性的行政力是其維系的核心，運作結構缺乏彈性。網格化模式主要著眼于社會秩序的控制，它所代表的社會管理的下沉，實質上仍是政府行政力的下沉。在“國家——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內，行政力盡管帶有強制性色彩，但因其具有官方合法性權威，當面對重大突發性社會事件時，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往往能夠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一般來說，社會秩序可分為自然秩序和創制秩序。自然秩序是指在農業社會基于地緣、血緣等天然紐帶而形成的自然均衡的狀態，而創制秩序則是指進入工業社會以后，由于社會的復雜化使得由承擔統治職能的組織（即政府）來提供合理性秩序的狀態[③]。從這一角度來說，網格化模式所代表的基層秩序是一種創制秩序。但是在當前的社會背景（即所謂后工業社會）下，社會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程度迅速提高，極大的沖擊了原有的社會秩序。盡管如此，使創制秩序越來越精細化以加強其社會控制功能，卻絕非問題解決之路。事實上，社會的復雜性與有機性往往是同步增長的，具有高度復雜性的后工業社會挑戰著原有的創制秩序的合理性，卻也蘊含著基于合作行動和服務需求原則的更緊密的社會聯接因素，而任何加強原有社會秩序的做法都會使這種新的社會聯結遭到破壞，導致社會不斷出現各種危機事件，增加治理難度。因此，新的社會秩序必須是一種非控制導向的、建立在個人自覺合作基礎上的社會秩序，以克服創制秩序所在存在的弊端。在當前的城市基層治理中，對于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看重本無可厚非，但須知秩序本身的目的是為人的社會活動和社會交往提供保障，如果僅以對秩序的控制為目的，則必然會演變成一種剛性的社會強制模式，不利于社會活力的生成。而網格化模式缺乏多元活動主體的參與，并未改變城市基層社會秩序的“創制”格局，其單純依靠行政力推動的操作結構使其在面對高度復雜性社會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捉襟見肘，其持久性令人懷疑。

事實上，城市基層社會秩序的維護一直存在于兩個維度，即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維度與居民自上而下的自治維度。在社會矛盾顯著增加、政府管理難度加大的背景下，城市基層社會秩序的維護實際上取決于這兩個維度良性互動的程度。由于網格化模式所代表的行政力擴張的趨勢，其具備潛在的形成新的城市行政管理層級的可能性，不僅與簡化政府城市行政管理級別的趨勢不符，同時也蘊含著基層政權內卷化的風險。這無疑與社區治理的另個維度——社區自治之間形成張力，使原有的“國家—社會”結構發生變化。

二、網格化管理對社區自治可能產生的影響

長期以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將社區自治作為城市治理的至高境界和重要途徑，并表現出高度重視。由此，轉型期的社區民主自治也自然應成為當下中國城市社區建設的重要訴求。200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的23號文件（即《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④]即明確指出社區的民主自治是社區建設的核心。近年來全國各地的社區建設也在實踐中也探索出了不同的城市社區自治模式，如上海模式、江漢模式、沈陽模式等。社區成員代表大會、業主委員會、社區議事委員會等社區自治組織也開始建立并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說，如何使社區“由守望相助的傳統生活共同體角色逐步轉變為居民參與城市治理和政府決策的重要公民力量”[⑤]，已成為當下衡量評價社區自治的一個重要尺度。

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城市社區自治卻仍處于低水平階段，主要表現在：第一，城市居民社區參與嚴重不足。與農村基層政權選舉競爭的火爆場面相比，城市社區選舉一直處于嚴重的參與不足的尷尬局面，這直接影響著城市社區組織存在的合法性。盡管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識不斷增強，但由于街道——居委會所掌握的治理資源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社區居民的很多權益訴求經常難以在社區層面的得到合理解決，居民往往傾向于直接同上級主管部門進行博弈，使得其對社區實務的參與嚴重不足。即使在社區自治有了一定發展的地區，由于社區居委會自身所挾帶的行政色彩使得在社區中形成了以居委會為中心的圈內陣營和以社區管理精英參與的自治組織為中心的圈外陣營，兩大陣營相互游離卻共同存在，在社區形成了社區自治主體二元區隔的局面[⑥]，從而無法構成完善的社區參與機制。

第二，社區行政化傾向嚴重。在單位制走向消解的背景下，雖然我們在體制變革的規劃中，努力將昔日由單位承載的諸多社會職能轉向社區，實現由“單位辦社會”向“社區管社會”的轉變，但在這一轉變進程中，由政府控制資源的舊有控制格局卻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在現有的區—街—社區體制中，承擔著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重任的社區很難獲得居民的高度認同。

第三，社區能力與繁重的社會管理任務之間的不匹配性。社區的主要作用本是在加強其內部自組織能力方面，但進入新世紀以來，快速的城市發展帶來了大量社會問題和矛盾，社會群體性事件和個人極端事件頻發。出于社會“維穩”的需要，社會治理行政化不僅未得到弱化反而有加強的趨勢，這無疑大大限制了我國城市社區自治的發展。

第四，從理論上看，由于始終對社區自治沒有一個明確定位，無法理清其與政府管理的關系，我國的社區自治一直在徘徊中發展，難以形成一個成熟完善的實踐模式。有學者認為，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社區自治（實際等同于地方自治），中國的“社區自治運行系統是一個權利與權力之間的多元交叉網絡，在居民、政府組織、社區組織、社會中介組織、企業等節點之間形成縱橫交錯的互動網絡。換言之，社區自治是一種權利與權力的生態鏈”[⑦]。因此，社區自治的良性運行與這條生態鏈上的相關要素均衡和有效正相關。可以說，代表城市基層民主的社區自治與代表政府管理的社區行政所形成的兩種力量，相互交叉協作，共同構成了中國城市基層治理的基本格局。但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網格化管理模式，其在基層社會管理方面顯示出的優勢，恰恰也是行政技術化和規范化的優勢所在。由于它主要靠行政力量的支撐，不僅會限制社區多元力量的參與度，而且也必然與尚未健全的社區自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契合之處。

綜上所述，可知當下網格化管理模式是在城市社區自治尚處于初級階段的背景下展開的，其對社區自治不可避免地產生巨大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社區空間區隔化

作為區位中的人類生活共同體，社區實質上是人類的各種社會關系在一定空間結構中的展開，無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血緣型共同體，還是近代工業社會以來形成的依靠契約精神所結成的業緣型共同體，其內部空間行動主體之間的有機連接都是其良性運行的內在動力。因此，“社區作為現代化城市文明的重要載體，它既是現代化大生產空間的延伸，又是具有獨立行動者進行自主生活選擇和規劃公共實踐的空間”[⑧]。從多元治理理論的視角出發，社區空間的形成，是多元主體間權力、權利、利益的安排與協商合作的結構。依靠社區互動空間，具有現代自我意識的行動主體（社區組織、個人等）在追求自身權利和利益的過程中，通過日常生活實踐，逐漸形成了超乎個體的社區“公共領域”，這一過程正是社區自治得以實現的社會基礎。而網格化模式則是將作為完整生活共同體的社區細化成了更小的空間單位——網格，這一做法雖有助于將政權力量與社區個體之間的聯結，確保了行政執行的力度，卻必然會損害社區內部長時間建立起來的社群聯系，影響其有機聯結，無助于社區內部自治力量的生成。

1、在社區建設發軔之初，各城市在空間上重新劃分社區基本上是依據社區成員的地緣關系、業緣關系、歷史聯系、心理認同感等相關因素和具體情況，按照定位合理、規模適度、資源充足，功能齊全、有利于社區自治和提高效能等原則，將若干相鄰的居委會結合起來，建立起新型的基礎社區。但網格化模式的做法卻是將現有的社區劃分為若干個網格，由不同的網格工作者分頭展開工作。雖然在現實中各網格之間的工作還是存在相互之間的聯系，但因網格已是一種相對獨立的運作空間，故在現實工作中難免出現空間區隔和發展不均衡現象。

2、盡管網格化模式有社區公共服務完善的一面，但考慮到網格化模式鮮明的行政科層化特征，這實際也暗含著割裂社區內部有機聯結、破壞社區互動空間的邏輯指向。當前，盡管在各地的社區發展中也存在社區志愿者、社會組織等多元化參與情況，但其任務與活動往往是由行政管理單位直接布置和要求的，且大多是臨時性的事務，卻無法在社區決策中擁有多少發言權。也就是說，他們往往是被視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低廉勞動力”來使用的。顯然，這種所謂的“多元化參與”尚未形成真正的社區“公共領域”，與社區自治的要求相距甚遠。在當前社會多元化、復雜化的背景下，網格化模式這種完全依靠管理模式和行政資源將治理問題一攬子解決的做法，在實際運行中也不能實現，若是執著于這一目標的實現，那么其必然演變成一種僵化的、剛性的控制模式。當前城市基層社會的良性治理，有賴于多元行動主體的開放互動參與和多種社區資源的橫向整合，越是力圖一攬子解決，越有可能導致體制壓制。而網格化模式這種力圖將問題盡量在網格中解決的辦法，既無助于社區公共空間的形成，也不利于社區的橫向聯接，也就是說，它具有使社區空間區隔的作用，從而抑制社區自治力量的成長。

（二）社區治理科層化

治理（governance）理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世界上開始流行，并深刻的影響了各國政府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方式和統治方式。根據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所作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⑨]。與傳統“統治”的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方向不同，治理的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故治理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⑩]。從此角度看，處于城市基層的社區治理，也必然是一個多元主體參與和互動的自治過程。其制度安排應為社區居民權利與意愿的表達與實現提供路徑，而非僅僅是官方的科層化管理，從而使社區的民主自治在實踐中得以發揮作用。以治理理論審視網格化管理模式，我們會發現，網格化管理的科層化色彩極為濃厚。首先，它是在“區——街道——社區”之下增設的一個新的管理層級，其責、權均來自上級授予。同時，其內部分工明確，網格管理員、網格助理員、網格督導員等人員配置，規模雖小，卻構成了結構完整的行政工作系統，其功能所體現的仍是上級社會掌控的意志。因此，網格實際上具有與“區——街道——社區”共同組成四級科層管理結構的內在邏輯。無可否認，科層化管理的層級越多，其體制成本和操作難度越大，給社區自治力量留有的活動空間就越小。

眾所周知，科層化的優勢在于其操作結構的精確性、穩定性、紀律嚴明性和可靠性，但正如韋伯對其“鐵囚籠”特征的擔憂，過度的科層化往往會形成一種社會強制結構，而社區治理的科層化加劇，則必然會扭曲其作為情感生活與親密聯系的共同體特征。目前，減少城市基層治理的行政層級、強化社區自治已成為一般性社會共識。2010年安徽省銅陵市主城區銅官山區開全國之先河，撤銷街道辦事處，對社區事務實行居民自我管理，促成區里的事務直接與社區對接，從而提高了社區管理服務的效率，并獲得了民政部的肯定[11]。相比之下，網格化管理模式未對現有體制進行改革，卻是以增加城市基層管理層級的方式展開其工作的，不免令人對其效果產生擔憂。事實上，“行政科層化的一個矛盾之處，即它越是在責任目標上強調行政效率的提高，就越會在復雜的程序技術設計上付出高昂的成本；越是在考核指標和報表制度上力圖規劃的細密和周全，就越會暴露出技術監管的不充分性，進而越會使尋租活動工具化和技術化，從而給不同領域的經營活動留出足夠的空間”[12]。因此，網格化作為科層化體制在基層精細化管理的展開，其體現的仍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對強調多元參與、民主治理的社區自治的滯阻效應是不言而喻的。

（三）社區運作行政化

在社區建設的進程中，社區行政化素為學者和社區工作者所批判，一般說來，社區的行政化主要表現為：職能行政化、成員公職化、工作方式機關化、運行機制行政化、權力行使集中化等[13]。而網格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備了上述特征。從職能上來說，網格作為社區之下的又一管理層級，其職能主要由上級政府機關所賦予。如湛江市霞山區所列的十項網格管理重點工作包括：社會治安、矛盾糾紛調處與維穩工作、市容和環境衛生、交通秩序管理、網格文化建設、民生服務工作、安全生產與食品安全工作、計劃生育工作、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工作、嚴防違章建筑[14]。通觀上述各項任務，可以看出其重點仍在于對基層社會秩序的控制，其職能實質是政府派出機構職能的下放，只是由于縮小了責任范圍，工作隊伍中加入了片區民警、城管執法隊員等執行力量，使得其工作的執行力度大大提高。在成員方面，網格長一般由街道黨政班子成員擔任，其他成員也主要來自政府系統。在運行機制方面，網格化模式體現的是自上而下的權力格局安排，盡管它有利于迅速掌握基層的社情民意信息，但卻未能改變社區成員作為被動管理對象的局面。政府仍是社區事務運作的核心。在權力行使方面，網格化模式力圖將城市基層問題于網格內解決的行為邏輯，很可能會架空社區自治組織的作用，造成其逐漸被邊緣化的后果。由此可見，網格化模式“自上而下”的拉力大，而來自基層的“自下而上”的推力小。由于網格化模式下沉的較為徹底，使其與社區居民建立起直接的聯結，這種以行政力作為核心動力的運行方式，極易加劇社區運作的行政化色彩，損害本來就尚未發育健全的社區自治。

（四）社區管理的麥當勞化

網格化管理模式一經推出，便為各地競相效仿推廣，在國內各大中城市掀起了一股“網格熱”。社會各界對網格釋放出來的管理能量與績效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認同。但是我們應注意，網格化模式作為數字城市建設的產物，其良性運行有賴于一系列客觀因素，如較好的社區基礎設施、大量的資金技術投入、素質較高的社區服務人才等。這在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期間，通過“舉國體制”，得到了比較充分的支持、如果不具備上述條件，則極有可能造成“網格泛化”的局面。美國社會學家喬治·里茨爾曾用“社會的麥當勞化”來描述美國社會中麥當勞快餐店的經營規則逐漸滲入到社會各個領域和機構中的一種社會現象和文化機制。“社會的麥當勞化”所體現的實質上是韋伯“工具理性”展開所導致的社會合理化過程，麥當勞體制的主要特征在于為顧客、員工以及管理者提供了高效性、可計量性、可預測性和可控制性。它通過標準化和均一化的運作模式使組織的合理性達到了最大程度。此種機制滲透到社會體制中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各種機構和過程的單一化和機械化，從而將整個社會編織成為一張無所不包的大網，冷酷地控制了每一個人[15]。而網格化模式的盛行也極易造成社區管理的“麥當勞化”。網格化模式結構簡單合理，內部團隊完善，對基層問題或信息的掌控大大加強，其組織結構和運作模式都是“麥當勞規則”的體現。

在當前的城市管理體制創新中，我們應將城市基層治理體制的創新推廣與簡單復制相區分。以社區自治為主要目標的社區建設，其路徑應是多元化的、靈活的，而非單一的、全能化的一條路徑、一種模式。網格化模式的無限復制極易導致社區治理的板結化，使社區建設失去活力，而無益于社區治理問題的解決。社區自治的核心在于社區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面對當前社區內群體多元分化的趨勢，讓不同群體和組織有自己的權益表達渠道和公共參與路徑，正是社區自治的題中之義。故我們應總結目前已有的不同社區治理模式，因地制宜，真正做到直面實際、在運作中使其更具靈活性，使行政力與自治力均能在社區運行中協調有效地發揮作用。

總之，城市管理網格化模式自問世以來，便以體制運轉的高效性和超強的執行力，對基層社會治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網格化模式在基層治理中所展現出的優勢，正是源于在當前的基層治理中政府所具備的行政優勢并在社區層面加以展開。它通過細化管理單元的方式來實現全方位的社區治理，但此種模式設計卻更類似于一種應急式的處理，多元主體參與的缺失和運行力的單一使其長于處理社區治理中表面的、規范性的、淺層次的問題，卻短于處理復雜化、深層次的問題，而難以形成一種長效機制。

三、尋找網格化管理與社區自治間的二元交叉點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城市基層管理體制開始由單位制向社區制轉變，與此同時，公共服務供給機制也由計劃經濟時代的“配給制”向多元參與的“復合式”轉變。作為公共服務在社區層面的延伸和補充，社區服務開始成為社區治理的重要內容。社區居民生活需求的滿足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基層社會的有效整合，而社區服務的多元參與特征，恰恰需要社區自治力量與行政力量間的有效協作。故在實際操作中，我們應深刻反思城市基層社會管理中的“社區無限化”和“網格全能化”的發展誤區，淡化網格化模式的行政色彩，用“網格”來促進“自治”，以“自治”來促進“服務”，以消解二者之間的張力，有效發揮二者的體制優勢，以實現二者的互構與互強，促進我國城市基層治理的良性發展。筆者認為，這主要應做到以下幾點：

（一）反思“無限社區”和“全能網格”之弊

尋找網格化管理與社區自治間的二元交叉點，首先要反思我們在社區建設和網格化管理推進的進程中存在的“無限社區”和“全能網格”的誤區。因為在現實中，無論是社區還是網格，一旦被我們賦予了“全能角色”，便自然會產生嚴重的排他性，而失去了本來的融通性，從而走向變異。

作為城市居民自治組織和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單位，社區實際上承載著社會的縱向溝通與橫向聯系兩個方面的功能，是社會的“基礎秩序”所在。但事實上，社區本身是有限的，它在功能上無法同宏觀意義上的“大社會”相比。在我國近年來的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往往存在著一個試圖建設“全能型社區”的傾向，即將社區看做是單位體制之后社會管理的替代物，試圖把原來單位解體后所轉移出的社會職能一古腦兒的交給社區，希望在社區層面將城市基層治理問題全部解決，造成全能社區。此種做法的后果是把社區從其所存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中抽離出來，失去了其應有的功能。

同樣，網格化模式實踐中那種“事不出格”的做法，實際上也是這一邏輯的產物。網格化模式的優勢在于，通過“管理下沉”，在社會的縱向溝通上實現“縱到底”，但在橫向聯系卻沒有實現真正的“橫到邊”。在這當中實際存在著一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無論是建設“小政府、大社會”模式還是“強政府、強社會”模式，都不意味著國家與社會的相互分離和對立，二者應該是一種彼此聯動和相互協作的關系。“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具有自我組織化能力的社會。沒有社會，政權就沒有基礎；如果社會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16]。反映到社區層面上，就是應該形成社區自治與政府管理的互動機制。政府應加強法制建設，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領域（如安全、衛生、教育、醫療等等）承擔起責任，同時為社區自治提供制度保障。而社區自治則是通過社區居民的自組織化完善居民的權利表達與實現的機制，以重建社會橫向聯接、促進共同體精神的再生，以此來協助政府在社會層面上實現善治。網格化模式的有限性在于它雖然通過行政力量實現了國家與社區個體的聯接，卻無法通過行政力量來重建社區的內部鏈接，而后者只能通過社區自治來完成。因此，網格化模式所代表的社區行政管理與社區自治作為兩個不同的力量而發揮作用，二者不應相互沖突，而應并行不悖、相互協調，共同促進社區的良性治理。

（二）以社區服務聯結網格化與社區自治

（1）社區服務與社區治理

較之以往政府公共服務形式，社區服務著眼于社區需求，在服務資源、服務形式、服務對象上具有靈活高效、覆蓋面廣等優點。它不僅能夠滿足社區居民的社會生活需要，也有利于社區中守望相助良好氛圍的建立，其實質就是在社區范圍內向社區成員提供各種社會服務的過程。進入90年代以來，由于我國人口、家庭及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社區服務與社區建設得到了社會的普遍關注。一般而言，社區建設包含兩個方面：其一，社區通過多元主體的參與向社區居民提供各種公共服務，滿足現代人們的各種社會需求。其二，通過公共參與重建共同體生活形態和共同價值，將社區還原為人們精神生活和社會交往空間。前者正是社區服務的內容，而后者也需要通過社區服務來實現。事實上，“社區”概念的誕生，正是社會學家面對工業革命后人性異化與社會解組所作出的理論反應，滕尼斯所指出的從“社區”到“社會”的變遷過程，正是社區這種傳統聯系緊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會關系的瓦解過程。而社區服務則在20世紀以來一直被歐美國家視作克服社會問題、提高社區發展水平的重要手段。可見，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社區服務代表了社會福利提供方式的轉變，是社區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社區服務不僅是在社區治理中應對人際疏離和社會原子化的主要手段，也是社區自身通過共同行動和共同參與重現社區友愛互助關系、實現居民自強自立自主的主要內容。因此，無論是社區治理還是社區自治，其內容都在“社區服務”上出現了重合。

（2）社區服務與政府公共服務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以經濟指標為主要考核標準的干部晉升錦標賽體制，促成了此時期的地方政府逐漸演變為“發展型政府”。這種“發展型政府”在行為取向上表現為以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在職能定位上表現為經濟建設領域的“越位”、“錯位”以及公共服務和社會建設領域的“缺位”。[17]近年來，伴隨著政府管理體制的變革，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被置于突出重要的位置，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與服務質量有所提高。而社區服務作為公共服務在社區層面的延伸和補充，既包含聯結政府公共服務的諸多服務事項，也涵蓋了許多社會組織服務和居民互助服務的內容。它通過向社區居民提供系統性、福利性、多元性的各種服務資源來滿足其從物質到精神的各方面需求，以實現城市基層問題的化解與和諧社區的建設。2006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進社區服務工作的意見》表明我國社區服務的發展開始進入以社區公共服務為重點的時期。可以說，這種轉變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社區管理理念，即由原來的單純依靠行政力來進行“管理”轉變為依靠多元參與來進行“治理”，由原來的著眼于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剛性控制”轉變為著眼于滿足社區需求、促進內部和諧的“軟性控制”。目前在西方發達國家，社區服務已經成為其社區治理的重要內容，可以預見的是，未來我國的社區治理也是以向社區居民的服務輸出為主。因此，無論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如何創新，促進社區服務的完善都是其核心所在。

（3）社區服務與社區自治

社區自治是社區居民權利表達與實現的制度安排與過程。當前，社區居民的訴求主要以利益和服務訴求為主，而社區參與訴求也是以自身的利益和服務需求為導向的。因此，“在自主性自治社區空間中，個體行動者在需求的驅動下，將各種資源和利益實現有機整合”[18]，社區自治的目標即在于社區居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它通過對社區居民利益與服務的需求滿足使社區重新成為以認同感和歸屬感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體。可以說，社區自治是社區居民管理與服務的自治，而在這一過程中，社區服務無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區服務的基本屬性在于區域性、福利性、群眾性、服務性、互助性。它通過社區這個區位載體，注重以人為本，培養居民的凝聚力、歸屬感和責任感。多元主體的參與和社區資源的調動，使得社區服務能夠滿足居民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其運作方式的社會化、專業化使它能夠有效地彌補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促進“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可見，社區服務與社會自治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社區服務既是社區自治的目標也是其內容，社區服務的完善有利于加強社區居民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促進社區作為自治共同體的重構。

綜上所述，在城市網格中存在著來自政府各職能部門、社區、居民志愿者等多元的力量。應該承認，因各種力量所掌握的資源的多寡，其在網格中所占據的地位是不同的。如果在網格中來自政府派出人員的力量占據了主導地位，那么，網格管理所釋放出來的力量主要是依托于政府的“行政力”。此種力量的增強雖可提升城市管理服務的績效，但必然導致城市網格中行政力量的增長和自治力量的萎縮。因此，如何努力增強網格中的“自治力”，并使之與行政力相互融通匹配，便成為問題的關鍵。在這里，我們強調網格化的上述局限，并不是要否定它，而是要完善它。因為在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的體系中，來自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自下而上”的社區自治力量其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結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如何化解二者之間的相克和對立，增強其間的親和與融通，尋找網格化管理與社區自治間的二元交叉點，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參考文獻：

[①]孫立平、李強、沈原等:《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中近期趨勢與隱患》,《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5期。

[②]路風：《中國單位體制的起源與形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第4卷。

[③]張康之、張乾有：《論復雜社會的秩序》，《學海》，2010年 01期。

[④]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中辦發[2000]23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的通知。

[⑤]李培林、李強、馬戎 主編：《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9月。

[⑥]閔學勤：《社區自治主體的二元區隔及其演化》，《社會學研究》，2009年01期。

[⑦]陳偉東：《中國城市社區自治：一條中國化道路》，《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⑧]張向東：《自主型社區空間的內生機制形成研究》，《社會主義研究》，2010年第2期。

[⑨] 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9月。

[⑩] 同上

[11]《撤銷街道辦是趨勢》：南方周末網站http://

[15] 【美】喬治·里茨爾(George Ritzer)：《社會的麥當勞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11月。

[16]鄭永年：《改革及其敵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

[17]郁建興：《中國的公共服務體系：發展歷程、社會政策與體制機制》，《學術月刊》，2011年3月號。

[18]張向東：《自主性社區空間的內生機制形成研究》，《社會主義研究》，2010年第2期。

第二篇：城市管理網格化實施辦法

園區城市管理網格化實施辦法

建立城市管理和行政執法長效機制，重視源頭管理、提升工作效能，全面履行城市管理綜合執法職責，動員社區管理部門、廣大駐地單位，共同參與社區管理和建設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逐步構建適應現代化的城市現代化發展，應推行城市 管理“網格化”。

一、“網格化”管理的構建

1、以社區、街道居民委員會所轄的區域為網格單位，一個社區、一個街道居民委員會為一個網格，園區所轄多少社區，劃分為多少個城市管理網格，從而形成園區整體城市管理網絡。

2、網格確定全面覆蓋，周邊界限明確，不留空白區域，不交叉重疊，區域內包括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場所、居民小區等。

二、網格化管理的責任

1、社區、鎮、村、組是城市管理網格化的責任主體，城市管理執法隊為網格化管理基本責任單位，其負責人是網格化責任制責任人，進社區城管專干、愛衛專干為網格化責任制直接責任人。

2、每個網格由一名城管專干或愛衛專干負責，城管專干全權負責網格內城市管理事宜及巡查，城管專干由城市管理行政執法隊統一管理，做到及時發現、及時處理、及時上報，擔負核查處置的責任。

3、在醒目位置設置服務提示牌，公布直接責任人姓名、聯系方式、責任內容，接受居民監督，共同解決社區內城市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

4、網格直接負責人對網格內城市管理事宜全權負責。對設計城市管理范疇內的時間，做到及時發現、及時處理、及時上報，擔負核查、處置、反饋的責任。

三、網格化管理的管理職責

1、設計環境衛生管理方面。城管專干按照相關要求，協助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指導、督促所轄網格的“門前三包”等市容環境衛生管理工作，重點道路兩側、居民小區的占道經營、倚門設攤以及亂懸掛、亂堆放、亂晾曬、亂張貼、亂涂寫等違規行為。指導督促所轄網格及時清掃道路、清運生活垃圾，保持良好的市容秩序。

2、設計城市規劃管理方面。及時發現、制止違法建設，并按照權限和程序作出處置，對違規、違法行為和時間予以及時的糾正和查處。

3、設計城市園林綠化管理方面。及時查處占壓、占用、損壞綠地和樹木的行為，確保人行道樹上拉繩、掛曬等現象。對于違反規定的行為以及時糾正和查處。

4、涉及交通管理方面。成立交警隊伍，對園區內機動車占道、亂停放的車輛進行整治。做到各類車輛停放整齊，有序排列。

5、及時糾正和查處其他違規行為。

四、網格化管理的責任考評。

1、網格責任考評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2、考評以隨機檢查和日常督察相結合方式進行，同時參照園區管理部門和居民代表的評議。隨機檢查由園區城管辦組織開展；日常督察由園區城管執法隊組織開展。

3、對發現的問題采取倒查方式進行追究問責。對市民投訴、上級執法機構巡查、媒體曝光等各類城市管理事件信息，倒查網格責任人責任。對城管辦受理各類舉報投訴的時間，網格責任人未及時發現的，發現一起記為網格責任人失責一次。

第三篇：城市管理網格化工作匯報

城市管理網格化工作匯報

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視

前段時間，鄭州市委副書記王璋專門到我局調研了我市的城市管理網格化管理工作進展情況，當時他到滎陽調研的單位只有兩個，另一個是工商局，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了我市已經把我局的網格化管理工作作為了我市的一個標桿要立起來。

隨著社會的轉型發展，社會流動性在加速、開放性程度在增強，城市管理任務非常繁重，市委、市政府對城市管理工作高度重視，我局要在思想認識上進一步統一、提高，多想辦法，深入研究，切實把網格化管理工作抓實抓好，抓出成效，從而推動我市整體發展，更好地為居民提供貼心服務。要進一步解決思想上的重視問題，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體現：一是要把思想上的重視體現在對市委部署的深刻理解上。對于網格化管理工作，市委高度重視，推進這項工作是上級有要求，現實有需求，實踐有成效。要從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認識高度和工作大局出發，精心謀劃“網格化管理”這項工作。這項工作抓好了，推動各項工作的基礎就會逐步夯實。這也是市委為什么要如此重視這項工作的重要因素。二是要把思想上的重視體現在推進工作的力度上。為全面推行網格化管理工作，前段時間，我局花費大量精力，作了很多工作，從組織考察組到老鴉陳街道學習取經、到前期工作調研，從試點工作的實施，到面上全面鋪開，局領導小組和辦公室同志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應該說，我們今天的工作思路，是反復調研、扎實試點和系統總結基礎上形成的，我們當前的成果，是在全局各級干部的齊心努力下取得的，我們決不能半途而廢、敷衍塞責，而是要緊緊圍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始終保持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加大力度，狠抓落實，切切實實把各項工作抓到位。三是要把思想上的重視體現在謀求工作成效上。當前，局屬各單位基本完成了網格化管理的各項基礎性工作，但是，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只是推進工作的第一步，千萬不要以為網格劃分了、團隊組建了，任務就已完成了。下步，要集中精力引導網格管理服務體系投入正常運行，確保發揮作用。因此，我們的任務還很重，還有許多工作需要我們去推動、去督促、去落實。

二、氛圍上要更濃厚

一要加強工作督查指導，進一步營造工作聲勢。局領導小組成員，長效辦公室，要繼續深入基層，加強對面上工作的督查指導力度。各部門主要負責人也要親自對本部門的工作落實情況進行督查。這既是推動工作的需要，也是營造聲勢的需要。二要加大對面上工作的宣傳力度，樹立良好的工作導向。借助新聞媒體推進基層網格化管理工作，多角度多層面報道基層的好做法好經驗，對試點單位要著重提供促進運行、發揮作用等方面好的做法和經驗。其他部門也要充分發揮廣播、公開欄、黑板報、標語等作用，做好政策宣傳、工作發動和輿論造勢工作，切實把市委、市政府對網格化管理工作的要求與期望傳達到基層一線、貫徹到基層一線，落實到基層一線，切實讓群眾了解和支持我們的工作。三要注重各類典型做法和先進工作典型的挖掘和培育，發揮示范點的帶頭表率作用。局長效辦公室要及時總結提煉基層的成功做法，做好書面材料匯總，及時加以推廣，充分發揮示范帶動作用。同時對落實不力、工作后進的單位要進行通報批評。特別是試點單位，在下步工作中，要繼續在規范網格管理和服務體系運行，發揮網格管理和服務體系作用上作出示范，繼續為面上工作提供經驗。

第四篇：城市管理網格化情況總結

近日，岳池縣城的居民們驚喜地發現，無論大街還是小巷隨意擺攤設點、隨意占道經營、隨意違章停車等現象少見了，一個安靜祥和的干凈城市又回來了??這正是城市管理綜合“新政”帶來的福音。把城市當家管，激發了岳池縣城管人的探索創新活力。靠著大膽創新，精細貼心服務，他們在城市“網格化”管理、“數字化”控制、“市場化”經營等“三化”建設方面“闖出”了一條精細化管理城市的特色之路。城市管理實現“網格化” 何為城市網格化管理？岳池的做法是改變了“突擊式”的傳統工作模式，按照減少指揮員、增加戰斗員的原則，對執法和環衛的力量重新進行了優化，將原執法大隊“六隊一室”調整為五個執法隊，由縣局直接管理，分別負責全縣五個責任區域，精細劃分41個執法網格區域和9個環衛網格區域，實行定人、定崗、定責的網格化管理。在執法網格區域實行兩人負責一段街區的管理，具體負責網格區內市容秩序的管理；在環衛網格區域實行一人負責一段街區的管理，具體負責網格區內環境衛生的監督、管理。“雖然明確劃分了各自的責任區域和具體責任，但如何將這些工作機制落到實處？”面對疑惑，岳池城管局副局長張洪友說，“每一個網格責任區，都確定了網格人員負責。各網格人員每天上班、下班、中途都要打指紋簽到，確保網格人員堅守在責任區域開展巡查、處置等工作。通過嚴肅紀律，強化責任，倒逼出了一種問責機制，增強了網格人員管理城市的責任感。” 在這種責任感的背后，是岳池城市管理工作的大膽創新。這種創新，新在城管人全心踐行“把城市當家管”的理念，自覺擔起管理城市重擔，起早摸黑，錯時工作，做到勤務跟著事務走，實現“無縫化”管理。這種創新，新在城管值班干部天天堅持上街開展巡查，天天不定時抽查指揮平臺，并對巡查、抽查的情況進行處置問責。這種創新，新在城管局領導每周都要帶領值班組利用中午、晚上、周末深入城區開展三次督查，現場對城市管理工作進行督導和處置，努力為市民營造一個祥和美麗的家園。在這種責任感的背后，是城管網格人員日復一日、忘我工作的辛苦；是環衛保潔公司推行環衛清掃分片負責機制和環衛工人的精心掃護；是城市管理指揮平臺每天對各網格段人員進行隨機視頻點名，并對工作履職情況按制定的《網格化人員管理十條措施》逗硬執行，每周通報、每月獎懲的結果；是岳池城管人的一種忘我工作的精神。城市管控實現“數字化” 城市管理，與民生息息相關，與城市形象如影隨形。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本著“花小錢、辦大事”的理念，將公安“天網工程”等信息資源進行整合，使現有的城市管理資源和信息資源得到充分挖掘、整合與利用，實現了數據共享、管理效能的最優化。這種管控數字化，體現在建設了城市管理指揮平臺，對縣城區城市管理進行實時動態監控，及時發現城區街道、廣場的城市管理亂點亂象，積極受理舉報投訴，快速反應，發出整改指令，監督整改全程，驗收整改效果。這種管控數字化，體現在建設了指紋巡更考勤系統，在每個城管執法、環衛網格化責任段建設至少兩個指紋巡更考勤點，安裝指紋考勤機100臺，制定《指紋考勤管理辦法》，每天要求定時多次打卡簽到，有效監督網格人員落實責任。這種管控數字化，體現在配備了即時通訊系統和多功能執法儀，每位網格人員配備對講機，實現即時通訊，確保指令下達、情況報告更通暢便捷，有效地提升工作效率，實現了有效監督執法和執勤管理過程，減少執法糾紛。這種管控數字化，體現在建設了gps車輛定位系統，每輛執勤車輛安裝gps定位模塊，精確定位車輛行使位置，有效監控車輛行使時速與路徑。“第一時間發現問題，第一時間上報問題，第一時間解決問題。”正是靠著管控數字化，城市管理問題的處理能力和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解決了以往城市管理問題信息滯后、職責不明、相互推諉、處理緩慢、手段落后等弊端，城管工作水平得到了大大提升，城市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城市經營實現“市場化” 在城市管理中，岳池縣不斷創新理念，以市場化、社會化、企業化和高效率為取向，逐步將市容環衛管理、市政維護和停車位管理等城市管理事務性作業逐步推向市場,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城市管理市場體系和運行機制。通過整合城市區域內的社會資源,在管理方式上合理授權與分權,使市場運作機制深入到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政府主導、市場運作、企業經營的市場化運作模式，實現了政府由“花錢養人、養事”向“養事不養人，以費養事，花合理的錢買優質的服務”的城市管理運行機制的轉變。為加快城市經營市場化步伐，該縣將涉及城市管理的環衛清掃保潔、垃圾清運，13座直管公廁管理、停車位管理等公益性服務工作以公平、公正、競爭的方式全部面向社會公開發包，與中標企業簽訂目標責任書，將管理成效以及服務質量與承包企業的管理費用“掛鉤”。市場化的環衛保潔公司不斷擴大清掃保潔區域，由公共區域外延伸至園區單位內部和居民小區；不斷拓展新業務，除做好道路清掃保潔外，還承包了區域垃圾箱、公交站亭、道路指示牌和城區隔離帶的保潔工作，另外還積極嘗試非法小廣告的清理整治工作，將城區噴涂式“牛皮癬”清除工作交由專業公司，對城區噴涂式“牛皮癬”實行即時清除，使“牛皮癬”清除工作更為專業化、效率化。同時，還將縣城區路道旗廣告的經營權面向市場公開發包，統一了路燈桿廣告的制作規格，與中標經營單位簽訂《道旗廣告管理目標責任書》，實現了“管”與“護”的分離，既提高了管理水平，又達到了美化市容的目的。“岳池城管局在全國率先推行的攤販自治是一種非常好的城市管理方法，應當在全國各城市大力推行。”城市管理專家、中國城市管理協會會長羅亞蒙如此評價道。目前，岳池城管還探索出了保證金制度、商販自治等特色經驗，標準化建設26個放心早餐攤點、水果攤點、自行車修理攤點等便民攤點,有目的地嘗試引入市場化運作機制,達到便民利民惠民和有效利用城市資源的目標。同時，積極引入群眾測評等社會監督機制，向市民公布服務監督電話，使服務企業的作業、管理質量得到有效監督，建立健全市場化運作的日常考核機制,實現獎優懲劣,不斷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第五篇：網格化經典模式比較

我國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的研究與實踐，始于 2004 年北京東城區網格化管理的探索。在此基礎之上，從 2005 年至 2007 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又連續確立了三批試點城區。到目前為止，建設部先后遴選了上海長寧區、盧灣區、普陀區、南京鼓樓區、武漢江漢區、重慶高新區、天津河西區、西寧市城西區，以及深圳特區、江蘇省杭州市和揚州市、浙江省舟山市、湖北宜昌市、河南鄭州市、云南昆明市、貴州省畢節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等 51 個城區進行試點，已經有 33 個試點通過驗收。試點工作的陸續展開，為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的進一步推廣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其中，最具特點和代表性的發展模式有北京東城區模式、上海華陽模式、湖北宜昌模式和浙江舟山四種模式。

一、北京東城模式

（一）基本情況

2004 年，在國家建設部“創新城市管理模式”的積極引導之下，北京市東城 區以《依托數字城市技術創建城市管理新模式》為課題成立了創新城市管理模式 課題組，由區委書記親自擔任組長，并組織大量專家學者對此反復進行了調研和 探討。在此基礎上，北京東城區依托目前已經比較成熟的信息技術，并結合東城 區的實際提出了“精細化、網格化、信息化、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理念。按照這 一構想，北京東城區開始進行網格化管理試點。北京東城區是由原東城區和崇文 區合并形成的新首都功能核心區，面積 41.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86.5 萬人，流動人口 26.5 萬人，管轄 17 個街道辦事處、205 個社區。作為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區，北京東城區立足首都功能核心區定位，積極探索“精細化管理、人性化服務、多元化參與、信息化支撐”的網格化社會服務管理模式。目前，北京市東城區已成功運行社區網格化管理，社區管理水平與效率大幅提高，該模式已在市內其他 7 個城區試運行。

（二）具體做法

第一，科學劃分網格。東城區運用“萬米單元網格化”的設計理念和技術成果，以每萬平方米作為基準設置網格單元，以“責任制”為依托，按照完整、便利、均衡和差異性的原則，并綜合考慮“人、地、物、情、事、組織”等因素，將全區 17 個街道、205 個社區被劃分為 589 個社會管理網格，每一社區劃分 2～5個網格。建立了網格化框架體系的“四個層級”，即區級、街道、社區和網格，也可稱為網綱、網目、網結和網格。

第二，信息平臺建設。信息化平臺建設是網格化管理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旨在將孤立、零散、無序的信息整合為有序、系統、可以共享的信息，從而使得在一個較大區域內實現精細化管理與提供全方位服務成為可能。東城區通過整合信息資源，推出了我國第一個覆蓋大部分城區范圍的“網格化城市管理信息平臺及應用系統”。信息平臺擁有 9 大類、64 小類、170 項信息、2043 項指標，并在 21個行政執法部門，6 個政府職能部門和 10 個街道的保潔隊、綠化隊之間實現信息共享。

第三，“雙軸化”管理模式。東城區通過整合多個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在區一級創建了監管分離而又協調一致的“雙軸心”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變了職能部門集監管于一體的現狀。監督軸即新成立的城市管理監督評價中心，下設 3個中隊、10 個分隊，招聘了 400 多名監督員（平均每個監督員需要巡查 12 個網格單元），主要負責甄別立案、及時報告及評價反饋；指揮軸即城市管理指揮中心，將按照部件或事件的責任歸屬派遣任務、督察及協調指揮，并規定處置時間。兩者在空間安排和人員配置上截然分開，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并在街道和社區設立分中心及工作站。

第四，建立閉環式工作流程。東城區配備 350 名網格監督員，通過“城管通”以及相應的無線傳輸、集成系統，實現對其管轄的網格單元全時段的動態監控。與一般手機不同，“城管通”集手機、無線網絡和 GPS 全球定位系統等多項技術于一體，能夠在第一時間內將現場情況及地理位置定位等綜合信息以照片或語音的形式發送到監督中心（除此以外，監督中心還可以通過特服電話或者網站來獲取信息）。監督中心接收到相關信息后，進行甄別立案，并轉批至指揮中心，由指揮中心根據問題歸屬派遣相關部門及專業人員進行處理。處理完畢后，指揮中心通過呼叫中心指派監督員現場核查、結案，并將處理結果上報監督中心作為評價系統的重要基礎數據。

第五，建立主、客觀相結合的監督評價體系。東城區針對區、街道、社區和網格四級責任主體建立了主客觀相結合，以客觀為主的監督評價體系，客觀評價也可稱之為內評價，主要依賴于信息平臺針對整個問題處理流程自動生成的記錄數據，減少了人為的隨意性；主觀評價則可稱之為外評價，即通過定期征求社區居民及相關主體意見等方式獲取的反饋信息，以補充客觀指標無法反應的情況和信息，從而進一步加強評價體系的科學性。

（三）主要特點

第一，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東城區在維護首都安全穩定中承擔著十分重要 的責任。因此，東城區社區網格化管理在發展初期，對于綜治維穩的考慮比較多 一些。此外，東城區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出現是作為“數字化城市”技術平臺在制 度上的配套設施，而后才逐漸演變為一種治理方式被納入到體制改革的軌道上來。由于其在社會控制和公共服務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制度潛力，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逐漸為政府所推動和完善，最終其應用范圍幾乎擴展到黨建、治安、社保、衛生、工會等所有的城市社區管理和服務領域。

第二，對于技術以及硬件建設的要求比較高。以現代科技為依托的信息化平臺建設是關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北京東城區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 強大的信息通信技術平臺。東城區網格化信息控制平臺的搭建依托其完善的、全 方位的管理監管系統，集高速網絡、計算機、大型數據庫、地理信息系統和無線 通信設備于一體，充分利用了現代信息編碼技術和立面視頻定位系統。

第三，投入成本比較大。北京東城模式無論是前期建設還是后期維護都需要 投入大量資金、人力和物力，因此，其某些經驗也比較局限于人口集中的省級或 省級以上大城市，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中小城市可能難以適用。

第四，比較側重于靜態的“部件”管理。北京東城模式是“部件”管理精細 化的代表，東城區將所有部件分為 6 大類、56 種、168339 個，小到井蓋、路燈、郵筒、垃圾箱，大到電話亭、公廁、停車場，全部擁有特定的編碼，只要輸入編碼就可以在信息平臺的大屏幕上顯示出部件的名稱、數量、位置、所屬社區及管理部門。一旦發生諸如下水道堵塞、井蓋缺失、水管爆裂等突發狀況，能夠在第一時間得到精確定位和快速處理。

二、上海長寧模式

（一）基本情況

從 2005 年底開始，上海率先在長寧區的華陽街道（社區）和盧灣區的五里橋街道（社區）開展試點工作，在原有的“二三四級”管理基礎之上，將網格單元定位在街道層面上。長寧區位于上海中心城區西部，總面積37.1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1萬余人。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的“凝聚力工程”就起源于長寧區的華陽社區。歷經近20年的積極探索，“凝聚力工程”取得了豐富經驗，并在整個上海市推廣，成為長寧區的標志性工程。長期以來，長寧區始終堅持走群眾路線，大力發揚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凝聚了人心，鞏固和夯實了黨的執政基礎，為長寧區開展社區網格化管理改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長寧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最大的特色是依靠社區黨建來推進社區網格化，其總體思路是在完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體制中做到優化第三級和創新做實第四級。具體來說，優化第三級，即加強街道黨工委的領導核心地位，拓展黨參與基層社區的實踐空間，構建區域性大黨建格局；創新做實第四級，即 不斷探索完善治理結構，使行政力量、政黨力量、社會力量和市場力量等各種資 源力量在“網格”這個新的載體和平臺上形成有效的整合。

（二）具體做法

第一，社區管理網格化。相較而言，長寧的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比較強調“布 網”，而非“劃格”，相對來說“網格化管理”的特征不是十分明顯。

第二，社區建設實體化。完善《街道居民委員會居民自治章程》，制定《街道居委會行政性事務剝離項目及分步實施一覽表》，明確居委會作為社區自治組織的性質和功能。建立社工工作站，將居委會承接的行政職能逐步向社工站轉移，政府通過向社工站購買服務的方式投入資金、提供支持，推動社區服務市場化；完善社區居民代表大會制度，選舉產生社區治理委員會，落實重大事項的民主討論和決策機制，并對其他各類主體實行民主監督；扶持民間組織和群眾團體的發展，鼓勵居民共同參與社區治理，通過社工加義工的形式，有效調動社會資源參與社區幫困助貧，形成充滿活力的新型社區治理結構。

第三，社區黨建社會化。將街道黨工委改建為社區黨工委，以此作為社區網 格化管理的核心領導力量。社區黨建全覆蓋包括組織覆蓋、工作覆蓋和和制度覆 蓋三個方面，重視黨建工作載體的建設，既通過黨建載體來提供服務，也通過黨 建載體來增強黨組織在社區網格化管理中的影響；網格化管理加強了社區（街道）黨工委與行政組織黨委（包括政府職能部門派出機構黨組織和辦事處機關事業單 位黨組織）、居民區黨委（包括居民區黨支部、社工站黨支部和群眾團體黨支部）以及社會綜合黨委（包括“兩新”組織黨組織、駐區單位黨組織和流動黨員黨支 部）的聯系；完善社區黨組織和黨員代表大會，凸顯黨組織和黨員的主導性作用； 選舉產生社區黨建委員會，形成制度化的聯系機制，充分整合網格內各類黨建資 源，構建區域性社區黨建新格局。

（三）主要特點

第一，依靠社區黨建來推進網格化。基層黨建工作的創新是上海華陽網格化 管理模式最大的特色，社區黨工委在居委會轄區設置的基層黨支部是社區網格化 發展的領導核心和決策機構。華陽社區充分發揮廣大黨員干部的核心作用，將各 級黨委、組織部門和社區黨組織劃分至基本的網格單元，充實網格服務團隊的力 量，使網格黨小組成為主要領導力量和組織保障。

第二，重構新型社區治理結構。相較北京東城區模式而言，上海華陽模式更 加注重在推行網格化管理的過程中培育社區自治力量，以及推動社區服務的市場 化。通過社工加義工的方式承接社區居委會的行政職能，努力使居委會回歸自治 本質，從而進一步推動社區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第三，將社區部件管理與事件管理有機結合。盡管北京東城區的網格化管理 模式在管理精細化和高效率方面已經跨出了一大步，但更多的是側重于靜態的“部件”管理。上海華陽社區在吸取北京東城區部件精細化管理的基礎上，將城市“部件”管理與“事件”管理有機的結合起來。

第四，更加注重建章立制。在效仿北京東城區基本做法的情況下，華陽社區 網格化管理更加注重對制度規范和各項措施細則的建立。華陽社區針對網格化管 理專門制定了操作手冊、管理標準、崗位職責等各項工作制度，進一步明確了實 施細則、處理流程、時間限定，以及工作人員的權限職責等等。

三、湖北宜昌模式

（一）基本情況

湖北省宜昌市位于三峽工程所在地，作為湖北省唯一的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 合試點城市，宜昌模式的整體思路是在城市社區先行試點，逐步向縣城重點鎮拓 展，最終在全市范圍內形成城鄉區域全覆蓋的網格化管理體系。宜昌網格化管理 體系的基本原則可以概括為“一本三化”，“一本”即堅持“以人為本”，“三化” 即堅持“網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撐”和“全程化服務”。這一模式運行僅僅三年多就在全國形成重大影響，充分證明了社區網格化管理重在民意，而非創意，重在實效，而非形式，其重要的實踐價值和鮮活經驗，對其他試點城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具體做法

第一，按照“街巷定界、規模適度、無縫覆蓋、動態調整”的原則，宜昌將城區 121 個社區劃分為 1110 個網格，并為每個網格配備了一名網格管理員。每個網格管理員平均負責 250 戶左右，大約 300～500 人的服務與管理，需要履行信息采集、綜合治理、勞動保障、民政服務、計劃生育、城市管理、食品安全七大職責。

第二，通過公開考試選聘社區網格管理員。宜昌按照公開、公平、自愿、擇 優的原則，通過社會公開招錄網格管理員，組成了一個由 1000 多名網格管理員組成的社區工作隊伍。此外，建立社區公共服務事項準入和政府購買服務機制，通過財政支付的方式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實現社區服務的有效傳遞。此外，市委、市政府專門制定了《宜昌市城區社區網格管理員招錄培訓方案》，從考試錄用、人員配置、工作職責、紀律要求、工資薪酬、交流培訓、考核獎懲、社會保障、解約續約等各方面對社區網格管理員及其工作進行規范。

第三，建立組織系統。通過精簡機構、資源整合，在街道層面成立便民服務、綜治信訪維穩和網格管理“三個中心”，并在社區層面建立相應“三個站”，并同 時擁有社區專職工作者、1110 個網格管理員和 10.8 萬社區志愿者“三支隊伍”。搭建“市—區—街道—社區”四級聯網的“社區綜合信息服務管理平臺”，將電子政府專網延伸至基層社區，形成每個社區網格上連職能部門，下接“三支隊伍”，力量層層倍增的服務管理新格局。

第四，按照“走進矛盾、扁平操作、聯動化解、限時辦結、反饋評價、監督考核”的方針，以社會調節為主導創新矛盾聯動化解機制。為每個網格配備 1～2名義務調解員，與網格管理員和社區工作者一起構成基層矛盾調處隊伍，以非政府身份從源頭上及時排查糾紛，能及時化解的矛盾就地解決，網格無法解決的問題依次上報，啟動相應的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以及重大社會矛盾集中調處的綜合、聯動調解機制。此外，建立專業調解人才庫，進一步規范聘任條件、報酬計算以及評價標準，為各領域專業技術人員參與調解提供人才儲備和便利條件。

第五，以網格化管理為契機，不斷輻射至社區管理服務的其他領域，包括創新法務網格工作機制，開展基層法務工作者進社區活動，根據居民的實際需要提供援助性服務；治安防控網格化，組建義務巡邏隊，消除社區治安死角。將網格作為一種新的地緣結構，在網格平臺內推行鄰里守望、門棟關照、樓道互助、單元聯防，以及建立基于網格化管理的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機制等等；將特殊人群作為網格化管理的重點服務對象，既包括流動人口、特困家庭、孤殘人群、流浪乞討人員在內的重點人群，又包括社區矯正人員、刑釋解教人員、吸毒人員和神 病人在內的特殊人群，以網格為基本單位為其提供物質上的救助、精神上的關愛 以及心理上的疏導。

（三）主要特點

第一，宜昌模式最大的亮點在于其人性化的服務。宜昌在推行社區網格化管 理的過程中切實做到了行政資源向社區下沉，公共服務深入基層群眾。宜昌模式 著眼于許多社區管理的空白地帶和薄弱環節，并通過千名網格管理員的零距離服 務來倒逼政府和基層干部圍著群眾轉、圍著問題轉。

第二，公開選聘網格管理員。作為一種機制創新，宜昌通過公開招聘、擇優 錄取的形式確保了網格管理員隊伍的專業能力和工作素質。網格管理員采用政府 雇員制，只需按照合同履行責任和義務即可，基層政府相關部門則主要承擔培訓、監督、考核等責任。由于沒有任何行政職務或者其他身份，網格管理員可以全心 全意的投入本職工作。目前，這些網格管理員被當地人親切的稱為“宜昌格格”，而這一做法也成為全國其他“一格一員”式網格化管理社區仿效的榜樣。

第三，輻射性強。宜昌模式以推行社區網格化管理為契機，不斷延伸至社區 管理服務的其他方面，諸如將網格化管理運用于公安、人社管理、信訪工作、食 品監管、公共資源配置以及社會調查等方方面面，注重各職能部門與網格管理員 和社區志愿者的對接，形成管理服務領域全覆蓋的社區網格化管理格局。

四、浙江舟山模式

（一）基本情況

浙江省舟山市是一個地級市，其實踐模式經歷了從漁農村社區逐步向城市社 區拓展，從以鄉鎮街道為主到所有職能局辦全面對接的過程。2007 年下半年開始，舟山市普陀區率先在桃花鎮、勾山街道等地進行了“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改革試點，并在試點取得顯著成效的基礎上，于 2008 年 8 月在舟山全市進行推廣。目前，“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已經成為舟山基層社會管理的新平臺，黨員干部聯系群眾的新載體以及化解基層矛盾的總抓手，并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普遍關注和反響。

（二）具體做法

第一，加強組織領導，建立規章制度。作為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的體制創新，“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有效運行離不開領導與組織保障。如果將網格看 作是第一層級，那么舟山在網格之上還建立了4 個層級，依次為社區(居委會或村)級、街鎮級、區縣級和市級，從而構成了由五個層級構成的管理服務系統。“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在最高層級，即市級，成立了工作領導小組，由市委書記或市長擔任組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并統領五個專項組，分別為綜治平安組，由市委政法委負責；團隊管理組，由市委組織部負責；城區工作組，由市民政局負責；漁農村工作組，由市漁農辦負責，技術保障組，由市信息中心負責。除此之外，舟山還通過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來確保“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工作有章可循，規范有序，包括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績效考核制度、工作例會制度、相關人員崗位職責及培訓制度等等。

第二，合理劃分網格，明確管轄范圍。網格按照有利于將管理和服務職能覆 蓋到社區、延伸到網格，以及有利于組團成員包干負責、上門調查和面對面服務 為原則進行劃分。在此基礎上，舟山市結合各地區人口數量、居住集散程度、群 眾生活習慣等實際情況，將全市劃分成 2428 個網格，網格范圍大小不搞一刀切，漁農村一般以 100～150 戶組成一個網格，城市社區則適當擴大。與此同時，舟山市還出臺了《“兩代表一委員”融入“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工作意見》，要求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與網格對接，進一步暢通體制內民意表達 的渠道。舟山號召“兩代表一委員”融入網格，傾聽民聲，并將網格內人民群眾 的要求和意愿直接向各級黨委政府反映。

第三，打造服務團隊，完善聯系服務方式。網格僅僅是組織載體，網格服務 團隊才是為網格內居民提供全方位管理與服務的第一責任主體，承擔著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化解民憂的責任。舟山市為每個網格配備了一支由 6～8 人組成的管理服務團隊，原則上由 1～2 名鄉鎮（街道）機關干部、1～2 名社區干部、1 名醫護人員、1 名教師和 1 名民警組成。此外，還注重吸收老黨員、老干部及社區骨干力量加入，力求通過團隊成員能力素質的復合化來滿足群眾需求的多元化。為全面掌握網格內居民的各種信息資料，網格團隊與格內所有群眾（戶）一一聯系對應，每年至少要進行 4 次走訪，并對入戶走訪的時間和內容進行妥善具體的安排。除此以外，團隊成員還通過多種方電話聯系、蹲點調查、短信互動等，實現了民意表達經常化、全覆蓋。除了第一時間掌握社情民意，網格服務團隊還要根據不同網格內居民的不同需求提供菜單式、個性化服務，特別是要把那些居民最需要、最關心的問題作為聯系服務的重中之重。式開展經常性的聯系服務活動，如發放聯系卡、第四，開展信息導錄，建立網格庫源。舟山市成立了“網格化管理，組團式 服務”工作信息服務中心，利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開發了一個動態化、全覆蓋的 信息管理系統，扎實了“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基礎。信息服務中心主要 負責整合全市電子政務網絡資源，并在已有信息資源的基礎上不斷豐富新的數據 導錄內容，建立起集服務對象的基礎信息（戶籍資料、就業狀況、健康檔案、優 撫救助、黨建群團、計生信息、房產資料等）與思想狀況、利益訴求等于一體的 數據庫。與此同時，在區、街道（鄉鎮）建立二級信息中心，社區設立信息站，由專人專職負責管理，實施覆蓋區、街道鄉鎮和社區的三級聯網基礎工程，相關 各局辦及職能部門只需要一個專網賬號就可以獲取其歸口管理的所有信息。

第五，及時分析研判，分級化解矛盾。舟山網格化管理要求對收集到的信息 進行分類匯總，對重大的社情民意及時分析研判，主動幫助協調解決居民反映的 各種問題和困難。規定社區每月一次、街道（鄉鎮）兩個月一次、區（縣）每季 度一次、市里每半年一次召開網格化管理民情分析會，并由市、區（縣）網格辦

編制每月一期的群眾訴求情況分析報告。此外，還不定期召開專題會和工作碰頭 會交流經驗以及通報重大事項。舟山市建立了五個層級統一的問題協調和解決機 制，并通過建立聯席會議制度促進共性問題或集體協商問題的妥善解決，形成統 一的政策導向。分析和化解矛盾的基本原則是：時效性強且比較緊迫的事項，第 一時間做出處理；網格管理服務團隊能夠自行解決的問題及時處理，難以解決的 問題由社區網格處理中心依次逐級上報，并要求上級各相關職能部門在規定時間 內予以解決，超過期限還未解決的問題必須給予明確的答復和解釋。

第六，強化激勵機制，實施定期考核。為確保群眾反映的問題有落實、有反 饋，舟山市通過意見處理反饋卡的形式對問題處理結果進行評價，并在區、街、社區三層設立大屏幕，加大公示力度。各街道（鄉鎮）網格辦按照區級考評標準、結合自身實際，制訂了以公民滿意為導向的考核辦法。考核采用百分制，通過定 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多元化考核主體以及多樣化的考核手段，對社 區網格化管理工作完成情況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考核分為對責任部門的考核 以及對網格的考核，責任部門的考核主要包括事件處置的數量、時效、質量和群 眾滿意度等幾個方面。網格考核采用信息平臺計分、日常工作監督檢查、社區內 部排名以及群眾評議等考核方式，對網格服務辦事、聯系走訪、收集民情以及矛 盾排查等網格綜合情況進行考核評價。各區網格辦分別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進行 考核，考評結果由行政主管部門或第三方定期在各類媒體上公布，并作為年終評 選優秀街道（鄉鎮）、網格團隊及個人的依據，以及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條件。

（三）主要特點

第一，浙江舟山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經歷了從漁農村社區進而推廣至整個城市社區的實踐過程，其應用的范圍更廣泛一些。舟山在網格化管理實踐過程中摸索出了許多值得我國其他中小城市借鑒的經驗，例如，通過使用超圖軟件(super Map)等軟件來代替 GIS平臺，從而極大的降低了網格化管理的投入成本。當然，通過降低成本來解決現階段網格化管理在城市社區的應用問題只是權宜之計。從長遠角度來看，必須以實用性和通用性為前提加大對 GIS、GPS、RS的開發，使我國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真正做到與國際水平接軌。

第二，重視網格服務團隊的組建。為了確保服務的高質高效，浙江舟山模式 最大限度地整合資源構建網格服務團隊，其網格服務人員的來源十分廣泛，并不 僅限于相關職能部門，而是充分整合了街道和社區的黨員干部、專業人才、志愿 者、優秀骨干人員等各類人才資源，通過面對面的交流為轄區網格內的居民提供 全方位、高標準、專業化且有針對性的服務，第三，管理與服務并重。相較北京東城模式而言，舟山將“網格化管理”與 “組團式服務”相結合，旨在形成一套綜合管理服務系統，體現出一種“寓管理 于服務中，在服務中實現管理”的理念，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建立起服務于民的長 效機制，為社區居民排憂解難，提高服務的質量與效率。

第四，重視“硬件”與“軟件”的結合。浙江舟山網格化管理模式雖然在信 息技術方面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主要是為了掌握管理服務對象的信息，以便 全面、及時地回應群眾要求，對技術層面的要求與北京東城模式還有很大的差距。與此同時，舟山模式更加注重網格化管理的軟件建設，并逐漸從“事”的管理上 升為對“人”的管理。

成績

（一）從管理成本角度分析

首先，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大大提高了精細化管理水平，實現了問題定位的 精確性和及時性，明確了管理責任，使得組織人員的集約化分工配置成為可能，節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其次，城市社區網格化模式的另一個功能優勢便是體現在管理和服務的提供 方式上。

最后，傳統城市社區管理中，由于每個職能部門都需要針對整個區域負責，巡視和處置成本的負擔沉重。

（二）從處置效率角度分析

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大社區格局，有效地解決了傳統社 區管理中信息滯后和工作被動的弊端，使信息收集、反饋的間隔時間大大縮短，加快了問題處置的速度和效率。一方面，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在部件管理的精細 化和高效率方面跨出了一大步，部件受損、丟失或者存在安全隱患的情況能夠在 第一時間被鎖定和上報。另一方面，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根據任務性質詳細規定了信息收集、問題處理、結果反饋等環節的處置時限，做到了問題處置的即時化和方案預設的程序化。此外，問題的處置結果必須經過網格監督員現場核實后方可結案，監督中心和指揮中心需要對問題處置情況進行全程跟蹤，并通過系統自動生成的數據對處置結果形成直觀、透明的反映，既避免了人為因素的干擾，又能夠有效督促問題處置效率的提高。

（三）從服務效果角度分析

在各地推行社區網格化管理的過程中，居民身邊的瑣事成為政府案頭的大事，社區管理的工作重點開始著眼于服務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社區工作者為居民 服務的內容更寬泛、方式更主動、質量更精細，為構建和諧社區打下了堅實基礎。此外，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各地還在具體工作實踐中摸索出許多成 功的做法，諸如居民議事、居民懇談會、民情日記、干部聯系包干制度、網絡巡 查、志愿服務等等。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對這些服務群眾的創新做法、經驗和智 慧進行了總結提煉，將這些方式方法制度化、網狀化、普遍化，并且利用現代化 信息網絡技術加以改造，全面提升了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服務工作的技術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