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庚子賠款援助中國教育始末

庚子賠款援助中國教育始末

2015-02-01 00:41 閱讀(8)評論(0)

作者：不詳

1900年，中國的庚子義和團匪之亂引致八國聯軍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和李鴻章與11國代表簽定了《辛丑條約》。《辛丑條約》第六款議定，清政府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的軍費、損失費4億5千萬兩白銀，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計為9億8千萬兩，是為“庚子賠款”。各國的分配率以俄國最多，計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 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中國當時的人口大約45000多萬人，庚子賠款每個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一兩銀子。）美國應得到其中的3200多萬兩，折合美金2400多萬元。

1907年12月3日，美國總統西奧多 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提出“授權減免和取消對中目超出此數的賠償要求”，并謂：“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尋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他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材，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國家成斯盛舉。

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諮文。同年7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將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實應賠償”，內容包括美國出兵中國的軍費賠償及美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賠償。

1908年10月28日，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 4年內，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則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為止。被派遣的學生，必須是 “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中文程度須能作文及有文學和歷史知識，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國大學和專門學校聽講，并規定他們之中，應有80%學農業、機械工程、礦業、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等，其余20%學法律、政治、財經、師范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專門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間，據統計，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就達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那一年開始公開招考留美公費生。1933年，又開始公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學生。美國的退款，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在巴黎和會上，北洋政府廢除了對德國與奧地利的賠款。大戰平息后，中國也涉足于戰勝國的地位，各國都表示愿與中國“友好”，以便用和平的辦法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所以都緊步美國的后塵，陸續放棄或退回了庚子賠款余額。退款被廣泛地應用到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和實業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到了30年代，美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而同時，美國人在中國建立了12所教會大學，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教會醫院則出現了協和醫院，洛克菲勒基金會則資助了中國學者們的農村調查與考古行動。

第二篇：庚子賠款與中國教育

庚子賠款與中國教育

“聽說美國退還了庚子賠款，據說北大和清華都是美國人給建的，這是真的嗎？”下面就談一談美中之間的這段百年往事。

1900年(庚子年)，義和拳運動在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北方部分地區達到高潮，大清帝國和國際列強開戰，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紫禁城皇宮。

庚子賠款列強分攤

1901年(辛丑年)9月，中國和11個國家達成了屈辱的《解決1900年**最后議定書》，也就是中國史稱的《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從海關銀等關稅中拿出4億5千萬兩白銀賠償各國，并以各國貨幣匯率結算，按4%的年息，分39年還清。這筆錢史稱“庚子賠款”，西方人稱為“拳亂賠款”。

美國政府在談判時曾提議不要讓中國賠款太多，但條件是各國都不得多要。這一主張因遭到其他列強激烈反對而未能實現。在簽約后，美國所獲賠款份額是7.3%，排名第六。美國官員明白，這筆賠款其實遠遠多出美國的實際損耗，包括遠征軍費和美國公民以及教會與公司在“拳亂”中的損失。

美國退還多余賠款興辦教育

《辛丑條約》中還有一項中國史學家不常提及但卻對中國留下永久影響的條款，那就是：中國成立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一向以“天朝”自居并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國，從此有了專門的外交部和職業外交官。

1904年，清朝駐美公使梁誠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交涉庚子賠款事宜的時候，海約翰告訴他，美國得到的賠款過多了，梁誠立刻把此事匯報給了外務部。

海約翰和美國一些傳教士和教育家支持退還多余賠款，但是不愿意讓這筆錢由中國官員任意使用。他們認為，如果美國幫助中國興辦現代教育并讓中國學生來美留學，將會造就一批熟知美國價值觀并和美國聯系密切的人士，也就不會再次爆發“拳亂”了。

1907年12月，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正式請求國會批準把多余的庚子賠款退還中國，贊助中國教育事業。1908年1月，國會通過決議，批準總統退款。

7月間，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奉國務卿魯特指示，致函大清帝國總理外務部大臣慶親王說，美國出于友好，已決定把“拳亂賠款”從當時的2400多萬美元金幣減少為1300多萬美元，余額退還中國。柔克義還寫道，賠款額中還包括200萬美元預備用來支付民間在法庭提出的索賠，如果這筆錢有剩余，也將歸還帝國政府。

清朝外務部立即回函致謝，并表示中國政府注意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愿意資助中國學生的表態，“現已決意用此退還之賠款，每年派去學生若干人至貴國留學”。

庚子賠款建立清華學堂

1909年，中國首度利用退還的庚子賠款向美國派出了幾十名留學生。1911年(辛亥年)，用于培養留美預備生的“清華學堂”在北京成立，這是清華大學的前身。這座學堂設立在原來的王府“清華園”。園主人載濂郡王因為支持義和拳而在戰敗后遭革爵，莊園也被朝廷沒收。外務部選中了這塊地方，用“拳亂賠款”建立學堂。

2002年，喬治.W.布什總統曾在北京清華大學發表演講并回答提問。布什在演講時說，這所著名大學是美國為了增進兩國間的聯系而幫助成立的。

美國第二次退還賠款

就在建立清華學堂的同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取代了滿清王朝。民國政府繼續按4%的年息向各國支付庚子賠款，而美國繼續每年退款給中國，用于教育事業。

當代中國以及海外華人中的很多知名人士，包括教育家和科學家，當年都接受過庚子賠款的獎學金贊助。

1924年，美國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把余下的所有賠款全數退還中國。由于當時中國處在戰亂時期，沒有穩定的中央政權，美國政府委托由美中兩國人士組成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管理退款。基金會用退還的賠款興辦文教事業，繼續培養留學生并資助清華大學，還在1931年建立了當時遠東最先進的圖書館之一“國立北平圖書新館”。這是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分館的前身。

各國紛紛退還庚子賠款

美國的退款、中國的外交努力以及時局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蘇俄革命等)促使英法日意等國也陸續在1920年代同意把庚子賠款專用于在中國的文化教育等事業。

中國北洋政府在1921年和一戰的戰敗國德國以及奧地利簽署條約，廢除德奧兩國在華特權，包括索取庚子賠款的權利。1924年，北洋政府和蘇聯簽約，把俄羅斯的庚子賠款份額用于中國的教育事業。

到了1927年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庚子賠款都已用在中國項目了。

中國二戰期間廢除不平等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民政府和美英等盟國在1943年簽訂新約，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中給予列強的一切特權包括受賠權利也予以終止，庚子賠款最終成為歷史。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國民黨退守臺灣。在臺灣新竹成立的清華大學用的是源自庚子賠款的基金。

京師大學堂建于庚子事變之前

聽眾“林黛玉”問到“北京大學”和庚子賠款以及美國人的關系。北京大學最早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這是中國國立最高學府，而且在義和團事件爆發前就成立了，和庚子賠款無關。

1898年(戊戌年)，光緒皇帝在維新派推動下宣布成立“京師大學堂”。“戊戌變法”很快失敗，但是這所采納“西學”的學堂成為僅存的碩果。清政府聘用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擔任西學總教習。1900年，受拳民進京的沖擊，京師大學堂被迫停辦，隨后攻入北京的八國聯軍又把這里當作兵營。清朝政府在1902年恢復辦學。

另一所和北京大學有歷史淵源的“燕京大學”成立于1919年，這是由美國和英國基督教會創建的，首任校長是出生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斯圖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在1946年被任命為美國駐中國大使。這所教會大學的辦校經費來自美國等地的捐助。在1930年代，國民政府教育部曾撥款幫助過燕京大學，有些錢來自庚子賠款的退款，但只占學校經費的很小比例。

第三篇：古田會議始末

一

1928年4月24日，朱德、陳毅與毛澤東在寧岡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25日，第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第四軍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書記。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的情況下，由于自從3月湘南特委代表強行取消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以后，邊界各縣的黨組織頓時失去中心，失去統一領導，這給邊界工作帶來極大損害。為此，毛澤東多次提出組織邊界特委。經中共江西省委同意，5月20日，在寧岡茅坪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任書記，統一領導第四軍軍委和邊界各縣黨的組織，第四軍軍委書記改由陳毅接任。

1928年6月中旬，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進剿”。23日，紅四軍取得龍源口大捷，打敗贛敵的第四次“進剿”，使紅色割據區域不斷擴大，井岡山根據地由此進入全盛時期。26日中共湖南省委分別寫信給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對敵我力量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致特委信中指示紅四軍“立即向湘南發展”，毛澤東“須隨軍出發”，派楊開明擔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致軍委信中指示“出發湘南的四軍軍委應取消”，另成立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指揮四軍和湘南黨務及群眾工作，“前敵委員會，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組織之：毛澤東、朱德、陳毅、龔楚、喬生及士兵同志1人，湘南農民同志1人組織之，前委書記由毛澤東同志擔任，常務委員會由3人組織：毛澤東、朱德、龔楚，并派杜修經同志前來為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看了湖南省委的信后，毛澤東很不高興，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不經過征求意見就已決定，未免太武斷和輕率了。

30日晚，在永新縣城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毛澤東據理陳述了紅四軍不能去湘南的理由，指出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分兵去湘南是危險的。朱德、陳毅等大多數與會者同意毛澤東的主張，會議作出了不執行湖南省委指示信的決議，大家都感到問題已經解決了。散會時，大家情緒都很振奮，毛澤東尤其高興。7月4日，毛澤東受前委委托，以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名義給湖南省委寫信，建議省委收回成命。就在毛澤東上書后第三天，湘敵吳尚部進攻寧岡，紅四軍軍委當即決定第28、29團回寧岡解危，第31團在永新阻擊來自吉安方向的贛敵。

不料，7月12日當朱德、陳毅率紅四軍第28、29團攻占靠近湘南門戶酃縣時，一場意外的變故發生了。第29團主要由湖南宜章農民組成，家鄉觀念濃厚，不習慣過山上的艱苦生活，全團官兵鬧著要回湘南家鄉。朱德、陳毅連夜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經過緊急磋商后決定說服29團官兵服從革命需要，克服思鄉觀念。于是先后召開了士兵代表會和全體官兵大會，由朱德、陳毅講話，進行說服教育。但是，29團官兵根本不聽，隨軍行動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堅持省委要紅四軍去湘南的決定，更加劇了事態的發展。

朱德、陳毅被迫允諾先回寧岡解井岡山之危后再去湘南，這樣才勉強穩住了部隊，使部隊向寧岡回師。15日當部隊到達酃縣沔渡時，29團官兵再次提出要回湘南。陳毅在沔渡再次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做說服工作。因毛澤東在永新并反對紅軍去湘南，會議決定按照湖南省委指示取消紅四軍軍委，改組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改選陳毅為書記。這就是陳毅后來常檢討的，兩次被推舉代替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書記的第一次。

會后，陳毅寫信給毛澤東，報告第29團要回湘南的情況。毛澤東聞訊后在永新立即給杜修經和朱德、陳毅回信，派茶陵縣委書記江華，一天趕100多里送到，要求停止去湘南的行動。朱德、陳毅收到信后，決定次日停止行動，召開連以上干部會就毛澤東來信進行討論。在兩種意見爭執不休的情況下，陳毅只好提議派人回寧岡請示毛澤東再作定奪，杜修經當即自告奮勇前往寧岡。事情偏不湊巧，當杜修經飛馬趕到寧岡茅坪時，毛澤東卻到永新去了。杜修經只見到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楊開明表態說：“既然你們決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說一下。”于是，杜修經連夜趕回沔渡。士兵們見他回來，紛紛問他，“走不走？”杜修經手一揚說：“走！”朱德、陳毅在再三勸阻無效的情況下，為避免第29團孤軍深入，不得不率領第28團同他們一起向湘南開進。7月24日，朱德、陳毅率部進攻郴州，先勝后敗，第29團自行散回家鄉，部隊遭受嚴重損失。

8月中旬，朱德、陳毅率部來到湖南桂東縣的沙田，湘南之行使陳毅感到自己作為前委書記領導不力，他與前委成員商議決定召開黨員代表大會。會上，陳毅檢討了自己作為前委書記，對錯誤傾向制止不力的責任，聽取了與會代表的尖銳批評，會議最后決定給朱德、陳毅“留黨察看三個月”處分。8月23日，在桂東縣城，毛澤東率領第31團同朱德、陳毅率領的第28團會合。毛澤東見到陳毅時說：“打仗就如下棋，下錯一著棋馬上就得輸，取得教訓就行了。”隨后在縣城召開營以上干部參加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總結攻打郴州失敗的經驗教訓，陳毅報告了部隊的失控情況并作了自我批評。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重回井岡山，取消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組織行動委員會指揮軍隊行動，以毛澤東為書記。9月26日，毛、朱、陳率紅四軍返回井岡山，收復了邊界大部分失地，粉碎了敵軍“會剿”。11月初，毛澤東收到中共中央“六月來信”。6日，在茨坪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會議根據中央“六月來信”指示，成立了中共中央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譚震林、宋喬生和毛科文5人擔任委員，毛澤東為前委書記，陳毅任秘書長。前委統轄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朱德任軍委書記。二

1929年1月1日，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策劃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會剿”。4日，在江西寧岡縣柏路村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湘贛邊界特委和團特委、紅四軍和紅五軍軍委以及邊界各縣縣委聯席會議，在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下，會議決定由彭德懷率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以解井岡山之圍。14日，毛澤東、朱德、陳毅共同率領紅四軍主力從井岡山向贛南進軍。

紅四軍主力下山后，受敵重兵尾追和襲擊，屢次陷入險境。為應付緊張的情況，使指揮便捷，2月1日紅四軍前委在羅幅嶂開會，決定軍委“暫時停止辦公”，由前委直接領導紅軍。2月11日，紅四軍在贛南瑞金大柏地伏擊殲滅敵軍劉士毅旅大部，扭轉了紅四軍的被動局面。4月1日，紅四軍回師贛南到達瑞金與紅五軍會合，局勢逐漸好轉。但是4月3日紅四軍前委收到中共中央“二月來信”，來信對在農村的紅軍前途作了悲觀的分析，提出將紅四軍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朱、毛“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隱匿大的目標，以保存紅軍和分散發動群眾。對中央來信，朱德主張按中央命令辦事，毛澤東持不同意見。于是，4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討論中央“二月來信”。

會后，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名義給中央寫信，指出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了”，“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提出“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來，那是勝過我們的。”毛澤東的這一意見后來并沒有實現。

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遣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從上海來到寧都，參加紅四軍工作。由于劉安恭是中央派來的，一到紅四軍就被前委任命為紅四軍政治部主任。23日，紅軍攻克龍巖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決定成立臨時軍委，并由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劉安恭不了解中國紅軍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主張照搬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認為前委代替包辦了軍委的工作。他主持臨時軍委會議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并要求恢復正式軍委。下級黨委作決定限制上級黨委的領導權，實際上是限制了黨對紅軍的領導。毛澤東、朱德對劉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態度，朱德表示贊同，認為軍委與前委分清彼此的職權范圍，有利于工作開展；毛澤東堅決反對，認為是從根本上危及黨對紅軍的領導。毛澤東、朱德兩人的對立態度導致爭論進一步升級。5月底，在福建永定縣湖雷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會議上，劉安恭等人對前委領導提出很多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要求恢復正式軍委。第一縱隊司令林彪等人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認為贛南、閩西的蘇區尚未發展，地方工作不多，領導工作的重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于作戰，不必設重疊的機構，并批評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反對設立軍委。劉安恭和林彪的言論，顯然違背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使紅四軍黨內原來就存在的自由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極端民主化殘余，都有所滋長和暴露。爭論結果，未能統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無法貫徹實行，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也難以繼續工作。6月1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信，匯報紅四軍在贛南、閩西的斗爭狀況，提出“黨內現發生些毛病正在改進中”，“朱、毛同志可以隨時離開隊伍，只要請中央派人來代替”。

在兩種意見爭執不下的情況下，6月8日，在福建上杭縣白砂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出席者擴大到連以上干部。劉安恭與林彪再次發生激烈爭論，劉安恭情緒激動地說：“毛澤東總是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按這條標準來衡量朱毛，兩人存在很大的差異。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澤東總是自創原則，拒絕中央的命令。這次拒絕共產國際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個明證。所以，現在不僅有一個劃分前委與軍委職權的問題，還有一個紅四軍是留朱還是留毛的問題。”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對設立軍委的意見，朱德為緩和會場緊張的氣氛，耐心地做解釋工作。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他將一份書面意見放在會議桌上，簡短地說：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毛澤東此舉使大部分與會者對劉安恭的做法不滿，在投票中，前委以36票對5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擔任的臨時軍委書記一職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縱隊司令員。會議決定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以統一思想，解決分歧，結束爭論，加強團結，以利革命。前委還決定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

白沙會議雖然取消了軍委，但爭論還在繼續。劉安恭散布了許多挑撥離間和攻擊毛澤東的言論，制造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毛澤東再次萌生了離開前委的想法。林彪看出了毛澤東的矛盾心理。當天夜里，他給毛澤東寫信說：“你今天提出你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該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來代理你以前，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后應該有決心來糾正—切同志的錯誤思想”。毛澤東仔細閱讀了林彪的來信，并于6月14日給林彪回了一封長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批駁了所謂“黨代替了群眾的組織”、“四軍黨內有家長制”等說法，分析和批評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小團體主義、分權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最后，毛澤東說明了請求離開紅四軍前委的原因。他說：“至于我之請求離開前委，并不是消極，不參加這種斗爭，乃有以下的理出：我在四軍的日子太久了，一種歷史的地位發生出來的影響是很不好的，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我個人身體太弱，知識太貧，所以我希望經過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學兼休息一個時期。在沒有得到中央允許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環境而得到相當的進步。” 為了搞清問題，紅四軍前委要求毛澤東、朱德兩人提出書面意見，陳述自己的觀點。6月中旬，《前委通訊》第三期將《毛澤東復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談前委黨內爭論的信》一起發表，爭論也進一步公開化。毛澤東對紅四軍黨的七大十分重視，他期望通過這次會議，使紅四軍黨內能在他所主張的路線上統一思想。因此，在七大召開前毛澤東找陳毅談話，要他做一個好的“決議”。但是陳毅在起草“決議”時，采取了兩面維護與兩面批評的“調和”態度，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給予旗幟鮮明的大力支持。

6月22日，在福建龍巖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陳毅作為大會主持人之一，代表上屆紅四軍前委作了工作報告。他針對部分同志對毛澤東領導的懷疑態度，指出毛澤東的領導是正確的，紅軍離不開毛澤東；同時，也對毛澤東和朱德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陳毅這種調和敷衍、模棱兩可的態度，其用心是為了紅四軍黨內的團結，但其結果使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未能被七大所接受。聽了陳毅的講話后，朱德作了解釋。對陳毅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調和主義，毛澤東是非常不滿的，他在會上最后發言，重申了自己的各項政治主張，“至于陳毅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會議通過了陳毅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設立軍委的意見。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員朱德、毛澤東不動，余由大會選舉。由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紅四軍直屬隊、各縱隊的士兵代表共13人為前委委員。在選舉前委書記時，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這是陳毅兩次被推舉代替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書記的第二次。

幾十年后，賀子珍在回憶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上落選的原因時說：“我看他所以落選，主要是—些人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否定紅軍中的黨代表制，不重視政治工作。另外，毛澤東對部隊中不正之風進行了批評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興。”紅四軍七大由于幾個主要問題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統一。會后，毛澤東對陳毅極感失望，憤而離開紅四軍要求到閩西特委所在地蛟洋去做地方工作和養病。這次近乎“奪權”的會議也許給毛澤東的刺激太大了，因為這是由下級“造反”而成的。7月8日，受紅四軍前委委派，毛澤東同蔡協民、譚震林、江華、曾志等人，離開了紅四軍軍部，由龍巖動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導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騎在馬上，陳毅默默相送。事隔60年之后，當時和毛澤東一起到蛟洋的江華回憶說：“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點灰溜溜的樣子。” 三

黨中央也在關注著紅四軍黨內的這場爭論。不久，紅四軍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四月來信”，要紅四軍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匯報紅四軍情況。7月29日，前委全體成員在蛟洋召開紅四軍前委緊急會議，有人提議由毛澤東和陳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情況，毛澤東不愿意去，前委就決定陳毅一人前往上海。臨走之前，陳毅專門來到蛟洋誠意地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澤東對主持前委工作的陳毅頗有意見，說身體不好，不能回去。這樣，就由朱德代理紅四軍前委書記。

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陳毅關于紅四軍黨內問題的匯報，會議決定召集臨時政治局會議，由陳毅出席作詳細報告。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專門會議聽取陳毅報告，出席的有總書記向忠發及政治局成員李立

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陳毅作關于紅四軍黨內問題的詳細報告。鑒于紅四軍的問題極為重要，會議決定，李立

三、周恩來、陳毅三人組成委員會，提出決議，由政治局討論通過，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從8月底起，周恩來、李立三一次次來到陳毅的客房，一談就是幾個小時，著重討論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陳毅還是堅持一貫態度，中央派人去紅四軍，他當不了前委書記。他說：“我陳毅兩次代替毛澤東干前委書記，兩次放任下面搞極端民主化，正說明我管不了這一砣嘛。”李立三對陳毅說：“你看毛澤東如何？”陳毅也曾想到仍由毛澤東來當紅四軍前委書記，但當他想到紅四軍內可能有不少反對意見時，他又動搖了。李立三接著說：“我考慮，如果仍由原班人馬負責，毛澤東、朱德都不調離紅四軍，只把劉安恭調回中央，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紅四軍黨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為軍長。你看四軍同志能不能接受？”陳毅擔心毛澤東搞不好團結，周恩來認為毛澤東身負重擔，面臨大敵，是不會不注意改進自己工作作風的，現在選擇紅四軍領導人，毛澤東是最好人選。這樣，經過一個月的討論，使陳毅感到毛澤東在政治路線上的堅定正確，使他毫無抵觸地堅決擁護毛澤東仍為紅四軍前委書記。他對周恩來、李立三說：“這次鬧得有點傷感情，主要是我的錯誤。我沒有認清毛澤東的天大的優點，沒有指出正確的路線。我回去帶頭檢討，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進三步的。”周恩來高興地提議由陳毅為中央起草《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九月來信），陳毅很快根據周恩來的談話要點起草好了指示信。

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信中肯定紅四軍建立以來的成績和經驗，對紅四軍工作任務作了一系列明確指示，對紅四軍黨的七大及前委擴大會處置的缺點提出批評，明確指出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并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10月22日，陳毅攜中共中央“九月來信”回到東江松源的紅四軍前委機關，與朱德見面后，陳毅首先詢問毛澤東的近況。朱德告訴陳毅，自從他到上海后，毛澤東就先后到上杭縣蘇家坡、大洋壩和永定縣牛枯撲、合溪等地農村養病，同時指導閩西軍民反“會剿”斗爭和開展土地革命。陳毅聽了朱德的介紹后說，要請毛澤東回來主持紅四軍前委工作。朱德表示完全贊同，“我服從中央的指示，不過你歡迎他回來，他是否愿意回來，還很難說。”陳毅說：“這個我負責。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請回來的。”朱德說：“毛澤東對你最不滿意，你知道嗎？你走后，9月底毛澤東在永定縣合溪養病期間，紅四軍在上杭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致信毛澤東請他務必到會。毛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邊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議了。’回信送到前委后，前委覺得毛澤東態度有問題，給他‘黨內警告’處分，并要他馬上到會。毛澤東當時正患瘧疾，便由地方武裝護送坐擔架赴會，但趕到時會已開完。大家見他病得不輕，只好讓他繼續養病。”

說完朱德將毛澤東的信交給陳毅，陳毅看了這封言詞激烈的信，心情十分沉重，他沒有想到紅四軍黨的七大對毛澤東造成如此嚴重的傷害。陳毅說，這次回來就是為了糾正調和主義錯誤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自己也要和同志們一起打倒“陳毅主義”，他當即向朱德詳細介紹了在黨中央所見所聞。當天夜里前委召集會議，由陳毅正式傳達中央“九月來信”。會后，陳毅派專人把中央“九月來信”送給在蛟洋的毛澤東，并附上自己一封信，請毛澤東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信中寫道：“從中央回來，于22日到軍部。我倆之間的爭論已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的。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另一方面和朱德等前委同志商定，開始籌備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傳達中央“九月來信”，改選紅四軍前委。11月23日紅四軍攻占長汀城，前委決定，再次促請毛澤東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隊接他回紅四軍。

11月26日，毛澤東接到陳毅來信和中共中央“九月來信”指示，讀后百感交集，自言自語地說，中共中央對紅四軍黨內爭論問題終于作出了正確的裁決。隨后，他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組織部長謝漢秋陪同下心情舒暢地從上杭蛟洋抵達長汀，同朱德、陳毅會合。毛澤東向朱德、陳毅等前委委員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央的批評，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隨后，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也誠懇地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討，毛澤東也說八大時他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會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會議討論了中央的指示，總結了紅四軍前委工作的經驗教訓，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古田會議決議》），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和任務，肯定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明確軍事和政治的關系，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是紅軍建設和黨的建設綱領性文件。大會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11人為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至此，紅四軍黨內的矛盾和爭論，終于得到圓滿解決，紅四軍在此基礎上達到了空前團結，進入了—個新的發展時期。

(作者單位：空軍航空大學飛行基礎訓練基地社科系第二政工教研室)

第四篇：中國教育夢

中國教育夢

全國著名特級教師好課堂小學數學教學觀摩活動

——學習體會

王海英

2014年5月24日和25日兩天，我去參加了在赤峰市黨校舉辦的中國教育夢——全國著名特級教師好課堂小學數學教學觀摩活動。本次活動全面圍繞教育教學改革要求，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研究總結教育教學經驗、探討有效課堂教學的方式、方法為重點，采取名師現場教學真實觀摩、真實案例、名師分析等來進一步提升教師能力和素質。

本次活動我一共聽了4節課以及課后名師對這節課的評價和對小學數學課堂教學的認識。內容分別是清華大學附屬小學“1+x”課程研究中心教研員易博老師執教的示范課《秒的認識》、全國著名特級教師華應龍執教的示范課《平均數的練習課》及講座《融錯：減負高效之良策》、劉勁苓老師執教的示范課《點陣的規律》及講座《打開數學的畫卷》、許衛兵老師執教的示范課《認識小數》及講座《關于有效教學的深度思考》、全國著名特技教師錢守旺老師執教的示范課《億以內數的認識》及講座《打造動態課堂的24個策略》和全國著名特級教師劉德武老師執教的示范課《埃舍爾和他的神奇騎士圖—密鋪》及講座《交則通

通則透》。這些名師不但給來自本市的幾百名數學老師親自示范數學課堂，還給老師們帶來最前沿、最前線的數學思想的指導。下面我借本次學習淺談一下自己的體會。

在觀摩的課堂教學中，最讓我受益匪淺的是華應龍老師的課。華老師通過繪聲繪色的講解、恰當而不浮夸的肢體動作調動著學生在課堂中的積極性。另外華老師以尊重別人，來彰顯自己風采。1．尊重聽課老師。華老師是我聽過課的老師中唯一一位有與聽課老師分享思考的老師。雖然他是一位名師，但他仍愿意聽取別人的意見。他在這節課中就提出3個小問題：①參與求體驗，平均數的統計意義怎樣讓學生體驗？②平均數不是真實的數，平均數是什么數？③怎樣的活動能很好幫助學生理解平均數的特點？2．尊重學生。華老師在喊上課到問候之間停頓了10秒鐘，在這10秒鐘時間里華老師眼睛瞄過所有的學生，不放過任何的角落。在問學生姓名時，他稍稍地低下身子問：“您貴姓？”把學生當做朋友一樣看待，這樣的老師，您說孩子會不喜歡嗎？華老師就是這樣一位平易近人的學者、大師。“疑是思之始，學之端”，華老師還是一個會思考的人。他說：“有問題才愿想，有膽識才敢想，有激情才能想。”他的報告《融錯：減負增效之良策》，又讓我有一種“沉醉不知歸路”的感覺，他說過一段話：“我每天晚上12點關燈睡覺，然后想到什么就開燈把它寫下來，所以覺得自己的床頭燈像螢火蟲，每天晚上一閃一閃地。”深深打動了我，自己不由提醒自己今后是否在教學上也應該想到些什么。當然關鍵還是要堅持。最后他說，做一個研究型的教師，最重要的是熱愛，艾青說為什么你的眼里總含著熱淚，因為我愛這片土地，因為你愛數學就會找到更多更好的數學題材，張愛玲說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發現自己愛的人正好也愛著自己。其實我不是勤奮，我是在享受幸福，所以做一個研究型老師和王國維說的做學問的三個境界是完全一致的，我的理解就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登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教學手法大家都很清楚，這是第一境界，第二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當你琢磨的時候會有很多問題，一下子找不到辦法，所以衣帶寬，人憔悴，什么是創造，用生命去交換。

在觀摩特級教師錢守旺的精彩講座《打造“動感課堂”的24個策略》后,讓我在教學設計、定義教學策略上有了進一步的啟發。其“對話-分享”式課堂使學生勇于思考、分享和互動，從而課堂變得富有生機、富有活力、富有動感，學生們會產生更多個性化的理解與表達。其中“教師要努力實現三個轉變：教師變導師，教室變學室，灌輸變探究。努力打造具有愉悅感、充實感和成就感的課堂”此觀點尤其令人眼前一亮。譬如作為新老師的我，偶爾會感受到有些學生搶答問題不積極，課堂下的作業狀況也不夠理想。若能調動學生，增添課堂中的愉悅感、充實感和成就感不足，學生的學習效率以及探究能力都會起到質的飛越。其中錢老師定義的理想的課堂上應具備“新、趣、活、實、美”。讓我也更進一步理解了數學教學活動，特別是課堂教學應激發學生興趣，調動學生積極性，應發學生的數學思考，鼓勵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要注重培養學生良好的數學學習習慣，是學生掌握恰當的數學學習方法。作為老師的我們，應認真學習新課標，明確改革方向。比如，《新課標》從“雙基”到“四基”即增加了基本技能與基本思想，這便要求我們應更關注學生能力的培養：包括演繹能力和歸納能力。總而言之：教師基于新課標應重點培養學生的發現問題、提出數學問題并加以分析和解決的能力的培養。問題是數學的心臟，解決問題是數學教學的核心。教師不僅要設計好問題，還有啟發學生從數學的角度提出問題。告訴學生“2+3=5”這不是教育；如果你告訴學生2+3為什么等于5，這是踏進了教育的門檻；如果你告訴學生2+3=4，你們一起論證這個結果是否正確，這才是真正的教育：思想是課堂的生命，問題是課堂的靈魂。因此，課堂好問題的特征需具備：①具有探究性，能夠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他們去探索；②具有開放性，能夠使學生進行不同角度的思考，提出不同層次的解決辦法；③具有啟發性，能夠促使學生相互合作，讓學生在寫作學習中共同建筑知識；④具有挑戰性，能夠給孩子帶來認知沖突；⑤具有可接受性，問題處于孩子的最近發展區。

兩天的學習時間是短暫的，雖然身體很累，但留給我的收獲卻是無窮的。每個人都可以是一顆種子，在數學教學的滋養中生根發芽長葉開花；每個老師都可以是一個引路人，舉起火炬，山一程水一程地，帶著孩子們回到數學的本質。

第五篇：中國教育學會

會長

鐘秉林，2001年由國務院任命為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主要兼職：全國政協委員暨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暨機械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全國教育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教育評估分會會長、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英國加迪夫大學名譽副校長、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海外理事等。

常務副會長

戴家干，現任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教育部基礎教育質量檢測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高等學校設置評議委員會專家、教育部應急管理咨詢組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育考試評價研究院理事長。

劉堂江，教育部新聞宣傳專家顧問組成員、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出版政府獎”評委、《未來教育家》雜志總編輯。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教育記協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期刊協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才研究會常務理事。

殷忠民，現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

副會長

丁鋼，男，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紫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李烈，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參事，北京第二實驗小學校長，中學高級教師，小學數學特級教師。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小學教育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教育部教育干部培訓及教師教育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標準綜合審議組專家。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兼職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及兼職教授。北京市第十三屆人大代表。

李希貴，北京十一學校校長。兼任國家督學、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

王嘉毅，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西北師范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國家督學，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全國教師教育委員會成員，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設置評議委員會專家，教育部西北師范大學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教學論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甘肅省教育學研究會副理事長。

尹后慶，現任上海市教委巡視員，兼任第九屆國家督學，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同時還任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華東師大、上海師大兼職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基地――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朱永新：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新教育實驗發起人。

朱慕菊，2009年---現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全國教育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10年---現在 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秘書長

2011年---現在 教育部第二屆全國教師教育課程資源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袁振國，中共黨員，博士，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兼任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秘書長，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顧久，2005年4月到省文史研究館任館長至今。2008年元月任貴州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胡金波，管理學博士，教授，現任中共江蘇省委教育工委副書記、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正廳級），分管基礎教育、體衛藝教育、教育督導、語言文字等方面工作。

鄭樹山，中共黨員，工學碩士，北京市人。曾先后在海軍北海艦隊、中國科技大學和國家教委、教育部工作。歷任國家教委辦公廳主任助理，國家教委監察局副局長，國家教委辦公廳副主任，國家教委電化教育辦公室黨組副書記、副主任，國家教委直屬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國家教委辦公廳主任，教育部辦公廳主任，教育部黨組成員、部長助理

林炎志，中共黨員，全國政協委員。2000-2007吉林省委副書記；2007-2012.2吉林省政協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席

張緒培，現任兼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浙江省教育學會會長，國家督學，教育部課程改革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浙江省關工委副主任，浙江省教育系統關工委主任。

張卓玉，2003年至今山西省教育廳副廳長

張志勇，后先任山東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副研究員、研究員。教育學博士。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兼任國家督學、教育部教師教育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兼職教授、山東省教師教育學會會長等。

吳穎民，現任華南師范大學基礎教育培訓與研究院院長、華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長，《中小學德育》社長、總編。第二屆全國教師教育課程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教育學會高中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廣東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廣東省人民政府督學顧問，廣東省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廣東省中小學校長培訓基地主任，廣東省中小學教師培訓中心常務副主任，廣東教育學會副會長，廣東教育督導學會會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廣東省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秘書長

楊念魯，男，1957年10月生于山東青島，漢族，中共黨員，北京大學教育管理學博士 2009.10-2010.07 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副司長 2010.07至今 中國教育學會秘書長

副秘書長

馬建華，中國教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發明協會第六屆理事會理事；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第六屆理事會理事。2006年6月至今任中國教育學會副秘書長

孟剛，巴彥淖爾市教育局調研員，中國教育學會副秘書長。2010.10——至今 中國教育學會副秘書長

田京生，現任北京市西城區委教育工委副書記、西城教委主任，中國教育學會副秘書長。王燕，中共黨員，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