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企業社會責任案例研究

2、玫琳凱“春蕾項目”

玫琳凱中國早在2002年就開展了“春蕾項目”，旨在幫助貧困女童重返校園。截至目前，玫琳凱中國已累計捐資435萬元，在全國婦聯的指導和幫助下,在全國各地建成了10所玫琳凱春蕾小學，并連續資助60個班次、3000人次的貧困女童重返校園。

3、華帝“1+2助學工程”

從2005年開始，華帝公司一直堅持開展“1+2助學工程”，即每開一家專賣店就資助兩名學生完成小學學業，截至2008年公司的助學足跡已到達四川、廣西、湖北、甘肅、內蒙古等地，共資助學子1570名。

4、施華洛世奇“長江水學校” 項目旨在鼓勵當地、國內和世界各地的人們，學習和實踐可持續水資源管理，還推行有關水資源健康和衛生保健的社區項目，支持水資源生態系統和自然棲息地的保護工作。目前，“長江水學校”在全國共有33所，其中云南省10所，四川省9所，上海8所，重慶有4所，青海省2所。

5、帝斯曼“面粉強化計劃” 營養不良又被稱作隱性饑餓，導致營養不良的主要原因就是維生素和礦物質等微量元素的缺乏。食品強化是一種通過在食物中添加微量營養素來改善食物營養的方式，這種方式成本低廉、安全有效，是最適合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的方式。從2003年2月起，帝斯曼營養促進項目與中國相關政府部門合作，面粉強化推進計劃在全國范圍展開，共有15家主要面粉加工廠在其所生產的面粉中添加維生素B1、B2、葉酸、煙酸、鈣、鋅和鐵。在中國西部貧窮和營養不良地區，營養素以及維生素A的添加使約4億人從此計劃中獲益。

6、諾基亞“手牽手計劃”

許多科學證據都支持了兒童6歲前所受適當教育與發展的重要性：80%的人腦發育，包括語言能力，重要的高階認知功能等都在6歲前開始出現與發展。2008年，針對農村學齡前兒童，諾基亞投資總額逾6000萬元人民幣，啟動了“手牽手”計劃，旨在為0至6歲的農村兒童提供優質的早期發展與養育服務，包括衛生保健、嬰幼兒養護、營養咨詢、教育支持等各個方面。這是中國農村兒童早教事業史上最大的非政府投資項目，計劃分三期完成。項目第一期已在陜西、甘肅、河南的六個國家級貧困縣展開了試點，重點探索了培訓的內容以及早教中心的管理運營機制，使112，923名農村兒童享受到高質的早期兒童養育及教育服務，于6個縣建立或支持了270個早教中心，3，080名農村教師、醫務工作者和政府工作人員，以及136，706名培訓者和家長接受了培訓并參加了養育知識普及的活動。第二期將在總結第一期經驗的基礎上把項目擴大到18個國家級貧困

環境保護部18日剛剛對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血鉛超標事件作出處理，廣東省河源市紫金縣又爆出一起血鉛超標事件，截至19日已發現有136人血鉛超標，其中達到鉛中毒判定標準的有59人。

安徽懷寧高河鎮兒童血鉛超標、云南鶴慶縣兒童血鉛超標、湖北崇陽血鉛超標、湖南郴州血鉛超標……

今年以來，各地頻頻發生的血鉛超標事件，大多“禍”起重金屬污染。一些鉛蓄電池等生產企業違法排污造成重金屬污染，給人民健康造成巨大危害，社會影響惡劣。

瘦肉精成行業潛規則 據稱問題企業不僅雙匯一家

http://www.tmdps.cn 2011年03月21日 00:38 《新世紀》周刊

財新《新世紀(19.22,0.06,0.31%)》記者 張艷玲 戴廉 | 文

添加“瘦肉精”早已是肉制品全行業的潛規則，其流向絕不僅止于雙匯集團一家

屢禁不止的“瘦肉精”近日附身知名肉制品企業雙匯集團重現江湖，為中國百姓又上了一堂化學課。

“瘦肉精”——學名鹽酸克倫特羅(Clenbuterol)，是一種白色的結晶粉末。在網上搜索“鹽酸克倫特羅”，會發現大量“求購”和“供貨”信息。比如，“山東濟南山鵬經貿獸藥”在其網站上打出了“供應鹽酸克倫特羅”的消息。而在“原材料商務網”上，一家名叫“和勝獸藥批發”的企業于2011年3月16日發布信息——“求購鹽酸克倫特羅原粉”。消息發布者所在地區是“遼寧朝陽”。

在產品說明中，“山東濟南山鵬經貿獸藥”標注用途為：“能使豬提高生長速度，增加瘦肉率，豬毛色紅潤光亮……；屠宰后，肉色鮮紅，脂肪層極薄，瘦肉豐滿。”

一位供應商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直言，這些鹽酸克倫特羅“是用在飼料里的”。一位獸醫學者則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使用?瘦肉精?實際上是行業潛規則。”從財新《新世紀》記者了解的情況看，使用“瘦肉精”的企業絕不僅止于雙匯集團，亦不止于河南，其產銷鏈遍布各地。

“瘦肉精”何來？

2011年3月15日，全國消費者日當晚，央視報道稱，河南孟州等地養豬場采用違禁動物藥品“瘦肉精”飼養的豬肉流向 “雙匯”。翌日，雙匯集團發表聲明稱，已責令濟源雙匯停產自查，并派專人進行整頓和處理。

中央和河南省政府部門也迅速行動。目前，河南省已查封了媒體曝光的16家生豬養殖場，對涉嫌使用“瘦肉精”的生豬及134噸豬肉制品全部封存，包括養豬場戶負責人在內的15名涉案人員被控制。

根據公告，雙匯集團下屬的濟源雙匯總經理、主管副總經理、采購部長、品管部長也被免職。

不過，從前述記者了解的情況看，“瘦肉精”顯然并非河南或者雙匯的專利，從河南到山東、遼寧、南京，盡管中國法律早已明令禁止，“瘦肉精”陰影仍無處不在，行銷全國。這些“瘦肉精”從何而來？

前述“山東濟南山鵬經貿獸藥”的產品說明中提道，“該藥物既不是獸藥，也不是飼料添加劑，而是腎上腺類神經興奮劑。”早在2002年，在農業部、衛生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聯合發布的《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水中使用的藥物品種目錄》中，該藥品就作為一種“腎上腺素受體激動劑”名列其中。2008年農業部發布的《飼料添加劑品種目錄》中也不含此藥。

鹽酸克倫特羅最早用于治療哮喘，后因副作用太大而被控制使用。2005年國家藥監局下發《關于加強鹽酸克倫特羅管理的通知》重申，鹽酸克倫特羅為處方藥，必須憑執業醫師處方向患者提供，藥品零售企業不得經營鹽酸克倫特羅。一位藥品監督管理人員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瘦肉精”來自人用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2003年《反興奮劑條例》對私自銷售的藥品零售企業規定了嚴格處罰措施，“犯罪成本很高”。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網絡的供貨信息中發現，其出售和采購的都是“鹽酸克倫特羅原粉”。此外，還有化工廠直接供應鹽酸克倫特羅。一位獸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鹽酸克倫特羅的生產工藝十分簡單，“只要有一個化學反應譜，連家庭作坊也可以制造”。

據了解，無論是人用藥還是獸用藥，都要經過化合物、化學中間體、原料藥和成品藥這幾個階段。有些藥物在化合物和化學中間體階段，性質已接近最后的成品藥。目前，對原料藥和成品藥，國家藥監局有嚴格的監管，但對化合物和化學中間體，因其還有藥物之外的諸多用途，并無相關管制措施。前述獸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化工廠的準入門檻非常低，只要能夠獲得地方政府的批文，要想生產非常容易。”

但這些以化工產品名義生產出的鹽酸克倫特羅，有很大一部分，經過各種渠道，成了“瘦肉精”。一位曾使用過“瘦肉精”的養殖戶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給豬喂含有?瘦肉精?的飼料，只要在出欄前十天停用，檢查時就發現不了。”

層層關卡形同虛設

“瘦肉精”來襲，正如“三聚氰胺事件”的翻版，中國食品安全監管中的多頭管理問題再次暴露。

早在2002年，農業部、衛生部、國家藥監局聯合發布公告，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添加鹽酸克侖特羅和萊克多巴胺等七種“瘦肉精”。200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規定新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對使用“瘦肉精”養殖生豬，以及宰殺、銷售此類豬肉的，將追究刑事責任。

理論上，在縣以上政府設定的固定屠宰點宰殺的豬肉，必須有專業檢疫人員，經檢驗合格的產品，加蓋合格驗訖印章或者附具肉品品質檢驗合格標志。不合格的產品，不得出廠，未經肉品品質檢驗或者經肉品品質檢驗不合格的生豬產品的，由商務主管部門責令停業整頓，并處罰款。但多年來，“瘦肉精”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四處出沒，甚至以“十八道檢驗、十八個放心”為廣告語的知名品牌雙匯也牽涉其中。監管為何形同虛設？

一位長期從事畜產品檢測的官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要檢測出“瘦肉精”，無論是檢測肉、肝臟，技術上并沒有困難，但因目前分頭管理的現狀，往往使效果打了折扣；而畜牧部門又沒有強制執法權。

東方艾格農業咨詢有限公司畜牧業分析員郭天勇介紹說，養豬行業仍以分散養殖為主，這給農業部門的監管造成了一定困難。

現有政策規定，檢測按3‰-5‰的標準抽查。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副教授何計國接受媒體采訪時解釋說，明確豬肉檢測主要使用的是破壞性檢驗手段，所以只能抽樣，不能每個都查。他建議采用多種檢測方法，比如生豬尿檢。

但人力有限也是問題，一位基層畜牧局工作人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因人力所限，他們只能選擇一定規模以上的養殖場檢測。而據了解有養豬戶稱監管部門讓養豬戶自己取樣送檢。

2010年10月20日，中央編辦專門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瘦肉精”監管工作的意見》。多個部門各有分工，除規定農業部負責“生豬養殖、收購、販運、定點屠宰檢驗、認定和查處”環節外，衛生部門、工商總局等也各司其職。多頭管理的局面有所改善，但實際情況的錯綜復雜往往給了監管者互相推諉的借口。一位農業廳官員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瘦肉精?是人用藥，獸藥和飼料是嚴格禁止使用?瘦肉精?的，因此不是畜牧部門的責任。”

最可怕的，莫過于監管部門的失職和瀆職。在河南雙匯使用“瘦肉精”曝光中，媒體報道稱“瘦肉精尿檢”、生豬檢疫等如同走過場，有的“尿檢”甚至用人尿冒充，每頭豬花2元錢就能買到三大證明，再花上100元打點河南省省界的檢查站，便可一路綠燈送到南京一些定點屠宰場。

“這里面一定有檢測人員和企業相互勾結的行為。”中國農業大學畜產品加工教授南慶賢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監管本身，需設有最終的問責機制。中國政法大學學者王涌提出，在每次公共安全的危機之中，每每看到的就是拙劣的作秀、嚴厲的信息控制和舍卒保帥的問責懲處。表面文章做足，制度內在的毒瘤依然頑固，然后悲劇不斷重演——這就是中國式監管模式的宿命。三令五申之下，問題層出不窮，不能僅局限于問責一些基層官員。

王涌認為，在政治制度的建構上，食品安全監管應當走向民主，讓更多的媒體、非政府組織和民眾直接參與進來，應支持市場組織的維權機構以及足以令不法廠商傾家蕩產的集體訴訟機制。圍繞著行政監管機制，建立起一套以輿論為監督，以法律為后盾的立體防護，三管齊下，“瘦肉精”們才會無所遁形。

曝出來查，曝不出就算

來自權威部門的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有關部門共檢查各類食用農產品(17.53,0.00,0.00%)、食品及相關產品生產經營單位3552萬戶次，查處各環節違法違規行為13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締和停產違規企業單位10萬余家。食品安全的整頓力度不可謂不大，但為何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頻現？

記者梳理發現，從近期曝光的“染色饅頭”、“回爐面包”、“瘦肉精”豬肉、“牛肉膏”事件，到以前披露的“三聚氰胺”奶粉、“大頭娃娃”奶粉、“假葡萄酒”事件，其中暴露出的“馬后炮”監管，并不少見。

2008年發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從當年3月起三鹿集團、有關部門就陸續接到消費者反映，在前期長達四五個月時間內，各級檢測機構先后多次對三鹿奶粉進行檢驗，“均未發現問題”。直到9月被媒體曝光后，地方政府和企業才開始“徹查”。

2010年底的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中，當地的假葡萄酒業存在多年，形成了“造假一條龍”，甚至帶火了當地的酒精、食品添加劑及制作假冒名牌葡萄酒標簽廠家，而當地的監管部門竟“渾然不覺”。直到被曝光，才開始“迅即”介入……

疑云未散的“瘦肉精”事件中，有關部門排查后對外界稱，確認的“瘦肉精”陽性生豬主要集中在河南濟源周邊四縣市。“巧合”的是，媒體所曝光的也是這四縣市。“搞調查的媒體掌握得這么準？沒被曝光的就全都讓人放心嗎？”一些百姓仍心存疑慮。

從現實來看，目前我國共有食品、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生產企業和小作坊40多萬個，人手相對較少，快速和常規檢測能力不夠完善。“監管難度大，但這并不能成為監管缺位的?擋箭牌?！”山東大學社會問題研究專家馬廣海教授認為，作為百姓食品安全“把關人”，少數監管部門工作人員得過且過，曝出來就查，曝不出來就算，這樣食品安全事件焉能不發生？

執法怪象：

企業造假“不能罰太狠”

從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看，一些監管部門“在辦公室看樣品”成為“監管習慣”；“瘦肉精”事件中，曝出“讓養豬戶自己取樣送檢”的尷尬，更有甚者，少數監管部門和工作人員將能不能創收作為管與不管的取舍標準，甚至存在執法腐敗，監管職責被拋之腦后。

毋庸諱言，雖然近幾年財政支持力度加大，但當前食品安全監管任務繁重，經費需求還有很大缺口。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現行體制下，一些地方監管部門的辦公經費和人員工資，要依靠上級返還的收費罰款來“解決”，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門和工作人員的“執法為利”。

山東某縣質監局一位食品審查員曾多次向記者反映基層監管問題：“現在的財政供養機制不是很順，收費罰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約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資福利就從收費、罰款中出，這樣的監管能沒漏洞嗎？我們現在每天的工作目標就是想著如何完成?創收?任務。”

罰款的目的本來是加強監管，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懲處，然而，調查發現，在一些基層監管人員那里，罰款竟然“生財有道”。

這位食品審查員舉例說，執法中即使發現造假也不能罰死，罰太狠了，下年找誰收錢去？本來罰10萬元的現在罰1萬元，企業交了“保護費”，焉有不放之理？這樣的怪象下，監管人員快與違規企業成為“利益共同體”了。

這樣的現象并非個例，浙江一名基層監管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有的年份幾個月可以不干活，因為“前期努力”，已經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創收”任務。

此外，來自一些地方政府的壓力，也削弱了監管力度。一位地方質監部門負責人向記者抱怨說，政府頭等大事是發展經濟，監管部門如果只是管管小企業、打打蒼蠅還無所謂，要是對于地方“有重要貢獻”的食品企業、行業“鐵面無私”，領導就會找你“談話”。

監管不及時

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一些專家指出，從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來看，雖然部分人員確實存在失職、瀆職行為，但法律法規對于如何判定監管部門是否履職到位，缺乏明確界定。每次食品安全問題發生后，監管部門“理直氣壯”地把矛頭指向肇事者，但監管部門和監管人員的失職卻易被忽視。“這種現象一定要杜絕，監管部門也不能免責。”馬廣海說。

“食品安全監管一旦不及時，極易導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所以強化監管是重要的突破口。”輿情問題專家、天津社科院研究員陳月生等專家認為，應從問責“查處比曝光慢半拍”現象入手，鐵腕查處失職瀆職、以權謀私、執法腐敗、部門牟利等行為。

同時強化信息收集，建立群眾舉報獎勵機制。專家建議，按照查獲情況重獎舉報者，充分發揮群眾的監督力量，讓不良分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無藏身之地，從而凈化食品市場。

此外，加強基層監管部門人力、設備和經費保障力度，讓罰款與部門利益脫鉤，嚴禁罰款返還、變相“坐收坐支”。

食品安全事件集中爆發 8個月全國220人被捕

2011年05月24日01:53新京報[微博]我要評論(1551)字號：T|T 本報訊 昨日，在最高檢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邱學強稱，今年以來，共有57名涉及食品安全的國家工作人員因職務犯罪被檢察部門立案偵查。

8個月全國批捕220人

近期，國內食品安全事件再度集中“爆發”。“瘦肉精”事件塵埃未落，“染色饅頭”、“回爐面包”、“牛肉膏”等事件又接踵而來。國務院近日嚴令對違法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嚴重擾亂市場，危及人民群眾利益甚至生命的犯罪行為，務必依法嚴懲。

在這個大背景下，昨日，邱學強透露，今年全國檢察部門共立案偵查涉及食品安全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37件，立案偵查57人，其中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共17件，涉及18人，瀆職犯罪20件，涉及39人。去年9月至今年4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涉嫌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犯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嫌疑人220人，提起公訴65件113人。

監管人員瀆職現象多發

談及食品安全案件的深層原因，最高檢相關負責人表示，根據目前查辦案件的情況，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往往都和地方相關監管人員的瀆職行為交織在一起。一些負有監督責任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甚至徇私舞弊，官商勾結。

該負責人分析說，就今年以來檢察機關查辦的案件來看，危害食品安全瀆職犯罪具有三大特點：一是窩案串案多。如河南省檢察機關在瘦肉精事件中查處瀆職犯罪嫌疑人26人，都是從事畜牧監管的人員。“食品安全案件窩案串案多，查辦一人，能夠帶出一串一窩”。

二是玩忽職守類犯罪突出。在立案偵查的瀆職犯罪的39人中，玩忽職守罪22人，占56.4%。

三是危害后果嚴重。如河南省濟源市畜牧局動物衛生監督所所長邢凌峰、副所長衛建設，涉嫌玩忽職守，不按照規定進行瘦肉精檢測，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000余萬。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邢世偉 個案

河南瘦肉精案26人瀆職

均為畜牧監管人員；瘦肉精生產者、養殖戶等58人被批捕

本報訊 在昨日舉行的最高檢新聞發布會上，最高檢副檢察長邱學強專門介紹了“瘦肉精”案件的相關情況。在河南“瘦肉精”事件發生后，檢察部門共批捕該事件涉及的“瘦肉精”生產者、銷售者、生豬經紀人、飼料經營者、生豬養殖戶等犯罪嫌疑人58人。

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李忠誠還告訴記者，在河南“瘦肉精”案件中，檢察部門查出了瀆職人員26人，而這些人都是畜牧監管人員。

今年3月，河南省孟州市等地養豬場采用違禁動物藥品“瘦肉精”飼養生豬，有毒豬肉流入濟源雙匯食品有限公司。事件經媒體曝光后，引發廣泛關注，河南省排查50頭以上規模養殖場近6萬個，確認“瘦肉精”呈陽性的生豬126頭，排查50頭以下散養戶7萬多個，確認“瘦肉精”呈陽性生豬8頭，查獲含“瘦肉精”飼料若干批次。此后，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針對“瘦肉精”問題開展了全國性專項打擊活動

第二篇：阿里巴巴企業社會責任研究

阿里巴巴集團社會責任報告

一、前言

阿里巴巴社會責任觀

我們堅信：只有內生于企業商業模式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確信：社會責任對企業不是負擔，在每一家企業的商業模式中，都可以找到自身與社會責任的結合點。

我們相信：人人都有社會責任，在網絡化的便捷環境下，人人也都有能力履行社會責任。

二、集團簡介

阿里巴巴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簡稱：阿里巴巴集團）是以曾擔任英語教師的馬云為首的18人，于1999年在杭州創立，他們相信互聯網能夠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小企業通過創新與科技擴展業務，并在參與國內或全球市場競爭時處于更有利的位置。阿里巴巴集團經營多項業務，另外也從關聯公司的業務和服務中取得經營商業生態系統上的支援。業務和關聯公司的業務包括：淘寶網、天貓、聚劃算、全球速賣通、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1688、阿里媽媽、阿里云、螞蟻金服、菜鳥網絡等。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集團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股票代碼“BABA”，創始人和董事局主席為馬云。2015年全年，阿里巴巴總營收943.84億元人民幣，凈利潤688.44億元人民幣。（摘自百度百科）

阿里巴巴集團的使命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我們為商家、品牌及其他提供產品、服務和數字內容的企業，提供基本的互聯網基礎設施以及營銷平臺，讓其可借助互聯網的力量與用戶和客戶互動。我們的業務包括核心電商、云計算、數字媒體和娛樂以及創新項目和其他業務。我們并通過所投資的關聯公司參與物流和本地服務行業。

阿里巴巴集團的六個價值觀對于我們如何經營業務、招攬人才、考核員工以及決定員工報酬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該六個價值觀為：客戶第一——客戶是衣食父母；團隊合作——共享共擔，平凡人做非凡事；擁抱變化——迎接變化，勇于創新；誠信——誠實正直，言行坦蕩；激情——樂觀向上，永不言棄；敬業——專業執著，精益求精。

三、社會責任內容及其帶來的正面影響

（一）基礎層：員工

1.員工發展：阿里巴巴非常重視從企業內部培養人才，為員工提供一個成就事業、完善自我的人生大舞臺，我們建立了一個系統的員工發展培訓體系，涵蓋了從新員工入職的“百年系列”培訓、日常在職人員崗位培訓和管理人員培訓三個層級，并致力于創造一個滿足員工多樣化需求、充滿活力與趣味的立體學習環境，打造教學相長的學習氛圍，鼓勵員工在實踐之后總結分享心得。

2.員工關愛：保障員工權益，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提供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為員工提供充滿吸引力的職業環境和富有挑戰性的事業發展平臺，激勵員工為新商業文明建設做出貢獻。如：財富保障：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蒲公英計劃、彩虹計劃、iHome置業計劃、小額貸款；生活平衡：集體婚禮、阿里日、年陳、中秋禮包、帶薪假期、年休假、特色路途假、團隊建設及outing、孕婦休息室、員工餐飲、幸福班車、健身房、IBABY子女教育；健康保障：體檢、身心健康熱線、孕期關懷短信、健康大講堂&沙龍、補充醫療保險、補充生育保險、重疾就醫協助、健康服務中心。

3.員工公益：百年責任、公益隨行：在集團“百年系列”入職培訓里，有一堂課叫做《百年責任》，旨在傳遞感恩敬畏的公益理念及介紹阿里集團的社會責任實踐。幸福抱團，公益創業：員工自助公益創業項目“幸福抱團”鼓勵集團任何一位員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公益方向，通過方案策劃、團隊組建和試運營階段即可獲得每年5萬元的公益“創業”經費用于項目運營。

（二）核心層：網商、消費者

1.網商發展：阿里巴巴在創辦之初就以“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為使命，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資源幫助中小企業，用最低的成本獲得最高的價值。2011年，阿里巴巴推出“良無限”，幫助平臺供應商實現定制化生產、質量監控、統一倉儲物流管理、售后服務等多環節方位深度服務。開放數據分享，通過為中小企業提供大量市場資料及統計數據，幫助他們通過分析，掌握市場先機，繼而調整策略，擴展業務。

2.消費者支持：保障消費者權益，方便消費者日常生活，引領消費者責任消費，改善購物體驗。

3.帶動網商責任：阿里巴巴聚合企業各種資源，助理網商發展，并與其分享阿里巴巴的社會責任理念，為美好社會的共建而努力。

（三）拓展層：股東、伙伴、行業

1.股東責任：阿里巴巴堅持“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的經營理念，致力于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業務模式，為股東帶來長久的商業價值回報。2.伙伴責任：和重要伙伴建立戰略合作關系，與合作伙伴共同進步。3.行業責任：制定行業規范，完善網規建設。

（四）共享層：社會公眾、自然環境 1.培養電子商務人才：阿里學院、淘寶大學和阿里巴巴商學院是阿里巴巴商務人才培養的基地和搖籃。通過幫助年輕學生走進電子商務領域做好充分的思想和技能準備。

2.推動農村電子商務：小縣城通過互聯網對接到大市場，越來越多縣域特色產品通過互聯網銷往全國甚至海外。同時，縣域的消費者通過互聯網接觸到海量、實惠的商品，網絡購物正成為越來越多消費者，尤其是縣城和農村消費者的新選擇。縣域電子商務的不斷發展，正促進廣大農村實現新型城鎮化。

3.投身社會公益：阿里巴巴成立16年來，始終堅持“互聯網+公益”的精神，踐行社會責任的同時，鼓勵更多的社會公眾參與公益事業。2010年起，阿里巴巴將集團年收入的0.3%撥作公益基金；2014年，阿里巴巴公益基金共捐贈8942萬元用于救災、環境保護、受助群體能力提升、行業發展等領域。

4.自然環境保護：阿里巴巴始終以保護環境為己任，不僅自覺控制對環境的污染，降低能耗，而且通過自身電子商務平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推動整個社會環保意識提高，這是阿里巴巴履行對自然環境責任的特色。

5.促進社會就業：阿里巴巴電商平臺、物流和農村戰略在促進社會就業方面發揮了獨特優勢。截至2014年底，阿里巴巴零售平臺帶動直接就業人數1000萬；與阿里巴巴零售平臺相關的間接就業約為347萬，其中：快遞人員約為150萬；淘女郎、代運營、導購、裝修、美工、客服、軟件開發、培訓等各類第三方服務商約為197萬。

6.聚力援助災區：2014年7月21日晚，為援助超強臺風威馬遜受災地區，淘寶PC端和移動端連夜上線愛心眾籌平臺；淘寶網首頁、手機淘寶首頁均上線全幅眾籌頁面，聯手菜鳥網絡、淘寶海南館、天涯社區、新華社、深商e天下等機構，發起中國第一次社會化的互聯網愛心眾籌——“迎南而上”淘寶海南救助行動，不到12個小時，就有超過2萬名網友參與，30000瓶礦泉水、13000碗方便面、5000包餅干被售出。

7.助力經濟轉型：阿里巴巴通過跟產業帶合作，跟當地電商協會合作，幫助每個地方、每個品類培養新的網絡品牌，幫助其實現互聯網轉型。

四、社會責任履行存在的問題

（一）阿里巴巴“月餅門”

（二）支付寶社交“校園日記”“白領日記”

（三）反假貨組織成員強烈抗議，阿里巴巴剛“入會”一個月就被掃地出門

（四）淘寶刷單事件

五、改進或提升的策略

六、結語

第三篇：企業社會責任案例2011.9

案例：創造幸福感 企業社會責任新標桿 http://.cn2011年05月16日 15:30每日經濟新聞

“十二五”規劃中，“幸福感”成為熱門詞。前不久，騰訊宣布將投入10億元助員工買房的舉措，成為企業提升員工幸福感的榜樣。

2009年，天九儒商集團董事局主席盧俊卿即提出了“幸福企業”概念。在他的理解中，企業最根本的奮斗目標是滿足員工不斷增長的幸福需要。自那以后，盧俊卿開始四處義講，目前，已有2萬家企業聽過他的演講。演講的主題，正是“如何打造幸福企業”。

企業在幸福指數提高過程中有著什么樣的擔當？企業家在“幸福”過程中充當什么樣的角色？

青島啤酒董事長金志國說，提升幸福感，企業不能當看客。幸福工程的建設，普通民眾可以期待政府，但企業卻不能等待。作為社會體系中最核心的經濟載體，企業要打開員工的職業發展通道，關注社會和社區需要，注重社會責任感的擔當，成為幸福的制造者。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陳平所說，“幸福不再只是一個哲學問題”。幸福企業的標準

什么樣的企業才“幸福”？

經濟學界創辦了幸福經濟學說，扭轉了傳統的以GDP衡量發展的經濟理論，眾多企業圍繞幸福經濟都有創新的發展，為客戶提供幸福生活規劃的同時也贏得了企業發展和豐厚利潤。

“與幸福相關的業務越來越多，婚戀、心理咨詢企業如雨后春筍，數量節節攀升，這是一件幸事。”前不久，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孟曉駟在出席《中國企業家》雜志社舉辦的“商界木蘭”活動時說。

“員工是騰訊最寶貴的財富。2010年，CPI、房價上漲等種種因素影響了每個騰訊員工和小家庭的生活品質。”于是，騰訊“加大2011調 薪力度，讓員工的年收入有力增長；優化薪酬結構，提高員工每月的可支配收入；調整北京住房公積金繳交比例；投入10億元設立并實施“騰訊安居基金””。馬 化騰最近的一封郵件，引發人們感慨：騰訊真是一個好公司。最近，阿里巴巴也開始了員工幸福指數調查工作，馬云的想法是，“把阿里巴巴打造成員工最感幸福的公司”。此外，蘇寧、海底撈、桔子酒店等企業也在通過完善現代管理制度，努力讓員工成為行業內最具幸福感的人。

“企業一定要關注員工福利，而福利的最終體現是房子。”一高校老師向記者表示，“我們那時從國外留學回來，學校立刻分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讓 科研人員專心做研究。現在不一樣了，房價居高不下，收入有限，很多機構也取消了分房制度，他們怎么安心工作？不安心工作又談何幸福？”

用友董事長王文京說，“幸福企業是一個愿景，要成為幸福企業，需要三大要素：全面信息化提高企業效率；信息化促進企業持續創新；信息化推進企業綠色增長”。

“幸福企業的標準是讓客戶用了我們的產品后有所收益，員工也能在工作中感到成就感和幸福感，對薪酬感到滿意，企業經營者能為社會提供其他方面的付出，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幸福企業。”北京瑞祺圖書公司創始人張大祺告訴記者。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商業部原副部長魏建國認為，“要想成為幸福企業，根本之路在于為消費者、為社會創造更多幸福感，讓社會感受到幸福，讓員工感受到幸福。”企業家的“幸福”

企業家的幸福感，有人高分，有人不及格。

盡管新東方集團董事長兼CEO俞敏洪經常提出“用半個小時到公園里走一趟”，但他每次走得很快，把很休閑的事情弄得很匆忙。助理跟不上他的腳步，問他為什么走得這么快？他說，“回去還有很多會議。”

因為新東方，俞敏洪認為他失去的太多。“我現在的生活狀態如果用幸福度來衡量的話，應該是50分，還沒有及格。新東方是一項事業，一份責任，不 管你想不想，都必須往前走。得到了財富就有可能失去健康，獲得成功就有可能失去生活，一些影響生活質量的疾病已經出現，比如失眠、腸胃失調、腰椎間盤突出 和脊椎病，這些都大大影響了我日常的生活情緒和興趣。所以，我在新東方高管會上發動 “去俞敏洪運動”，新東方的大小事情最好不要直接跟俞敏洪發生關系。我想給自己的未來留出更多時間，不光讓自己輕松一點，也讓新東方更輕松一點。”

當大家都在談論幸福指數時，當當網執行董事長俞渝很糾結。她一直在想，“我的幸福指數高嗎？當當網員工幸福指數高嗎？這個幸福指數怎么衡量？”

“國家談幸福指數用GDP說話，企業則看銷售額有多少，市場份額多大。幸福指數就好像穿鞋，舒不舒服只有腳知道，而每雙腳都不一樣。我會用幾組 簡單數字去想幸不幸福，這就是我們的業績是多少，我們每天工作時間有多長，休息時間有多少，其他內容基本上排除在外。”俞渝說，她倡導讓每個人都按自己的 方式來生活，即“輕裝”。

讓自己的企業成為幸福企業，企業領軍者應具備什么樣的素質？北京麻辣誘惑餐飲有限公司創始人韓東認為，“應平衡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要給員工 帶來安全感，給他們發展的希望和空間。作為企業家，一定不要小富即安，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韓東給自己的幸福分數是93~95分。

“很多人認為，企業家是工作狂，所以多半不幸福；也有人認為，見證企業的成長，是一個幸福的過程。作為企業家，只要堅定一個目標，幸福就容易很多。”陳平說。企業的幸福機制

如何讓所有員工幸福？對于這個問題，很多企業感到困惑。

幸福企業源于 “幸福員工”，而幸福員工的幸福指數來源于什么？

俞敏洪說，“員工的幸福指數來自于兩大要素：第一是薪酬體系，要給出員工有競爭力的薪酬，這是最基本的要素；第二是員工在這個企業工作有沒有驕傲感和成就感，這一要素主要來自企業的價值體系和員工對企業的認同。”

浙江一企業創始人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不同員工對于幸福的標準不一樣，幸福是一種感覺，而不是一個可以量化的東西，要所有的員工都幸福是一件很難的事情。“讓所有員工幸福很難，但要學會讓一部分員工先幸福起來。”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李若山認為這是幸福企業的“幸福密碼”。“如果企業家不幸福，企業出問題，誰的幸福都談不上。不關心員工福利的企業不會幸福，企業要真正地做到以人為本，要有相對公平、公正的內部機制以及相互理解的氛圍。”

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學院教授王方華認為，讓員工感到幸福，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讓他們有希望，讓客戶對企業信任，讓民眾認為可信賴，企業創造“希望”就是創造“幸福”。現在中國正處于轉型時期，企業面臨殘酷的市場競爭。打造幸福企業最大的難點是如何面對市場競爭。陳平說，幸福企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有創新和成長的空間。“很多世界級研究中心，待遇很低，工作很苦，但是很多研究人員不愿意離開，一個很重要的 原因是他們覺得在那里能學到東西。有的企業不給員工提供培訓，愿意從別的企業挖人，而不愿意自己培養人，員工跳槽率高，何談員工幸福感？留住員工的心也就 是提高員工幸福指數的標準之一，待遇還在其次。”

仔細研究人們會發現，幸福指數偏高的國家是那些不太發達的國家，而“想要得更多”

是幸福指數的最大殺手。

陳平說，“幸福”概念最早是法國人倡導的，主要是想用歐洲的文化理念來反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反對其他國家的競爭方式。實際上，這對中國有著一 定的借鑒意義。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背后犧牲了很多東西，比如說環保、員工福利等。“幸福不再是哲學問題，而是一個國家的競爭方式，如果在追求幸福的同時 企業做大做強，這是最和諧的。”“幸福企業家”自述

為員工創造幸福是企業的責任

每經記者 陳莉莉 發自北京

天九儒商集團董事局主席盧俊卿關于“幸福企業”最原始的靈感來自于他的一次出差經歷。

2008年，他到江陰出差，看到江陰的宣傳標語“江陰，打造幸福城市”。一時間，多年來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樣的企業才是好企業的盧俊卿找到了答案：幸福企業才是好企業。盧俊卿說，企業最根本的奮斗目標是滿足員工不斷增長的幸福需要。

盧俊卿說，之所以提出“建設幸福企業”的概念，是因為建設幸福企業是員工、企業和社會的需要。幸福企業，要為社會創造財富，為員工創造幸福，為股東創造回報。這是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

前不久，有機構看中盧俊卿酷似周恩來的外形，邀請他參加一部影視作品的拍攝。許多出版機構看到 “幸福企業”可能會帶來更多話題，于是邀請盧俊卿出版關于“幸福企業”的圖書。

忙于出差的盧俊卿，書稿已大概成形，最近會將上市。“拍攝一事要等出差回來，這次出差很重要。”

與兩個月前一樣，盧俊卿這次出差的目的地依然是非洲，主要是為了在當地建立希望小學，把中國希望小學的品牌、模式、理念復制過去。

3月8日，希望小學的第一批試點已經完成，資金主要來源于天九儒商集團的1億元。盧俊卿這次去的是肯尼亞、盧旺達等國家，準備進行第二批希望小學的考察、落實工作。開始于2009年的中非希望工程，盧俊卿是發起人之一，計劃是“10年15億元建1000所希望小學”，資金來源由盧俊卿募捐而來，募捐的“綠 色通道”則是為企業演講，演講的主題是 “如何建立幸福企業”，目前已有募捐款2.479億元。這也是盧俊卿幸福感的來源之一，“很辛苦，但是很幸福”。

盧俊卿說，準備做1000場義講，“一場演講可以募到一所學校所需的資金”。4月18日，盧俊卿給700人做了一場義講，“16家企業捐了1億 多元，其中銀賽控股集團捐了1億元，民達意航捐了3000萬元”。自從2009年盧俊卿開始發表“幸福企業”的言論以來，已有超過2萬家企業聽過他的演 講，最多一場演講有2000家企業。

盧俊卿的企業也有一套 “幸福參數”：設立“賢內助”獎向家屬致敬、員工的婚禮比黃金重要、下班前不準批評員工、股權共享、終身員工制、企業家孵化器讓員工當老板等。目前，盧俊卿的企業家孵化器已孵化出數名企業家，“很多員工有創意，苦于沒有資金和資源，我們就搭建一個平臺。雖然我們希望員工不要加班，但一 些高管不可能不加班，作為他們的另一半，肯定要付出一定的幸福代價”，所以，企業設了“賢內助獎”，以此感謝家屬對企業成長做出的犧牲。盧俊卿一直認為天 九儒商是一家幸福企業。“我的幸福指數很高，社會公益性事業在我幸福感來源渠道中占有較大比重。”

“幸福員工”自述 成長通道與空間關乎員工幸福 每經記者 陳莉莉 發自北京 從韓東的第一次創業代理阿迪達斯、耐克等運動品牌，到“麻辣誘惑”的辛苦籌備，再到

其旺盛成長，王彬一直跟隨著韓東。公司里，工齡滿8年的員工差不多有16個人，而王彬是其中之一。

從銷售人員、店長，到人力資源，再到采購，王彬在韓東的“老板”生涯中演繹著個人職業生涯的 “多種角色”，這也是麻辣誘惑對于很多員工來說吸引力較大的原因之一：個人成長通道特別快，且通道開放。“很多員工都是在這里從廚工做到了廚師長，從普通 員工做到了高級管理人才。”王彬告訴記者。

歸屬感對王彬來說，是衡量幸福指數很重要的指標之一。去年，在北京麻辣誘惑餐飲有限公司基礎上新成立的北京麻辣誘惑食品有限公司，被王彬簡稱為 “麻食”。王彬給“麻食”新定了一個規矩：每周必須有“三一”活動，即一次培訓、一次鍛煉，一次看電影。“這就像是一個家，這個家給我一種歸屬感。”王彬 說。

實際上，對老板韓東的“崇拜”也是王彬一直跟隨他的原因之一。她說，“因為跟著韓總，特別有奔頭，總有一種感覺在促進著我，麻辣誘惑好了，我們也就好了”。

面對員工類似的“崇拜”，韓東說，“是不是有點過了？”但在員工流動率居高不下的餐飲業，韓東旗下2000多名員工的流動率“遠遠低于餐飲行業平均水平”。韓東一直認為，做事先做人，基于品格、道德培養及呼吁的價值觀讓員工沒那么浮躁。

前段時間，某第三方機構來調查麻辣誘惑員工的幸福感指數，得出8.4的分數，比麥當勞的8分要高。

工作之余，王彬看了許多關于“幸福指數”、“幸福感”的文章和節目，她說她的幸福指數可以打到8.5分，其中的6分來源于公司。韓東給自己的幸福指數是“93~95分(百分制)”，這樣的高分在企業創始人群中寥寥無幾。

但是，韓東說，“最近危機感和不安全感特別強烈，想要給自己改變”。帶著這樣的想法，韓東開始一些極限運動，并對某商學院即將開始的 “玄奘之路挑戰賽”充滿了期待。“希望能在極限過程中，讓自己的包容性得到提升，能在更深層次上理解人生、企業和他人。”

第四篇：企業社會責任經典案例

企業社會責任經典案例

2014-01-10 08:56:37

文_趙梓亦

原標題：CSR也需要經營

品牌 三星

獲獎理由：關注社會責任，關注青少年成長，鼓勵社會創新。

作為一個主營電子產品的企業，創新是三星得以不斷持續發展并能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三星的創新又不僅僅體現在產品上，在三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成立至今的18年間，中國三星一直進行著教育支援、殘疾人支援等公益活動，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在做社會公益、履行社會責任的過程中，中國三星也在不斷探索新路徑。

2013年被中國三星定位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經營元年。這一年里，中國三星按照計劃從共享企業社會責任資源和力量、摸索投資與社會責任并重的嶄新的產業投資模式、全方位擴大社會公益事業以及用開放的心態積極與社會溝通等四方面全面開展了一系列工作。

不僅要創新，還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國三星堅持自己的公益要與其他企業有差別，金錢的、物質的支援是任何一家企業都可以很容易做到的，在硬件支援中要添加軟件支援的部分。中國三星的公益活動不是簡單的捐錢捐物，而是堅持員工親自參與的原則。從多年的公益實踐中三星發現，組織員工參與公益活動，不僅能夠幫助受益者，還能夠讓員工獲得成就感，從而對企業產生認同，更具凝聚力。中國三星認為，企業的社會公益活動不是單純的慈善事業，而是有目的的活動，公益活動要能提高企業形象，構建人脈關系，效果極大化。

在CSR經營元年實施各項活動的過程中，三星與社會各界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溝通，展示了三星在CSR方面的策略和措施，使三星獲得了社會的認可。

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了“2013年《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評價了國企100強、民企100強和外企100強共300家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現狀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中國三星憑借在CSR元年進行的各項工作，登上外資企業榜首，總排名升至第21位。

分享式公益

2013年9月，中國三星與陜西省政府合作“社會責任示范區”項目。中國三星認為自己應該從過去的，投資局限在廠房建設、提供就業崗位、擴大稅收、配套產業入駐等經濟層面的傳統模式中跳出來，通過向地區社會普及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創造共同參與的平臺等措施，尋找一條嶄新的經濟投資與社會責任齊頭并進的發展之路。

并希望通過陜西省政府的合作，使作為三星最尖端的半導體工廠和研究所等重點投資區域的陜西省在CSR領域也能成為一個模范典型。中國三星承諾在未來五年之內，通過多種多樣的社會公益活動，促進陜西省的經濟與社會公益事業的共同發展。在原有的CSR活動基礎上，在陜西省內推行教育、社會福利、環境保護、災害救助、農村支援，人才培訓等新型公益項目，為陜西省成為CSR活動最活躍的省份助一臂之力。

中國三星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經營的定義，秉承“分享經營”哲學，將三星集團的經營成果與身邊困難的人們分享，為他們帶去夢想和希望。認為企業應該在創造價值的同時，與社會各界分享價值。進入“CSR經營元年”以后，中國三星從努力履行好自己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到帶動其他中小企業一起履行社會責任的轉變，是企業在2013年社會公益的中的一項創新。

今年3月，中國三星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作，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外資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基地——“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基地”，向中小企業開展“企業社會責任公益培訓”，以讓更多的企業投身到履行社會責任的行列中。

青年是社會希望

在為企業帶去夢想和希望的同時，中國三星也希望在青年、青年教育方面能做全面的貢獻。因為青年是社會的重點和社會的希望，是重中之重。在宣布2013年為“CSR經營元年”時，中國三星就提到將在強化原有的農村支援、教育支援、社會福利、環境保護等4大公益項目基礎上，開發針對青少年的新公益項目，給予重點扶植和培育。之后，多項新的青少年公益項目陸續開展。

在12月剛剛落下帷幕的2013年 “探知未來”（Solve For Tomorrow）全國青年科普創新實驗大賽中，三星電子作為唯一受邀的企業單位，承辦大賽，全程參與大賽的組織并為獲勝的四支隊伍提供了獎勵基金和科研設備，獲獎選手前往美國名校進行科技交流的經費也由三星電子出資。

“探知未來”（Solve For Tomorrow）全國青年科普創新實驗大賽以“節能、環保和健康”為主題，根據主題設有數據傳輸、風能發電、安全保護三大命題。旨在激勵全國高中生和大學生積極參與科普實踐活動，提高廣大青年學生的動手能力，并向全社會普及科學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比賽歷時兩個多月。比賽吸引了來自全國數百所學校、2700多支隊伍共萬余名學生參加。

三星參加SFT項目是希望通過該項目為中國青少年搭建一個平臺，鼓勵他們提高科普創新意識和實踐動手能力。在SFT項目中，三星發現很多中國青少年學生并不缺乏科學創新能力，缺乏的是一個鼓勵其發揚創新意識和動手能力的平臺。通過參加項目，三星更加了解了青少年群體的需求，這些經驗和認知為以后繼續開展同類項目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指導。更重要的是，CSR經營元年實施各項活動對三星融入中國的社會環境起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第五篇：郵政企業的社會責任研究

郵政企業的社會責任研究

社會責任是指一個組織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一個組織應以一種有利于社會的方式進行經營和管理。社會責任通常是指組織承擔的高于組織自己目標的社會義務。如果一個企業不僅承擔了法律上和經濟上的義務，還承擔了“追求對社會有利的長期目標”的義務，我們就說該企業是有社會責任的。作為企業，更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承擔好社會責任。從大的方面講，這是企業回報社會的責任、義務，是促進和諧社會的需要；從企業自身講，這是企業扎牢發展根基的基礎、保障，是企業發展的需要。而對于郵政企業來說，我們的社會責任就是切實履行普遍服務。

何謂郵政普遍服務？郵政普遍服務是郵政部門為國家承擔的社會公共職能，以低廉的價格向公民提供的信件寄遞服務。中國的郵政普遍服務具有較高的水平，具體體現在較為全面的業務種類、均一低廉的服務資費、遍布全國各地的服務網點、深入千家萬戶的投遞網絡等四個方面。由此看來，中國郵政承擔的普遍服務，范圍之廣、內容之多、義務之重在世界各國中首屈一指。在信封上貼張0.8元（省內）或1.2元（省外）的郵票，無論天南海北，信件都會安全送到。卻很少有人會想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只花1.2元錢，再遠的地方信都可以送到。這正是郵政履行普遍服務給老百姓帶來的好處。但正是因為這項服務，讓中國郵政每年背負巨額虧損。中國郵政普遍服務為什么會面臨巨額虧損？而面對這樣的虧損，中國郵政為什么不能像有的人提出的那樣“另起爐灶”，即讓大家一起進行市場競爭？對于這一連串的的問題，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社會責任。

全國郵政現在面臨著同一個困境：在市場經濟下，郵政企業要走向市場又受到全國統一資費的制約，同時還要承擔無償義務服務。中國郵政71%的網點，80%的投遞縣位于農村地區。在很多經濟欠發達地區，郵政通信目前仍是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少數民族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信息交流手段、文化傳播途徑和經濟聯系紐帶。而郵政網點的建設是按照普遍服務的要求，從方便群眾用郵出發而建的，有的點業務量很小，但運行的固定成本并不能相應縮減。郵政網點運行的固定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較大，一旦網點建成投入運行，人員、郵路、車輛設備維修、水電等費用成為固定開支，不因業務量大小而變動。如果單純是為了做生意，把所有賠本的網點統統關門，賠本的郵路統統撤并，虧損不就解決了？可是，郵政普遍服務不適用做生意的那一套。這些網點承擔著郵政普遍服務的責任，而普遍服務是政府為保障人民通信權利而擔負的一項職責，屬于政府的服務行為，不是做“生意”。賠本網點不能關門，賠本郵路不能撤并。如按生意經的做法，那就沒有了普遍服務，廣大農村邊遠地區的消費者就很可能失去了與外界信息交流的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途徑。農村郵政網點存在的意義，不但在于它是與外界聯系的主要渠道，更在于它已經成為地區能撤消這些服務網點，而且還要確保服務水平。”

我們再來看一下美國郵政。美國是一個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國家，但他們的郵政網點仍然多達３８０００個，投遞郵路２３萬條，普遍服務的運營成本很高。雖然郵件量規模超過２０００億件，仍有約２６０００個網點是虧損的。在那些“郵政應另起爐灶”論者看來，一定會產生出一個疑問：美國的市場經濟那么發達，生意經那么精明，為什么不把那些虧損的郵政網點統統撤掉？美國郵政人是不是太“蠢”了？確實在前一時期流傳著要關閉鄉村郵局的謠言，但最近美國郵政的新聞發言人公開辟謠：美國郵政沒有因為要削減費用開支而關閉業務量小的鄉村郵局的計劃，也沒有進行這樣的可行性研究。美國一些國會議員認為，鄉村小郵局是美國鄉村小鎮的象征和代表，根據美國聯邦法律的規定，鄉村應該和城市一樣享有同等水平的郵政服務，因此堅決反對關閉或合并鄉村小郵局。確實，由于郵政普遍服務低廉的資費和高昂的服務成本，使各國郵政都為此承受程度不同的經濟損失。而針對普遍服務所帶來的郵政政策性虧損，各國政府普遍采取了減免稅賦等優惠政策。如政府設立郵政普遍服務基金；由國家財政直接補貼郵政普遍服務的虧損；給予稅收優惠和郵車保障政策；郵政設施建設由政府投資等。法國、德國、美國、英國、荷蘭等發達國家更以法律形式明確，郵政件和黨報、黨刊遞送到農村、山區、海島及邊疆哨所；

可以看出，郵政網點的建設是按照普遍服務原則，是充分考慮消費者的通信需要，而不是考慮賠不賠的“生意經”。業務量小的農村網點必然虧損，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美國也不例外，這就不是郵政會不會經營的問題了。“另起爐灶”，讓別人來干，就能使這些農村網點不虧損？如果取消專營，進行市場競爭，必然出現趨利避虧的局面。大城市能贏利的網點大家搶著去經營，而農村虧損的網點沒人去經營，信件沒人去送。當然政府不會坐視不管。

實際上郵政承擔普遍服務有其法律的依據。我國憲法第四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實施這一條法律是政府的職責。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居住分散、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要做到人人能夠平等享受普遍的郵政通信服務，只有依靠國家的力量才能全面實現。這就是為什么絕大多數國家的郵政都由政府管理、接受政府補償的緣故。盡管一些國家對郵政實行企業化管理、商業化經營，有的成立了郵政公司，但也是政府獨資或政府控股，屬于政府企業的性質。

那為什么郵政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即普遍服務專門針對信件呢？大家都知道，我國法律規定，郵政企業對信件具有專營權。這是因為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人民的通信權利，通過向每個人提供普遍、平等及能夠承受的價格的郵政服務來保證這一權利的實現。因此，國家賦予郵政信件業務的專營權，就是為了從組織上落實法律規定的人民通信權利。對郵政來說，專營看起來是一項權利，實質更主要是一項重大的法律責任。人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否得到保障，責任完全落到郵政肩上。美國通過立法禁止私營公司經營信件業務，他們指出：如果沒有信件專營，私營公司只會趨利避害，只會為商業區和高收入住宅區服務，不會為高成本的鄉村地區服務。使這些地區的民眾蒙受損失。再看歐洲，歐洲一些國家的郵政改革步伐比較快，有的成立了郵政公司，有的實行跨國兼并。但歐盟絕大多數國家的郵政都對３５０克以下的郵件擁有專營權，他們在郵政市場化經營問題上十分慎重。歐盟聯絡委員會指出，必須確保普遍服務在本國以及共同體各國之間的生存與發展，必須考慮到郵政部門的特殊性和他們所做出的貢獻。歐盟計劃到２００３年把專營郵件的重量降到５０克，但遭到了法國及一些國家的強烈反對，他們只同意重量限制降到１５０克。多數歐盟國家認為，市場化和自由化會嚴重威脅郵政的普遍服務。

對于普遍服務來說，作為承擔社會責任的業務，必定涉及范圍大、影響面廣，做好與做壞對企業形象影響都很大。而且，用戶不會關心企業的收益有多少、不會去理解企業的初衷與付出，用戶最關心的是服務質量。因此不能因為普遍服務業務的效益低，就忽略服務質量甚至降低服務標準，而是要與正常業務一樣，一視同仁，甚至提供更加貼心、細心、耐心的服務。

雖然郵政企業承擔的普遍服務的社會責任一定程度上與企業的發展有沖突關系，但這種沖突關系是可以化解的，關鍵在于郵政企業采取哪種態度去對待、采取哪種措施去解決，如果處理得好，可以說承擔社會責任與郵政企業發展并不矛盾，甚至會促進企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