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斯大林與列寧晚年的改革思想

斯大林與列寧晚年的改革思想

馬龍閃

2011-3-26 19:17:12 來源：《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4期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對列寧晚年思想、活動與斯大林言論行動的對比、分析, 認為列寧晚年同斯大林在黨和國家體制及其改革問題上存在著一系列分歧。列寧在 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從黨的十大到十一大和晚年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有關黨和國家 機構改革的思想和措施,包括黨政職能分開,限制個人權力過大,加強監督機制,反對 純行政手段,實行科學、民主決策,等等。但在列寧病重、出現權力交接危機的形勢下, 斯大林以各種借口,巧妙地抵制列寧的思想和主張,在一些問題上甚至逆列寧之道而 行之,結果反而使以黨代政更趨嚴重,個人權力更加集中。從這里可以觀察到斯大林 在其當政之初就在政治體制、政治結構上同列寧存在著分野,從此可透視出當時尚處 萌芽狀態的斯大林體制的若干特征。

【關鍵詞】 列寧，斯大林，改革，黨和國家機構

【作者簡介】 馬龍閃,1941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俄羅斯東歐 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006)

一

斯大林與列寧,斯大林主義與列寧主義的關 系,是社會主義發展史和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關 系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若干年以前似乎是沒 有爭議的,某個時期還曾有過一種“兩個領袖”的 理論,即把斯大林同列寧的關系描繪得如同恩格 斯和馬克思的關系。斯大林也自稱,他一生最大的 志愿就是做列寧的“忠實的學生”。20世紀60年代 以后,隨著列寧晚期著作的發表,對這種說法打上 了問號。后來,蘇聯和西方學術界就這個問題發表 了大量文章,其中認為斯大林在一些問題上背離 列寧的觀點漸漸多了起來,甚至曾一度占了上風 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特別是蘇聯劇變之后,俄 羅斯和西方一些學者出于否定列寧及社會主義的 目的,又一反過去,開始淡化或抹煞斯大林和列寧 的區別,甚至將他們完全等同起來,把斯大林錯誤 造成的問題歸結到列寧身上。這顯然是有違歷史 事實的。鑒于這種思想學術動向,在目前弄清斯大 林與列寧、斯大林主義與列寧主義的關系,就成了 一個關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真諦的重大 問題。由于這是一個困難而復雜的課題,要想在一 篇文章抑或一部著作中弄個明白,是不可能的。必 須對它加以分解,從各個側面、各個問題進行研 究。我們在此只想從列寧后期同斯大林在有關黨 和國家體制及改革問題上的分歧著眼,來談談這 一問題 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列寧后期的思想與活動, 并同斯大林的言論行動加以對照,就會發現,列寧 這個時期在黨和國家體制及其改革問題上同斯大 林存在著一系列分歧,而這些分歧在列寧和斯大 林的整個分歧中是最關鍵、最要害的問題之一,因 為從這里不僅可以清楚透視出斯大林對列寧和列 寧思想采取的態度,而且能夠從社會主義政治結 構、政治體制或政治模式的角度觀察列寧同斯大 林的分歧,并可以從這里進一步審視處于萌芽狀 態的斯大林體制

如果仔細、系統地研究一下列寧后期,即從俄 共(布)十大之后到列寧病逝前的言論和著作,就 會發現,關于改善黨和國家機構,反對官僚主義, 也就是改革黨和國家管理體制的問題,是列寧后 期最關注的重大事情之一。列寧幾乎在所有重要 場合的講話中,都涉及了這一問題。在他與其他領 導人的重要通信中,這也是其中心的話題之一。只 要細心研讀這一時期的列寧著作,還會發現,這一 問題是列寧腦子中的主要興奮點之一。如果再看 一看他病中口授的所有文件,除關于外貿壟斷制 那個文件外,可以說幾乎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文 件,無一不在實質上涉及了這個問題 那么,列寧在這大量的言論和著作中,有關黨 和國家的體制改革都講了哪些問題呢? 如果把列寧在俄共(布)十大之后,特別是 1922~1923年間有關這方面的言論和思想加以歸 納,可以看出,他主要談了以下幾個問題 1.改善蘇維埃國家機關實質上涉及俄國的文 化發展水平問題,特別是整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 眾的文化發展水平問題。這需要經過一整個歷史 時期的文化發展來解決 2.對于有些黨和國家機關以及有關人物手里 集中的過大的權力,應該加以嚴格地限制和有效 監督 3.應該明確劃分黨和蘇維埃機關的職權,不 要把一切問題都提到政治局和黨中央來 4.在領導黨和國家的工作中應反對“純行政 手段”,提倡以理服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5.要學會科學地組織勞動,使組織機構科學 化;要讓專家學者參與決策,使科學決策法律化, 民主決策制度化 6.要精簡機構,反對文牘主義,建立高效廉潔 的政府 7.要精心考察、選拔干部,實行機關工作人員 考試制度,反對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獎勤罰懶, 實行獎勵制度 列寧關于黨和國家管理體制改革的這一系列 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也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列 寧之所以在俄共(布)十大之后,特別在其晚年這 樣關注黨和國家體制問題,是因為國內戰爭結束 以后,由戰爭轉入和平、由軍事共產主義轉向新經 濟政策時期的客觀形勢提出了這一要求;這時,黨 和國家在體制上存在的問題也開始突現出來。因 此,解決這一問題急迫地提上了議事日程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俄共(布)十大提出的“向 和平狀態”過渡,改變不能適應“新時期”的極端集 中制和戰斗命令制,實行工人民主制,以及俄共(布)十一大提出的黨和蘇維埃職能分開,是列寧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給黨的建設規定的兩項重大 任務 在俄共(布)十大以后,特別是從1922~1923 年,列寧為貫徹十大、十一大關于組織問題和黨的 建設問題的決議,為實現黨和國家管理體制的改 革,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做出了十分頑強的 努力 我們知道,斯大林是在俄共(布)十一大之后, 于1922年4月3日舉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上被提名 為總書記的。到1923年4月召開俄共(布)第十二次 代表大會時為止,恰好就任一年,這期間他同時又 是政治局委員和組織局委員,列寧病后他作為“三 駕馬車”之一,與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一起結成 黨中央三個最高領導核心。他肩負這樣的重任,向 列寧第一次缺席的黨代表大會——第十二次代表 大會做了《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據 此,我們很自然、也有理由提出這樣的問題:斯大 林是怎樣貫徹黨的十大和十一大組織路線的?列 寧在這期間,特別是在十一大之后,即1922~1923 年當中,曾經就改革黨和國家管理體制問題做了 這樣多的指示和建議,那么,斯大林又是如何理解 和貫徹的呢?

原定于1922年12月召開的第十屆全俄蘇維埃 代表大會,要就黨和蘇維埃機關職能的劃分問題 作出相應決議。負責這一問題的專門委員在其報 告提綱中提出了明確原則:在國內和平條件下,共 產黨給自己保留的僅是基本的思想政治領導,而 全部實際工作應由蘇維埃擔當。但是俄共(布)中 央通過決議,從會議日程上取消了這一議題,只限 定討論成立蘇聯的問題。接著在這期間召開的省 委書記和組織部長會議上,決定擴大對蘇維埃和 工會負責干部登記分配的范圍,直到包括工廠管 理局成員和大型工廠負責人的所有經濟管理人員 都要加以登記,并以這種方法實際解決對他們的 選拔和使用問題① 這次會議以后,中央登記分配部部長瑟爾佐 夫在1923年第一期《俄共(布)中央通報》上發表文 章,進一步提出要把登記分配部選拔任命干部的 范圍擴大到司法偵察、財經、合作社等機構中去 上述決定和采取的相應舉措,沒有總書記的 指示是很難想象的 再看看斯大林向黨的十二大所做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以下簡稱《組織報 告》)是怎樣直接面對這個問題的。他在該報告第 二部分集中講了“黨和國家機關”問題,并且特意 指出,他是把“報告的這一部分和列寧同志的兩篇 著名的文章直接聯系起來談”的②。這里所說的 “兩篇著名文章”,是指列寧1923年1月23日口授的 《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和同年3月2日口授的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兩文。前一篇文章,注明是 “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后一篇 文章是前一篇文章的繼續,它們分別發表于同年1 月25日和3月4日《真理報》。這兩篇文章實際上都 是列寧在1922年12月23~26日口授的《給代表大 會的信》,即給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信的進一 步發揮。加上12月27日口授的《關于賦予國家計劃 委員會以立法職能》和12月29日口授的《關于增加 中央委員人數部分的補充意見》——所有這些文 章和文件,集中論述的都是有關黨和國家體制的 改革,用列寧自己的話說,是關于對“我們的政治 制度作一系列變動”的問題③ 對所有這些文件的內容,斯大林當時都是清 楚的。包括列寧指令用火漆密封,只有列寧本人或 列寧死后只有克魯普斯卡婭才有權啟封的《給代 表大會的信》(通稱“政治遺囑”),斯大林通過列寧 女秘書莉.福季耶娃,在列寧寫信的當晚就探聽得 知了④。在向十二大所做的《組織報告》當中,斯大 林之所以只提上述這兩篇“著名文章”,是因為它 們在列寧的堅持下立即在報上公開發表了,他作 為總書記和報告人,是需要對列寧這兩篇專講組 織問題和體制改革的文章做出交代的 那么,讓我們看看斯大林是怎樣將其報告中 專講“黨和國家機關”的這一部分同列寧的文章和 建議“聯系起來”的 斯大林一開頭就說:“許多人以為列寧同志在 這兩篇文章中所發揮的思想完全是新的。據我看, 這兩篇文章中所發揮的思想去年就已經在弗拉基 米爾.伊里奇的腦子轉了。你們大概還記得他去年 所做的政治報告。”⑤斯大林在這里說得很婉轉, 但仔細推敲其意,無非是在轉彎抹角地說,列寧這 兩篇文章的思想并沒有什么新鮮之處,這些內容 他在去年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都已講過了。在這 里,只要將他這番話同他竭力抵制發表《我們怎樣 改組工農檢察院》一文的情況聯系起來,就十分清 楚了 果真列寧這兩篇文章沒有什么新意,其思想 在去年的政治報告中都講過了嗎? 要弄清這個問題,只要將列寧在十一大的政 治報告同上述兩篇文章對照一下,看看他就黨和 機構問題是怎么講的,便可對斯大林的評述作出 回答了 那么,列寧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究竟就這個 問題講了些什么呢?

列寧一方面對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階級 類型,即蘇維埃的國家形式做了完全的肯定,他 說:“幾百年來,國家都是按照資產階級類型建立 的,現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資產階段的國家形式。” 因此,他說,“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已經創立”,這 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⑥。但是另一方面,列寧 又把蘇維埃國家的階級類型、國家形式同其具體 的國家機關形式做了區別,因此,他在肯定無產階 級類型的蘇維埃國家形式的同時,又對蘇維埃國 家機關采取了嚴厲的批評態度。他說,“我們的機 關糟透了”,它“實質上是從沙皇和資產階級那里 拿過來的舊機關”⑦。斯大林沒有把上述兩者加以 區分,而是將它們混為一談,籠統地說,蘇維埃“國 家機關就其型式來說是正確的”⑧,這就抹殺了列 寧對蘇維埃國家機關的批評。

①伊.弗.帕夫洛娃:《斯大林主義:權力機制的形成》(И.В.Павлова:《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新西伯利亞1993年俄文版,第78頁

②《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8 頁 ③《列寧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頁 ④《列寧研究》1993年第1輯,第27~28頁 ⑤《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8頁 ⑥《列寧全集》,第43卷,第106頁 ⑦同上書,第43卷,第341頁

⑧《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9頁。

斯大林把上述二者加以混淆,是有原因的,因為他沒有接受列寧的批 評,對國家機關采取的是一種辯護態度。其個中原 因,是他自工農檢查院建立之日起就是該機關的 人民委員,他和他所領導的這個監督檢查機關在 某種程度上是對整個國家機關的狀況負有責任 的。因此,斯大林在《組織報告》中完全回避了列寧 在十一大政治報告和“兩篇著名文章”中對國家機 關,特別是對工農人民檢查院提出的尖銳批評 非但如此,斯大林在《組織報告》中還明顯回 避了列寧在十一大報告中特別重視的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問題,即黨和蘇維埃機關職能分開的問題 仔細研讀一下列寧在俄共(布)十一大上所做 的政治報告及其總結發言,就會發現,劃分黨政職 能問題是列寧講話中關于機構改革的主要問題 列寧在政治報告中談到最后一個涉及黨和蘇維埃 機構問題時,就首先強調指出,“黨同蘇維埃機構 之間形成了一種不正常的關系”,即黨政不分,以 黨代政,“有些具體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 決”①。在講到這個問題時,列寧甚至為此承擔責 任,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在這一點上我也有很大 的過錯,因為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之間很多事都 是通過我個人來聯系的。”②在政治報告的總結發 言中,他又就這個問題強調指出,大會“取得了完 全一致的意見: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應該劃清 職權”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列寧在報告中提出了三 項具體措施:

1.提高人民委員會的威信,加強各人民委員 部的工作責任。這就要求大大裁減人民委員會和 勞動國防委員會所屬的各種委員會(列寧主張把 總共120個委員會減至16個),使它們直接對事情 負責;同時也要讓各部敢于負責,盡量解決它們各 自職責范圍內的事情,不要凡事往上推,把問題先 是提到人民委員會,然后又提到政治局。“應該制 止什么小事都找黨中央的做法”④ 2.加強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和立法職 能,使其常會正常舉行 3.提高區域經濟會議的威信,“擴大和發揮” 它們的“自主權和職能” 列寧提出這些具體措施,是為了在最高層,即 中央一級加強國家行政機關的職權,將黨和蘇維 埃機關的職能劃分開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第 十一次代表大會《關于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的決議 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在這個短短的、不到兩頁的決 議中,有關這個問題就占了4/5的篇幅。⑤可是,斯 大林代表中央委員會在向十二大所做的組織報告 對這個問題竟語焉不詳,好像這個問題不存在似 的。人們又會問:這是為什么?不難理解,因為斯大 林當時僅僅擁有黨內職位,而沒有兼任國家最高 行政職務,所以,當此列寧病危,面臨權力交接危 機時刻,斯大林不愿劃分黨政職權,竭力回避這個 問題是很自然的 那么,列寧在“兩篇著名文章”中又是怎樣闡 述黨和國家體制改革問題的呢?是否如斯大林所 說,這里“發揮的思想”,“在去年所做的政治報告” 中“就已經”談過了呢?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只要仔 細閱讀一下列寧這兩篇文章,并且把它們同列寧 晚年發表的其他文章和《給代表大會的信》聯系起 來加以研究,就會發現,列寧在這里提出了一系列 全新的思想主張 首先,列寧把改革黨和國家機構作為一個戰 略思想提了出來。在列寧看來,在西歐革命不能很 快爆發的條件下,俄國革命所依靠的基點應該轉 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東方國家方面來。用他自 己的話說,世界斗爭的結局,社會主義的最終勝 利,歸根到底取決于“俄國、印度、中國等構成世界 人口的絕大多數”⑥。為了使蘇維埃政權能得以堅 持到東方與西方“發生下次軍事沖突”,即世界革 命的總爆發,俄共“應該采取這樣的策略:為了保 住我國的工人政權,為了保持工人政權在我國小 農和極小農中間的威望和對他們的領導,我們必 須極其謹慎小心”,也就是說,必須建立一個能夠 代表工農利益的、具有嚴格監督機制的、善于自律 的政府,這個政府應是高效能的、能克服官僚主義 弊病的、善于厲行節約的和廉潔的⑦ 這就需要改革國家機關,對“實質上是從舊制 度繼承下來的”“舊機關”加以改造⑧，那么,怎樣進行這一改造呢? 列寧在這里抓住了改善、改革黨和國家機關的牛耳:加強監督機制。

①《列寧全集》,第43卷,第110頁 ②同上書,第111頁 ③同上書,第118頁 ④同上書,第111~112頁

⑤《蘇共中央決議匯編》,第二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 版,第150~152頁 ⑥《列寧全集》,第43卷,第391頁 ⑦同上書

⑧同上書,第391、341頁

具體地說,就是把工農檢查院作為“改善機關的工具”,將它“改造成真正的 模范機關”① 為此,列寧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了 一個“以特殊方式擴大中央監察委員會為基礎的” 改組工農檢查院的“計劃”和“建議”②。其基本內 容是:由黨代表大會選出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中 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應擴大至75~100 人;中央監委委員應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查,由黨代 表大會從優秀工人農民中選舉出來,享有與中央 委員—樣的權利,他們應有一定數量的人作為一 個“緊密的集體”,出席每次政治局會議,應該“不 顧情面”,“注意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總書記 記,還是其他某個中央委員的威信,來妨礙他們提 出質詢,檢查文件,以至做到絕對了解情況并使各 項事務嚴格按照規定辦事”③;同時,要把擴大的 中央監察委員會同改組后的工農檢查院的基本部 分結合起來,對國家機構行使監督和檢查職能。改 組后的工農檢查院應精減到300~400人,它仍由 人民委員和部務委員會領導,其職員一方面要在 工農檢查院其他委員和增派來的中央監察委員的 領導下做秘書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們應是“高 度熟練,經過特別審查、非常可靠的人”,應能履行 對一切國家機關的檢查職能。因此,工農檢查院 “應能確定我們整個國家機關的面貌”④ 列寧反復強調,要建立這樣高水平的監督檢 查機關,最重要的是提高其工作人員的文化素質, 使他們的工作“確實符合現代科學的水平”。為此, 列寧要求對破例委派為工農檢查院職員的公職人 員進行有關國家機關基本理論、管理科學和辦文 制度等等基礎知識的考試 列寧在周密籌劃這一監督機制的同時,在《給 代表大會的信》等文件中,還向十二大提出了兩項 建議:1.將中央委員會擴大到50~100人,以加強 中央的“穩定性”并“防止分裂”;2.“賦予國家計劃 委員會以立法職能”⑤ 列寧上述主張和建議盡管存在著操作上的難 度,其有效性也有待檢驗,但其實質是強化監督檢 查力度,加強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委的權力,限制 個人權力,倡導科學管理,賦予科學決策以法律效 力。這個改革方向無論如何是十分正確的 列寧提出擴大中央委員會,防止分裂的建議, 也是以以往正常程序選舉黨代表大會代表、以正 常方式選舉中央委員會為前提的。如果確能堅持 以前的做法,按列寧建議以擴大中央委員會來防 止分裂,的確可為一種有效方式。但日后的事實表 明,自黨的十二大開始,黨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并 未按這樣的正常程序進行,而是按照書記處指示, 主要由委派的省委書記物色出來的。這樣一來,由 省委書記遵照“指示”,挑選黨代會代表,再由這些 代表選舉出中央委員會,這便打上了深刻的人際 關系烙印。這當然達不到列寧原來預想的目的 列寧之所以主張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 職能,是同他一貫尊重科學決策,防范按唯意志論 和純行政手段管理國家的主張相聯系的。國家計 劃委員會是一個內行薈萃、專家和科技界人士云 集的機關,正全面發展成為一個專家委員會,而其 領導人又是在知識技術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和高度 科學修養的專家。對于這樣一個機構,列寧說,“行 政管理實質上應當是輔助性的”;以其具有科學機 關的權威來看,它“必須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 性”,因此,要賦予它的決定以“立法的性質”,責成 國家有關機構執行⑥。在計劃經濟所允許條件下, 為最大限度地防范唯意志論,列寧這一主張是有 重大意義的 應當特別提出,列寧是一貫反對“純行政手 段”的。他針對“某些能夠對國家事務的方針起決 定性影響的”領導人夸大行政手段的做法,指出: “在一定的地點和一定的時間,行政這一方面是必 需的,但是不應該把它同科學修養方面、同掌握廣 泛的實際情況、同吸收人才的能力等等混為一 談。”⑦列寧認為,夸大“行政手段”是“有害的”。他 說,“國家機關領導人應具有吸收人才的高超能 力,具有檢查他們的工作的相當豐富的科學知識 這是基本的方面。不然,工作就做不好。”⑧ ①《列寧全集》,第43卷,第380頁 ②同上書,第373頁 ③同上書,第377頁 ④同上書,第337頁 ⑤同上書,第383頁 ⑥同上書,第347頁 ⑦同上書,第346頁 ⑧同上書,第345頁

列寧關于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的主張,同他提出加強全俄執行委員會立法權的思 想是一致的。把這些主張同他關于嚴格監督機制、黨政職能分開和提高國家機構威信,使其敢于負 責的思想聯系起來,可以看作是列寧在一黨制條 件下,對采取科學民主決策,建立立法、監督、行政 等權力機制的一種頑強不懈的探索 列寧在其最后生涯所寫的這兩篇文章中,有 關黨和國家體制改革的思想和主張,同其在黨的 十一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的有關改善國家機構的思 想相比,是大大前進了一步,是有新的深刻內容 的。這些新思想可概括為:1.集中提出了一黨制下 的監督機制問題;2.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 立法、監督和行政機關職能的劃分問題;3.把以前 稱之為“改善國家機關”的提法提高到了“變動” “政治制度”的高度。從這一提法的變更上,可以看 出列寧賦予這一系列建議以更加深刻、更加廣泛 的內涵。然而,斯大林卻不愿意看到列寧這些建議 所包含的新內容,說什么,“這些思想列寧同志在 去年就已經發揮了,只是在今年他才運用這些思 想制定了一套嚴格制度來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 工農檢查院”①。這種說法,顯然是不符合列寧思 想的 二

為什么斯大林會與事實相違,對列寧有關體 制改革的指示和建議采取這種態度呢?對此,我們 應該聯系當時列寧病重、出現權力交接危機的形 勢,聯系他同列寧關系中的一些因素,從更深的層 次上去探尋原因。我們知道,列寧在1922年12月23 ~26日寫了《給代表大會的信》,開門見山地提出 改革“政治制度”問題。其中心是擴大中央委員會, 加強穩定,防止分裂;指出“分裂的危險”在于斯大 林與托洛茨基的矛盾。認為斯大林“當了總書記, 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對“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 地使用這一權力”沒有把握;還指出,斯大林作為 總書記有著“不可容忍的”“粗暴”,“建議同志們仔 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②。在這 里,列寧明確提出要撤換斯大林總書記的職務。可 以說,這個“遺囑”對斯大林是很不利的。斯大林馬 上了解到了這種情況。從各方面判斷,斯大林對此 是耿耿于懷的。因此,他對列寧有礙總書記權力地 位的改革主張采取了一系列對策 首先,掩蓋機關的問題,想方設法為機關辯 護,這是斯大林對列寧機構改革指示的主要做法 之一。凡是對列寧革命后的言論和著作稍為熟悉 一點的人都知道,列寧對蘇維埃國家機關的批評 是很多很多的,有時甚至還十分尖銳,自1921年以 后,列寧已不限于一般批評蘇維埃國家機關,而是 轉向對工農檢查院的批評,到1922年12月以后甚 至批評黨內機關的官僚主義。對此,斯大林都是清 楚的。他身為工農檢查院人民委員,對工農檢查院 的工作,對整個國家機關的狀況,后來作為總書記 對黨的機關,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他很 少談及國家機關的不佳狀況,更沒有就工農檢查 院的工作做過自我批評,而是采取各種方法為國 家機關辯護。黨的機關對他更加敏感,簡直是不可 觸碰的領地 斯大林對列寧體制改革主張的做法之二,是 對列寧的思想做了十分巧妙的歪曲。列寧晚期對 黨和國家體制改革提出的一系列主張,內涵相當 廣泛,意義也相當深刻。但斯大林將其全部內容僅 僅歸結為“挑選工作人員”,而且按照斯大林的說 法,“挑選”的僅僅是“能夠理解我們的指示并且能 夠忠實地執行指示的人”,并把他們安置在“我們” 所需要的“工作崗位上”③。聯系斯大林當時在機 關工作問題上的活動,大多是圍繞著鞏固總書記 的權力地位展開的,他這種做法的用意就相當清 楚的了 那么,斯大林是通過什么辦法,來“挑選”這種 既“能夠理解指示”,又“能夠忠實地執行指示”的 人呢?

對此,斯大林在《組織報告》中作了毫不含糊 的說明,就是:“擴大中央和地方的登記分配機 關”④。我們知道,中央和地方的登記分配機關是 直屬于中央書記處的,也就是說,是由總書記直接 管轄的。那么,請看斯大林是怎樣“擴大”登記分配 機關的 在俄共(布)十二大之前,中央書記處下屬的登記分配部原是同組織指導部分開的。

①《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9頁 ②《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9~340頁 ③《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頁 ④同上書,第172頁

1922年斯大林就任總書記不久,就指示剛剛到任的卡岡諾 維奇緊急改組了直屬于書記處的組織指導部。以前的組織指導部權限并不很大,經過改組以后,它 有權監督、檢查黨的各級組織并能向它們發布指 示,也有權系統地制定和協調黨的法規條令,同時 也有合法權力監督所有黨中央機關執行書記處的 干部問題決定。與此同時,登記分配部的權力也大 大擴充了。先前,登記分配部的職責只限于“動員” 廣大干部和工農分子到前線或各地方去,后來就 擴大權限,變成了向各省委和縣委委派書記和主 要干部。而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登記分配部的工作 權限,還不能僅僅“限于省委員會和縣委員會”,還 “必須毫不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門和黨賴以掌 握我們的經濟機關并實現自己的領導的全體工業 指揮人員”①。這就是說,登記分配部不僅把委派 干部的范圍限制在黨內,而且也擴大到了一切蘇 維埃機關和經濟機關。1923年,組織指導部和登記 分配部合并,取名組織分配部,由卡岡諾維奇出任 部長。有史料表明,僅從1922年4月至1923年3月一 年間,就做出了4750項重大任命②,這就把卡岡諾 維奇領導的這個部變成了負責黨和蘇維埃各部門 干部的總分配機關,由它一手掌握了干部的選拔 和任命大權 斯大林對列寧政治體制改革建議的對策之 三,是對列寧關于黨和蘇維埃機關職權分開的指 示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反其道而行之 前面已經提到,列寧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在 改革黨和國家機關問題上列為首位的就是黨政分 開,并且提出了具體措施。十一大根據列寧政治報 告做出的決議《關于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就此寫 道:“黨在保持對蘇維埃國家的全部政策實行總的 領導和指導的同時,應當明確得多地把黨的日常 工作和蘇維埃的工作、黨的機構和蘇維埃的機構 劃分開來。”③但是,根據斯大林向十二大做的《組 織報告》精神制定的十二大《關于組織問題》的決 議,關于黨政分開問題卻是這樣說的:“黨機關和 國家機關實行分工??當然是必要的,但決不能 絲毫損害黨的領導作用”;接著下文馬上強調指 出,要求黨“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領導國家機關 和經濟機關”④。從這兩個決議的行文和措辭可以 明顯看出,它們強調的側面和著重點是不同的。十 一大決議所強調的,是黨在“政策上”對國家實行 “總的領導和指導”;而十二大決議所強調的卻是 要黨“實際領導國家機關和經濟機關”,而對黨的 日常工作和蘇維埃機關的工作、黨的機構和蘇維 埃機構的劃分問題,卻只字未提,并且以有所針對 的論戰的口吻說:分工“當然”是要的,“但決不能” 如何如何??一個“當然”,緊接著一個“但”,把兩 個決議的不同處說得清清楚楚。十一大決議講得 十分明確,黨政機構“有步驟的劃分”,是為了“保 證蘇維埃機關更有計劃地討論和解決屬于經濟性 質的問題”⑤,十二大決議卻恰好相反,明確規定 要“實際領導”“經濟機關”;此外,它還規定,要對 “國家機關”進行“實際領導”,而并不是按十一大 決議所規定的,要“使黨在必要的程度上把精力集 中于黨的基本工作上,即對一切負責教育和組織 工人群眾的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⑥。這 一切,同十一大決議和列寧十一大報告精神顯然 是背道而馳的 不僅如此,在斯大林的《組織報告》和十二大 相應的決議中,從規定的具體措施看,在加強黨的 領導的名義下,明顯地強化了以黨代政的傾向。這 表現在,中央書記處通過組織分配部不僅分配、任 命省委和縣委領導干部,而且“選拔蘇維埃機關 的、其中包括經濟機關和其他機關的領導人員”, 并把這一做法規定為“黨的例行任務”。而實現這 一任務所“依靠”的措施保證,則是對“蘇維埃、經 濟、合作社和工會組織的領導人員和負責工作人 員”,“全面規定”以“登記和選拔制度”。⑦ 這里所說的“全面的”“登記和選拔制度”,通 過這個時期形成的全面“任命制”和官職等級名錄 制度得到了具體貫徹。1923年7月12日中央組織局 通過了《關于任命辦法》的決議。決議不僅規定對 黨內領導干部,而且對蘇維埃機關、經濟管理機關 和社會團體的領導人實行全面的任命,這就是所 謂的全面“任命制”。在這一“任命制”的基礎上,經過不斷修訂,這期間又逐漸形成了官職等級名錄制度。這項制度實際上是按照統一規定的標準格 式,對由中央最高層、中央組織分配部、中央各部 門和地方組織部門任命的干部進行登錄,并以此 為依據實行選拔、任命,分級加以嚴格管理的一種任命制度。“

①《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2頁

②《俄共(布)中央通報》(ИзвестияЦКРКП(Б)),1923年 第3期(總第51期),第39~40頁

③《蘇共決議匯編》,第2分冊,第151頁 ④同上,第299頁 ⑤同上,第151頁 ⑥同上 ⑦同上。

“官職等級名錄”依管理級別的不同,分 為第1號、第2號和第3號三種等級登錄表冊:第1號 名錄,登記的僅是依據中央決議任命的最高領導 層職務名單;第2號載入的是經由中央組織分配部 任命的領導人名單;凡沒有進入第1號、第2號名錄 的其他干部,必須按照中央組織分配部規定的統 一格式,由各部門國家機構登記造冊,這就是第3 號名錄,即部門官職等級名錄 1925年11月16日,中央組織局又通過決議,責 成所有省委、邊疆區委和各民族共和國黨中央, “以中央的官職等級名錄為指導”,“著手制訂各自 地方機關的官職等級名錄”①。這樣,從中央到地 方,官職等級名錄制度便普遍建立了起來 按照上述4個等級的官職名錄任命的干部范 圍,不僅包括各級黨的干部,還包括各級國家機 關、經濟管理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干部。十二大之 后,由組織指導部和登記分配部合并而成的組織 分配部,進一步從機構和職權上得到了擴大和加 強。這樣,這個部就變成了登錄、任命、管理各級黨 政和社會團體領導干部的最高機關 這樣,總書記通過中央書記處,具體經由主管 組織工作的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和組織分配部部長 卡岡諾維奇之手,經過組織分配的最高機關—— 中央組織分配部,牢牢控制住了黨和國家的全部 人事任免權,全面監督著第1、2號官職等級任命表 冊,同時也經常注視著第3號名錄的變動,這就一 手把握了整個權力的“樞紐”和杠桿,形成了黨政 合一的高度集中的干部管理機制。這種黨政合一 的干部管理機制,為以后整個黨政合一的政治體 制奠定了基礎 由黨的機關任命蘇維埃機關和經濟管理機關 的干部,起初曾引起國家行政和業務部門的強烈 不滿,因為黨的機關大多只注重出身和政治品質 的考核,并不太注重考察干部的業務能力,因而任 命的干部往往不符合業務工作的需要。這種由黨 的機關代替蘇維埃機關任命行政業務干部的做 法,顯然不符合黨政機關職能劃分原則,何況全面 的、由上而下的任命制也同俄共(布)十大提出的 黨內工人民主制相違背。然而,斯大林為在強化黨 的機關及其權力,特別是在強化中央書記處從而 也是強化總書記個人權力時,是并不介意于違背 黨的十大、十一大決議和列寧指示的 斯大林抵制列寧指示的做法之四,是沒有認 真改組工農檢查院,沒有加強監督和檢察機制。列 寧關于擴大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其權力,關于改組 工農檢查院,以及關于加強對黨政機關監督、檢察 力度的一系列建議和指示,集中體現在《我們怎樣 改組工農檢查院》和《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這兩篇 文章之中。列寧要公開發表這兩篇文章,斯大林起 初是竭力阻撓的。一是當1923年1月25日在《真理 報》發表《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時,刪掉 了有關監督總書記和中央委員的一段關鍵文 字②;二是在文章見報第三天,即1月27日,中央書 記處就通過當時的組織指導部向各省委下達了一 封由斯大林簽署的絕密信,指示各地方對列寧該 文不要賦予實際意義③。在列寧尚且清醒、尚能理 事之時,斯大林就對列寧采取了這種態度,更遑論 列寧在1923年3月病重之后了!所以,當這年3月10 日列寧病重失語以后,斯大林在十二大的《組織報 告》中沒有認真對待列寧在這兩篇著名文章中提 出的問題,就毫不奇怪了。

(責任編輯 常 玢)①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和研究中心檔案館(РЦХИ— ⅡНИ),第17庫,第69卷宗,第136分卷,第167頁

②伊.弗.帕夫洛娃:《斯大林主義:權力機制的形成》,新 西伯利亞1993年俄文版,第157~158頁

第二篇：列寧黨建思想與啟示

列寧黨建思想與啟示

2014-07-29 10:34 來源： 人民論壇 作者： 閆 銀

【摘要】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是世界上第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對列寧的黨建思想進行梳理和研究，有利于我們對無產階級執政黨如何建設黨、如何執政等問題進行總結，同時為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順利進行提供有益幫助。

【關鍵詞】列寧 黨建工作 執政黨 啟示

【中圖分類號】F091.9【文獻標識碼】A

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的領導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黨的階級性質及其取得政權的方式和資產階級政黨相比完全不同，因此，在布爾什維克黨執政后如何進行黨的建設方面，世界上并無先例可供借鑒。為此，如何將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建設成能夠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促進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執政黨，始終是列寧關注的重大問題。列寧對如何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建設進行了深入的探索與研究，并形成了豐富的理論與經驗，對當前我國推進執政黨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

列寧黨建思想的理論淵源

列寧黨建思想的理論淵源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馬克思、恩格斯的黨建學說。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黨建學說，統稱為馬克思黨建學說，其對無產階級政黨理論進行了深刻而科學的闡述。馬克思黨建學說論述了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必要性，同時論述了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標準、建設方式，這些理論學說為列寧黨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論淵源。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將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理論學說和具體實踐相結合，通過理論指導實踐，同時通過實踐豐富和發展黨建理論學說，使理論和實踐之間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列寧的黨建思想繼承和發揚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黨建理論和實踐之間相互結合的思想，主張在具體實踐中豐富黨的建設理論。

普列漢諾夫的黨建學說。列寧曾經跟隨普列漢諾夫反對俄國民粹主義思想，普列漢諾夫作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驅者，對列寧革命思想的形成尤其是黨建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普列漢諾夫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視為兩個完全不同層次的社會形態，按照其黨建學說的觀點，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而言，具有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優勢，基于這樣的信念，普列漢諾夫成為俄國最早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公開宣揚的政治家，并成為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主要創始者之一，他創建了“勞動解放社”，通過各種措施嘗試開展無產階級政黨建設，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俄國民粹主義的錯誤之處進行了揭露批判，這些都對列寧的黨建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比如，普列漢諾夫主張在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并要求“學會理解歷史發展的進程”，這對列寧以經濟為首要任務的認識具有重大的借鑒作用。在談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時候，普列漢諾夫指出：“歷史上真正重大事變和人物所以重大，旨在他們是社會機構和經濟條件發展的符號和象征。”①這些觀點主張，是普列漢諾夫

學說的精華，被列寧的黨建學說所吸收，認為執政黨的建設需要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

盧森堡的黨建學說。盧森堡是德國共產黨和波蘭社會民主黨的創建者之一，同時還是國際共產主義的杰出戰士、重要活動家，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盧森堡的黨建主張總是立足于現實，反復強調黨內民主的極端重要性，反復強調黨要緊密聯系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主張，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當然，盧森堡的黨建學說也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其雖然能夠準確認識人民群眾的重要作用，但在實踐中過于低估了黨的組織功能，始終沒有將黨建問題放在首要位置，從而使黨建學說不夠系統、不夠全面。從這些方面來看，列寧和盧森堡的觀點主張是完全不同的。列寧的偉大之處在于，除了向那些和自己的政見相同或者相似的同志學習之外，還非常善于向那些和自己的政見完全相反的人學習，和他們在爭辯的過程中汲取營養完善自身的理論主張。盧森堡的許多理論主張雖然和列寧的完全相反，但是列寧卻吸取了盧森堡黨建學說中的有益部分，比如吸取了盧森堡黨建思想中高度重視民眾作用、強調密切聯系群眾等方面的學說，盧森堡黨建學說中的有益部分成為列寧黨建思想重要理論淵源。

列寧黨建思想的主要內容

列寧黨建思想集中體現在其著作和具體的黨建實踐中，主要內容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執政黨要加強對國家的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成為執政黨之后，其執政地位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執政黨工作的開展成效而發生改變，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可能逐步提升，也有可能逐步降低，并且在執政黨和其他政黨的地位發生改變之時，執政黨的地位也會產生“微妙”變化。由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是世界上第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使國家關系發生了改變。面對這些改變，列寧認真思考了如何改變黨的領導方式、領導理念和領導任務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等問題，并進行了相應的政策實踐。

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黨內產生了嚴重分歧，不少人對黨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等認識問題產生了動搖，“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等提出了反黨的觀點和口號，其目的是取消黨的領導。列寧對這些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了嚴肅批判，并始終堅持：“黨是直接執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是領導者。”②他進而認為，執政黨的首要任務就是領導國家的各項經濟建設，同時加強對國家政權的領導，這是保衛革命勝利果實的現實需要。不僅如此，列寧認為執政黨還需要加強對其他政黨的領導，使各黨派能夠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執政黨要加強對工會組織的領導，使執政黨擁有最為廣泛的民眾根基；此外，執政黨必須采取措施克服社會民眾在文化上的惰性，建立全新的文化形態。

執政黨要加強思想理論建設。馬克思確立了“從思想上建黨”的重要原則，并成為馬克思建黨學說的重要內容。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從思想上建黨”的原則。對于如何“從思想上建黨”的問題，他認為，要高度注重理論的創新，反對理論的僵化和缺乏活力。對此，他提出了自己鮮明的具有實踐性的主張，認為必須將理論轉變為實踐，通過實踐證明理論的正確性，同時通過實踐對理論中的缺陷和

問題進行不斷的修正。由此可見，列寧是以較為靈活的實踐觀點對待理論問題的。在俄國革命過程中，列寧并沒有僵化不變地直接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俄國的革命與社會建設，而是將其和俄國的社會現實緊密地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了加強執政黨的思想建設，列寧主張通過創辦黨建理論刊物的方式，以及通過收集、翻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方式，推進馬克思主義教育，并對相關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交流，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同時，他還高度重視在全黨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資產階級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了揭露批判，高度重視全黨在思想上的團結，高度重視通過加強學習的方式提高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

執政黨要加強組織建設。切實加強組織建設，是列寧黨建思想的重要內容。列寧十分注重加強黨內民主建設，要求黨的組織和黨員依據黨章和黨的其他相關規定，以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參與、決定和管理黨內事務。列寧始終堅持認為，實現人民民主、堅持和鞏固人民民主的前提保障是黨內民主。為了保障黨內民主，列寧認為必須加強執政黨的組織建設。具體而言，要完善黨的組織結構，實行“中央集權、合理分工”，建立最高領導機關機構體系，設立黨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設下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其中，黨的中央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分別是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組織機構和負責日常事務的機構。在注重黨的機構組織體系的頂層設計的同時，亦十分重視黨的基層組織體系建構，要求全黨必須加強基層組織工作。列寧還在相關決議中對黨支部的建設問題作出了專門規定，要求省委、縣委切實加強黨支部建設。在加強黨的組織建設中，列寧還強調通過黨的專門機構負責開展全面而有力的監督工作，將這個專門機構開展的全面而有力的工作作為切實加強黨內監督的重要組織保障。按照列寧的要求，俄國共產黨成立了“監察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為無產階級執政黨史上第一個黨內監督的專門機構。針對俄共（布）在執政后出現了多個派別，對黨的執政活動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的實際，列寧主張取消黨內的派別，禁止任何形式的派別活動，切實加強了黨的統一。此外，對提高黨員隊伍的整體素質、保持黨的純潔性、確定詳細具體的組織原則等方面，列寧提出了明確主張，構成了列寧黨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執政黨要加強作風建設。列寧對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提升黨的執政能力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許多觀點和主張。首先，列寧認為必須保持執政黨的民主作風，以此防止執政黨在長期執政之后形成“獨斷”而非“民主”的作風，“獨斷”作風和民眾的期待與要求是格格不入的。關于黨如何保持和弘揚民主作風的問題，列寧認為必須實行集體領導體制，并且從黨的中央到地方均須設置專門的執行集體領導的組織機構，在集體領導體制上進行設計。強調通過依靠集體的經驗和智慧解決問題，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性。針對黨長期執政之后可能獨斷專行等這樣那樣的問題的實際，列寧主張實行黨內監督制約，在列寧的主張下，俄共（布）自1920年開始設置了黨內的監察機關，賦予監察機關較大權限和較大的獨立性，不斷提升其威信。在強化作風建設方面，列寧提出了十分鮮明的主張：“黨內的一切事務是由全體黨員直接或者通過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無例外的條件下來處理的。”③對執政黨如何密切聯系群眾的問題，列寧提出，要將執政黨密切同群眾的聯系作為黨的作風建設的主要內容，保持黨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堅定不移地反對官僚主義。除此之外，列寧還主張普遍實行選舉制，主張實行黨務公開制度等，這些主張構成了列寧黨建思想的主要內容。

列寧黨建思想對我國執政黨建設的啟示

中國共產黨自新中國成立后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面臨諸多的問題和困難。以黨建促經濟社會建設方面，我黨經歷了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逐步發展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列寧黨建思想的內涵極其豐富，涵蓋了執政黨的組織建設、作風建設、隊伍建設的方方面面，認真學習探究列寧執政黨建設的實現主張，對當前推進我黨的執政能力、提升執政黨建設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

一是始終堅持黨內民主促進執政黨組織建設。我黨在實現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化過程中，面臨比以前更多的決策問題。通過多年的努力，我黨的組織能力、執政水平得到了較大程度提高，黨在國家經濟社會事務中擁有廣泛的決策權力、組織和執行權力，對國家重大方針的決策能夠產生重大影響；黨的政策對國家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亦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如按照“黨管干部”的原則對黨政領導干部實施管理，掌握輿論宣傳的方向等等，這都說明我黨作為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列寧黨建思想告訴我們，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之后，通過長期的執政可能放松警惕，可能形成獨斷專行的作風，黨組織的領導干部可能形成“一言堂”，聽不進他人的意見建議。

列寧黨建思想啟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黨內民主，通過發揮黨內民主集中黨員的智慧和力量解決執政過程中面臨的各項困難和挑戰。同時，要將黨內民主作為更好地實現和鞏固人民民主的前提保障，要求以科學化的決策機制保障黨內民主，促使決策上的失誤和偏差能夠得到及時糾正。

二是始終堅持聯系群眾促進執政黨作風建設。加強作風建設、密切聯系群眾是列寧黨建思想的重要內容。在新時期借鑒列寧黨建思想為我國執政黨建設服務，應該發揚我黨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與此同時切實加強思想作風建設、學風建設、工作作風建設、領導作風建設和干部生活作風建設。貫徹群眾路線和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具有緊密聯系，是否能夠貫徹群眾路線是黨的作風好壞的標準。保持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黨的工作作風的核心問題、關鍵問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高度重視和人民群眾的聯系，注重向人民群眾學習。密切聯系群眾、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我黨的“三大作風”。

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戰爭的時期，我黨始終堅持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并且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擁護下才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我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在執政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密切聯系群眾的路線，在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支持下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勝利，有效推進了我國各項事業取得新業績。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的重要歷史時期，只有繼續堅持黨緊密聯系群眾的傳統，將人民群眾作為我黨各項事業建設的勝利之本、力量源泉，才能更好地克服新的歷史征程中的一個又一個困難和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能順利實現。

三是始終堅持監督制約促進執政黨廉政建設。列寧始終強調和主張必須堅持黨內監督制約，以更好地防止黨的權力被濫用，包括被各級黨組織濫用和被黨的少數負責人濫用，在列寧的主張下俄共（布）成立了監察委員會，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執政黨黨內監督的首個專門機構，列寧關于這個機構開展工作的一系列重

要論述，以及其他如何強化內部監督制約的論述，對開展黨內監督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當前，我黨已有60多年的執政經驗，在長期的執政過程中，我黨極少數領導干部產生了不思進取、貪圖享樂等不良風氣，甚至極少數黨的領導干部走上了貪污腐敗的違法犯罪道路，受到了法律的懲罰。黨的高層已經充分認識到我黨在長期的執政過程中已經產生了少數腐敗分子，黨員總數在急劇增長的同時，極少數不符合黨員要求的人員混入到了黨的隊伍當中。為此，十八大以來我黨切實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同時在部分地區積極探索不合格黨員退出機制，黨員隊伍素質不斷提升。我們借鑒列寧黨建經驗推進執政黨建設，就必須切實健全完善黨內監督機制體系，同時將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有機結合，進一步健全完善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

【注釋】

①［俄］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著作選集》（第2卷），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

②《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3頁。③《列寧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9頁。

第三篇：列寧法制反腐敗思想初探

列寧法制反腐敗思想初探

【原文出處】學術論壇

【原刊地名】南寧

【原刊期號】20067

【原刊頁號】6～9

【分 類 號】A1

【分 類 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

【復印期號】200611

【作 者】張國安

【作者簡介】張國安，華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泉州 362021

【內容提要】依靠法制反腐敗思想是列寧反腐倡廉思想的核心內容。它包括懲治腐敗要依靠法制，要有法可依，要從嚴執法，要建設司法機關和司法隊伍，要加強法制教育，要完善法律監督等。研究列寧法制反腐敗的理論和實踐，對于推動我國當前反腐敗斗爭、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 鍵 詞】列寧/法制/懲治腐敗/黨的建設

【參考文獻】

[1]列寧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列寧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列寧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列寧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列寧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列寧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列寧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列寧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列寧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0]列寧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列寧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列寧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列寧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列寧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列寧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列寧法制反腐敗思想是一個內容豐富、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懲治腐敗要依靠法制

列寧認為，在俄共(布)黨內和蘇維埃國家機關中出現的諸如鋪張浪費、貪污受賄、追求特權、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是蘇維埃國家機關身上的一種“膿瘡”，是無產階級政黨面臨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它嚴重地侵蝕著黨的肌體，危害著國家政權的性質，妨礙蘇維埃國家經濟建設。他說：“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1](P300)“如果不進行有步驟的和頑強的斗爭來改善機構，那我們一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2](P376)在這里，列寧從保持黨的政治地位、鞏固蘇維埃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宏偉事業的戰略高度，把腐敗問題看成是關系到蘇維埃政權會不會改變顏色的重大問題。正是從這個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列寧闡述了依靠法制反腐敗的重要思想。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不久，針對俄共(布)黨內和蘇維埃政府內出現的某些腐敗現象，列寧指出：“必須雷厲風行地立即提出一項法令草案，規定對行賄受賄者(受賄、行賄、為行賄受賄拉線搭橋或有諸如此類行為者)應判處不少于10年的徒

刑，外加強迫勞動10年。”[3](P138)在新經濟政策實施后，有些黨員干部經不起考驗，腐化墮落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對此，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經濟工作問題的指令》，指示司法人民委員部要“狠抓兩件事”：一是要讓人民法院“嚴格監督私營工商業者的活動，既不允許對他們的活動做任何限制，又要讓他們始終不渝地遵守共和國的法律，有半點偏離都要嚴加懲處”；二是“要讓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對官僚主義的拖拉作風和經濟工作上的指揮失當進行司法追究”[4](P361-362)。由此可見，列寧是主張依靠法律的執行來懲治政府部門的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的。

列寧依靠法制反腐敗的思想，首先，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得出的科學論斷。十月革命勝利后，為了確保蘇維埃政權的人民性，防止國家公職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列寧和俄共(布)非常注重加強黨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加強清正廉潔教育，消除升官發財思想。俄共(布)“八大”還專門制定了對黨員進行教育的提綱，“十大”、“十一大”都把對黨員進行共產主義教育作為主要議程，并制定了相關決議。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各種腐敗現象反而愈演愈烈，“不僅在我們蘇維埃機關里有，而且在我們黨的機關里也有”[5](P386)。對此，列寧并沒有消極悲觀、張皇失措，而是在冷靜地分析了腐敗現象賴以產生的根源的基礎上，提出了依靠法制反腐敗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諸了實踐。其次，他對法制在反腐敗斗爭中的作用作充分肯定。列寧指出：“法令，這是號召群眾實際行動的指令……法令的作用在于使傾聽蘇維埃政權意見的那成百、成千、成百萬的人學會采取步驟。”“假使我們拒絕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們就會是社會主義的叛徒。”[6](P188)列寧把法律、法令看作是治理國家的一種方式，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保證，當然也是嚴懲各種腐敗現象的法律武器。依靠法制預防和懲治腐敗是列寧晚年反復強調的一貫主張。

二、懲治腐敗要有法可依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及時提出了黨和國家機關要向依法治國的方向轉變，他指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之后，象任何階級一樣，要通過改變同所有制的關系和實行新憲法來掌握和保持政權，鞏固政權。”[7](P299-300)他要求黨和國家機關都要“加強法制……為法制而斗爭”[4](P498)。由此可見，依法治國是列寧法治思想的關鍵內容。

依法反腐敗的根本前提在于制訂反腐敗法律，做到有法可依。因此，列寧高度重視反腐敗的立法工作，認為要防止和消除各種腐敗現象，就必須加快立法進程，把各種防范和治理腐敗現象的措施“詳細地記載下來，加以研究，使之系統化，……并且定為法規”[8](P184)。根據列寧的建議，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于懲辦受賄的法令》，其中規定：“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擔任國家職務或社會職務的人員……利用進行其職權范圍內的活動或協助進行其它部門公職人員職權內的活動而犯有受賄罪者，應判處不少于5年的徒刑，服刑期間強迫勞動(并沒收其全部財產)。”[9](P227)1918年，全俄蘇維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革命法制的決定》，其中第1條就規定：“法制應當加強(或得到最嚴格的遵守)，因為俄羅斯聯邦法律的基本原則已經確定。”[10](P130)此后，在列寧的領導下，相繼通過了一系列反對腐敗現象的法律和法令，如《關于賄賂行為》《關于消滅拖拉現象》的法令等。僅在1919年至1923年出版的《俄羅斯聯邦法令匯編》中，就收入了相關法令16個。1922年《蘇俄刑法典》有關“職務上的犯罪”一章中，也明文規定：凡公職人員濫用職權、逾越職權、玩忽職守、貽誤工作、損害政權機關的威信、侵犯公民權益、貪污受賄、偽造文件、泄露機密等，視其情節輕重，給予免職處分或判處一定的徒刑。上述法律法規為嚴厲打擊各種腐敗行為，加強廉政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懲治腐敗要從嚴執法

在領導蘇維埃政權建設的7年中，列寧十分重視同各種腐敗行為和犯罪行為作斗爭，號召人民群眾同這些腐敗分子和違法犯罪分子“開戰”。“對這些人民的敵人，社會主義的敵人，勞動者的敵人，要毫不寬容”；“只要他們稍一違背社會主義社會的規章和法律，就無情地予以懲治。在這方面任何軟弱、任何動搖、任何憐憫，都是對社會主義的極大犯罪”[11](P207)。1918年，當列寧得知莫斯科革命法庭輕判了莫斯科偵察委員會4名犯有貪污和受賄罪的工作人員后，不禁拍案而起，立即致函俄共(布)中央：“我請求把審判貪污案件(1918年5月2日)的黨員開除出黨的問題列入議程，因為他們對案情屬實，本人供認不諱的受賄者只判了半年監禁。不槍斃這樣的受賄者，而判以輕得令人發笑的刑罰，這對共產黨員和革命者來說是可恥的行為。”[8](P263)在列寧的堅持和催促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重審了這個案子，結果有3名被告各被判處了10年徒刑。

不僅如此，列寧還主張，在腐敗行為相同的情況下，對共產黨員的懲治應加倍嚴厲，堅決禁止對黨員干部重罪輕罰、袒護包庇的現象發生。列寧強調指出：“對共產黨員的懲處應比對非黨人員加倍嚴厲，這同樣是起碼常識。”[4](P426)1922年春，針對莫斯科蘇維埃中央房產局營私舞弊案，列寧憤然寫道：“莫斯科委員會(包括捷連斯基同志)事實上包庇應該絞死的犯罪的共產黨員，已經不是頭一回了。這樣做說起來是由于犯了?錯誤?，但是這個?錯誤?的危險性極大。”他建議，馬上“宣布給包庇共產黨員(包庇的方式是成立特別委員會)的莫斯科委員會以嚴重警告處分；向各省委重申，凡試圖對法庭?施加影響?以?減輕?共產黨員罪責的人，中央都將把他們開除出黨；通告司法人民委員部(抄送各省黨委)，法庭對共產黨員的懲處必須嚴于非黨員。凡不執行此項規定的人民審判員和司法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應予撤銷職務”。他還特別強調：“執政黨竟包庇?自己的?壞蛋！真是可恥和荒唐到了極點。”[5](P53-54)

從嚴懲治腐敗，既是貫徹執行社會主義法制的要求，也充分體現了列寧和俄共(布)執政初期堅決懲治腐敗現象的決心和力量。然而，列寧之后的蘇聯領導人破壞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使得政治權力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導致了“以言代法”、“以權代法”和“以權壓法”等腐敗現象的蔓延，最終導致了亡黨亡國的悲劇。

四、懲治腐敗要建設司法機關和司法隊伍

列寧深知，要同占據黨政機關要職的腐敗分子作斗爭，是一項非常復雜、非常困難和非常艱巨的任務，如果沒有一個獨立行使司法權的司法機關，沒有一支政治素質好、業務水平高的司法隊伍，就不足以肩負起運用法律武器懲治腐敗的重任。因此，列寧非常重視蘇維埃司法機關的改進和司法隊伍的建設工作。

列寧認為，反腐敗的法律能否得到貫徹執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司法機關和執法人員能否獨立行使司法權和依法辦事。為此，列寧提出了司法獨立的思想。他主張法院應該依法獨立地對腐敗分子進行審判，黨組織不應干預。對腐敗分子只能“提交法庭審理”，對禍國殃民的嚴重的腐敗分子要“就地審判，立即槍決”[2](P222)，堅決反對黨組織庇護黨內的腐敗分子。1921年6月16日，俄共(布)中央未經列寧同意公布了一個《關于黨的機關與司法偵查機關相互關系》的通告信，其中第4條和第5條的內容分別是：司法機關必須將待審的共產黨員交由黨委委托的人員保釋；黨委必須在向它介紹案情后三天內就案件的實質作出結論。這實際上就是使黨委的決定成為黨對法庭的指示并預先決定法庭的審判結果，從而否定了司法機關的獨立審判權。列寧得知此事后十分不安，指出第4條和第5條“依我看是有害的”，“對共產黨員更要追究法律責任”[4](P267-268)。接著列寧和中央政治局責成司法人民委員部按照黨員因一般刑事案件交法庭審判時應加重判刑和“消除任何利用執政黨地位得以從輕處理的可能性”的精神，對通告信進行全面修改。列寧還多次強調要正確處理黨和司法機關的關系，主張黨的機關和共產黨員要帶頭支持司法機關獨立審判，保證司法機關獨立地行使其職權而不受任何機關和個人的干涉。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通過黨對人民審判員和革命法庭成員施加影響，以改進審判工作和加緊懲治”[4](P425)；而司法機關則“不僅要認真對待我們共產主義法律的條文，而且要認真對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絲一毫違背我們的法律，——這些就應當是司法人民委員部在新經濟政策方面的基本準則”[4](P428)。顯而易見，在列寧看來，黨組織干預司法機關的工作，必將嚴重影響對腐敗分子的審判。

為了提高懲治腐敗的執法水準，列寧還十分重視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司法隊伍。他主張：首先必須純潔司法隊伍，將那些混進司法隊伍的人清除出去。他說：“我很希望我們能從黨內趕走10萬到20萬混進來的人，他們不僅不會同拖拉作風和貪污受賄行為作斗爭，而且妨礙同這些現象作斗爭。”[4](P197)同時，列寧認為應該“從共產黨員中間物色一些處理拖拉問題有經驗的精明的?專家?，兩三個也行，但必須是比較嚴厲、辦事比較果斷的人”[1](P1-2)，把他們充實到司法隊伍中去。此外，司法隊伍還應該吸收一批受過“充分的法學教育，能夠抵制一切純地方影響的可靠的共產黨員”[5](P196)，切實加強依法審判腐敗分子的力量。列寧認為，只有集中到最優秀的司法人才，即“具有真正現代素質的人才”，“同西歐優秀人才相比并不遜色的人才”[5](P378)，才能形成一支懂法、守法和忠于人民利益的優質的司法隊伍，才能保證反腐敗法律的全面準確的實施，從而更有效地治理國家。

五、懲治腐敗要加強法制教育

反腐敗立法為防范和打擊各種腐敗行為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據。然而，這些法律和法令的執行和遵守卻很糟糕，“不僅農民不會利用，就連相當多的共產黨員也不會利用蘇維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風和官僚主義作斗爭，或者去同貪污受賄這種道地的俄國現象作斗爭”[4](P197)。個中原因在于廣大工農群眾的法制觀念十分薄弱，一些黨員干部的特權意識嚴重，工作上主觀隨意性很大，而這正是腐敗現象賴以滋長和蔓延的主觀原因。有鑒于此，列寧認為，必須加強法制教育，把法律武器交給廣大干部群眾，使他們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同各種腐敗行為進行斗爭。對此，列寧提出了以下主張：

1.大力宣傳新法制，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針對俄國經濟文化落后、民主和法制傳統缺乏的狀況，列寧強調不能只是創立新法制，還要大力宣傳新法制，在全民中開展法制教育，從而使人人都養成遵法、守法和護法的良好習慣和自覺性，并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同各種腐敗行為作斗爭。1918年，全俄蘇維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確切遵守法律》的決議，要求共和國的全體公民，都要嚴格遵守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法律和中央政權機關過去和現在所頒布的決議、條例和命令，明確指出了所有的人包括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要嚴格遵守法律。1918年蘇維埃憲法頒布后，列寧十分重視憲法的宣傳工作，他說：“我們盡力幫助每個民族得到獨立自由的發展，幫助它們多出版、多發行本民族語言的書報，我們還翻譯和宣傳我們的蘇維埃憲法。”[12](P108)

2.消除特權思想，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俄共(布)執政后不久，列寧就指出：“讓黨員享有優先權是一種弊端，因為這樣做，騙子就會混進黨內來。同志們，我們無論現在和將來都要同這種現象作斗爭。”[6](P15)為了嚴禁黨員以權謀私、以權壓法，列寧特別強調，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更應當模范遵守法律，依法辦事，把自己的一切活動置于國家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共產黨員沒有超越國家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權。對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以權謀私、違法犯罪，必須追究查辦，依法予以嚴懲，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列寧說，法律“如果不認真地執行，很可能完全變成兒戲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12](P365)。

3.依法公開審判腐敗分子，通過法制實踐對廣大干部群眾進行法制教育。列寧認為，司法機關對腐敗分子的審判應該公開，尤其是要選擇那些“比較引人注目”的案件進行公開審判。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要“使每次審判都成為有政治影響的事件”[1](P1)，從而對廣大干部群眾產生巨大的教育作用。列寧認為，對腐敗分子進行公開審判“具有特殊意義”，“它的社會影響，與不公之于眾而由黨中央少數人私下了結可惡的拖拉作風的可惡案件的愚蠢做法相比，不是要大一千倍嗎”[1](P149)？

六、懲治腐敗要完善法律監督

列寧深刻地認識到，要防止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僅僅依靠對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事后的制裁是不夠的，還必須建立一系列法律監督制度，使之成為“全民的、包羅萬象的、到處通行的”活動，以便從制度上堵塞腐敗現象賴以滋生和蔓延的漏洞。因此，列寧十分重視法律監督的作用，并從全局的高度對如何完善法律監督，防止腐敗，作了多方面的論述。

1.建立和強化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使它成為一道任何腐敗分子無法逾越的防線。列寧認為，國家“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于零”[13](P95)。因此，列寧在《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把法律監督機關的建設擺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在談及工農檢查院的建設時，列寧指出：“我們應當把作為改善我們機關的工具的工農檢查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機關”[5](P380)；并就如何改組工農檢查院，使之更好地發揮法律監督作用，提出了如下有益的建議：一是把工農檢查院和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結合起來，以提高它的威信和增強它的權力；二是精簡機構，提高工作質量；三是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提高監督檢查人員的基本素質。“我們必須用完全特殊的辦法，經過極嚴格的考核來挑選工農檢查院的職員。”[5](P381)

2.實行廣泛的群眾監督，充分發揮人民群眾法律監督主體的作用。為了建立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自下而上的法律監督機制，“以便消除蘇維埃政權的一切可能發生的弊病，反復地不倦地鏟除官僚主義的莠草”[8](P186)，列寧提出了以下主張：一是大力發展蘇維埃的罷免制。“法官以及民政方面和軍隊方面的公職人員都由人民選舉產生；所有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數選民的決定隨時撤換。”[14](P487)二是要讓人民群眾選派代表，參加專門設立的監督機構，實行間接監督。列寧說：“工人自己的監督要比任何工廠警官的監督更加有效。沒有這種監督，法律就不會實行。”[15](P360)列寧還特別強調要“逐步地請各地農民(必須是非黨農民)參加中央的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的工作”[7](P73)，以此培養工農群眾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從而提高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程度。三是要建立群眾信訪制度，保障人民群眾有效地行使檢舉、揭發和控告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亂紀的權利。對那些拖延審查揭發、控告案件的失職人員，列寧提出要堅決“追究責任，不管他是什么?級別?”[1](P170)。如果對進行揭發、控告的群眾打擊報復，列寧指出，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必須給當事人以嚴厲的制裁，并把他們送交法庭審判。

總之，列寧依靠法制懲治腐敗的思想，遠遠不是上述幾個方面可以概括的，其內容是相當豐富的。列寧的法制反腐敗思想，既深刻前瞻，又全面系統。它對于我們黨和國家從制度上預防和懲治腐敗，從嚴治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無疑具有直接的啟示作用。

第四篇：列寧新聞思想探究

列寧新聞思想探究 導言

新聞是列寧領導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手段，我們把列寧對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基本觀點稱為“列寧主義新聞觀”。他的新聞思想也是列寧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考查列寧新聞事業的發展過程，還是考查列寧的新聞思想軌跡，都可以看出明顯的層次和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893年到1903年，這個階段是布爾什維克的建黨時期，所以我們也把列寧在這個階段的思想概括為“建黨時期”的新聞思想，列寧在這個階段的新聞思想主要是對報紙作為集體的“組織者”的論述。

第二個階段是從1903年到1917年，這個階段是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奪權時期，我們把列寧在這個階段的新聞思想叫做“奪權時期”的新聞思想，他在這一階段的思想主要是關于黨報的黨性思想，這也是列寧對馬克思新聞觀中黨報思想最直接的繼承。

第三個階段是從1917年到1924年，這個階段布爾什維克已經奪取了無產階級政權，開始了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無產階級的政權建設，所以這個階段的列寧新聞思想也叫做“建設時期”的新聞思想。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審時度勢，提出了新聞作為社會主義事業建設工具的思想。一列寧新聞活動簡介 1.建黨時期的新聞活動

列寧最初的革命生涯就和新聞息息相關。1893年，已經是飽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列寧來到圣彼得保，在這里因為自己出色的組織才能和深厚的馬克思主義修養，迅速成為了當地馬克思主義者的領袖。1894年列寧寫作了重要的文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者》，這篇文章經過馬克思主義秘密小組的抄寫并膠印，得到了秘密的出版。這篇文章的秘密傳播對當時整個俄國對俄國的革命形勢的認知產生了極大的作用，挽救了很多人迷途的思想，并借此機會大力地宣傳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

1895年，列寧在瑞士日內瓦認識了普列漢諾夫以及“勞動解放社”的其他成員，在這里，列寧開始意識到了一份可以正常出版的報紙對于凝結革命力量的意義。于是，當年的秋天，列寧趕回圣彼得保，開始籌辦一份秘密報紙，從而在這張報紙的旗下聚集起當時俄國最優秀的革命分子，并把一盤散沙的20多個馬克思主義小組聯合起來。這份秘密籌辦的報紙叫《工人事業報》，是“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的機關報。列寧和他的戰友們為這份報紙的籌備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列寧為創刊號撰寫了《告俄國工人》的發刊詞等一系列文章，但就在萬事具備之時，沙皇警察逮捕了“斗爭協會”的主要成員，創刊號的稿件也全部被查收。就這樣，列寧試圖以一份報紙聚集革命力量的計劃失敗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的社會矛盾已經日益尖銳，預示著革命即將來臨。但另一方面，作為革命領導者的社會民主工黨的狀況卻極不符合當時的革命形勢：雖然1898年社會民主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該黨的成立，但是實際上社會民主工黨卻是一盤散沙，連最起碼的黨章和黨綱都沒有，更缺乏統一的領導。

面對這樣的危險狀況，列寧指出“我們認為現在最迫切的任務是著手解決這些問題，為此就必須把創辦一個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組有密切聯系的黨的機關報作為我們當前的目標。我們認為，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把這個工作作為最近期間的全部活動內容。沒有這樣的機關報，地方工作仍然是狹隘的‘手工業方式’”。列寧決定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他遠赴德國，和“勞動解放社”協商辦報事宜。經過了長時間的協商和妥協之后，1900年12月24日《火星報》終于在德國的萊比錫正式創刊，之所以叫《火星報》是取了普希金的詩句“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的意思。列寧是《火星報》靈魂人物，他不但是它的發起者和創辦者，在報紙出版以后，他還親自編輯每一部報紙，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火星報》編輯的理念在列寧的領導下很好地遵循了它作為社會民主黨的凝聚劑的作用，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火星報》的工作是宣傳馬克思主義，闡釋革命的正確理論，統一黨內五花八門的思想，為建立一個統一和團結的黨奠定思想上的基礎。其次，《火星報》的第二個任務就是組織代辦員網，為建黨奠定組織基礎。《火星報》所選擇的代辦員都是意志堅定、能力出眾的革命者，他們奔赴俄國各地，建立代辦點，這些代辦點實際上就成為了當地革命分子的集散地，因此，通過代辦員以及代辦點的形式，《火星報》就把全國的革命力量有機地組織起來了。而且列寧還經常要求代辦員提供稿件，從而保持和俄國的工人運動保持密切的聯系。最后，《火星報》的第三個任務就是制定黨綱和黨章，籌備召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1901年整整一年，列寧都把制定黨章作為《火星報》編輯的中心任務。在經過了反復的討論和妥協后，黨的綱領草案基本成形，并在1902年6月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之后，列寧又撰寫了大量的文章闡述了黨綱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并解釋了黨綱中所采用的革命策略。《火星報》對第二次黨代會召開的籌備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鑒于《火星報》的卓越成就，在這次會議上《火星報》成為了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2.奪權時期的新聞活動

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最終分裂為兩個派別：“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前者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后者則信奉“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等錯誤思想。由于孟什維克的操縱，列寧于1903年底退出了《火星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帶領著布爾什維克進入了艱難的奪權時期。

（1）從《前進報》到《新生活報》

列寧深信布爾什維克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為了繼續和孟什維克以及一切悖理馬克思主義的派別作斗爭，他深刻感到布爾什維克首先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輿論陣地，他在《給同志們的信》中寫道：“沒有自己的出版機關，多數派就根本不可能自立??擴大自己的出版機關和組織自己的運輸機構的任務，已經迫切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了??我們這樣做完全符合國內大多數布爾什維克的愿望，完全符合我們在黨內斗爭中所采取的行動”。于是，1905年1月4日，布爾什維克自己的機關報《前進報》在日內瓦創刊。《前進報》揚棄了原來《火星報》作為全黨報紙時所必須作出的妥協，更加革命，更加徹底地站在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火星報》相比，《前進報》最大的任務不是為了建黨，而是闡釋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立場，他的角色是進行黨內斗爭的輿論工具。

《前進報》作為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在列寧的領導下很好地代表了布爾什維克的立場，闡明了革命的真理，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被排斥的時候，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雖然它只出版了18期，但對于布爾什維克的斗爭卻起到了非凡的意義。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決定再次創辦全黨的機關報——《無產者報》，它于1905年在日內瓦創刊，再次由列寧負責編輯工作，因此《前進報》停辦。

由于革命形式的不斷高漲，專制政府被迫作出了一些讓步，所以“我們黨的活動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集合、結社、出版自由已經取得了。”于是，在國內創辦一份合法報紙就勢在必行了，1905年11月2日，《新生活報》在圣彼得保創刊出版，從11月8日開始編輯工作由列寧主持。利用《新生活報》列寧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闡述了無產階級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任務，此外列寧還闡述了新聞出版物的黨性問題，如《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就是最著名的文章，它發表在該報的第12期上。

除了《新生活報》外，布爾什維克利用沙皇的讓步還創辦了《浪潮報》、《回聲報》等一系列黨報。但這些報紙的革命呼聲還是不為沙皇政府容忍，不久之后都被查封了。（2）《真理報》

《真理報》是在布爾什維克的整個奪權斗爭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報紙。

當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結束以后，俄國又迎來了革命的高潮，針對這一現狀，工人階級急需一份通俗的報紙來指導和宣傳自己的革命運動。于是，《真理報》根據這種需要于1912年5月5日于圣彼得堡創刊，從創刊之初到1914年，列寧主要是在思想上指導它的編輯工作，確保了《真理報》的革命性和黨性。1914年6月，在第一次大戰爆發前夕，因為內憂外患的嚴重局勢，沙皇政府查封了《真理報》，列寧復刊了《社會民主黨人報》以及創辦了《共產黨人》雜志暫時代替了《真理報》的宣傳作用，列寧利用這些刊物闡明了布爾什維克對于這場戰爭的態度，指出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布爾什維克和工人階級不應該支持這種不義之戰，相反要利用沙皇政府在無暇內顧的時機下，采取必要的行動推翻其統治。通過這些宣傳和論述，列寧和孟什維克在日俄戰爭期間采取的相同的“護國主義”立場進行了論戰，為最終的革命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1917年，彼得堡爆發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二月革命”的結果使得俄國國內出現了兩個政權：資產階級政權和工農蘇維埃政權，前者宣布繼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舉動暴露了它發動的本質，于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決定再次發動革命，推翻這個發動政權，它指出“準備在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上取得勝利，現在主要的事情是辦報，把工人組織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中去?..”《真理報》借此時機復刊。3月，在瑞士的列寧為《真理報》撰寫了《遠方來信》共五封，分析了俄國國內的階級現狀，指出“二月革命”標志著俄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革命已經過渡到了第二階段。4月，列寧回到彼得堡，開始直接領導《真理報》的工作，4月7日，列寧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綱》，表明了對待“臨時政府”的不支持態度，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七月事變”使《真理報》被迫轉入地下，并改名為《工人之路報》，開始宣傳武裝起義的方針，它按照列寧的指示，既對武裝起義起到了鼓動作用，又沒有泄漏起義的計劃。1917年11月9日，《工人之路報》改名回《真理報》，從此成為世界上第一份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央機關報。

3.建設時期的新聞舉措

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俄國國內百廢待新，問題重重，千頭萬緒，另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新興的無產階級政權恨之入骨，必要千方百計滅之而后快。就在這樣內有外患的情況下，作為國家領袖的列寧盡管日理萬機，仍然對新聞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首先把新聞工作列入所有重要會議的議程。歷史條件的轉變必然要求無產階級新聞工作的職能和方式發生切合實際的轉變，但是新聞工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任務到底是什么，這種轉變應該怎么實現？這些問題都是十分重大的，所以，列寧要求在每次重要的會議上，都要把新聞工作作為鞏固和建設新政權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不論是黨的中央委員會，還是黨的代表大會，新聞工作都是討論的重點對像。

其次，為新聞工作制定相應的法令。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新聞工作進行協調和統籌，在堅定不移地堅持報刊的黨性原則的前提下，還必須制定具體的法令來規范報刊的日常工作，“1917年11月10，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第三天，列寧就簽署了《關于出版問題的法令》”。接下來，又制定和簽署了《關于國家統一管理廣告業務的法令》和《關于成立報刊革命法庭的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條文，使得新政權下的新聞工作有跡可尋。再次，大量創辦新的報刊，大力發展無線電廣播事業。為了豐富無產階級的文化生活，為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搖旗吶喊，列寧大力支持創辦新的報刊，“從資金的分配來看，用于工人出版社和報社的撥款，乃是‘最大的一項’”。到列寧逝世的時候，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了頗具基礎的全國性報刊網。

當時，無線電廣播作為新興的媒體也受到了列寧的高度重視。列寧稱廣播是“沒有紙張和距離的報紙”，為了讓“整個俄羅斯都可以聽到莫斯科當天出版的報紙”，列寧指示一定要加速進行無線電廣播網的建設。盡管在協約國的干涉下，蘇維埃政府還是克服種種困難，于1922年5月27日建成了莫斯科中央無線電電臺。

總之，在政權建立之初，列寧始終對新聞工作刮目相看，因為他深刻地意識到了新聞工作在政權鞏固和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列寧每天上午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瀏覽報紙，他一刻也離不開報紙”。他制定的一系列新聞工作舉措和新聞法令確實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在新聞工作的協助下，新興的蘇維埃政權打敗了協約國的干涉，鞏固了革命的果實，而且還初步為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基礎。二列寧的新聞思想

報刊是集體的“組織者”

“報紙的作用并不限于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吸引同盟軍，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這句著名的論斷可以說是列寧在整個建黨時期對于新聞工作的最好總結，也是他在這個階段的新聞思想的核心。列寧在創辦《火星報》之前的革命新聞工作生涯期間，他不但清楚地知道報紙的宣傳和鼓動對革命所能起到的作用，而且他已經逐漸意識到報紙在凝聚革命力量上的作用，可以說，這是列寧關于報紙是集體的“組織者”這一創新思想的萌芽階段。在創辦《火星報》的具體實踐中，進一步深化了豐富了這一思想。報紙作為集體的“組織者”這一論斷具有豐富的含義。首先，建黨的切入點就是創辦自己的報紙，報紙的使命就是建黨。

一方面，19世紀末，機會主義思潮在國際無產階級內部泛濫，很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合時宜，需要修正，因此產生了以波恩斯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分子”，這些思潮極大地影響了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內部對俄國的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看法，民粹主義、修正主義以及經濟派的流毒正損害著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戰斗力。因此列寧認為要建立一個真正統一的黨，首先必須保證思想上的統一，因此列寧指出“我們不打算把我們的機關報辦成一個形形色色的觀點簡單堆砌的場所，相反，我們將嚴格按照一定的辦報方針，一言以蔽之，這個方針就是馬克思主義。”

列寧之所以如此看重報紙對于黨的凝結作用還因為當時社會民主黨的特殊處境：社會民主黨在沙皇的專制政權下是沒有政治自由的，他的集會和任何其他形式組織活動都是被嚴格禁止的，所以“我們在取得政治自由前，必須用革命的報紙來代替這一切（其他的斗爭形式），沒有革命報紙，我們決不可能廣泛地組織整個工人運動。”

其次，報紙的作用是建黨的“腳手架”和“基線”。這兩個比喻都是列寧在論述報紙的組織功能時作出的。列寧分析了俄國的特殊實際，指出對于社會民主黨而言，報紙除了具有宣傳和鼓動的功能以外，還有組織的功能，“可以把報紙比喻成腳手架”

列寧還把報紙比喻為“基線”，他說石匠進行一個大的工程時，要拉一根線，這根線規定了每塊石頭的位置和功能，那么同樣，黨的報紙也具有這個功能。《火星報》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起草的黨綱和黨章就可以說這種“基線”功能的最好體現。

再次，黨的報紙特性表現為：體制上的獨特性，全俄性，政治性以及方針明確、論戰風格。第一，體制上的特殊性。《火星報》創辦之初，俄國社會民主黨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幾乎已經名存實亡，一個缺乏統一指揮和領導的政黨，那么它的報紙又該歸誰領導的。這樣特殊的狀態決定了《火星報》在領導體制上的特殊性，列寧指出“《火星報》從一開始就是一份獨立的報紙，它不僅僅同俄國社會民主黨具有思想上的聯系，它根據國內許多同志的托付進行活動”。列寧的這段話表明：《火星報》不對任何人和任何具體形式的黨組織負責，而僅僅對全黨的思想負責，它的任務是要從思想上統一全黨，以統一的思想來建黨。直到它被確定為黨的中央機關報后，它才開始對黨的代表大會負責。第二，既然要擔負起統一全黨思想的重任，那么這份報紙就顯示出了鮮明的政治性和全俄性，實際上在《火星報》創辦之前，列寧的主張就是要創辦一份全俄的政治報紙，列寧指出“我們需要的報紙還必須是政治性的報紙。在現代歐洲，沒有政治機關報，就不可能有稱得上政治運動的運動”。

第三，方針明確、論戰風格。報紙編輯方針明確表現在《火星報》鮮明的馬克主義立場，但是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并不排斥論戰交鋒，并不排斥對問題的討論爭鳴，“雖然在討論一切問題時，我們持有自己一定的觀點，但是我們決不反對同志們在我們機關刊物上進行論戰。為了說明目前各種分歧意見的深度，甚至不同地區或不同‘職業’的代表必然會走上極端，在全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和覺悟工人面前公開開展論戰是必要的和適當。”列寧本著真理越辨越明的原則，鼓勵同志們在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就一切問題展開熱烈而真誠的討論。特別是在“經濟派”的觀點在黨內盛行時，和“經濟派”展開論戰就更成了統一和鞏固全黨思想的重要方法，“只有在報刊上進行論戰，才能準確劃清我說的那條界限??它將快一百倍地促成牢固的統一。”

列寧關于報紙是“集體的組織者”的觀點是它在建黨時期最重要的新聞思想，這種思想的提出是當時俄國的實際以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具體處境決定的，當時國內惡劣的斗爭和革命條件決定了只有通過創辦報紙的形式才能最好地實現組織建黨和思想建黨的目的。《火星報》的創辦正是朝著思想建黨和組織建黨的目標前進的，《火星報》就像一個凝聚的核心，把四分五裂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聚集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大旗下，同時，通過《火星報》的發行和傳播體制，又在組織形式把整個黨有機地統一了起來。2.奪權時期的新聞思想（1）“黨報的黨性”原則

在馬克思的新聞思想中，黨報的黨性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列寧在經過了從1903年推出《火星報》編輯部到奪取全國政權的新聞工作中再次提出并發展了這一重要思想，形成了自己在奪權時期新聞思想的核心。列寧把這種認識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奠定了“黨報的黨性”的理論基礎。他指出：“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一個部分”，“出版物應該成為黨的出版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該提出黨的出版物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并盡可能以完備和完整的形式來實踐這個原則”。

接下來，列寧在《我們的任務》、《工人階級和工人報刊》、《工人出版節的總結》等文章中進一步發展和豐富了“黨報的黨性”思想。它的要點如下：

第一，黨報在組織上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和《火星報》那種領導責任不明確的情形不同，進入奪權時期以后，由于革命的需要，列寧提出黨報黨性的首要表現就是在組織上要接受黨的領導，而不能再像《火星報》那樣僅僅是在思想上與黨產生聯系。列寧吸取了《火星報》被孟什維克操縱，喪失了最基本的黨性，從而淪落為一個“造謠誹謗和制造爭吵的中央機關報，一個觀點混亂和向機會主義者阿諛奉承的中央機關報，一個泄私憤和找岔子的中央機關報”的教訓，指出“黨的一切報刊，不論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須服從黨的代表大會，服從相應的中央和地方黨組織。凡是不同黨保持組織聯系的黨的報刊一律不得存在”。

第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與黨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既然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的指導思想的，那么黨的報刊也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馬克思的普遍原理對問題進行分析。而在具體的問題上，又必須和黨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宣傳黨的路線和方針，遵循并執行黨的決議和決策不能出現反黨的觀點，必須統一口號和口徑。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鮮明指出“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超人的寫作者滾開！” 第三，講究宣傳的策略，使報紙具有論戰性和鼓動性，最大限度發揮報紙的戰斗力。黨報的作用既然是為黨的革命斗爭服務的，那么它就必須具有強大的戰斗力，列寧指出“社會主義的刊物應當進行論戰，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是個混亂不堪的時代，沒有論戰是不行的。”而要使報紙具有戰斗力，就必須講究宣傳的策略性，增加報紙論述的力度和深度，增加形式和風格上的多樣性。黨報不應該像一個“無精打采的老處女”，列寧批評了那種在報紙上唯唯諾諾、吞吞吐吐、躲躲藏藏的現象：“伊索寓言似的筆調、寫作上的屈從、奴隸的語言、思想的農奴制——這個該詛咒的時代！無產階級結束了這種使俄國一切有生氣和新鮮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惡現象。”

（2）對資產階級出版自由的批判 很多人，特別是孟什維克和機會主義分子用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來駁斥列寧的“黨報”理念，指出黨報的原則有違民主和自由的原則，對這種論調，列寧進行嚴厲的批判，而對這種論調進行批判的基礎是對資產階級出版自由的批判。

首先，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是一種“偽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先生們，我們應該告訴你們，你們那些關于絕對自由的言論不過是一種偽善而已。在以金錢勢力為基礎的社會中，在廣大勞動者一貧如洗而一小撮富人過著寄生生產的社會中，不可能有實際和真正的自由。”因此，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只是富人和資本的自由，而對于無產階級來說不過是一個神話而已。

其次，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報刊和為報刊寫作的文人都是“賣身的文丐”。“作家先生們，你們能離開那些要求你們作淫穢的小說和圖畫，用賣淫來‘補充’‘神圣’舞臺藝術的資產階級公眾的自由么？??資產階級的作家、畫家和女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罷了”。列寧還揭露了資產階級報紙的假話連篇，“他指出，資產階級報刊有一種手法，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國家都是流行最廣、具有‘萬無一失’的效用的，這就是造謠、喧嚷、叫囂，一再說謊來給人‘留下某種印象’。”正是通過這些謊話，資產階級為資產階級粉飾太平，而資產階級正是欣賞這樣的做法，才給了資產階級辦刊豐厚的回報，從這個意義上講，資產階級的報刊就是資產階級的“賣身文丐”。

列寧對資產階級出版自由的批判為黨報的黨性原則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因為黨是代表廣大無產階級的利益的，那么黨報的黨性實際上也規定了廣大無產者的“新聞自由”，不但如此，“列寧從政治權力到物質手段對資產階級出版自由的系統揭露，已經萌發出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出版自由的思想以及具體策略。”（3）對黨報工作實務的具體建議

列寧除了確立了黨報的黨性原則以外，還提出了一系列的黨報工作原則來確保這一原則。這些原則對后來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黨報，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黨報的創辦起到了極大的指導作用。列寧對黨報的工作提出了一下建議： 首先，破除讀者和作者之間的絕對界限。在俄國歷來存在著“作家管寫，讀者管讀”的傳統。列寧指出這樣的傳統和無產階級的新聞事業是格格不入的，列寧在負責《火星報》的工作時，就積極孤立報紙的代辦員向報紙投稿，把他們親身經歷或者見證的工人運動寫下來。在《前進報》、《無產者報》以及后來《真理報》的創辦中，列寧也廣開言路，要求廣大工人群眾積極投稿，從而“使‘作家管寫，讀者管讀’這個俄國古老的、半奧勃洛摩夫式的、半商業性的原則完全沒有立足之地。”列寧的這種辦報思想被中國共產黨人很好地繼承了，毛澤東對“同仁辦報”的批判和對“全黨辦報”的倡導正是列寧這種思想的最好體現。

其次，建立富有戰斗性的編輯部。編輯部是報紙的靈魂，編輯部決定著報紙的風格，決定者黨報的黨性和戰斗力。因此，列寧十分重視對黨報編輯部的建設和指導，在《真理報》創辦的初期，列寧就經常寫信給編輯部，指導他們的工作。列寧要求黨報的編輯部是成為“領導者和組織者”的參謀部，成為一個“真正鋼鐵般的組織”。

最后，區分通俗和庸俗。列寧指出，要使黨報具有最廣泛的影響力，那么就必須在語言上通俗易懂，但通俗不等于庸俗，在進行實際工作時，必須對庸俗和通俗進行區分。3.建設時期的“建設工具”理論

在一個前無古人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新聞工作無疑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列寧利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結合當時的具體實際，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指出報刊工作中心任務應該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應該成為政權鞏固和經濟建設的工具。這種“建設工具”的理論就是列寧在建設時期新聞思想的核心。為了闡述和深化自己的這一思想，列寧寫作了《論我們報紙的性質》、《偉大的創舉》、《生產宣傳提綱》等一系列經典的文章。形成了一個內涵豐富的理論體系。

第一，列寧首先規定了在無產階級條件下報刊的性質。列寧指出，我們的報紙是“一個 階級專政的機關報”。這一思想的提出和當時國內外形勢密不可分。

一方面，盡管物產無產階級已經取得了全國政權，但是那些失去了既得利益的封建勢力、資產階級勢力依然賊心不死，時刻不忘復辟的野心，正如列寧所說：“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愿意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拼命斗爭，想恢復他們被奪去‘天堂’，保護他們從前過著甜蜜的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貧困破產的家庭”。另一方面，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控制了一個龐大的國家，這對于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來說，無疑是一個可怕的夢魘，他們時刻企圖和國內的反動勢力相勾結，把新興的紅色政權扼殺在搖籃里。

最后，即使是在工人階級內部，也還有極少部分對蘇維埃國家心存芥蒂，他們不適應這種全新的國家形式和政權形式，依然固守著資本主義的理念的習慣，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階級斗爭，難道不正是要反對那些堅持資本主義傳統、繼續用舊眼光看蘇維埃國家的極少數工人、工人集團、工人階層，以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么？” 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不能絲毫的妥協，不能在內憂外患下的局面下有絲毫的退縮和軟弱，對一切妄圖顛覆新興政權的反動勢力都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于是，作為扼守思想陣地的報紙，自然也應該在思想上對這些反動勢力進行專制。“報刊對這些默不作聲，即使談到，也是官僚式敷衍的態度，不像革命的報刊，不像一個階級專政的機關報”。第二，在建設時期，無產階級報紙的任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

當蘇維埃政權打敗了協約國的干涉以后，政權的主要精力已經轉移到國內的經濟建設來了，所以，在1921年，蘇聯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開始著手國民經濟的建設。

這時，無產階級報紙必然也應該發生相應的只能轉變，但是，礙于一種思維的慣性，黨報的報紙卻依然保留著革命奪權時期的辦報風格：“現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動——政治喧嚷——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建設方面種種事實的報道占的篇幅太少”，這就是當時新聞事業的最大弊端。

既然新政權的最大任務就是經濟建設，那么作為政權的機關報的報紙就應該不遺余力地報道經濟建設的情況，為經濟建設搖旗吶喊，報道其中的先進事跡，謳歌其中的優秀人物，就像在革命時期激勵無產階級的革命斗志那樣來激勵廣大人民群眾的建設干勁。列寧指出，報紙必須“少談些政治。政治已經明朗化了，它已經歸結為兩個營壘——起義的無產階級和一小撮奴隸資本家（及其狐群狗黨直到孟什維克等等）之間的斗爭，關于這些這種政治，我再說一遍，可以而且應當談得十分簡短。多談些經濟。但不是指一般的議論，學者的評述，知識分子的計劃以及諸如此類的廢話，——可惜所謂經濟往往正是這樣的廢話，不是的，我們需要的經濟是指搜集、周密地考查和研究新生活實際建設的各種事實。”

所以，列寧關于報紙的“建設工具”作用是包含了專政和報道功能兩個層面的。正是要在履行了專政職能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報紙的“事實報道”的功能，宣揚在經濟建設中的種種典型事例。只有當報紙的職能能與它的黨的職能相統一時，報紙才不愧是具有黨性的報紙。從這個意義上說，列寧關于報紙是“社會主義建設工具”的論斷正是報紙在建設時期黨性的具體體現。

三對列寧新聞思想的評價

列寧是繼馬克思、恩格斯之后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全面地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把它的基本原理運用到了奪取、建立并建設無產階級政權的實踐之中，并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他繼承了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基本理論，并在此基礎上，結合俄國的革命實際，發展出了自己的新聞理論體系。此外，由于列寧是第一個將馬克思新聞觀運用到具體的奪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人，所以列寧新聞思想對后來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所有的無產階級政權從革命到建設的整個過程，其新聞事業的操作都沒有脫離列寧新聞思想的框架。所以下面就從這三個意義上具體評價列寧的新聞思想。

3.1 列寧新聞思想是對馬克思新聞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列寧新聞思想是對馬克思新聞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首先表現在列寧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斗爭武器，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指導俄國革命中的新聞事業。從列寧新聞思想的變化層次我們可以看出，列寧具體的新聞思想總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演變和豐富的，這本身就說明了列寧對新聞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考是與時俱進的，最好地體現了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品質。

具體地說，列寧深化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的“黨報”思想、“黨報”功能的喉舌論和工具論。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的黨報思想還停留在指導工人運動的階段的話，那么列寧的黨報思想已經上升到了作為奪取無產階級政權的高度了，這種實踐上的差異導致了列寧的新聞觀更高的革命性和戰斗性。正如列寧所說：“社會主義運動不可能自發地產生，它必須由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革命的思想灌輸到工人的頭腦中去，而報刊媒介正是這一灌輸的基本工具。”

列寧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具體實踐中，并奪取無產階級政權的革命家，它在革命的過程中遇到了種種馬克思恩格斯所不能預料到的情形，這使得列寧擁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不具備的革命斗爭素材。所以從如果這個意義上論及列寧對馬克思新聞思想的貢獻，那就是列寧賦予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以實踐的生命力，從而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

因為革命需要，列寧有很大的一部分時間是生活在俄國國外，所以接觸過很多西方的民主觀念和自由報刊思想，但是作為俄國革命的導師，他又不得不把俄國的實際作為自己最主要的參照系。這種雙重環境的磨練使得他的新聞思想既帶有部分西方的民主色彩（比方說鼓勵代辦員和廣大群眾為黨報投稿），又帶有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必須的“無產階級的專政思想”。而且他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深刻認識使得他對資本主義出版自由的實質洞若觀火，從而在自己的新聞思想里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批判，為“黨報理念”的提出奠定了更加牢固的理論基礎。

列寧的新聞思想體系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體系，一方面，它在具體的實踐中檢驗了馬克思新聞思想，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列寧成功地利用新聞工具作為奪取全國政權的工具之一，并且對和平建設時期報刊的任務進行了規定，因為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里沒有具體的關于無產階級在奪權之后怎樣運用新聞工具的論述，所以這為后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榜樣，后世的無產階級的新聞工作大多都是在列寧的經驗上進行的。它關于報刊“集體的組織者”以及黨報的“黨性”的理論啟發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系列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以上這些方面來看，列寧是當之無愧的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奠基人。

第五篇：馬克思列寧思想 社會主義 三個代表簡介

原理簡介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特色精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特色精華是一樣的，如：

通過共產主義革命，采取暴力形式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的指南。社會主義是走向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

領導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政黨的存在必要性，即包含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教導，同時又由斯大林提供其前進方向。然而，不同的自視為馬列主義者的人，對他們選擇來用以支撐自己的體系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及其它）的尊敬程度是不一樣的。例如，毛澤東主義者試圖降低其它共產主義學派人物的重要性，以示對毛澤東的尊敬；與之相反，霍查主義者則對毛持否定態度。

理論發展 西方理論發展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是在同各國工人運動和革命斗爭實踐的結合中發展的；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發展的；是在對時代發展提出的新問題和出現的新情況進行創造性研究過程中不斷發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們的繼承者繼續把馬克思主義推向前進。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同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制定了關于建立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他總結了蘇維埃俄國的實踐經驗，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指導思想。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使馬克思主義進到一個新階段——列寧主義階段。在中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中國歷史、社會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對立發展

現代西方國家中一種反對列寧主義但又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出現于20世紀20年代，最初是共產國際內部一種“左”傾思潮，在受到共產國際的批判后，在黨外發展起來。這股思潮在開始時沒有自稱或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1955年，M.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歷險》一書中，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同列寧主義的對立，并把前者的傳統追溯到G.盧卡奇在1923年發表的《歷史和階級意識》。在這以后，人們就廣泛地用這個概念稱呼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運動中，特別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這一思潮曾被激進的青年學生和工人奉為反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等級制異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馬克思主義企圖把馬克思主義同現代西方哲學的一些流派結合起來，在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和對社會主義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寧主義相對立的見解。中國特色理論形成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歷史沿革

列寧從未用過列寧主義這個詞，也從未把他的觀點歸入“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詞中。不過，他的思想觀點是從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發展出來的，這種發展被布爾什維克視為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進步，而被另一些人視為是相反的結果。列寧去世后，他的思想體系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被迅速地定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時是“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詞旋即成為共產主義及世界各地共產黨對這種思想體系的稱呼。斯大林在列寧去世后的五年內完成了其蘇聯權力的晉升之路。與許多當代的革命者不同，斯大林并不為其思想成果注入一個特別的實體。斯大林主義一詞嚴格上說是指一種類型的政府和政黨，而不是指主義（思想體系）本身。斯大林統治蘇聯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被作為蘇聯的官方思想體系。

歷史學界及政治科學界對斯大林的行為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一問題上仍有爭論。特別是托洛斯基主義者認為斯大林扭曲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并用“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來形容他們的反斯大林主義、反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學派。在中蘇聯盟破裂之后，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均表示只有自己才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宣稱毛澤東將“馬列主義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并進而宣稱毛在基礎上將馬列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予以更新，以便運用于全世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近似于毛澤東主義）”這一術語，也逐漸地被用于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及同情中共的各國政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毛去世后，美國的毛主義者聯合美國的革命共產黨，創造了“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這一術語，并認為毛澤東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更先進的階段。朝鮮官方于1977年起用主體思想取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詞匯，后者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不過，朝鮮政府仍時而因為其政治、經濟結構，而被描述為“馬列主義者”（更常見的說法是“斯大林主義者”）。

使用現狀

絕大多數共產黨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尊為基本的意識形態，盡管其中有許多政黨根據政治環境的新需要而對此主義進行了修改。有些共產黨，特別是與歐洲共產主義聯合的政黨，有意地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保持距離，在許多情況下都不讓此詞出現在官方文件中。他們中的一部分開始自認定為“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以避免后者帶來的歷史蘊涵。不少政黨在黨名上冠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以示與本國的其它共產黨（往往可能被前者視為是修正主義者）相區別。冠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里，最常見的是那些基于反修正主義傳統而產生的政黨，例如毛主義政黨和霍查主義政黨。關于描述源于馬克思主義的諸多思想，有許多復雜的術語，這些術語在非學界的使用非常混亂。不熟悉對共產主義理念的細節的人（例如許多報社或其它媒體），常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一個萬能同義詞，在指代任何一種馬克思主義學派時，都可以用上它。

應用實例

嬴嘉利在解讀劉周“國際共運史贊并序”一文的思想內涵中指出：“國際共運史贊并序”提出了如下幾個新的理論命題，1.市場與產品的背反律 作者寫道：“彼背反律者，乃謂生產愈發展產品愈增多，產品市場之負載能力相對產品之增多而愈縮減也。”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經濟現實。其結果就是導致———資本主義周期性產品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存在也正好反證了“背反律”的成立。

2.市場在空間（地域）形式上的擴張。作者寫道：“夫對抗此一背反律者，市場在空間（地域）形式上之擴張也。此亦為資本各國消除經濟危機之根本途徑也。”因有市場與產品的背反律的存在，便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產生，而要抵制由產品增多帶來的本國（本地區）市場的相對縮小，就必須去開拓更廣闊的國外市場。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市場在空間（地域）形式上的擴張，就很自然的成了資本主義國家消除經濟危機的一種根本途徑。當經濟危機來臨時，資本主義國家往往把搶奪占領更多的國外市場，作為其經濟政策的支柱；歷次經濟危機都曾引發資本國家的大規模的市場爭奪———這些歷史事實都是有力的證明。3.資本主義本身即意味著戰爭。作者寫道：“故謂市場擴張者，乃資本主義之天性也，以戰爭而服務于市場擴張者，亦為資本主義之天性也。”追求盡可能大的市場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內容，而在擴張市場過程中產生的爭奪，則是現代戰爭產生的主要根源。兩次世界大戰都由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所引發，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所以作者說“以戰爭服務于市場擴張是資本主義的天性。”這是對列寧所講“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一命題的引伸與發展。4.資本主義滅亡的度 作者寫道：“故謂此種（市場）擴張達于某一極限，即資本主義市場達于真正之世界市場，而無可供擴張之空間（地域）之時，世界性不可消除之經濟危機，必致彼資本制度之最后滅亡也。是則為資本主義滅亡之度也。”市場成為真正的世界市場，而再無可供擴張的空間（地域）之時，就是資本主義無法運用“市場在空間（地域）形式上的擴張”這一武器，來抵制和消除其周期性經濟危機之時。而在這時，伴隨經濟危機而來的戰爭和各種社會危機亦將空前爆發，現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體制將很難避免崩潰和消亡的命運。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滅亡的“度”。

詳細內容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學說。包括科學世界觀、社會歷史發展學說、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以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理論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工人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一詞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學說的總稱在馬克思在世時已經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末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曾廣泛使用，但內容受到歪曲，馬克思對此提出尖銳批評。馬克思主義是完整的科學體系，它包含三個主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三個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們構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結合，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列寧主義 “列寧主義”一詞始見于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后。1924年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列寧主義，并把它定義為：“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發展所作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提出的新思想、新觀點是很豐富的。構成列寧主義的核心內容主要有以下6個方面：帝國主義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民族殖民地問題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

社會主義（socialism）一詞源于拉丁文。是一種經濟社會學思想，主張或提倡整個社會作為整體，由社會擁有和控制產品、資本、土地、資產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眾利益。19世紀30至40年代，“社會主義”一詞在西歐廣為流傳。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會主義”一詞，并作了科學解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而且社會主義需要有發達的資本主義作基礎才能實現。

三個代表

三、“三個代表”思想的科學內涵是什么？

1、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體現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的要求，尤其要體現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通過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2、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體現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為我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3、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挹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

理論意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新貢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概括，標志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理論的統一與創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

現實意義。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我們黨和國家全部理論活動、實踐活動，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準則、根本依據，是指引我們黨和國家新世紀偉大進軍的行動指南。

怎樣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

1、貫徹“三個代表”要求，我們必須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力發揚求真務實，勇于創新的精神，創造性地推進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2、貫徹“三個代表”要求，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同時要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實際，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不斷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

3、貫徹“三個代表”要求，我們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學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保持并不斷增強黨的活力。

4、貫徹“三個代表”要求，我們必須全面貫徹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和德才兼備的原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設一支高素質的、能夠擔當重任，經得起風浪考驗的干部隊伍。

5、貫徹“三個代表”要求，我們必須堅持黨要管黨的原則和從嚴治黨的方針，各級黨組織必須對黨員干部嚴格要求、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監督，堅決克服黨內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述。提出：“總結我們黨七十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這就是：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井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人類又來到一個新的世紀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如何更好地做到這“三個代表”，是一個需要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