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長征時期黨的民族政策及現實啟示

[論文關鍵詞]長征；民族政策；現實啟示

[論文摘要]紅軍長征經過的大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為了正確而妥善地解決民族問題，黨和紅軍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為紅軍長征的勝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礎。紅軍長征時期黨的民族政策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下為我們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提供寶貴的借鑒和深刻的啟示。

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為戰略大轉移而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中，紅軍轉戰十幾個省，路經苗、瑤、侗、布依、土家、白、納西、彝、藏、羌、回等少數民族聚居和雜居地區，民族問題成為當時黨和紅軍面臨的一個極為嚴峻的問題。為正確而妥善地解決民族問題，黨和紅軍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為紅軍長征的勝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礎。研究紅軍長征時期黨的民族政策，總結其歷史經驗，是繼承和發揚紅軍長征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時也能為我們做好當前的民族工作提供寶貴的借鑒和深刻的啟示。

紅軍長征時經過的十多個少數民族地區普遍比較落后，與漢族地區相比，地廣人稀，生產力水平低下；尤其是聚居在四川涼山地區的彝族還處于奴隸制階段；川、康、滇、甘一帶的藏民二、三十戶人家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跡罕見的高山頂上，每家每戶自給自足，幾乎與世隔絕；少數民族在政治上毫無地位，經濟上沒有保障。造成這些地區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歷代反動統治者及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歧視和壓迫少數民族的反動民族政策，導致了少數民族與漢族間的對立和仇恨，這就限制了少數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使少數民族地區長期以來十分落后和閉塞。這種落后的狀況給經過該地區的紅軍隊伍不僅帶來了補充給養等經濟方面的困難，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國民黨政府利用民族矛盾進行了大量的反共宣傳，如“殺人放火”、“搶劫財產”、“共產共妻”等，使長期與外界隔絕的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受不到共產黨的影響，不了解共產黨的主張和民族政策，從而對紅軍產生恐懼、戒備甚至敵視的心理，給經過該地區的紅軍造成了極大困難，并且這種困難遠遠超過了經濟上的困難。因而，宣傳和執行黨的民族政策，使少數民族的人民盡快地認識和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政策，并從本質上認識工農紅軍和國民黨軍隊的不同，就成為工農紅軍能否順利通過該地區的關鍵。長征路上，黨和紅軍長期、廣泛地與少數民族接觸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這就給黨和紅軍提出了一個復雜而緊迫的新問題，即如何加強民族工作，打破統治階級造成的民族隔閡，團結各族人民，共同對敵，從而順利完成戰略轉移。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好，長征的勝利及黨和紅軍的前途就難以想象。因此，黨和紅軍在長征中確定戰略方針時，都把“爭取少數民族”作為一項突出的內容并充分認識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在長征的整個過程中，黨始終高度重視民族問題，運用馬列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結合我國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把民族問題作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來解決，獨創性地制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并努力實踐。綜而言之，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empirenews.page--]

一、宣傳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消除民族隔閡

針對國民黨政府和地方反動軍閥推行民族壓迫剝削政策、少數民族備受歧視和壓迫的嚴酷現實，黨和紅軍堅決主張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視和壓迫。1934年11月，中央紅軍途經桂北少數民族聚居區時，總政治部發布了《關于對苗瑤民族的口號》，強調“共產黨是主張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1935年1月，針對云貴川三省多民族的特點，發布了《關于爭取少數民族的批示》《注意爭取彝民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文告，大力宣傳民族團結、民族平等：“不論漢族、苗族、布依族，不論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經濟上，苗人、侗人和漢人有同樣的權利”；“嚴厲的反對輕視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的愚蠢偏見”。1935年8月，在《八一宣言》和《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等文件中，黨嚴正申明：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的中華蘇維埃。

長征途中，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僅帶頭執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而且留下了許多動人的事例，如：1934年底毛澤東同志在貴州劍河縣遇到一位因饑寒交迫倒在路旁的苗族老人，他毫不猶豫地把自己身上的毛線衣和有限的糧食送給了老人；1935年春在大涼山彝民區，劉伯承同志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為兄弟，消除了彝民對紅軍的猜忌，取得了彝民對紅軍的信任與支持，使得紅軍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地區；1936年5月賀龍同志親臨云南省最大的喇嘛寺——歸化寺向藏族僧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并贈送“興盛番族”四個大字的紅綢錦幛一幅，還與藏民一起參加了“跳神”活動??通過廣泛的宣傳，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使各族同胞深受感動，民族隔閡逐漸消除。

二、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實行宗教信仰自由

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在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和心理感情。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紅軍長征中團結和爭取少數民族理解和支持、共同進行革命斗爭的重要措施。長征中，總政治部發出訓令：“絕對尊重少數民族群眾的宗教、風俗、習慣，并將這些習慣向戰士說明。”1935年9月底，中央紅軍進入甘肅境內的回族地區，總政治部在《關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規定：“遵守回民風俗習慣，不準亂用回民器具。紅軍的模范紀律，是有重要和決定的意義，紅軍必須嚴格遵守頒布的對回民之三大禁條。三大禁條：禁止駐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葷；禁止破壞回文經典。”在語言文字方面，黨強調少數民族有“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提高文化、設立學校、人皆有人校讀書的權力”。同時，要求紅軍學習兄弟民族的語言文字，要求紅軍指戰員要會說幾句日常用語。另外，還編寫了少數民族與漢族語言文字對照表，供紅軍指戰員學習；經藏族地區時紅軍寫的標語口號，一般都用漢、藏兩種文字對照書寫。在回族地區，又明確提出：“保護回文，發展回民的文化教育，舉辦回民的報紙，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這些措施對促進少數民族教育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empirenews.page--] 我國的少數民族大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伊斯蘭教和喇嘛教在回族和藏族中具有相當廣泛的民族性和群眾性。我黨根據這一實際情況提出并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關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外，中華蘇維埃中央博巴政府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喇嘛和喇嘛寺暫行條例》也較為完整地陳述了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保證人民宗教信仰的絕對自由、保護喇嘛和喇嘛教等；嚴禁紅軍住經堂；禁止毀壞神像、污辱喇嘛。1936年4月，紅二、六軍團渡過金沙江來到中甸縣后，賀龍在寫給中甸的喇嘛寺——歸化寺中的八大“老僧”的信中說：“紅軍允許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對貴喇嘛寺所有僧侶生命財產絕對不加侵犯，并負責保護。”紅四方面軍經過藏族地區時，為保護一尼姑庵，李先念曾發布告：“此系合則覺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擾，此告。”紅四方面軍在爐霍縣為保護白利喇嘛寺在布告上也寫到：“查白利喇嘛寺聯合紅軍共同興番滅敵，應予保護，任何部門不得侵擾，違者嚴辦。”這些做法加深了紅軍與各民族間的感情，增進了民族團結，使紅軍受到了各族群眾的擁護和歡迎。

三、幫助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和武裝。實行自治

紅軍每到一地都要發動群眾起來建立政權，與國民黨反動派作堅決的斗爭；在途經少數民族地區時，幫助少數民族建立自治政權。如：在貴州，幫助苗族群眾建立蘇維埃制度的自治區域；在四川，建立了冕寧縣彝漢人民聯合政權、羌族蘇維埃、藏族人民政府、藏族**任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博巴自治政府；在陜、甘、寧地區也建有回民自治政府等。除了幫助各少數民族建立革命政權，黨和紅軍還幫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武裝。黨在《關于瑤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則指導》中指出：“苗瑤人民有權利組織自己的工農紅軍或人民革命軍。”在《告康藏民眾革命的斗爭綱領》中指出：“必須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因此，康藏民眾必須武裝起來，組織赤色的游擊隊、自衛隊、人民革命軍，以便與反革命進行武裝斗爭，鞏固革命政權、鎮壓反革命活動。”為此，紅軍將繳獲的槍支、彈藥和糧食、衣物等大量物品送給少數民族，幫助他們建立自衛組織，如各種游擊隊、民族自衛隊、獨立團及各種抗捐軍、農民協會、婦救會、兒童團等革命團體。紅軍離開后，少數民族武裝堅持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他們的活動牽制了敵人的力量，配合了紅軍北上，并為以后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1][2][3]下一頁 紅軍長征進入少數民族地區后，根據少數民族地區歷史、社會和經濟狀況，黨為謀求切實解決中華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進行了艱苦的實踐及相應的理論、政策探索和創造。在長征初紅軍總政治部頒發的《關于對苗瑤民的口號》中提出：“實行民族自決，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民自己解決；苗民的首領由苗人自己選舉。”在相繼的一些綱領、口號中，又進一步提出“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民族自決，組織自己的蘇維埃與紅軍，加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反對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方能爭取民族的解放。”1935年8月5日。“沙窩會議”根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面臨的形勢，在總結民族工作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強調：“鑒于少數民族中階級分化程度與社會發展的條件，我們不能到處把蘇維埃的方式去組織民族的政權。”“應將在少數民族地區從主要建立蘇維埃政權轉向成立民族自治政權。”1936年，隨著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貫徹執行，黨和中央政府在有關宣言、指示、決定中就民族自治問題進一步提出：“回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決，凡屬回民的區域，由回民建立自己的政權，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宗教、習慣、道德、教育以及其它一切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1936年8月，黨幫助成立了回族歷史上第一個縣級自治政權，陜甘寧省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實踐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拋棄了不僅不能達到激勵各族人民共同反對國內外敵人反而成為國內外敵人分裂我國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工具的實行聯邦制的口號，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堅決擁護和熱烈歡迎。[!--empirenews.page--]

四、爭取少數民族上層愛國人士，培養和使用少數民族干部

在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少數民族上層既有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一面，也有受到中外反動勢力壓迫的一面，并且由于民族和宗教的原因，他們在本民族中有著傳統的影響。針對這種情況，1935年5月，黨在《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指出：“估計到少數民族中階級分化程度與社會經濟發展條件，我們不能到處把蘇維埃的方式去組織民族的政權。在有些民族中，在斗爭開始的階段上，除少數上層分子外，還有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我黨對少數民族首領、代表人物和宗教上層人士采取了團結、爭取和教育的政策，如區別對待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土豪；一般不過早發動少數民族內部的階級斗爭；不沒收上層人士的土地財產；吸收他們參加民族自治和民族區域自治政府的工作，等等。

長征中黨的統戰政策及其實踐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少民族、宗教人士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紅軍、擁護革命、參加革命，出現了許多生動而感人的事例。如貴州鎮寧縣六馬地區布依族頭人陸瑞光熱情護送紅軍過境而于1937年英勇就義；松潘羌族世襲土司安登榜放棄土司地位和家業參加紅軍；中甸歸化寺“八大老僧”、定鄉桑披喇嘛寺**納瓜等幫助紅軍籌糧并贈給糧食物品等等。這些都生動地證明了黨的民族統戰政策的正確和實施的效果。

在紅軍長征的過程中，黨還始終把培養和使用少數民族干部看作是調節民族關系的中心環節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早在《關于爭取少數民族的指示》中黨就指出：“特別注意與培養他們自己的干部。”在《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黨強調“必須挑選一部分優良的苗民給以階級的與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們自己的干部。”1936年5月24日，紅軍的《總政治部關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現在各部隊及地方機關的回民同志，應當盡量集中到各政治機關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強對他們的培養，造成強有力的回民領導干部。同時從工作中、斗爭中提拔和培養回民的新干部。”以上決議和指示指導紅軍動員和吸收了少數民族中的優秀分子加入到紅軍中來，并通過訓練和培養，把他們造就成強有力的少數民族領導干部。這些少數民族干部為長征的最后勝利和中華各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非常可貴的貢獻。

紅軍長征時期黨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貫徹執行獲得了各少數民族廣大群眾及上層人士的支持和擁護，為紅軍順利通過民族地區、實現戰略大轉移以及推動民族地區革命運動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可以說，正確的民族政策是紅軍長征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紅軍長征時期黨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實踐對新時期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仍有著深刻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一)民族工作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全局的一項重大工作；正確處理民族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也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回顧紅軍長征的光輝歷程，我們可以看到，黨和紅軍自始自終將民族問題放在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紅軍總政治部在《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野戰軍今后的機動和戰斗，都密切的關聯著爭取少數民族的問題，這個問題之解決對于實現我們的戰略任務有決定意義，因之各軍團政治部，必須立即把這個問題提到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8月，在毛兒蓋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黨對民族問題的認識又有深化，認為“爭取少數民族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蘇維埃政府領導之下，對于中國革命勝利前途有決定的意義”。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56個民族，少數民族現有一億多人口，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民族工作始終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全局的一項重大工作。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對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更高的要求。正確處理民族問題，涉及我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各個方面。因此，我國的民族問題必須放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局中來解決，解決好民族問題又有利于推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empirenews.page--] 黨的領導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證。正確處理民族問題、切實做好民族工作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各級黨委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對民族工作的領導；要把民族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經常研究民族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制定政策措施，作出工作部署，并切實抓好落實。各級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不斷提高駕馭民族問題、民族工作的能力，不斷提高凝聚人心、維護團結、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要在工作中要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進一步改進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多為各族群眾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

(二)堅持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民族問題是一種社會現象。民族問題與民族的存在相伴生，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別存在，就有民族問題存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實現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具備了根本政治條件，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民族特點和民族差異、各民族在經濟文化發展上的差距將長期存在；對各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傳統、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心理認同等方面的差異，我們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能忽視它們的存在，對各民族在發展水平上的差距，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努力縮小和消除。在長征時期，我們的黨由于實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取得了各少數民族的支持和擁護。如紅軍所到之處，各族人民為紅軍當向導、翻譯、傳送情報、修路架橋、保護和安置傷員；為紅軍籌糧、運糧、提供肉類、蔬菜等食品；各族青年積極踴躍參加紅軍，為紅軍輸送了新生力量。所有這些使得紅軍在艱難、險惡的征途中得以生存、發展并繼續前進。堅持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是黨和人民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新世紀、新階段的民族工作必須把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作為主題。共同團結奮斗就是要把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上來，凝聚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來，凝聚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上來；共同繁榮發展就是要牢固樹立和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抓住了共同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這個主題，就抓住了新形勢下正確處理民族問題、切實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不斷開創民族工作的新局面。上一頁[1][2][3]下一頁 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是現階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務。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國本世紀頭20年的奮斗目標，這就是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目前，由于地理條件限制、發展基礎薄弱、市場開發條件差、自身發展能力不強等原因，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著一些突出的困難和問題，同沿海發達地區相比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因此，我們要采取更加得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逐步縮小發展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富裕；我們要切實落實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任務，使民族地區的面貌更快地得到改變，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眾。[!--empirenews.page--]

(三)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切實貫徹民族區域自治法，切實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我們黨對解決民族問題具體方式的探索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建黨初期，在1922年二大宣言中，黨提出以聯邦制解決民族問題，建立聯邦共和國的政治主張。1923年黨的三大通過的《黨綱草案》仍主張用聯邦邦制解決民族問題。直到長征時期，由于沿途大部分都是少數民族地區，在廣泛和少數民族打交道開展革命活動后，黨對解決民族問題具體方式的思考和探索得到了深化，逐漸意識到建立聯邦制、以民族共和國的形式來解決民族問題并不適合我國歷來是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傳統和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實際情況，只有實行民族自治才合乎中華民族的實際；于是，開始提出了民族自治思想并初步實踐，建立了寧夏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等一批民族區域自治政權。可以說，紅軍長征時期的黨的民族自治理論基本形成和初步實踐為后來民族自治理論的發展乃至建國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并成為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奠定了基礎。實踐證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國國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強大生命力；它作為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一條基本經驗毋庸置疑，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動搖。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全面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國家保障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各項權利的基本法律，是我國民族工作走上法制化、規范化軌道的重要保障；要大力加強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學習、宣傳、教育，同時還要抓緊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規、具體措施和方法，制定或修訂自治條例，逐步建立比較完備的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規體系。民族自治地方既要保證黨和國家大政方針在本地區的貫徹執行，又要從本地實際出發，充分行使好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賦予的各項自治權利。

(四)加強民族地區人才資源開發和少數民族干部隊伍建設。人才是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因素。要根據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制定和實施民族地區人才發展專項規劃，建立健全人才管理工作機制，采取多種手段和方式幫助民族地區更多培養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和技能人才，不斷提高人才素質、優化人才結構。

少數民族干部是黨和政府聯系少數民族群眾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做好培養、選拔、使用少數民族中部的工作，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善于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深受各族群眾擁 護的高素質的少數民族干部隊伍，對于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推進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維護祖國統一和社會穩定，具有決定性意義。要把這項工作作為管根本、管長遠的大事，制定周密規劃，明確目標任務，完善政策機制，認真組織實施，持之有恒地抓下去；要堅持“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的原則，熱情關心，嚴格要求，全面提高少數民族干部隊伍的素質，著重幫助他們加強理論學習和實踐鍛煉，增強帶領各族群眾發展經濟、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本領；要進一步完善少數民族干部選拔制度，注重在改革發展穩定的實踐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把更多優秀少數民族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要大力加強少數民族后備干部隊伍建設；民族自治地方的領導班子；要按規定選配少數民族干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所屬工作部門的領導班子、要盡量配備少數民族干部、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的省、市、縣、鄉(鎮)的領導班子應配備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干部；要推進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干部與中央和國家機關及其他地區干部的交流，加大少數民族干部培訓的力度，做好西部地區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干部到中央和國家機關及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掛職鍛煉的工作，改進和完善培養、選拔、任用少數民族干部的途徑和方式，為他們盡快成長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第二篇：試論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時期的民族政策

試論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時期的民族政策

龐麗春

桑植縣官地坪鎮中學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族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統一體，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我國的民族問題，并把它作為中國革命總問題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為中國各民族的解放和幸福而奮斗，率領各族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派出大批共產黨員干部，深入內蒙古、廣西、云南等少數民族地區，建立黨的組織，宣傳馬列主義，組織和領導蒙古、苗、彝、壯、回等少數民族人民進行革命斗爭。但是這一時期，黨的工作重點還在漢族地區，民族工作除個別省區外，尚未提到議事日程上。1927年“七·一五”政變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結束，國民革命失敗，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共產黨總結經驗教訓，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把工作重心轉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一直延續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夕。這一時期在中國革命史上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稱土地革命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廣泛轉入農村，特別是紅軍長征時期，途徑廣大少數民族地區，故民族工作提上了黨的重要議事日程，通過和少數民族的接觸，提高了對少數民族的認識，為黨和紅軍運用馬列主義民族理論，在處理解決所面臨的復雜而緊迫的民族問題提供了條件，從而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黨的民族政策的內容。

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主張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

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是馬列主義處理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則，是我黨解決民族問題的一貫主張。土地革命時期，針對國家黨推行民族壓迫和剝削政策，少數民族備受歧視和欺凌的現實，共產黨和紅軍堅決主張民族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視和壓迫，強調“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是平等的”。1931中 1 華蘇維埃“一大”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沒有民族界限的國家。長征中，紅軍一再向少數民族宣傳共產黨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主張。1934年中央紅軍發布的《關于苗族人民的口號》就強調：“共產黨是主張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在貴州省鎮寧縣紅軍曾鄭重宣告：“不論漢族、苗族、布依族；不論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經濟上，苗人、侗人與漢人有同樣的權利”。1935年，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和《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回合后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也嚴正聲明：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中華蘇維埃。

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不僅大力宣傳當地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主張，而且積極實踐，身體力行。1935年，紅軍向大渡河挺進，但通道中隔著大涼山彝民區，由歷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閡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影響，彝民對漢人懷著極深的猜忌和仇恨的心理，這對紅軍極為不利。紅軍嚴格遵守黨的民族政策，向彝族人民宣傳和解釋共產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主張。紅軍的宣傳和實際行動，打消了他們的疑慮，愿意結盟修好。于是，紅軍先譴隊總司令劉伯承與彝民首領小葉丹殺雞飲血，結拜為兄弟。結盟后，紅軍在彝族同胞的護送下順利過境，這不僅粉碎了敵人企圖阻止紅軍前進的陰謀，而且增進了民族團結，被傳為歷史的佳話。賀龍同志曾熱情接待彝族同胞，親臨云南中甸喇嘛寺，宣傳當地民族政策，并題贈一幅“興盛番族”的紅布橫匾，使受盡民族歧視和壓迫的藏族同胞深受感動。中央紅軍解放四川越西縣時，曾打開監獄，釋放了數百名長期被當作人質而監禁起來的彝族各家支大小頭人，并宣布廢除反動統治階級推行的“挨班坐質”制。黨和紅軍的這一系列行為具體體現了民族平等和睦團結的政策。

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民族間的隔閡，增進了民族團結，使少數民族人民同漢族人民一道逐步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二、主張民族自治

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反復重申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張。1928年黨的六大提出了“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民族綱領。1932年中華蘇維埃一大通過的憲法大綱，主張少數民族“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長征途徑貴州，黨提出“幫助苗族建立蘇維埃制度的自治區域”。在彝民區，紅軍布告“設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2 在藏民區黨提出“組織番民游擊隊，發動番民斗爭，建立番民政府”。在這期間，還切實幫助少數民族建立自治的政權。在康北藏區，紅軍曾建立中華蘇維埃博巴自治政府。“博巴”意即“藏族人民”。博巴政府的組織系統比較完善，而且富有民族特色。有中央一級機構，也有縣、區、鄉基層政權。該政府在施政綱領中根據黨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有關民族平等、團結、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張。除博巴政府以外還建立了冕寧縣革命委員會，豫海縣回民政府自治機構。有些自治政府雖然存在的時間不長，但是給苦難中掙扎的各民族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提出了“自決”和“聯幫制”的主張，來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經過實踐證明，這不適合我國國情。黨在早期提出這一主張，是有其根本原因的。黨處在幼年時期，理論不成熟，認識不充分，不加選擇的照搬本本和蘇聯的經驗，隨著革命的變化和發展，長征開始后，黨逐步把各民族的團結統一和讓少數民族在統一國家中實行區域自治的主張放到首位。但同時仍然承認民族自決權，主張實行聯幫制，經過反復實踐，到1941年黨中內發布的《陜甘寧邊區實行綱領》中，將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作了首次綱領性的規定，一個完全符合中國各民族實際的民族政策綱領才最終誕生，到1949年9月，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正式確立，成為黨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政策。

三、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認真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是該民族特征的主要組成部分，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有著密切聯系，正確執行黨的宗教政策對于解決我國民族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這都是我黨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

紅軍在各民族地區，都十分尊重其風俗習慣。曾大力宣傳“尊重彝人風俗”，切實尊重苗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反對傷害回、番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感情”的主張。紅軍每到一地，都認真調查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并令戰士嚴格執行。中央紅軍劉伯承與小葉丹飲血結盟，是紅軍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一個范例。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進入回民區域，黨要求紅軍指戰員每到一地，除非得到回民同意才準進入回民村莊宿營，否則應露營。在回民區不得吃豬肉和豬制品，紅一方面軍從甘肅靜寧縣向寧區西吉縣回民區出發的前一天，毛澤東叫陳昌奉把為他準備的一口袋豬油炸的干糧全部送給了當地的老鄉。為紅軍樹立了榜樣。黨的這一政策為 3 消除民族隔閡，加強民族團結起了積極作用。

在語言文字方面，黨多次提出少數民族有使用自己語言的自由。1931年，中華蘇維埃“一大”通過的憲法大綱規定：“蘇維埃政權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同時大會指出蘇維埃共和國必須特別注意民族共和國與自治區域內生產的發展和文化的提高，必須為國內少數民族設立完全應用民族語言文字的學校、編輯館與印刷館，允許在一切政府的機關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文件選集》）紅軍在長征中，十分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不僅提倡漢族“學番民語言”和各少數民族的語言，優待遒司（翻譯）。而且把尊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政策編成歌謠來唱。紅軍和紅色政權發布文告時，除了使用漢文外，還使用藏文和回文。據記載，國民黨政府西康宣慰使諾那**，在康北被俘，送交紅軍總部，在當地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由敵視、詆毀轉而志愿教紅軍學習藏語藏文和藏族歌謠。紅軍尊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政策，與國民黨反動派咒罵少數民族語言是什么“蠻語黑話”、“獸言鳥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一政策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溝通了民族間的感情，增進了民族團結。

黨和紅軍在對待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上特別慎重。長征進入宗教信仰特別濃厚的少數民族地區后，認真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黨的宗教政策也進一步完善。黨明確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準許人民信仰菩薩，不愿當喇嘛的允許還俗”，“反對侮辱回教，清真寺財產由回民選人管理”等。嚴禁規定保護寺廟。紅二、六軍團進入藏區后，用藏文書寫了保護寺廟的布告規定：“嚴禁經營與毀壞經典、神像及祭儀”。李先念率領三十軍在甘孜藏區曾頒布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聯合紅軍共同興番滅蔣，應予保護，任何人不得侵擾，違者嚴辦，切切此布！”另外，黨和紅軍對**、喇嘛直接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云南時，賀龍親自向喇嘛寺贈送“興盛番族”的橫副，在四川鄉城縣時，王震、肖克給桑披喇嘛寺納瓜**贈送了錦旗。朱德在云南和甘南曾多次親臨清真寺教堂與其教民首領談話，使他們對黨和紅軍的宗旨和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白利寺的格達**及其他許多信教愛國者，作為虔誠的宗教徒，曾勇敢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積極支援紅軍。有的還為民族解放貢獻了鮮血和生命。

在長征以前，黨的文獻中涉及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認真執行 4 宗教信仰自由這一政策的內容很少，特別是關于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這一內容幾乎沒有。這一民族政策可以說是黨和紅軍在長征中遇到一些實際問題，然后根據實際情況提出的一些解放這些問題的方法與口號上升而來。關于語言文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主張具有超前性。因受當時條件的限制無法按這一政策和主張去辦。比如上面談到的“為國內少數民族設立完全應用民族語言文字的學校、編輯館、印刷館”，由于當時正處在戰亂時期，面臨的是如何消滅強大的敵人，因此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辦那樣的學校、編輯館、印刷館。不過，待革命勝利后這就會變成現實。

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

黨在土地革命時期大膽提拔和使用少數民族干部，并開始注重培養。在1931年中華蘇維埃“一大”通過的《關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中指出：“盡量引進當地民族干部擔任國家的管理工作”，強調“注意當地干部的培養與提高，消滅民族間的仇視和成見”。長征以后，黨對這一問題更加重視，在理論和實踐中得到啟示，在少數民族地區，使用本民族干部，比漢族干部易開展工作，易取得成效。因為民族干部來自本民族人民群眾，同本民族人民群眾有著血肉的聯系和天然的感情，熟悉本民族本地區的歷史和現狀，通曉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同本民族人民群眾有著共同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民族干部的這些長處和特有的作用是外來干部難以代替的。所以，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決議指出，當前的工作中心之一是“必須挑選一部分優良的番民給以階級的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們自己的干部。”（《文件選集》第十冊）在軍隊中當某個民族的人數較多的時候就成立該民族的單獨的連隊，從中選拔和培養他們的自己的干部。

長征前，黨在廣西壯族和瑤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區，在海南島黎族和苗族地區，在湖南湖北兩省地土家族地區，在浙南和閩東地畬族地區都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培養了一批少數民族干部。長征時又通過各種途徑，吸收和培養一批少數民族干部。如在四川甘孜辦藏族干部學校，培養從事翻譯、宣傳、后勤和群眾工作的藏族干部；在回族地區，組織短期訓練班，培養干部，以充分發揮少數民族干部的作用，溝通同少數民族的聯系。紅二十一師師長、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韋拔群，中共左江特委書記，經二十一師政委陳洪濤，右江赤衛軍總指揮黃治鋒，紅二十一師副師長黃明春等都是壯族還有土家族的李勛、陳宗瑜，苗族的黃冕昌，彝族的羅炳輝等 5 大批少數民族干部，在土地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民族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黨在土地革命時期培養、提拔和使用少數民族干部，為當時形勢所需，主要是從政治上、思想上培養，而且只是根據革命的需要在小范圍內進行的。

土地革命時期，黨的民族政策處在探索時期，還不夠成熟和完善。但是，它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民族政策的實行，確保了紅軍順利通過民族地區，實現前所未有的大轉移。1934—1936，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長征中，途徑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下，如果沒有少數民族的幫助，戰略轉移是難以完成。在少數民族地區，社會復雜、民族隔閡深，當紅軍進入這些地區后，蔣介石就妄圖借助民族地區的險阻和挑起民族仇殺，然后一舉殲滅紅軍。但是我黨和紅軍憑借正確的民族政策，粉碎了蔣介石的陰謀。長征期間，黨和紅軍堅持黨的民族工作的方針，努力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嚴格教育紅軍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宣傳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則，維護少數民族的根本利益，在黨的民族政策的鼓舞和號召下，在紅軍的模范行動深刻的教育下，各少數民族人民踴躍參軍，自覺為紅軍當向導、送糧草、救護傷病員，并協同紅軍作戰，為紅軍北上抗日提供可靠的幫助和方便。少數民族人民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黨的民族政策的實行，推動了民族地區革命運動的發展。紅軍長征途中，經過了苗、瑤、侗、布依、納西、彝、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由于紅軍進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歡迎和支援，順利通過少數民族地區，并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推動其革命斗爭。在黨和紅軍的幫助下，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一批紅色政權，這些自治政權在領導各族人民實現民族平等、團結，進行了土地革命，擴紅支前等方面，起了積極了作用。另外，還幫助他們成立了自己的武裝。如冕寧的抗日軍，幫助彝族成立“中國彝民紅軍沽鴻支隊”等，這些民族武裝在配合紅軍打仗，保衛勝利果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總之，在土地革命時，共產黨領導瑤、土家、苗、黎等族人民和漢族人民一起建立了左右江市湘鄂西、海南島等根據地，并建立了少數民族人民和漢族人民聯合的革命政權，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并肩戰斗，共同管理，當地和各民族內部事務，表現了民族平等、團結的新關系，為土地革命斗爭做出貢 6 獻。

在土地革命時期，黨的民族政策的實行，為今后制定更成熟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經驗。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中華民族問題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是制定正確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則。建黨初期，黨在理論上不成熟，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自決權”即“自由分離權”的口號，照搬蘇聯經驗，解決我國的民族問題。到了遵義會議以后，才走上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正確軌道。此后，在民族問題上，黨一方面強調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觀點、方法，另一方面強調要調查我國民族的實際問題，把二者結合起來，以制定正確的民族政策。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求是地調整方針、政策，是制定正確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環節。在土地革命時期，黨通過對少數民族的感性認識和實踐經驗的增長，來逐步調整方針、政策。在毛兒蓋會議以前，黨在少數民族地區主要建立的是蘇維埃政權，毛兒蓋會議開始認識到：我們不能用蘇維埃的方式去組織民族的政權，一般的組織工農民主專政蘇維埃是不適當的，繼而轉向成立民族的自治政權。從1936年5月起，但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初步設想。這就使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日益趨于完善。

經過調查研究，加深對民族問題的了解和認識，是制定正確的民族政策的前提。黨和紅軍長征時每到一個地方都派專人對該地少數民族進行調查，并根據調查研究的結果發布切合該民族具體情況的宣傳品、布告、傳單、圖畫、標語等，這樣減少盲目性，增強了自覺性，把黨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可靠根據的基礎上。

結束語

土地革命時期，我黨還處在幼年時期，民族政策還不夠完善，實行中難免有失誤，但是它卻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只有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才能正確的解決我國的民族問題，才能消除民族的對立和隔閡，實現各民族的平等和團結。

第三篇：論紅軍長征時期黨的民族宗教政策

論紅軍長征時期黨的民族宗教政策

姓名：農明爵

班別：體教111

學號：2011110829 【摘要】中國共產黨在早期就對宗教問題進行了積極探索。長征開始后，面臨著現實而又亟待解決的民族宗教問題，對此，黨和紅軍認真總結早期宗教工作經驗，結合少數民族宗教問題的特點，打破“左”傾教條的桎梏，實事求是、科學辯證地分析實際情況，提出了正確的政策措施并付諸實踐，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關鍵詞】長征時期 少數民族 民族宗教政策

在我國，少數民族大多信仰宗教，有的甚至是全民信教，宗教意識濃厚。長征時期，為了擺脫國民黨反動派的圍追堵截，黨和紅軍選擇了從國民黨統治薄弱的西南地區北上，而這些地區正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如何處理好民族宗教問題，已經不能只在原則上或理論上進行探討，必須適時制定出具體的且能產生直接效果的政策和措施。歷史表明，黨和紅軍經受住了考驗并取得成功，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正是在這樣一個嚴峻而艱難的形勢下逐步形成的。

黨對宗教問題的早期探索為長征途中制定正確的民族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礎

宗教是人們在自然壓迫和社會壓迫下尋找心靈慰藉的重要手段，伴隨著人類的產生而產生，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在民眾中有廣泛的影響力。黨從成立之時起，就按照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堅持用辯證的觀點分析國內宗教問題。

黨充分認識到宗教社會影響的兩面性，表示不反對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必要時還可以與教會合作。一方面，中共二大《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案》指出，工人加入工會“不論信仰”，即是說，信教與不信教一律平等；為了團結各種愛國反帝力量，革命活動不分派別、宗教，并隨時可以與他們進行合作。另一方面，黨又特別強調在原則和宗旨上的差別。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指出：“教育應與宗教絕對分離”①，這里就強調了宗教教義與唯物主義的根本對立性，在教育和觀念上必須劃清界限。可見，在策略上，黨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既合作又斗爭，原則問題絕不讓步，具體問題靈活處理。

黨在這一時期對于宗教作為一種存在及其發生發展消亡的規律的認識也在逐步加深。這突出表現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他已經比較深刻地意識到宗教存在的條件和發展規律了，迷信觀念的破除，是革命斗爭勝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結果”，黨在目前的宣傳應該是“引而不發”，讓農民自己去覺悟；最后，農民自己會去丟棄菩薩，但這需要一個過程，他人過早的行動和代替行為都是錯誤的。

蘇維埃時期，黨的宗教政策進一步充實，主要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者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對宗教不提供保護，公民有反對宗教宣傳的自由②；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不能干涉政務；沒收宗教土地和財產分配給農民使用，宗教職業者視其成分決定是否分配土地；外國教會必須服從蘇維埃法律，等等。上述規定，分別在《中華蘇維埃的十大政綱》（1930年5月）、《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1930年8月）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1931年11月通過、1934年1月修改）等文件中表述出來。

大革命失敗后，黨發動工農武裝起義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在宗教問題上開始涉及到“政教”關系及土地財產等問題。這一時期，革命斗爭呈星火燎原之勢迅猛發展，民眾的革命熱情高漲，反對世俗地主和宗教壓迫的愿望十分強烈。黨的宗教政策適應斗爭的需要和形勢的發展，滿足了民眾的要求，推進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向縱深發展。當然，由于受“左”傾思潮的影響，未免有些過激和不當之處。

黨在長征時期對民族宗教問題的探索與實踐

紅軍長征期間，黨召開了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思想上拋棄了教條主義，黨的各項政策措施逐步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在民族宗教問題上，黨和紅軍正視現實，實事求是，尊重宗教存在的現實合理性，根據少數民族的具體情況，用科學辯證的態度進行客觀分析，制定實施了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產生了積極效果，取得了明顯成效。

保護宗教場所，尊重宗教習俗。宗教場所（如寺廟、清真寺等）在信教民眾中是一個神圣的地方，是開展宗教活動中心。紅軍嚴令不得損壞宗教場所，從張貼布告到派哨兵保護，采取一切措施確保宗教場所及其物品的安全。據楊成武在其《憶長征》中回憶，對有些寺廟里已經毀壞的“泥塑”，紅軍戰士也不能動用，甚至在激烈的戰斗中，紅軍都注意保護宗教場所，盡量不使用宗教場所作為據點。宗教習俗是宗教信仰的具體體現，是民族特質的重要標志，也是少數民族民眾心靈守護的一條重要防線。作為主要由漢族戰士組成的工農紅軍，特別注重對民族宗教習俗的尊重。紅軍進入西川藏區后，先后發布《藏區十要十不要》、《對番人的主張》等，要求尊重教門風俗。在回民聚居區，鑒于伊斯蘭教對豬的忌諱和衛生習慣的特別嗜好，紅軍先后發布《回民區域政治工作要點》、《三大禁令四項注意》、《回區十要十不要》等。對于參加紅軍的回族戰士，黨中央特別要求照顧他們的生活習慣，可以單獨組隊，自辦伙食。紅軍上述“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蘭教風俗習慣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農民和阿訇中間，也留下了印象”③。

尊重宗教上層，順應民眾意愿。針對少數民族宗教上層，黨和紅軍打破教條主義，制定了爭取和團結少數民族宗教上層的政策和策略。其理由在于：首先，當一個民族的宗教意識、宗族意識遠遠高于階級意識的時候，宣傳消除宗教壓迫、民眾翻身等，結果只能是嚇倒一直對漢族軍隊懷有戒心的少數民族群眾。其次，由于宗教上層人士在少數民族群眾心中的特殊地位，團結和爭取宗教上層人士，是獲得這一民族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條件；再次，宗教上層在反抗民族壓迫過程中帶有一定的革命性，具有團結的可能性。最后，紅軍在長征時期極其有限的時間里，不可能改變少數民族千百年來形成的宗教等級觀念，排斥宗教上層的做法是難以讓民眾接受的。

長征中，中央在《關于瑤苗民族中工作原則的指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對內蒙古人民宣言》等文件中，均表示對民族宗教上層（除少數分子外）還有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不打少數民族土豪，不沒收宗教上層的土地財產；號召包括王公貴族在內的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人們團結起來，共同抗日。黨對宗教上層的政策，不僅擴展了統一戰線范圍，減少了長征阻力，壯大了抗戰陣營，同時順應了少數民族民眾意愿，維護了少數民族宗教感情，打消了少數民族群眾思想顧慮，對于發動和號召少數民族下層民眾也有著積極的意義。

實行政教分離，信仰真正自由。政教合一是封建集權的一種極端形式，政權利用神權進行精神控制，神權利用政權強制人民接受宗教束縛。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人民不但沒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甚至連選擇信什么教的權利都是被嚴厲禁止的。因此，打破政教合一，實行政教分離，是實現真正的信仰自由的基礎和前提。紅軍長征時期戰事頻繁，在少數民族地區大多是匆匆路過，倡導宗教信仰自由還僅僅停留在宣傳口號上，但在一些地區，紅軍曾幫助建立起了革命政權，為推行政教分離，實現宗教信仰真正自由創造了條件。

長征期間，紅軍幫助建立的少數民族的政權，包括藏族蘇維埃（1935年夏），豫海縣回民自治區政府（1936年3月），中華蘇維埃博巴政府（1936年夏）等等。這些政權把政府所在地與宗教場所徹底分開，嚴格禁止宗教干涉政治。宗教人士雖然也有平等參加政權的權利，進步宗教上層人士甚至還被吸收擔任重要職務，但他們都只能以個人的身份出現，不能代表宗教機構。革命政府宣布廢除宗教特權和壓迫，一切權力歸革命政府，實現政教分離；明確規定保障民眾的信教自由，特別強調信教群眾有還俗的自由，禁止強迫信教。這些措施，有力地保證了民眾信仰自由權利的不受干涉，真正實現了信仰自由。

長征時期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重要意義

黨在長征中制定和實施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僅對于紅軍順利完成戰略大轉移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為我黨進一步完善民族宗教政策打下了基礎，提供了借鑒。

首先，長征時期黨的宗教政策的正確實施，有效地化解了民族隔閡，使少數民族對黨和紅軍有了全新的認識，得到了他們的幫助和支持，保證了紅軍順利完成戰略大轉移。其次，長征途中黨的宗教政策的實施，黨的主張和綱領的宣傳，使各少數民族受到了一次思想的洗禮，先進的思想和文化促進了少數民族革命意識的覺醒，產生了極大影響，對于激發少數民族先進分子及廣大民眾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以及民族解放運動具有重要意義。最后，長征途中黨對宗教問題的探索和實踐，豐富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為后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制定正確的政策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對新中國成立后的宗教政策的制定乃至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后宗教政策的完善，都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注釋】

①②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2頁，第124頁。

③［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上海三聯書店，1979年，第290頁。

第四篇：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一、黨的民族政策

是指國家和政黨為調節民族關系，處理民族問題而采取的相關措施、規定等的總和。從世界范圍來看，民族政策的實質和作用有積極和消極之分，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民族發展政策；后者如種族隔離、種族歧視政策等。從內容來看，有政策原則和政策措施之分。民族政策原則一般是指在民族工作的全局中必須遵循的大政方針，如我國實行的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等；具體的民族政策措施，通常是對涉及民族問題的某一方面而做出的具體的規定。我們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實際上是有關少數民族的政策。它是黨和政府根據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結合我國多民族的基本國情和民族問題長期存在的客觀實際制定的，其本質是促進各民族平等團結、發展進步和共同繁榮，是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民族問題的重要行為準則，是我國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二 民族區域自治

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創造性地提出的解決中華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和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的統一領導下、在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民族區域自治，不只是民族或地方的單純自治，而是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的結合，是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的結合。民族區域自治包括三種類型，即以一個少數民族的聚居區為基礎建立的自治地方，如西藏自治區；在由一個大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為基礎建立的自治地方內，還包括了一個或幾個人口較少的其他民族的自治地方，如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建有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回族的自治州，還建有錫伯族、塔吉克族的自治縣；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為基礎聯合建立的自治地方，如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廣西壯族自治區龍勝各族自治縣等。按其行政地位，民族自治地方分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三級。到目前為止，中國共有民族自治地方155個，其中自治區5個，自治州30個，自治縣（旗）120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對于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利、對于鞏固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繁榮具有重要的意義。三黨的宗教政策

黨和國家對民族和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憲法》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其法律含義是：對國家來說，宗教信仰是公民個人的私事，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這種宗教（包括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別種宗教的自由；過去不信教，現在信教，過去信教，現在不信教，都是自由的，都受法律的保護，任何人和組織都不得加以干涉。總之，每個中國公民，無論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在信仰宗教問題上，都是自由的，都有自己選擇決定的權利，是個人的私事。四民族風俗習慣政策

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之一。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承認和堅持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這是黨和國家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一貫政策。所謂尊重，就是承認民族平等，承認并尊重各民族在風俗習慣方面的自主權。民族風俗習慣是在民族生產生活需要的基礎上，由民族普遍流行的價值觀念決定的，通過民族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體現出來并長期傳承的行為心理和行為方式。它反映著民族的經濟生活、自然環境、歷史傳統、生產方式和心理感情，是民族特點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民族問題中的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

第五篇：井岡山時期干部隊伍建設的成功經驗與現實啟示

井岡山時期干部隊伍建設的成功經驗與現實啟示

黃惠運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培養造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毛澤東，人民共和國五位元帥：朱德、彭德懷、陳毅、羅榮桓、林彪，三位大將： 粟裕、譚政、黃克誠，以及宋任窮、楊得志等 15 位上將，張國華、王輝球等 21 位中將，龍開富、賴春風等 12 位少將，還有譚震林、陳正人、何長工等黨政工作杰出人才，賀子珍、康克清、曾志、彭儒等巾幗女杰。干部隊伍建設成就巨大，建功立業，輝耀華夏，揚名中外。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干部隊伍建設的成功經驗給我們深刻的教育和啟示： 黨員干部要大力弘揚井岡山精神，著重從思想和作風、體制和機制、方式和方法、素質和本領等方面加強干部隊伍建設，改進和提高執政能力。

一、黨員干部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全力勤政為民

理想與信念是共產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具有的政治靈魂和精神支柱。以毛澤東、朱德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具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矢志革命的堅定信念，忠實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奠基者和實踐者。他們自愿拋棄舒適的城市生活和高官厚祿，毅然來到條件艱苦的農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斗爭。“八七”會議召開時，黨中央負責人瞿秋白邀請毛澤東到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婉言謝絕說： 我不愿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朱德也是在南昌起義部隊潮汕失敗的危急時刻，登高一呼： “愿意繼續革命的跟我走”，和陳毅一起集攏部隊，奔向井岡山。途中進行了著名的 “贛南三整”，穩定了軍心，堅定了信念。朱德和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和湘南農軍走上了井岡山，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寧岡礱市勝利會師，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救國救民的信念，使這兩位偉人走到了一起，開始了近半個世紀的合作革命生涯。陳毅曾經留學法國，憑他的才能完全可以成為大學教授或文學家，但他把人民視同親生父母，走上了為人民謀利益的革命道路。紅四軍成立時，陳毅任軍政治部主任。領導平江起義，擔任紅五軍軍長的彭德懷也是懷著 “唯有潤之工農軍，躍上井岡旗幟新”的堅定信念，率領紅五軍一部艱苦轉戰到井岡山。紅軍青年將領陳毅安，為了革命舍棄愛情。他在給未婚妻李志強的信中寫道： “我天天跑路，錢也沒有用，衣也沒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較之以前過優美生活的時代好多了，因為是自由的，絕不受任何人的壓迫。”〔1〕遂川縣蘇維埃政府文件規定，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日常生活要求是： “思想系統化，行動集體化，言論革命化，工作藝術化，生活科學化。”革命工作要求是： “為團體努力，作群眾導師，到群眾中去，到反動荊棘中去，不畏難，不怕死，不愛錢，為主義而犧牲。”〔2〕這些規定和要求，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具體化和形象化，對紅軍群體信仰的形成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高素質干部隊伍無論對革命和建設還是改革開放事業均極為重要。當前，全體黨員干部要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理想，以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為信念，堅持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政策、開展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按照政治堅定、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勤政廉政、團結協調的要求，把各級領導班子建設成為堅強領導集體，將所有干部培養教育為具有遠大理想和堅定信念的高素質的干部隊伍。

二、培訓教育是提高干部隊伍素質的有效途徑

注重干部隊伍的培訓教育，是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現實需要，也是提高干部隊伍素質的重要路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干部教育培訓的主要形式有：

1.思想政治教育。三灣改編把 “支部建在連上”，連以上設黨代表，從而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毛澤東在 《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說： “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3〕“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4〕毛澤東著力恢復和整頓了湘贛邊界黨組織，曾親自在酃縣水口發展新黨員，并厲行 “洗黨”，純潔內部，還通過談話、宣傳、標語、歌謠等形式加強思想教育，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根據中央 “九月來信”的精神作了政治報告，《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古田會議決議強調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為黨和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需要弘揚三灣改編精神和古田會議精神，始終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1975 年 1 月，“世紀偉人”鄧小平在談到軍隊的整頓工作時，強調要發揚井岡山時期形成的我黨我軍優良傳統，他說：“我們這個軍隊有好傳統。從井岡山起，毛澤東同志就為我軍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樹立了非常好的作風。我們這個軍隊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5〕鄧小平非常贊同毛澤東倡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傾向。他明確指出： “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大家看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就可以了解。”〔6〕“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為古田會議寫的決議中就尖銳地反對主觀主義的指導，認為這種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7〕鄧小平提出用古田會議精神來指導新時期人民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設，加強黨員干部的教育。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和實踐鍛煉，使廣大黨員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結構、會抓經濟建設的又紅又專的內行、專家，從而提高執政的本領。

2.學校培養教育。秋收起義部隊進駐寧岡后，前委書記、中央特派員毛澤東在井岡山龍江書院創辦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軍官教導隊，史稱井岡山教導隊，被譽為 “國防大學的根”。呂赤任軍官教導隊隊長，蔡鐘任黨代表兼黨支部書記。教導隊下設四個區隊，分別由陳伯鈞、張令彬、陳士榘、王良任區隊長。每個區隊下設三個班，招生 150 人左右。學制三個月。毛澤東親自出席軍官教導隊的開學典禮并講話，要求軍官教導隊為部隊和地方培訓輸送干部，改造俘虜，調查研究敵軍情況。培訓內容主要是軍事、政治和文化知識。井岡山會師后，教導隊改稱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官教導大隊，陳毅任大隊長。紅五軍上井岡山后，以紅四軍軍官教導隊為基礎創辦了我國紅軍第一所正式學校——井岡山紅軍學校，彭德懷任校長，劉之至、王展程等任教官。井岡山教導隊和紅軍學校為部隊和地方培養了數百名基層干部，其中，許多人在后來的革命斗爭中成長為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和行政領導干部。如蓮花縣的劉仁堪擔任了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后為縣委書記)，寧岡縣的謝華光擔任了縣赤衛大隊長，茶陵縣的譚震林擔任了縣工農兵政府主席等。

3.訓練班培訓教育。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和湘贛邊特委一起主持召開了邊界黨的“二大”，大會通過的 《決議案》提出：“特委要辦經常訓練班，各縣亦應盡量多辦短期培訓班，造成干部人才。”〔8〕10 月下旬，在寧岡茅坪象山庵創辦了黨團訓練班，各縣黨團組織選派的學員100 多人，分期分批，集中學習，時間一般為一個半月。特委為訓練班制訂了《訓練大綱》，明確規定了訓練的內容、方法和要求。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軍委書記朱德、軍政治部主任陳毅等領導人經常到訓練班視察或講課。中共湘贛邊特委領導人譚震林、陳正人、宛希先等講黨課，團特委領導人史訓川、宋新懷等講團課。同年11月，湘贛邊特委又在茨坪辦了一期黨團訓練班，訓練內容是：“講階級斗爭史、革命發展史，講政治工作、群眾工作，也講軍事，早晚還出操，軍事訓練搞些隊列、隊形變換。”〔9〕

4.歌謠標語教育。歌謠標語教育是密切黨群關系、建立軍民魚水關系的重要形式。為了樹立紅軍部隊崇高的革命樂觀主義意識，紅軍戰士經常演唱 “紅米飯，南瓜湯”歌謠。為了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部隊在民居墻上刷寫了 “打土豪、分田地”等標語。為了優待俘虜，擴大革命統一戰線，刷寫了“歡迎白軍士兵拖槍過來加入紅軍”； “窮人不打窮人，士兵不打士兵”；“優待俘虜”等標語，或散發了標語傳單。1929 年 1 月 14 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下山向贛南進軍時，紅軍戰士和根據地人民依依惜別，唱出了 《十送紅軍》這首軍民魚水情深的革命歌曲，感人肺腑，催人奮進。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干部教育培訓經驗給我們深刻的現實啟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需要加強黨員干部的培訓教育，提高干部隊伍整體素質。

三、黨員干部應該具有先進的理念和優良的作風

其一，群眾觀念。1929年3月20日，紅四軍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轉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們自1月14日離開井岡山?? 到羅福嶂后為安置傷兵計，為我有黨有群眾的休息地計，為救援井岡山計，決定前往東固。”〔10〕這里列出了東固會師的三點原因，即為安置傷兵計，為我有黨有群眾的休息地計，為救援井岡山計。紅四軍主力下山向贛南進軍，在大庾戰斗、圳下戰斗中吃了沒有黨和群眾的虧。為了得到有黨有群眾組織的支持，大柏地伏擊戰勝利后，紅四軍由寧都至東固，與李文林、曾山等領導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會師。紅四軍在東固妥善安置了毛澤覃等 300 多名傷病員，留下了謝唯俊、陳東日、李天柱等一批有經驗的軍政干部加強東固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如果沒有東固人民群眾的熱情接待和傾力幫助，紅四軍將會缺乏給養，難以輕裝向閩西進軍，開辟革命新局面。在今天尤其要維護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建立血肉般的黨群關系。

其二，全局意識。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從文家市向井岡山進軍時，在出發前的講話中說： 我們現在就像一顆小石子，總有一天要砸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澤東的講話對革命勝利的光明前途充滿了信心，鼓舞了部隊的士氣。毛澤東在黨團訓練班授課時說： “井岡山的水流來流去，最終要流到大海去；井岡山的紅軍打來打去，也一定要打到全中國去。革命象一把火，點著了茅葉山，就會越燒越旺，燒遍全中國。”〔11〕以此說明革命力量由弱變強，從區域發展到全國的道理。東固會師后，毛澤東汲取了東固革命根據地創造的獨具特色的斗爭經驗，將“爭取江西”的主張發展為建立全國蘇維埃區域的構想，他在長汀致中共福建省委并轉中央的報告中，建議中央在全國范圍內要猛力地爭取群眾，發展紅軍和建立小區域的蘇維埃。報告寫道：“對一般的計劃，我們意見：在全國范圍內要猛烈的奪取群眾，這時候無論什么派別欺騙群眾都敵不過我們共產黨的事實。除工農外，兵士群眾的奪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們意見：宜在江蘇直隸，紅軍小區域蘇維埃個數加多。這不僅在湘贛粵閩等地，江蘇北、皖鄂北、豫南、直隸都應有紅軍及小區域蘇維埃之創立。”〔12〕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從井岡山開辟，經過東固向全國延伸。在當前的社會經濟文化建設中也要有 “全國一盤棋”的思想，東西結合，南北照應。

其三，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是毛澤東獨創性的工作方法。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寫了著名的《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為他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毛澤東還經常請賀子珍等人為他找報紙，了解國內外大事，同時調閱當地的志譜等書籍，為制定正確的政策服務。毛澤東先后到永新縣塘邊村和酃縣中村蹲點調查，領導農民插牌分田。陳毅在 《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對紅四軍的 “調查工作”有詳細記載：“游擊隊達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須做調查工作，由軍官及黨代表負責，必須通過調查工作以后，才能開會決定該地工作??關于調查的內容，由政治部制定一個極詳細的調查表，內分群眾斗爭狀況，反動派情況，當地經濟生活工價、物價等，當地土地分配情形??它的好處可以使紅軍不會不顧環境而只憑主觀決定自己的政策。”〔13〕《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要求：大興求真務實之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調查研究工作實踐教導我們既要從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執政體制、執政基礎、執政環境等多個角度去調查研究現實問題，又要用全面的、發展的眼光去解決發現的問題，創新實踐模式。

其四，民主法制。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員干部注重實踐民主法制的執政方式：一是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三灣改編時成立了士兵委員會，士兵參加部隊的管理，官兵待遇平等；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 實行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的政策。古田會議決議深刻批評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殘余等錯誤，列舉了各種錯誤傾向的具體表現，分析了錯誤產生的根源，提出了改正錯誤的辦法。毛澤東在 《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14〕二是實行黨政分工的規章制度。在井岡山革命時期，毛澤東確定了黨政分工的原則，明確規定：“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但不是包辦政府的行政事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15〕。同時要健全各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民主集中制，改變“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16〕的狀況。三是頒布 《井岡山土地法》等政策法規。井岡山時期黨和政府制定和頒發了《井岡山土地法》、《遂川縣蘇維埃政府布告》、《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告綠林弟兄書》、《告商人及知識分子》等一系列法令法規，為革命斗爭保駕護航，并成為新中國法制建設的直接理論淵源。井岡山時期的民主法制建設經驗對新時期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中的民主法治工作具有借鑒價值與現實啟示。

其五，清正廉潔。反腐倡廉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干部隊伍建設的成功經驗之一，至今仍然有垂訓意義。毛澤東、朱德等領導制定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作為群眾紀律和經濟紀律；堅決處決企圖叛變投敵的反動軍官陳浩等人，純潔了內部；成功地解決土客籍矛盾，凝聚了人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在學習理論，掌握政策的同時，組織黨員干部觀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在廉政教育基地參觀學習、舉行黨風廉政建設游等，均是廉政教育的良好形式。

其六，求實創新。在井岡山時期，產生了中國革命一系列偉大創舉：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制作了人民軍隊第一面軍旗；三灣改編第一次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古田會議第一次明確提出把黨的思想建設放在首位；第一次提出紅軍三大任務：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創辦了我軍最早的軍官學校——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井岡山因此成為紅色干部學校的搖籃；毛澤東親自創建了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永新秋溪黨支部；最早開辟紅色圩場——寧岡大隴圩場；最早提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最早創制游擊戰爭“十六字訣”；制定了我軍第一個政治工作條令—— 《黨代表工作大綱》；第一次進行整黨—— “九月洗黨”；制定和頒布了我黨歷史上第一部土地法—— 《井岡山土地法》；最早正式形成黨的土地革命路線；第一次明確提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最早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井岡山精神在此孕育生成；建立了第一支工農紅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篇之作，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起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新成就與創新精神，無疑是培養黨員干部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的寶貴財富。

其七，積極實踐。黨員干部必須通過學習和實踐，牢固樹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解決為誰掌權、為誰執政的問題。只有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才能不斷增長自身的才干。在革命戰爭年代，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吸取 《井岡山土地法》的經驗，制定頒布了 《贛西南土地法》。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三次入閩后，《閩西土地法》也吸取了 《井岡山土地法》的經驗。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提出了“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的口號。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學習井岡山 “支部建在連上”和 “十六字訣”等經驗。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提出了“學習朱毛紅軍”、“匯合朱毛紅軍”的口號。各地通過學習井岡山革命經驗，革命形勢日益勝利發展。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要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與時俱進，創先爭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員干部更要注重學習，加強實踐，努力掌握現代科技、經濟、法律、管理等方面的知識，使自己成為一個素質全面，執政能力較強的優秀干部。

四、建立科學發展可持續的干部選任運行機制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總體目標是：通過全黨共同努力，使黨始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黨，成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黨，成為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潔的執政黨，歸根到底成為始終做到 ‘三個代表’、永遠保持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考驗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這就充分說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執政能力的關鍵在黨員干部。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學發展可持續的干部選任運行機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要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和“四化”方針培養和選拔干部。陳云曾經提出，用干部的標準概括起來有二： 政治、能力，二者不可缺一，選拔干部必須 “反對只顧才不顧德，也反對只顧德不顧才，才和德應該是統一的”〔17〕。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朱德等選拔任用了羅榮桓、何長工、朱云卿、何挺穎、陳毅安、陳正人、譚震林、滕代遠、龍超清、劉真、王懷、賀子珍、伍若蘭、康克清、吳仲廉、彭儒、曾志等知識分子、工農干部和巾幗英雄，還寫信向中央要求選派優秀工人和有文化的知識分子等人才到根據地來。創造了任人唯賢、團結愛護、黨管干部、婦女參政等原則與方針。當前，仍然要創造一種人才輩出的良好環境，使拔尖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建設一支理想崇高、精神文明、能力較強的黨員干部隊伍。

胡錦濤同志在江西考察時強調：“偉大的井岡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要結合時代的發展，結合黨的歷史方位和歷史任務的變化，結合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實踐，讓井岡山精神大力發揚起來，使之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18〕他再次來江西考察時又提出了“三保一弘揚”(“全力以赴保增長，千方百計保民生，加大力度保穩定，大力弘揚偉大的井岡山精神”)的方針。這為我們借鑒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干部隊伍建設的成功經驗，加強和提高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執政能力，指明了正確的方向，意義重大而深遠。[參考文獻][1][2][8]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等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C〕.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46,205－206,193.[3][4][14][15][16]毛澤東選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66,64,65,73,72.[5][6][7]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5.[8]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等編.岡山革命根據地:下〔C〕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459.[10][13中共江西省委黨史委,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東固革命根據地專輯〔C〕.1989.46－47,368.[11]陳建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團務訓練班〔J〕.中國青運,1989,(6).[12]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66－67.[17]陳云論黨的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123.[18]胡錦濤考察江西,發揚井岡精神建小康〔N〕.人民日報,2003－09－02(1).（作 者: 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