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白堊記往事》讀后感——文明的合作與博弈[最終版]

《白堊記往事》讀后感——文明的合作與博弈

劉慈欣

《白堊記往事》是一篇想像白堊紀恐龍滅絕原因的小說。小說里以恐龍和螞蟻之間的故事，向我們反映了許多深刻的問題。

恐龍文明和螞蟻文明是兩個古老的文明。兩個文明看似水火不容，因為這個星球上同期出現的文明極容易引發大的戰爭。但實際上，在地球，兩個文明是共生關系。恐龍們沒有靈巧的肢體完成細小入微的工作，只能由螞蟻們為其效勞，而恐龍科學家們則帶領兩個文明持續發展。兩個文明便相互依存，共同組成了地球文明，向宇宙深處走去。

一天恐龍文明分裂為兩個國家，螞蟻聯邦雖同時為兩個國家服務，但在恐龍文明的工業污染和內部核戰爭的困擾下，決定對恐龍文明采取措施：推翻恐龍帝國，發展螞蟻文明，擺脫共生約束。

螞蟻大軍在恐龍機械內部和恐龍皇帝的大腦主血管上安裝了炸彈，引爆后會使恐龍內部嚴重癱瘓，猶如社會失去了大腦，地球將被螞蟻統治。

而螞蟻們絕對想不到的是，恐龍的兩個國家都擁有了最新的反物質炸彈，一旦爆炸將產生高溫摧毀地面上的一切。反物質倒計時作為威懾已打開，每隔一段時間由恐龍皇帝按上重計時按鈕。當螞蟻們知道這一切時已經太晚了，它們沒有任何補救措施，白光閃耀的一刻，大地上的一切都被烈火吞噬。

兩個文明的合作奇跡在競爭中結束，這樣的結局引人深思。雖然兩個文明的共生關系已屬奇跡，但最后的確實反映了一些問題：人心？合作與競爭的博弈？

兩個在沙漠中的人，走出沙漠至少還需要兩天，若兩人的總補給可供一個每人再堅持一天，走出沙漠前就可能找到村莊，而你是兩人中的一個，你會怎么做？

或許你們倆人的關系很好，生死與共，寧死與不會坑害彼此，那你們仍然可能找到村莊后走出沙漠，這當然是最好的結局；也或許你們最后山窮水盡，因補給不足而雙雙倒地。

但是幸運不是萬能的，幸運神不是什么人可以隨手喚來的仆人，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要達成上面的合作條件，必須兩個人都不能抱有私心，這對兩個人來說是有可能成立的，但絕不可能成立于兩個文明國家。

很簡單，沒有一個種族是完全無私的人，況且種族利益需要每個人為之著想與分擔，并非個人主觀臆斷，如果真的相信幸運神會從保佑一個文明，簡直就是對文明的不負責，成為千古罪人了。

于是文明只能走一條路：保全自己，殺死同伴，以此能夠繼續生存。

就像小說中螞蟻為了讓自身文明不受損害，設計將恐龍世界變成階下囚從而保障螞蟻文明在歷史的道路上走得更長遠，這與上面的比喻同出一轍。

所以，兩個文明之間的合作關系并不能持久，即使有也無法長久維持。文明發展到一定水平，便會容不下其他文明，甚至出現著名的“猜疑鏈”（詳見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雖然共生關系的兩個文明不一定如小說中恐龍與螞蟻一般兩敗俱傷，但一定容不下其它第二方文明的存在，必須會產生一場曠世戰爭，直到一方被另一方消滅或附屬另一方為止。

在宇宙大家庭中，目前的人類文明是宇宙沙漠的孤行者。如果人類沒把自己在沙漠的惡劣環境中玩死的話，在即將到來的旅行伙伴之前，人類還需要認真研究的東西是：

文明博弈學，在攸關文明生死的棋局上戰勝對方，做文明的勝利者。

2017.8.20

彥綾：

把羊這篇文章打出來后，我又想了半天。作為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他開始思考社會發展的問題，當然，這些想法都很幼稚和粗淺。這些都是不該他思考的，現在也不是該思考這些的時候，可是他卻去想了。我想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以孩子開始思考這些問題而驕傲。

2017.9.29

第二篇：《博弈與社會》讀后感

《博弈與社會》讀后感

原創： 何徐任

《博弈與社會》這本書是大二時教授《經濟學原理》的老師推薦的，老師曾無數次在課堂上提起過“博弈論”這個概念，對于這個概念我的初步認識是：博弈論的全稱是“非合作博弈理論”——這是我從百度百科中得到的。“非合作博弈理論”？！在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概念時，不自覺的在心里默念了好多遍，說實話，心里充滿了不解——難道博弈論是在討論如何不合作嗎？帶著這個疑惑，我開始看起了《博弈與社會》這本書，從書中尋求解釋。

該書開篇便向我們拋出了兩個問題——協調問題與合作問題。

張維迎說：“人是群居動物，群體人具有社會屬性”。這個不難理解，畢竟人類在歷史長河中從來都不是具有“個體優勢”的生物，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選擇聚集在一起——生活在“社會”中而不是“孤島”里，這也讓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無法“獨善其身”。簡單地說，即你的“所思所想”不僅僅取決于自己還會受到群體的影響；你的“所作所為”不僅影響自己還有他人——這就是我們的“社會屬性”。

人的社會屬性意味著生活在群體中的個體將不得不與其他人頻繁打交道，這個過程必然涉及彼此之間的合作與協調，而如何解決合作與協調問題，是這個社會運行的基礎——決定了這個社會能否順暢的運行。

該書在開始探討博弈論前向我們拋出這兩個問題，用意十分明顯——能否深刻的認識協調與合作問題，是我們掌握后續博弈論知識的前提和基礎。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特定的博弈論是以特定的社會作為載體的——也就是說關于博弈論的一切討論都是以一個特定的社會為背景展開的。因此，在揭開博弈論的神秘面紗前，搞懂這個特定的社會是如何運行的將是必要的，這讓我們能夠更好的去理解和接受后續的博弈理論。可以說，這本書的結構安排對一個博弈論領域的小白是十分友好的，很適合初學者閱讀。

當然僅僅討論載體是遠遠不夠。載體——特定的社會、主體——博弈的雙方、以及兩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博弈知識，這是博弈論的三大構成部分，它們一起組成一套完整的知識理論體系。

書中把博弈論主體定義為：理性人——有限理性的人。

所謂理性人，就是在給定的條件下，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用張維迎的話說，便是“可以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最好的選擇”。雖然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完全理性的人——理性人是不現實的。然而理性人假設的存在卻是有一定道理的：張維迎的解釋是“人都是趨利避害的，都在做出自認為最好的選擇，都有著趨向于理性人的趨勢。”——即在追求利益的時候，人們會盡可能地成為一個理性人。這為理性人假設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

協調與合作以及理性人假設，初步為我勾勒出博弈論的外部輪廓，帶著對于博弈的粗淺認識繼續來讀這本書。

介紹完博弈的載體以及博弈的主體之后，毫無疑問，博弈雙方在特定的社會中展現的交互關系將是該書接下來要闡述的重點。作者通過對一個接一個的博弈例子的剖析以引出相應的博弈思想，這種方式不僅在我的腦海中構建起了一個博弈論的世界，還在這個世界與現實社會間搭起了一座橋梁——如何用一個博弈的知識去解決另一個博弈問題——可謂是“授人以魚又授人以漁”。

以囚徒困境為例。

兩個共謀犯罪的人被關入監獄，不能互相溝通。如果兩個人都不揭發對方，則由于證據不確定，每個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發，而另一人沉默，則揭發者因為立功而立即獲釋，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獄十年；若互相揭發，則因證據確實，二者都判刑八年。此時，從集體理性的角度來看，沉默是對集體最好的選擇。然而，由于囚犯們互不能溝通，出于個人理性，坦白便成了囚犯們各自的占優戰略。因此他們會相互揭發，從而各自獲刑八年。

這就是所謂的囚徒困境，很多人都知道何為囚徒困境，甚至能夠清楚的明白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類似困境——企業的惡性競爭、國家間的軍備競賽、乃至于公共產品的供給等等。然而知道有這么一個概念并不意味著你掌握了如何去應用它，在這之中的大多數人，應該都不曾想過當有一天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看似不可避免的囚徒困境時該如何去走出來。

而《博弈與社會》這本書告訴了我如何去走出這一困境——用博弈知識去應對博弈問題。

張維迎說：“人不僅趨利避害的，還具有長遠的眼光——我們可以為了長遠的利益而放棄眼前的短利。”這就是我們走出囚徒困境的基礎——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有一次性的短期博弈，但大多數情況下博弈是多次、長期的，在一次性博弈中走入困境所得到的短期利益和在重復性博弈中所能得到的長遠利益那個較大，直接決定了博弈中參與者的個人決策，從而間接的決定了集體能否走出囚徒困境。也就是說，走出囚徒困境的方法就是讓博弈者認識到“合作”帶來的長期利益。

讀到這里我終于開始理解何為“非合作博弈理論”了——能夠理解人們為什么“不合作”，我們才能找到促進合作的有效途徑。人既然可以因為“利益”而放棄合作，那么要使他們能夠趨于合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更大的利益——合作帶來的長遠利益，去引導他們進行合作，從而真正做到走出困境。

當然，幫助我真正理解何為“非合作博弈理論”只是《博弈與社會》帶給我的一小部分。在這之上，《博弈與社會》教給我的是一種走出人生困境的思路——探究困境發生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導致你陷入其中的，那么走出困境的關鍵就是用它來引導你走出困境，或許就是常說的“解鈴還須系鈴人”吧。這才是這本書所教給我的，最為重要的，足以影響我一生的東西。

作者 | 何徐任

第三篇：魚與青蛙是博弈還是合作

魚與青蛙是博弈還是合作

——《人是如何學習的》讀后感

金山中學 張有蔚

說實話，《人是如何學習的》這部由16位美國學習專家合寫的論著，不是一部讓人容易接近的專著，學術性太強，象牙塔味道太重，初讀者、尤其是教學實踐者，會望而生畏，會感到距離我們的課堂、學情，甚至校情、國情，距離太大。可是一旦讀進去，則會有茅塞頓開大悟之感。

“魚就是魚”的故事，是整部書的定調——主題所在：現代的學習觀是人們基于原有的知識建構新的知識以及對新知識的理解。“有一條魚，他很想了解陸地上的事，卻因為只能在水中呼吸而無法實現。他與小蝌蚪交上了朋友。在小蝌蚪長成青蛙之后，便跳上陸地。幾周后，青蛙回到池塘，向魚匯報了他所看見的。青蛙描述了陸地上的各種東西：鳥、牛和人。魚根據青蛙對每一樣東西的描述做了想象中的表征：每一樣東西都帶有魚的形狀，只是根據青蛙的描述稍作調整——人被想象成用魚尾巴走路的魚，鳥事長著翅膀的魚，奶牛是長著乳房的的魚。”

這個故事，旨在告訴我們：

1、學習者（魚）基于其已有的知識，在學習過程中，同時會“建構”新知識，對知識（對魚來說，陸地上的事）既學習，更“建設之、改進之，而且在不確定的情形下做出決定”。比如我們在電視中看的“外星人”，其形象不管多么丑陋，都是以人的摸樣為基礎的，都有眼睛、嘴、耳朵、胳膊、腿這些人類的器官。

學生的學習是以原有的經驗為基礎的，教師應該注意這些經驗對學習（接受知識、或再傳布）的影響。例如，十幾年前，當“話題作文”問世時，學習者面對“彎彎的月亮像 ”給出的回答，不再是循規蹈矩的“像小船”，而是“像香蕉”“像蚊帳鉤”“像彎刀”“像弓弩”“像鐮刀”“像缺口”等等。顯然，這種種物象與月亮的結合，是學習者的建構、改進。你說誰的答案對還是不對，誰的創見好還是不好？

當我們讀到“魚的故事”時恍然：本該如此。

2、傳授者（青蛙）作為學習者和知識的橋梁，是溝通者，也是創造者（他的描述當然也經過了基于自己認知的過濾和選擇），學習者與傳授者唯有合作，才會有一個和諧的“新天地”。

在闡述各自觀點時，《人是如何學習的》的作者還給我若干啟悟，或者新知，或者思考，也就帶來若許變化。

原先與教育聯系不深的學科，比如認知科學，已經漸漸與教育實踐聯系起來，在真實的教學實踐中檢驗理論；，多種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技術的同時使用；不同學科的知識逐漸融合在一起。信息以及知識的發展突破了人的想象，正以不可逆轉的力量改變著整個教育界。正如書中指出的，“求知”的意義已經從傳統的能夠記憶和復述信息轉為能夠發現和利用信息。從內省法的應用到行為主義的盛行再到認知科學的誕生最后到建構主義的出現，學習的研究實際上走過了一條從猜測到科學的道路。

在19世紀后期，人們嘗試通過內省法可以反映出思維過程，并對人類的意識進行精確的分析。到20世紀，行為主義出現。行為主義者把學習的概念界定為刺激和反應之間形成的連接。由于他們把目光僅僅放在刺激條件以及與這些刺激條件相聯系的行為身上，行為主義也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到1950年之后，在對人類以及其生存環境進行充分認識以后，一個新領域──認知科學出現了。認知科學主要從多學科的視點來研究學習問題，并且運用一些新的實驗工具、新的方法論以及新的理論假設，能夠檢驗理論而不是僅僅對思維和學習進行簡單的推測。

理解性學習是新的學習科學的顯著特征。理解性學習強調在原有理解的基礎上，運用基本知識和學科原理框架對新經驗和新知識建構新的理解。理解性學習既需要個體認知，也需要小組的協作，它是個體心智運作和社會文化中介的多元化意義建構的過程。理解性學習是關注過程的學習，重在獲得對學科核心概念和原理的深層理解，是一種有效學習，也是有意義學習，理解性學習是學習者運用原有的知識，在新的情境下進行個體心智運作和社會文化中介的交互的意義建構，并不斷獲得理解的探索和發展過程。學習過程的本質是理解的探索和發展，而不是事實內容的記憶和積累，因此關注學生學習的過程，促進深層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了學習內容的深層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才能獲得意義拓展和價值生成。總而言之，理解性學習研究重點在于使學習者應變成問題的解決者、創造性的思維者，要能看到正在學習的知識的多重可能性，要學會如何操作自己的知識。

過去包括現在我們的許多課程都強調記憶而非理解，課本包含的都是需要學生去記憶的事實，而測驗是對學生記憶能力的測量。

在理解性學習這一節中提到一個概念是“遷移”，簡單的理解“遷移”，可以認為是學習的知識在實踐中的運用。

遷移在心理學上也稱學習遷移也稱訓練遷移，是指一種學習對另一種學習的影響。遷移不僅存在于某種經驗內部，而且也存在于不同的經驗之間。比如，數學學習中審題技能的掌握可能會促進物理、化學等其他學科審題技能的應用；語言學習中豐富的詞匯知識的掌握將促進閱讀技能的提高，而閱讀技能的提高又可以促進更多的詞匯知識的獲得。知識與技能之間相互遷移。

對“教育”的含義的理解，是對傳統觀念的一種近似“顛覆”：教育的目的是提升學生能力，并且探求對復雜知識的理解，能力的提升是以原有的知識為基礎建構的，學習者是主動的，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被動學習者，能夠把在學習中學到的知識應用到真實的情境中，強調“反思”，包含教什么，如何教，以及如何評價學習

這是一門不斷發展的學科，新的研究方法會不斷的誕生，有時候這樣的發展是以否定原有的成果為條件。研究的范圍更加的廣泛，綜合性更強。研究中應用到的技術越來越與時俱進。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寬泛。

特別是書中所論述的“發展”的概念，對當下教師、教育工作者，甚至所有成人，都是一種啟迪和矯正。傳統的觀點是，幼兒知道的能做的事情極少，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驗的增加，他們的能力不斷加強，學習就是發展發展就是學習。經過研究之后，一部分學者認為，發展是克服信息加工的限制，幼兒在發展的過程中會習得各種各樣的策略。幼兒主動的了解世界，在特惠領域具有接受快學得易的傾向，能為早期的學習提供條件，但是在這些領域他們仍有很多的東西要學。早期知識對嬰兒的學習有重要的作用，對于這部分知識其中常常包含著錯誤的概念。錯誤的信息會阻礙學生學習，所以教師應充分意識到影響兒童理解的背景知識；

兒童需要明白學習意味著什么，作為學習者他們應該如何去計劃、修正、反思自己與別人的學習。兒童既是問題的提出者，又是問題的解決者。兒童試圖解決呈現在面前的問題，同時又尋求新的挑戰。經過一次次失敗，他們會不斷改進解決問題的策略

教師（成人）的作用就是作為津渡和橋梁，幫助學生（兒童少年）建立新舊情境之間的聯結。

正是新的學習觀、兒童觀的建立，教師觀自然也就有了全新的架構。為了應付更具挑戰性的任務，教師傳統的角色被顛覆，教師需要通過不斷地學習來提高自身的能力。對于教師學習的研究是一個很新的話題，通過對教師學習的研究，不僅能提高教師自身的能力，同時也能夠將理論應用于學生身上。

在教師的學習過程中，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教師的能力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一般是在能夠滿足教師需要之后，就會停滯學習，滿足于現狀。因此，提供給教師的學習機會必須包含適當的反饋，能夠提供給老師反思的機會，促進老師的教學實踐，教師圍繞學習內容以及學生的學習情況展開合作，共同分享教學經驗。

《人是如何學習的》是“專家”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只能說是一家之言，但是正如書中觀點：“了解專家的重要之處不是因為我們期望所有的學生都成為專家，而是因為專業知識使我們對有效學習的結果有了富有價值的見解。”無論是知識的組織還是知識的提取，專家們顯然都更勝一籌。就知識的組織來說，專家的知識不僅僅是對相關領域的事實和公式的羅列，相反它是圍繞核心觀念或“大觀點”組織的，這些概念和觀點引導他們去思考自己的領域。在情境與知識提取方面，專家為了找到相關知識，并非把所有知識都搜尋一遍。專家不但獲得知識，而且能熟練提取與具體任務相關的知識。專家與新手的差別不能簡單歸結為記憶力或智力能力上的差異，也不是運用一般策略方面的區別，而是專家獲得了廣泛的知識，這些知識影響他們所關注的事物，影響到他們在環境中如何組織、表征和理解信息，這反過來 又影響他們記憶、推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專家能識別新手注意不到的信息特征和有意義的信息模式；專家獲得大量的內容知識，這些知識的組織方式反映專家對學科的理解深度；專家的知識不能簡化為一些孤立的事實或命題，而應反映應用的情境；專家能夠毫不費力地從自己的知識中靈活地提取重要內容，能應用靈活的方法應付新情景和新的挑戰。

除了知識本身，“方法”也是一種學習和促進。

讀完《人是如何學習的》，掩卷沉思，感觸頗多：對教育教學實踐來說，理論的指導作用是非常大而深遠的；新技術為我們打通了通向巨大的信息源的通道，新技術的加強和促進作用更是不應該忽視的。

第四篇：當當網創業者與風投的七年博弈與合作

當當網創業者與風投的七年博弈與合作

一、短暫蜜月

當當網的創始人俞渝和李國慶是典型的“中西合璧”。俞渝早年留學美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華爾街擔任顧問，并在紐約創辦一家名叫TRIPOD的企業兼并財務顧問公司，諳熟投融資業務。李國慶于1987年畢業于北大社會學系后，進入當時最熱門的政府機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在這里他積累了豐富的人脈。1989年，李國慶下海從商，做圖書出版。1993年，他聯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部等創辦“北京科文經貿總公司”，任總經理、總裁。經過近10年在國內圖書出版領域的摸爬滾打，使他對圖書行業的各個環節了若指掌。兩人結婚后，俞渝空閑之余就幫著丈夫做一些MBA教科書的選題，有時候也給國外的一些公司包括網上零售公司做圖書分銷，這些經歷使她學到了一定的運作經驗和經營理念。這期間，網絡經濟熱得發燙，看到亞馬遜在美國網絡經濟的熱潮下成為“時勢英雄”，而中國的網絡經濟也在興起和發展，俞渝決定在網絡行業創業。

雖然當時俞渝對網絡并不了解，頂多就是收發電子郵件和看看新聞，但是俞渝的海歸經歷，使她知道要想獲得海外風投，至少要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商業模式，而最好的方式莫過于直接拷貝已經在華爾街得到資本市場承認的模式。于是“亞馬遜”的“中國版”——“當當網”誕生了。為了獲取VC的認可，當當不僅創意方面拷貝“亞馬遜”，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參照亞馬遜，包括財務報表的側重點，營銷手段的模仿等。

1999年11月份，由IDG、盧森堡劍橋集團、軟銀和北京科文經貿總公司共同投資，李國慶和俞渝任聯合總裁的當當網正式投入運營。IDG、盧森堡劍橋、軟銀等向當當網投入800萬美元風險投資，換取當當網59%股份，俞渝、李國慶夫婦及其創業團隊通過北京科文經貿總公司共持有當當網41%的股份。投資者不光給當當帶來繼續支撐下去的資金，還帶來了更多的東西。像IDG就一直在推動著當當的發展，盧森堡劍橋更有一些著名的國外專家和豐富的研究報告等資源，也使當當受益匪淺。雙方相處的一直很愉快。

二、控股權之爭

（一）起因：不完善的約定

因為有了足夠的資金，當當很快就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中文網上圖書音像書店，占大陸圖書市場圖書品種的90%。2003年，當當在經歷了幾年的“燒錢”階段后，開始“收錢進賬”，銷售規模一舉突破8000萬元人民幣，全國各地，甚至美國、巴西等國家和地區都有當當的讀者。但也就在這一年，李國慶和股東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2003年6月，李國慶夫婦提出要股東獎勵創業股份的要求，希望將增值部分分一半給管理團隊作為獎勵，遭到了股東的集體反對，理由作為創業股份的獎勵的比例太高。而李國慶夫婦堅持“分一半”這個比例不退讓，由于只有口頭承諾并無書面協議，因此，每次在這個問題上融資雙方談論的都不歡而散。李國慶抱怨說：“資本結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我和股東們每到融資的時候就打架，因為開始沒說清楚，到底是資本創造財富，還是創業企業家創造財富，這個問題很難辦……沒有和他們簽字畫押，好多口頭的承諾都不算數了。”

（二）轉機：老虎基金的出現

雙方僵持局面到2003年8月老虎基金的出現而打破。老虎基金在中國投資了卓越網、e龍網兩家電子商務網站之后，把目光投向了當當網。俞渝憑著多年在華爾街練就的談判技巧，加上IDG、盧森堡劍橋、軟銀急于套現，也運用各種關系推動談判合作，當當很快就和老虎科技基金達成了投資意向。但當李國慶再次以老虎科技基金的6500萬美元估值證明當當已經有了數倍增值，提出要給夫婦兩人18%的創業股份獎勵時，遭到IDG和盧森堡劍橋的拒絕。

于是，李國慶打出辭職變現另起爐灶這張牌，老虎基金也在背后推波助瀾，表示愿意將此次投給當當的全部1100萬美元轉投給新成立的公司，并且投資金額可以繼續追加。

當時，當當網第二輪私募之后的現金已經所剩不多，僅100萬美元，而當當網仍然還處于跑馬圈地、虧損經營的狀態。李國慶、俞渝夫婦如果帶領管理團隊另立門戶，IDG、軟銀、盧森堡劍橋相當于要在100萬美元的基礎上追加投資繼續支撐當當網。同時，由于失去了一個穩定的管理團隊，投資風險將會更大。

迫于無奈，3家投資方最后只得屈服，同意接受老虎基金的投資，并由老虎科技基金出面，向老股東買走了一些股份，再送給管理團隊。此次，老股東獲得部分變現，IDG套現350萬美元，獲利3倍以上，當當則被估值7000萬美元，老虎科技基金投資1100萬美元。經此一役，李、俞二人認識到了自己作為管理者的價值，進一步要求絕對控股權。

2003年12月李國慶夫妻與老虎科技基金簽訂了融資1100萬美元資金協議，但是老虎科技基金的資金遲遲未到賬。這期間，俞渝曾與老虎基金談判代表幾度爭執，甚至威脅說“現在交割期限已過，當當有權找新的投資人了”。俞渝所說的“新的投資人”就是亞馬遜。就在他們夫婦在美國與老虎基金面談的時候，也順便秘訪了亞馬遜。

亞馬遜公司的出現，對老虎科技基金構成了相當的壓力。幾經拖延，在激烈的利益交鋒和一次次不歡而散的電話會談之后，考慮到作為對沖基金，在投資了當當的競爭對手卓越之后，如果不投資當當，將有違對沖基金的初衷，2004年2月

25日，老虎科技基金終于兌現了兩個月前的承諾，將約定的1100萬美元劃到當當賬戶上，獲得17.5%的股份，而IDG、盧森堡劍橋、軟銀等幾家則減持為23%，當當網管理層的股份變為59.5%。引人注意的是，與在卓越董事會占有二席形成鮮明反差，老虎科技基金在董事會未占一席之地。

三、新融資備戰上市

2006年6月26日，當當網從DCM、華登國際和Alto

Global三家基金引入2700萬美元資金，出讓12%股份。當當網方面表示，這輪融資是提高公司抗風險的資金準備，并為公司未來發展提供充分財務支持。資金的用途確定針對地面圖書市場發動超低折扣的價格戰，以此來鞏固其全球最大中文網上書店的地位。據悉，此輪融資完成后，當當上市已經緊鑼密鼓開始進行。

四、案例解析

三輪融資，兩輪較量。借老虎科技基金從老股東手中獲取了絕對控股權，又借亞馬遜讓老虎科技基金不得不履行自己的承諾，俞渝夫婦終于如愿以償。但是，并非每一個創業企業家都能像俞渝夫婦在和風險投資機構的較量中勝出。由于股權結構的變化、經營不善、外部經理人的引入等因素造成創業企業家失去對企業的控制權屢見不鮮，這是創業企業家所不愿意看見的，也是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實際上，對VC來說，本意是為了企業發展壯大，并不想剝奪創業家的控制權，若非如此也是萬不得已。

李國慶夫婦是幸運的，憑借自身融資能力、談判能力、對創業團隊的號召能力、經營管理能力以另起爐灶相脅以及借后來老虎科技基金的介入，李國慶夫婦如愿獲得了控股權，最終的結果也是各方皆大歡喜。而另一個創業者王志東就沒有如此幸運，三輪融資過后，新浪的股權結構日益分散，當時身為CEO和總裁的王志東從當初持股21%不斷稀釋到6%，最終失去對公司的控制，并導致出局。其實，創業者和風險投資家之間既是一種合作關系，又是一種競爭關系，雙方的利益就交織在這種彼此之間的博弈之中。那么，創業者和VC如何跨越博弈中的誤區，走向雙贏呢？

（一）完備的協約很重要

如果當初當當和風險投資機構就創業者激勵這個問題明確地寫入協議，約定網站價值增值多少倍時可以獲得多少管理層股權，也就沒有創業者股份獎勵比例之爭，而風險投資機構在和約中限定創業者離開原來的創業公司后，一定時間內不得從事與原來創業公司競爭性業務，也就不會面臨當當網創始人以創辦新公司和當當競爭的相脅。矛盾會破壞創業企業家和風險投資機構之間合作的基礎，危害的雙方整體的利益，可謂是“兩敗俱傷”。所以，一份明確的協約對保證雙方的利益很重要，也是雙方長久合作的基礎。尤其是對沒有多少融資經驗的創業企業家

來說，要對融資相關的程序、法律法規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如果條件許可，可以請融資顧問或者投資銀行協助，免得日后節外生枝，后悔莫及。

（二）克服非積極合作心態

當當和風險投資機構之間的博弈，利益爭奪背后涉及的是風險企業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這一問題。風險資本家與風險企業家之間的分配與轉移是風險投資獨特治理機制的核心內容之一。風險投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風險資本家通過階段性投資，可轉換優先股合同以及管理監控等手段來減少信息不對稱性和代理風險，這些手段從本質上講都是控制權的分配，而控制權的分配往往是談判的結果，能否達成有約束力的最優激勵約束合約，取決于雙方的談判力量或地位。

站在創業融資的角度，李國慶采取“另立爐灶”的做法，不惜和VC鬧得不可開交的做法并不可取。李國慶后來表示，這并不是一種與股東相要挾的手段，也不是試探性的行為。風險投資的目的是通過投資和提供增值服務把被投資的企業做大，然后通過公開上市、兼并收購或其他方式退出，在產權流動中實現其投資的增值變現。在每一次企業家和風險投資家的博弈與中，雙方最終的目的是雙贏，即創造價值、實現資本的增值。企業家也克服非積極合作的心態，遇到問題應該盡量同風險投資家進行充分的交流和溝通，以獲得風險投資家的理解和支持。無論如何，雙方的溝通都很重要。而對于合作過程中難免出現的各種分歧，雙方也可以通過商業規則進行有效的解決，不必心存顧慮。

第五篇：出版與近代文明讀后感

《出版與近代文明》讀后感

《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是王建輝所寫。王建輝不僅是著名的編輯家，還是一個出色的領導，可謂在仕途和學途都有所成就的學者。他的著作，內容廣泛，思路寬闊，見解獨到，給人留下難忘的韻味。《出版與近代文明》屬于個人文集匯編性質的著作，其中收集的41篇文章各有特色。這些文章分別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編輯出版等多個視角論述了近代出版史產生與演變的過程，并選取了近代出版史發展中的若干知識點進行深入思考，對若干專題進行探索分析。在這些文章的寫作過程中，作者運用大量翔實的史料，為我們描繪出由一個個人物、一部部著作、一樁樁事件所組成的近代出版史的百年畫卷。該書字里行間透露著歷史的厚重，于細節之處的思考和分析分外動人。

《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雖為單篇文章，但作者有一個總體構思，形成了一個總的體系，有一個總的傾向與內涵。全書是講近代出版的起源和發展，講近代文明的產生和影響以及出版和近代文明的關系。書中以出版為經，伸延至其他，脈絡是比較清楚的。作者對近代的龐雜出版史料，進行了精心的挖掘和梳理。從他的諸多篇章中可以看出對近代出版作了深刻的思索，力求全面觀察出版發展的狀況，想給讀者一個總體印象。因此，從全書看，雖不能簡單地說是一部近代出版史，但是它已經提煉出了近代出版史發展的許多線索和史實，為近代出版史提供了思考的范疇，為出版做出了巨大貢獻。

我國的出版史資料汗牛充棟，研究者如果細究則很容易陷入史料的鉤沉而無法形成通識，而研究思想史又常常會流于玄妙和奇思，缺乏具體材料的支撐。作者是歷史專業科班出身，其博士專業主攻的是近代思想文化史，史學的學術修養自不待言。最為可貴之處在于作者打通了出版與史學的界限，以扎實的史料、寬闊的視野闡述了近代出版的浮沉，自然給人以新穎、可靠、有理有據、耳目一新的感覺。同時文中盡量配以圖片，行文中力求簡潔平白。通篇讀后，果然輕松活潑，沒有一般歷史類圖書的沉重，反倒是多了些趣味。全書共41篇文章，配有插圖81幅(以整體圖像計)，除去后面談及編輯體會的12篇文章外，幾乎篇篇有圖。圖像包括早期的印刷出版場所、出版機構舊址、書籍封面、重要文稿以及老出版人的肖像等，使讀者更直觀地貼近歷史，加深了對文章的解讀。

全書采用各種不同的寫法來闡述出版與近代文明之間的聯系。

在《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文中，從“出版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門類”、“近代出

版是時代政治的感應器”、“出版之于思想文化界和國民生活”、“?出版救國?成為愛國出版志士的事業主旨”等四個方面出發，論證了“近代出版在經濟發展和思想文化各個層面如社會參與、價值表達、思想傳播、知識擴散、文化闡發等諸多方面，都成為近代文明的重要載體”，論證了“出版已經并且還將與歷史一起運行”。又比如，在《思想文化史上的近代出版》中，著者著眼于“每一次思想文化的潮涌，都給出版以新的發展的推動，而出版對于思想文化的反哺作用和它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曠古空前地重要”，分“領袖人物的實踐和論述”、“出版成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鋒”、“出版界成為思想的直接策源地”、“出版者和作者密切結合，成為思想啟蒙和思想運動的參與者”、“開啟民智，培育新讀者群、培養讀書風氣，塑造社會風尚”、“出版是一種思想文化導向和選擇”、“出版業內人士對于自己文化責任的體認”、“出版的進程就是思想史的進程”等8個方面進行論證，彌補了當前學術界目前在這方面研究無多的缺憾。

“解剖小麻雀”也是《出版與近代文明》的特點之一。書中成為著者的“小麻雀”的，先后有近代早期出版觀、近代報刊、鴛鴦蝴蝶派、申報館、近代上海和武漢、北京大學和商務印書館、曾國藩、梁啟超、孫中山等等。曾國藩、梁啟超、孫中山，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或研究過這些風云人物與近代出版之間的關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們與出版根本就沒有任何關系。通過本書著者鉤沉史料，扎實研究，我們才得以認識到：曾國藩是近代中國出版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梁啟超則是一個直接從事出版的出版業中人，孫中山更是一位近代中國出版事業的總體設計師。??

除此之外，《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還有另一特點。過去講近代出版史，一般講1900年前后比較多。這本書不僅向前推進了幾十年，而且從中國推演到世界，談到世界出版觀對中國的影響。

1644年，英國政論家約翰·彌爾頓在向國會演說的《論出版自由》中，首先表達了出版自由的觀念，認為‘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當歐洲新興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時，曾以‘出版自由’這個口號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爭取民主與科學權利的武器。列寧對此也作過高度評價，說‘出版自由這個口號從中世紀末直到19世紀，成了全世界一個偉大的口號’。在中國也是如此，從19世紀中葉起，‘出版自由’不僅成為一部分志士仁人反封建的批判武器，而且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理想與追求。”他描繪和肯定了西方世界的“出版自由”對中國的影

響。

王建輝說：“出版自由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口號，也是資產階級一個重要的思想范疇。書中從近代出版講起。中國的近代出版，是從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開始的。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有他們的目的，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必須利用出版這一媒介，客觀上對出版起了促進作用。王建輝說：“1835年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個譯述西書的機構墨海書館，成為上海基督教編譯和出版中心。近代中國出版業最早是由這些傳教士推動的。”到1855年，麥都思還在香港辦了中國第一份華文雜志《遐爾貫珍》，此后，雜志才不斷發展。1835年以后，中國的近代出版事業才逐漸發展起來。作者認為，中國最早重視出版事業的是曾國藩等人，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出版的奠基人”。對此，過去沒有人這樣提出，這是他獨到的見解。他說，1864年曾國藩主持創立了江南官方局(金陵官書局)，1865年曾又與李鴻章接受徐壽、華蘅芳等的建議，在上海籌辦了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這都是當時有名的出版機構。他們首刻了《船山遺書》，還比較系統地引進介紹了西方科技讀物，有數學、化學、天文學、礦物學、地質學、醫學等。1868－1880年之間，共翻譯出版了科技圖書163種，銷量達83454冊。王建輝認為“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是洋務派在1867年興辦的譯書機構，也是晚清由官辦歷時最久，出書最多，影響最大的出版機構”。“翻譯館的這些譯著，幾乎概括了19世紀西洋科學中的主要內容”。十分肯定翻譯館翻譯引進西方科學著作的功績。

在《出版與近代文明》中，作者始終將出版與文明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什么是出版？在學界是有爭議的，中國有文學以來的早期出版從何時開始？早期的手抄本作品，石刻作品算不算出版？說法不一。這至少可以說明出版并不是文明的起源，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出版有力地推進了文明發展，出版不僅是政治進步、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文明進步的需要。王建輝用許多事實，用他自己的思考，斷定近代出版有力地推動了近代文明。他說：“出版是創造的文化活動；出版是思想的催化劑。”他贊揚孫中山說的“新聞出版為文明之光”，并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陳獨秀、郭沫若、巴金等人為例，肯定出版是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出版史也就是思想文化史”。

《新青年》說明“出版成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鋒”、“出版是一種思想文化導向和選擇”、“出版的進程，就是思想史的進程”。他對出版事業文化性的肯定，對我們認真審視出版的社會地位和作用，可以產生不少的影響。陸費逵曾說：“我們書

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這句話是在1924年說的。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不斷展開的近代出版史和近代文明史，則一而再、再而三地驗證了陸費逵的遠見卓識。

無獨有偶，建輝先生在《出版與近代文明》中也強調：“出版已經并且還將與歷史一起運行”。的確，近代出版，是與近代文明一起發端并且成熟的。這是作者的獨特視角，也是其對近代出版的透徹了解。

《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讀完之后，我印象最為深刻、也最為驚訝的是：近代出版對教育的直接推動作用。我認為，無論是比照古代出版與教育的關系還是當代出版與教育的關系，近代出版與近代教育的關系都顯得非常特殊。這種特殊性不僅深刻地影響了近代教育的發展，也使近代出版人的社會角色具有多樣性，以至于影響到今天整個知識界對編輯出版人的評價。近代出版機構出版大量的教科書、教育類圖書。商務、中華、世界書局、開明書局等多家出版社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教科書市場，它們不僅僅是出版教科書，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社自己組織力量編寫教科書。我們結合當代教科書的出版來看，這在當時非常之特殊。教科書的編寫和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具有很大責任，但是近代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卻是民間力量戰勝了官方力量。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官方的教科書內容不能適應新的社會背景，而民間的教科書內容緊隨時代潮流、倡導新學，因此民間教科書成為主流，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眾多出版機構在教育領域做出的巨大貢獻。

其次，出版機構同時成為教育機構。近代中國的出版機構與教育機構“二合一”現象非常突出，也很值得研究。在網絡和電子媒介出現以前，出版一直是教育的一個環節，但是近代的很多出版社卻成為教育的策源地，乃至成為真正的教育機構。京師同文館就是一個教育與出版合一的機構。開明書店曾經辦過開明函授學校，商務開辦了小學師范講習所，生活書店在香港也曾創辦了香港持恒函授學校等等。出現這樣的情況，也是與近代的社會背景有關系。近代社會新學與舊學并道而行，社會教育資源非常缺乏，很多出版人自然就會“鐵肩擔道義”，利用自己能夠支配的出版資源做起了教育事業。

再次，很多近代出版家同時也是教育家。由于近代出版與教育的密切關系，很多出版人既要做出版，同時也要搞教育，這就培養造就了當時一大批兼具出版家和教育家雙重身份的人物。例如，張元濟、蔣維喬、楊賢江、何炳松、陸費逵、舒新城等等，這些人物的出版思想和教育思想都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當代很多人參照近代出版社中專家學者云集的歷史批評現在的編輯無學，批評現在的出版社缺乏專業人才。我覺得這種批評存在一定的問題。因為批評者沒有看到近代出版機構同時作為教育機構的特殊性，也忘記了當時的社會背景的重要功能。當時的出版機構也是教育機構，學者專家自然很多，而現在的出版社只是出版機構，且當今社會有眾多的大學、研究所等學術機構，專家學者沒有必要像近代那樣委身于出版機構之中，畢竟近代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要少得多。

我想，對于我們這些未來的編輯出版人而言，我們要學的還很多，而《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也給了我們更清晰的方向。

編輯092張錦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