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PPP應用于我國養老服務業的政策分析

PPP應用于我國養老服務業的政策分析

PPP作為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供給方式，已經在國外以及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具備了良好的實踐基礎。但是，該模式在我國公共服務供給領域的應用仍然處于發展初期，應用于我國養老服務業仍存在很多不可回避的制約因素，亟待解決。

構建養老服務公私合作的監管體系

我國養老服務業的發展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而PPP在我國也同樣是新型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二者的結合應用，首先需要構建起相對完備的組織機制和制度體系，為養老服務業PPP項目的良性發展奠定基礎。

（一）明確養老服務業公私合作的管理體制

從國際經驗看，多數國家均建立了中央一級的專門機構來負責PPP項目的管理。比如英國的財政部基礎設施局、美國的公私合作國家委員會、澳大利亞的國家公私合作工作組等。雖然各國在PPP管理部門的設臵和職能權限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是相對統一的PPP管理機制有助于推進PPP的制度建設，保證重大PPP項目符合政府、公共利益。

目前我國PPP發展處于初期階段，尚未建立專門的PPP管理部門。無論是從資源整合還是從規范指引、監督指導角度考慮，建立專門統一的PPP管理部門都是必然的趨勢。PPP管理部門的組織設臵既要考慮到業務的相關性，更要考慮到便于各部門的協 調組織。一般而言，一國的PPP管理部門主要承擔以下工作職能：推進或制定PPP相關法規及政策；大型PPP項目的評估審核；對PPP項目的公私雙方提供政策指導、項目指引等；政府及相關PPP項目的咨詢服務；保證公私雙方在PPP項目中均取得合理的收益；PPP項目的研究、統計平臺等。

（二）完善養老服務公私合作的制度體系

PPP項目的實施與推進往往涉及多方的利害關系人。而PPP項目運行周期較長，也就對一國法律體系的穩定性、透明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國PPP法律制度體系的建設水平，極大地影響著PPP的發展程度，影響著各方的參與熱情。一國PPP法律制度的體系建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整體的法律體系以及現行的法律框架。俄羅斯等部分大陸法系國家，制定了專門的PPP法,而多數普通法國家則較少針對PPP單獨立法。如PPP的肇始國——英國，就沒有專門的PPP法案，PPP的管理職能由財政部通過激勵、引導等方式來實施。

我國養老服務業公私合作機制的法律制度應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第一，優先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是基本的準則。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應當保有合理的監督權和介入權，加強對社會資本的監督管理。目前，我國公辦民營、公建民營的養老服務公私合作機制中，政府主要通過合同管理、價 2 格管理、收住對象托底管理等方式加強對民營機構的監管。通過一系列制度規范，政府旨在強化公私合作養老機構的公益性質，保證其始終以公益為發展目標。

第二，平等合作。在公私合作的過程中，雙方應當在平等合作的基礎和理念上建立合作關系，通過合同確定公私各方的權利義務，在充分協商、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訂立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約定推進項目的實施。這就需要確立雙方在合同磋商、簽訂、履約等各個環節中的平等地位，以《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等民事法律制度約束雙方的行為。養老服務公私合作項目既要提高公共服務效能，又能保證私人資本的合理回報，這才是項目持續發展的原動力。

第三，完善養老服務PPP領域的法律體系。制定PPP參與基礎設施或公共服務建設的基本法律，對養老服務PPP項目的應用領域、實施過程、項目評價、風險分擔、利益分配等基本法律問題進行規范。在此基礎上，相關主管部門可以制定部門規章，對養老服務PPP項目的實施細則作出明確規定。

建設養老服務PPP項目評價體系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90—2012年，我國相應部門參與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達1064個，投資總規模為1193.3億美元。多樣化的PPP合作模式在為私人部門帶來參與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機會的同時，公共部門面臨著一個重要的決策問題，即哪些項目 3 適合采用PPP模式操作，采用PPP模式提供養老服務是否會獲得比傳統公共部門提供養老服務更優的效益？在評價一個項目是否適合采用PPP模式開展方面，英國探索出“物有所值”的項目評價方法。所謂物有所值（Valuefor Money，VFM）,即評價一項目是否應采用PPP模式，應著重看該項目在資金價值評價上的指標。2004年，英國政府頒布了《資金價值評估指南》,指出VFM是項目生命期內費用與目標實現程度的最優組合，而非僅考慮選擇費用最低的方案。我國也明確將“物有所值”標準作為PPP項目評估的基本理念和方法。

養老服務項目在進行PPP適用性的定性分析時，應主要考慮以下幾方面問題：

第一，項目本身的適用性問題，即較為適合以PPP方式進行的養老服務項目應當具有較長的開發周期，具有較為充分的市場服務需求。規模過小或過于復雜的項目不適合采用PPP方式進行操作。同時，由于養老服務行業本身屬于“朝陽”產業，因此在行業的發展前景預測方面不存在太多的障礙。

第二，私人參與方的能力，即私人參與方是否具有較好的項目管理能力以及養老服務供給能力，是否具有承擔項目融資、管理、經營等方面風險的能力。在養老服務PPP項目評估中，風險能夠合理地轉嫁給私人部門是評估的重要因素。如果私人參與方難以承擔相應的風險，則該項目采用PPP模式的意義不大。

第三，保障性的制度體系，即是否具有相對穩定的政策與制度環境，是否具有競爭性的招投標市場，以及是否能夠建立起基于公共服務供給績效的支付體系。這些也是養老服務PPP項目實施之前，需要建立的基本保障。

第四，利益相關者的支持程度，即養老服務PPP項目的開展必須獲得利益相關者的支持，其中老年群體的支持度非常關鍵，這也是項目能夠順利實施的基礎。

完善養老服務PPP項目的合作機制

PPP模式應用于養老服務領域，涉及到項目建設、運營的各個環節，需要科學合理地設臵公私各方參與人的合作方式，實現收益共享、風險分擔，發揮各自的優勢和資源，更好地提供高質量的養老服務。

（一）養老服務PPP項目合作機制設計的關鍵環節 由于一般的養老服務項目實施周期較長，參與其中的合作方較多，參與合作方式多樣，因此設計科學合理的合作機制是保證項目有效實施的基礎。養老服務PPP項目合作機制設計中應包含以下幾方面關鍵環節：

第一，項目的產權結構設計，即養老服務PPP項目實施過程中，公私各方在項目中資產投入的方式、養老服務設施的產權歸屬、養老服務設施的經營權以及項目資產的剩余控制權等。

第二，項目的收益與風險分擔機制，即養老服務PPP項目實施過程中，公私各方所應承擔的風險，以及收益的分配機制。

第三，項目的合同管理，即養老服務PPP項目合同的磋商、簽訂、履行等各個環節的管理機制，以及各方權利義務在PPP合同中的有效實現。

第四，項目利益相關方的保護機制，即養老服務PPP項目實施過程中，各利益相關方如何參與、權益如何實現的機制設計。

（二）養老服務PPP項目的產權結構設計

PPP項目產權結構中的權利配臵是指項目實施中，所有權、管理權、使用權、收益權等的歸屬關系。養老服務PPP項目實施的方式不同，決定了項目所有權的歸屬不同。

第一，公建民營、公辦民營等PPP合作項目。該類合作項目中，養老服務設施的投資人、設立人均為國家或集體，因此國家或集體應享有設施的所有權；私人部門則承擔著運營、維護、管理等義務，享有經營權和管理權。承包、租賃等方式的合作項目，項目運營過程中的收益均歸屬于運營方。而托管方式下的合作項目，項目運營的收益均歸屬于委托方所有。合同期限屆滿后，運營方需將項目的管理權轉移給項目所有權方。

第二，合資建設類的PPP項目。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資建設養老服務項目的PPP合作中，各方根據其出資額設立特殊目的的公司，負責建設、運營該養老服務設施。這種屬于典型的BOT項 目。為保證項目實施的公益性，BOT項目的設施所有權仍然歸屬于國家，只是將設施的運營管理權交給項目公司，或者由項目公司委托給其他專業性的運營商。在特許經營期限內，項目公司享有設施的收益權。在特許經營期限屆滿后，項目公司仍需將設施的管理權轉移給公共部門。

第三，民辦公助類PPP項目。在民辦公助類養老服務PPP項目中，由于項目建設的資金主要由私人資本投資，因此項目的所有權應歸屬于建設該項目的民辦機構。當然，在我國目前養老服務市場中，民辦養老機構分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兩種。營利性的養老機構財產歸屬根據其登記為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或是公司制企業而不同。而對于非營利性養老機構，因為該機構本身的非營利屬性，按照我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規定，其養老服務設施的財產屬于社會公共財產，不能用于分紅。

第四，收益模式。收益是所有PPP項目的原生動力，當然，私人資本主要側重于經濟收益，而政府則關注社會收益多一些。養老服務領域的公私合作項目應根據項目實施的具體情況，選擇合理的收益模式。一般而言，養老服務對象主要分為政府福利保障的老年人和社會家庭托養的老年人兩種。前者主要采取政府付費方式，而后者則主要采取私人付費的方式。但是，由于我國老年人消費觀念、消費能力所限，單純依靠使用者付費，難以給予私人企業足夠的回報。因此，在養老服務領域，常常需要采取混 7 合式的收益模式。具體而言，養老服務PPP項目的收益模式主要分為政府付費模式、使用者付費模式和缺口補助模式三種。

PPP項目的實施，必須充分考慮私人資本的投資回報,這是養老服務PPP項目能夠持續實施的關鍵。如果沒有一定空間的經濟效益驅動，社會資本就不會有積極性去投資于養老服務項目，養老服務的公私合作就會大打折扣。而從實際情況看，養老服務項目大多投資成本較大，投資回報率較低，回報周期較長，難以吸引社會資本的廣泛參與。一方面要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合理配臵資源，推動資本的自我驅動，另一方面，政府要讓利于社會資本，逐步改變原有的政府在配臵資源方面的主導作用，在土地出讓、減免稅費等方面提供優惠條件，為降低投資成本、吸引社會投資創造條件。同時，鼓勵地方各級財政部門建立并完善財政補貼的支持方式，財政補貼要逐漸從補供方向補需方、補建設向補運營轉變，保證社會資本參與的可持續性。

（三）養老服務PPP項目的風險管理

養老服務項目合作周期長，可能遇到的不確定風險較多，風險的識別、分配及管理的體系建設尤為重要。

第一，養老服務PPP項目的風險識別。風險識別是風險管理的首要環節。養老服務PPP項目從籌建之初，直至建成、運營、移交，在整個項目實施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種風險。筆者認為，養老服務PPP項目主要的風險包括：

政治風險：即由于國家政策調整、政府戰略規劃變化、行業政策、行業制度的變更、戰爭等所引發的各種風險，具體而言包括養老服務領域的國家政策法規、地方政策、養老規劃、養老設施布局、行業行為規范、項目審批程序延誤等方面的變化引發的風險。

經濟風險：即養老服務PPP項目實施過程中，國家或地方經濟變動導致的不確定風險，包括利率變動、通貨膨脹、融資市場環境、消費水平、勞動力、原材料價格上漲等方面的風險。

社會風險：即傳統社會觀念、地區差異、民族差異等不確定風險對養老服務PPP項目實施產生的影響。

設計風險：即養老服務項目在設計環節上存在的不確定風險，包括項目設計標準錯誤、設計人員素質不高、設計成果不符合適老化設計要求等。

建設風險：即養老服務項目建設環節存在的不確定風險，包括建設單位建筑水平、技術能力、環保、消防等設施建設不符合規定等風險。

管理風險：即養老服務項目交付使用后，因管理不善造成的建設設備損壞、老年人事故、服務水平低下等風險。

運營風險：即養老服務項目在財務效益上的不確定性，運營方是否能夠獲得適當合理的回報，盈利能力是否能夠達到預期，項目是否能夠持續發展的風險。項目移交風險：即養老服務項目在移交環節上可能存在的不確定風險，包括設施設備的完好程度、項目的使用壽命等風險。

第二，養老服務PPP項目的風險分擔。一般而言，公私參與雙方應按照“風險由最適宜的一方來承擔”的原則合理分配風險，以保證風險對項目實施的影響最小。因此，在上述風險中，政策風險、法律風險、經濟風險等不確定的外部風險，多應由對此更具控制能力的政府來承擔。而項目本身的內部風險，則根據項目實施的模式不同，分配給相應的一方。比如，采用BOT方式實施的養老服務項目，項目建設運營等方面的風險原則上應由社會資本承擔；采用租賃方式實施的公建民營項目，項目設計、建設階段的風險由政府部門承擔，項目運營管理環節的風險則由民間力量承擔。

(四)養老服務PPP項目的合同管理

PPP項目本質上就是公私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所達成的契約關系。由于PPP項目實施周期較長，合同的履行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2015年，財政部印發了《PPP項目合同指南（試行）》，對PPP項目的合同管理做出了要求，對合同的起草、談判、履行、變更、解除、轉讓、終止直至失效的全過程進行管理。通過合同正確表達意愿，強化契約關系，夯實合作的基礎。

一般而言，養老服務PPP項目合同的主體內容應當包含以下內容：

第一，履約要求，即明確要求養老設施、養老服務需要達到的數量和質量標準，并且明確設臵監控執行的機制，包括懲罰機制；

第二，支付機制，明確私人部門獲得收益的方式，使用者付費、政府付費還是混合模式，保證私人部門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合理的收益。

第三，調整機制，建立合同履行過程中基于客觀情況變化而進行的合約調整機制，比如在物價上漲基礎上，養老服務收費價格的調整機制等。

第四，爭議處理機制，明確合同爭議后的糾紛處理機制，比如通過訴訟還是仲裁的方式解決糾紛，是否適用特別的管轄或法律法規等。

第五，項目終止條款，明確養老服務PPP項目的合同終止期限，項目移交條款，以及因為客觀環境變化可能導致的項目提前終止的情形等。

同時，要建立并完善合同治理的監督機制。養老服務PPP項目關乎政府部門、私人投資者、老年人以及社會公益的實現。為保證項目高質量的實施，項目參與方尤其是公共部門一方應加強對項目的監管，利用信息公開的平臺保證公眾對項目監督權的實現，同時，加強對項目的績效管理，提升項目質量。（作者單位：財政部社會保障司）

第二篇：養老政策分析

政策利好養老產業發展執行細則尚待加強

2014/07/16 14:03 來源：搜狐焦點網 0條評論

（文/偉業研究院趙紅娟）

目前，隨著“銀發經濟”在國內逐漸升溫，養老產業發展更是愈演愈烈。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13年底，包括保利、萬科、遠洋、綠地、合生、萬達、綠城等企業在內，全國已有超過80家開發商先后入水養老地產領域。在此背景下，對于已經涉足或有打算布局養老地產的開發商來說，如何結合養老政策開發出更對口的養老產品，爭取更容易獲得相關優惠政策支持是值得考慮的重要課題。因此，研究與養老產業相關的政策、深刻理解政策內涵、明確政策支持方向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中央頻繁出臺政策支持養老產業

1999年末，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人口比重為10.33%，意味著中國正式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自1999年末開始至今，僅部委及以上中央政府層面出臺的相關養老政策就高達10多個，而2011年國務院《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11－2015）是建國以來國家第一次將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納入專項規劃范圍，對養老服務的重視程度之高可見一斑。最近兩年養老政策出臺的密集度更是不斷加大、政策舉措進一步細化。

回顧并總結歷年來頒布的養老相關政策，可以發現，盡管多是綱領、指導性意見，但傳遞出的信號對地方政府制定可以落地的政策細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內容上看，對于養老產業有重要支持作用的政策條文主要表現在土地供應、稅收優惠以及養老補貼等方面。

養老用地專項政策浮出水面

在土地供應政策方面，國務院早在2000年《關于加強老齡工作的決定》（中發[2000]13號）及2013年《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35號）文件中對養老供地方面均進行了綱領性規定，但由于過于粗線條，對落地執行指導性不夠。

隨著對養老產業逐步提上日程，第一部養老用地專項政策終于浮出水面。2014年4月國土資源部下發了《養老服務設施用地指導意見》，指出養老服務設施用地指專門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復護理、托管等服務的房屋和場地設施占用土地，不包括老年酒店、賓館、會所、商場、俱樂部等商業性設施占用土

地。在土地用途方面，養老服務設施用地在辦理供地手續和土地登記時應確定為醫衛慈善用地。在供地方式上，營利性養老服務設施用地應當以租賃、出讓等有償方式供應，原則上以租賃方式為主；如果以出讓方式供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年限按最高不超過50年。

政策對養老服務設施用地范圍、土地用途、土地出讓年限、供地方式等的明確界定，對于地方養老用地供應明確了方向，對開發商拿地進行養老地產開發無疑也是政策利好。

稅收優惠主要體現在非營利性養老機構

在養老機構稅費優惠政策方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早在2000年就制定了專項政策《關于對老年服務機構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0〕97號），后國務院發文《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35號）再次對養老機構建設及服務等相關稅項方面進行了規定。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在養老機構前期建設方面，政策對民辦營利性養老機構的稅收優惠僅表現在行政事業型收費減半征收，相對而言支持力度較小。而在養老機構后續服務方面，無論是營業稅免征、行政事業型收費適當減免，還是用電、用水、用熱、用氣支持居民生活類價格在各類養老機構的政策支持都是統一的，而企業所得稅免征只體現在非營利性養老機構。

養老補貼各地雖有標準 民辦機構領取困難

在養老床位補貼支持政策方面，民政部早在2012年7月發布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領域的實施意見》（民發（2012年）129號文件）中規定，對民間資本舉辦的非營利性養老機構或服務設施提供養老服務，根據其投資額、建設規模、床位數、入住率和覆蓋社區數、入戶服務老人數等因素，給予一定的建設補貼或運營補貼。同時，各地方政府在養老床位建設及運營補貼方面也經進行了積極探索，并對補貼標準進行了相關規定。其中，北京對非營利養老機構的床位建設補貼最高可達到1.6萬元，是相對比較高的；天津、上海、江蘇、四川等地每張床位建設補貼最高達到1萬元；浙江、青海、寧夏等省份也超過了5000元。另外，部分地區采取運營補貼補助形式，即每入住一位老人，給予每月100-500元不等的入住補貼。

然而對于很多民辦養老機構來說，這些優惠政策猶如形同虛設。由于缺乏操作層面的執行細則，如申請補貼的材料、發放補貼的周期、補貼發放形式等具體條文規定不足，導致實際能申請到補貼的民辦機構寥若星辰。

政策執行難使民辦養老機構的投資成本遠遠高于政府辦福利性養老機構，其結果無疑會提升民辦養老機構入住價格，導致競爭力不足甚至資源空置浪費。就北京第一福利院公辦養老機構為例，目前可謂是“一床難求”，同時尚有9000多人在排號等待入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市養老床位平均使用率只有60%，有的民營養老院空置率甚至達到90%。

2014年5月甘肅省政府正式下發文件《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實施意見》，明確規定了營利性養老機構可以享受的床位建設補貼標準。《意見》指出對建成通過驗收且依法登記投入運營的社會辦非營利性養老機構，根據實有床位給予一次性建設補貼，其中用自建房的新增床位每張補貼1萬元、租賃用房且租期在5年以上的每張床位補貼4000元，營利性養老機構按非營利性養老機構補貼標準的80%予以補貼。

甘肅省率先在全國出臺政策并規定了民辦營利性養老機構可享受的床位具體補貼標準，盡管政策的落地執行效果還有待考察，但無疑對民辦養老機構的向前邁步發展是一大推進。

總的來說，國家層面對養老事業的重視程度是越來越高的，但政策落地難是目前存在的首要問題。未來，養老相關優惠政策還需要更加清晰化、體系化，地方政府出臺更為具體的執行細則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篇：我國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問題研究[定稿]

我國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問題研究

摘要：在網絡輿情的形成和發展背景下，探討網絡輿情的主體和內容特征，分析旅游網絡輿情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旅游相關部門在旅游網絡輿情的引導力度小、旅游網絡輿情監測技術落后、網絡輿情管理機制缺失等方面。并據此提出掌握輿情動態，提高監測技術與管理隊伍建設等方面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旅游；網絡輿情；輿情導向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4-000387-02

引言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媒體發展，游客可通過旅游網站或社交軟件等傳播平臺，將旅游行程中的情緒，如對政府和企業的過失行為和應對措施進行評價和發布，可能會演變為網絡輿情危機事件，給當地的經濟發展和旅游形象帶來巨大損害。現有相關論文研究成果指出，政府應該加強建立網絡輿情突發事件的預警機制，其作用是及早發現危機的苗頭，并對可能產生的現實危機的走向、規模進行預判，及早通知各有關職能部門共同做好應對危機的準備。張平軍（2014）認為網絡輿情危機事件是否得到及時處理會影響游客和公眾對旅游危機事件的感知，甚至決定旅游危機事件負面影響的大小，以及旅游危機事件對旅游形象和政府公信力負面影響程度的大小。但也有專家提出，只有政府建立網絡輿情預警機制相對于旅游市場風險的預測是不夠的，而且實施的難度也很大。本文正是基于此不足，擬在加強危機預警的同時，更加應該去適時引導網絡輿情，來營造健康的旅游網絡環境。文章首先簡述了網絡輿情的形成發展和輿情導向現狀，在此基礎上揭示目前輿情導向存在的問題和應對策略。

一、旅游網絡輿情的現狀

（一）網民規模及自媒體平臺數量快速增長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5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6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8.8%，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5.94億，占總網民數的88.9%。每一個網民都可以同時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和接受者。加上信息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商業旅游網站和政府旅游網站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龐大的網民基數與網絡傳播平臺數量，共同造就了現有網絡輿情具有傳播面廣、傳播速度快等特點，這些網絡平臺強大的交互性即信息共享和交流，出行的游客對整個旅途過程中涉及的吃、住、行、游、購、娛會在相應的旅游網絡平臺或者其他點評平臺上進行反饋，這是傳統媒介如廣播、電視、報紙等所不具有的特點，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輿情導向的不確定性。

（二）網絡輿情形成的聚焦效應不斷增強

網民是網絡輿情的主體。網民在線不僅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且凡是社會上能引起討論和熱議的事情都是他們關注的焦點。網絡民眾借助互聯網積極發言，持續關注，甚至會改變事件的走向，影響事件的結果。據CNNIC報告，網民的年齡結構逐漸呈現低齡化趨勢，其學歷結構也繼續向低學歷人群擴散，并且在其職業結構中，中學生群體占比最高。所有證據表明，網民群體逐漸趨向大眾化。這些龐大的網民數量相互之間的關系，就如一張網，單體網民盡管并不掌握輿論主導話語權，但他們的觀點一旦聚集于某一方向，往往能夠迅速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場，可能正面也可能負面地影響信息的傳播和相關群體的利益。

（三）網絡輿情的內容缺乏完整性

自媒體平臺發布信息有時只是一兩句話、一張圖片、不能全面的表述事件的完整過程，而回應者也大多偏向于選擇性接受。隨后，大眾的好奇和從眾心理會進行大規模回復轉發，網上輿情迅速形成。一些旅游者在旅游網站或社交平臺上發布的內容有可能只是有感而發，或者只針對特定條件下的某一個單體旅游事件，發表一些帶有主觀性、片面性、從眾性的自由評論。如此，某一熱點事件再疊加一種情緒化的意見，在網絡上的傳播就會具有偏差性。

二、旅游網絡輿情導向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負面輿情嚴重影響社會正確的認知取向

網絡的虛擬性造就了很多“網絡水軍”，其個人身份信息隱匿，傾向于肆無忌憚的發表個人言論。某些情況下，網民出于個人泄憤或惡意破壞，發表負面言論，造成中傷或人身攻擊，再經由網絡迅速傳播后，形成惡性循環。就旅游網絡輿情而言，當發生旅游危機事件時，大眾大部分基于旅游者角度思考問題，發表看法，于是輿論出現一邊倒現象，即為旅游者抱不平，譴責導游及旅行企業不良行為。不論事實真相如何，一邊倒的現象本身就令人折舌。這種周而復始的旅游負面輿情如果不加正確引導，便會導致大眾對旅游整個行業產生誤解。

（二）旅游網絡輿情引導力度小

互聯網信息傳播途徑多變復雜，政府也不再是惟一甚至主要的信息出口，因此對于網絡輿情的控制權趨于被動，但旅游信息傳播速度與波及面卻日益增大，大量的信息糅合隨時可能爆發為輿情危機事件。此時，相關部門不能及時處理，往往只能被動應付；其次，相關部門與網絡公眾的溝通力度不足，不能有效整合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且往往不同部門內部人員對外信息傳播的口徑不一致，致使政府的公信度再次降低。

（三）網絡輿情監測技術落后

旅游網站類型繁多、信息量龐大，點評信息更是繁雜多樣，網絡輿情監控系統不能夠將同一主題的所有信息全面有效的收集到一起；至于旅游網站以外的媒體輿情信息，如自媒體平臺的輿情信息，因為分布于不同的即時通訊工具中，發布信息內容追求個性化，其傳播路徑及渠道則更加復雜，預警與監測難度也成倍增加，現有旅游網絡輿情監控系統并不具備對以上內容自動監測、敏感過濾、聚類分析、主題檢測和統計報告的功能，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在處理旅游網絡輿情問題都急需此類技術的應用。

（四）網絡輿情管理機制的缺失

目前關于網絡輿情方面的研究文獻數量日漸增長，但研究成果的滯后性及其成果轉化的后續激勵機制相對缺乏，能夠真正落實到位的寥寥無幾。總體來說，我國尚且處于網絡輿情管理的初始摸索階段，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網絡輿情管理體系。從微觀來看，關于網絡輿情的管理工作也缺乏較為系統的管理隊伍，特別是輿情引導隊伍力量薄弱，缺少輿論的把關人，缺少意見領袖，單一的憑借網絡媒體的自發調節遠遠不夠。

三、網絡輿情管理的對策與建議

在當前的網絡輿情管理中，網管的監管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都有待提高，重視網絡輿情引導，將輿情引導與應對處理放在同一位置，在引導中正確處理問題，在處理中理性引導網民，發揮網絡優勢，創建風清氣正的輿情平臺。

（一）及時掌握輿情動向，主動引導輿情方向

旅游行業部門應當更加重視網絡輿情的正能量和負能量，如果政府不能慎重對待，極有可能引發民眾不滿將導致輿情朝著惡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旅游部門與旅游相關部門首先應時刻關注網絡上旅游輿情動態，第一時間內準確、及時、全面掌握旅游輿情動態，及時把握旅游最新資訊；其次，在某一旅游熱點事件出現時，應第一時間查明事實，公布真相，預防和阻止負面輿情的產生與傳播，避免坐視不管的態度，應時采取報紙公示或新聞發布會等形式，及時以官方角度正式回應質疑聲，阻止捕風捉影的虛假信息的流出；再次，面對輿論危機時，政府抓住機會，利用信息化技術和網絡平臺，推進網絡問政，避免、化解社會矛盾，以此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和執政力。

（二）建立科學、快速的監測技術與應對機制

網絡輿情起源于網絡，因此監管首先從輿論源頭開始，加強監測系統的識別功能。首先，在信息發布主體的身份識別方面，建立統一并唯一的用戶網絡識別碼或實名制網絡評論功能；其次，在內容監控方面，研究建立網絡評論內容的評價標準體系，設置內容的關鍵詞或敏感字檢測法進行實時過濾和監測，由監測系統對新出現的評價內容進行自動評判并是否允予通過；再次，可開設主題討論區，檢測監管系統對輿論話題的主題進行實時監測，同時使用聚類分析法、統計報告等方式對其進行階段性監控，對涉及敏感字或敏感詞的評價內容，設立專業人工服務平臺，經由工作人員進行評定是否可以發布。

（三）健全管理制度，強化管理隊伍

將理論轉換為實踐，步步落實網絡管理機制，招攬熟悉網絡輿情平臺的社會志愿者，積極投身參與網絡輿情健康發展事業，做到線上監測與線下信息反饋相結合，在摸索實踐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政府部門也應不斷的完善法律法規，統一管理機制，使得網絡輿情更加規范化。政府以及企業都應重視監測技術專業人員的培養、訓練此類人才，此外相關管理部門可聘用高知識化的專業管理人員，對網絡輿情進行專業分析評判，成員之間分工合作，定時召開網絡會議，交流思想，管理部門制定期限檢查制度，抽調檢查管理人員工作進程，相互督促，調動積極性。

四、結論與展望

在旅游網站輿情導向力度小、監測技術落后、管理機制缺失的情況下，旅游途中產生的矛盾常借助網絡平臺作為發酵載體，滋生出負面的輿情，從而對旅游市場造成嚴重危害，對社會風氣形成不良影響。因此有關旅游方面的輿情監測和引導，是旅游網絡輿情治理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此提出網絡輿情導向調整與優化設計方案，如主動引導輿情方向，加強旅游部門與旅游相關部門網絡輿情導向力度，建立科學、快速的監測技術與應對機制，健全管理制度，強化管理隊伍等，以此來規避網絡輿情危機。更多的議題仍值得進一步的討論與研究。

第四篇：什么是養老服務業

什么是養老服務業

養老服務業是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顧和護理服務，滿足老年人特殊的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服務行業。發展養老服務業是當前解決老年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保持家庭關系和睦穩定、促進老年群體和諧相處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

《意見》指出,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階段,2012年底我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94億,2020年將達到2.43億,2025年將突破3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不斷滿足老年人持續增長的養老服務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項緊迫任務,有利于保障老年人權益,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有利于拉動消費、擴大就業,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推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歐美國家多為獨立型、新加坡家庭養老模式為高福利型、日本家庭養老模式為同居型、澳大利亞、新西蘭為政府救濟型。

1、經濟發展決定養老事業的發展。

美國、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都是高福利、高稅收國家。澳大利亞國土面積為768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00萬人，人均GDP43000美元，美國人均GDP47000美元，新西蘭人口400余萬人，人均GDP31000美元。有堅強的經濟基礎做后盾，養老服務呈現高福利狀態。

2、管理機制到位。

澳大利亞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管理機制保障養老服務的發展。管理手段科學規范，既有管理機制，又有監督機制。如公積金的積累與使用，有專門管理部門，由審計部門監督，要定期向國會匯報，保障了基金的正常運轉。養老機構的管理，不論市政府投資興建，還是企業、社團及私人投資興建，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和要求辦，受政府的監督。

3、養老服務社會化。

澳大利亞養老服務業穩步、健康的發展，取決于澳大利亞走社會化養老的路子，充分調動家庭、社會等各方面的積極性，發展養老社會化。澳大利亞政府盡管不斷加大養老費用支出，但每年的支出僅占養老總支出的9.5%，其余為社會團體支出63.5%，私人支出17%。而且政府提倡在家養老為主，不僅有利于老人長壽，也減少了政府的費用支出。

各國：

各個國家的養老方式具有不同的特征：歐美國家多為獨立型,新加坡家庭養老模式為高福利型，日本家庭養老模式為同居型，澳大利亞、新西蘭為政府救濟型。

歐美國家養老模式：（1）無論有無配偶，只有老人構成的家庭具有較高的比例。老年人愿意獨立居住，是歐美社會強調個人在盡量少地依賴他人幫助的情況下獨立生存的價值觀的體現，獨立和自給自足的社會精神滲透在西方文化中，并成為衡量自身價值和他人價值的準則。老人寧愿獨立地在家庭里生活。（2）歐美老人家庭雖然獨立，但老人仍是家庭中的組成部分，通常老人有一名或數名子女住在附近，保持著所謂“有距離的親近”。與子女、孫輩可以經常互相探望和相互照應，保持親密關系。

（3）歐美發達國家都強調社區支持老人的家庭，即以社區為基礎提供養老服務，特別是上門服務來增強老人在家庭里的生活能力。如美國實施的“社會服務街區補助計劃”，在各州力圖幫助和支持老年人在家里有能力獨立活動，為老人提供較多的服務項目，如家政服務、運輸、供給膳食等，所有住在家里的老人都能獲得這樣的服務。新加坡養老措施：政府推行的以強制儲蓄為原則的中央公積金制度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經濟保障，而其一直提倡和鼓勵的家庭養老模式的成功經驗更值得借鑒和學習。

（1）政府的大力宣傳，營造了尊老敬老、贍養老人的良好的社會氛圍。政府認為，孝道可以穩固國家。可以使人類社會得以延續。在闡述新加坡21世紀的五大理想時，吳作棟總理也曾強調指出，穩固的家庭是照顧年長國人的需要，滿足年輕人期望的重要基礎，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結構的穩固。

（2）新加坡于1995年頒布了《贍養父母法》，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贍養父母”立法的國家。《贍養父母法》規定，如子女未遵守該法，法院將判決對其罰款一萬新加坡元或判處一年有期徒刑。1996年6月，根據該法，新加坡又設立了贍養父母仲裁法庭，仲裁庭由律師、社會工作者和公民組成。

（3）政府為鼓勵兒女與老人同住，還推出一系列津貼計劃，為需要贍養老人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養老、醫療方面的津貼。新加坡政府自1993年以來先后出臺了4個“敬老保健金計劃”。每次政府撥款5000多萬新加坡元，受惠人數達17—18萬。同居型的日本家庭養老模式：

在日本，老人與子女的同居率非常高。并有以下特點：

（1）父母主要與長子家庭同居養老，基本上是三代同堂。日本的父母對長子下面的孩子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分家出去的孩子也完全認可自己不繼承家產的地位。（2）政府對同居型家庭養老方式采取支持和鼓勵的態度。日本政府規定和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推進家庭養老的社會保障措施，包括子女照顧70歲以上收入低的老人，可以享受減稅，可以得到貸款等；臥床老人需要特殊設施，政府予以提供；同時提倡三代同堂，提倡子女盡量承擔撫養老年人的義務。

（3）日本建立了完善的養老護理服務，可以歸納為“在宅服務”和“設施服務”（即在養老機構接受全方位的服務）。“在宅服務”即經過專門培訓的家庭護理員上門對老人服務，包括身體護理、家務及生活咨詢等，定期用車接送老人到養老院活動或到“日托護理中心”，對其進行各種服務。

澳大利亞、新西蘭是高福利的國家，對老年人、殘疾人、失業者及兒童和大學、專科學生都設立了不同種類的救濟金。其中有養老金、退伍軍人及家屬優撫金、殘疾人救濟金、特別救濟金、失業救濟金、分娩津貼、托兒津貼、孩子助養費和學生教育補貼等。

（1）養老金。根據個人收入和資產情況（澳大利亞法律規定，子女18歲，屬成年人，單獨居住），男65歲，女60歲，可以領取全部或部分養老金，最高每人每周領取170澳元（稅后），無房的還領取房屋租賃費。同時還可以得到優惠的醫療藥品和其他衛生保健用品。以及減免交通費、地方稅、電費和汽車注冊費等。新西蘭國家救濟補助辦法類似澳大利亞，也設立失業、殘病、緊急救助、房屋補貼等。尤其醫療保健，除掛號費外，其他醫療費用全免。

（2）養老服務機構。澳大利亞72歲以上的老年人需要照顧，有55％的老年人在社區生活，2．8％的老年人進入護理中心，9．7％的老年人受到輕微照顧。全澳大利亞有醫院、護理中心、退休村、安老院等老年人服務機構4000余個。有些是社會團體辦的。其中65％為非盈利單位，盈余的錢投入為老年人服務。有退休金的老年人住進退休村，法律規定必須交納85％退休金，不夠的由政府補貼。住進退休村，享受一切待遇。

（3）服務機構人員配置。澳大利亞養老服務機構中的工作人員，有的是公務員建制，但大多數是雇員。雇員必須經過培訓才能上崗，要有工作證。

（4）重視建設養老設施，加大投入。2003—2004年，澳大利亞政府為養老服務設施建設達60億澳元，其中用于為服務機構的老年人支出45億澳元，用于社區養老服務（包括買菜、做家務、為老人洗澡、陪老人看電影、做家庭維修等）支出約15億澳元。現在，政府對養老設施已經制定了新的建筑標準，不斷加大投入。

第五篇：養老服務業調查報告

尊敬的各位領導：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社會各國面臨的共性問題，發達國家已于上個世紀中后期步入老齡化社會。中國于2000年也進入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已達10.18%。預計到2040年我國將達到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安義縣目前6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為3.1672萬，占總人口的11.73 %。各種養老需求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養老事業正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因此，加強對養老模式等系列養老問題的研究，了解安義縣社會化養老事業現狀，分析目前養老事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老年人對養老資源需求的影響因素，對于推動安義縣未來養老產業的發展，從容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建設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最近，我們對全縣養老服務業發展現狀進行了調研，結合外地的做法和經驗，就進一步加快我縣養老服務業發展提出了對策建議。

一、我縣養老事業發展現狀。

1、目前，我縣養老的主要模式有四種：一是傳統的子女、后代居家瞻養老人；二是五保老人（含城鎮孤寡老人）的集中供養及分散供養，經費由財政負擔；三是福利機養的自費代養；四是空巢老人的居家養老。近年來，我縣老年福利服務機構發展較快。5年來，通過向省市爭取資金及我局自籌資金，共投入了2500余萬元，興建了十所農村敬老院，一所老年公寓和一個現代化的福利中心。實現了每個鄉鎮都有一個敬老院，使全縣上千名孤老老有所養。2010年建設了文峰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開創了我縣社區居家養老先河，拓展了我縣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目前，我縣共有五保對象1580人，其中集中供養186人，供養標準每人每年3744元，實現了全縣五保對象應保盡保。

2、城鄉老年人文化生活豐富多彩。全縣共有106個農村老年協會、158個基層老年體協。縣老干部活動中心還設立的協會、學會、體育健身、文化娛樂等業余社團，基本能滿足有參加集體活動意愿的老年人需要。全縣老年社團發揮群眾性組織優勢，積極引導老年人發揮專長，培養興趣和愛好，豐富和活躍了城鄉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我縣養老方面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雖然，我縣老齡服務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一是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不夠大，個體私營企業參保率低。二是政府針對“五保”老人興辦的敬老院供養水平還比較低，公辦的老年福利機構體制不活，入住率偏低。三是民營養老機構仍處在起步階段，政府缺乏支持政策，全縣僅有1所老年公寓，規模較小、設施簡陋，而且護理人員隊伍不夠穩定，經營狀況不佳。四是政府對社區養老服務設施缺乏系統規劃，因地方投力限制，投入嚴重不足，全縣只有一個社區設立了居家養老服務點，因處于起步階段，效果還不明顯。同時，居家養老還處在社區組織的自愿服務階段，還沒有建立系統化的低償服務政府補貼機制。五是老年人文化娛樂場地嚴重不足，設施不夠健全，資金普遍缺乏，影響了老年人參與文體活動的積極性。六是傳統養老觀念束縛養老事業發展。老年人家庭觀念較強，不愿離開家人入住養老場所。比如我縣的老年公寓設有床位160張，受傳統觀念及經濟狀況等因素影響，現入住老人只有54人，護理人員均是來自下崗職工和農村打工人員。

三、加快我縣養老服務事業發展的工作重點。

1、大力發展社會養老服務機構。積極支持以公建民營、民辦公助、政府補貼、購買服務等各種方式興辦養老服務業，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事業發展，逐步形成多元化的養老服務事業投入機制。引導和支持社會力量興建適宜老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學習、娛樂、健身的老年公寓、養老院、敬老院，鼓勵下崗、失業等人員創辦家庭養老院、托老所，開展老年護理服務，為老年人創造良好的養老環境和條件。對創辦的養老服務機構，應區分不同情況，給予相應的政策扶持。其中，屬孤寡老人且沒有生活來源的養老服務，應由政府投資建設為主；屬生活困難的高齡老人，可按市場化方式運作，實行民辦公助，由政府購買部分服務，并給予相應政策優惠；屬較高收入群體的，應實行市場化經營，政府給予一定的支持。支持興辦老年護理、臨終關懷性質的醫療機構，鼓勵醫療機構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