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八次危機與軟著陸

八次危機與軟著陸

2012-11-17 字號：小中大

摘要：最近這些年我一直在做區域比較研究，先后做了解讀珠三角、解讀蘇南、解讀重慶，現在還在進一步做不同區域發展經驗解讀。所針對的問題是：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上來就說中國 如何，話說得有點大，因為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大陸國家，而且是有著漫長國家史的國家，這點在世界上是很獨特的。

我在2012年即將出一本書，書名是《八次危機》，解讀1949年以來中國發展的真實經驗。最近這些年我一直在做區域比較研究，先后做了解讀珠三角、解讀蘇南、解讀重慶，現在還在進 一步做不同區域發展經驗解讀。所針對的問題是：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上來就說中國如何，話說得有點大，因為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大陸國家，而且是有著漫長國家史的國家，這點在世界 上是很獨特的。大多數世界上以國家為名的國家，其國家史都很短，比如美國，作為外來殖民者的國家史只有三百年。另外一個典型的是德國，從300多個分散邦國正式演變成一個國家也很晚，是1871年的事。至于意大利，我印象中是1847年才從一個地理概念變成國家，而且真正完成整個意大利半島的全部統一形成完整治理的國家，似乎還得再往后推。所以，成為國家形態的歷 史演變，對這些主要歐洲國家來說都比較晚。

當然，人們會說1647年的威斯特利亞條約體系奠定了歐洲構成現代國家的基本政治內涵，這個教科書說法仍然可以成立。但如果我們看1647年歐洲的版圖，相距可以稱之為政治國家的國 家還是有一個很大距離的。歐洲國家史最長的算是法國。

大概看下來，今日之世界上，俄國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都屬于國家史極短的國家。因此，對于中國是什么這個問題，學者們不做區域比較就說整個中國如何，對于一個有著漫長國家史、并且屬于超大型的大陸國家來說，好像有點話語粗暴。因此，我到這個年紀想做一點細的研究，那就開始做國內的區域比較；同樣，為了說清楚所謂發展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開始做國際比 較。最近一個聯合國支持的項目是“新興七國的比較研究”（emerging seven countries comparative study），試圖推出一個新的交叉學科，叫做“批判政策學”（criticalpolicy studies），是從多學科的角度來理解發展過程的經驗和教訓。

這次想跟大家講一下有關的研究體會。

這個幻燈片講全球資本化制度成本轉嫁，也就是講貧困經濟學。

所謂“貧困經濟學”（economics being poor），其實，貧困本身是相對于發展而言。那么，什么是導致貧困的根本原因？我做了多種不同國家的比較，也做了中國國內的區域比較，我的 歸納叫做“成本轉嫁論”（cost transferring theory）。

當然，從理論淵源來說，它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應該說繼承了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論”（dependent theory）。再往上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論”（the word system theory），然后再到我這進一步演化為成本轉嫁論。如果再精確一點，可以叫“制度成本轉嫁論”（institutional cost transferring theory）。因為，我認為目前世界發展的嚴重不平衡與貧富差 別越來越大的重要原因，是制度成本轉嫁給弱勢群體。

這個道理也好解釋。如果看現在的全球危機就會注意到，貧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通過西方模式的現代化來化解。

這里有幾個經驗性的歸納，大家可以注意。

其一，大多數后發國家因本國要進入發展主義的現代化，那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資本要素的絕對稀缺。

西方經濟學是研究要素相對稀缺的條件下要素配置方式的理論，其在理論上推導出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可以自發的配置要素達至最優。而發展中國家的麻煩在于，這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 立論前提，與我們的客觀世界差距太大。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存在這種經濟學討論需要確立的要素“相對稀缺”的前提條件，我們面對的是西方經濟學不討論的前提--資本要素“絕對稀缺”。

在資本要素絕對稀缺時政府會怎么樣？政府會親資本。我們做的國家比較研究發現，不管是何種主義、何種體制、何種政府，也不管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性，只要遭遇資本絕對稀缺，主流就都會采行親資本的政策體系。如中國50年代獲得蘇東資本，主流是親蘇東的。到70年代又獲得海外西方資本進入，那就在70年代以后，主流就改為親西方。但有一個特例，那也是屬于 前提條件改變，就是被封鎖。例如，中國60年代被兩個超級大國封鎖，政府就親不得資本，只好親勞工、親社會。實際上，當代中國只有60年代這段時間沒有海外資本、且完全被封鎖，這時 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dependent）。

依附理論研究的是中國為什么去依附，要我說去依附很簡單，因為遭受兩個互相敵對的西方勢力封鎖，資本趨零、甚至為負值。那就不可能再依附。

因此整個60年代，也勢必是中國最強調自力更生、強調艱苦奮斗的年代，也是政府大范圍地動員勞動力、以勞動力替代資本延續國家工業化的年代。當我們講什么是中國的真實經驗時，別忘了那個年代是在資本絕對稀缺到趨零的條件下，中國人只能用高度集體化和單位制，成規模地組織勞動力去替代稀缺程度為零的資本。在資本趨零的情況下，主流想親資本也親不成了。只能親勞力、親社會。

我們現在說那段時間是極左路線，而如果以完全客觀的發展的經驗過程來看，談不上對錯、好壞。只是那時西方資本不要你，蘇東也跟你交惡；國內正在工業化資本增密機制的作用下，卻突然遭遇資本沒了。這么看，就等于在去意識形態化地了解一個經濟體的整個發展經驗過程，就有點明白了。可見，我們需要客觀地歸納不同的發展經驗。

大家知道1929-1933年大危機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所導致的，整個矛盾就是“生產過剩”。像歐洲這樣一個半島型的“次大陸”，在狹窄地域上發生多個工業化國家都生產過剩的時候，矛盾就無法解決。相對而言，在美洲大陸有羅斯福新政，實質是在物理空間上讓一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暫停。羅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大家都清楚：大危機條件下銀行和企業不可能正常運行，政府啟動基本建設，動員失業勞工去排隊登記，干一天活拿一天食品券。無外乎就是把過剩勞動力和過剩制造業生產力結合起來，投入國家基本建設。美國這種大陸國家可以幸免于難，但是 狹窄次大陸上的分散的歐洲就不可能幸免于難。于是，歐戰爆發。

在二戰之后，幾乎全球的政治家、媒體、學者都在擔心什么時候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資本主義內生性矛盾沒有解決生產過剩內在矛盾，只是把過剩生產力摧毀了一遍，然后再搞戰 后恢復重建，僅此而已。

那么，戰后發生什么改變了嗎？實際上就是原來的列強紛爭改為雙寡頭控制。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多個工業化國家的列強紛爭可以叫做多次博弈。但戰后造成兩個超級大國，經濟學上看就是雙寡頭壟斷。而雙寡頭壟斷下的地緣控制，就是要重新按雙寡頭的戰爭利 益來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就形成一個新的戰后發展趨勢--雙寡頭分割勢力范圍，而這個趨勢下又出現“雙雁陣產業轉移”。

二戰后唯一沒有遭到嚴重破壞的經濟體就是美國，而其龐大的制造業生產能力開始對西歐和日本做兩條線的產業轉移，以圖實現對兩個大洋的地緣控制。而這個時候的產業轉移不是后來 日本70年代對東南亞的雁陣式轉移，早期兩個超級大國的產業轉移是戰略性的，因此它輸出裝備制造業。

同理，通過戰爭形成龐大的生產能力的蘇聯也是兩條線的裝備制造產業輸出，一條輸出東歐、一條輸出中國和蒙古、朝鮮和越南。當然也包括中線對印度輸出產業。那時，凡宣稱自己是 社會主義的，大都得到蘇聯裝備制造業的輸出。

戰后雙寡頭壟斷下的這種兩翼輸出：美國向西歐和日本的輸出；蘇聯向東歐和中蒙的輸出，其輸出過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緣政治格局的形成過程。而這個產業輸出過程因為是戰略性的，所以輸出的是裝備制造業。于是，中國50年代在沒有發展輕工業的條件下，直接進入重工業。這個客觀經驗過程與中國是否主觀采取“趕超”沒有什么必然聯系。

重工業當然有內生的特點，那就是資本增密、技術增密，而絕對不會是勞動力增密；不僅不會是勞動增密，而且會是排斥勞動。亦即：中國50年代接受海外產業資本的重工業，一定是資 本增密的同時排斥勞動。而這個國家太多的人口，剛剛進入“一五計劃”形成重工業，就發生城鄉二元結構對立性矛盾，城市因為是重工業打頭就不需要那么多農村勞動力。再加上1956-1957年 中蘇兩國間發生重大分歧，第二年五年計劃不得不停擺。批評城鄉二元結構不人道也許是正確的，但其客觀形成于另外一個經驗過程--50年代的重工業投入。

二戰后兩個超級大國的雙雁陣轉移，有一成一敗。

美國戰后通過當年產業轉移基本完成對兩個大洋的地緣控制。同時，戰后西歐工業復興了，日本也復興了。都在60年代基本上重建了原來被摧毀的工業體系。

但是蘇聯的產業轉移，對東歐的產業轉移和地緣控制相對順暢，因為戰爭中它占領了東歐。麻煩在于對中國，戰后蘇聯在中國只保留了中長鐵路和大連特區、旅順軍港的控制權--蘇聯的 遠東艦隊駐屯于旅順口。那就是說中國在東北并沒有構成完整的國家主權，軍隊、行政都受控于蘇聯。而從蘇聯的角度來說也有道理，為什么呢？因為蘇聯海軍在太平洋沿岸的不凍港出海口 只有旅順口一個；而旅順口又是二戰中蘇軍打下來的。

剛才提到國家史，中國作為一個有漫長國家史的國家，也許是因為國破家亡的歷史記憶太厚重，中國人格外注重國家主權的完整。當蘇聯在“一五計劃”期間對中國進行戰略援助和投資，我們當然歡迎，那么也因此而使我們這個打游擊出身的政黨建立的政權，勢必要按照蘇聯的管理方式來建立政府、學校、科研機構等等。

這里面有一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道理，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對應形成什么樣的上層建筑。蘇聯投資建立在城市里的這種工業化經濟基礎，就得建立適合這種城市經濟基礎的政府和意識形態 化的上層建筑。于是乎，中國當年的上層建筑全盤蘇化：蘇聯有什么部委，我們也得有；為此蘇聯政府得派專家來幫中國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構建政府體制，還得派教師來，一個系一個系的 幫助我們建立學校教學科研體制。何況軍隊全部蘇式裝備和蘇式管理。這就叫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全盤蘇化”。

然而，中國人于1955就意識到全盤蘇化對中國的影響。于是1955年年末毛澤東親自主持討論改除全盤蘇化--就在中蘇雖然還處于蜜月期，仍然得到蘇聯大規模援助的時候。

接著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兩黨之間的矛盾開始公開化，同期是1956年中國按照條約收回旅順口、大連特區和中長鐵路控制權。在接收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問題。

當我們參考這些歷史資料的時候，發現在中國要改除全盤蘇化，是非常難的。因為當你的工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基礎及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當蘇聯的教育科研體制被我們的知識分子當成 看家本領的時候，即使全盤蘇化對國家主權有潛在威脅，誰能真地去改嗎？

為什么60年代政治上有一系列的復雜情況。

當人家不再無償投資了，專家和技術資料也撤了，面對留下這個資本技術密集的工業化攤子怎么維持？有外資進入的時候政府可以親外資，而60年代突然沒有了，親不著外資了。沒有外 資，只好調整；那是痛苦的，代價巨大。所以，就有復雜的各種各樣的事情發生。

其實，我們分析60年代一系列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發生的時候，還得再往前稍微的加一個前提條件--中國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國家？

西方人會說：共產黨國家（communist China），社會主義中國（socialist China）。我一般會答復說：無論如何主義（Whatever-ism）到底什么是中國（What is China）？

中國首先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國家--沒有被外來殖民者徹底統治和改造過。

例如，美國原住民現在是52萬人，占人口總數的不到2%。因此美國是一個外來殖民者形成的國家。今天世界上很多先進國家，特別是從農業角度來說，大農場農業被當成先進的模式，但 幾乎沒有哪個大農場國家不是通過殖民地形成的。而整個亞洲，基本上屬于原著民文化，我們亞洲從口太多，作為原住民，沒有來得及在西方大規模推進的殖民化中間被大幅度減少，因為離 宗主國太遠、他們過不來。中國就成了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在世界上跑了四五十個國家去做調查研究，總相信眼見為實，一定要到現場。做這種研究會發現像中國這種原住民人口大國，所充滿的矛盾并非當代形成的，而是歷史延續而成的。

其次，中國是世界上小資人口最多的國家。至今亦然。馬克思和毛澤東都否認小資社會能夠建立社會主義，當代學者中只有崔之元提出“小資社會主義”論述。

1949年，歷經三次土地革命戰爭，又叫獨立戰爭（civil war），中國建立了一個什么國家？要先看戰爭打的目的是什么？幾千年歷史上農民的訴求--耕者有其田--政府給占人口88%的農 民按人平均分了地，農民成了過度分散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一個具有自覺性的階級。政府進入工業化所遇到最大的挑戰，首先是與小土地所有者之間的交易費用過高。諾斯的交易費用理 論說，當交易對象大到一定量的時候，交易無法進行，因為交易成本過高。

這個國家建立了新的政權，要按照侵略者的國家那樣搞工業化才能維護主權，因為他是工業化生產出船堅炮利來打我們，所以我們也要搞工業化。對！但同時又把地全分了，農業資源變 成小農所有，政府跟小農怎么交易？于是，政府推進集體化。

如果政府跟小農說，大家要搞私有化經濟，我們都是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這套宣傳符合今天西方意識形態，但難道能靠這些說法動員小農加入集體化嗎？當然不能。事實上，政府 只能用集體化來解決從農業提取剩余遭遇的小農經濟高度分散的矛盾。而集體化這個階段用什么來宣傳？當然就要有一套關于集體的宣傳。從國家工業化的角度看，工業化要和鄉村交換，可 面對四億農民怎么交換呢？沒法交易，就先搞初級合作社。但初級社只是農產品與城市的一般消費品交換。接著，當城市接受的蘇聯大工業出了產品--拖拉機生產線生產的是50馬力拖拉機，這些東西怎么和一般的初級社交換？哪個20戶農民的小社能用得起履帶拖拉機？大規模生產拖拉機的年份是1955年，批量生產沒有農民要買，就得露天放著，也不能摞起來。那不就意味著浪 費嘛。各個工業部門紛紛向中央建議搞高級社，只有以鄉為單位建設拖拉機站才有可能接受拖拉機。于是1956年，中央提出農業現代化，真正內涵是什么？是集體化加機械化--沒有以鄉單位 建立高級社，實行規模經營，就沒有中國機械工業的出路。這就是中國最早提出的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的背景。

要以鄉為單位建立高級社，就要把鄉范圍的幾萬畝土地變成規模經營。這樣就可以在鄉這一級建立拖拉機站，再加上農機修造船和其他配套工業的需求，就實現了工農兩大部類的交換。所以農業集體化本質上是服務于工業化早期的原始積累，服務于工農兩大部類交換的要求，這應該是個很平和的解釋，沒有對錯好壞。只是這么一個經濟過程。要還是不要，要說不要，那就 拖拉機工廠關門。而拖拉機工廠也是可以生產T50坦克的生產線，那坦克要不要？要不要建立現代國防？這就是個戰略選擇了。

農業集體化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和平主義者可以說，干嘛要坦克，全部筑劍為犁、化坦克為拖拉機。但那時候的麻煩在于周邊都是敵對勢力，不僅得要坦克，而且恐怕得把坦克的 部分成本打到拖拉機里頭去。那這拖拉機一定是高價的，怎么讓農民接受呢？各位要是有興趣，可以看一看薄一波在80年代寫的《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回顧》，比較詳細地講了當年的決 策過程。他說：要搞工業化就得讓一部分人做出犧牲，那到底怎么辦呢？中央反復討論，認為只能讓農民做出犧牲。所謂農民做出犧牲，主要從這個農業集體化開始。可見，集體化并非農業 自身的錯誤，而是服務于工業原始積累建立起來的，是有利于工業化提取農業剩余的組織。那么，集體化在農業上的不經濟，也是國家為了工業而大量提取剩余造成的。后來有很多人做學術 研究，認為集體化的不經濟是因為缺乏激勵，很好，這些研究都有價值，但大都沒有注意，這不是集體化自身的問題。

農業集體化的衰敗，乃集體化貢獻剩余過多的結果。

有一個數據是80年代就已經提出，提出者之一是我們院一個已經退休的榮譽教授嚴瑞珍。指出通過集體化向國家貢獻的剩余大約在7千億元到8千億元人民幣。這個數今天看來不算什么了。可是，到1978年改革之初，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只有9600億元，而同時期從農業提取的剩余約8千億元，這兩個數比到一塊，就知道了農業集體化對于工業有多重要了。

毛澤東在1949年反對民粹主義，提出代表中國人大多數根本利益的共產黨只有發展出工業化才能保證基本的主權安全，這在50年代是清楚的。要搞工業化就得要原始積累，原始積累就要 提取剩余，剩余當時主要從農業來。

這就好比說，那個時候大家都窮，沒辦法只能做個窩窩頭吃，雖然沒吃飽，但總算沒餓死。后來資本原始積累完成了，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總之是資本的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擴張。那就是工業化后期，大概是在80年代以后這個階段。資本擴張產生資本溢出效應，于是整個社會收益增加。其實這也是一個很普通的經驗過程。但也就有各種意識形態，說我現在這饅頭多好 吃，前面吃的窩頭就整個是錯誤。不說沒前面那個窩窩頭墊底，這個饅頭未必吃得飽，甚至吃不上。這就好比今天的社會輿論：現在的饅頭好，前面的窩頭壞……

要讓我說則是，窩頭沒讓你餓死，饅頭讓你飽了。窩頭重要，饅頭也重要。這樣，也就把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和產業擴張這兩個不同階段，平和地解釋出來了。

雖然窩頭派和饅頭派不必斗下去了。但往下看就麻煩了，以前人們都說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摸不著了，因為現在前面是海了。有幾個原因。

第一，越是經濟結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貧富分化程度越嚴重。

經濟現代化不能解決貧困兩極分化。以美國為例，它是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占GDP高達85%以上的國家，基尼系數高于中國。特別是最近四年，不得溫飽的貧困人口從原來不到9%左右，上 升到20%左右，這才有了今天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再加上大規模的救市資金涌進了金融資本領域--經濟結構是85%以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所以創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進這85%，而這85%吸納的 就業很少，大多數人不會去玩這種泡泡游戲，于是失業不可能解決，就責怪中國。其實根本原因是不能把新增的貨幣信用、和政府債務信用拿來發展實體經濟，所以就不能更多地吸納就業。盡管奧巴馬希望改變，但現在他沒形成真正的改變。即使進入下一個任期，也難以真正做改變。美國有一批學者給他做咨詢。指出中美兩國制造業的成本差距只有5%，只要努把力，美國就能 恢復制造業了。我對此表示懷疑。

我一直有個說法，現在叫做“奧巴馬與金正恩難題”--上去了就下不來。朝鮮早在金日成時代，經濟結構、城市化率就都比中國現代化得多。1989年朝鮮就實現了人均糧食產量800多斤，人 均國民收入比我們當年還高100美元，并且早就實現了70%的城市化率；農村中完全是規模經濟，擁有6萬套拖拉機，機械化比我們早得多。現代化、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進城，變成了文藝范（人家早就文藝范了，載歌載舞）。但1991蘇聯解體麻煩就來了，1992年經互會取消、換貨體系垮了。原來可以把蘋果、蔬菜送到西伯利亞換石油，正好互補。但，遭遇蘇聯解體，石油不給了。1992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機動不了，大量耕地拋荒。1993年，糧食收成減少很多人餓死。

朝鮮不像古巴，古巴是在經互會體系中生產糖的，換貨體系沒有之后，古巴也陷入饑餓，一人一天兩片面包，三根香蕉。幸虧古巴是在熱帶地區，沒有挨凍的問題，再加上氣候多樣性，通過作物多樣性種植，變成了聯合國表彰生物多樣性國家。自然使得古巴恢復多樣性，也因為沒誰給他什么化肥援助。

誰之罪？領袖們可都是按照現代化的要求，一步步走上了農業高度機械化、人口高度城市化，一旦蘇東國家的經互會物資交換體系坍塌了，石油沒了，石油農業也就完啦。有人認為是制 度原因，那改成什么樣的制度能讓三個農民養七個城里人呢？靠手工，不可能。于是乎，一些國家出現了先軍政治，指揮大規模城市人返鄉勞動。春天一人發一把掘頭，刨地去，秋天一人發 一把鐮刀，割稻子去。但是，上去了下不來，一旦把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還能讓城里人下鄉勞動嗎？

比如我們這些知青，好不容易下了一回鄉，就寫了多少傷痕文學。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把自己曾經受的一點苦難，恨不得放大成全人類的災難。城里人都這樣！

我近年來多次強調：現代化是一個高成本的過程，只有大規模集中資本才能現代化，而資本積聚和風險集中又是同步等量的，多大程度上集中資本，就多大程度集中風險，這是個常識。可為什么在今天的社會科學里卻變成反智的理論、反常識的理論占據主導地位？

現在只有研究制度收益的學問，沒有哪個理論研究制度成本。比如，城市化。

城市化事實上就是資本集中的過程，同時也就是風險集中的過程，于是一定會因風險集中而爆發危機。可見，危機會爆發在城里。于是，城市和鄉村在二元對立的體制條件下，會出現城 市周期性爆發的危機轉嫁代價給農村。如中國這樣的大型國家，是成也二元、敗也二元，沒有什么對錯好壞。

中國成了工業化大國，憑的是向鄉土社會轉嫁大量城市資本與生俱來的制度代價，因此才有嚴重的三農問題。

當把所謂的工業化、城市化做為現代化的主要涵義，那就意味著要承擔制度代價，這個代價到底是什么？

第一，三農領域中三要素的長期凈大幅度流出。人們都看到勞動力、土地和資金更多地被產業化和城市化占用。其實，任何經濟領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會衰敗。

主流鼓勵農民外出掙現錢，似乎不錯。但從社會角度來看，就意味著城市資本把草尖掐走了，本來長得一簇草挺好，現在把草尖掐了，留下的就是老弱病殘、婦女兒童，現在農村勞動力 資本存量最高的年齡段，十六七歲到二十六七歲，被當成草尖掐走了。哪去了？貢獻他們的勞動剩余給城市資本了。城市人占有了草尖創造的勞動剩余，給農村草根以回報了嗎？沒有！真正 最大的不公平是掐了草尖，又不給點化肥，如果老這樣會把草弄死的。因此，現在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就在于農村三要素的長期凈流出繼續被主流強行推進。

第二，當資本過度集中在城市時，就過度集中風險。風險爆發時就像三農轉嫁。

城市資本風險爆發是必然的；政府要想辦法實現軟著陸。我在《八次危機》中做了經驗性的歸納，發現只要實現軟著陸，一定是城市資本把代價轉移到鄉村去了。凡是硬著陸，一定是代 價轉移不出去，硬著陸砸出來的是什么呢？以前叫調整，現在叫改革。

所以說調整與改革只不過是危機在城市硬著陸的結果。這些提法很有挑戰性。

接著，我的書里還有另外兩個判斷：其一，資本不論國有和私有，都不過是人類在資本主義階段制造的反過來異化于人類自身的異化物。其二，政府也是人類制造的異化物。

一般情況下，政府服務于資本，而在特殊情況下，政府與資本直接結合，政府即資本、資本即政府。在資本內化于政府的時候，就出現“政府公司化”，也就節省了政府和資本間的交易費 用。但是，強大政府的權力和資本權力共生時，也強化了對資源做資本化占有的能力。而資源原來在民生之中，只有內化于政府的資本，才能最順暢地推進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并順暢地 甩掉制度成本。

這個資本內化于政府的特點要和我原來的經驗歸納相結合，我原來說，發展是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過程，而改革是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資本化收益如何分配的問題。

這些其實是方法論。如果要做一個研究，就先要重新界定概念，如果不能重新界定概念，照搬概念往往是不適用的。因為原來的概念是在別人的經驗之中提煉的，所以要重新界定概念。在我們原來做的國際項目中，開始就是重新界定概念，否則沒法做研究。所以這里也得重新界定概念：什么叫資本？什么叫政府？什么叫現代化？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制度變遷？這些概念討 論清楚，往下的研究就好做了。

中國經驗的關鍵特點是政府公司化的資源資本化，就是因資本內化于政府，而更順暢的將資源轉化成資本，并且更多甩掉了因資本集中而造成的風險，也就是轉嫁了代價。

關于這個論點，可以注意我的文章。在1960年爆發大危機的時候，中國是把城市中不能就業的過剩勞動力以上山下鄉的形式轉移出去了，城市轉移了一千多萬。于是中國有了第一波上山 下鄉運動。1960年之所以有大規模的失業，是因為50年代為了支援城市工業化建議，政府動員了大批青壯年農民進城挖土方、搞基本建設。后來蘇聯投資停了，這兩千多萬被動員進城的農民 就送回家鄉。客觀上是鄉土社會的村社經濟，承載了城市危機甩出來不能就業人口的社會代價。那么，到底有多少呢？至少有幾千萬。

各位不太了解幾千萬的概念，我出去交流，說：我們有過幾次高達數千萬的失業，如果你們國家有數千萬的失業會怎么樣？一般他們會告訴我：如果我們有幾千萬的失業，那這個國家完 了--無論是多先進的制度、多先進的政府，都抗不住大規模失業。

事實上，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鄉運動都是中國遭遇危機的客觀結果。危機來了，政府把城市青年送到農村去，城市的危機就軟著陸了。

1976年毛澤東逝世后，上山下鄉停止了。1980年再爆發城市危機的時候，政府就不能再讓失業青年下鄉了，而且為了休養生息，還得讓以前下鄉的回城。1980年城市遭遇到四千萬待業青 年的壓力，演化為巨大的社會犯罪浪潮，因其非常嚴重，才有“兩個嚴打”：打擊經濟犯罪，打擊刑事犯罪。后來媒體污蔑說是勞改犯致富。我們這代回城知青，成千上萬地承擔了危機的代價，還在身份人格上被社會抹黑。我們確實很苦，但也鍛煉出了一批人。現在很多關鍵崗位上仍然屹立不倒、并且拼命干活的都是這些人。艱苦人生，有悲也有喜。

這個階段出現最大的變化，不是我們這代人的變化，因為危機爆發在城里，砸出來一個偉大改革--1979年政府推出價格雙軌制和對地方放權讓利。這與知識分子討論的價格雙軌制所謂制 度創新沒什么直接關系。主要是因為中國70年代引進外資設備欠了很多外債，搞價格雙軌制就是讓經濟上有活力的地方走市場一軌得到原材料，同時允許地方外貿自主權，有外匯留成，以及 地方經濟計劃自主等等，推出了一批應對債務危機的政策。

這就是改革的開始。隨之，崛起了中國四大沿海發達地區：遼東、膠東、蘇南、浙北。這些地方都是原來國家工業化形成的城市工業帶，這些工業帶借著放權讓利，和價格雙軌制的改革 機會，促進城市產業在周邊郊區和近地農村做了重新布局，所以，實際上是物理空間的產業調整。

因此我們說，中國的產業調整主要因1979年的政策而在80年代初推開，帶出了沿海地區的先發展。于是小平同志當時就提出：沿海先發展，先富帶后富，最后實現共同發展。

中央在財政極度緊缺的條件下，進一步推行的是：財政管不了農村了，搞家庭承包吧；同時，把應該國家支付給農村的基本公共開支，如社保、醫療、教育、生老病死這一套轉嫁到土地 上，就是說把土地和勞動力還給農民，同時把公共開支負擔也轉移到土地上。這有點類似康熙年間的攤丁入畝，政府把養活基層干部和本來政府應該承擔的社會開支都轉嫁為按土地面積分攤 的稅費負擔。

隨著1979年財政赤字危機壓力下的放權讓利和財政甩包袱等一系列應對危機的政策安排，農村開始了家庭承包。同時，在城市，國家承受不了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把原來國家財政統一撥 款給企業搞生產，改成企業從銀行貸款，留利交稅。這樣，本來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利益就與國家分野，接著企業就要求廠長經理承包制，要求獎金上不封頂、下不保底，企業變成獨立經濟主 體的改革要求就增加了。

但另一方面，國家面臨巨大的城市失業問題，就要求所有企業打開大門，“五個人的飯十個人吃”。有些企業就業壓力太大，就讓子女上崗頂替老職工下崗。下了崗的老職工去了鄉鎮企業，于是有了技術人才鄉鎮企業就發展起來了。還有一部分干部子女就業困難，就搞機關打開大門辦“三產”，“官倒”公司就出現了。剛開始時，機關辦三產未必就干“官倒”，因為那時候群眾監 督的壓力還比較大。

80年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度過了這場危機，這些措施最初就被定義為改革。類似的措施在60年代也被定義過，只不過那叫調整。所以我才說，危機砸在城里就會有調整或改革。如果 有人把這套危機的對應政策意識形態化地對應為某個領導絕對正確，那也沒意見。總之，早年國企的低效率不是國企自身的問題，是因為政府在80年代讓企業五個人的飯十個人吃。到了90年 代，政府又說國企人浮于事沒效率，搞“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反正理都在政府手里。

但是當改革促使經濟主體多元化，企業開始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會發現當年市場關系高度緊張。因為都想進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生產，就產生了80年代的通貨膨脹，也就產生了各種各樣 的改革方案，在那互相爭論。最后呢，導致領導選擇了價格闖關。這就給剛剛問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創造了歷史性的機會--“官倒”公司撈到了第一桶金。機關當然知道價格闖關意味著市場價格 要大幅度上升，因為資金和原材物料都高度緊張，于是80年代機關開門辦三產的時候形成的三產公司開始明目張膽地倒賣批件，直接以公司的名義囤積居奇。這就導致物價飛漲。官倒公司直 接搶購把市場搶的高度緊張，1988年物價指數攀升到18.6%。通脹危機之下為了防止老百姓擠兌，政府就提高存款利率，利率猛然上漲就導致企業全面發生“三角債”，就導致了生產停滯。

總之是1979-1980年的赤字危機導致整個80年代的連續政策調整，這些措施被官方納入改革意識形態。客觀看，危機硬著陸在城市之后的應對政策的后果，是物價飛漲和連帶的生產停滯。如果客觀地把經驗過程梳理下來，就可以了解80年代怎么回事，為什么有這么多的事件。1988-1989年中國發生的是典型的“滯脹”形態的大危機，隨之引發了政治**；此后，則是1990年代農 民負擔越來越重，國企職工的大規模下崗，貧富分化愈演愈烈，社會群體性事件與年俱增……這些，可以算是改革開放的制度代價。

在此我只是梳理了中國加入全球化之前的部分經驗過程，希望這些梳理對大家能有所啟發。

謝謝！

（本文由王海俠根據2012年5月25日溫鐵軍教授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講演的錄音整理）

來源： 《文景》

第二篇：嫦娥三號軟著陸關鍵技術

嫦娥三號軟著陸關鍵看避障 最后幾米最危險 2013年12月02日 03:13來源：新快報

原標題：四腿六輪“三姑娘” 軟著陸關鍵看避障(2)構型設計——四腿六輪“三姑娘”有四條腿六個輪子，是著陸器和巡視器（俗稱“月球車”,官方稱為“玉兔號”）的組合體。與嫦娥一號、二號不同，嫦娥三號在名稱上不叫衛星而叫器，是我國第一個“有腿”的航天器。

航天科技集團主任設計師楊建中介紹，這樣的組合構型，是由其任務特點決定的。嫦娥三號任務主要有兩個，一是實現月面軟著陸，二是實施月面巡視勘察。這需要它既能落到月面上，還能自主動起來。將任務分解給兩個探測器，有助于加快研制進度。

落月之前，巡視器作為一個載荷被安裝在著陸器上，本身并不工作。整個前期飛行、動力下降以及實施軟著陸過程，都是由著陸器完成的。到月面后，二者互相配合，將巡視器釋放到月面上，成為兩個獨立的探測器，各自在月面開展探測任務。

著陸器包含11個分系統，其中最有特色的當屬著陸緩沖分系統，又集中體現在四條“中國腿”的外形上。據了解，其他國家的軟著陸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氣囊彈跳式，二是著陸腿式，三是空中吊車式。每種方案都有優缺點。就嫦娥三號軟著陸任務來講，氣囊式不能滿足重量要求，吊車式又比較復雜，腿式能滿足任務需要，保證著陸的穩定性。綜合之下，嫦娥三號選用了腿式著陸。

巡視器包含8個分系統，其中最有特色的當屬移動分系統。從外形上看，就是巡視器的6個輪子。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巡視器副總設計師賈陽介紹，國外巡視器的移動方案主要有三種：履帶式、腿式和輪式。履帶式最大的優點是壓強小、通過性強，弱點是遇到石塊等容易被卡住不能動彈。腿式巡視器在平緩的地面行走尚可，但控制起來比較復雜，弄不好一下子就坐到地上。輪式則能避免上述方式的缺點。

路徑設計——前所未有

嫦娥三號的路徑設計還要嫦娥一號、二號的基礎上更進一層，且難度和風險大大增強。它要在近月點15公里處進行動力下降，接著實現月面軟著陸，然后再進行月面巡視勘察。

這15公里的動力下降，是以拋物線下降。探測器的相對速度要從1.7公里/秒逐漸減為0，過程主要靠探測器自主來完成，人工干預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距月面100米處時，探測器還要懸停，對月面進行拍照，避開障礙物，尋找著陸點。

對于地面工程人員來說，這一過程尚屬首次，存在兩大風險。一是關鍵設備都是新研制的，包括GNC系統（制導、導航與控制系統）和我國首臺全新的7500牛變推力空間發動機。二是軟著陸區域的地形地貌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等到探測器在月面實現軟著陸后，著陸器和巡視器還要進行分離，實現互相拍攝。著陸器基本固定在一個位置，巡視器則需要從著陸器上“走”下來，進行月面巡視勘察。在月面路徑中，還涉及到“地面遙操作”和“巡視器自主控制”相結合的技術手段。

除了地面遙操作外，巡視器也可以利用計算機，對圖像進行處理、識別障礙，規劃出相對較近的局部路徑，控制自身的移動。這時候，巡視器就是一個自主移動的機器人了。

功能設計——確保月面生存

月球表面晝夜溫差較大，溫度高時有120攝氏度，溫度低時在零下180攝氏度。而且，月球的晝夜交替周期也較長，這給“三姑娘”的月面生存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嫦娥三號上有一個多層隔熱組件，也就是所謂的“被子”，可以雙向隔熱，外部高溫時候熱量不能往里傳，外部寒冷時候里面熱量不能往外漏。

寒冷時“三姑娘”還得“生爐子”。“爐子”主要是同位素核源，它能夠持續放熱。設計師們還設計了重力驅動的兩項流體回路，在需要的時候將熱量導入艙內，不需要的時候切斷傳熱途徑。

到了月晝時，虹灣溫度迅速升高至90攝氏度，在月球表面，散熱的方式只有熱輻射。設計師們在探測器上精心設計了幾個散熱面，可以把設備發出的熱量散出去。

有了這些手段和方法，“三姑娘”便能很好地保護自我，在月面上生存下來，從而用攜帶的科學載荷進行工作。目前，著陸器主要攜帶了極紫外相機、月基望遠鏡、地形地貌相機，還有一些對月面、月塵進行測量的工程載荷。巡視器主要攜帶了測月雷達、全景相機、紅外光譜儀和粒子激發X射線譜儀，開展相應的科學探測任務。通過它們，科學家們將為后續的月球探測積累數據，普通百姓也可以更好地認識宇宙。

先驅探測器落月竟是“盲降”

軟著陸希望能避開石頭

據新華社電“據報道，嫦娥三號著陸器有避障能力，所以希望它能避開石頭等任何大障礙。要知道當初美國‘勘測者’系列探測器落月時都是‘盲降’啊”，美國航天局月球探索分析小組成員、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科學家杰夫·普萊夏近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這樣說。

據普萊夏介紹，“勘測者”探測器落月時只能簡單地執行事先設計好的降落程序，然后聽天由命。“勘測者”系列探測器除了在落月中途失敗過兩次外，其余5次全部安全著陸。

蘇聯“月球”系列探測器也有好幾次落月失敗。普萊夏舉例說：“在2009年升空的美國‘月球勘測軌道飛行器’拍攝的圖像中，我們發現了‘月球23號’探測器。它顯然在降落時由于速度太快而發生翻滾，導致失敗。所以我們看到的只能是這個探測器的‘身體’一側。”

“沒有一個美國著陸器，無論是‘勘測者’還是‘阿波羅’，是真正水平著陸的，它們落月時都是傾斜的，”普萊夏說，“這是因為月面凹凸不平，有很多微小的隕石坑。但對落月來說，小坑一般不是大問題，真正妨礙著陸站穩的是石頭。當然，我相信中國測控人員借助繞月探測器已經拍攝了很多圖像，可以選擇石頭相對較少的安全月面著陸。”

太空飛行非常復雜，任何事件出錯都可能導致失敗。普萊夏介紹說：“如果著陸過程中出了問題，你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在月球上，因為通信信號延遲時間短，你或許還能知道出了問題。要是在火星上，著陸都已經失敗了，你還不知道呢。”

普萊夏還指出，數十年來，登月技術已有了很大進步，落月的危險小了很多，但最危險的階段就是最后幾米。對軟著陸而言，最重要的技術是避障。“當你接近月表時，如果用成像系統或雷達等掃描發現有障礙，就需讓探測器移動一下位置。無論是否真有障礙，重要的還是看避障技術。”普萊夏說。

探測器載荷大多是我國科學家首研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陰和俊：力爭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

據新華社電“此次我們組織了100多名科學家成立了5個研究小組。將力爭（讓‘嫦娥’、‘玉兔’）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探月工程副總指揮、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陰和俊說。此次嫦娥三號肩負三項科學任務：對著陸區與巡視區的地形地貌與地質結構進行調查；對著陸區與巡視區的礦物組成和化學成分進行綜合就位分析；對地月空間和月表環境進行探測，并以月球為平臺觀測地球和太空。

“‘嫦娥三號’探測器由著陸器和月球車組成，它們各配置了4種有效載荷。著陸器上的是地形地貌相機、降落相機、月基光學望遠鏡和極紫外相機。‘玉兔’號上有全景相機、測月雷達、紅外成像光譜儀和粒子激發X射線譜儀，軟著陸后它們進行分時工作。”陰和俊說。

陰和俊表示，這些載荷大多是我國科學家首次研制用于月球探測。它們將完成巡天、觀眾、測月等任務。月基光學望遠鏡是人類首次把望遠鏡架上月球，極紫外相機將首次從月球對地球等離子體層進行觀測。

“中國科學家期望這次能獲得第一手的資料，取得一批重要成果，為人類認識月球、利用月球、和平利用太空作出中國人應有的貢獻。”陰和俊說。

第三篇：新課程改革需要“軟著陸”

新課程改革需要“軟著陸”

《傳播學論壇》2006年第12月29日作者： 查有梁

2001年6月8日，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印發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以下簡稱《綱要》）的通知，掀起了新一輪課程改革。如果讓廣大教師好好研讀這個文件，結合各地的教學實際進行課程改革。采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辦法，相信廣大教師的理解力和執行力，從師生中來，到師生中去，允許對《綱要》進行多角度的解讀，漸進地、穩妥地進行課程改革，這有可能讓新一輪課程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這個《綱要》專門在題目后，寫上“試行”這兩字，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實事求是的態度。現在《綱要》已“試行”了6年了，小學已經過一個周期，初中已經過兩個周期了，應當以科學態度，認真總結“試行”的經驗和教訓。應當允許不同意見都得到平等地、充分地發表機會。

《綱要》剛發表，于2001年8月就出版發行了，由朱慕菊主審，由鐘啟泉等人主編的《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另一標題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解讀（以下簡稱《解讀》）。官員與學者結合，在全國范圍強力推行對《綱要》的唯一一種“權威”式的《解讀》。一位教師希望我一定要看一看，我看完《解讀》之后，深為焦慮。其中，有不少章節是一些學者們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有學術價值的。但從一個整體看，將這些成果組合在一起，作為對《綱要》的權威“解讀”，問題就大了！“部分”好不能保證“整體”好。整體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線性疊加”。《解讀》洋洋近40萬字，將簡單問題復雜化，讓人抓不住要領。其中，有不少關鍵處都采用較為絕對“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理念太好，但難以操作；理念太高，但很難實現。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教育內部也一直在進行相應的課程改革，《解讀》幾乎無視這些課程改革的成功之處，試圖從2001年《解讀》開始，重新開創中國教育史的“新紀元”。我國改革開放最成功之處是采用“漸進式”的改革。但從《解讀》看來，課程、教材、教法、學法，都必須來一個“根本轉變”要“突變”。經過6年新課程改革的“行政推動”，其中存在不少問題，急需解決。最近，我在一次講學中，一位當過教師的農村鎮長質問我：“這種運動式的、突變式的、大躍進式的課程改革，叫我們廣大農村教師無所適從，你說，對還是不對？”對此，我內心深感震撼。

鐘啟泉教授在《中國教育報》（2006年12月15日）發表《對話》，標題是：《義無反顧奏響課程改革進行曲》。僅就《對話》來看，我認為，作為這次課程改革的專家組組長，他沒有認真“反思”，沒有認真思考許多同行專家的批評。他仍在堅持對《綱要》最初的《解讀》，而且還有“發展”。別的專家持另一種“解讀”影響不大，但鐘啟泉教授，作為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工作組組長，如果對《綱要》“解讀”稍不正確，影響可就大了！我認為，《對話》對“課程改革”仍有明顯“誤導”。僅就《對話》一文看，就有五點誤導。

誤導之一：“教育基本價值的轉向，這就是從精英教育轉型為大眾教育，從強調對少數有學術才能學生的培養，轉到強調對全體學生的全面素質教育。”

這又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我們在《綱要》中，看不到這種“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理解。這對“課程改革”是一種誤導。這種誤導，很不利于“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對基礎教育的指導

方針都是大眾的“普及教育”，“精英教育”一直受到嚴厲批判。改革開放以來，人們認識到“普及教育”的同時，需要“提高教育”，于是，給“精英教育”留下了生存空間。這與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步采用“非均衡”的發展戰略相一致。環顧全球，尤其看看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他們都是“大眾教育與精英教育”同時并重，波浪式地發展，而并非用一個否定另一個。在大眾教育的基礎上，認同精英教育；在精英教育的引導下，發展大眾教育。“大眾”與“精英”沒有等級差別，只是社會分工不同。大眾中要涌現精英，精英要服務大眾。“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是對立的，但又是統一的，這是辯證法。采用這種辯證思維這才有利于國家的發展，民族的興旺。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在發展“大眾體育”的基礎，實施了“精英體育”，在世界比賽中，包括奧運會上，取得了許多“金牌”；中國發展了“大眾教育”，卻拒絕或沒有真正實施“精英教育”，導致在科學、技術、文化的前沿領域內，原創性的創新很少；中國人在中國本土上至今未獲得過諾貝爾獎；中國實行“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十分需要在各行各業中都有大量“精英”人才，通常稱為“杰出人才”。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能簡單選擇“從精英教育轉型為大眾教育”這樣的價值觀。否定“精英教育”，只采用“大眾教育”，中國就沒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沒有可能建設“創新型國家”。

誤導之二：“把‘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作為與‘知識與技能’同等重要的目標維度。”“真正使每一個課堂都成為落實三維目標和學生學習、生活與發展的場所。”

首先，把“知識與技能”只作為“三維目標”中的“一維”，就決不是《綱要》的本意。知識重在“邏輯性”，是“認識世界”；技能重在“操作性”，是“改造世界”。知識與技能是有關聯的，然而又決非是同一的概念，不能作為“一維”看待。我國教育界重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即所謂“雙基”。從來沒有人認為重視“雙基”是錯誤的，也從來沒有任何教育理論論證過重視“雙基”是錯誤的。《綱要》是重視“打好基礎”的。

其次，“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連在一起使用，這是從外國引進的。在中國，“價值觀”是與“世界觀”、“人生觀”聯系起來使用的。課程目標的“每一維”上都有“價值觀”的問題。選擇什么樣的“知識”、“技能”、“態度”、“方法”對學生更有意義，都涉及“價值觀”。“價值觀”是一個哲學層次的大概念。在中文里，將“價值觀”僅僅與“情感態度”相聯，至少是詞義搭配不當。

第三，“過程與方法”作為一維，也不妥。在“科學方法論”中，沒有這種看法。把重“過程”這種方法，上升到與“所有方法”等價的地位，是片面的。重“過程”可以認為是重“歷史”，在“科學方法論”中，“歷史”應當與“邏輯”相結合才是較為科學的方法。

鐘啟泉教授最大的誤導在于，他強調“真正使每一個課堂都成為落實三維目標的場所”。這絕對不是《綱要》的要求。《綱要》是從整體上提出這些目標。當前，新課程改革中，要求教師每一節課中，僅僅有40分鐘，一定要落實“三維目標”，這必要嗎？這可能嗎？在基礎教育中（1～9年級）一節課的教學，一定要“從學生實際出發，抓住主要矛盾”，這正是百年來廣大教師的教學經驗。教師們在過去學習了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認識到教學要“從實際出發”，“抓主要矛盾”。一節課的教學目標必須專一，不可能完成太多

目標，目標過多，其結果必然是所有的目標都落空。哪有可能一節課面面俱到，要“落實三維目標”？這真正害苦了全國的中小學教師！一節課要求教師僅僅寫“教學目標”這一項就要寫上幾百字。這是典型的“新八股”！教學是藝術，要在全國范圍推行一種作法，不可能成功。“情感態度”，還有“價值觀”，等這些目標，是長期目標，不是短期目標；是隱性目標，不是顯性目標；是整體目標，不是局部目標。“情感態度”，以及“價值觀”這些目標不可能在一節課內“落實”。一節課中，一定要求教師“寫出”所有的“三維目標”，這幾乎成為“新課程改革”的“標志性建筑”。這就難怪引起許多教師的反感。鐘啟泉教授公開聲言：“現在絕大多數教師不合格”。無意之中就人為制造了“沖突”的隱患，這肯定遠離了建構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

誤導之三：過去的課程實施，“這是一種‘忠實取向’的實施觀”，“而在新的課程實施中更注意‘創生取向’”；“我們面對每一個學生，不僅是學習的主體，而且是學習的主權者”；“教師即課程”。

鐘啟泉教授經常提出一些“新概念”，別人不知有什么“內涵”，這又是對課程改革的誤導。對“教學大綱”、“課程標準”“忠實取向”有什么不對？“創生取向”如何實施？學生不僅是學習的主體，而且是學習的“主權者”？“主權者”是什么意義？“主權”有多大？“教師即課程”，是指課程的“部分”，還是課程的“全體”？“教師即課程”了，“學生的主權”又如何實現？鐘啟泉教授在《概念重建與我國課程創新》一文中，還有一句話：“課程即體驗”。“教師即課程”，“課程即體驗”，那么“教師即體驗”了！教師與課程，都游歷在“體驗”這一較為初級層次上，教學能提高嗎？廣大教師看不懂，許多同行專家也讀不懂。

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形成的。問題提出后，經過努力得到解決，實踐證明為正確，于是，新的概念就逐漸形成了。“問題解決”，“概念形成”，“方法產生”三者是一致的。這是概念形成的真實過程，這是有“認識論”根據的。鐘教授只是提出預設的“新概念”，讓人不知所云，這些“概念”不是在課程改革實踐中“生成”的，又并未真正解決問題，只是為了追求新概念而建構新概念。新課程改革中不應該采取這種“反認識論”的思維方法。

誤導之四：“認識本國的國情不能跟國際發展的現狀割裂開來，也不能跟時代發展的特征割裂開來。‘全球視野’與‘本土行動’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孤立地看待‘國情’是愚不可及。”

將“本國國情”與“國際發展”和“時代發展”聯系起來這是對的，但是“國情”本身也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教育領域中的“課程改革”是中國整個社會改革的一部分。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是，實行漸進式改革而非“突變式改革”。另一成功經驗是：不斷深入反思，進行改革的調整，使經濟運行能“軟著陸”，從而保證了改革的成功和向前推進。但是，2001年以來的課程改革，在許多教師看來是“突變式”、“運動式”、“大躍進式”的改革。《綱要》的主體精神是正確的，但課程改革的“權威”對《綱要》的《解讀》卻主要采用一種“非此即彼”的反辯證法的《解讀》。連本國國情都不顧，更不說與“國際發展”聯系了。盡管有不少資深教授和資深院土，及時提出許多中肯的批評，但課程改革的權威專家，幾乎一概

拒之門外，還諷刺為“發霉的奶酪”。對于新課程改革而言，這就談不上深入反思，及時調整，使“飛得太高”的“課程改革”很難“軟著陸”。資深教授批評新課程改革不顧“國情”，鐘啟泉教授反而又回敬為“孤立地看待國情是愚不可及”。同時，又在理論上提出“全球視野”與“本土行動”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這一看法，在哲學上是不對的。從辯證法看來，“全球視野”與“本土行動”是對立的，但又是統一的。看不到“對立”，如何統一；否認了兩者的“對立”，即看不到兩者是有差異的，怎能引導“課程改革”真正“合符國情”呢？

誤導之五：“在新課程實施過程中以‘一綱多本’替代舊課程的‘一綱一本’，這是歷史的進步，不能輕易退卻。面對新世紀的教育挑戰，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義無反顧地奏響改革進行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國課程是采用“一綱一本”，其優點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質量較好，錯誤較少。當然，在計劃經濟體系下的“一綱一本”有明顯的不足。早在80年代，我國已提出并實行“一綱多本”了，只是占主導地位的教材仍舊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并不是2001年之后才是“一綱多本”。問題是：“一綱一本”不行，“一綱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目前的中小學“英語教材”就多達十多種了，“多”就一定好嗎？實行“一綱多本”，采用“市場競爭”，又必須經教育部組織的專家組審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質量如何？錯誤多少？其中的“操作”有沒有“貪腐”行為？教師和學生們對使用新教材的真實感受如何？實際效果如何？等等，這是必須認真總結的。改革是必須的，不能說自己的看法就是“改革”的代表，別人不同的看法就是“反改革”。

《對話》中，鐘啟泉教授也說了一句話：“我們需要擺脫‘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的束縛，課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我十分感動！

我非常贊成，以《綱要》精神為主的課程改革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從我2001年讀鐘啟泉主編的《解讀》，到讀2006年這篇總結性《對話》，其中，都有“非此即彼”的“反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貫穿其中。同時，還重建了許多“新概念”，讓同行專家也不知所云，這是一種“反認識論”的思維方式。這些，真的誤導了課程改革。新課程改革，只有真正地擺脫“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克服“生造概念”的思維方式，同時要堅信廣大教師的能力，漸進、穩妥地進行，才可能最終實現“軟著陸”。

廣大教師們十分期望新課程改革繼續深入下去，但必須盡早“軟著陸”，著陸在文明的中華大地上。

鐘啟泉教授，請原諒我！“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我不得不尖銳地、直率地寫下這種我內心本來很不愿意寫的“批評式”的文章。

第四篇：危機與心態

《危機與心態》心得

最近聽了李強老師的《危機與心態》講座，感觸很深，體會到每個人都要有危機感、緊迫感，居安思危，不斷進取，不斷充實自己，同時要端正好心態，努力工作，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才能永遠顯示出自身的價值。

人的一生往往是危機與機遇并存，只有預知危機，不斷消缺，積極進取，不斷反思自我，化解危機，才不會被激烈的競爭所淘汰，才不會被企業所拋棄，真正成為對企業有用的人。

要有歸零和感恩的心態，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珍惜現有的工作，做好工作，才能永遠擁有工作；工作中要始終有顆平常心，不要有過多的抱怨，遇到問題，要靜下心來多分析，多找找自己的不足，自己把工作做好了，心態就平靜了，平靜的心態加上積極進取的態度是做好工作的前題。

有危機也有機遇，端正心態，始終保持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努力做好每一項工作，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第五篇：危機公關與中國企業

危機公關與中國企業

摘要：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迅速提高，我國企業出現的危機事件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受到輿論和公眾的關注，而這些日益增多的危機事件正在極大地沖擊著傳統企業的正常運作。危機爆發之后如何應對危機，尤其是如何將公共關系管理的方法融入到企業的危機管理之中，成為當代我國企業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危機管理”和“公共關系”都是從國外引進的管理課題，而這種將“危機管理”和“公共關系管理”的兩個課題結合在一起的新課題，也就是危機公關管理。

關鍵詞：危機公關 中國企業

1、何謂危機公關

1.1危機管理的概念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蔓延、產品周期的縮短、技術創新步伐的加速、消費者需求的個性化等因素的演變，造成企業外部經營環境變化越來越頻繁、越來越不確定，這種外在的變化要求企業及時重視經營活動，避免突然發生的危機打破原有的平衡狀態，侵蝕企業已有的競爭優勢。因此，危機管理的思想就在這種發展態勢下應運而生。企業通過危機管理及時改變原有的管理模式，以高度的適應性與創造性管理行為和柔性化的管理方式主動和快速響應外部環境變化，通過對企業內部可控因素的創新去適應外部不可控因素的變化，從而獲得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危機管理是指個人或組織針對可能發生的危機和已發生的危機采取的管理行為，即對突發性危機事件進行有效控制和管理。這個定義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首先，這個定義說明危機管理的對象是可能發生的危機和已發生的危機。針對可能發生的危機進行的管理是日常危機管理，針對已發生的危機進行的管理是危機事件管理，即面對危機和危機的威脅采取管理行動。

企業危機管理，就是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針對企業可能面臨的或正在面臨的危機，而就危機預防、危機識別、危機公關處理等行為所進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動的總稱。

1.2公共關系管理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公共關系管理”呢？由美國公共關系權威期刊《公共關系新聞》的創始人deygriswold給出的公共關系的定義是一個被引用得最多的定義之一。

他認為：“公共關系管理是一種管理職能，用以評估公眾態度，從公眾興趣的角度出發來決定企業政策和程序，計劃并實施行動的方案已獲得公眾的理解與認可。”

1.3 危機公關的概念

由此，結合上述兩個概念，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概念：企業危機公關是對企業發生各種危機災難時所開展的公共關系活動的簡稱。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市場競爭全球化和社會信息網絡化的背景下．任何組織和企業，無論其規模、性質和類型如何，在其產生、發展、成熟和衰弱的各個過程中．都免不了出現各種各樣的危機。因此，危機公關成為每個企業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也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重視。危機爆發時，企業采取不同的危機公關方式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處理不當會使企業多年辛苦建立起來的良好形象化為烏有，甚至危及企業的存亡；反之，處理得當可使危機變為轉機．為企業贏得良好聲譽，給企業的發展創造機會。

2、我國企業應對危機公關水平不一

2.1雙匯瘦肉精事件

今年央視315特別行動節目拋出一枚食品安全重彈，曝光了雙匯在食品生產中使用“瘦肉精”豬肉。一時間，市場嘩然。

2011年3月31日雙匯公司召開萬人道歉大會，然而，在道歉大會上高喊萬歲的舉動，卻一成為了百姓的笑柄，民眾認為過度張揚讓道歉大會更像是一場表彰大會和誓師大會，這種高呼萬歲的誓師大會則又更像一種示威。另外消費者們認為道歉大會所去的都是雙匯自己的人，員工、經銷商、關系、關聯企業以及政府領導，體現不出雙匯的誠意，隨后，重慶的區域經理當眾吃火腿腸，這種毫無新意、誠意的表面功夫，致使雙匯瘦肉精事件的危機公關宣告失敗。

2.2霸王含致癌物質事件

2010年7月,當中央電視臺及其他媒體正熱播或刊登由成龍代言的霸王防脫洗發水廣告時,由香港媒體爆出了霸王洗發水含有致癌物質二惡烷消息,引起國內媒體嘩然,一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盡管霸王在第一時間對此進行了回應,但陳述中語氣強硬,直擊報道該消息的媒體,表現出明顯的對立態度,不久又傳出霸王員工圍堵報社的消息,為此事增添了不應有的一幕,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布了有關的評估結果報告時,霸王又宣布正式起訴《壹周刊》。霸王一副不依不饒、深受委屈的姿態,讓公眾嗅出一絲霸王的味道。因為此事的高調處理,致霸王股價大跌,市值一度大幅蒸發40億,多年建設起來的品牌形象面臨前所未有的挫傷。

2.3中華自行車愛爾蘭事件

1986年6月，剛剛成立6年，準備在海外市場大展拳腳的中華自行車公司遇到了麻煩。負責愛爾蘭銷售的負責人緊急向公司通報：愛爾蘭一位12歲的小姑娘騎著中華自行車（童車）摔傷。總經理施展熊聽到匯報后，趕赴愛爾蘭處理此事。經過調查，發現導致小女孩摔成輕傷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在崎嶇的路面上騎車，二是該童車的前輪胎鋼圈變形。另外，該童車已售出一年多，保修期已過。也就是說中華自行車的問題只有一個：承擔輪胎鋼圈質量而造成的責任。此時，當地的媒體已把“中華自行車質量事故”炒得沸沸揚揚，并表示對中國產品的懷疑，更密切關注著中國企業對此事的處理。中華自行車的海外銷售代理公司也開始懷疑與中國企業合作是否穩妥。施展熊在慰問了傷員及其家長后，立即做出如下決定：

（1）.承擔傷員的一切醫療費用并給予一定的賠償。

（2）.將4000多個愛爾蘭用戶所購買的該型號童車的鋼圈，一個也不能少地全部就地換掉。一個星期后，中華自行車公司如期將4000輛童車的輪胎鋼圈更換完畢，耗資100多萬元。

施展熊的承諾立即在當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認真的中國人》、《勇于承擔責任的企業》等文章屢屢見諸報端；受傷的小姑娘及其家長對此事的處理結果深表滿意；經銷商們的信心大增，銷售市場止跌反彈。一年后，中華自行車在愛爾蘭的銷售量增長了10倍。

2.4百度被黑事件：

2010年1月12日早上7：00左右開始突然出現無法訪問故障，域名無法正常解析。至9：30，太原、天津、鄭州、煙臺、長沙、成都、沈陽等全國各地均出現百度無法正常訪問現象。10：45，百度官方表示：由于baidu.com的域名在美國域名注冊商處被非法篡改，導致百度不能被正常訪問，公司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處理，.cn能夠正常訪問。自11：00起，各地網絡開始恢復對百度的正常訪問。

12：51，對于百度被黑事件，CEO李彥宏在百度i貼吧上，以“史無前例”表達了自己對于事件的震驚。當日下午6點，百度發表正式聲明，稱目前已經解決了大部分登錄問題。對于部分中國網友基于義憤報復性攻擊其他外國網站的做法，百度稱“我們并不鼓勵這樣的做法，請大家保持冷靜。”

作為國內最大的網絡搜索平臺，百度的突然被黑顯然在網民中引起悍然大波。從應對角度來看，百度方面的作法近乎完美：在第一時間對事件作出回應;快速運用技術手段對問題進行技術處理;迅速制定應急方案，積極引導廣大網友

使用.cn進行正常搜索;CEO李彥宏借助于網絡發表自己對于事件的看法，消除廣大網友的猜疑與疑慮;而對于廣大網友克制性的提醒，顯示了百度的大度與事件應對的全局觀。如此系統的危機應對策略，保障了問題的順利解決，得到了廣大網友的好評。

3、中國企業如何走出公關危機的困擾

中國企業需要中國特色的危機管理解決方案，它必須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解決方式。近年來，國外企業危機管理的理念、程序、規則和方法正越來越多地被引入國內。其中的一些理念、做法和操作模式，確實值得我們重視和思考。

3.1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樹立危機意識。

墨菲定律強調，如果事情有變壞的可能，哪怕只有很小的可能，那么它向最終變壞的方向發展的可能就會很大。因此，企業組織必須樹立危機意識、憂患意識，高度重視各種潛在和現實的危機，抱有僥幸心理，認為企業不會發生危機本身就是企業最大的危機。謀事在人，提高企業的免疫能力關鍵是培訓員工對危機的識別能力，掌握危機應對知識，時刻關注和敏感捕捉各種復雜信息的危機信號，增強危機中的心理承受力。

3.2明確權責，建立危機指揮體系。

危機當前，頭緒繁多，為保證政令通達，群策群力，必須建立由專家參與，集中公關、行銷、安全、總務、財務、法律等各方面優秀人才組成的專門危機管理小組，明確其職能規范和各部門的相關責任。危機管理小組要依據充分授權，調查事實真相，研判對策措施，設計解決方案，應對公眾和媒體，組織具體行動。危機管理中需要隨時決策、相機而動，這種非程序化的特殊性要求主要負責人必須到位，直接指揮。如果權責不清，主要負責人遲疑不決，就會沖突不斷，形成混亂。

3.3調查事實，有效整合各類資源。

當危機事件發生后，迅速深入現場，調查摸清有關事實情況，了解相關人員的思想意識、心理狀態，掌握指揮控制、物質裝備、組織保障等基本情況，尋找最佳方案。調查結果對企業有利，應以最快的速度告知公眾，如果調查結果對企業不利，也要說明真相，作出承諾；如果各方面看法不一，應請權威部門盡快作出科學、公正的檢驗。

3.4快速反應，認真化解矛盾。

對待危機事件的處理，企業的反應一定要快，迅速采取相應的對策，不讓不

良輿論搶占先機。否則，自己就會變得極其被動。迅速決策行動，讓公眾在最短時間內感受企業的態度和行動，取得社會諒解，使危機順利化解。對危機的反應速度，往往直接影響危機的擴散和惡化，決定能否抓住時機甚至把危機消滅在萌芽狀態。如果層層請示，注重環節程序，就可能失信于社會，貽誤戰機。

3.5公開坦誠，維護公眾利益。

對于消費者，商家負有永遠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消費者再小的損失面前，商家絕對不可以說“不”。若不及時與公眾溝通，就容易產生各種謠言、誤解。因此，危機發生后，企業要贏得公眾的信任，就需要采取公開、坦誠的態度，盡快提供以我為主的事件信息和行動情況。越是隱瞞真相，越會引起更大懷疑。處理危機不僅要從企業自身的角度出發，而且要考慮公眾利益，特別是受到企業產品和服務傷害的顧客、公眾，因此，要第一時間道歉，迅速改善質量與服務。如果只顧眼前利益、企業利益，不顧公眾利益，只顧減少企業成本和損失，必然會付出更大代價。

3.6重塑品牌。

對于優秀企業來說,企業品牌都是經過幾代人甚至上百年的歷史打拼出來的,應當像愛護自己的眼睛、生命一樣地去維護它、珍愛它,否則一旦毀損,再去修復,則需要幾倍、百倍的力量也不及。當危機來臨時,企業應知道危機難以避免,但危機必然潛伏著更大的商機,必須善于將危機轉化為重塑企業品牌的巨大商機,借危機增加消費者、政府、媒體進一步了解自己的機會,把拯救危機進行到底,通過謹守商業道德、社會責任、社會公德等來弘揚企業文化,提升社會文明,為社會進步做出企業應有的貢獻,從中分享社會公眾對優秀企業的信任和忠誠。

以上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如有不妥之處，還望老師指正。謝謝！

參考文獻：

1.2010年1月十大危機公關案例分析

2.姚小遠.《危機公關的失敗案例——雙匯危機公關》

3.陳安.《公關危機處理》

4.齊建國等.《企業危機公關管理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