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對于安樂死的各種理論及現狀

我國對于安樂死的各種理論及現狀

安樂死歷來是個令人感興趣的話題。有關安樂死的爭論除在哲學、倫理學、醫(yī)學等領域展 開外，法學界對安樂死應否合法化問題也從不同的角度發(fā)表了不同的觀點。

安樂死亦稱安死術，是英文“euthanasia”一詞的漢譯，最早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 一詞，本意為“快樂死亡”或“尊嚴死亡”；在牛津詞典中的解釋為“患痛苦的不治之癥 者之無痛苦的死亡；無痛苦致死之術”。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tài)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人的要求下，經醫(y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tài)下結束生命的過程。

在我國，安樂死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相反人們還相當熱衷于對安樂死的爭論。我國關于安樂死的討論源于上世紀80年代，在1986年，陜西省就發(fā)生一起安樂死事件，一個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其與醫(yī)生雙雙被檢查機關提起公訴（但后來被無罪釋放）。從1994年起，幾乎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提出關于安樂死的提案。由此可見，我國民眾對安樂死之關注程度。17年后，當身患癌癥晚期的王明成再次要求給自己實行“安樂死”時，但被醫(yī)生拒絕。8月3日，形如枯槁的王明成在病痛中死去。于是帶著王明成的遺憾，人們又展開了對“安樂死”這一敏感問題的爭論。

法”是權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一部分，“法”理應給予保護，但是，安樂死是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哪？現在學術界尚無定論。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guī)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

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國家行政學院法學博士宋功德提出，憲法雖然規(guī)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是，從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看，做到這點有點不現實。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就說明了這一點；也有專家認為：憲法這一條款，僅僅體現了國家有幫助公民延續(xù)生命的責任，但這一點既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強制公民延續(xù)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著國家不能幫助公民結束自己的生命。

隨著經濟發(fā)展和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安樂死在我國正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人們的觀念逐漸更新，開始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更多的關注生命的質量和價值，安樂死立法具備了一定的群眾基礎。中國有關安樂死的民意調查資料表明，贊成安樂死的比例在逐步上升。據第二軍醫(yī)大學長海醫(yī)院對313名不同人群的調查顯示，有93.6%的人贊成安樂死，其中醫(yī)務人員贊成者為98.4%，法學界人士贊成者為90%，一般者占90.1 %。上海市黃浦區(qū)部分街道對60歲以上老人進行了調查，有89.4%的人贊成安樂死，94.5%的人希望立法。1986年在武漢、北京等地進行的有關安樂死的民意調查結果表明，贊成安樂死的人數為62%；在對黑龍江省的199人的調查中，89%的人贊成安樂死(其中19%的人年齡超過50歲)；1988年在北京進行的500例問卷調查(包括工人、軍人、大學生、部分來自各地的在京學習的干部及醫(yī)生)，結果表明，91.2%的人贊成安樂死，認為目前在我國可以實行安樂死的人占79.8%。這些民意調查反映了普通民眾對安樂

死的基本態(tài)度，表明安樂死正逐步為我國的社會大眾所接受。由于我國人口老齡化越來越成為一個日益嚴峻的問題，2000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約有1.7億，而到本世紀中期，據估算老齡人口將達到3億左右，約占人口的20%。為減輕或解除瀕死前的極端痛苦，要求安樂死的患者也將會越來越多。就像優(yōu)生一樣，優(yōu)死問題同樣擺在全社會面前。

目前我國安樂死面臨的立法難題

1、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根深蒂固，阻礙安樂死發(fā)展進程。

思想是人行動的先導，安樂死非罪化必須首先有觀念上的認可與支持。而在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與安樂死之間卻存在著沖突。對病人本身而言（尤其是老年人），很多人心目中“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舊觀念較為深厚，認為“人命貴于千金”，所以寧可承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而不愿選擇無痛安逸死去；對醫(yī)生而言，很多醫(yī)生仍深受傳統醫(yī)學職業(yè)道德觀的影響，認為“只要還有一口氣，死馬也要當活馬醫(yī)”，所以不惜一切代價地對瀕死絕癥患者施以救治，即使有時他們明知這些醫(yī)療措施只是延長病人痛苦的死亡過程或只是等待自然死亡時間的到來，他們也不能接受停止醫(yī)療措施或主動采取措施以結束病人痛苦的生命；對家屬而言，“百善孝為先”的思想使許多子女不能忍受其父母在其未盡完全“孝道”之前，用人為方式結束生命，所以他們寧愿殫精竭慮對病人進行無效救治，他們甚至央求病人忍受痛苦接受救治以使他們能面對他人的評論；而在傳統思想觀念的作用下，人們也多認為病人選擇安樂死是不尊重、輕視生命的行為，醫(yī)生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有殺人之嫌，而家屬同意安樂死的行為更是“大逆不道”。這些思想觀念都不利于安樂死的實行。

2、從整體上看，我國的醫(yī)療技術水平還比較低，醫(yī)務人員的思想業(yè)務素質也有待提高，這是進行安樂死立法的很大滯力。

實施安樂死，首先必須對病人的病情有正確的診斷，而正確的診斷需要有高超的醫(yī)療技術和現代化的醫(yī)療檢測手段。就我國現在的醫(yī)學發(fā)展水平與實際經濟發(fā)展而言，要判定患者是否身患絕癥并且瀕臨死亡，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的客觀標準。雖然在目前的醫(yī)學發(fā)展水平下，某些疾病確實是現行醫(yī)學技術所無法治愈的，但是一個明確可行的判斷標準卻很難確定。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經濟文化發(fā)展極為不平衡，不同地區(qū)、城市甚至同城市的各醫(yī)院間的醫(yī)療水平、醫(yī)療條件都可能相差很大。在偏僻落后的地區(qū)診斷為絕癥并瀕臨死期，在大的城市則可能有救治的希望，因經濟醫(yī)療水平發(fā)展的差異而導致的判斷落差影響了人們對自身狀況的判斷，這對處于偏遠地區(qū)以及醫(yī)療水平較差的地區(qū)的病患者是極不公平的，違背了人生命價值的平等性。如果在是否患有絕癥并瀕臨死期的客觀標準難以找到的情況下立法確認安樂死，必將會給司法實踐帶來很大難題：當安樂死糾紛引發(fā)訴訟時，連醫(yī)學專家們都無法確定實施安樂死的標準，對不懂醫(yī)學的法官來說更是無法判斷，就可能因法官主觀認識程度的不同而出現同種情況做出不同的判決，從而引起司法混亂。

在安樂死的實施中，醫(yī)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求醫(yī)生必須完全從病人利益角度出發(fā)，實事求是、客觀的判斷“絕癥”與“瀕臨死亡”；在資格審查和實施過程中，要求醫(yī)務人員嚴格按條件審核按程序行事。而目前，我國尚處于新舊體制交替時期，受市場經濟大潮的負面影響，有相當一部分人的信仰發(fā)生了危機，道德淪喪、崇尚拜金，醫(yī)生的醫(yī)德也難免受到影響。近年來醫(yī)生醫(yī)德出現了滑坡

現象，這使人們對診斷不治之癥和瀕臨死亡的結論的準確性和負責任程度不能不心存疑問。這種情況下進行安樂死立法，不但沒有保護公民的自主權，相反授予了醫(yī)生以合法手段為不正當利益謀取病人生命以可乘之機。所以，在醫(yī)生職業(yè)道德出現滑坡，而法律又無法對醫(yī)生的診斷進行有效制衡的情況下，授權醫(yī)生可以采取措施結束病人的生命，是有危險后果的。

另外，我們探討病人有權根據自身狀況自主決定選擇安樂死，這是建立在病人獲得充分的相關必要信息，有充分的醫(yī)患交流的基礎上的，而我國目前醫(yī)務人員的業(yè)務水平與社會的期望之間還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多數醫(yī)務人員并未真正認識到患者的地位，沒有足夠的醫(yī)療服務意識，漠視患者的許多利益，而患者本身在很多情況下對自己享有哪些權利也不甚了解，難以形成良好的醫(yī)患關系，醫(yī)生和患者之間無法很好的溝通。患者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和治療狀況，醫(yī)生也不能很好了解患者的各種情況，雙方都很難決定是否實施安樂死，這種情況下，安樂死的實施很難真正體現患者的利益。

3、患者的真實意思難以判斷

安樂死是直接針對病人生命的行為，雖然它對病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均是有益的，但最終決定是否要實施安樂死的權利只能掌握在病人自己手中，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作出決定，只有患者本人才有權決定是否用死前的這段時間來換取無痛的死亡。澳大利亞有死亡醫(yī)生之稱的凱奧爾基安醫(yī)生在實施安樂死時，要求病人必須神智清醒，在實施過程中有幾次機會讓病人再次進行選擇，決定是否繼續(xù)進行安樂死。只有給病人充分的思考和“反悔”的機會，才能真正體現病人的真實意愿。有些患者被病痛折磨到一定程度已經神智不清，不能自主表達思想意

識，此時他人很難判斷患者的真實意思表示，而目前的醫(yī)療技術對此也束手無策。有人提出在這種情況下讓病人的家屬代替病人作出安樂死決定，將家屬的決定推定為患者的承諾即承認推定承諾。推定承諾的認可會引發(fā)許多問題：病人家屬是否有權代替病人作出終結生命的權利決定？如果能，其權利從何而來？病人的哪些家屬有權參與討論并作出決定？如果家屬間出現意見分歧如何解決？而且有時很難保證家屬是完全出于患者利益而決定是否對其實施安樂死。北京某醫(yī)院院長列舉了他在醫(yī)院親眼所見的一些親屬虐待病人、子女虐待老人的事件。一些被久病病人拖累的家屬不僅公開流露出不耐煩，甚至透露出讓病人早點去世的愿望。如果安樂死立法允許推定承諾，豈不給了這些人以可乘之機？美國等一些國家提出了“生前遺囑”，“預先指令”（advance of direction）的概念，由患者在神智清醒、能自主表達意志時寫下遺囑，說明在將來某種情況下自愿要求提早結束痛苦，安樂而死。我們無法保證患者在真正瀕臨死亡時是否能像立遺囑時那樣有堅定的選擇安樂死的信念。而患者的自愿要求是實施安樂死的必要的主觀要件，如果不能判定患者的真實意思，就無法決定是否實施安樂死。

4、我國對安樂死的探討相對較晚，理論基點相對薄弱，對安樂死立法的內容缺乏科學的認識與把握，這也是安樂死立法所要克服的一大難點。

我國傳統文化思想使人們樂談生而忌談死，對死亡抱著恐懼回避態(tài)度。所以我國對安樂死的探討相對較晚，從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而很多人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態(tài)度。又由于安樂死本身的復雜性，涉及許多相關學科與專業(yè)知識，其自身的模糊性與歧義性又使人們難以對其給出準確統一的定義概念，這就使人們的認識往往難以統一，爭論往往沒有焦點。而在學者的理論研究方面，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一本有份量的專著，也沒有專門的安樂死研究刊物，更沒有專門的學術團體對安樂死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總之，學術界對安樂死還處于傳播階段而缺乏理論上的加深研究。專家學者對安樂死的認識尚且如此，一般民眾的認識程度便更值得擔憂。自安樂死問題傳入我國以來，人們一直在關注這一問題，討論也很激烈，有相當的學者專家呼吁為安樂死立法。而從民意調查來看，大多數人贊同安樂死。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多數贊同安樂死的人是身居大中城市、文化層次較高的人，他們是否能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意愿，令人懷疑。而且，在我國，很多人對安樂死的確切含義并不了解。同濟醫(yī)科大學曾對246名醫(yī)科碩士生對安樂死的態(tài)度進行調查分析，結果表明有35.55％的碩士生對安樂死的內涵很不清楚。這不得不讓我們對一般百姓對安樂死的支持率產生質疑：如果不了解一個東西，怎么能作出支持或反對的正確決定呢？

安樂死立法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和慎重的問題。目前我國的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還很不健全，而我們對安樂死的概念、倫理原則及安樂死立法相關的一系列倫理學依據以及有關法律問題的理論研究也是很不夠的。在不具備充分完全的條件下匆忙立法，該法便沒有可靠的基石，就會形同虛設乃至被濫用而有害于社會。所以，我國著名的生命倫理學家邱仁宗先生認為，“安樂死立法，非其時也”。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國也具有一定的立法基礎和條件，我們倡導逐步實現安樂死的非罪化乃至非罪化。但是，安樂死問題極為復雜，涉及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所以立法活動應當慎重。法律的制訂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需要有完備的條件作為保障，否則，匆忙立法，必定會埋下隱患。我國安樂死實施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在其他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多數國家對此持慎重

態(tài)度，盡管有的國家制定了相關的法律，但為數很少，并且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存在較大的弊端和隱患。

無論在外國還是我國，無論以情理分析、以法理分析、還是從刑法法角度分析，安樂死非罪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要以積極的態(tài)度把“安樂死”納入法制軌道。從目前我國整體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法律建設狀況和醫(yī)療保障水平等方面看，現在為安樂死全面立法的確有些不現實，但我們不妨報著積極的態(tài)度，為安樂死立法創(chuàng)造條件。

第二篇：多元智能理論及研究現狀

多元智能理論及研究現狀

一、多元智能理論

1983年，美國心理學教授霍華德?加德納在其專著《智能的結構》中，對智力進行了重新闡述。他認為，智力除傳統的語言和數學智能外，還包含節(jié)奏、空間、動覺、自省、交流等七種智能，它是基于特定的社會及文化環(huán)境價值標準，個體用于解決自身遇到的問題，或創(chuàng)造出有效產品時所必需的能力。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智力，智力通常是以復雜的方式進行組合運作的，這是對于傳統的“一元理論”的挑戰(zhàn)。多元智能理論的提出及發(fā)展，為我國傳統教育注入了活力，也為我國教育實踐改革提供了契機。

二、多元智能理論研究現狀

多元智能理論對我國傳統教育產生了深刻影響。相關研究如下：

1.課程改革

多元智能理論對新一輪課程評價的改革具有積極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在對新課程改革評價體系的理論構建上，還體現為對其評價標準、原則和方法的完善上。

2004年，福格蒂等在《多元智能與課程整合》中闡述了多元智能和跨學科課程整合的基本理論，探討了實施跨學科課程整合的方法策略與課堂案例，對于發(fā)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建立有意義的教育和評價方式具有重要意義。霍力巖在《多元智力理論與多元智力課程研究》中對多元智力理論與多元智力課程做了較深入的研究。謝世謙則在《多元智能理論對新課程改革的啟示》中指出，課程評價在注重學生學業(yè)成績的同時，更要關注學生各方面的潛能發(fā)展，這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2.教學改革

與傳統的一元論智力觀不同，多元智能理論認為智力是多元的，它是多種不同智能在不同人身上的特殊組合，受個體所屬社會文化的影響具有獨特性。這一新的智能觀對我國教學觀念的變革產生了很大影響。

鐘祖榮等主編的《多元智能理論解讀》一書在對多元智能理論進行深入細致分析的基礎上，著重論述了多元智能理論對教育觀念變革的影響。Linda Campbell等在《多元智能教與學的策略》書中，將多元智力理論運用到中小學教學實踐中，為教師的教學活動提供了新的視角。而在《多元智能理論在教學中的運用》中，為拓展教師的思維，林憲生詳細闡述了多元智能理論在中小學各學科中的應用。托馬斯?阿姆斯特則在《課堂中的多元智能――開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一書中總結了許多教學案例，為中小學教師將多元智能運用到教學實踐的各個領域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而柏靈則在《多元智能理論影響下的教學基本觀》中，從多方面探討了多元智能理論教學觀對教學的影響。

3.智力評價

2004年，貝蘭卡在《多元智能與多元評價――運用評價促進學生發(fā)展》一書中，以多元智能理論和真實性評價為依據，就如何為每一種智能設計特定的表現標準以及如何將之應用于課堂教學中進行了深入探討，提供了教學范例與評價工具，對教育教學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戴維?拉齊爾在《多元智能與量規(guī)評價》中，比較、分析了量規(guī)評價與傳統評價的不同。傳統的評價，以紙筆為主要形式、側重于考查語言與數理邏輯智能，而運用多元智能理論的量規(guī)評價，則全面反映了學生不同智能、不同程度的表現水平，有助于師生運用智能的各個方面來深化其對于課程的理解。

4.差異教學

多元智能理論提出了全新的智能觀：個體身上至少同時存在著九種相對獨立的智能。多元智能理論尊重差異的學生觀、以個人為中心的學校觀、個性化的課程觀、多樣化的教學觀、多元化情境化的評價觀等深刻體現了個性化教育的理念，為我國當代的個性化教育提供了重要啟示。

湯姆林森在《多元能力課堂中的差異教學》中，闡釋了多元能力課堂，論述了針對不同年級、不同學科，教師如何關注并依據學生的個體差異，如不同秉性、不同興趣愛好、不同能力層次等來開展差異教學，使教學內容、教學過程以及教學效果符合不同學生的發(fā)展需要，以促進學生的成長。書中大量的差異教學策略與案例，對于啟發(fā)和提高有效教學亦頗有幫助。張敏、劉?f波編著的《多元智能案例研究：學生、教師和學校》，則通過50個教學案例來闡述多元智能理論是如何影響和改變實驗學校校長、教師和學生生活的。

此外，多元智能理論提高了教師水平，促進了教師的專業(yè)發(fā)展，為我國實現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提供了契機。

三、若干思考

多元智能理論在我國教育改革實踐中廣泛應用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對此，不少學者進行了反思與總結。2007年，霍力巖在《重新審視多元智力：理論與實踐的再思考》中，對多元智力理論進行了整體性的再思考，分析了該理論對我國基礎教育的啟示，為多元智力理論的研究者、學習者與實踐者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發(fā)和反思。他與趙清梅在《多元智力評價的理論與實踐》中，分析了多元智能理念具有情境、發(fā)展、多元及獨特性特點，就“多元智力化評價與我國基礎教育評價改革”等問題進行了闡述。總之，多元智能理論之所以在我們的教育實踐中受到追捧，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因為它既契合我們重視差異教育與多元發(fā)展的后現代精神，又關注到了我國當前教育中較為忽視的一些重要層面。

參考文獻：

劉奇慧.基于多元智能理論的研究性學習評價模式[D].揚州大學，2011.編輯薛直艷

第三篇：對于我國地方政府債券的現狀分析與展望

對于我國地方政府債券的現狀分析與展望

摘 要：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為了順利完成投資計劃，方便解決各種緊急情況，國家和政府批準在債券的籌資資金方面提出了很多的急救措施，但是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實施，存在這一些問題，例如經常出現的“破發(fā)”、“零成交”的情況。本文通過研究其宏觀和微觀的各種影響因素，來解決這一問題。進一步推進地方政府債券，必須定制能夠符合當下債券市場的措施，信息以及引入專門的評估機構，預測風險。

關鍵詞：我國地方政府；債券；金融；現狀分析；展望策略

一、我國發(fā)行地方債券的背景

地方政府債券主要是指國家中的大部分財政收入地方部門，可以發(fā)行或者建立一些符合當地財政收入能力范圍內的債券，用來緩解國家在建設上的一些資金問題。

從上個世紀開始，我國很多地方機構為了籌資建設國家，曾經推出過一些地方債券，緩解國家在派放資金上的難題，直到上個世紀末期，由于地方政府所發(fā)行的債券和地方政府能夠兌現的范圍嚴重不符，使國家不得不將這一行為禁止。但是這就造成了很多地方在財政呈現負運營狀態(tài)。這就使得一些政府在沒有能力運行的情況下使用各種壁柜措施，借助國家性質的公司的名義發(fā)型債券用于市政建設。

二、我國發(fā)行地方債券的意義

我國發(fā)行地方債券的意義關鍵在于保持透明和高效的融資方式，緩解國家的壓力，保持經濟的平穩(wěn)怎張，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地方政府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的結構能夠保持財政的透明度，從而增加信任度。鍛煉政府市場化的融資能力，約束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通過在市場的測試平臺預測，提高債券的利率，加快社會資金的合理流動，避免一定的資金風險和危機

三、國外發(fā)行地方債券的借鑒意義

在國外的一些發(fā)達國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地方政府債券管理系統，國家政府支持地方政府進行籌資建設資金和發(fā)放債券，就債券發(fā)行的主體而言，實行分稅制使國家中大部分中央財政集中，在美國分別按照本政府的債務情況，保持相對平衡，能夠在各地合理的財政償還能力的范圍內進行發(fā)放，同時在日本，發(fā)過、英國、德國等經濟發(fā)達國家都有相對完整的地方債券的系統，中央政府能夠在保持各地方政府正常運營的條件下劃分財權。因此，完整的地方債券制度是現代發(fā)達國家對待金融危機的有利手段之一。

四、我國發(fā)行地方債券出現的問題

為了增加集得資金的安全性，國務院特意設置了相關的規(guī)定：地方政府要想申請發(fā)行地方債券，必須取得中央的批準，而且投資的項目還只能是公益性的建設項目。另一方面，國務院還限制了地方政府，不得將投資籌得的資金用在日常性的支出上，并且約束地方政府利用市場化的融資方式去進行投資。這些規(guī)定確實有利于中央對地方政府發(fā)行債券進行良好的監(jiān)督，但實際上在具體的實施中，監(jiān)管不夠嚴謹，會出現經常性的監(jiān)測問題，濫用、挪用資金的現象。

審計調查顯示，截至2011年初，地方政府濫用資金超過5000萬元，351億美元的債務資本被無故拋出，最后進入到資本市場，重工業(yè)的房地產等行業(yè)的崛起，給各地政府也帶來了很大的資金債務，總額超過了5%的原因，一方面監(jiān)督，只有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審計部門的監(jiān)督是不足夠的，太少的監(jiān)管機構導致缺乏監(jiān)督地方政府債務；在另一方面，或信息不對稱問題：地方政府持有資金更多的綜合利用，大大限制了監(jiān)管約束和監(jiān)督的債務資本。

五、我國發(fā)行地方債券的未來展望及策略

（一）合理確定和控制地方政府債務規(guī)模

地方債務的發(fā)行只能通過立法機構、地方議會或者中央議會等進行核實同意，才能讓借款人借資金，而貸款的審批必須要有審批地方政府的上級部門經過一定的核實和調查才能批準。

在上級部門審批的過程中，往往要對諸多因素進行調查，只有通過詳細的調查才能夠保證地方政府的債券發(fā)放順利。如日本在地方債的發(fā)行的方面就非常有經驗，通過國內政府對地方政府財政情況的了解和審核后，債券發(fā)行則分為證券發(fā)行和發(fā)行兩種方式。所謂證券發(fā)行方式，指的是地方政府通過金融機構發(fā)行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所謂貸款憑證，指的是地方政府發(fā)行債券，它不同于國家發(fā)行的債券只是在形式上有些類似，主要是以收貸資金是地方政府舉債的方式進行。日本地方政府可以發(fā)行建設國債，但它必須是通過地方議會批準的水平還受到中央政府的金額和地方債計劃和投資限制，其中還有一系列的限制規(guī)定和審核流程，財務對國家的發(fā)展非常重要，因此，像日本這樣的發(fā)達國家在地方政府進行國債發(fā)放的體制上具有一定的法律性和嚴密性，根據搜集的材料中提到，中央政府財政部和自治省批準。

那么確定地方政府債務的審批政策就是地方政府債務發(fā)放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在地方政府債務的計劃中決定。關鍵是要確定一年中未經批準的債券和地方政府債券或者地方政府約束的主要以下幾種情況：

（1）為地方政府而不是按時償還地方債的本金，也就是說沒有足夠的償還能力，將會被認為是被批準的事實，即申請未獲批準的事實；

（2）收取債務比例（債務成本占總財政支出的比重）超過20%的當地政府沒有批準部衛(wèi)生和福利設施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超過30%的地方政府沒有批準商業(yè)債務一般，因此商業(yè)的債務批準率相對較低，而福利和衛(wèi)生設施的債務問題批準率較高；

（3）地方政府債券，不到九成或以上的賽馬收入，相對也受地方稅稅率限制，這得根據市場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

（二）加強對地方債資金使用的管理和監(jiān)控

在西方國家債務通常提供一個明確的目的，從這點來分析，地方債務收入的使用，可以按照以下幾個方面來研究：為了彌補短期現金赤字。；為了買一個中年的廠房和設備，為了籌集資金，投資是預期的項目中獲益；無限期支付發(fā)展所需的資金。就日本地方政府債務來看，日本地方財政法，主要使用地方債，包括地方公路建設、區(qū)域的發(fā)展、公共設施的建設等等國家主體建設等方面。地方的公共債務使用比較集中，主要用于地區(qū)的建設以及地區(qū)正常運營的資源、設施建設等等。

在美國，國家和地方政府債券不指定具體使用項目和方向，但必須使用收益?zhèn)幸粋€項目的利益，能夠保持債券的歸還程度。因此，中央政府的債務收入可以用來有經濟效益的投資項目，而且還可以用于建造福利機構和沒有財政支出項目的經濟效益，能夠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在地區(qū)建設和管理上的壓力，在不同程度上也能夠給國家減少一定的經濟負擔。在地方政府債務方面，一般只用于有經濟利益，但在使用地方債收入時，地方債券的發(fā)放只能用在雪中送炭上，并不能夠隨意的浪費和隱瞞，首先要考慮到的就是社會效益。

（三）強化地方債務償還過程的管理

在償還地方債方面，要定制強有力的約束制度和監(jiān)督機構，建議在地方經常預算中計入利息支出和利息支出，通過稅收和其他未付收入來償還。這可以增加透明度，減少地方債務的負擔，有利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以促進合理化的經常性支出的內容，也方便管理地方債務的償還，非常適合現代經濟的發(fā)展，也是符合現代化信息時代的主流方式。地方政府債務本金收入可以通過地方債務資本投資項目已清，還考慮設立償債基金償還，或舉新債還舊債償還。在地方債還款方式可以在債務，到期一次性償還本金和利息也可以分為興趣，債務，或采取一個服務，次級債務，也可以選擇一個多種還款方式交替進行，以滿足不同投資者的需求，提高地方政府債務的吸引力。

結語

地方政府的籌資活動已經在我國發(fā)展過一段的時間，雖然后來因為各種原因的禁制，但在整個金融危機的環(huán)境下來說，地方政府債券的發(fā)行是我國在經濟全國化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我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地大物博，管理起來比較困難，如果集權中央，則不利于我國的發(fā)展。因此只有定制相對完整的地方政府的籌資體制和系統，能夠進行合理的籌資，才能加快我國進入發(fā)達國家的步伐。（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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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國大氣污染現狀

我國大氣污染現狀

近年來，雖然我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由于各種原因，我國大氣環(huán)境面臨的形勢仍然非常嚴峻。

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現在，全國二氧化硫年排放量高達1857萬噸，煙塵1159萬噸，工業(yè)粉塵1175萬噸，大氣污染仍然十分嚴重。全國大多數城市的大氣環(huán)境質量超過國家規(guī)定的標準。全國47個重點城市中，約70％以上的城市大氣環(huán)境質量達不到國家規(guī)定的二級標準；參加環(huán)境統計的338個城市中，137個城市空氣環(huán)境質量超過國家三級標準，占統計城市的40％，屬于嚴重污染型城市。酸雨區(qū)污染日益突出。酸雨區(qū)由80年代的西南局部地區(qū)發(fā)展到現在的西南、華南、華中和華東4個大面積的酸雨區(qū)，酸雨覆蓋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的30％以上，我國已成為繼歐洲、北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重酸雨區(qū)。常德市酸雨污染也非常嚴重，1996年酸雨頻率達100％，逢雨必酸。通過采取建立城市大氣環(huán)境保護圈。關閉城鄭磚瓦廠、拆除污染嚴重的小型鍋爐等措施，大氣中煙塵和二氧化硫的污染有所減輕，酸雨頻率有所下降，但目前仍高達41.6％。

據預算，21世紀初上半葉，我國能源開發(fā)、利用和消費將會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而我國能源資源的特點和經濟發(fā)展水平，決定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將長期存在。因此，控制煤煙型大氣污染將長期作為我國大氣污染控制領域的主要任務。

（文章發(fā)表于2012年9月26日）

第五篇：我國人力資源現狀

1人力資源管理

我國農村人力資源現狀

摘要：全面開發(fā)我國農村人力資源、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是促進我國經濟全面快速發(fā)展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要求。農村教育培訓是開發(fā)農村人力資源的主要途徑，我國農村教育培訓應根據農村人力資源的實際，積極調整發(fā)展策略，轉變辦學觀念，在人才培養(yǎng)目標、專業(yè)設置、培訓內容、師資隊伍建設等各個方面適應農村人力資源開發(fā)的要求，做到開發(fā)農村人力資源和農村教育培訓發(fā)展的良性互動。

一、我國農村人力資源現狀。

我國農村人力資源的現狀是，勞動力資源總量過剩，而勞動力資本存量不足。農村勞動力知識技能相對于現代農業(yè)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農村勞動力文化技術水平低下已成為制約新農村建設的極其重要的因素。據近期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狀況數據顯示，在4.9億在家務農的農村勞動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2.2%，小學以下的占34%（其中文盲、半文盲占6.9%），接受過系統農業(yè)職業(yè)技術教育的不足5%。我國農民的這一基本素質現狀，影響了農業(yè)科技發(fā)展和現代化農業(yè)建設。目前，我國農業(yè)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30%左右，真正形成規(guī)模的不到20%，而美國是80%至85%，英、法、德是50%至60%。一項先進農業(yè)技術在發(fā)達國家全面推廣平均只需2年左右，而在我國需要6年左右。我國農業(yè)科技對生產的貢獻率為45%左右，比發(fā)達國家低20-30個百分點。就是說，一種新要素技術特征及其使用方法的教育是復雜的科學教育，其前提是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而當農村勞動力的文化水平低下時，關于農業(yè)及農業(yè)科技的圖書、報刊顯然是不能起作用的，他們不僅沒有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甚至不能較快地運用新的農業(yè)技術。此外，2006年農村住戶調查年鑒顯示，外出務工勞動力中，小學文化程度及文盲占16.5%，初中文化程度占67.3%。由于整體素質偏低，大多數勞動力仍從事著低收入的工作，無法在轉移性增收上獲得較高收入，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受到抑制。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較低，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yè)和城鎮(zhèn)的轉移。我國現有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若將貧困界定為“能力的剝奪”，那么，貧困同時意味著個體在教育、就業(yè)等有關生存和抗風險方面的能力也大為降低，并往往在代際間呈現持續(xù)性和難以逆轉的弱勢特征。這進一步凸顯了提高農村人口素質的重要性。

二、新時期開發(fā)農村人力資源的現實意義

1、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

當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面臨的難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城市化滯后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艱巨性；第三產業(yè)發(fā)育滯后嚴重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對農村勞動力吸納能力逐步減弱；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導致就業(yè)崗位選擇面狹窄等。其中，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是限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開發(fā)農村人力資源，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是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鍵因素。

2、促進農民增收

促進貧困農民脫貧致富，解決“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增收。農民收入的增加，除了依靠好的政策和制度外，還必須依靠自身的文化知識和科技水平，實現科技致富。我國許多學者對教育與農民收入關系進行的大量實證研究表明，農民的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對農民增收有重要影響，文化知識程度高的農戶其收入較文化程度低的農戶要高，特別是農戶戶主文化程度與家庭總收入水平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即隨著戶主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農戶家庭總收入隨之增加，二者之間基本上呈正相關關系。開發(fā)農村人力資源，提高農民的受教育程度、知識水平和技術能力，是促進農民收入穩(wěn)定和可持續(xù)增長的重要途徑。

3、促進產業(yè)結構調整人力資源管理

產業(yè)結構的變動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問題，而產業(yè)結構的變動是以人力資本的結構變動為先導的，人力資本結構的變化是影響產業(yè)結構的更深層次因素，勞動力素質技能成為制約產業(yè)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我國勞動力隊伍的整體素質偏低，與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升級的技術條件和物質資本不匹配，嚴重制約著產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和經濟增長。我國勞動力資源雖然豐富，但由于其主要構成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素質差、技能低，熟練勞動力嚴重缺乏，無法滿足經濟發(fā)展和產業(yè)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導致高素質勞動力結構性不足的問題十分突出，勞動力總人口嚴重過剩與高素質勞動力結構性不足相互重疊，成為阻礙我國產業(yè)結構調整的重大不利因素。因此，開發(fā)農村人力資源，提高勞動者知識水平和技術能力，對促進我國產業(yè)結構調整優(yōu)化升級至關重要。

4、促進農業(yè)現代化

農業(yè)現代化必須有高素質的農民這一主體來推進，沒有農民自身素質的現代化，要實現農業(yè)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因為農業(yè)不僅要依靠現代的工業(yè)裝備及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且還要依靠先進的管理手段在農業(yè)上的應用。而這些都要由農業(yè)生產的主體——農民來實現。伴隨著農業(yè)現代化的進程，必然要求農民素質的提高，以使之同農業(yè)現代化的要求相適應，即農業(yè)現代化與農民素質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同時，在農業(yè)生產經營過程中，先進的生產工具靠人去創(chuàng)造，先進的科學技術靠人去摸索，先進的管理經驗靠人去總結，先進的經營體制和運行機制靠人去應用。無論是增長方式的轉變，還是生產績效的提高，都是在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下得以實現的，必須堅持以人為本，開發(fā)農村人力資源，全面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

三、開發(fā)農村人力資源策略

1、農村教育培訓發(fā)展的基本策略

首先要通過立法措施為農民教育培訓提供法律保障。目前，我國農民培訓的專門立法工作，在總體上尚未啟動，甚至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由于我國的農民教育培訓工作仍處于加快啟動和共同推進的階段，建立全國性的農民培訓專門立法，條件尚不甚成熟。但在局部地區(qū)可先行試點，通過地方立法或部門條例的形式，加快農民培訓立法的進程，為今后在全國范圍內加強農民培訓的立法和法律支持體系建設提供依據。

其次要加強體系建設，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開展農民教育培訓。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發(fā)展，農民的教育培訓需求日益多樣化，建立完整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使技術培訓、職業(yè)教育、技術推廣、繼續(xù)教育和義務教育有機銜接，更好地滿足農民教育培訓需求。按照世貿組織相關規(guī)則，我國對農民培訓的補貼屬于“綠箱政策”不受限制。世貿組織主要成員國大多將農民培訓作為政府為農業(yè)提供服務的主要領域之一，采取多種方式對農民培訓提供資金支持，并激勵企業(yè)和其他民間組織加強農民培訓。近年來，我國政府堅持將解決“三農”問題列為“重中之重”，明確提出各項支農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減弱”。因此，加強對農民培訓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將是今后幾年的大趨勢。從國際經驗看，許多國家通過“間接”撥款、發(fā)放補貼和優(yōu)惠貸款等方式，從經濟利益上誘導相關企業(yè)、農民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培訓的具體方式；將實行就業(yè)準入制度與鼓勵農民培訓有機結合起來的有效做法，以及在主要依靠經濟誘導基礎上協調整合利益相關者行為的獨特經驗，都值得我國參考，以便更好地提高培訓資金的使用效果。目前，我國的農民培訓工作雖已引起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重視，但是，農民培訓工作的展開應建立在調動各類利益相關者

積極參與的基礎之上。如果企圖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加強農民培訓，只能產生欲速不達的效果。

第三要將加強農民培訓與引入競爭機制、提高培訓質量有機結合起來。既要鼓勵各種政府或準政府的培訓機構積極參與培訓市場的競爭，又要努力改善各類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3期民辦培訓機構的成長環(huán)境，通過促進不同類型的培訓機構公平競爭，形成主要依靠提高培訓質量爭取培訓資金和政策支持的良好氛圍。目前，有關部門出臺的涉及農民培訓的政策文件，大多強調要對現有的教育培訓機構和培訓資源實現整合。我們認為，在當前農民培訓需求不斷擴大且加快分化的背景下，整合集成現有的教育培訓機構和培訓資源，充分發(fā)揮作用，對于加強農民培訓工作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是，對現有教育培訓機構和培訓資源的整合，應建立在鼓勵不同類型培訓機構公平競爭的基礎之上，主要服務于培訓農民而不是救活培訓機構，否則，就難以保證培訓機構的培訓質量。通過嚴格教師錄用標準、重視實踐技能和完善教師進修制度等措施，保證培訓師資的質量。目前，有關部門和許多地方政府對于農民培訓工作雖然給予了高度重視。但對如何通過提高培訓師資的素質，增強其對培訓質量的支撐能力，尚待給予進一步的重視。

第四要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農民培訓體系，提高農民培訓的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培訓應具有理論聯系實際、以市場為導向的特點，要針對不同地區(qū)、不同產業(yè)和不同類型的農民，采取適應其需求的培訓形式，以提高農民培訓的效果，使農民培訓活動更好地服務于農村發(fā)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需要。如根據農業(yè)產業(yè)鏈不斷延伸的需求，促進農民培訓鏈的有效延伸、農民培訓內容的調整及其領域的拓展，加強農業(yè)產前和產后培訓；并將強化農民技術培訓同增強農民的職業(yè)和綜合能力，甚至創(chuàng)業(yè)和合作能力結合起來。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結合農業(yè)推廣活動，以提高農民素質為核心，加強農民培訓的獨特方式也值得我國學習。

2、其他發(fā)展策略。

第一，建立和完善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有序地向城市轉移的機制。隨著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二產業(yè)、第三產業(yè)轉移，勞務性收入將在農民收入結構中占有更大份額。而非農業(yè)收入與國家的就業(yè)政策和農民的人力資源特征有關。要保證農民在工業(yè)化、城市化中分享到社會福利增加的好處，保證農民有能力參與市場化的競爭而不被 “邊緣化”，并讓沒有轉移的農民從農業(yè)中受益，就要注重農民參與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工作機會和競爭能力體系建設。政府要逐步打破“農業(yè)人口”和“非農業(yè)人口”的戶口界限，在戶籍制度以及城鎮(zhèn)住房、就業(yè)、醫(y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向農民提供優(yōu)惠政策，鼓勵具有一定居住時間、穩(wěn)定職業(yè)的外來打工者優(yōu)先留居城鎮(zhèn)。逐步消除包括農村土地制度、戶口遷移制度在內的各種限制、阻礙勞動力合理流動的制度，創(chuàng)建城鄉(xiāng)勞動力平等競爭的就業(yè)環(huán)境。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建立規(guī)范的、功能齊全的市場中介組織，為農民外出務工提供就業(yè)信息、咨詢、職業(yè)培訓、法律及保險等服務，減少進城務工人員因盲目流動而增加就業(yè)的成本，保障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合理有序地進行。還要從立法上維護農民工權益，以保障農民工平等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權益。

第二，以工補農，以城帶鄉(xiāng)，加強農村人才培養(yǎng)。當前，農村豐富的是人力資源，匱乏的是人才。這其中，農村勞動力外部流動的非均衡性是一個需要高度關注的重要問題。由于我國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造成的城鄉(xiāng)差別，農村經濟發(fā)展滯后，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在農村得不到合理的報酬。為了追求較高的人力資本收益，高素質的農村勞動力自然會流向人力資本收益率高的經濟發(fā)達地和城鎮(zhèn)。出于同一原因，農村家

庭省吃儉用，投資于子女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子女離開農村，去城市工作，而不是學成后回到農村，為農村經濟發(fā)展服務。隨著大量青壯年和素質相對較高的勞動力離開土地，農業(yè)的“空洞化”現象日漸顯現，影響到農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所以，只有實行工業(yè)反哺農業(yè)、城市支持農村的措施，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村經濟發(fā)展，提高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才能吸引農村大學生報效家鄉(xiāng)，吸引城市過剩而又是農村經濟發(fā)展所需的人才到農村創(chuàng)業(yè)。這也體現了農村人口素質提高和經濟發(fā)展的良性互動。應依靠制度創(chuàng)新，激勵一大批高素質人才特別是農業(yè)院校的大學生到農村去，向農村輸入知識、技術、先進文化，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科學文化水平，以發(fā)展現代農業(yè)。積極推進農業(yè)科技成果的轉化，完善農業(yè)科技入戶機制，加強對農民的技術指導和服務，不斷提高農業(yè)科技含量。需要強調的是，一些在市場經濟中有著突出表現的農村人才，代表了農村社會的先進生產力，是農村經濟發(fā)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而發(fā)揮農村本土人才的作用，將政策、教育、資本、財政等外部力量轉化為農村社會的內部力量，整合鄉(xiāng)村社會資源，不失為改善農村人力資源結構、加快新農村建設的一條捷徑。

資本和自然資源是被動的生產要素，人則是利用資本，開發(fā)自然資源，創(chuàng)造價值，推動國家和社會向前發(fā)展的根本力量。農民問題的解決，根本的途徑就是加大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通過教育和培訓等方式，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存量，從而有效的向非農業(yè)轉移，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國民財富，增加自身和社會的福利。

參考文獻： 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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