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捕后做不起訴處理的國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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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捕后做不起訴處理的國家賠償責任

淺析捕后做不起訴處理的國家賠償責任

摘 要 逮捕是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對公民人身自由權采取合法限制的一種刑事強制措施，逮捕比刑事拘留更為嚴厲，在刑事司法機關批準（決定）逮捕后，審查起訴階段若對公民做出不起訴處理，那么先行羈押的期限因在客觀上侵犯了被羈押人的人身自由權而會產生國家賠償責任，但因不起訴處理的法律依據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做出不起訴處理時，對于先行羈押侵權國家是免責的。2010年修改后的《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第二款對做出不起訴處理后國家賠償責任做出了修改，本文結合《國家賠償法》及相關法律規定，著眼于檢察工作實踐，對捕后不訴案件引起的國家賠償責任進行分析討論。

關鍵詞 國家賠償 逮捕 不起訴

作者簡介：蘇慧婷，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一處助理檢察員。

中圖分類號：D9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3）12-251-02

新《國家賠償法》（以下簡稱“國賠法”）對刑事賠償范圍的規定有所擴大，即只要刑事追訴最終做出無罪處理，無論采取逮捕措施是否合法、準確，均在刑事賠償范圍之內。但該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同時規定了免責條款，即“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捕后不起訴處理的國家賠償責任分析

（一）法定不起訴處理的國家賠償責任

我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第十五條規定了六種在審查起訴階段屬于做法定不起訴處理的情形。在刑訴法第十五條規定的六種情形中除第一種情形外（即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其余情形均是存在犯罪行為而因法律規定或因客觀原因不被追訴的，依照無罪羈押賠償的原則，在其余五種情形下國賠法做出免責規定是合乎立法本意和法律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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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是指雖存在違法行為但還未構成犯罪的，即無罪的情況。國賠法將此亦列入免責范圍是有合理性的，在批捕階段不能確定一個違法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如傷害案中臨時傷檢為輕傷，審查起訴階段重新鑒定后改為輕微傷的情況；盜竊案中移送時盜竊金額在兩千以上，但在審查起訴過程中有幾起事實不能認定，最后金額在兩千以下等，這些情況在審查起訴階段較常見，如果將上述情況下的逮捕列入國家賠償的范圍，難免會造成審查起訴前的批捕部門不敢及時采取逮捕措施，這不僅會影響批捕機關的工作效率，且對于及時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也有滯后作用。因此對違法行為采用形式審查，只要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構成基本特征，對其實施逮捕即在免責范圍。

（二）相對不起訴的國家賠償責任

國賠法對刑訴法中的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也做出免責規定。該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即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該條規定的即是相對不起訴的情形。對于相對不起訴案件，做出不起訴決定的前提首先是犯罪行為確實存在，其次是因情節輕微、依法不需要判刑或免除刑罰。從法定不起訴中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情況來看，既然違法行為存在便可以產生國家免責，那么以犯罪行為確實存在為前提的相對不起訴處理國家免責是必然的。

（三）存疑不起訴的國家賠償責任

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對存疑不起訴做出了規定，該條規定在法律實踐中是因證據不足所作的不起訴處理，對于此類案件，因刑法對犯罪采疑罪從無原則，在實踐中根據現有證據無法認定被逮捕人有罪的均應做出存疑不起訴處理，而國家賠償采用的是無罪羈押賠償原則，因此國家對于做存疑不起訴處理的被逮捕人是應該承擔賠償責任的。

二、捕后不起訴處理國家承擔賠償責任中存在的問題

（一）相關法律規定不完善導致賠償范圍有所縮小

實踐中不起訴的案件的類型多種多樣，除刑訴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法定不起訴情形外，還存在如根本沒有犯罪行為發生、犯罪行為非被羈押人所為、行為實施時是非法審查起訴時是合法等各種的情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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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法對這些情況并沒有明確規定如何引用法律條款做出處理，實踐中這些絕對不構成犯罪的情形部分引用刑訴法第十五條中“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規定來制作不起訴決定書。從法理上講在絕對不構成犯罪的情形下，不論做出批準逮捕的決定是否合法，被羈押人都是刑事訴訟中的受害人，應當獲得國家賠償，但如果不起訴決定書中引用了刑訴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國家賠償受理機關依據國賠法的免責條款，對申請國家賠償的受害人做出不予賠償的決定，實際是剝奪了受害人獲得賠償的權利，客觀上不符合國賠法的立法本意，也有違執法為民的法治理念。

（二）相對不起訴與存疑不起訴的界限不明確

相對不起訴與存疑不起訴二者從理論上很好區分，但在實踐中常出現相對不起訴與存疑不起訴競合的情況，如在一起故意傷害案中，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因瑣事發生沖突后拳腳相向，該嫌疑人的朋友甲在拉架的過程中采用抱摟被害人的方式來控制沖突升級，批捕部門對甲也批準逮捕，案件移送審查起訴時，甲作為同案犯一并移送檢察機關，但在起訴承辦人審查案件材料的過程中，發現本案中甲的行為欠缺主觀上故意的證據且甲是否有毆打被害人的行為的證據也沒有提取到，但是其行為客觀上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幫助，該案最終引用了刑訴法中相對不起訴條款，認為甲的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對甲做出了不起訴決定。但本案因沒有提取到甲是否有毆打被害人的行為的證據，同樣可以引用存疑不起訴的條款做出不起訴決定。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相對不起訴與存疑不起訴二者的界限有時不明確，可能會出現因各承辦人對同樣案件處理結果引用條款的不一致而導致同樣的被羈押人是否能夠得到國家賠償的結果不同。如上述情況頻繁出現，有可能影響國家檢察機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三、對相關問題的對策及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律規定

首先，當前我國刑訴法中對于在審查起訴階段絕對不構成犯罪的情況如何處理并沒有做出相關規定，于是在檢察機關公訴部門的承辦人就只能按照現有法律規定的情形引用法條制作文書，使一些絕對不構成犯罪的案件適用了法定不起訴的條款進行處理，而導致本應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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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的受害人缺乏取得國家賠償的法律文書材料支持而得不到賠償。因此，刑訴法應進一步完善對于絕對不構成犯罪的情形在審查起訴階段的處理規定，由此為公訴人員辦案提供法律適用條款，也為刑事司法中的受害人提供獲得國家賠償的充分法律依據。其次，對于實踐中做出相對不起訴與存疑不起訴的各類案件做出總結歸納，從中提取案件的共性特征做出相關規定，以統一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做不起訴決定的依據，避免出現同類案件不同處理的情況導致的同種被羈押人獲得國家賠償與否的結果不同。

（二）加強捕前審查力度

檢察機關是逮捕措施的決定機關之一，多數刑事案件在移送審查起訴前都需經過檢察機關的逮捕決定，因此捕后如做出不起訴處理，無論批準逮捕機關做出的逮捕決定是否合法、正確，產生的國家賠償責任風險都需檢察機關來承擔。

新刑訴法對逮捕的適用條件進行了細化規定，因此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時有了更加明確具體的標準，在審查逮捕的過程中，批捕案件承辦人應當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在對案件整體進行審查的過程中，特別注意對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的評價，對于可捕可不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采取其他強制措施可以保證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且能夠避免社會危害行為的再次發生的，盡量不予逮捕。

（三）轉變辦案觀念

刑事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職責是嚴厲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打擊犯罪是刑事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首要任務，因此辦案人員習慣本著打擊犯罪的宗旨對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以防止犯罪再次發生。但因長期以來我國刑事訴訟中存在的這種重打擊犯罪、輕保護人權，重社會整體利益、輕個人自身權利的價值觀念，導致刑事司法中對嫌疑人人身自由權的忽視，對逮捕必要性判斷的忽視，“以羈代偵”、“以捕代審”的現象經常存在。因此檢察機關辦案人員的價值觀念應該有所轉變，需兼顧打擊犯罪與人權保護，對于無羈押必要性的嫌疑人可不采取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在保證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同時也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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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刑事賠償的范圍取決于國家的法治狀況、經濟條件以及在實踐中刑事司法侵權數量等條件，在我國目前的環境下，捕后做不起訴的處理能夠獲得國家賠償的只有存疑不起訴的情形，這是在我國現有國情下做出的規定，但實踐中由于做出不起訴處理案件的實質情況不盡相同，在對被逮捕人做出國家賠償決定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我國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還需要刑事司法機關，尤其是有批捕權的檢察機關辦案人員慎重批捕，盡量控制刑事司法侵權數量，將可能發生國家賠償責任的幾率降到最低。

注釋：

程權，趙景川，賴松齡.國家賠償——新國家賠償法解讀與適用.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115.156.112.------------最新【精品】范文

第二篇：淺談行政不作為違法國家賠償責任

淺談行政不作為的國家賠償責任

姓名：吳越夢 學號：1304060072

一、項目研究意義

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從方式上表現為行政作為與行政不作為。行政不作為是相對于行政作為的，在行政行為理論體系中與行政作為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意義。行政不作為以不履行行政作為義務為主要特征。由于行政主體以不作為方式表現出來的違法行政行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已以相當明顯的態勢凸顯出來，因此由行政不作為引起的國家賠償責任也成為近年來行政法學界和司法實踐中較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二、項目簡介

行政不作為是相當于行政作為而言的一種行政行為，其與違法的行政作為行為一樣，會侵犯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近些年來，我國食品、藥品、工礦等安全事故頻發，大都涉及政府不作為、拖延作為或未盡到合理注意義務等問題。

然而，我們很難從我國的幾個基本的行政法律中找到對行政不作為的涵義的準確界定及對其國家賠償責任具體而明確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行政不作為國家賠償責任制度的建立，同時也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對于究竟什么是行政不作為、行政不作為給權利主體造成的損害，國家應否賠償、如何賠償，成為法無明文，使得行政賠償理論不夠完善。盡管在行政法學界，已有很多學者主張國家應對行政不作為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但在理論上，對于行政不作為的界定、行政不作為國家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等方面的闡釋還顯得不夠。

三、正文

（一）行政不作為之界定

對于行政不作為之界定，目前理論界還沒有形成一致的觀點。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第一，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有某種作為的法定義務，并且具有作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為的行為，其后果表現為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未依法應作為行為，因而必定是違法的；第二，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負有某種法定的作為義務，在應當為之且可能為之的情況下，卻拒絕履行的一種行為方式；第三，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依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的合法申請，應當履行相應的法定職責，卻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一種行為方式；第四，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依行政相對人的合法申請應當履行能履行相應的法定職責，但卻不履行的行為形式。

綜上所訴，基本上都是從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兩者關系的角度出發來界定行政不作為的，這些概的價值取向是以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為核心的。但我認為，這樣的認識是有所偏漏的。在實際案例中，也出現過不作為行為使行政相對人獲得不當利益而使國家利益受損的情形。我國臺灣所修訂的《行政訴訟法》就針對這種情形增加了維護公益訴訟的有關規定。

所以，我認為行政不作為應這樣界定：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及行政公務人員在其所屬的職責權限范圍內，負有積極實施法定為義務而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內應當作為也可能作為的情況下而實質不為的違法行為。

（二）行政不作為國家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

并非所有的行政不作為最終都在實際上引起國家賠償責任，對行政不作為國家賠償責任的認定也應有嚴格的限制，只有具備一定的構成要件，國家才承擔賠償責任，這是行政不作為國家賠償責任的核心問題。行政不作為導致國家賠償的構成要件主要可以從以下方面論述：

1、行政不作為客觀存在

行政不作為客觀存在是行政不作為國家賠償責任的前提要件，行政不作為被行政復議機關的復議決定和人民法院的行政判決確認違法是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的首要條件。行政不作為在現實中的表現形式可能不盡相同，但若是給相對人的利益造成了損害，并且之間有因果關系，那么在相應的范圍內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2、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

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及相關法理，這里所指的“損害”應當符合以下條件：首先，這種“損害”作為行政不作為產生的一種法律后果，是一種客觀的損害，不僅包括已經發生并實際存在的既得利益的“直接損失”，也應當包括現在還未發生但將來不可避免要發生的可得利益的“間接損失”。對一定范圍內的“間接損失”予以賠償，是世界大多數國家賠償法公認的原則。對于行政不作為導致的將來可能發生亦可能不發生的不確定狀態的“損害”，不屬于客觀的“損害”，國家不應承擔賠償責任.其次，行政不作為導致的“損害”必須針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而發生，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護。

3、行政不作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一定的因果關系，是任何一種歸責原則下都應具備的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行政不作為的因果關系是連接責任主體和損害事實的紐帶，是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的基礎與前提。如果行政不作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國家就不應承擔賠償責任。因此，行政不作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認定行政不作為國家賠償責任的決定性條件。

行政不作為賠償中的因果關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直接因果關系。行政不作為不一定導致損害的發生或者擴大，但沒有行政不作為，該損害必定不會發生或者擴大。只要行政主體的法定作為義務是為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而設置的，行政主體沒有履行該義務而造成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損害，該行政不作為即構成行政侵權行為，它與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損害之間就存在因果關系。這樣，就為國家對行政不作為負賠償責任的因果關系的認定開辟了道路，就有利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請求賠償，并促使行政主體積極地履行法定職責。

四、參考文獻

1、朱新力《論行政不作為違法》 法學研究

2、黃志強《行政不作為相關法律問題探析》

3、王鑒輝：《行政不作為違法的國家賠償責任研究》

第三篇：簡論證據不足不起訴

●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原則是證據不足不起訴的法理基礎

●證據不足不起訴的實體要件是案件的證據達不到起訴所必須具備的證明標準的要求

●補充偵查是證據不足不起訴的程序條件

●對于證據不足不起訴案件的賠償責任，應分別情況區別對待

一、證據不足不起訴的含義及訴訟價值

證據不足不起訴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典所確立的一種不起訴類型，它同法定不起訴和酌定不起訴一同構成我國的不起訴制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四款規定：“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原則是證據不足不起訴的法理基礎。根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無罪推定是指：“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當視為無罪。”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了“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對于經兩次補充偵查證據仍然不足的案件及時作出不起訴決定，能夠使公安司法機關從積案中擺脫出來，這也體現了不起訴的訴訟效益價值。

與無罪推定直接聯系的是證明責任問題。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原則，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責任，證明責任嚴格地由控訴方承擔。如果證據不充分，事實不清楚，使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處于不能證實的懸疑狀態，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

二、證據不足的界定標準

（一）證據不足不起訴的實體要件

證據不足不起訴的實體要件是案件的證據達不到起訴所必須具備的證明標準的要求。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的規定，檢察機關決定提起公訴的案件必須具備：“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

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八十六條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四款所規定的“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作了解釋。也就是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證據不足，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犯罪：

1.據以定罪的證據存在疑問，無法查證屬實。當然這種疑問或者是根據常識推斷出來的，或者是根據其他證據事實而形成的，即應當是合理的懷疑，而不是無根據的懷疑。

2.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缺乏必要的證據予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三種作用：一是確認存在犯罪；二是將此罪與彼罪區分開來；三是衡量罪輕罪重。缺乏確認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必要的證據的，應當被認為是證據不足。這種缺乏還包括因取證行為嚴重違法而導致證據被排除使用所造成的證據欠缺。

3.據以定罪的證據之間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據以定罪的證據之間存在矛盾，必然造成疑罪，應當本著“罪疑從無”的原則作出不起訴決定。

4.根據證據得出的結論具有其他可能性。這主要指犯罪人是誰而言。

（二）證據不足不起訴的程序要件

補充偵查是證據不足不起訴的法定條件。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部門在審查起訴中發現案件證據不足時，不能徑行作出不起訴決定，應當退回補充偵查，補偵是證據不足不起訴的必要條件。退回補充偵查的次數以兩次為限。

三、證據不足不起訴與刑事賠償問題

從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的三類情況來看，酌定不起訴是在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前提下作出的一種終止訴訟的決定，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對此意見比較一致，但對證據不足不起訴，國家是否承擔賠償責任，意見卻不一致。我們認為，檢察機關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四款規定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國家是否承擔賠償責任，應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區分刑事案件具體情況，分別對待。

根據法律規定，刑事賠償的前提條件是：遭受錯誤羈押即被錯誤拘留和錯誤逮捕；或者雖未被羈押，但司法人員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實施刑訊逼供或者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毆打等暴力行為致使犯罪嫌疑人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此外，對于財產被錯誤查封扣押造成財產損失或滅失的，也應給予賠償。據此，針對證據不足不起訴決定所提起的賠償請求必須首先存在錯誤逮捕的情況。

這里必須明確的是，逮捕的證據要求和起訴時的證據要求是顯然不同的。絕大多數刑事案件在采取逮捕措施后需要進一步偵查取證才能滿足起訴時的證據要求，逮捕錯誤的案件必定不能提起公訴，但逮捕正確并不意味著該案一定能夠提起公訴，能否起訴，關鍵看證據收集的情況，不能以該案在后來的審查起訴階段作出了證據不足不起訴這種結果來反推偵查階段的逮捕一定錯了。

此外，我們還須注意到一個事實，對于證據不足不起訴是否應當對被不起訴人進行刑事賠償問題，我國的國家賠償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相應規定存在矛盾。由于國家賠償法頒布在先，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后，新的刑事訴訟法對逮捕條件作了實質性修改，批捕條件已較原刑事訴訟法放寬，即從“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放寬到“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而按照國家賠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應予賠償，因而容易將賠償條件理解成“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已經查證屬實”。在把握逮捕這一條件時，應當注意有證據證明與證據充分是有區別的，前者的證明程度顯然低于后者。國家立法機關應適時地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關于逮捕的條件，重新修正或重新解釋有關錯捕賠償的規定。因為檢察機關按照刑訴法規定的“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逮捕條件批捕的，即使后來出現證據不足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的情況，也不承擔錯捕的刑事賠償責任。

當然，如果經過審查起訴階段的審查表明，逮捕是在沒有證據或偽證情況下作出的，逮捕顯然是錯誤的，對此，檢察機關在作出證據不足不起訴決定后，國家應負賠償責任，作出批準逮捕決定的人民檢察院為賠償義務機關。

第四篇：不起訴制度研究（本站推薦）

刑事不起訴制度是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新《刑事訴訟法》對不起訴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在新的修正案中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廢除了檢察機關的免予起訴權，取而代之以擴大了范圍的不起訴制度，使我國在法治化進程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設置上的一些失誤以及在具體操作中的偏差，刑事不起訴制度的內在價值無法得到充分的實現。因此，我們有

必要對刑事不起訴制度作深入的探究，充分認識這一制度的重大意義，同時檢討現行的不起訴制度的缺陷，以期對立法和司法實踐有所幫助。

一、我國不起訴制度的現狀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于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刑事訴訟法做了重要補充和修改。擴大了檢查機關不起訴的職權范圍，取消了免予起訴制度。這樣的規定是由于免予起訴制度違反了公檢法三機關分工合作負責的原則，特別是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案件，從立案到結案都由檢察機關一家承辦，缺少制約機制，不利于保護公民的權利，也違背訴訟公開、公正、民主的原則。與此同時，新的不起訴制度的實行，對檢察機關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刑事訴訟法對不起訴的種類和條件、不起訴決定書的制作和送達以及對不起訴制度的制約和救濟做了規定，基本上形成了我國比較完善的不起訴制度的，這為不起訴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正確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但不起訴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運行仍存在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一）不起訴的概念

所謂不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的案件或者自行偵查終結的案件，經審查認為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節輕微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可免除刑罰的，以及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作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的一種處分決定。

（二）不起訴制度的本質

1．不起訴體現的是檢察機關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我國現行的不起訴制度的三種情況中除了絕對不起訴規定的六種情況（刑訴法第142條第一款和第15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從而排除了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外，在另兩種情形中（相對不起訴、存疑不起訴）檢察機關都擁有相當的自由裁量權。

審查起訴中的自由裁量，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沖突，主要是懲罰犯罪、維護秩序與訴訟經濟、以寬大方式實現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起訴法定原則，即只要符合起訴條件必須起訴，不容檢察機關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自由裁量的作法，有利于懲罰犯罪、維護秩序，但事無巨細一律起訴容易導致訴訟成本過高、案件積壓、效率低下，訴訟往往是不經濟的；容許檢察機關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自由裁量，則反之。如果裁量權范圍過大、權力行使中又缺乏節制，容易導致國家刑罰權在一些案件中難以得到落實，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往往不利于維護被害人的利益，滿足不了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懲罰犯罪人的愿望。因此正確理解不起訴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是保證其在實際的操作中發揮最大的作用的首要條件。

2．不起訴是檢察機關對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處分，而非實體上的處分

檢察機關對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訴的處分，表明檢察機關將不向法院請求進行審判，放棄對犯罪嫌疑人的控訴。實質上是檢察機關依其職權從程序上對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訴的處分，而非對案件進行實體處分。檢察機關的職能決定了其無權對案件進行實體處分，即檢察機關不能處分當事人的人身和財產。不起訴對案件程序上的處理，是基于對案件實體的認識，但并非實體上的處分，更不能是有罪處理。

3.不起訴意味著刑事訴訟程序的終止

根據“不告不理”原則，對未經起訴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審判。因此不起訴的處分決定就表明刑事訴訟將不會進入審判階段，阻斷了刑事審判的繼續進行，意味著刑事訴訟程序的終止。這也是不起訴決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4.不起訴終止訴訟的法律效力是相對的根據臺灣學者蔡墩銘、朱石炎的觀點，案件雖經不起訴處分，無非追訴權之不行使而已，對于同一案件不過限制其再行起訴而已，該案之起訴權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失，遇有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原處分所憑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或所憑之證言，鑒定以證明其為虛偽，或所憑之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或參與偵查之檢察官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得再行起訴。〖1〗

因此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決的法律效力是有區別的，法院生效的實體判決，也意味著對訴訟案件程序上的終局性處理。而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顯然不具備既判力的法律效力。

二、不起訴制度的價值

（一）不起訴制度符合刑罰個別化和輕刑化的刑事政策。

現代刑法，尤其在二戰以后，由于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觀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響，開始注重刑罰的教育

功能，強調教育改造，更加重視一般預防，在采取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時，采取刑罰個別化原則，探尋有無懲罰的必要。西方各國戰后大都實行過所謂“非刑事化政策”，即對犯罪行為不一定均需訴諸法院而適用刑罰，可以采用保安處分、社會監督等其他手段來代替 〖2〗。刑訴制度應反映和體現刑法思想。戰后的現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訴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

性。在起訴程序中賦予檢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就是這種思想在刑訴制度上的體現。

（二）不起訴制度有利于經濟合理使用司法資源。

現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實現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訴訟經濟。西方經濟分析法學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納認為，法律程序在運作過程中會耗費大量的經濟資源，為了提高司法活動的經濟效益，應當將最大限度地減少這種經濟資源的耗費作為對法律程序進行評價的一項基本價值標準，并在具體的司法活動中實現這一目標。〖3〗這就是說，法律程序應盡力縮小訴訟成本，而達到最大化收益。不起訴是檢察官在審查起訴后對刑事案件進行審查“過濾”的結果，人民檢察院根據刑事案件具體情況靈活處理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權，使得一些構成刑事犯罪但罪行較輕，依法可以免除處罰的刑事案件，不需要經過法院審判而在審查起訴階段就能終止訴訟，從而簡化刑事訴訟程序，減輕了訟累，節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資源，提高了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

（三）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1．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現代刑事訴訟制度越來越注重保護當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盡力避免他們的合法權益在刑事訴訟中受到侵害。對于不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來講，盡早使之脫離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樊籬，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訴正是適時地終止了刑事訴訟，從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4〗

2.對被害人來講，不起訴終止了對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確的不起訴并不損害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因為，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是以追究名符其實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為前提，與此同時，對應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訴決定，法律允許被害人有權申訴或直接向法院起訴決定，這就從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三、現行不起訴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一）新《刑事訴訟法》對不起訴制度的規定是對我國公訴制度進行的重大改革，具體明確了不起訴的適用條件，其所產生作用和具有的意義是積極的、不容置疑的，但不起訴制度也非盡善盡美，隨著司法的實踐，其不足逐漸暴露出來。

1.在審查起訴中發現類似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檢察機關無公訴權，對這樣的案件應作出絕對不起訴處理來終止公訴的程序為宜。但由于刑訴法第15條規定的情形與實際情況不盡吻合，因此，檢察機關在作絕對不起訴決定時往往在法律的具體適用上無所適從。

2.在審查起訴中發現人民法院對案件沒有管轄權或者案件曾經生效判決確定的，對這兩類案件不能作出不起訴決定，而只能退回移送審查起訴的機關或部門，從而形成程序倒流。

3.在審查起訴中發現犯罪嫌疑人不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情形，而屬于完全無辜，既無犯罪行為也無違法行為的，只能將案件退回公安機關處理，而不能作出不起訴決定。

（二）、賦予人民檢察院的起訴裁量權過小，抑制起訴便宜主義功效的發揮。

在我國現行的刑事不起訴制度中，人民檢察院在作出不起訴時受到兩方面的制約：一是法律嚴格限制相對不起訴的條件，強調相對不起訴的案件必須“犯罪情節輕微”；二是賦予被害人自訴權，“對人民檢察院維持不起訴決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被害人也可以不經申訴，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這兩方面制約雖對遏制濫用起訴裁量權的傾向具有積極意義，但其又是以壓縮檢察機關本就有限的自由裁量權為代價的，特別是后一制約措施，賦予被害人自訴權，允許被害人不受不起訴決定法律效力的約束而轉訴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最后決定是否給予實體處罰。這又使法院成為不起訴決定有無實際效力的最終裁決者，使法院審判成了最終解決的唯一途徑。這無疑有異于法律賦予人民檢察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之本意，也使不起訴制度的立法所追求的訴訟經濟原則大打折扣。

四、不起訴制度的完善

針對上列司法實踐中所暴露和反映出的種種問題，我認為，完善不起訴制度，可以做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進一步充實和完善不起訴的適用條件，充分發揮不起訴制度的功能。

現行不起訴適用條件所存缺陷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結果。這之中，既有認識問題，也有立法技術的問題。因此要完善不起訴的適用條件，在宏觀上首先必須解決好兩方面問題：

1.不起訴適用條件的圈定應充分體現不起訴只具有終止公訴程序效力而沒有確定犯罪的實體效力這一實質性效能，理順并保證不起訴適用條件與不起訴實質效能的對應和協調關系。

2.不起訴適用條件應全面包容和體現司法實踐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各種情形，不能因為某種情形在實踐中僅僅是可能或出現的可能性較小而予以舍去。

（二）應擴大不起訴的范圍，擴大檢察院的自由裁量權。

1．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看，檢察機關自由裁量權適用的案件范圍只限于“犯罪情節輕微”的案件。〖5〗犯罪情節分定罪情節和量刑情節兩種，前者為決定犯罪性質的情節；后者為決定犯罪性質的基本事實之外的、影響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的事實情況，它不決定犯罪的性質，但影響量刑的輕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犯罪情節”應理解為“量刑情節”。量刑情節又可分為四種情形，即情節輕微、情節較輕、情節嚴重或者情節惡劣、情節特別嚴重或者情節特別惡劣。只有情節輕微的案件，檢察機關才能適用自由裁量權。

2.裁量不起訴不僅限于考慮量刑情節，也應考慮案件性質，對于特定性質的犯罪，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權。如除犯罪情節輕微的案件，允許自由裁量作出不起訴決定外，對于情節較輕的過失犯罪，也應允許在綜合權衡的基礎上決定不起訴。

3.檢察機關在聽證后作出不起訴決定，應當及時書面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檢察機關的決定，可以在規定的期限內向上級檢察機關申請復議。上一級檢察機關收到復議申請后，應當在規定的期限內進行審查，如認為請求有理的，作出撤銷不起訴決定，并要求下一級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如認為被害人的申請不當的，作出駁回被害人的申請。被害人對于上一級檢察機關的駁回申請不服的，才可以在規定的期限內申請法院裁決，法院進行審查后裁定是否由檢察機關起訴，而不是直接接受被害人等的直接起訴，這體現了對被害人的利益和愿望慎重對待的態度，也對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予以適當尊重。〖6〗

五、完善不起訴的監督制約機制。

召開不起訴聽證會制度，加強不起訴的監督，防止不起訴權的濫用。

（一）召開聽證會的范圍可定位于：

1.有爭議的案件，特別是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對案件的定性，認識不一致的案件。

2.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的案件。

3.當事人提出需召開聽證會的案件。

4.其它需要召開聽證會的案件。

對于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當事人對案件無爭議，以及符合《刑法》第37條規定的案件不用召開聽證會，可直接做出不起訴決定。

（二）不起訴書備案制度。

不起訴書下達后，3日內送交上級檢察機關備案，以便上級隨時抽查，如發現不起訴決定確有錯誤，可以予以糾正。

（三）充分保障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不起訴案件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訴，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承辦人應及時將案件材料轉交受案單位。

總之，隨著我國刑事不起訴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必將對經濟訴訟，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司法公正起著積極的作用。

第五篇：不起訴決定申請書

不起訴決定申請書

不起訴決定申請書一：不起訴決定申請書

申請人(王x的父親)：王xx，男，漢族，20XX年3月5日出生，重慶市忠縣人，務農，住忠縣xx鄉插花村4組。身份證號碼：512223196703xxx439。聯系電話：15095xxx583。

被申請人：王x，男，漢族，20XX年7月20日出生，重慶市忠縣人，未成年人，住忠縣xx鄉插花村4組。現羈押于豐都縣看守所。

請求事項：請求豐都縣人民檢察院依法對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不起訴決定。

事實和理由：嫌疑人王x于20XX年3月21日豐都縣公安局以其涉嫌搶劫罪將其刑事拘留，20XX年4月21日被貴院批準由豐都縣公安局執行了逮捕。現豐都縣公安局已經將此案移送貴院審查起訴。現我要求貴院對王x作出不起訴決定。其理由如下：

1、嫌疑人王x是未成年人，是初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犯罪，也沒有主管犯罪的惡意，比如，他找同學拿了50元，還退還了他同學45元；

2、嫌疑人王x原來在忠縣廟埡小學、拔山中學讀書，表現很好，經常參加集體活動，而且還獲得獎品，也就是說他人本質并不壞。后到豐都縣xx鎮中學校讀書，該學校接收后讀了近2個月，就不讓他讀書，強行將其引出教室，才導致這樣的不良習慣；

3、王x現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要求讀書，給他一個學習改造的機會；

4、我們家長愿意加強對王x的教育管理，負起監護責任，讓他成人成才，不危害社會；

5、王x的行為情節不嚴重，并沒有造成其他同學身體傷害或不敢上學。而且他并沒有到社會上強行要錢，也不是伙同其他人強行要錢，其行為社會危害性不大。

6、我們家長積極賠償了損失，有部分損失我們家長找學校、派出所要求賠償給其他學生，他們拒不接受。

綜上所述事實和理由，犯罪嫌疑人王x的行為及其輕微，社會危害不大，是初犯，又積極認錯，悔改。根據我國《刑法》第61條、《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42條，《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4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2條、第20條等的相關規定，請求豐都縣人民檢查院依法、及時對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不起訴決定。

此致

豐都縣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王XX

>不起訴決定申請書二：不予起訴申請書>>（1421字）

申請人：劉洪濤 北京市凱泰律師事務所律師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88號SOHO現代城D-1708

電話：***

案由：申請人因XXX人民檢察院對陳X涉嫌故意傷害致死案審查起訴一案，提出以下申請：

請求目的：

對陳X涉嫌故意傷害致死案做不予起訴陳X的決定。

事實和理由：

申請人受故意傷害致死案嫌疑人陳X和其父親(法定監護人)委托為陳偉的辯護人，經過查閱查閱XXX公安局對本案的《起訴意見書》和本案法醫鑒定《四川華西醫學鑒定中心法醫病理學報告》(法會20XX-287)，以及會見嫌疑人陳X，和調查了解了部分知情人員；現提出以下辯護意見做為對申請不予起訴陳X的事實和理由。

一、據陳X供述，因陳X于20XX年9月8日被鐘XX毆打，鄧XX(本案另一嫌疑人)等就自發到何XX家門口找鐘XX為陳X說理。陳X并沒有召集他們去打本案受害人何XX，那時陳偉根本不認識何XX，完全不可能召集人去打受害人。受害人出來是跟鄧XX爭吵，陳X并沒有和受害人爭吵，受害人是和鄧XX扭在一起，陳X并沒有和受害人扭在一起，反而是想勸架，更是沒有任何毆打受害人的行為。XXX公安局對本案的《起訴意見書》對是誰與受害人爭吵和扭在一起描述不清，是誰如何毆打受害人的什么部位和將其打死更是描述不清。

二、據本案法醫鑒定《四川華西醫學鑒定中心法醫病理學報告》(法會20XX-287)，沒有任何受害人任何部位有被毆打致使紅腫淤血和其他被毆打外傷的描述與鑒定結論，因此認定陳X有對受害人進行毆打的關鍵證據沒有，此對此不能構成陳X有對受害人故意傷害的客觀行為的證據鎖鏈，對陳X涉嫌故意傷害的證據明顯不足。

三、法醫鑒定《四川華西醫學鑒定中心法醫病理學報告》(法會20XX-287)認為受害人與人爭吵和肢體接觸是死亡的促進因素是不客觀的；受害人與人爭吵和肢體接觸只是XXX公安局送檢時的描述，該法醫鑒定不能認定受害人與人爭吵的事實，尸檢上也沒有受害人與嫌疑人肢體接觸的痕跡描述，當然也不能認定有肢體接觸。而且假如有爭吵和肢體接觸的事實，法醫也因在該情形導致受害人有什么樣的生理變化，特別是有什么樣的病理變化的基礎上才能認定是否該情形促進了被害人死亡，而該法醫鑒定并沒有這些生理病理理由依據。根據常識很容易理解與人爭吵和肢體接觸一般是不可能致人死亡的，受害人的原有疾病和飲導致而心源性猝死是無疑的死亡原因。

四、就算與人爭吵和肢體接觸是死亡的促進因素，顯然爭吵不屬于故意傷害；肢體接觸也不一定是毆打，所以肢體接觸與故意傷害是兩個概念。本案當時除了嫌疑人與受害人有肢體接觸外，受害人的兒媳張XX、120搶救的醫生等都有和受害人都有肢體接觸，根據XXX公安局的意見豈不是他們都要涉嫌被追究對受害人故意傷害致死的刑事責任。

綜上所述，申請人認為本案起訴嫌疑人陳X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且該嫌疑人案發時不滿16周歲，且故意傷害致死的認定和量刑的刑級很高，因此在本案的事實和證據都模糊的情況下起訴和追究依法陳X本不應有的刑事責任，對陳X是很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種將影響他一生的一種傷害。申請人也了解到受害人的家庭背景和在XX縣的關系網與影響力，以及政府部門人員與領導對司法機關工作的干涉與影響，希望你處能盡力保持司法的獨立與公正；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對嫌疑人陳X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以維護陳X的合法權利和維護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社會秩序。

此致

XXX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劉洪濤

20XX-11-3

>不起訴決定申請書三：附條件不起訴申請書>>（1206字）

尊敬的公訴人:

我受受北京市XX律師事務所指派，擔任被告人李某某審查起訴階段的辯護人，依法為其辯護。辯護人詳細地查閱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會見了被告人，對本案有了比較全面、客觀的了解，辯護人認為被告人李某某在本案中具備以下法定、酌定從輕、減輕情節。根據本案事實，從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出發，建議對被告人李某某作出予以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理由如下:

一、李某某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

被告人李某某系未成年人犯罪。根據《刑法》第十四條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依法從輕、減輕處罰。被告人李某某出生于20XX年6月29日，在20XX年10月份作案時，才16周歲，系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這是我國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處理的基本方針。對于未成年人犯罪，處罰只是手段，教育保護才是目的。

因此，李某某屬于未成年人犯罪，符合法定從輕、減輕的條件。

二、李某某具有酌定從輕情節

被告人李某某是初犯、犯罪主觀惡性不深，且被告人李某某歸案后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沒有拒絕、阻礙、抗拒、逃跑的行為。無翻供表現，認罪、悔罪態度較好。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九條，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辯護人認為:被告人李某某的認罪態度完全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三、李某某具有立功表現

李某某歸案后，除了如實供述自己的罪刑外，還帶領公安人員前往同案犯王某某的家中。因王某某在與李某某交往時，一直使用的假名，如果李某某不帶領公安人員找到王某某的家中，查實其真實姓名的話，王某某很難被抓獲。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分子到案后，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另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

五、關于“協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體認定: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為之一，使司法機關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屬于《解釋》第五條規定的“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3.帶領偵查人員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4.提供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聯絡方式、藏匿地址的。”根據上述規定，辯護人認為，李某某符合立功的條件，應認定為立功。

綜上，鑒于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是初犯且到案后認罪態度較好，主觀惡性小，對社會造成的危害較小，且有立功表現，根據我國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處罰采取能輕則輕，能減則減，能免則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對未成年限制人身自由的原則，及《刑事訴訟法》271條之規定，建議對被告人李某某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

此致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

辯護人:王律師

20XX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