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g20峰會——危機中的世界民主化進程

g20峰會——危機中的世界民主化進程

2009-04-07

——答新華社記者問

記者：自去年二十國集團華盛頓峰會以來，巴西、印度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提出發展中國家應在國際金融改革過程中贏得更大發言權和決策權，以賦予國際金融機構以更大代表性和合法性。您認為本次倫敦峰會會推出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舉措嗎？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能成為金融危機的重災區，國際社會和發展中國家自身應當采取何種措施方有助于減輕負面影響？

張宏良：指望本屆G20峰會能夠提出對發展中國家的有利舉措是根本不可能的，峰會只要能提出幾條減輕金融危機打擊的有效舉措就已經屬于奢望了。就當前而言，能夠有效減輕目前金融危機的打擊，就是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對新興經濟體國家最大的幫助。雖然本屆G20峰會還不會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什么積極作用，但是，這次金融危機和G20峰會成為主角，都說明了世界民主化進程不僅適合于國內，也同樣適合于世界，如果說這次金融危機是少數發達國家濫用世界壟斷權利的結果，那么G20峰會取代8國首腦會議成為主角，則是世界民主化進程發展的初步結果。以美國為首的少數發達國家濫用世界金融壟斷權利，造成了世界金融危機，他們又無法控制和擺脫危機，便形成了全世界所有主要國家——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共同對付危機的狀況，由此便讓G20峰會扮演起了主要角色。

如此背景下成為主角的G20峰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眼里自然具有不同作用：在發達國家看來，G20峰會不過是解決金融危機的工具；在發展中國家肯來，G20峰會是一個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國際平臺。這是G20峰會與8國首腦會議具有不同性質的地方，它一開始就是一個斗爭和談判的場所。雖然就長期來看，G20峰會作為世界民主化發展的產物，必然會朝著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世界民主化方向發展，但是就目前來講，G20峰會還很難擺脫受發達國家控制和主導的狀況，短期內不要指望它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什么明顯利益。

關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能成為金融危機重災區的問題，應該說不是可能，而是必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一條規律，就是災難永遠打在窮人頭上；就國際社會而言，災難則是打在窮國，也就是發展中國家頭上。這次金融危機的災難主要是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元資產貶值的災難，二是虛擬經濟破產的災難。這兩個災難發生在美國，災難的結果卻是打在發展中國家頭上。

首先，就美元資產貶值的災難來講，美元對于美國自身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意義完全不同。美國手里的美元是美國印刷廠印制的；而發展中國家手里的美元是用資源和勞動收入換取的。美元貶值，對于美國來講只不過意味著印刷廠多增加些產量而已；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則意味著十幾年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在付諸東流。中國近2萬億外匯儲備最為典型，中國近2萬億外匯儲備的絕大部分是美元資產，相當于半個中國的經濟總產值，是中國60年經濟建設30年改革開放積累的成果。按照眾所周知的5%的外貿利潤分配比例，中國積累近2萬億外匯儲備的同時，為世界主要是為發達國家（出口發達國家的商品超過80%），貢獻了40萬億美元的利潤財富，即便利潤構成商品價格的一半，中國積累近2萬億外匯儲備出口的商品量也有80萬億美元，相當于近20個中國的總產值。用如此天文數字的資源和商品換取的外匯儲備，一旦發生損失哪怕是損失掉一半，對中國的災難性影響都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損失。2007到2008年一年美元就從7.8元貶值到6.8元人民幣，貶值幅度近13%，如果按照2萬億外匯的70%美元資產計算，損失近1800億美元，超過1.2萬億人民幣，再加上超過美元貶值損失的投資美國股票債券的損失，財富損失相當驚人。

其次，就虛擬經濟破產的災難來講，表面上看是美國金融公司破產，實際上損失的是別國財產，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財產。虛擬經濟取代實體經濟占據經濟生活的主導地位，本來是社會歷史的偉大革命，它解決了現代化大生產的集中管理和財富共同占有之間的矛盾，消除了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邊界，奠定了大同世界的經濟基礎，使人類終于看到了消除彼此爭斗殺伐的希望。可是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在虛擬經濟基礎上的各種金融創新，完全變成了少數精英和資本集團進行金融欺詐的手段。反映在國際經濟格局上，就是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控制虛擬經濟，將越來越多的實體經濟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由于實體經濟主要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虛擬經濟完全是吸納商品價值，從而形成了發展中國家生產財富，而發達國家占有和消費財富的殖民經濟循環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系，如同國內中小散戶與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之間的關系一樣，中小散戶把錢投入到上市公司，大股東從公司中把錢拿走（即所謂占有上市公司資金），當大股東拿走的錢遠遠超過中小散戶的投資，公司經營難以為繼時，就會陷入破產。表面看上去，是大股東的控股公司破產了，是大股東的損失，而實際遭受損失的卻是廣大中小散戶。今天美國大量金融公司的破產，給發展中國家和美國自身造成的不同影響也是如此。

比較目前金融危機給中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造成的不同結果，就會明顯看出真正遭受財產損失的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目前中國擁有1.95萬億美元的外匯資產，與此同時，外資在中國擁有相當于1.9萬億美元的人民幣資產（中國社科院統計）。中國擁有的1.95萬億外匯資產，主要是美國國債、公司債券和股票等虛擬資產；而外資擁有的中國1.9萬億美元的人民幣資產，主要是工廠、超市、房地產、銀行、保險等實際資產。現在金融危機一來，中國擁有的美國虛擬資產的泡沫在不斷破滅，資產大幅縮水，據美國外交協會提供的數據，中國外匯儲備的15%都是股票垃圾債券等虛擬資產，大約2900億美元，相當于2萬億人民幣，投資時間恰恰是2007年9月美國股指14100多點的最高峰，目前最低已下跌到6400多點，跌幅近55%，由于中國投資的大都是大型金融類股票，而跌幅最大的恰恰是此類股票，跌幅幾乎都在80%以上，像花旗銀行、美國銀行等跌幅超過90%，花旗銀行跌幅超過96%，美國銀行跌幅超過93%。跌幅90%以上還算是幸運的，至少還剩下一個零頭，像操控世界金融市場數十年的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在此期間已盡數灰飛煙滅。目前中國那相當于2萬億人民幣的股票類投資，究竟還剩下多少甚或還有沒有剩下，恐怕只有上天知曉。而與此同時，外資在中國1.9萬億美元的人民幣資產，卻在大幅增殖，因為外資投入的大都是擁有暴利的壟斷性行業，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土地、稅收、法律和行政的大力支持，獲利能力遠遠超過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結果就是，美國金融公司破產，遭受損失的卻是中國人；中國實體公司盈利，賺錢的卻是美國人。

至于說如何減輕金融危機的損失，由于各個國家面臨的困難和遭受的損失不同，應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沒有適合各個國家的統一應對方法，比如東歐面臨的問題是資金短缺和出口堵塞的困難，中國面臨的是內需乏力和外匯損失的困難，各個發展中國家只能根據本國情況選擇減輕危機損失的措施。如果就擺脫金融危機的共同任務而言，包括本次G20峰會在內的各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應關注和解決以下2個根本性問題。

一是要逐步改變二戰后由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貿易、金融體制，建立與世界一體化相適應的有利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發展和繁榮的新的世界經濟體系，目前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世界結算貨幣問題。世界貨幣必須由世界統一發行和統一監督，不能由某一個國家或某一些國家來決定。美元要繼續成為世界貨幣，就必須脫離美國控制，不能由美國單獨印刷；美國要繼續單獨印刷美元，美元就不能繼續成為世界貨幣。世界民主化進程必須從這里開始，世界是世界各國人民的世界，世界貨幣必須是世界各國共同管理的貨幣，現在這種一家隨便印鈔票，大家生產商品換鈔票的荒謬制度，完全違背了現代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理念，金融危機就是這種荒謬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荒謬制度是金融危機產生的主要根源。不過，在新的世界貨幣替代美元之前，中國首先要實現美元外匯資產的安全著陸，把現在的美元資產變換成其他資產，最好是資源資產和商品資產。

二是要建立起能夠有效約束精英集團的大眾政治制度。農業社會人們遭受政治精英組成的權利集團的控制，工業社會人們遭受經濟精英組成的資本集團的控制，現在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人們開始遭受知識精英的組成的管理集團的控制。但是，與能夠有效約束權利集團和資本集團的法律制度相比較，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起一套能夠有效約束知識精英的法律制度，目前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就是掌控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知識精英造成的。突然而來的知識經濟浪潮將極少數知識精英推上了金融金字塔的塔尖，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和復雜性，又在客觀上廢掉了傳統金融監管制度的制約，不受任何制約的知識精英只擁有權利和享有利益，而不承擔任何風險。不僅如此，他們為了安排好將來退路，專門制定了“金降落傘計劃”，所謂“金降落傘計劃”，就是規定公司高管將來離開公司時，有權獲得一筆巨額補償金的計劃。如此一來，這些知識精英便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開始了各種聞所未聞的金融欺詐活動，把金融衍生品市場迅速推向了金融危機的深淵。當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些知識精英乘著“金降落傘”飄然而去，不僅沒有承擔任何責任，最后離去時還發了一大筆財。把美國最大的兩家房貸公司搞到破產境地、成為金融危機罪魁禍首的“兩房”高管，就是在沒有承擔任何責任遭受任何損失的情況下，攜帶著上千萬美元的補償金離開了公司。這個月，美國30個洲爆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活動，席卷法國全國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就是由精英集團的不負責任引發的，與民眾收入下降和勞資糾紛等傳統的抗議因素完全無關。由知識精英組成的現代管理集團，越來越類似于中世紀的僧侶階層，只擁有巨大權利享有巨大利益，而不承擔任何責任和風險，不接受社會任何監督（還沒有找到有效監督方法），公眾的不滿就是由此而來。可以說，能否建立起有效約束知識精英的監督體制，是21世紀新經濟時代能否順利發展的歷史關鍵。

目前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以平安保險老總馬鳴哲（年薪6800萬，還不包括數倍于此的股權收入）為代表的管理精英超乎尋常的巨額年薪，之所以不能被社會公眾接受，就在于他們并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和風險。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里的“不均”不再是指財富分配不均，而是指權利和責任之間，收益和風險之間不均等。對于現代社會而言，只要權利和責任之間，收益和風險之間相均等，即便是貧富差距再大，社會也能夠接受。中國民眾對馬鳴哲6800萬年薪不滿意，但是對于科學家袁隆平的億萬資產卻只有欽佩沒有不滿；美國也一樣，AIG公司發放1.65億獎金引發全國抗議，而巴菲特和比爾·蓋茨擁有數百億資產，卻沒有引發任何社會不滿。所以，古往今來，古今中外，引發社會不滿和動蕩的，從來都不是富人占有社會財富的多寡，而是占有社會財富的不良方式，是違背社會基本道義的巧取豪奪。

記者：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均承諾不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顯示了負責任的大國風范。在歐美一些大國采取保護主義政策，并可能通過加大印鈔推動貨幣貶值的背景下，中國這種負責任的做法會在哪些方面造福其他國家？是否會給中國自身造成壓力乃至損失？

張宏良：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確放過了許多歷史機會，有些歷史機會如亞洲金融危機，屬于主動承擔風險，犧牲自己，挽救鄰居；有些歷史機會如美軍侵占阿富汗，則屬于戰略失策，任憑美國在中國西部建立了四個軍事基地，形成了對中國的鐵桶包圍。但無論怎樣，在別國遭受危機和災難時，中國不乘人之危，不落井下石，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幫助受災國擺脫危機，的確顯示了負責任的大國風范。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保持人民幣穩定，以及2007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仍然堅持人民幣升值，其實質是向中國轉移危機，由中國主動承擔危機的風險和后果。這對于外貿比重超過GDP70%的中國來講，壓力和犧牲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所不可能做到的，這就是中國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個國家崛起的根本特點。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崛起都是以犧牲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唯獨中國崛起是建立在世界共同發展的礎上，絕不以犧牲其他國家為代價。就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來說，換做任何一個西方大國，都會利用這個機會貶值貨幣，放棄保衛港幣，讓一路凱歌的對沖基金帶領國際金融資本，乘勝殺向已經風雨飄搖的日本，迫使日本拋售美債回國救市，讓美國這個當時世界唯一的資金避風港陷入動蕩之中，中國可以乘機實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可是中國卻擯棄了西方社會流行數百年的弱肉強食、自私自利的叢林法則，主動承擔責任和風險，幫助亞洲各國共度難關，對亞洲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穩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貢獻。可以說，中國為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大國究竟應該扮演什么樣的歷史角色，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目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導致世界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世界正在進入經濟民族主義時代。危機必然導致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又必然加重危機，這是危機發展的內在規律。雖然大家都知道貿易保護主義是飲鴆止渴，會把大家拖入更大的深淵，但是又爭先恐后地構筑貿易壁壘，想讓危機的浪頭打在別人身上。這種時候，正是大國應該發揮積極作用的時候，也正是G20峰會應該承擔協調作用的時候，消除保護主義的群體自殺政策，共同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目前世界上具有兩種不同性質的保護主義：一種是各個國家能夠普遍選擇的傳統貿易保護主義；另一種是只有發達國家才能夠確立的單向保護主義，諸如技術、品牌等知識產權，以及許多國際規則、慣例等，就屬于發達國家確立的單向保護主義。目前，不僅要反對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更要反對發達國家擁有的單向保護主義，后一種保護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損害更大。因為發達國家擁有的所謂知識產權商品，一般不具有市場定價機制，是壟斷方單向形成的的壟斷價格，發展中國家只能被動接受，沒有任何選擇余地；而發展中國家參與的一般貿易商品，則可以通過期貨市場人為操縱現貨價格，或者拉高或者壓低價格，人為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損失。正是通過知識產權和一般商品的不同定價機制，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的大量財富，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到了本國手中。所以，對于目前世界來講，比壟斷美元印鈔權更可怕的，是對于規則、慣例的壟斷，對規則、慣例的壟斷所形成的單向保護主義，已成為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與繁榮的最大枷鎖，成為世界殖民經濟體系的現代翻版。包括中國在內的俄、印、巴等“金磚四國”，必須聯合G20峰會的發展中國家，在反對普遍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基礎上，堅決反對和改變發達國家單向的貿易保護主義制度。

在當前世界經濟民族主義興起、西方大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中國是世界上極少數仍然拒絕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大國。中國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繼續保持對外開放格局不變，甚至繼續購買美國國債，極大地穩定了世界對未來經濟的良好預期，這是中國對當今世界努力擺脫經濟危機的最大貢獻。當今世界經濟是虛擬經濟，虛擬經濟是由心理預期決定的，預期決定價格，預期決定市場，預期決定經濟走向，就穩定心理預期和提振人們信心而言，中國正在對世界克服金融危機做出著巨大貢獻。只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對中國經濟發展構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和打擊。中國外貿占GDP比重超過70%，是世界上外貿比重最高的國家，自然也就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最大的受害國家。西方大國紛紛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的，至少在結果上對中國的傷害最為嚴重。中國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最根本的出路是改變經濟結構，變外向型經濟為內需型經濟，把目前中國龐大的生產機器轉向主要是滿足國內消費需求。停止出口退稅等補貼出口的政策，出口退稅實際上是用中國老百姓的錢補貼外國，在外匯已經嚴重過剩的情況下，出口換匯已沒有必要，并且還會加劇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發展，壓低出口商品價格，與人與己都越來越有弊無利，必須立即改變這種做法，成立國家貿易公司，包下出口企業的產品，如此一來，企業開工、商品銷售、國民就業等問題，都將會一并得到解決。

記者：在金融危機肆虐，發達國家日益減少對發展中國投資之時，中國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度過難關方面挺身而出，免除了46個最不發達國家400多億元人民幣的債務，提供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超過2000億元，并承諾繼續免除截至到2008年底最不發達國家未償還的全部中國債務，對這些國家出口到中國的95%的貨物實行零關稅。中國在自身面臨挑戰的時刻為什么會采取這些“反周期”做法？向世界傳達了怎樣的信號？這些措施會對受援國產生怎樣影響？

張宏良：中國幫助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快經濟發展，不是“反周期”做法，所謂“反周期”做法是西方大國思維方式的概括，中國幫助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典型標志。許多人總以為中國選擇和平崛起，是說給西方國家聽的，是對西方國家“中國威脅論”的安慰，其實不是，中國和平崛起影響更主要的是發展中國家，是要帶動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這是中國崛起與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崛起的根本區別。許多人沒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注意到一個基本事實，就是胡錦濤主席領導下的當今中國，再次回到了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窮兄弟當中，其標志就是2007年胡錦濤主席在十七大報告中那句話：“我們堅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以“秉持公道，伸張正義”這一新的外交準則，取代以往“韜光養晦，絕不出頭”那個舊的外交準則，可以說是掀開了中國外交史上嶄新的一頁，重新恢復了新中國曾經擁有的大國尊嚴和正義形象，再次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所信賴的真誠朋友。中國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也繼70年代以后再次形成了新的歷史高潮。今年伊始，胡錦濤主席和習近平副主席就相繼出訪亞非拉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與這些國家簽署了一系列經濟援助和經濟合作協議，反映了中國新的世界經濟戰略正在穩步推進和有序展開。

自新中國建立至今，與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風雨相伴的數十年，證明了一條顛撲不破的歷史真理：中國需要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同樣需要中國。特別是最近數十年的風雨坎坷告訴我們，每當世界發展的關鍵時刻，窮兄弟往往比富朋友更加可靠！目前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商品等，加快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二是與發展中國家一起，努力改變造成世界貧富分化的不合理經濟體制和貿易規則，中國承諾免除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債務，對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貨物實行零關稅，本身就是在帶頭創設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新制度和新規則。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堅決反對那種極端實用主義的小人戰略，鼠目寸光地以蠅頭小利來衡量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不同關系，絕不能僅僅以經濟互惠的要求，來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而是要從戰略互惠的高度，從世界一體化發展的大格局中來看待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可能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幫助。

記者：商務部今年2月派團赴歐洲采購，達成150億美元協議合同，為經濟嚴冬下的歐洲國家帶來暖意。在一些國家表現出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時刻，中國的歐洲采購之行向世界釋放了什么信息？表現了怎樣的姿態？

張宏良：在世界經濟民族主義興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大危機情況下，中國在歐洲的大單采購的確是引人矚目。中國在歐洲的大單采購，與援助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等行為，都在向世界發出完全相同的一個積極信息：就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面前，中國氣定神閑，充滿自信，完全有把握很快擺脫危機的困擾。相比之下，處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倒是一幅小家子氣的顯出了暴發戶的無底心態，連議會都在叫喊要“購買美國貨”，喊得奧巴馬都有些不不好意思，表示不同意如此赤裸裸的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喊國家崛起，現在比較一下各個國家在危機面前的態度就會發現，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真的開始崛起了。大國如同家長，當所有家人都在危機面前手忙腳亂時，家長必須能夠依然有條不紊地布置各自的角色，這樣才能形成家長的地位和資格，目前中國就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了這種大國的角色。

談到這里，肯定會有許多國人不以為然，擔心中國不是在扮演大國角色，而是在以身飼虎，引火燒身。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只是目前中國只能率先跨出這一步，防止世界完全回到貿易保護主義的“閉關鎖國”時代。況且目前中國的大單采購，與數年前大單采購的意義完全不同，因為美元正在貶值，越來越不值錢，并且還以國債的形式攥在美國手里。與其我們掙錢讓美國花，還不如買成商品我們自己用，只要大單采購回來的不是高能耗、高污染和用處不大的商品，就是減輕外匯壓力和減少損失的一個有效途徑。并且，在大單采購、挽救歐洲經濟的同時，還可以換取歐洲市場對我們也更加開放，努力維護世界貿易關系的良性循環。

要知道，目前最讓中國人舉國揪心的，就是手里的美國國債了。一般人往往只看到美元貶值的經濟損失，而看不到其經濟、政治和戰略等方面的綜合損失，很少有人能想到我們購買美國國債的錢最終會被分成四份：一份變成了美國人的信用卡，到超市去購買中國的廉價商品，增加美國人的日常消費；一份變成了中國周邊美國十大軍事基地的軍費，用來威懾和打擊中國；一份變成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用來培養偽自由派顛覆中國；一份變成了進入中國的外資，用來收購中國企業和控制中國產業。從這個角度來講，不僅是在歐洲大單采購，即便是在美國大單采購，也沒有什么不妥，當然最好的辦法，還是應該把中國的外匯資產，盡可能變成能源和資源資產。

最后，祝G20峰會能夠完全取代G8峰會，實現世界歷史的劃時代轉變——由少數發達國家支配世界，轉變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管理世界。

2009-03-29

中國現在是經濟大國，而且稱之為經濟強國，國家富有了而百姓生活的改善卻很有限，說明政府剝削了百姓。2009/11/2 14:30:19 [1樓] 評論人： 宏微觀察您好！

閣下所言極是。美國狼能夠成為世界人民的牧羊人該多好啊！O(∩_∩)O哈哈~；問題在于，美國狼純粹是“子系中山狼”而已。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光輝思想依然是明珠暗投了。2009/4/16 15:28:59

張宏良先生，您那篇在烏有之鄉的 “捍衛人民信仰是實現國家穩定和民族崛起的根本基礎” 真是好文章，說出了我的心里話，您應該將它發到草根來。我特別喜歡/有感觸的是其中這么幾段：

1)當今世界的國界不再是一個國土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國界不再是設立在土地上，而是設立在國民的心目中；摧毀人民對國家、對民族、對歷史、對文化、以及對自身利益的信仰，就是在摧毀一個國家最根本的國防。

2)大家回顧一下30年來中國的法治進程就會發現，其根本特點就是只允許少數人侮辱人民信仰，而絕不允許人民捍衛自己信仰。幾乎所有法律都規定：侮辱一個人是犯罪，而侮辱一群人是自由；誹謗一個人是犯罪，誹謗一群人是自由；造謠誣陷一個人是犯罪，造謠誣陷一群人是自由

3)通過軍警而不是通過群眾來維護社會穩定，不僅根本不能實現穩定，還會把中國變成世界人權法庭上的永久被告，把中國永遠鎖定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緊張狀態，永遠成為西方國家隨時敲詐的對象，社會穩定就會永遠成為岌岌可危的首要目標。

4)20世紀國內外反動派掀起的反毛運動，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場毀滅中華文明的文化滅種運動。從八十年代的《河殤》到現在的所謂普適價值，一脈相承的不變宗旨就是毀滅中華文明，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運動。

5)。普適價值的要害就在這里。它不僅是要徹底刨掉共產黨的祖墳，徹底刨掉社會主義的祖墳，甚至是要徹底刨掉中華文明的祖墳，徹底刨掉中華民族的祖墳；它不僅是要打掉共產黨的合法性，打掉社會主義的合法性，打掉人民革命的合法性，甚至是要打掉中華文明存在的價值，打掉中華民族存在的價值。這完全是一場不流血的種族大屠殺，與當年美國滅絕印第安人、德國滅絕猶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歷史性質.6)如果是站在西方感官主義立場上，把人的生命僅僅看作一個物質現象，就會認為精神屠殺不是犯罪；而如果是站在人本主義立場上，把人的生命看作是一個精神現象，就會理解精神屠殺和肉體屠殺同樣屬于犯罪。推行所謂普適價值，就是這樣一種精神屠殺的犯罪行為，是一種種族文化滅絕行為。

2009/4/16 15:03:24 啟發團結依靠民眾力量，支持國家力量，反對買辦勢力-----博主的政治主張。

寫作本文體現了博主的策略----支持國家力量，促進國家力量與民眾力量的結合。2009/4/7 21:15:04 感謝宏良的精辟分析！

就中國現在世界的位置，我們有了一個定位。但是有點危如累卵。我們的這種做法是否奏效？是否可以改變被人賣掉還幫人數錢的窘境，取決于我們我們的領導層是否團結（毛主席說過：團結就是力量；換言之，不團結自然無力可言），取決于我們是否可以推翻這個舊社會，有建立一個新社會的開天之舉？（游戲中的人永遠都只能按照游戲規則去玩，無論你是怎樣的高手，都逃不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的手掌心。唯有思想跳出規則，僅以中國古代之萬分之一之智慧再創“國際潛規則”，想必也不是難事，關鍵在人）2009/4/7 17:36:31 祝愿而已，其實對于形勢，博主心里明鏡似的。

博主一直是力挺當今領導的，但嫌其力度不夠，所以當領導采取一些力度大一點的動作時，就會引來博主的喝采聲，無非是鼓個勁加個油，促其推出更大動作罷了。

所以對博主的贊賞鼓勵之辭，不必較真。2009/4/7 15:18:03 “最后，祝G20峰會能夠完全取代G8峰會，實現世界歷史的劃時代轉變——由少數發達國家支配世界，轉變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管理世界。”

——黃粱春夢何時了，無刀何與虎謀皮？

G20墨跡未干，看看美國又在干什么——修改會計準則。

網上諸友不妨多留心一下，此舉大有玄機，甚至有可能制造出道指的虛假繁榮出來，從而增強戰勝衰退的信心——令人惡心的信心——但對政客們而言，許多東西重復多了，謊言也會成為真理。

2009/4/7 14:35:58 發貼后，本網站會記錄您的IP地址。請注意，根據我國法律，網站會將有關您的發帖內容、發帖時間以及您發帖時的IP地址的記錄保留至少60天，并且只要接到合法請求，即會將這類信息提供給有 關機構。詳細使用條款>> 取消

原文網址: http://www.tmdps.cn/blog/Infor_detail.aspx?ID=10&articleId=13704

由弘一網童保存，尚未注冊。注冊

第二篇：民主化進程中的鄉村關系

民主化進程中的鄉村關系

內容提要：隨著《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正式頒布實施，村級治理的民主化大勢所趨，以鄉村領導關系為核心的傳統鄉村關系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村級治理的民主化必將對鄉鎮轉變領導方式、轉換工作作風構成強大的內在動力，對鄉鎮機構改革產生巨大的外在壓力；另一方面，改革后的鄉鎮行政完全有能力適應以村級治理民主化為基礎的新型鄉村關系。關鍵詞：村級治理鄉村關系鄉鎮機構改革費改稅

我國的基層政權設在鄉鎮，村則是農民群眾實行民主自治的社區單元。從某種意義上講，鄉村關系既反映了國家行政與村民群眾之間的聯系，又體現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相對獨立的邊界。建立何種鄉村關系及鄉村關系狀況如何，實在是關系到我國農村現代化建設好壞的一項關鍵因素。當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后，村級治理的民主化方向不可逆轉，傳統鄉村關系面臨嚴峻挑戰。此種背景下，筆者試圖結合農村調查的切身體會，來略談一下民主化進程中的鄉村關系。

一、村級治理的民主化

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在總結農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經驗

時指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核心是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在展望未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時要求：“在政治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加強農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保證農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正是借十五屆三中全會的東風，全國人大在屢次爭議后，終于在1999年11月正式通過了已試行十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組法》），農村基層民主的強制性和規范化建設納入軌道。依照《村組法》的規定，我國在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由村民選舉，對村民負責。正式頒布實施的《村組法》的最大特點是強調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均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委會成員。在新《村組法》頒布不久，甘肅、山東、廣東、湖北等省人大常委會即迅速根據《村組法》的有關要求制定并通過了地方性選舉辦法，這些具體選舉辦法的特點是對選舉各環節作了細致規定，體現了吉林梨樹縣“海選”將候選人提名、確定和正式選舉的權利全方位交給農民的基本精神。這些具體規定使得任何組織或者個人試圖干預選舉結果，農民都可以對照法律條條指出其行為違反了《村組法》和《選舉辦法》的某一款項。這樣一來，《村組法》試行時因為程序制度不足所造成的鄉鎮行政干預村委會選舉的后果難以再

存，農村民主化的方向必將大勢所趨。此一點從新《村組法》頒布實施后各地民主選舉的實踐中可以清晰地體現出來。[1]我們在農村調查中也發現，許多對中央政策很敏感的農民也已經從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新聞調查、新聞聯播以及報刊雜志上大體了解了“海選”的精神，對真正的民主選舉充滿期待。許多鄉村干部雖然對“海選”充滿憂慮，但大都認為大勢不可抗，村級民主化不可違。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村級治理的民主化僅僅是展示了良好的開端。站在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行政的立場上，村級治理的民主化可能造成鄉鎮行政在村一級無“腿”的問題，它們不可能有太多民主化的熱情。但是，在國家強制推進村級民主，學術界與輿論界普遍歡迎，農民又有越來越強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政治參與積極性的情況下，鄉鎮乃至縣市一級很難再抵擋得住民主化的隆隆腳步，村級治理必將很快迎來一個民主化的未來。村級治理的民主化并不只表現為民主選舉，而且表現為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決策即所有與村民利益相關的重大事項均應由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村民不同意的事項，村干部即不能辦。民主管理即讓村民群眾參與具體的村務管理，如由村民代表參加治安、調解、公共衛生等項事務的具體管理等。民主監督即由村民群眾通過諸如村民代表會議、村民理財小組等等形式監督約束村干部，糾正他們的不良行為和違背村民群眾意愿的錯誤做法等等。所有這

些方面綜合起來，在村級治理中就形成了一個立體的網狀結構，使得所有違背村民意愿的行為都很難發生。不僅過去嚴重敗壞了黨的聲譽和影響了干群關系的村干部吃喝貪占沒有了存在的空間，而且鄉鎮行政憑借對村級組織的控制而向農民增加的種種不合理負擔也很難再提取上來。總括以上敘述，即依照《村組法》所描畫的村級治理藍圖，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而成為一個相對獨立于鄉鎮行政乃至國家的社會實體，在此一實體內部，因為有詳盡的制度手段和操作程式規定，村民可以有效建立與村干部之間的互動關系，村干部任何違背村民群眾意愿的行為都會由于受到來自村民多渠道的約束而很難發生，村民群眾可以成功地將自己的意愿借村干部的行為表達出來。

二、傳統的鄉村關系及其面臨的挑戰當前我國整個鄉村關系依然是建立在傳統人民公社體制基礎上的。1988年頒布試行的《村組法》因為過于“粗略和原則化，導致村級組織制度供給不足和制度空隙過大，以致鄉鎮行政可以利用這種制度空隙來制造村級組織實際制度安排對成文制度意愿的偏離。”[2]換句話說，除個別例外，當前鄉村關系從根本上講，依然是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上下級關系，無論鄉鎮行政、村民群眾或村干部自身，都明顯缺乏自治意識，人民公社遺留下的歷史記憶成為主導鄉村關系的主要資源。籠罩在人民公社陰影下的傳統鄉村關系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具體地說，第一、當前鄉鎮行政為推行政務，亟需在村

一級有一強有力的支點，而此一支點的最佳選擇即是村干部。無論是計劃生育、殯葬改革、還是環境保護、維護治安，不憑借村干部的協助，鄉鎮行政的實施效果將大大折扣，甚至根本實施不了。鄉鎮行政的實施。第二、承包經營使得分散經營的農戶成千上萬。無論是向下傳遞黨的方針政策，還是往上收提留稅費，離開了熟悉千家萬戶情況的村干部，鄉鎮行政縱有再大的愿望和熱情，也無力一一面對農戶。正因為村級組織對于鄉鎮行政的如此重要性，使得傳統鄉村關系即鄉村之間的上下級關系具有了合理性，這也正是當前有人重提“村政”的主要理由[3]。不僅如此，因為《村組法》規定鄉村關系為指導關系，鄉村實際上的領導關系“名不正而不順”，這就使得當前鄉村關系既無法獲得“村政”背景下的好處，又無法獲得“自治”名下的好處。[4]當前鄉村關系要么實行“村政”，要么真正“自治”。村政的好處是可以有效解決鄉鎮行政在村一級的支點問題，這一點對于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非常重要。但是，“村政”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問題：第一、如何監督鄉村組織的不良行為？因為“村政”對上負責，村干部必然很容易即可用欺上的手段來獲得上級信任，更何況現在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過渡時期，村干部可以通過經濟手段來“買通”上級，而將經濟負擔向村民群眾轉嫁，嚴重的時候，鄉村干部可能會借轉型時期的無規則來恣意妄為，漁肉百姓；第二、“村政”

不能解決社區資源動員的問題，即對上級負責的村級組織如何可以得到村民的信任？舉辦村里的公共工程時，群眾如何敢于放心地將集資款項交給不對自己負責的村干部？第三、鄉鎮行政很容易利用“村政”這個下級來為他們私人謀取好處，諸如當前農民負擔屢減不輕，強制性的產業結構調整屢屢發生，又屢屢失敗，大而無當的政績工程屢屢上馬又大多損失慘重，其主要原因是他們可以通過“村政”這個下級來實施他們或輕率或有不良目的的決策。正因為“村政”無法解決以上問題，我國當前選擇了民主化的村級治理路徑。具體而強有力的法律制度和農民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與參與積極性，使得村級治理的民主化方向已經很難逆轉。村級治理的民主化至少有以下幾點好處：第一、可以有效監督約束村干部的不良行為；第二、可以提高社區資源動員能力[5]；第三、可以抵制鄉鎮行政的瞎指揮。顯然，無論“村政”或“民主化的村級治理”，都較現存的籠罩在人民公社陰影下的傳統鄉村關系具有優勢。而就“村政”和“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兩種方式比較而言，兩者都既有優勢，又有不足之處。我們以為“民主化的村級治理”較“村政”更為合理，其中的關鍵之處在于：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可以產生一種強有力的力量來抵制轉型時期權力本身不斷膨脹過程中滋生的種種問題。在轉型時期，因為意識形態約束能力和制度本身的剛性均成問題，源自行政權力的種種不良因素都可能膨脹擴大，無論是借國家政權本身的力量還是借道德約束本身的力量，都很難約束這些不良因素的膨脹，唯一的辦法是對權力本身進行限制和制約，從而使那些源自權力的不良因素無以生存。以當前農村現存的種種問題來說，無論中央想出多少辦法來要求減輕農民負擔、轉換工作方式和轉變工作作風，鄉鎮一級（不僅僅是鄉鎮一級）總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往往是老問題還未解決，新對策又已產生，中央和農民對地方上的“對策”防不勝防。那么，為什么鄉鎮可以想出對付中央政策的對策，拒不改變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風？很簡單，對于分散的農民來講，鄉鎮可以指揮村來實施高壓，可以以種種借口來實現它的別有用心的目的。這就是說，正是“村政”最具價值的鄉村領導關系可能為鄉鎮行政權力的無所約束提供手段，而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則通過釜底抽薪，使得鄉鎮行政不轉換工作方式和轉變工作作風，就根本不可能維持下去，所有成為對策的借口都不能不轉換成執行政策的壓力和動力了。我們在長期的農村調查中深深地感到，轉型時期試圖以道德修養和成文制度約束權力，實為緣木求魚。唯有以權力制約權力，單方面成為對付中央政策的“對策”才不致于肆無忌禪地四處橫行。正因此，我們以為“村治”較“村政”為好。這里，要實行“村治”還必須解決兩個認識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不受制約的鄉鎮行政權力可能造成何等嚴重的惡果。第二個問題是：民主化的村級治理會對鄉鎮工作造

成何等程度的困難。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無論如何估計不受制約的鄉鎮行政權力所造成的惡果都不過份。以下以幾件具體事項說明之。因為農民人均純收入與“三提五統”掛鉤，在當前的農村，農民人均純收入便不是依據農民實際收入來計算，而是依據上面要收多少錢來規定；面對市場的農民當然有權力決定種什么不種什么，但當前農村普遍存在鄉鎮強迫農民種什么，如何種的問題。若農民增收，鄉鎮領導干部就有了“政績”（事實上強迫農民種不種什么的后果大都是農民減收），農民減收了就該自己倒霉，很少有誰為農民減收承擔過責任；強制保險、達標升級、不負責任的建設決策等等，所有這些，若鄉鎮負責人沒有經濟利益上的企圖，也大都是為了搞出政績以備升遷。其后果是，不搞得民窮財盡、民怨沸騰，不受制約的鄉鎮行政權力就不會善罷甘休。[6]再回答第二個問題。當前鄉鎮行政的主要工作可以歸結為兩項：第一項是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諸如計劃生育、社會治安、民政優撫等方面的事務；第二項是收取諸種稅費提留。當前我國經濟已經基本結束以農助工的階段，鄉鎮向農民收取的稅費提留主要用于鄉鎮行政落實黨和國家在農村諸種方針政策的費用和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但是，當前鄉鎮行政往往只收費不服務，收費本身成為了目的。天下第一難的“計劃生育”普遍被“提留收取”所替代，成為對當前農村工作的莫大諷刺。據調查，當

前從農民那里收取的稅費大多它用。理論上是為農民服務的收費，卻變成了養活大批閑雜人員的人頭經費。這樣就有一個基本的問題：既然不服務，收費干什么？再問：若不收費，當前成為天下第一難的稅費收取是否可以變得容易起來？稅費收取之所以成為天下第一難，根本原因是農民沒有錢，稅費收取額度遠遠超過了農民實際可以承受的限度。從全國總體情況看，1994至1887年，全國農村向國家提供的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等稅收從433.2億元上升到696.3億元，農民人均上繳稅金由48.7元上升至76.3元，年均增長16.1%，同期，全國農民向集體交納的提留統籌從365.8億元上升到645.5億元，農民人均上繳集體的提留統籌由41.1元上升至70.1元，年均增長19.5%。而從1994至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為年均6%。[7]在農民沒有錢的情況下，無論是“村政”還是“村治”都不能解決問題。因此，可能造成鄉鎮行政工作困難的首要因素不是建立何種鄉村關系，而是改革鄉鎮機構，精減鄉鎮人員，減少不服務的諸項收費。換句話說，構成為對未來民主化村級治理主要挑戰和障礙的因素不在鄉村關系而在鄉鎮本身，鄉鎮必須為民主化的村級治創造寬松的環境。好在民主化的村級治理本身不僅可能成為鄉鎮工作的障礙，而且可以成為鄉鎮機構改革的動力。

三、鄉鎮機構改革的空間

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當前農民負擔屢減不輕和稅費提留屢收不起的根本原因是費多稅少，由此造成了收費者和繳費者雙方的隨意性，此種觀點認為，只要將農村費改稅，可以《稅法》來規范收稅和繳稅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從而既解決隨意加重農民負擔的問題，又解決稅費收取困難的問題。這當然是一種良好的愿望。姑且不論稅費不同的功用，費改稅必須解決以下兩個問題：由誰來收稅？第二、收多少稅？先討論第一個問題。當前鄉村稅費收取主要采用了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由財稅部門收稅，由管理（服務）部門收費。財稅部門和管理部門即鄉鎮的“七站八所”。過去農民出售公糧，“戶賣村結”，無論是財稅部門還是管理部門，它們都可以在“村結”時直接從農民售賣公糧所得款項中扣出，農民出售公糧得“白條”。近年強調“戶賣戶結”，財稅和管理部門必須到一家一戶農民家中收取稅費。因為農戶分散而龐大，其工作量遠非鄉鎮七站八所所可以承擔，因此，近年此種稅費收取方式已較少采用，而大都轉為第二種方式。具體地，第二種方式是“七站八所”將稅費提留額度計算到村，然后，通過種種途徑“攻關”鄉鎮行政，鄉鎮行政當然也無力承擔稅費收取所需要的工作量，因此，鄉鎮行政借用現行的鄉村關系體制，與村主職干部鑒定稅費收取責任狀，對于按時或提前完成任務的村干部給予經濟上的獎勵，對于無法按時完成任務的村干部給予經濟上的懲罰，嚴重的，由

鄉鎮行政以工作不力免去村干部職務。單就以上兩種稅費提留收取方式而言，一種是由部門直接收取，一種是由鄉村組織代收，在形式上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戶賣村結”時，部門扣款是以農民出售公糧為前提的，當農民交不起稅費時，他就拒絕出售公糧，因此，“戶賣村結”時對村干部最大的工作壓力便是所謂與“派款”聯系在一起的“催糧”。表面上看“催糧”是村干部在為糧食部門出力，實質上是在為部門收取稅費打基礎。換句話說，無論何種稅費收取方式，面對千家萬戶分散的農民，離開了村干部，稅費收取都不可能。問題在于：

1、通過鄉鎮與村主職干部鑒定責任狀的形式來強制村干部收取稅費的法理依據何在？

2、既然將收取稅費的責任轉嫁到了村干部身上，還要那些鄉鎮一級的稅費收取部門干什么？據我們調查，當前鄉鎮一級僅財稅部門，雖然在實際收取稅費方面能起作用甚小，但它們依然是鄉鎮最為富有闊綽的部門，由鄉村干部辛辛苦苦收取上來的稅費，財稅部門至少要花費近四分之一。換句話說，僅僅因為體制原因，農民就要額外多出近1/4的錢來養活不干事的部門。實行費改稅顯然只能改變費稅的性質，并不能解決由部門收稅的工作量，也就是說不能改變由村干部來收取稅費本身的必然性。這同樣不能解決以上兩個問題。據實征收，有多少收多少，這是稅制的基本原則。但當前由村干部來收稅，事實上是將稅額包到了村，實質上是包稅制。《村組法》規定“鄉統籌的

收繳方法”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即是說鄉鎮下達的“五項統籌”費額可以由村民自己討論決定如何分攤，顯然，鄉對村是包稅制，村對農戶則可以是一般稅制。這種辦法的好處是大大減少了鄉鎮的工作量，而村內因為農戶較少，相互之間比較熟悉，采用一般稅制的工作量并不太大。實行包稅制一舉解決了村干部收稅法理依據和專職收稅部門的出路問題。即，將當前鄉鎮一級龐大而獨立的財稅部門收縮成為鄉鎮的一個會計單位，由此減輕農民的負擔。再討論第二個問題。因為當前收費部門事實上大多沒有服務，而稅費提留總額相對于農民實際收入太高，因此，農民無論稅費，統統不愿交納。將稅費統收實在是不太合理的做法，原因是農民交費是為了獲得較“自我服務”更多的公共服務，但當前鄉鎮一級服務部門遺留下來的“官氣”太重，一方面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太差，農民有無這些服務無所謂，認為交費賣服務不劃算；另一方面，要養活相對于劣質服務過于龐大的部門人員，部門就必須千方百計向農民收費。因為當前部門“官氣”本身的問題，鄉鎮政府或上級部門不可能臵部門死活于不顧，大多千方百計從政策上給部門以優惠，對只收費不服務也大多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農民向部門交費事實上成了如稅一樣必不可少的負擔。[8]因此，若不解決當前部門只收費不服務的問題，費改稅就只能強化而不是削解部門的“官氣”，增加而不是減少農民的負擔。如此一來，具有諷刺意

味的將是農民不僅負擔減輕不了，而且劣質的服務可能都不再有了。問題的關鍵是將現有的費推向市場，即是將公共服務推向市場。也就是說，應該將部門的“官氣”削掉，讓它們憑借服務來獲得生存，農民為了獲得較自我服務更多的公共服務，而自愿交費。費不應該是鄉村強迫農民交納，而應該是農民主動購買服務的支出。這就涉及到部門本身的改革。一旦費從鄉村干部工作中或包稅額度中清除，農民人均負擔的稅額就會大大減輕，收稅和收費也就可以大大地容易起來。如上所述，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因其對鄉鎮行政不合理收費的抵制，構成了鄉鎮機構改革的強大壓力和內在動力。其改革的方向大致有兩個方面：第一、將功能重復的部分合而為一，具體若財稅部門不收稅，就應將其收縮為一個會計單位，而由收稅效率更高的鄉鎮行政負責收稅；第二、將絕大部分服務部門推向市場，不要與上級所設機構搞一一對應，不能在市場上生存下來的就堅決撤掉；第三、對于少數管理性的服務部門，應依職數定人員，多余閑雜人員全部遣散；[9]第四、某些地方在鄉村之間所設管理區，可以撤掉，其人員除一部分抽回鄉鎮外，可以安排部分素質較高者到村級擔任支部書記職務。改革后的鄉鎮機構做什么？其主要工作是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諸項職能，因人設事的部門和事務，因個人目的而慣于借用的傳統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在新型鄉村關系背景下，既成為改

革的對象，也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前提。

四、民主化進程中的鄉村關系村級治理的民主化是一個漸進的目標模式，在此進程中，農民政治認知與參與，村干部的自我定位，鄉鎮行政工作方式方法等等，都是有一個轉變和適應的過程。換句話說，當前鄉村關系本身依然充滿著不確定因素，如何描述鄉村關系的轉換過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從總的趨向來看，當前村級治理民主化的趨向已經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充滿立體感的未來鄉村關系圖景。第一、村級治理的民主化首先構成了對當前鄉鎮行政強有力的挑戰。當鄉鎮行政不再能夠控制村干部的人事任免權時，村干部終究會認識到自己應該對誰負責。有人調查發現，無論是由鄉鎮行政指定還是由村民群眾選舉，“選來選去還是那些人”。他們認為，既然群眾選舉的人正是鄉鎮希望當選的人，這就不會對鄉鎮工作和傳統鄉村關系造成什么影響。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觀點忽視了選舉本身具有的巨大力量。既然村干部是由群眾選舉的，在此過程中鄉鎮行政并無插手選舉的機會，過去由鄉鎮任命且對鄉鎮負責的村干部何以會再對鄉鎮負責？不對鄉鎮負責的村干部并非事事都要與鄉鎮搞對抗。但當鄉鎮行政的強制命令與村民群眾的真實意愿發生沖突時，村干部會否如過去一樣服務于鄉鎮的目的？構成與村民群眾意愿強烈沖突的鄉鎮指令大都是與中央政策精神相違背的東西，諸如屢減不輕的農民負擔，屢禁不止的達標升級等等方面，將首先成為村的抵制對象。而構成當前鄉鎮行政強制村一級的諸種事項大致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方面為鄉鎮主要負責人為了個人目的而搞的所謂“政績”工程以及所有為農民強烈反感的吃喝貪占。此些方面在面對村一級強有力抵制后，鄉鎮有能力自我消解，自我改造。也就是說村對鄉鎮的抵制可以在鄉鎮中逐步清除鄉鎮所可以控制的不良方面的行為；第二方面為來自上級部門的強制性任務諸如攤派、達標升級等等。此些方面無論鄉鎮行政本身如何想辦法，在遇到村一級強有力的抵制后，鄉鎮便處于所謂“下頂上壓”的困境之中，傳統鄉村關系下村級組織所遇到的困境由此上移至鄉鎮之中。處于困境中的鄉鎮行政無論如何都無法通過轉變工作方法和轉換工作作風將自己從困境中解脫出來。但是，所有處于同樣困境中的鄉鎮行政可以構成對上級（縣一級）強大的壓力，來自縣級強制性指令中的由縣級本身可以解決的部分，縣級就必須面對并且想辦法解決之。而更深層的來自更上級的不合理指令，即可如此類推解決之。[10]這樣，源自村級治理民主化所構成的對鄉鎮行政強大的壓力便會逐級上傳，當此種壓力足夠大的時候，過去自上而下層層加碼的不合理指令便自下而上層層被剝離和清除掉。過去成為對付中央政策的層層加碼的“對策”當然也就越來越難有生存的余地。總括以上所述，村級治理的民主化展示出了一幅自下而上良性改革和有序發展的內動力畫卷。第二、村級治理 的民主化可以鍛煉農民自我管理的能力，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當農民真心意識并體會到村是一級獨立的自治實體以后，村集體發展的好壞與農民個體利益之間的緊密關系便不言而喻了。在過去的農村調查中，我們發現了一種普遍存在而又不可思議的現象，即無論村集體負債或者存有積蓄，村民都不以為與他們自己有多少[1][2]下一頁

關系。正因此，村民雖然對村干部高息借款向上級交提留或有的村民故意拖欠集體提留等存有意見，但只要不讓他多交積累，他們便無所謂了。村民對村集體的冷漠與村作為村自治實體應有的與村民之間的利益相關性之間的巨大差距實讓外人難以理解。但是，只要仔細考察一下當前鄉村關系特別是村級組織與村民之間的關系，就很容易理解村民為什么對村集體的冷漠了。一方面，鄉村干部雖然理論上承認村集體財產是村民共有的，但事實上村干部發多少報酬，村集體搞何種公共建設，除非要向農民攤派，均很少找村民商量。傳統鄉村關系不僅使得任命誰當村干部的主動權掌握在鄉鎮手中，而且村集體資金如何使用，鄉鎮也有極大的發言權。相反，作為村集體財產主體的村民不僅無權支配集體資金如何使用，而且根本就沒有機會了解集體資金是如何使用的。甚至村民要清理村集體的財務帳目都困難重重。[11]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在改變傳統鄉村關系的同時，使得村干部與村民

群眾之間，村集體與農戶之間的互動及利益關系凸現出來。一方面，村民可以有效監督村集體資金的使用，村集體的贏利可以為村民帶來看得見的好處；一方面，隨著村民對村集體經濟控制能力與信心的強化，他們必然逐步體驗到自己利益與集體經濟狀況的密切關聯，逐步承擔起集體經濟或發展或萎縮的責任。[12]如此一來，村民就不僅會關心自己應負擔多少稅費，而且會關心村集體積累的增減。一旦村民普遍將自己的利益與村集體的利益聯系起來，則在由村承擔應繳提留稅費時，少數故意拖欠提留的農戶就會受到來自其它農戶強大的壓力，這時，既不是由來自國家的力量，也不是由來自村干部的工作，而是由來自村民之間相互熟識與聯系而產生的壓力，將傳統鄉村關系背景下單純依靠鄉村組織甚至專政工具來完成的提留收取工作搞好。[13]民主化村級治理的關鍵正是通過在相互熟識的村民之間形成共同的利益關聯，而達成村民之間的相互監督與約束。不僅提留稅費可以通過轉換成與村民密切關聯的村級集體積累而形成內在提取機制，而且其它許多原本需要鄉鎮強制完成的工作也可以通過轉換成與村民利益關系密切的自治事務而形成內在作用機制。也許，正是民主化村級治理所可以形成的村內治理機制，可以為未來鄉村關系打下頗為牢靠的基礎。

[1]吳毅：《制度引入與精英主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

1999年第2期。[2]賀雪峰：《村級組織制度安排：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及其原因》，《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4期。[3]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等：《村級管理方式研究》，《中國農村經濟》1997年第8期；沈延生：《村政的興衰與重建》，《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1期。[4][4]賀雪峰：《村級組織制度的評估》，《中國國情國力》1999年第4期。[5]賀雪峰：《村民參與與社區資源動員能力》，《社會科學》1998年第9期。[6]參見《南方周末》1999年10月29日，第一版、二版，七版。[7]參見趙新社：《農村稅費制度為何要改》，《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12月3日。[8]李武武：《農民不合理負擔的30種表現》，《調研世界》1999年第10期。[9]王安仁等：《鄉鎮機構改革勢在必行》，《調研世界》1999年第10期。[10]徐勇：《民主化進程中的路徑選擇》，《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11]高曉暉：《一場深刻的變革，從最小的村“官”開始》，《今日名流》1999年第10期。[12]農村基層制度創新與稅費改革問題研究課題組：《農村稅費體制改革的研究》，《中國農村觀察》1999年第6期。[13]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288頁。

上一頁[1][2]

第三篇：黨內監督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模版]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

2004-02-19 15:02:04 新華網 孟娜 魏武

南方網訊 中國高層官員和理論專家對近日頒布試行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發表評論說，條例不僅是中共反腐斗爭的宣言，也是推進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文件。

中央紀委副書記、條例起草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夏贊忠說，中國共產黨是依據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建立起來的政黨。自上而下的監督要與自下而上以及同級領導班子內部的監督相結合。加強黨內監督的基礎就是發展黨內民主，只有在發展黨內民主的基礎上加強黨內監督，才是有生命力的、健康的和有效的。

他指出，“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是條例的主線。”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發展黨內民主對發展人民民主和推進國家的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導向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何虎生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國際共運史的教訓之一，是比較重視上對下、組織對個人的監督，而不夠重視下對上、個人對組織的監督。“條例充分注意了這一問題，”他說。“條例對要充分發揮各級黨委會的作用做了明確表述：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事，凡屬全局性的問題，凡屬重要干部的推薦、任免和懲罰，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作出決定。”條例說，對于應當經集體討論決定的事項而未經集體討論，也未征求其他成員意見，由個人或少數人決定的，除遇緊急情況外，應當區別情況追究主要責任人責任。條例還首次規定了地方黨委委員、地方紀委委員有權向上級黨組織提出要求罷免或撤換所在委員會不稱職的委員、常委。同時規定，對沒有列舉具體事例、不負責任地提出罷免或撤換要求的，應當給與批評教育；對捏造事實陷害他人的，應當依紀依法追究責任。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陳雪薇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黨內監督條例規定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現在黨內一些地方和單位存在腐敗問題的重要原因就是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監督，實質是黨內民主遭到破壞，條例高度重視發展黨內民主，是執政黨跳出‘人亡黨息’的歷史周期率，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可靠保證。”

她說，此次條例的制定還吸取了黨的歷史上許多經驗和教訓，比如民主生活會是黨在長期發展中證明行之有效的一項制度，但目前有的地方和部門民主生活會質量不高。針對這一情況，條例就專門單列“民主生活會”一節。條例明確要求：民主生活會情況和整改措施要及時在一定范圍通報；黨員有權了解本人所提意見和建議的處理結果；上級黨組織認為下級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不符合規定要求，可以責令重新召開等。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所副研究員韓久根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條例的出臺不僅有利于發展黨內民主，而且將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建設。

他說，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許多黨員在國家政權機關和社會組織中擔負著領導工作，執掌著重要權力，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在黨內民主生活中樹立了民主觀念，養成了民主習慣，培養了民主作風，就會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把黨內民主的經驗、作風和傳統帶到各自的工作崗位，帶動各自領域的民主風氣。黨內民主是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關鍵。

另外，何虎生認為，條例規定黨內監督要與黨外監督相結合，也將會增強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促進人民民主的發展。（編輯：郭瓊麗）

第四篇：《西方法律的民主化進程》終期報告

西方法律的民主化進程

組員：鄭浩然*，海天，彭景

（廣東實驗中學，廣州市）

摘要：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法律便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種最好的體現方式。西方的民主政治體系也從西方法律的條文中得以體現。西方的政治制度，或者說政治體系的越來越民主化，也正是西方法律的不斷發展，不斷趨于民主化的表現。

關鍵詞：西方法律；民主；民主制度

正文：

研究背景：當今世界是一個能夠讓各種文化充分交流的世界，而這個時代則是一個允許不同制度國家相互交流的和平時代。眾所周知的，西方許多國家政治體制的主體便是法律，尤其是民主的法律。作為東方社會主義大國，我們去了解地球另一邊的另一種政治體系，它的法律從各種意義上講都是有必要的步驟一：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初步了解。

前文已經簡單論述西方法律與西方政治制度的緊密關系。而西方政治制度是我們了解更多的東西，所以我們決定先從政治制度著手。

談到西方民主制度，許多人容易想到“三權分立”、“議會制”、“多黨制”等，并且以為西方政治制度只有一種模式，這是一種誤解。應該說，“三權分立”、“議會制”、“多黨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色，但它們在各個國家的具體表現形式都不一樣。事實上，西方政治制度紛繁復雜、形態各異，沒有哪個國家與另一國家的制度是完全一樣的。從各國政治制度的具體形式來看，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劃分為很多不同的類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存在以下幾種類型：一是立憲君主制，如英國、荷蘭、瑞典等；二是總統制，如美國；三是半總統制，如法國；四是議會共和制，如德國和意大利，雖然也有總統，卻是虛位總統，其職權同美國總統和法國總統都無法相比；五是瑞士實行的委員會制，聯邦設七人委員會，共同行使中央權力。

西方各國都號稱實行“三權分立”，但英國是議行調和，美國是三權并列，法國是行政主導。同時，它們也號稱實行“多黨制”，但有的是一黨獨大，有的是多黨競爭傾軋。英美雖然都是兩黨制，但情形很不一樣。英國被稱為“強黨體制”，內閣是由議會的多數黨控制，國家政策由多數黨決定。美國政黨紀律渙散，組織松散，被稱為“弱黨體制”。西方各國雖然都有議會，但各國議員的產生辦法、議會的職權、議會的議事程序、議會內部的組織結構都各有特點，而且差異很大。其他如司法制度、文官制度、軍事制度、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及地方自治制度等，各國也不一樣，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

步驟二：西方民主法律民主化的曲折發展（以奴隸制及英國選舉制度為例）

西方民主制度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

作為代議制基礎的普選制是英國最先提出的。英國大憲章運動提出實現選舉區平等，廢除財產的資格限制，男子應有選舉權。但是即使這些并不徹底的要求，在英國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逐步實現的。１８３２年關于改革英格蘭和威爾士代表

制的法令通過后，當時２０歲以上的居民中只有７％的人享有選舉權。１８６７年選舉改革降低了財產資格的限制，享有選舉權人數的比例提高到１

６％。１８８４年再次降低財產資格，具有選舉權的人提高到２８％。１９１８年規定３０歲以上的婦女享有選舉權，這一比例提高到７８％，直到１９７０年才實行１８歲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選舉權。由此可見，在英國，僅普及選舉權就經歷了一個半世紀之久。法國是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國家，但直到１９７４年才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１８歲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選舉權。而在美國，達到這一標準已是１９７１年。

美國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存在奴隸制度。內戰期間，林肯總統頒布《解放宣言》，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奴隸制，但黑人還是享受不到平等權利，甚至連被平等對待也做不到。１８７０年第１５條憲法修正案“合眾國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不得因種族、膚色或以前曾服勞役而拒絕給予或剝奪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頒布后，許多地方黑人的選舉權仍然被剝奪或被限制。與此同時，種族隔離卻越來越嚴重。聯邦國會在１８７５年通過法案，禁止在鐵路和航運等公共交通部門和其他公共場合實行種族隔離。但卻被最高法院判為違憲而失去效力。但是，不管怎么說，西方的法律條文仍在不斷趨向于民主化，公平化。直到現在，隨著各州法律的不斷完善以及黑人在美國地位的提高而使得種族差異越來越小。

步驟三：西方民主法律與現實的沖突（以美國選舉法為例）

當然，法律畢竟是一個更加理論性的東西，它所規定的東西畢竟會和現實多少會有一定的差距。有人曾經說：“西方民主制度的實質是“金錢民主”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句話也有它一定的道理。畢竟來說評判一個政治制度是否民主，關鍵要看最廣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充分反映，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要求是否得到充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合法權利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在資本主義社會，名義上人民享有廣泛、平等的民主權利，但實際上由于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這種表面上的平等往往為實質上的不平等所替代，法律上的平等往往為事實上的不平等所取代。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所有者才享有充分的民主；窮人的民主有時只是形式上的，更多時候只能置身于民主之外；富人借助于“民主”攫取更多的社會財富，而窮人卻很難通過“民主”來保障自身的基本權利。

選舉權是西方民主最重要的政治權利，但在西方國家，選舉常常被金錢、財團、媒體和黑勢力等所影響和操縱，從而成了“富人的游戲”、“錢袋的民主”和資本玩弄民意的過程。在政治生活高度商業化的美國，誰要想在國家機關中謀求公職，他就需要拿出大量的金錢。美國的選舉實際上是一場金錢競賽。離開金錢，競選總統、議員等公職就寸步難行。競選費用不斷攀升，數目之巨令人咋舌。２０００年美國大選所花費的金錢高達３０億美元，比４年前 高出５０％。２００４年美國大選的費用接近４０億美元，較２０００年大選多出近１０億美元。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４日公布的報告顯示，２００４年競選一名參議院議員的平均費用是２５１８７５０美元，最高達３１４８８８２１美元；競選一名眾議院議員的平均費用是５１１０４３美元，最高達到９０４３２９３美元。美聯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９日對美國金錢與選舉勝勢關系進行的數據分析表明，１９９９年競選獲勝當選的８１％的參議員和９６％的眾議員，他們的花費均超過了競爭對手。

金錢可以操縱美國的民主選舉，所以有專家指出：“只要在聯邦大選委員會那里查一下籌集資金的賬戶，就可以在大選之前知道大選的最終結果。”為回報

那些重量級政治捐款人，候選人當選后就得為他們的利益服務。《巴爾的摩太陽報》在一篇文章中，把這種現象稱為用金錢“購買權力”。英國《金融時報》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５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政治制度的腐敗已經非常嚴重，連美國選民也注意到由此產生的“銅臭味”。聯邦選舉制度已經淪為“集團賄選制度”，美國的民主被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由此可見，美國民主的真正奧秘是金錢，金錢主宰著選舉的過程和結果，而金錢背后是大資本家和資本家集團。美國政治學教授托馬斯?戴伊和哈蒙?齊格勒在《民主的嘲諷》一書中，把美國富人民主的狀況描述為“精英民主”，即“治理美國的是精英，不是民眾”。這些精英的階級背景是“大多出自富裕、受過良好教育、聲望卓著、名流、白人??等等社會集團。他們出身于上層階級，即那些在工業、商業、金融、教育、軍事、交通、市政機構、法律等社會團體中占有或控制著比其人數多得多的分量的階級”。資產階級精英統治下的西方民主，根本背離了民主是多數人的統治的基本原則，是對民主的褻瀆和嘲諷。

讀了這么一段文字，大家是否對理論與現實的差距表示驚嘆？的確，這種現象確實存在，而且是在立法機構——國會上出現。但是，我們需要明確4點。

1． 作為一個立法機構，國會所立的法律旨在維護美國國民的利益，而就目前而言，美國公民在美國的地位相對而言大部分屬于中產階級，所以所謂由資產擁有者掌管的議會是能夠代表大部分公民利益的。

2． 關于議會中，許多大財團掌控或操縱議會，我希望大家分清楚，美國是有參議院與眾議院的。大的財團所掌控的參議院實際權力并不大，所以說，大部分的，與公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的決定權仍屬于眾議院，即公民手中。

3． 美國公民普遍擁有言論自由，示威游行的權利。當部分公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公民可以通過媒體與輿論，或者游行示威的方式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以團結更多的有相同遭遇的人向相關部門提出抗議。

4． 聯邦最高法院。作為最高決策機構，聯邦最高法院有否決議會決議的權力，為了防止議會通過的維護多數人利益而違憲地通過損害少數人利益的法律。聯邦最高法院作為最后維護公民平等權利的機構便會發揮它的作用，以維護少數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終期總結：

很快的，本學期即將過去了，很快的到了終期報告的時間。本學期我們組研究了關于西方法律民主化進程的課題。雖然研究的成果不是十分全面，但通過了一個學期的努力，我們對所研究的課題仍具有了部分的了解。希望在下學期的研究性學習中能有更好的結果。

參考書目：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

《西方法律史》

《論美國的民主》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

《政府論》

《論法的精神》

第五篇：世界城市化進程范文

二、世界城市化的進程

★1.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和特點（課本P33圖2.20）

★2.逆城市化

★3.世界城市化的地區差異（課本P32圖2.19）

三、城市化對地理環境的影響（課本P36～37圖2.25）

1.城市化對地理環境的影響

★2.城市環境問題（課本P37圖2.26）

★3.改善城市環境的措施（課本P38）

⑴發展低污染的節能建筑和綠色交通，減少城市污染。⑵使城市景觀與自然景觀保持協調，建立一種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