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代性與大屠殺讀后感

最近無論是看歷史、哲學還是社會學，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帶著一個疑問：為什么是猶太人而不是別人遭到大屠殺的厄運？二戰期間的猶太大屠殺并不是傳統意義的戰爭大屠殺，比如清朝的揚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殺都屬于戰爭屠殺，在歷史長河里屢見不鮮。而納粹發起的猶太大屠殺是種族滅絕性的，在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見的。

《現代性與大屠殺》是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的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正是現代性的這些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著邏輯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許就在于：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對權威的服從》里的實驗，“在遠離的條件下，受害者真的成為一個外人，在身體上與心理上陷入孤立。”實驗結果表明，距離與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發現讓人震驚：不錯，我們過去能夠那樣做，而如果條件合適，我們仍然可以。

克爾蕭在透徹地分析了納粹企圖喚起集體的反猶仇恨與“解決猶太問題”得出這樣的結論：納粹最成功之處在于對猶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國大眾輿論中已經存在的廣泛的冷漠，并邁出了在無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營理性化的、“生產線式”滅絕之間決定性的一步。

沒有這些進展順利的將猶太人從德國社會中驅逐出來的步驟，“最終解決”就沒有可能。這些步驟在公眾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廣泛的贊成，并最后使猶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貶損。

希爾博格，對于導致道德自抑逐漸寂靜無聲與啟動集體消滅的機器的步驟做了如下說明：定義——開除雇員和沒收商業公司——集中——剝削勞動與饑餓措施——滅絕——抹殺個人的影響。

集中完成的是拉開距離的過程。饑餓讓滅絕變得合理。在行動序列上，離最初下定義的行動越遠，則行動就越是純粹被理性——技術的考慮所引導，確切地說，它使得道德選擇不再成為必須。

大屠殺昭示，人類記憶中最聳人聽聞的罪惡不是源自秩序的渙散，而是源自完美無缺、無可指責且未受挑戰的秩序的統治。這也是我看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懼所在。

又讀完了一部虐心虐腦的書。

第二篇：《現代性與大屠殺》讀后感800字

《現代性與大屠殺》讀后感800字

苑靈

最近無論是看歷史、哲學還是社會學，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帶著一個疑問：為什么是猶太人而不是別人遭到大屠殺的厄運？二戰期間的猶太大屠殺并不是傳統意義的戰爭大屠殺，比如清朝的揚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殺都屬于戰爭屠殺，在歷史長河里屢見不鮮。而納粹發起的猶太大屠殺是種族滅絕性的，在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見的。

《現代性與大屠殺》是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的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正是現代性的這些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著邏輯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許就在于：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對權威的服從》里的實驗，“在遠離的條件下，受害者真的成為一個外人，在身體上與心理上陷入孤立。”實驗結果表明，距離與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發現讓人震驚：不錯，我們過去能夠那樣做，而如果條件合適，我們仍然可以。

克爾蕭在透徹地分析了納粹企圖喚起集體的反猶仇恨與“解決猶太問題”得出這樣的結論：納粹最成功之處在于對猶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國大眾輿論中已經存在的廣泛的冷漠，并邁出了在無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營理性化的、“生產線式”滅絕之間決定性的一步。

沒有這些進展順利的將猶太人從德國社會中驅逐出來的步驟，“最終解決”就沒有可能。這些步驟在公眾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廣泛的贊成，并最后使猶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貶損。

希爾博格，對于導致道德自抑逐漸寂靜無聲與啟動集體消滅的機器的步驟做了如下說明：定義——開除雇員和沒收商業公司——集中——剝削勞動與饑餓措施——滅絕——抹殺個人的影響。

集中完成的是拉開距離的過程。饑餓讓滅絕變得合理。在行動序列上，離最初下定義的行動越遠，則行動就越是純粹被理性——技術的考慮所引導，確切地說，它使得道德選擇不再成為必須。

大屠殺昭示，人類記憶中最聳人聽聞的罪惡不是源自秩序的渙散，而是源自完美無缺、無可指責且未受挑戰的秩序的統治。這也是我看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懼所在。

又讀完了一部虐心虐腦的書。

第三篇：現代性與大屠殺讀后感

現代性與大屠殺

作為已經逝去的歷史，我們無從還原真實的場景，但僅僅是留下的殘跡和數據足以震撼我們的心靈，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我尚可感到一絲的溫情，可面對鮑曼筆下赤裸裸的現實，我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是啊，大屠殺本就是殘酷的，整整600萬鮮活的生命被無情的吞噬。

鮑曼透過大屠殺這扇窗，看到了一點兒也不令人愉快的東西，可他愈是堅信倘若拒絕看到窗外，那將是十分危險的。

可能我們仍然把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看作是德國人和猶太人的事情，看作人類文明進程的一次反常事件，那時整個世界分化成瘋狂的劊子手和無助的受害者，邪惡之徒對無辜者犯下滔天罪行。

當時的諸多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大多這樣認為，認為這場已經解除的危機，現有的知識足以“解釋”、“了解”、“理解”它。大屠殺被理解為現代性的一個失敗，而不是它的產物，而事實上，大屠殺絕對是現代性成功的最佳實例，是現代性的副產物。

莫學認為現代性即使文明的，野蠻便是被完全剔除的，文明與野蠻并不是對立的，他們只是文明這枚硬幣的兩面，就看那一面偶然的落在上面。

大屠殺最震撼我們心靈的，或許不是被屠殺的命運也有可能落在我們身上，而是想到，我們也可能去進行屠殺，如果有適當的條件，我們可能會去這樣做。這也是鮑曼寫這本書的理由。我看過這本書后，對大屠殺與現代性的理解有三點。

現代文化——園藝文化

現代性所代表的現代文化是對自然和自身的積極管理，追求各種機制的相互之間的平衡，一切有條不紊的運轉，這種管理就像是園丁對待花園的花茸，應該精心培養香花，同時也毫不吝嗇的清除雜草；就像醫生給病人治病，應該維護正常健康的身體組織，同時毫不吝嗇的消除病態的癌變細胞。這是園藝文化，而猶太民族則被當成是這個花園的雜草。

猶太人在全世界大范圍的大遷徙，但他們普遍無家可歸，因為他們失去了曾有的故土，人們會普遍的認為，由于猶太人沒有自己的領土國，猶太人無法參與征途土地，以戰爭為其一般形式的普遍的權力爭斗，同時他們就不得不采取下流、卑鄙、偷偷摸摸的手段，這使他們成為特別可怕和邪惡的敵人，他們被定義為“我們中間之外的人”。難以融入現有的社會，也難以得到“我們的”認可。

再者，作為社會精英的猶太人，他們在一個階段曾充當“中介”角色，也可定義為“三棱鏡”群體。

例如，在十九世紀，波蘭的猶太人基本都是貴族和鄉卿的奴仆，他們負責收租和監管對農產品的處理——也就是為土地的真正主人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對土地上耕作的貧苦大眾進行剝削，在貴族鄉紳的嚴重，猶太人是粗魯的，為馴化的，野蠻的下層階級，而在下層大眾嚴重，猶太人則是冷酷而傲慢的。猶太人這種不協調令“我們”的緊張和焦慮在現代性構建的社會達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強度。

科層制

“準確、快速、清楚、了解文件、持續、謹慎、一致、嚴謹、服從、減少摩擦、降低物質和人的消耗”，這是馬克斯·韋伯隊科層制的描述。的確，科層制是現代文明所發明的一個“完美”作品。

若沒有如此高效的“科層制”官僚體制，“大屠殺”是無法完成的，這是鮑曼對科層制作用的判定。

借助現代文明的高度結晶來做一件極其野蠻而失去人性的事情，這真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可這對于冷漠無情的科層制來說根本無足掛齒，他們覺得自己只是進行著例行的行動，平淡無奇。他們絕不會因此而廢寢忘食，反而會為自己效力國家而感到自豪。

在猶太人的集中營，在這條生產線上，“人”是一種原料，“死亡”是最終的產品，完成工作任務的成員就像機器一樣在體制中高速運作著，排除個人思想，極少帶有自己的判斷。此外，納粹組中的更名也起到的安撫作用，比如研究屠殺猶太人的中心被命名為“經濟和管理廳”。“科層制”的官僚體系對于效率的追求者盲目而刻板，每階段對新危機都有不同的目標，目標確立后卻不直接告訴執行方式，而是由專家通過可行性和成本測算制定出最優方案。

其實在納粹的隊伍中大對數人都是正常人，不存在通常社會意義上的病態或失常，依賴組織的慣例，在這里暴力被賦予權威，行動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在這個組織中要求清除個人獨立性，犧牲個人利益，取締一切需求。

由此納粹還創造出一個“道德中間地帶”，有一群“中間人”他們的道德完整感被破壞，他們只是站在中間，擋住了行動者的目光，讓他們看不見結果。由此對自身的結果缺乏直觀的認識，很多人就此墮入了一個道德空白，他們對自己所執行的命令可能導致的結果熟視無睹。而大屠殺的成功要歸功于官僚體系和現代技術所提供的這支道德催眠劑。

最令人聳人聽聞的罪惡不是源自秩序的渙散，而是源自完美無缺的秩序統治。科層制的官僚體系把持最高權力，他們用權利賦予暴力以權威。給予劊子手赦免，讓民眾習以為常，把“大屠殺”合法化了。

勞動分工

現代性還有一個特點，高度的勞動分工，用勞動分工很容易解釋為什么德國要用“毒氣室”對付猶太人，納粹將受害者與執行者分離開來，執行者只需各自完成自己的一小步工作，開閘，關門````幾個簡單的動作就足以致人死命，而完全看不到血腥，猙獰甚至最后丑陋的尸體都看不到，這其中的每個環節都可以規劃，計量，操作。這些環節正視坐在辦公室里的設計師或是實驗室里的生物學家設計完成的。他們只是完成了他們最平常的工作罷了。這意味著什么，等于用技術替代了道德責任感，或者說他們不做價值判斷。

納粹改用殺人技術的目的在于，在大屠殺中形成了一種機制，通過分開殺人行為與其后果之間的身體距離和心理距離，克服人性同情的弱點，使殺人者無視自己IDE道德責任。在這種機制下，任何通常意義上非道德敗壞的人都有可能轉變成殺人犯或者屠殺過程中的合作者。

理性

在這場毫無感情的屠殺中，劊子手運用了最理性的屠殺工具，集中營中，猶太人不愿惹來殺身之禍，就在德國人的監禁下努力提供文職和體力勞動，行程日常生活的社區機構，他們以為，通過工作可以獲得解救，在奧維斯縱橫交錯的曲折道路 完工前，很多橋都是出自猶太工匠的利落靈巧之手。猶太人天真以為，自己勞動收益獲得德國人的津貼就可以避免驅逐和殺害，殊不知，在德國人眼中，這些猶太人是遲早要殺掉的。只不過用“勞動”麻痹他們的反抗神經。納粹利用這種理性欺騙誘導猶太人從而完成屠殺的目的，猶太人似乎已經陷入了理性的囚籠，越想保全，月算計，越妥協，敵人就越猖狂。

理性只能是并且唯一是我們用來協調行動的工具，而不應該成為行為的決定者，若本末倒置，必然導致“理性的不理性”。

第四篇：《旅順大屠殺》讀后感

～-6-23　字數：725歷史作為過去的事實，本是板上釘釘、不容抹殺的，但古往今來，試圖抹殺歷史者并不乏人。自1982年以來發生在日本的教科書問題就是一場日本國內極少數右翼勢力為美化侵略而肆意歪曲歷史的鬧劇。近讀日本作家井上晴樹的新作《旅順大～》（大連出版社出版，日文版名為《旅順虐殺事件》），更使人清楚地認識到當今日本右翼勢力的行為不過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故伎重演而已。說來難以置信，五十有五的井上在1993年之前對于日本侵略者在甲午戰爭中制造的旅順大～竟是一無所知。究其原因，正如作者所說：“這決不是我對歷史課不熱心或對歷史不感興趣，而是因為當時日本的教科書不僅沒有記載，就連日本歷史教師也根本不知道該事件。在這一點上，日本政府成功地掩蓋了大～。”好在井上很執著，為了弄清這段歷史，他自1993年9月開始，費時兩年，在塵封的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搜集整理出有關當年日軍在旅順野蠻～以及日本～極力掩蓋事實～的大量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出版了《旅順虐殺事件》。讓史實說話確是本書的特點。旅順慘案通過美、英等國的隨軍記者將事實公諸于世之后，不僅使世界各國為之震驚，也使日本～深感不好收場。于是，日本～先采取不承認態度，進而又企圖以種種假象來掩蓋事實，推脫罪責，甚至還不擇手段地收買隨軍記者和外國媒體。對于日本～的以上伎倆，井上很少置評，而是直接將當時見諸媒體的新聞報道以及日本軍人的“從軍日記”、日本外務省與歐美各國的往來密件等公之于眾，這不僅揭露了日軍當年的暴行，而且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以及緊隨其后的日本右翼勢力掩蓋這一暴行的種種卑劣行徑。這就使本書作為一部日本作家披露一百余年前日軍制造的旅順大～慘案的信史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

第五篇：現代與大屠殺讀后感

讀《現代性與大屠殺》

當代社會學大師、“后現代主義”概念創始人之一, 英國學者齊格蒙·鮑曼反思現代性,寫下《現代性與大屠殺》這本書，全書包括前言、八章內容還有附錄。第一章導論部分是大屠殺后的社會學，主要包括：作為現代性之驗證的大屠殺，文明化進程的涵義，道德冷漠的社會生產，道德盲視的社會生產，文明化進程的道德后果；第二章，現代性、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主要包括：疏遠猶太人的一些獨特之處，從基督教世界到現代性猶太人的不協調，騎跨在屏障上，三棱鏡群體，不協調性的現代層面，無民族的民族，各民族主義的現代性；第三章，現代性、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主要包括：從異類恐懼到種族主義，作為一項社會工程的種族主義，從排斥到滅絕，展望；第四章，大屠殺的獨特性和常態性，主要包括：問題，非同尋常的種族滅絕，現代種族滅絕的特性，勞動的等級和功能劃分的影響，官僚體系對象的非人化，現代防衛的破產，結論；第五章，誘使受害者合作，主要包括：“封鎖”受害者，“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戲，為集體毀滅服務的個人理性，自我保全的理性；第六章，服從之倫理（讀米格拉姆），主要包括：具有社會距離功能的非人性，個人自身行動離功能的非人性，個人自身行動背后的同謀，技術的道德化，自由漂浮的責任，權力的多元主義和良知的權力，罪惡的社會性質，第七章，一種道德的社會理論初探，主要包括：作為道德工廠的社會，大屠殺的挑戰，道德的前社會來源，社會接近一道德責任，道德責任的壓制，距離的社會生產，結束語；第八章事后的思考：理性與羞恥；附錄是道德的社會操縱：行動者的道德化，行動的善惡中性化。

關于大屠殺的研究, 或更狹義上說“為什么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恐怖” , 學者們(包括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等)往往存在兩種傾向：:其一, 關注大屠殺的德國特性和猶太特性, 也就是將其視為發生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和一段有限的時間內的獨特事件。關注大屠殺的德國性和猶太性往往使人們在探討大屠殺的原因時, 會將恐怖的根源追溯到德國特定的社會背景、德國的歷史傳統以及歐洲的反猶主義等方面。其二，將大屠殺看作廣泛而常見的一類社會現象中的一個極端, 也就是將大屠殺視為類同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類人種、文化或者種族之間的壓迫與迫害中的一項, 只不過是較突出的一項。將大屠殺視為社會的常態的方式, 使學者們力圖從大屠殺與其他種族屠殺的共同性中尋找原因大屠殺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現象, 它是在現代社會背景下發生的一個事件, 脫離現代性的背景去探討大屠殺是無法理解其一些內在的特性。正是基于此一理念,英國社會學家齊·鮑曼在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提出另一種觀點: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 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 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大屠殺式的現象必須被看成是文明化趨勢的合理產物和永久的潛在可能。大屠殺從某種意義上是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間互動的結果。如果沒有得到及時便捷或存在于一個較大范圍內的合作, 執行集體屠殺這樣程序繁復事物的官員們將會遭遇到棘手程度絕然不同的管理、技術和資金方面的問題。為了大屠殺的順利進行, 納粹誘使受害者合作, 也就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理性選擇從而配合迫害者的目的。要想使受害者的理性選擇符合迫害者的目的的基本前提在于“封鎖”受害者, 即將受害者限定在一定的職權范圍內, 使其做出理性決定時只能以迫害者的意志為唯一參照系。猶太人本身已經被剝奪反抗的資源, 納粹又采取分階段的消滅方式, 這迫使猶太人的價值世界壓縮成一個標準———繼續活下去。猶太人中的大多數以他們的理性和理性判斷的技巧做允許他們做的選擇, 而這個選擇恰恰是有利于納粹的大屠殺。

鮑曼力圖通過以上探討來說明現代性的一些本質要素(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等)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通過對書中所提及的現代種族主義之于大屠殺的影響、現代官僚主義與園藝文化的關系、受害者的理性以及道德盲視的社會生產等方面予以分析，進而闡釋現代性是如何將大屠殺等非理性行為運作成整個社會的集體行動。他反對把大屠殺的意義簡化為猶太民族的災難, 也不贊成將其歸咎于人性惡這一古老然而在文化上又難以排除的問題。他認為, 大屠殺既然是在現代理性社會,在人類文明高度發展階段和人類文化成就的高峰中醞釀和執行, 它就是這一社會、文明和文化自身的一個問題。盡管現代性不是大屠殺的充分條件, 但它絕對是必要條件。這首先指的是“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將它制度化的現代官僚體系形式”, 它使大規模高效率的屠殺成為可能;并且, 由于官僚體系和現代技術能夠有效地造成其執行者的道德盲視, 所以它極大地增加了屠殺發生的可能性。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 鮑曼進一步指出, 大屠殺與下述現象有著更為內在的關聯, 這就是通過大規模的“社會工程”造就“完美社會”的現代“人為”設計理念, 與具有前現代特征但同時也是現代產物的種族主義在觀念和實踐上的共鳴。鮑曼對現代性與大屠殺的關系的揭示, 不是簡單地暴露現代性的負面問題, 更非告訴我們人類文明進程中仍然有未被克服的野蠻, 他從根本上反對這種屬于啟蒙理性的解釋, 而將質疑和鞭撻的對象直接指向了啟蒙理性及奠基于其上的整個現代管理體制。

鮑曼想努力通過他的書讓我們相信，大屠殺的發生絕非由殘存于現代文明中的原始蠻性所引起，他說：“現代文明不是大屠殺的充分條件，但毫無疑問是必要條件。沒有現代文明，大屠殺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現代理性化的世界使大屠殺變得可以想象。”

那么如何來拯救或避免呢?《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從社會學出發, 最后回到倫理學, 主旨是道德責任問題。納粹大屠殺所以發生并成功地得以持續，變換一個角度，也未嘗不可以視作“抵抗資源”的失效。其中，知識精英的表現特別引人注目。德國的大學同其他現代國家的大學或相似的機構一樣，堅持所謂的“價值中立”，標榜追求知識和科學研究的動機的無功利性，為此，必然把認為與科學追求的利益相沖突的其他意愿置于不顧。書中舉例說，像普朗克、索末非、海森堡等都曾經向政府提出過各種忠告，目的在于避免正面沖突，恢復某種秩序，以使他們的職業自主性得到維護。在納粹建立的新秩序中，知識分子紛紛投降，從受害者變為殺人者的附庸、犯罪的同謀。在血腥的空氣里，他們缺乏抗爭的勇氣，為了寬慰自己，竟至于認同官方的結論，把受害者視為可恥的一群，從而像以往一樣，繼續安然沉湎于大學的“清白”和科學界的“純潔”的喜悅之中。知識精英的表現，進一步支持了鮑曼的關于大屠殺源于“現代性”的結論。鮑曼在第七章力圖重新建構道德的社會學理論。他駁斥了傳統的觀點———道德是社會的產物, 從“與從“與他人相處”的基本狀況為出發點來論述道德的前社會來源, 從而將道德歸結為主體性的無條件的責任。于是, 拯救之途或許就在于:在任何情況下, 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作者之所以將“現代性”與“大屠殺”這兩個詞語并置，我認為有這樣的原因，在德國人屠殺猶太人的每一步驟中，幾乎都滲透著技術性的現代因素，更重要的，是人的問題。鮑曼提到，那些參與屠殺的德國人并不異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異常地狂熱，在招募殺人成員時，組織甚至會將性格狂熱的人排除在外，因為這是聽從命令以一種組織形式殺人，而非出自欲望殺人，后者將會招致審訊和判刑——這就是所謂現代化的殺人。

關于納粹大屠殺的悲劇會不會重演？根據鮑曼的邏輯，結論同樣是肯定的。所有導致納粹大屠殺的因素仍然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道德責任的漠視，現行社會組織甚至可能因為“現代化”的單向度發展而使不道德的行為變得更為合理。因此，他認為，惟一的希望在于接受納粹大屠殺的挑戰，承認納粹大屠殺的意義，把人性、同情心、羞恥感從死亡的歷史陰影中拯救出來。但是，這是可能的嗎？為了戰勝邪惡，應該有多少人反抗那種邏輯？有沒有一道神奇的門檻，能讓邪惡的技術在跨越時戛然中止？“有多少人選擇道德義務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確實有人這樣做了。”鮑曼這樣回答。作為知識分子，批判并不曾使他失去對人類的熱愛。其實，惟其熱愛，批判才會變得如此執著、鋒銳和徹底。

作為已經逝去的歷史，我們無從還原真實的場景，但僅僅是留下的殘跡和數據足以震撼我們的心靈，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我尚可感到一絲的溫情，可面對鮑曼筆下赤裸裸的現實，我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是啊，大屠殺本就是殘酷的，整整600萬鮮活的生命被無情的吞噬。鮑曼透過大屠殺這扇窗，看到了一點兒也不令人愉快的東西，可他愈是堅信倘若拒絕看到窗外，那將是十分危險的。

讀完這本書，我不禁思考，其實大屠殺并不是“史無前例”的。700多年前，蒙古帝國西征，無數人淪為刀下亡魂。亞述人、羅馬人、希臘人征服敵國后，屠殺丁壯，尤其是挑出知識分子屠殺以毀滅文化，然后把婦孺販為奴隸，平毀城池，連土地都要撒上鹽，防止遺民復興。考慮到當時的技術水平，這比納粹殺猶太人恐怖多了。其實呢，大屠殺和過去幾千年的歷次屠殺沒什么大區別。蒙古騎兵護送大汗靈柩回草原，所過之城皆屠，理由當然也很充分，比如大汗圣靈不能被人打擾云云。歷史上，許多大國為了摧毀對方的戰爭潛能，經常派輕騎深入敵國，屠殺青年，擄掠兒童，也是統帥很明確的指示，與個別部落、軍官的搶劫行為完全不同。猶太人被屠殺的每個細節都不是新鮮事情。即便在工業化社會，也并不比布爾戰爭或英國策動的巴拉圭戰爭更另人發指。但是因為此事發生在太平盛世以后，在最發達、最富裕、最“文明”的中歐，所以對作者那代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觸動特別大，讓他們有天塌下來的感覺，好比大戶人家子弟，吃了苦以后要多發點感慨。一定要把自己經歷過的苦頭特別提出來說一說。而忘了這是幾千年以來人類社會一貫的傳統。開出來的藥方自然也就不會對。作者覺得工業化、官僚化、技術化殺人真的厲害，可這是整個社會的變化啊，不止殺人機器如此。人類社會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殺人的器具更精良了，耕作、生產用的東西也更好用了，這能說明什么？我不好說人類進步了，但起碼你不能說人類因此就墮落了。但這個作品把罪過在很大程度上歸于極權，歸于國家對社會的干涉，歸于官僚化和泛道德化。大屠殺是由國家名義號召去屠殺，由一個官僚機構去屠殺，參與屠殺的大部分人都不必負擔道德責任。

世界歷史，幾千年下來，馬克思用唯物主義來概括，也就是弱肉強食，靠物質力量說話。競爭的勝利者就是正確者，真理和正義隨著勝利者的轉移而改變，旗鼓相當的時候就是用大炮射程來劃分各種真理的適用范圍，從來沒有什么絕對價值。為了某個集團或某個階層的真理，人類可以進行種族滅絕，可以故意制造饑荒，可以懸賞去買平民的人頭，可以把別人當商品出賣，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那些倒霉的犧牲品甚至往往不被看做是同類。從弱肉強食的角度來說，從尼安德特人的滅絕到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再到販賣黑奴，唯一在人類社會通行的規則就是物質競爭規律。在這樣的世界上，大屠殺本身不是問題，一切以競爭結果為準，如果屠殺對自己有利，就做，不利則不會亂殺人以泄憤。在過去的時代，這是唯一能阻止大屠殺無限擴大的力量。人類之所以不會被少數瘋子殺光，原因也正在于此。猶太人大屠殺并不是非常值得單獨討論的一件事情，共產主義者應該在更高的角度上，把它放在整個人類歷史里來看。到現在為止，歷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競爭規律影響，在許多地方，真理還要受大炮的限制，但這不等于沒有絕對價值。最起碼，我們都譴責大屠殺。我們要打破的是幾千年甚至幾十萬年的弱肉強食進化規律，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大屠殺，避免以前人類的罪惡。

對于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這本書，我有如下看法：

1.鮑曼相對于傳統學者來說提出一種不同的研究大屠殺的觀點與視角。正如鮑曼所

說的, 有兩條相反的路徑可以接近對大屠殺的解釋。可以把大規模屠殺的恐怖看成是文明 脆弱性的證明, 也可以將它們看作是文明令人生畏的潛能的例證。換一種說法, 就是一個人 可以遵從霍布士傳統, 相信盡管已經付出徹底的文明化努力, 但野蠻的前社會狀態還是沒有 被完全消除;相反一個人也可以堅信, 由于文明化進程已經成功地用人為的、靈活的人類行 為模式代替了自然驅力, 因而會導致一定范圍內的不人道和破壞的發生;而只要自然秉性主 宰著人類行為, 這種不人道和破壞還是不可想像的。由于西方的文明病因學理論的影響和 人們在情感上對于現代性包含的進步性的理念的堅持, 大多數學者本能地選擇第一條路徑, 從而使大屠殺的解釋一直處于相對固定的模式當中。鮑曼則從第二條路徑著手, 從而豐富 大屠殺研究的范式, 也使對現代性的反思提高到更高的程度。兩條路徑都將理論的基點定 位于人類的本性, 但人類本能中的單純的“惡”卻無法解釋大屠殺的發生和規模。鮑曼雖將 其理論奠基于人類的本性, 但其側重點并不在于此, 它試圖以此為前提來分析大屠殺的社會 性因素, 即非道德的社會性根源。

2.本書顯示著者深厚的理論功底和淵博的知識。著者在此書中采用大量的歷史研究

成果, 并運用許多社會學和心理學等方面的理論對此分析。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本書的理論 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米格拉姆的實驗。米格拉姆通過實驗發現, 殘酷只是微弱地與執行者的 個性有關, 而實際上卻非常緊密地與權威和下屬的關系, 與我們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權力 與服從的結構相關。鮑曼在此書中用一章(第六章)的篇幅來闡述米格拉姆的理論, 同時在 其他各章節中充分利用米格拉姆的理論來分析和解釋大屠殺。其次是約翰·拉赫斯的行為 中介理論(mediation of action , 即個人的行為通過另外一個人、一個中間人來表現的現象, 這 個人“站在我和我的行為中間, 使我不可能直接體驗到我的行動”)。鮑曼運用行為中介理論來分析現代社會機制對于大屠殺現象中的道德盲視等方面的影響。當然, 著者還運用其他 許多的社會學理論。在本書的最后, 著者還提出其關于道德的傳統社會學理論的修正問題, 力圖重新建構道德的社會學理論。

3.本書的邏輯論證十分嚴密。本書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于具有嚴密的邏輯和充實的

論證過程。鮑曼首先對傳統的關于大屠殺研究的一些理論質疑, 然后提出自己的觀點。接 著又通過兩條路徑來論證其觀點:一是從大屠殺作為意識形態的理論生產過程來探討其與 現代性的關系;二是大屠殺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的現代性作用問題。最后又試圖從倫理學的 層面來提出解決之道。整本書的各章節可以說是一環扣一環, 而且所有章節論述的指向都 是一致的, 都是指向其所要闡述的中心主題。

當然此書也存在一些問題, 比如著者是將其理論的元起點定位于人類的本性, 而這個起 點在邏輯上卻是不可證明的。但無論如何, 此書不失為一部研究大屠殺的佳著, 它豐富大屠 殺研究的模式, 拓展人們的視角, 而且此書采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 融合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多方面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