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刑事司法改革視野中的中國社區(qū)矯正

論文關鍵詞:機構矯正

社區(qū)矯正

社會治理

制度安排

論文摘要:最近幾年，我國的社區(qū)矯正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在中國現有的國情下，從試點到全面推廣，還面臨許多困難，主要是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物質保障程度低，人員不足，機制不暢，觀念阻礙等方面。要保證社區(qū)矯正工作全面、健康的發(fā)展，首先要從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戰(zhàn)略高度，給社區(qū)矯正合理定位，監(jiān)禁矯正和社區(qū)矯正并重，將社區(qū)矯正作為應對違法犯罪首選的制度安排。加快社區(qū)矯正工作立法，重塑我國的法律制裁結構。引入社會治理觀念，充分發(fā)揮非機構矯正在社會建設與管理中的作用，促進社會和諧。

社區(qū)矯正就是在社區(qū)中對犯罪人進行的矯正、控制活動，是與監(jiān)獄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在當代世界許多國家，社區(qū)矯正已在刑事司法體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本文擬從刑事司法改革的角度論述社區(qū)矯正的重要性，并提出若干對策建議，以引起決策部門及全社會 的重視，推動社區(qū)矯正在中國的發(fā)展。

一、我國社區(qū)矯正試點現狀

2003年7月 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lián)合下發(fā)《關于開展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和山東開展社區(qū)矯正試點。2005年 1月 20日，前述兩院兩部再次下發(fā)通知，將社區(qū)矯正試點范圍擴大到河北、內蒙古、黑龍江、安徽、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重慶。加上第 一批試點省市，全國共有 18個省市(自治區(qū))開展社區(qū)矯正試點。截至目前，全國共有 25個社區(qū)矯正試點省市，2003年 8月至 2007年底，全國接受社區(qū)矯正的社區(qū)服刑人員總數達 15．1萬人。

幾年來，我國的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從一片空白，逐步推行到25個省市 5 865個街道鄉(xiāng)鎮(zhèn)，進展比較順利。各地開展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的熱情很高，這為我國進一步加快試點進程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從近年來各地試點的情況看，效果是值得肯定的。以上海為例，2008年，上海當年累計接收社區(qū)服刑人員 10 206人，社區(qū)服刑人員參加公益勞動達 54萬多小時，成功推薦社區(qū)服刑人員就業(yè)達 352人，推薦參加技能培訓 151人，幫助解決住房 37人、助學復學 115人、提供臨時性困難補助 1 260人 ；對社區(qū)服刑人員的監(jiān)管得到明顯加強，重新違法犯罪得到有力控制，下落不明的社區(qū)服刑人員由2004年最高峰時的 160人下降到 2008年底的6人，當年社區(qū)服刑人員重新犯罪的為 63人，占0．62％，重新違法 l1人，占0．11％，重新違法犯罪率合計 0．73％。各地試點工作的主要做法可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

一是建立政府專門機關與社會力量相結合的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隊伍。各試點省市都設置了承擔社區(qū)矯正試點的職能部門。上海市培育組建了民辦非企業(yè)非營利性質的新航社區(qū)服務總站，招募社工。北京市在各區(qū)縣組建陽光社區(qū)矯正服務中心，配備協(xié)管員，協(xié)助政府從事社區(qū)矯正工作。

二是鑒于我國有關社區(qū)矯正立法滯后的實際情況，確立了執(zhí)法主體與工作主體適度分離的工作模式，作為一種過渡性安排，確保了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的迅速啟動。

三是對社區(qū)矯正的基本內容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上海率先確定、實施對矯正對象的五個方面的矯正教育，即日常管理、教育學習、心理矯正、公益勞動、幫困解難。以幫助服務為切人點，促進社區(qū)服刑人員心理與行為方式的改善，更好地融入社會。上海首次把心理矯正、幫困解難列為社區(qū)矯正的重要 內容，注重服務和心理疏導，相對降低懲罰的力度，拓展、深化了我國傳統(tǒng)的刑罰 內涵，蘊涵了輕刑化、教育刑的價值取向。

四是高度重視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的規(guī)范化，加強了建章立制工作。對公檢法各部門在社區(qū)矯正工作中的職責、法律文書轉遞、社區(qū)服刑人員 日常管理、日常行為獎懲與司法獎懲等，都進行了制度上的規(guī)范。

二、中國社區(qū)矯正的未來：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我國的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雖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所作的探索還遠不夠成熟，但社區(qū)矯正的生命力，以及社區(qū)矯正在我國刑事司法改革中的重要價值已得到了初步的體現。

(一)將有力地改變我國的重刑化刑罰結構，加快法法治建設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舉世矚目，民主法治建設的進展同樣鼓舞人心。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相對于民事、商事等領域，刑事司法的發(fā)展是明顯滯后的，“亂世用重典” 的傳統(tǒng)與習慣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刑法中涉及死刑的罪名偏多，死刑適用比例偏高；罪犯平均刑期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不少罪犯出獄后難以適應急劇變化的社會，過于依賴監(jiān)獄；非監(jiān)禁刑的適用比例嚴重偏低等。據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統(tǒng)計，就緩刑和假釋兩項，2000年，加拿大適用的比例最高，達到 79．76％，澳大利亞達到77．48％，美國為70．25％，韓國、俄羅斯較低，但也分別達到了45．90％和44．48％。2001年，美國處以監(jiān)禁刑和緩刑、假釋的罪犯共有 662萬人，其中，緩刑人數為 393萬，假釋人數為 7萬，緩刑假釋比例約占70％。這些數據說明，世界主要發(fā)達國家處于社區(qū)矯正中的罪犯人數已經超過了監(jiān)禁人數這與我國監(jiān)禁人數占絕大多數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我國近幾年的緩刑和假釋率分別為 15％、2％，管制的適用比例就更低，幾近廢止。…監(jiān)禁比例過高，負面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犯罪人對社會的仇恨與對抗，在一定意義上也與犯罪人再社會化的初衷背道而馳。改革開放以來，甚至從更長的時間段來看，即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刑事司法領域，重刑化的刑罰結構卻并未發(fā)生根本的變化，與社會總體上的巨大變化相比，形成強烈反差。如果僅僅就社會穩(wěn)定角度而言，重刑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綜合效應而言，特別是對于促進和諧、增強社會活力與創(chuàng)造力，重刑化的刑罰結構卻是值得反思的。長期堅持重刑化而不順應社會的變化，直接結果就是增加了犯罪人對刑罰的 “免疫力”，強化犯罪人 “搏一回”、鋌而走險的心理，導致重大惡性犯罪居高不下。因此，逐步擴大社區(qū)矯正適用規(guī)模，既是適應國際行刑發(fā)展趨勢的需要，更是改變我國重刑化刑罰結構的當務之急。

(二)有效促進犯罪人融入社會，提高犯罪人的社會適應能力

伴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的演進，人們日益意識到，將罪犯投入監(jiān)獄進行改造，只是應對犯罪的一種最后的不得已的選擇，絕不是首要的選擇。“大多數法官都已意識到成年犯監(jiān)獄具有誘發(fā)犯罪的性質，因而把監(jiān)獄作為處理犯人的最后手段”，“把犯人帶出正常社會并置于異常社會中去，并以此希望他們(在釋放后)能適應社會，這既不可能，也不合邏輯。” 與監(jiān)獄相比較，有條件地對罪犯實行社區(qū)矯正，罪犯并沒有與社會隔離，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正常的社區(qū)人文環(huán)境感化罪犯和轉化罪犯，因而明顯有利于罪犯融人社會，適應社會。

實行社區(qū)矯正的罪犯，大部分都會有一份正常的工作，既能感受工作 中的競爭、辛勞，也能體會收獲 的喜悅，總之，工作、生活、社會交往～般都能正常地延續(xù)下去，并不會因服刑而發(fā)生重大改變或割裂，因此，社區(qū)矯正能幫助罪犯以較小的代價、最短的時間融入社會，適應社會。在社區(qū)進行矯正，還能為罪犯提供各種機會，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悔罪、贖罪。例如，上海市普陀區(qū)長壽路街道組織社區(qū)服刑人員到街道慈善超市(超市的商品系由社會捐贈而來，社區(qū)困難群眾可憑民政部門發(fā)放的購物券免費領取)做義工，即每個月抽出一定的時間擔任沒有報酬的營業(yè)員，取得了很好的矯正效果。社區(qū)服刑人員在慈善超市通過無償的勞動，幫助有困難的人，實實在在地體會到了助人的快樂。社區(qū)矯正還可以借鑒社會工作的理念，在幫助、服務中體現教育、管理，達到改造人的目的。緩刑人員 C某，出生于單親家庭，初中畢業(yè)后即輟學在家，對就業(yè)援助員介紹的工作不是嫌路遠就是嫌待遇低，不愿主動就業(yè)。負責管理 C某的社工小陳認為，C某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缺少家庭及社會的關心，決定以此為出發(fā)點進行矯正。小陳充分利用同齡人同伴教育的優(yōu)勢，運用平等、接納、尊重等工作技巧，在 C某不知情的情況下，買了禮物上門慶祝 C某的生日，給了 C某意外的驚喜，很快拉近了雙方的距離。當小陳了解到 C某喜歡上網、養(yǎng)狗后，就以其興趣愛好為切入點，利用 MSN、QQ等聊天工具與 c某聊天，同時關心有關犬的各類信息，運用到與 c某的交流中，告誡 c某養(yǎng)狗也需要責任感，要靠自己的雙手合法飼養(yǎng)，要靠自己的勞動所得解決養(yǎng)狗所需的費用。小陳還介紹了一位大學生志愿者與 c某結對幫教，C某在交往中學習到了大學生志愿者刻苦上進、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和辦公自動化技能等。現在，C某有了一份專賣店銷售的工作，工作之余已能幫助母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還主動到居委會幫忙。顯然，像 c某這樣的案例、這樣的矯正方式，在監(jiān)禁模式下是難以做到、難以復制的。

另一方面，當社區(qū)服刑人員付出了積極的行動后，社區(qū)群眾看在眼里，因而能夠及時地認可罪犯的實際表現，并進一步激發(fā)罪犯積極改造，形成一種良性循環(huán)。由此可見，社區(qū)矯正的這些優(yōu)勢是監(jiān)獄在封閉、隔離狀態(tài)下所無法實現的。實行社區(qū)矯正，能夠更好地運用各種矯正手段、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社區(qū)已有的設施，如就業(yè)培訓機構、敬老院、圖書館等公益性機構，能夠更直接、充分地發(fā)揮各種幫教力量的作用，提高教育矯正的效果。

(三)有利于修復受到犯罪行為損害的社會關系，有效地推動和諧社會建設

社區(qū)矯正能夠從多方面推動和諧社會的建設。

首先，社區(qū)矯正能更直接、更有力地讓更多的人感受到國家治病救人的刑事政策，促進更多的人擁護黨和政府的領導。適用社區(qū)矯正本身，讓罪犯繼續(xù)保持與家庭的聯(lián)系，甚至繼續(xù)正常地工作，就是對罪犯本人最有說服力的教育，從而減少其與社會的抵觸乃至對抗，社區(qū)矯正還能對罪犯周邊的人產生積極的影響，包括罪犯的家庭、親朋、同事、與罪犯相識的社區(qū)群眾。據保守估計，對一名罪犯適用社區(qū)矯正，能夠對十幾個人甚至幾十個人產生積極的影響，起到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的作用。

其次，有利于營造相互關愛、幫助的良好社區(qū)氛圍，促進社區(qū)建設。如果只是簡單地將罪犯投入監(jiān)獄，的確可以使群眾對犯罪 “眼不見心不煩”，但同時也在客觀上降低了群眾主動參與預防犯罪、幫教罪犯的熱情。而社區(qū)矯正，則能夠喚起人們參與預防犯罪、幫教罪犯的愿望。在社區(qū)對罪犯進行矯正，開始時可能會對社區(qū)安全構成一定的壓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逐漸意識到，既然回避罪犯不是辦法，還不如主動去幫助罪犯，盡早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聯(lián)合國有關機構提出社區(qū)建設的十項基本原則中的第三條規(guī)定： “在推行社區(qū)發(fā)展的初期，改變居民的態(tài)度和物質建設同樣重要。”社區(qū)矯正的實行，就是潛移默化地改變居民態(tài)度的一個新型載體。罪犯的家人親屬、朋友、社區(qū)里的熱心人，他們雖然不是 “法律內行”，但是他們更能從情感上拉近與社區(qū)矯正對象的距離更能從日常的細微之處關愛社區(qū)矯正對象，這些是專業(yè)司法人員所不具備的天然素質。社區(qū)矯正對社區(qū)帶來的這種精神層面的影響，其正面意義不亞于物質建設。因為現代意義上的社區(qū)，不僅體現在地理相近，更體 現在人文相親，體現在一定程度上相同相近的價值觀。因此，實行社區(qū)矯正，社區(qū)就有了發(fā)揮改造罪犯的主體作用的機會，犯罪人將 自己視為社區(qū)的一分子，更容易接受社區(qū)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最終完成再社會化。上海盧灣區(qū)率先開展社區(qū)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關愛活動，通過組織親子交流、鼓勵大學生志愿者對未成年子女進行學業(yè)輔導、對因父母犯罪而蒙上心理陰影的未成年子女提供心理咨詢等幫助，既增強了社區(qū)服刑人員的家庭責任感，又促進 了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長。

三是社區(qū)矯正更有利于修復因犯罪行為而被破壞的社會關系。相對而言，監(jiān)獄的監(jiān)禁更多地滿足了人們對犯罪的報應心理。而社區(qū)矯正融人更多的修復內容，有利于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和人們的社會關系。上海市徐匯區(qū)對社區(qū)服刑人員補償性公益勞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王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處緩刑，被害人的女兒對王某駕車撞死其母親的事情無法釋懷，不同意街道司法所安排王某為其家庭進行補償性勞動，但是建議王某對社區(qū)內的孤寡老人提供服務。王某接受了這一建議，從此盡心盡力地為被害人所在社區(qū)敬老院的老人無償服務。有一次還將一位突發(fā)重病的老人及時送醫(yī)院搶救，悉心護理，挽救了老人的生命，王某的行為獲得了被害人所在社區(qū)的廣泛好評，最終也贏得了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和接納，王某本人也 由接受矯正初期的 自卑無助、郁郁寡歡變得心境開朗、積極向上。

(四)能夠創(chuàng)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途徑，不斷提高政府的執(zhí)政能力

治理違法犯罪問題，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有效降低違法犯罪率，保障社會秩序的安定，是政府執(zhí)政能力的重要體現。政法專門機關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是我國刑事司法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就提出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基本方針。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行政動員的方式組織群眾參與罪犯改造工作越來越難以為繼，單位參與改造罪犯的功能也幾乎不復存在，特別是數量龐大的企業(yè)單位，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此外，將大部分罪犯投入監(jiān)獄，監(jiān)獄即使僅僅是出于嚴格管理、保障安全的需要，也會無形中增加人們赴監(jiān)獄進行社會幫教的成本，抑制人們幫教的熱情。而社區(qū)矯正試點則為人們參與改造罪犯、預防犯罪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和較好的媒介。從這個意義上說，社區(qū)矯正將極大地促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上海在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中，主要通過兩種方式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是理念創(chuàng)新，樹立社會治理的理念，在治理犯罪這一典型社會問題的過程中，確立了政府與各種社會力量之間通力合作的理念，認識到即便是刑罰執(zhí)行工作，政府也有必要讓渡部分管理職能，使社會真正有機會實質性地參與進來。這樣做，完全符合 “小政府大社會”的發(fā)展趨勢。二是實踐創(chuàng)新，探索了 “政府主導推動，社團 自主運作，社會多方參與”的工作模式。即政府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強力推動社區(qū)矯正試點，同時，充分發(fā)揮各種社會力量的作用。具體來說就是：培育組建非營利性質的民辦非企業(yè)單位——上海市新航社區(qū)服務總站，總站面向社會公開招聘社工參與社區(qū)矯正工作，社工在社區(qū)矯正工作中主要承擔非執(zhí)法性質的教育引導、生活指導、心理輔導、幫困解難等，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支付社工報酬。同時，大力鼓勵志愿者參與對社區(qū)服刑人員的幫教工作。通過理念創(chuàng)新、實踐創(chuàng)新，賦予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新的內涵，大大提升了社會力量參與社區(qū)矯正工作的深度，并逐步走 向制度化、常態(tài)化，進而為矯正質量的不斷提高提供了可靠的力量保證。上海在社區(qū)矯正實踐 中已初步探索出了政府、社會組織、社工、志愿者相互合作共同治理違法犯罪的新模式，其中，政府發(fā)揮了主導作用，著力從政策引導、組織保障、財政支持等方面構建了社會力量參與治理違法犯罪的服務平臺，而社會力量則 日益成為政府治理違法犯罪的重要合作伙伴。這樣一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標志著在治理違法犯罪過程中，政府不再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的行政動員，而是樹立社會治理理念，政府與社會力量(或稱非政府機構)形成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治理違法犯罪，從而達到更佳的治理效果。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無疑也極大地提升了政府 自身的執(zhí)政能力。

三、對策建議：加快我國社區(qū)矯正試點進程，充分發(fā)揮社區(qū)矯正在社會建設與管理中的作用

以上論述了我國開展社區(qū)矯正試點的現狀，描繪了社區(qū)矯正巨大的發(fā)展前景。但是，在實踐中，我們也看到，社區(qū)矯正在中國從試點到全面推廣，還面臨許多困難。全國政協(xié)曾經在一份調研報告中認為：“目前社區(qū)矯正仍然處于試點階段，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無法推廣，優(yōu)勢難以充分發(fā)揮”。有鑒于此，本人對擴大我國社區(qū)矯正試點、加快推進刑事司法改革提出如下建議 ：

(一)從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戰(zhàn)略高度，合理定位社區(qū)矯正的功能

人類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伴隨著社會文明的演進，國家應對犯罪的方式也日益科學和文明。從肉刑、流放到監(jiān)禁刑，再到非監(jiān)禁刑、非犯罪化、非刑罰化，刑罰文明的軌跡清晰可辨，根據時代條件逐步實現輕刑化，是現代文明國家的必然選擇。社會文明程度越高，監(jiān)獄行刑的適用范圍越小。將大多數犯罪人被置于正常的社會環(huán)境中進行矯正，只有重刑犯才被投入監(jiān)獄。歷經 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社會的開放度、人的自由度都是 30年前所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是，隸屬于上層建筑的刑罰制度卻仍然明顯滯后于社會的發(fā)展進程。肇始于2003年的全國部分省市社區(qū)矯正試點，在我國刑事司法改革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但是，幾年來，全國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仍然局限在少數地區(qū)，試點力度亟需加大。尤其是，全社會要從國家發(fā)展的全局出發(fā)，充分認識社區(qū)矯正在國家司法體系中應有的功能、地位。必須認識到：社區(qū)矯正決不是監(jiān)禁刑的補充，不是解決監(jiān)獄關押容量問題的應急之策，我國社會發(fā)展的發(fā)展，已經到了必須實行監(jiān)禁矯正與社區(qū)矯正矯正并重的時期。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應大力推行社區(qū)矯正，使社區(qū)矯正成為我國應對違法犯罪的首選的制度安排，而監(jiān)獄、勞教所只負責教育、改造社會危害嚴重的犯罪人。在此基礎上，樹立 “在社區(qū)矯正、被社區(qū)矯正、為社區(qū)矯正”的理念，充分發(fā)揮社區(qū)在犯罪防控以及國家整個刑事司法體系中的作用?？傊瑧獜膽?zhàn)略轉型的高度，重新認識社區(qū)矯正，科學界定其內涵和外延，大力推進社區(qū)矯正工作。

(二)加快社區(qū)矯正立法，重塑我國的法律制裁結構

一是要盡快立法，為社區(qū)矯正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據加快推進社區(qū)矯正。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穩(wěn)步擴大緩刑假釋的適用比例，逐步擴大社區(qū)矯正規(guī)模。二是要以大力推進社區(qū)矯正為載體，統(tǒng)籌協(xié)調治安管理與犯罪防控。目前，我國法律制裁結構的突出問題，一是監(jiān)禁刑模式單一，全國所有監(jiān)獄都實行封閉式的嚴格管理，罪犯無論社會危害程度輕重與否，所受懲罰力度幾乎沒有本質區(qū)別罪刑相當原則沒有得到充分體現。相比之下，許多國家監(jiān)獄分為高度警戒、中度警戒、低度警戒監(jiān)獄；有的根據罪犯的具體情況分別實行勞動釋放制、學習釋放制、歸假制、周末拘禁制等開放式處遇。

除了少數罪行嚴重的罪犯以外，大多數罪犯在監(jiān)獄服刑期間都能繼續(xù)與社會保持相當程度的接觸，最大程度地降低 了監(jiān)禁的負面作用。二是對違法人員的處罰與對犯罪分子的處罰缺乏合理的銜接與平衡，處罰方式尚有待完善。具體體現在作為行政處罰的勞動教養(yǎng)，處罰力度實際上反而大于作為刑事處罰的管制、緩刑、暫予監(jiān)外執(zhí)行等非監(jiān)禁刑。三是機構矯正與非機構矯正的比例失衡，社區(qū)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微弱，嚴重滯后于社會文明的發(fā)展進程。在我國，由于過于依賴監(jiān)獄、勞教所為代表的機構矯正，負面效應越來越明顯。最突出的就是將犯罪人與社會隔離，客觀上造成了矯正理念、方法與犯罪人再社會化的目標之間的悖論。針對這些問題，筆者建議：一是要完善監(jiān)禁刑的執(zhí)行模式，將現有的監(jiān)獄分為嚴管監(jiān)獄、寬管監(jiān)獄，或封閉式監(jiān)獄、半開放式監(jiān)獄、開放式監(jiān)獄，確保在監(jiān)獄服刑的罪犯能夠受到與其社會危害程度相匹配的刑事處罰。二是重塑我國法律制裁模式，以社區(qū)矯正試點為契機，合理定位社區(qū)矯正的性質與功能。當代許多國家治理違法犯罪政策出現了明顯的“輕輕重重”的趨勢，即對嚴重犯罪加大處罰力度，而對大量社會危害性較輕的犯罪(違法)使用更加輕緩的處罰方法，包括社區(qū)矯正及各種非刑罰化、非機構化(非監(jiān)獄化)處遇措施。在當前我國大力推進平安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的大背景下，國際上這一 Et漸盛行的 “輕輕重重”的行刑處遇趨勢非常值得我們思考、借鑒。筆者認為，兩院兩部 《關于開展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將社區(qū)矯正定性為刑罰執(zhí)行，是否合理，很有質疑的必要性，因為它將社區(qū)視為執(zhí)行刑罰的場所，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說社區(qū)承擔了監(jiān)獄的功能，這在現代文 明社會是非常難以想象的實際上，通過研究西方的社區(qū)矯正，不難發(fā)現，許多國家法律上沒有違法的概念，只有犯罪的概念。如 《法國刑法典》所規(guī)定的違警罪，其實僅相當于我國的違法。我國現行法律的規(guī)定則實行二元制，既有違法又有犯罪，這就導致在西方國家，社區(qū)矯正的外延比我們一般理解的社區(qū)矯正要大得多?？梢姡瑢⑦`法和犯罪合并，實行一元制，社區(qū)矯正才能在國家司法體系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維護社會安全中發(fā)揮巨大的作用，從而避免了對監(jiān)獄的過度依賴。例如，美國學者艾茲恩和蒂默認為，社區(qū)矯正包括審判前的釋放和轉處方案、判刑前的調查、緩刑、居住治療、其他刑罰替代措施如賠償和社區(qū)服務等、釋放后的替代措施如假釋和中途訓練營等。

有的學者在論述非監(jiān)禁刑的概念時指出：“非監(jiān)禁刑不再固守傳統(tǒng)的刑事制裁與非刑事制裁的界限，非監(jiān)禁刑的確立和使用，以最大限度地保衛(wèi)社會利益、公民個人利益和其他合法利益為最高目的。凡是能夠實現非監(jiān)禁刑目的的一切制裁方法，都可以納入非監(jiān)禁刑的體系或范圍。因此，符合這個條件的一些非刑事制裁方法，都可以成為非監(jiān)禁刑?！? 為了借鑒當代世界法律制裁方法的發(fā)展趨勢，大力推進我國的平安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筆者認為，迫切需要以立法的方式，科學界定社區(qū)矯正的性質，使社區(qū)矯正不局限于刑罰執(zhí)行，而是將社區(qū)矯正定位為社區(qū)制裁，賦予其對各種罪錯人員進行教育矯正的功能，充分發(fā)揮社區(qū)在治理違法犯罪中的主體作用，逐步控制監(jiān)禁、勞教的適用范圍。

(三)引入社會治理理念，充分發(fā)揮非機構矯正

在社會建設與管理中的作用，促進社會和諧。目前，全國社區(qū)矯正試點的有關省市，理念和做法不盡相同。上海的實踐證明，發(fā)揮社會力量的優(yōu)勢，充分體現了社區(qū)矯正相對于監(jiān)禁矯正的比較優(yōu)勢。建議今后全國全面推廣社區(qū)矯正工作時，要堅持這一方向。尤其是要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充分發(fā)揮社工、志愿者的作用，在發(fā)揮國家法律制裁功能的同時，強化平等、尊重、接納、助人 自助的社會工作理念，在確保必要的懲罰力度的同時，對罪錯人員面臨的各種困難或問題，予以高度關注，并創(chuàng)造條件，盡可能幫助解決，實現懲罰、改造、挽救、感化、服務的有機結合與平衡，體現法律的人文關懷，彰顯社會主義法治的優(yōu)越性，不斷提高教育矯正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

第二篇：刑事司法視野中的檢察委員會制度（范文模版）

刑事司法視野中的檢察委員會制度

我國憲法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檢察委員會是人民檢察院業(yè)務決策機構,是我國獨具特色的一種檢察制度。設立檢察委員會制度的目的,在于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確保案件質量和正確行使檢察權,它的存在確有其科學、合理的一方面,也確實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不斷健全,司法制度的改革正朝“公正與效率平衡”邁進,公民法律意識的日益增強,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在司法實踐中的弊端逐漸凸顯出來,其合理性越來越受到質疑,因此,對檢察委員會制度進行認真的研究和反思是十分必要。

一、現行檢察委員會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議事范圍不明確

根據《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有關規(guī)定,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但對于“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的內涵及外延還沒有統(tǒng)一的法律界定,導致討論案件的范圍上缺少具體的操作標準。在一個事項、一個案件是否“重大”,是否應該由檢委會討論決定時,主觀色彩相對比較濃厚,這樣有可能造成個別辦案人員和主管檢察長在分散責任的心理支配下,往往將不屬于檢委會討論的案件提交檢委會討論,這既增加了檢委會負擔,又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1]也使得錯案責任無從追究,對檢察委員會的權威也是一種損害。同時,重大案件提請的隨意性也直接影響檢察官獨立行使檢察權。另外,《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3條同時規(guī)定:“如果檢察長在重大問題上不同意多數人的決定,可以報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這一規(guī)定,即違反了國家機關之間權限劃分的憲法定位,又違反了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的憲法原則。

(二)檢察委員會委員選任機制缺乏合理性

《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組織條例》第2條規(guī)定,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由本院檢察長、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以及有關內設機構負責人組成。實踐中逐步形成了慣例,各級黨組成員是當然的檢察委員會委員,主要業(yè)務部門負責人多為檢察委員會委員。[2]這種政治待遇、行政式的選任條件,極大地影響了檢察委員會職能的發(fā)揮。尤其基層檢察機關黨組成員的人選大部分都是從黨政機關調任和部隊轉業(yè)干部安置,他們大多缺乏專業(yè)的法律素養(yǎng),《檢察官法》中規(guī)定的學歷及通過司法考試等檢察官任免條件也似乎僅適用于普通檢察官的任免,對他們來說一經行政任命,即可獲得相應的檢察官等級,并以黨組成員的身份成為當然的檢委會委員。在檢察委員會討論解決重大、復雜的案件過程中,多半委員聽完承辦人匯報后,例行公事,人云亦云,有的甚至憑感覺判斷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實在與設立檢察委員會的最終目的相悖。[3]檢委會委員選任的行政化所帶來的弊端由此可見一斑。此外法律未對檢委委員的任職期限作任何限制性規(guī)定,致使檢委委員法律知識結構老化,在討論案件時更多是憑感性認識和經驗發(fā)表意見,不能從法理上進行論證,難以做到論證透徹,決策科學,從而削弱了法律的權威性,造成檢委會委員整體專業(yè)水平下降。這種“終身制”的任職模式還不利于素質較高的年輕的檢察人員進入檢察委員會,容易使檢委委員缺乏責任感、使命感,不思進取,導致檢委會流于形式,發(fā)揮不了檢察委員會作為檢察機關內部權力決策機構的實際作用。[4]

(三)檢察委員會會議事程序缺乏規(guī)范化

1.兩大職能行使嚴重失衡。討論決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是檢察委員會的兩項基本職能,但實際上多數檢察機關尤其是基層檢察機關的檢委會在履行其職能時只討論重大案件,而討論重大問題的職能則基本是空白。

2.檢察委員會會議事缺乏透明度,難以實行監(jiān)督。目前檢察委員會實行相對封閉的議事方式,檢察委員會在運行過程中唯一的形式就是“會”,檢察委員會討論案件幾乎沒有任何調查取證的過程,在討論過程中,檢察委員會多數是被動地聽承辦人對案件的匯報或對極個別重大問題的匯報,這也是大多數檢察委員會委員了解案情的唯一途徑。討論時除了檢察委員會委員和案件匯報人、記錄人員以外,其他人是不準進入會議室的,多數檢察干部對檢委會如何討論案件不知情,檢察機關內部對檢委會工作難以實施有效監(jiān)督,而且外部監(jiān)督也不充分。[5]

3.檢察委員會委員責任追究機制不完善。根據《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第17條的規(guī)定,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案件有錯誤的,由檢察委員會集體承擔責任。由于沒有相應的責任定位,這種集體承擔責任的方式往往以“責任分散,難以追究”等為由以致無人承擔責任,[6]致使檢委會的職責虛化。

二、檢察委員會存廢之爭

由于檢察委員會制度存在的缺陷,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深入,關于它的存廢就成了倍受人們關注的熱門話題,主要觀點有三種:一是保留論。主張仍保留現有的檢委會制度,其實純粹的保留論者畢竟是少數,這種論者大都來自司法實務部門,根植于對中國國情的冷靜分析和判斷,持的是較為保守的務實態(tài)度。他們認為:檢察委員會是依據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設立的法定專門機構,在保障憲法和法律的統(tǒng)一正確實施,維護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中,具有其他任何機構不能替代的職能作用。二是廢除論。主張取消現有的檢委會制度,此制度違背了現代法治所包含的一些基本的司法原則,與主訴檢察官相對獨立地承辦案件責任相沖突,不能充分體現“公平與效率”的基本價值,應當予以立即取消。持這種論點的人大都來自學術界。三是過渡說。主張在現有的基礎上改革檢委會制度,待條件成熟時,取消檢委會制度。從司法改革的長遠目標來看,取消檢察委員會應該是利大于弊,也是司法發(fā)展的趨勢,但就目前而言,客觀條件還不完全具備,一蹴而就地取消這一制度并不現實。因此,在贊成取消檢察委員會制度的前提下,主張采取一種比較現實可行的改革策略。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

三、對我國檢察委員會制度的設想

(一)現行體制下改革檢委會的初步設想

1.明確議事范圍,加強業(yè)務指導作用。檢察委員會議事范圍可以分為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兩個方面。從實踐操作看,檢察委員會討論重大案件多,重大業(yè)務事項少,存在重個案研究、輕工作指導,以及決議案件的范圍過寬等情況。因此,改革檢察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是將檢察委員會的工作重點由目前的討論案件轉移到研究決定有關業(yè)務方面的重大問題上來,著重改變目前忽視涉及檢察工作重大事項的決策方面研討的情況,加強對檢察工作有宏觀指導作用和檢察工作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重大問題的討論決定職能。[7]

2.規(guī)范檢察委員會委員的選任制度。檢察委員會作為檢察機關業(yè)務決策和業(yè)務指導的重要機構,應當通過其業(yè)務能力表現出它在業(yè)務問題上所具有的最高權威,這就要求檢委會委員是檢察業(yè)務方面的專家,對委員的專業(yè)化要求應當更加嚴格,檢委會委員應當從具有較高法律專業(yè)水平和豐富檢察工作實踐經驗的檢察人員中優(yōu)先考慮任用,改變重資歷、重級別的行政化、待遇化傾向。明確檢委會委員的準入標準,可以嘗試在明確了檢委會委員素質要求的前提下,對一定比例的檢委會委員采取公開競選的選拔方式,凡是符合規(guī)定的檢察員,在考試、答辯、考核后擇優(yōu)選聘,以充實檢委會委員隊伍。即使在檢委會委員名額已滿的情況下,也可以選拔部分經驗豐富的檢察員列席檢委會會議,發(fā)表意見并作為決策參考。[8]

3.完善議事規(guī)則,規(guī)范工作程序。檢委會的決策地位決定了其活動應遵循科學的步驟和程序,使檢委會工作程序化、規(guī)范化,建立起一套科學的議事規(guī)則和程序,并嚴格遵照執(zhí)行。

(1)提請程序。承辦部門的負責人對需要提請檢委會研究的案件或事項,填寫申請表,附案件審查報告,或填寫研究事項的主題及處理意見,送檢委會辦公室,由檢委會辦公室專職委員對進行預先研究,專職委員對案件或事項進行全面審查,對疑難復雜、爭議較大、具有一定影響的案件或重大問題,可以聽取匯報,與有關專家一起共同依法進行科學論證,提出帶有規(guī)律性的司法、立法建議,再提出是否提請檢委會研究的建議,報請檢察長決定。[9]檢察長決定召開檢委會研究的案件或事項,應在檢委會召開前三天送交檢委會成員。

(2)討論程序。案件承辦人的匯報應依據結案報告進行,說明事實、證據和適用法律的依據。檢委會專職委員發(fā)表研究意見,對案件的承辦人在事實認定、證據的認定及法律適用方面的匯報是否全面準確提出意見,并做出補充說明,并提供必要的相關法律政策資料。然后,檢委會成員進行討論,分別充分發(fā)表意見,對于容易產生不同意見案件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制定規(guī)章制度等有關問題,由專職委員可以提出,引進辯論機制,以提高檢委會議事質量,進一步完善檢委會工作。

(3)決策程序。先由檢委會委員分別對研究的事項或案件提出決定性意見后,檢察長再做最后決定。檢委會結束后,檢委會記錄人員將記錄交與會委員分別審閱。檢委會委員對記錄中結論性意見進行審閱,并簽署姓名。

(4)監(jiān)督程序。檢委會辦事機構專職委員對會議決定的落實和執(zhí)行情況負責進行檢查督辦,并向檢察長報告。

最高人民檢察院以科學發(fā)展觀為指導,提出了科技強檢的發(fā)展思路,隨著電子檢務工程的推進,待檢察工作實現的信息化時,要發(fā)揮現代科技在檢察委員會決策中的作用,將多媒體示證系統(tǒng)、同步錄音錄像等科技手段引入檢察委員會工作,利用網絡平臺和信息技術進一步規(guī)范檢察委員會的議事程序。在全國逐步實現檢委會辦事機構通過局域網完成傳輸議案材料、審核把關、會議記錄、紀要發(fā)文、存檔及檢察委員會決定的督辦落實等項工作,委員通過電腦審閱議案、簽署意見,管理人員通過音頻脈沖系統(tǒng)同步錄音錄像,記錄會議情況,[10]使檢委會議事程序更加規(guī)范化、制度化。

4.強化責任機制。在決議責任上,要防止人人負責卻又無人負責的現象,強化責任機制。檢委會討論案件時,主辦案件的檢察官或辦案人應對案件事實的真實性、證據的確實性和充分性負責,檢委會對案件所做的定性和處理決定負責。檢委會成員亦都應對各自發(fā)表的案件定性和處理決定意見負責。主訴檢察官或辦案人對案件事實和證據負責的依據是案件審查報告,檢委會和檢委會委員對定性和處理決定的依據應當是檢委會記錄。檢委會專職委員承擔著會前閱卷審查的職責,因此其具有對所研究案件的承辦人在事實認定、證據的認定及法律適用方面是否全面準確提出意見的責任。檢察委員會記錄的準確性由檢察委員會辦公室記錄人員負責,保證每一委員發(fā)表的意見和觀點,逐一祥記準確,并在檢察委員會結束后,請與會委員進行審核并簽名,以此增加其執(zhí)法的責任感和公正感。法律責任的追究應按照有關錯案追究規(guī)定進行。

(二)逐步廢除檢察委員會制度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改革現行的檢察院內部管理體制,其核心是逐步實現檢察官的獨立,建立檢察官職業(yè)保障制度。只有檢察官獨立,才能有效貫徹司法責任制度,使檢察官的職權與責任同一,增強其責任感,提高追求公正的主動性,同時,避免了層層把關,既可以減少不公正因素的參與,也可大大提高訴訟效率。因此,逐步廢除檢委會制度是檢察

機關深化司法改革的必然所在。

注釋:

[1]胡蓮芳“:我國基層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改革初探”,《行政與法》2004年第5期。

[2]李貴成:“基層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職能簡論”《人,民檢察》,2006年3(下)第6期。

[3]黃芳:《論我國檢察委員會制度的存與廢》,蘇州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載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4]參見李雪鋒:“改進和完善檢察委員會制度”,《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年增刊。

[5]孫謙:《中國檢察制度論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頁。

[6]參見孫謙:《中國檢察制度論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頁。

[7]孫謙:《中國檢察制度論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頁。

[8]朱海燕:“基層檢察院檢委會工作改革設想”,《人民檢察》,2005年第4期(上)。

[9]高雪梅:“對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的思考”,《法制與社會》,2008年第10期(下)。

[10]謝曉歌:《檢察委員會制度的特點及其改革發(fā)展思考》,2008年第8期。

第三篇：刑事司法視野中的實事求是與無罪推定

張能全 *

（重慶行政學院 重慶 400041）

The principle of Matter of Fact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n the Vision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精髓的實事求是原則與作為刑事訴訟國際司法準則的無罪推定原則確立于不同哲學范疇下的一般原則，前者屬于認識論范疇，后者屬于價值論范疇。這兩項原則在刑事司法領域發(fā)揮著重要的規(guī)范功能，共同推動刑事訴訟朝民主化、科學化方向發(fā)展。實事求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對于認識案件真實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而無罪推定作為確定國家與公民個人的關系的基本原則，對于規(guī)范國家刑罰權運行，確保公民個人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進而保證國家刑事司法民主化、法律實施規(guī)范化、權力運行程序化具有終極價值意義。

一

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靈魂的實事求是原則與現代國家中確立公民個人一般法律地位的無罪推定原則是什么樣的關系呢？這一問題長期困擾著理論界。有人認為這二者是互相沖突的，①我們認為這二者是統(tǒng)一的、互補的兩項原則。實事求是原則對于刑事訴訟活動的認識活動具有根本指導意義，因為刑事訴訟活動離不開認識過程。同時，刑事訴訟活動不僅僅是一種認識活動，它還是受程序法規(guī)制的法律實施活動。刑事訴訟活動面臨著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在認識活動與價值選擇出現沖突時，必須根據價值論原理，進行取舍。馬克思主義價值論對于刑事訴訟活動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

其一，涉及認識過程問題，應當遵循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原則。刑事訴訟的目的在于解決被指控者的刑事責任問題，這涉及到國家與公民個人的爭端。為了公正而有效地解決此項爭端，必須查明案件事實真相，才能正確適用法律，以罰當其罪。國家專門機關與訴訟當事人進行刑事訴訟活動的過程就是經歷一個對案件由不知到知的認識過程。這一過程不是從主觀想象出發(fā)，憑猜想、推測所能完成的，而要通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才能實現。首先必須從實際出發(f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證據材料。在此基礎上，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排除矛盾，去偽存真，得出關于案件的真實結論。即借助實事求是的方法論，進行收集和審查判斷證據，以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為刑事訴訟裁判活動提供充分的事實根據。

其二，涉及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問題，應當遵循價值論原則。無罪推定原則作為價值論原理的一般原則，不僅僅體現在訴訟法律制度領域所規(guī)范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以及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法律原則，它更重要的是確認公民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一項憲法原則。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無罪推定是比刑事訴訟更高層次的體系的組成部分，它說明的不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它是公民一般法律地位的因素。[1]它所調整的是公民個人與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理性對話關系，是現代民主憲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則。在對待刑事訴訟問題上，國家憲法規(guī)定所有的人在法律上被推定為無罪，他們享有憲法規(guī)定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有涉嫌犯罪的人都以訴訟主體身份參加到刑事訴訟中，與國家專門機關處于等同的地位，享有訴訟權利，承擔訴訟義務。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在于構建了國家與涉嫌犯罪的人進行平等對話的機制和空間，體現了現代法治國家訴訟民主、保障人權的基本特征。今天，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一項舉世公認的憲法原則和人權原則已經被載入多項國際法律文件，充分說明了該原則的普遍意義。價值論核心之一在于探討人的主體存在、人的尊嚴、人的權利、自由、平等、幸福等問題，其目的在于為國家、社會與個人提供一般價值原則和基本行為準則。根據價值論原理，個人的權利與尊嚴，自由與幸福具有最高的終極價值。國家在處理爭端的過程中，必須充分尊重個人的權利與尊嚴，尊重公民個人的主體身份。從這一意義上說，無罪推定的價值論意義無法用實事求是原則取而代之，不能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論。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價值論對刑事司法具有最高的指導意義。

其三，刑事訴訟活動作為一項法律實施活動，必須受到程序法的嚴格限制和規(guī)范。刑事訴訟法作為程序法律，具有確保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雙重功能，具有規(guī)制國家權力的作用。程序法通過法定程序規(guī)范國家權力的行使，為其設定法律邊界。以保證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非法侵犯，因為公民個人權利是國家權力的來源和歸宿，而個人權利的有效保障以國家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為前提。刑事訴訟法為了保障被指控者的合法權益和有效的防御權利，以對抗國家控訴權，使刑事訴訟控辯雙方的力量不致過分懸殊，進行了嚴格的程序安排：將無罪推定原則具體化為若干規(guī)則，即所有涉嫌犯罪的公民在由獨立的法庭作出判決之前都是無罪公民，公民個人為確保自身權益以訴訟主體的身份參加到訴訟中來積極行使辯護權。要求控訴方承擔證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證明責任，如果控訴方不能充分地證明被指控者有罪，裁判者將作出無罪判決。設定了沉默權與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即尊重被指控者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權利，保證其消極辯護權的行使。嚴格規(guī)范國家專門機關的職權行為，如果出現了侵犯公民個人權利的行為，該行為將被裁定為無效，由此所獲得的證據將被排除。確立審判中立、控審分離、控辯平等的訴訟原則，以保證裁判活動的公正性。建立完善的辯護制度和救濟制度，以保證被指控者的合法權利等等。單從刑事訴訟的目的是為了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認識活動出發(fā)，是不能理解刑事訴訟法大量的旨在保障被指控者基本權利的條款用意的，因為它不但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實，反而會阻礙案件真實的發(fā)現。只有從價值論角度來審視，才能對刑事訴訟活動中對于保護被指控者基本權利的立法設計有較深入的理解。這說明了刑事訴訟法體現了價值論的一般原理，價值論對刑事訴訟

并將繼續(xù)發(fā)揮這種作用。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難道要將具有如此關鍵價值的法律原則加以拋棄嗎？難道我們寧愿尋找一項替代原則或者將不同性質的原則加以強化就能將它取而代之嗎？這樣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者所為的嗎？

我們認為，為了早日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在我國憲法和法律中全面地系統(tǒng)地確立無罪推定原則，而不同意有的學者所主張的“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看，還不具備將無罪推定作為原則從立法上加以規(guī)定的條件”，[4]因為這種“條件論”說法仍然是在為我國現行法律抱殘守缺尋找合理根據，不利于我國法制現代化的發(fā)展。因為“承認法律的多元化不能因此而否認公理的一元性，承認基本原則的延展性（彈性）不能否認其內在的質的規(guī)定性。” [5]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一項公理性原則已經超越國家、制度界限，對世界各國法治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只有全面地系統(tǒng)地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完善程序法律，國家權力才能在規(guī)范的軌道上正常運行。國家與公民個人的關系才能明確化、平等化。唯有如此，所有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才能真正以訴訟主體身份參加到訴訟中，共同推進刑事訴訟的完成，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爭端才能在民主的氛圍中理性地加以解決。為此，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論意義將得到彰顯：公民個人有了與國家權力進行理性對抗和爭辯的武器，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將得到確實有效的保障，所有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將能夠積極地為自己的合法權益行使辯護權，有效地影響著裁決的形成。他可以在刑事訴訟中保持沉默，也可以積極地為自己辯護。國家控訴機關不能夠存有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有罪的觀念，必須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履行職權，必須將涉及訴訟公民的犯罪事實證明到刑事訴訟規(guī)定的證明標準。否則，裁決者將作出無罪判決，以結束這場爭端。

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并不妨礙實事求是原則的貫徹，而且更加強調實事求是。因為基于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國家專門機關在進行刑事訴訟活動中，不允許存在被指控者有罪的觀念，不允許有違反程序法規(guī)定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訴訟行為。各訴訟主體只有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客觀地收集、審查和判斷案件事實的證據，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從而完成訴訟，解決爭端，實現公正。在對刑事訴訟過程進行認識的時候，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收集證明被指控者有罪、無罪的各種證據。一旦遇到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問題，就應當借助體現價值論原理的無罪推定原則作出選擇。例如：被指控者在面臨偵查人員提問時，要不要回答的問題。這涉及價值判斷，因為根據無罪推定的要求，被指控者是無罪的公民。從尊重公民個人權利出發(fā)，回答與否是他的權利，法律就不能設定其有如實回答的義務；某些刑事案件在規(guī)定的偵查期限內無法找到證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證據或證據不夠充分，如何解決此類案件的問題，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應當作出無罪判決。再如：對于一審案件中檢察機關撤訴后重新起訴與法院自行改變罪名的情況，應當本著保護涉及訴訟公民的辯護權利，進行嚴格限制，對于二審案件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基于無罪推定，直接作出無罪判決而不應該發(fā)回重審等等。這充分說明了刑事訴訟活動中離不開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實事求是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發(fā)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二者在促進刑事訴訟的民主化、科學化方面是辯證統(tǒng)一的。當然，根據認識論與價值論的基本地位與相互關系原理，若在具體的刑事訴訟活動中，出現事實發(fā)現與權利保障的二難選擇時，應當根據價值論的最高指導原則作出有利于保障公民個人權利的選擇。

參考文獻：

[1] 尤廣輝，時延安，《無罪推定原則之多維分析》，《南都學壇》：人文社科版（南陽），2002年第6期。

[2]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1996年3月所作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制定、修改情況和主要內容的說明材料”。

[3]寧漢林，《論無罪推定》，《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

[4] 樊崇義，《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頁。

[5] 龍宗智，《相對合理主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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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刑事司法視野中的實事求是與無罪推定

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精髓的實事求是原則與作為刑事訴訟國際司法準則的無罪推定原則確立于不同哲學范疇下的一般原則，前者屬于認識論范疇，后者屬于價值論范疇。這兩項原則在刑事司法領域發(fā)揮著重要的規(guī)范功能，共同推動刑事訴訟朝民主化、科學化方向發(fā)展。實事求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對于認識案件真實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而無罪推定作為確定國家與公民個人的關系的基本原則，對于規(guī)范國家刑罰權運行，確保公民個人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進而保證國家刑事司法民主化

一

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靈魂的實事求是原則與現代國家中確立公民個人一般法律地位的無罪推定原則是什么樣的關系呢？這一問題長期困擾著理論界。有人認為這二者是互相沖突的，①我們認為這二者是統(tǒng)一的、互補的兩項原則。實事求是原則對于刑事訴訟活動的認識活動具有根本指導意義，因為刑事訴訟活動離不開認識過程。同時，刑事訴訟活動不僅僅是一種認識活動，它還是受程序法規(guī)制的法律實施活動。刑事訴訟活動面臨著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在認識活動與價值選擇出現沖突時，必須根據價值論原理，進行取舍。馬克思主義價值論對于刑事訴訟活動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

其一，涉及認識過程問題，應當遵循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原則。刑事訴訟的目的在于解決被指控者的刑事責任問題，這涉及到國家與公民個人的爭端。為了公正而有效地解決此項爭端，必須查明案件事實真相，才能正確適用法律，以罰當其罪。國家專門機關與訴訟當事人進行刑事訴訟活動的過程就是經歷一個對案件由不知到知的認識過程。這一過程不是從主觀想象出發(fā)，憑猜想、推測所能完成的，而要通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才能實現。首先必須從實際出發(f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證據材料。在此基礎上，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排除矛盾，去偽存真，得出關于案件的真實結論。即借助實事求是的方法論，進行收集和審查判斷證據，以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為刑事訴訟裁判活動提供充分的事實根據。

其二，涉及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問題，應當遵循價值論原則。無罪推定原則作為價值論原理的一般原則，不僅僅體現在訴訟法律制度領域所規(guī)范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以及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法律原則，它更重要的是確認公民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一項憲法原則。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無罪推定是比刑事訴訟更高層次的體系的組成部分，它說明的不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它是公民一般法律地位的因素。[1]它所調整的是公民個人與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理性對話關系，是現代民主憲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則。在對待刑事訴訟問題上，國家憲法規(guī)定所有的人在法律上被推定為無罪，他們享有憲法規(guī)定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有涉嫌犯罪的人都以訴訟主體身份參加到刑事訴訟中，與國家專門機關處于等同的地位，享有訴訟權利，承擔訴訟義務。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在于構建了國家與涉嫌犯罪的人進行平等對話的機制和空間，體現了現代法治國家訴訟民主、保障人權的基本特征。今天，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一項舉世公認的憲法原則和人權原則已經被載入多項國際法律文件，充分說明了該原則的普遍意義。價值論核心之一在于探討人的主體存在、人的尊嚴、人的權利、自由、平等、幸福等問題，其目的在于為國家、社會與個人提供一般價值原則和基本行為準則。根據價值論原理，個人的權利與尊嚴，自由與幸福具有最高的終極價值。國家在處理爭端的過程中，必須充分尊重個人的權利與尊嚴，尊重公民個人的主體身份。從這一意義上說，無罪推定的價值論意義無法用實事求是原則取而代之，不能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論。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價值論對刑事司法具有最高的指導意義。

其三，刑事訴訟活動作為一項法律實施活動，必須受到程序法的嚴格限制和規(guī)范。刑事訴訟法作為程序法律，具有確保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雙重功能，具有規(guī)制國家權力的作用。程序法通過法定程序規(guī)范國家權力的行使，為其設定法律邊界。以保證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非法侵犯，因為公民個人權利是國家權力的來源和歸宿，而個人權利的有效保障以國家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為前提。刑事訴訟法為了保障被指控者的合法權益和有效的防御權利，以對抗國家控訴權，使刑事訴訟控辯雙方的力量不致過分懸殊，進行了嚴格的程序安排：將無罪推定原則具體化為若干規(guī)則，即所有涉嫌犯罪的公民在由獨立的法庭作出判決之前都是無罪公民，公民個人為確保自身權益以訴訟主體的身份參加到訴訟中來積極行使辯護權。要求控訴方承擔證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證明責任，如果控訴方不能充分地證明被指控者有罪，裁判者將作出無罪判決。設定了沉默權與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即尊重被指控者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權利，保證其消極辯護權的行使。嚴格規(guī)范國家專門機關的職權行為，如果出現了侵犯公民個人權利的行為，該行為將被裁定為無效，由此所獲得的證據將被排除。確立審判中立、控審分離、控辯平等的訴訟原則，以保證裁判活動的公正性。建立完善的辯護制度和救濟制度，以保證被指控者的合法權利等等。單從刑事訴訟的目的是為了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認識活動出發(fā)，是不能理解刑事訴訟法大量的旨在保障被指控者基本權利的條款用意的，因為它不但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實，反而會阻礙案件真實的發(fā)現。只有從價值論角度來審視，才能對刑事訴訟活動中對于保護被指控者基本權利的立法設計有較深入的理解。這說明了刑事訴訟法體現了價值論的一般原理，價值論對刑事訴訟立法以及刑事訴訟司法實踐的根本指導作用。

其四，實事求是與無罪推定不是對立的原則，二者統(tǒng)一于刑事訴訟中。我國在對待無罪推定原則問題上，有人認為無罪推定原則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不符合中國國情，不能在我國實用?！拔覀儓詻Q反對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種無罪推定，而是以客觀事實為根據?！敝袊淌略V訟法“沒有規(guī)定，法院判決有罪前推定為無罪。因為，如果這樣規(guī)定，在法院判決前推定為無罪，那么偵查機關為什么還要進行偵查？！為什么還要采取強制措施？！既然推定為無罪，那么檢察機關為什么有的還要審查起訴？！法院為什么還要開庭審理？！我們堅持以事實為根據的原則，在法院判決有罪前，不能說是罪犯，但也不能說就沒有犯罪嫌疑，而是實事求是，進行偵查，客觀地依法收集有罪、無罪、罪重、罪輕的各種證據，是否犯罪，最后由法院根據事實來審判確定。”[2]

我們不認為強調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就不能在刑事訴訟中搞無罪推定，強調無罪推定原則就是對實事求是這一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的背離。因為我們知道實事求是是我們認識任何事物的根本方法，刑事訴訟活動作為一種認識活動也必須遵從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方法論。而無罪推定原則是確定公民個人與國家關系的一項法律原則，即國家在行使刑罰權的時候，通過憲法和法律將這一權力交給特定的機關來行使，并在憲法和法律上肯定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的無罪地位，使其能以主體資格參加刑事訴訟與國家進行平等、理性的爭辯。其目的在于構建一個民主的解決爭端的機制，從而體現現代司法的公正性與民主性。假如沒有這項原則或不明確肯定這項原則，國家不承認所有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無罪的主體身份，甚至國家專門機關可以任意懷疑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有罪，這樣一來，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某些國家機關公職人員以有罪之名而任意處分，這必然導致國家權力的恣意和濫用，公民個人權利不保的險境。這勢必造成司法專橫，冤獄遍地的悲慘情景。從而根本違背實事求是原則。同理，強調無罪推定原則，肯定涉訟公民的訴訟主體身份，并不意味著就不強調實事求是地進行證據的收集、審查判斷工作。而是更加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地進行案件認識活動。這兩項原則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規(guī)范刑事訴訟行為，為其提供理論指導與行為規(guī)范。如果單從實事求是的認識論角度去看待無罪推定原則，當然會得出比較荒謬的結論，即如果推定為無罪，那為什么還要偵查，還要審查起訴，還要開庭審理的問題。無罪推定原則涉及到哲學價值論問題，任何涉及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的問題用認識論方法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是無能為力的。例如：在不能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時候，我們無論怎樣用實事求是的方法，都不能為此類案件找到解決辦法的，必須根據價值論的一般原則，基于人的權利、自由和尊嚴的需要，對被指控者作出無罪判決?？傊?，實事求是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在刑事訴訟中是統(tǒng)一的、互補的，共同規(guī)范著刑事訴訟行為。

二

刑事訴訟活動作為一種認識活動，受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科學指導，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核心的實事求是原則當然對刑事訴訟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刑事訴訟活動又是一項發(fā)生于國家與個人爭端的裁判活動，一項法律實施活動，受到國家憲法原則的約束，程序法的嚴格限制與規(guī)范。無罪推定原則作為確認國家與個人關系的一般原則，它肯定了公民個人的無罪的人格主體地位，它作為一項憲法原則和人權保護原則已被絕大多數國家納入憲法和法律中，作為價值論的一般原則對指導刑事訴訟活動具有普遍的、絕對的價值。

鑒于實事求是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對刑事訴訟活動的指導意義，我們認為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與無罪推定的辯證統(tǒng)一。凡是涉及刑事訴訟的認識活動，必須充分尊重實事求是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地收集、審查判斷證據，查明案件事實。凡是涉及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的事項，必須尊重價值論原理，進行價值選擇。凡是刑事訴訟活動，不管是在哪一個階段，必須以無罪推定的一般原則為指導，在觀念上必須樹立所有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個人是無罪的，他們都是刑事訴訟活動的主體，對刑事訴訟活動的推進和訴訟目標的實現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必須以無罪推定原則作為立法與司法的根本指導原則，平衡國家與公民個人的關系，限制和規(guī)范國家權力，確認和保障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并制定和嚴格實施具體的行為規(guī)則。

結合我國現行立法與司法實踐，在處理實事求是與無罪推定關系時，問題不在于對實事求是原則的強調和貫徹上，而在于對于無罪推定原則的理解上，在于實事求是與無罪推定的辯證統(tǒng)一上。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是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是我們始終堅持的思想路線和科學的方法論，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同樣始終遵從了這一原則。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強調實事求是原則，但不能忽視甚至無視其它原則，乃至認為提出其它原則就是對實事求是原則的背離。對具有同樣指導意義的原則，將其中一個強調到極致，而將其中另一個徹底否定，這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我們認為無罪推定原則是我國憲法和法律不可缺少的一項原則，是依法治國的一項根本指導原則，是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座宏偉大廈的中流砥柱，是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矗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社會主義的民主理當優(yōu)越于資本主義的民主，公民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也更加協(xié)調。而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個人有更加廣泛的個人權利，更能夠規(guī)范國家權力的行使，使其最大限度地為人民服務。作為規(guī)范國家權力，確認國家與公民個人關系的無罪推定原則，我們豈能以這個原則是資產階級刑事訴訟法采用的，就認為其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就武斷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就絕對不能使用，就必須另外尋找比它更好的原則來代替它。無罪推定原則雖然是資產階級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但是，此項原則既不為資產階級所獨創(chuàng)，也不為資產階級所獨有。因為在事實上，它已經成為當代世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所普遍采用的一般法律原則。[3]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人類社會法制和法律思想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對于促進司法民主化、科學化，政治民主化進程發(fā)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并將繼續(xù)發(fā)揮這種作用。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難道要將具有如此關鍵價值的法律原則加以拋棄嗎？難道我們寧愿尋找一項替代原則或者將不同性質的原則加以強化就能將它取而代之嗎？這樣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者所為的嗎？

我們認為，為了早日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在我國憲法和法律中全面地系統(tǒng)地確立無罪推定原則，而不同意有的學者所主張的“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看，還不具備將無罪推定作為原則從立法上加以規(guī)定的條件”，[4]因為這種“條件論”說法仍然是在為我國現行法律抱殘守缺尋找合理根據，不利于我國法制現代化的發(fā)展。因為“承認法律的多元化不能因此而否認公理的一元性，承認基本原則的延展性（彈性）不能否認其內在的質的規(guī)定性?！盵5]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一項公理性原則已經超越國家、制度界限，對世界各國法治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只有全面地系統(tǒng)地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完善程序法律，國家權力才能在規(guī)范的軌道上正常運行。國家與公民個人的關系才能明確化、平等化。唯有如此，所有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才能真正以訴訟主體身份參加到訴訟中，共同推進刑事訴訟的完成，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爭端才能在民主的氛圍中理性地加以解決。為此，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論意義將得到彰顯：公民個人有了與國家權力進行理性對抗和爭辯的武器，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將得到確實有效的保障，所有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將能夠積極地為自己的合法權益行使辯護權，有效地影響著裁決的形成。他可以在刑事訴訟中保持沉默，也可以積極地為自己辯護。國家控訴機關不能夠存有涉及刑事訴訟的公民有罪的觀念，必須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履行職權，必須將涉及訴訟公民的犯罪事實證明到刑事訴訟規(guī)定的證明標準。否則，裁決者將作出無罪判決，以結束這場爭端。

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并不妨礙實事求是原則的貫徹，而且更加強調實事求是。因為基于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國家專門機關在進行刑事訴訟活動中，不允許存在被指控者有罪的觀念，不允許有違反程序法規(guī)定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訴訟行為。各訴訟主體只有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客觀地收集、審查和判斷案件事實的證據，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從而完成訴訟，解決爭端，實現公正。在對刑事訴訟過程進行認識的時候，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收集證明被指控者有罪、無罪的各種證據。一旦遇到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問題，就應當借助體現價值論原理的無罪推定原則作出選擇。例如：被指控者在面臨偵查人員提問時，要不要回答的問題。這涉及價值判斷，因為根據無罪推定的要求，被指控者是無罪的公民。從尊重公民個人權利出發(fā)，回答與否是他的權利，法律就不能設定其有如實回答的義務；某些刑事案件在規(guī)定的偵查期限內無法找到證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證據或證據不夠充分，如何解決此類案件的問題，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應當作出無罪判決。再如：對于一審案件中檢察機關撤訴后重新起訴與法院自行改變罪名的情況，應當本著保護涉及訴訟公民的辯護權利，進行嚴格限制，對于二審案件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基于無罪推定，直接作出無罪判決而不應該發(fā)回重審等等。這充分說明了刑事訴訟活動中離不開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實事求是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發(fā)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二者在促進刑事訴訟的民主化、科學化方面是辯證統(tǒng)一的。當然，根據認識論與價值論的基本地位與相互關系原理，若在具體的刑事訴訟活動中，出現事實發(fā)現與權利保障的二難選擇時，應當根據價值論的最高指導原則作出有利于保障公民個人權利的選擇。

參考文獻：

[1]尤廣輝，時延安，《無罪推定原則之多維分析》，《南都學壇》：人文社科版（南陽），2002年第6期。

[2]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1996年3月所作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制定、修改情況和主要內容的說明材料”。

[3]寧漢林，《論無罪推定》，《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

[4]樊崇義，《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頁。

[5]龍宗智，《相對合理主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

第五篇：司法改革中

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再探

內容摘要:司法改革的進程中,作為執(zhí)行和運作法律的人,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況中國從古代就有重視人的因素的傳統(tǒng).因此本文通過古代“法官”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反思今天“法官”在法治進程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并對此提出幾點完善“法官”自身建設的建議.關鍵詞:法官獨立 清官意識 法官培訓 高薪養(yǎng)廉 媒體監(jiān)督

前言：司法改革是近年來一大熱門話題,此話題的提出正是因為當前我們司法領域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司法改革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包含者眾多方面的內容：有人認為當前司法效率不高，有人認為司法過程不公，另有人認為司法人員素質底下，還有人認為司法體制設置不當等等存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包含在司法改革這個大的框架之下的。但我認為，解決問題既要有輕重緩急只分又要把握主次矛盾差別。加之我能力所限，對于司法改革所涉及的諸方面問題不易作泛泛而談。相比之下我覺得所有問題解決的落腳點都最終在人身上。因為我覺得執(zhí)行和運做法律的人更重要，而且在法和人的關系上，中國從古代就有重視人的因素的傳統(tǒng)。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著重討論的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具有必要性。當然在此“人”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我們的法官了。一，中國古代法官對社會的影響。

中國古代法官與現代意義上的法官自然不同。古代將“法司”中任職的官吏稱法官，但是法司卻不同于現在的法院。其中各個法司間分工并不象今天對其總結的那樣有明確的劃分。以唐代為例：雖然中央一級審判機構為大理寺，但如果需要，刑部御史臺官員可以直接參審，有時對特殊案件進行三法司會審。此外，中書門下兩省也可參審?？梢?，古代審判并非法司及法官獨有的權力。同時，地方行政司法合一或司法從屬于行政，典型的就是古代地方行政長官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斷獄”。（1）正因為中國古代是一個權力高度同意于皇帝的社會，無論皇帝對法司法官表現的如何重視，也只是為了加強其皇權。這一點使人們忽視法司以及法官的特殊性。法司只是行政機關一部分，沒有什么獨立性可言，法官也是行政官員的一種。這種觀念在人們心中形成定式直影響到今天。

另外，由于歷史上有秦王朝短暫的統(tǒng)治，使的人們在觀念深處留下“法治”是涂炭百姓的暴政。所以，人們對于法官的認識也產生了隔膜。以至不敢把尋找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了。這在客觀上也是古代“人治”思想產生的根源。一般百姓對法官畏之有余敬之不足，就連古代官吏也不會以法官職業(yè)為榮。正是這些觀念在今天仍成為人們正確理解對待法官的障礙。再次，中國古代“人治”思想產生的一個遺產就是清官意思。如歷史上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這些人們心中的清官正是人們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王法的表現。而清官真是圣主的代表，對清官的信任也是對王法的信任。雖然這種過分寄希望于某個清官而忽視上層法制作用的意識與現代法治不合拍。但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積極的一面，比如人們對清官的贊揚正是對貪官批判，這有利于凈化社會空氣，促使法官廉潔自愛，公正審判，起到監(jiān)督作用。

最后，在選拔法官方面，從古到今，斷獄審判和行政事務還是不同的，其中精通法律是對法官的基本要求。各朝對法官還有特殊選拔規(guī)定。

二，透過古代“法官”及其影響提示并完善現代法官。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古代對現代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對我們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借鑒意義。

第一，確立法官獨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一個重點或核心就是司法獨立。而事項司法獨立的關鍵就是先讓法官獨立。為此，可以從三個方面確立法官獨立地位。首先，法官意識必須獨立，不可否認，我們的法官獨立意識不強，一些法院的法官主觀上不自覺的成為一種附庸，對地方政治事務參與性太強工具主義太濃，中立觀念不強；其次，法官身份要獨立，確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其職位條件及任期要適當保障；還有就是法官在執(zhí)行職務時除受法律和良知約束外，不受任何外 來干涉。（2）

第二，提高法官社會地位，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完善司法體制。根據我們憲法，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有立法權，法院和檢察院是司法機關有司法權?，F實操作中應嚴格遵守憲法的權力分工，人大只對司法人事任免監(jiān)督，行政機關也不可干涉司法，保障司法權威和法官權威。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必須完善法官選任機制。如我們國家目前實施的司法考試制度。另外，要規(guī)范法官培訓制度。（3）一方面針對在職法官進行培訓，注重在造就法官過程中的實踐和經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對大學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要強化職業(yè)指向或特色。對于法院財政一有全國人大財政預算統(tǒng)一支配，保障法官工資收入，改革法院與行政區(qū)劃一致的現狀，這方面可以學習外國設立跨省跨地區(qū)的法院，（4）防止司法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防止司法官員腐敗，高薪養(yǎng)廉。當前雖然存在地區(qū)差異及不同審判庭的差異，但從總體上來說法官收入不高。甚至不如同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收入高。而法官不是神而是人他們也需要生活和發(fā)展，所以有些腐敗現象無法制止。我們提倡法官收入提高不是說法官收入必須達到很高水平。只是為了突出法官獲得整個社會認可和尊重的標志。我覺得可以借鑒國外防止政府官員腐敗的一種制度即高薪養(yǎng)廉。這樣可以減少灰色收入，因為有些現實本就是制度不合 理造成的，而不可對人的主觀性寄于太高期望。顯然那些為了生活發(fā)展而為的腐敗行為是不合法的但有時候合理。我們應該把對現實的判斷建立在合理性基礎上，并堅信“凡是合理的應該成為現實”。

第四，完善監(jiān)督，重視媒體作用。由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因此要防止就必須對權力加以制約。當然我們可以靠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機構互相制約和監(jiān)督以保證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同時也要加強媒體監(jiān)督作用，將法庭和社會進行連接。要知道新聞自由是當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對司法活動的自由報道對監(jiān)督起重要作用，可以使司法活動置于陽光之下。

結尾：“法的形成和適用是一種藝術，這種法的藝術的表現為什么形式取決于誰是藝術家?！保?）藝術家決定我們法律的質量。對于要法治不要人治這一真理中包含的對人的作用的看法，常被理解成法治運行過程中排斥人的因素。但是這兩種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反對樹立人的權威不是反對樹立法官的權威，因為法官不是普通的人，起碼是具備了一定資質的人。只要充分重視“人”的因素，才能促進司法改革的進程。

參考文獻:（1）參馬小紅〈〈試析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法官’〉〉一文 轉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鷹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120頁

（2）1982年10月22在新德里國際律師協(xié)會19屆雙年全會上通過的〈〈司法獨立最低標準〉〉中第一條第二項第三項內容

（3）參張志銘在〈〈對我國法官培訓的兩個角度的思考〉〉一文轉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鷹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4）王家福在“司法獨立與問責制國際研討會”上的觀點（5）德國法學家來因斯坦語轉引自日本 大本雅夫〈〈比較法〉〉范愉譯 法律出版社264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