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紅線劃在危險邊緣美文

這是一座天然海濱浴場。海灘上鋪滿了晶瑩剔透的細沙，厚厚的、軟軟的，赤腳踩上去說不清有多么舒坦。從海邊向海里游去，大約一百七八十米就到了“禁區”。所謂“禁區”，就是說，這一百七八十米之內的海底是平緩的、安全的，水深處最多不過一米七八；而在一百七八十米之外，海底就像山崖一樣，突兀的、筆直的。齊刷刷地深入下去，深不見底，深不可測。此處水溫驟然下降十幾度，且有鯊魚出沒，十分危險可怕。據說，每年盛夏時節，這里都要發生多起游人溺亡事故。

后來，海濱浴場為安全考慮，在大約一百米處的海面上拉起一道“紅線”，告誡游泳者“到此為止”，不要再向前游了，否則就有生命危險。

為什么不把“紅線”劃在一百七八十米處，而定在一百米處呢？管理者說，這樣做是為了留有余地，保險系數大一些，萬一有人越過“紅線”，還有七八十米的“地帶”是安全的，不至于一過“紅線”就會發生什么事故。如果出現什么險情，搶救也來得及。可見，管理者的用心是良苦的。

然而，令人不解而又難以想象的是，“紅線”標出后，仍有一些膽大妄為者不聽招呼，獨闖“紅線”，鋌而走險。有人還滿不在乎地說：“怕什么，從這紅線過去還有幾十米才到危險區哩。”自以為風平浪靜，保險得很。殊不知，那七八十米的“安全地帶”并不是那么“安全”的，有人游著游著就一下子滑進了“萬丈深淵”，再也上不來了。

后來又有人提出，干脆把“紅線”移至一百七八十米處，一點“安全余地”都不留，過線即是“鬼門關”。如此“警戒”，果然奏效。從此，再也無人敢冒生命危險越過“紅線”了。

第二篇：一個人的世界邊緣美文

《神秘的快遞家族》基本是一集一個舞臺，第一集是迷宮般復雜的城市，第二集是海洋，第三集是叢林，第四集是沙漠，第五集……第五集很豐富呢，但著墨最多的應該是山谷，寫作期間我去了美國西部的科羅拉多大峽谷，所見所感就變成了筆下的畫面。對于熱愛東奔西跑的人而言，寫這么一部主角東奔西跑的書真是過癮，拖稿也有了取材的意義。雖然隨著故事的不斷發展，一些場景還是會被重復使用，但每一次的側重和感受肯定還是會不一樣的。

比如這一集依然寫城市，卻是成為了廢墟的城市。

廢墟有兩種，一種是經歷了歲月或戰爭的摧殘后，遍體鱗傷的所在，更確切的稱呼應該是“遺跡”，這種通常帶有相當的歷史意義和人文色彩；而另一種“廢墟”，保存相對完好，建筑也沒有遭到過度破壞，但就是沒有人住了，整座城市虛有其表。

如果把“遺跡”形容成一具枯骨，那么“空城”更接近于行尸走肉。我覺得后者更瘆人，因為它的外表更合乎常識，內在卻是陌生的。好比你在深夜漫步，城市還是那座城市，一切卻都似是而非，仿佛危機四伏。細思極恐就是這個意思吧。

每到過年的時候，我走在街頭，都會有一種恍惚。那么多的店鋪都關閉了，那么多的人都消失了。仔細琢磨這種感覺，忽然發現一句流行語概括得很全面，那就是——寂寞、空虛、冷。

我在高考前有一陣子，特別喜歡半夜溜出去騎自行車，體會著熟悉的街道變得陌生乃至猙獰，感到刺激又有些浪漫，現在想來，那是一種對“改變”的需求，因為那是人生最壓抑的時期。

老家的村子里有一座造船廠，我從小玩到大，似乎任何時候進去，那里都是隆隆的機器作響。后來廠子關門了，但東西都還留著。我忍不住又鉆進去一次，看那些庫房、設備、水岸、林木……還是原來的模樣，卻全都啞口無言，仿佛失去了靈魂。我想起在這里玩耍的時光，心也一點點被掏空了。

猴年馬月，混跡廈門，朋友來時招待去鼓浪嶼浪蕩，挑了些私家冷門的路線帶她走，經過一座別墅，高墻大宅，荒無人煙，鐵門銹跡斑斑。兩個人就心血來潮地爬進去探險。走樓梯時看到幾件衣服熨帖地散落臺階上，就你一言我一語地拼湊起一個故事：“這里其實是一個神秘的實驗室，這些不是衣服，是尸體，透明的尸體……”后來朋友說這是整個旅行里她覺得最有意思的一站。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真切地喜歡上這種文化。可能僅僅只是在安全范圍里尋找一些探險感，但好像也能裝模作樣地解讀出“生活在別處”的渴望。也許我只是在意新鮮感，不管那是令人幸福的，還是令人心寒的。而城市廢墟可以輕易地給予我那種體驗。一墻之隔，天堂地獄，而它們又都曾屬于人間，這真是令人著迷。

開始琢磨這一集的“神快”故事前，我參加了魯院的一個短期學習班。學校不遠處是曾經很有名的度假山莊，小學時我們甚至來這里春游過。我還記得那些花園豪宅、雕像泳池，那些記憶十分美好。于是我跑去懷舊，赫然發現它已廢棄很久。又見城市廢墟，于是我又一次爬了進去。

地面鋪滿無邊的腐葉，磚縫里的野草比人都高，雕像斑駁出了恐怖片質感，建筑全體鎖著門，長著裂紋與灰塵的玻璃后是一室空虛。最驚心動魄的是游泳池。我小心地穿過破了一個大洞的玻璃門，穿過白慘慘的瓷磚、遍布四角的蛛網、襤褸招搖的窗簾和冰冷的蓮蓬頭，錯覺進入了一家鬧鬼的病院。而走出更衣室，豁然開朗后，看到的也不過是一座干涸破敗的泳池。曾經在這里游玩的畫面，全都不真實得有些詭異。

我戰栗了一下，就在那一刻決定了這一集“神快”的舞臺。

那一瞬間，我站在世界邊緣。

第三篇：《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讀后感

《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讀后感郎咸平，1956年生于中國臺灣，祖籍山東濰坊，香港中文大學最高學術級別的首席教授，國際知名的公司治理與金融專家，素有“郎旋風”、“最敢說真話的經濟學家”之稱。他用開闊的視角，獨到的分析闡述各種經濟問題。從國際經濟形勢，到中國百姓民生，他用大膽詼諧、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經濟現象。不但具有診斷性，同時更有預見性。本書中，他用獨到犀利的眼光，更像是一種“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情，對當前中國經濟問題和很多行業存在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發人深醒，耐人尋味，讓人深刻的感到，社會經濟環境影響到我們的工作環境、家庭和每一個人。看看這幾年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3Q大戰，“通貨膨脹”“成本增高”“國企改革”“吳英案”“民間高利貸”“達芬奇案”“淘寶大戰”“股市亂象”等等，每個事件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很多人會認為《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是不是言過其詞？其實不然。

中國的確經過了30多年的高速發展，但是資源的消耗，鐵礦、煤、石油、氣資源用了不少。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今年確定經濟增長目標7.5%，次我們將多年來8%以上的中國經濟增速目標調低到7.5%，主要目的就是要真正使經濟增長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真正實現高質量的增長，真正有利于經濟結

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真正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擺脫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污染環境，走上一條節約資源能耗、保護生態環境的正確道路上來，真正使中國經濟的發展能最終惠及百姓的民生。

站在企業發展的角度，我們既要與時俱進，時刻警醒著大環境的瞬息萬變，在中國經濟調整過程中穩步行走，又要適應環境，謀求自身的發展，這其實是很不容易的。看了此書，想到了公司領導關于新能源發展方向中“墻外開花墻內香”的市場方向以及加大研發投入、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等決定，是非常正確的。

我最深的感受，是中國制造已經喪失成本優勢，這是核心的問題。我們的實體經濟現在面臨的經營環境有目共睹，稅賦重、地租增長、物流費用高居不下、融資難且融資成本高，管理環節多，腐敗且效率低下，再加上通貨膨脹帶來的人工費用和成本上升、人民幣匯率升值等等。經濟學家時寒冰曾經講過：一個國家經濟競爭力強大的原因或資源豐富（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或創新能力強（如日本、德國）、或有低成本優勢（如中國），或兼而有之（如美國）。如果中國制造喪失成本優勢，而我們又沒有資源優勢和制度優勢，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將面臨嚴重危機！看見現在歐洲的債務危機，不禁為我們的未來擔心。

本書內容深刻，只讀一遍，很難領悟，所以讀后感寫的也比較淺薄和簡單，在以后的時間，會再讀幾遍，希望能有更準確的領悟。

第四篇：《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讀后感（范文）

《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讀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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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有危機感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人應當樹立危機意識，而不是把別人的的威脅當成自己強大的證明。美國的危機意識，讓其變的越來越強大。

起初看到這本書，當時在想《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是不是言過其詞，有些危言聳聽？但當仔細閱讀本書之后覺得，其實不然。古人云：“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其實大到國家經濟，小到與自身息息相關的每一件事，都應當存在一種危機意識，讓這種危機意識激勵自己進步，讓這種危機意識刺激自己變的強大。

本書中作者郎咸平用獨到犀利的眼光，對當前中國經濟問題和很多行業存在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發人深醒，耐人尋味，讓人深刻的感到社會經濟環境影響到我們的工作環境、家庭和每一個人。看看這幾年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3Q大戰、通貨膨脹、成本增高、國企改革、吳英案、民間高利貸、達芬奇案、淘寶大戰、股市亂象等等，每個事件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之前，我從未讀過關于經濟的書，所以剛剛讀時，對一些術語極其陌生，我也是記下來進行查找，去搞明白，經濟作為一個國家的核心問題有著它的獨特魅力，一個國家只有經濟好才可以國富民強。

本書主要從五個方面分析了中國經濟目前的現狀。

第一部分全面分析了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重重危險。中國經濟已經全面陷入衰退，通脹高企不下，制造業成本迅速上漲，產業升級遙不可及。

第二部分談的是如今的國企改革已經陷入停滯。因為我們給國企制造了懶惰的溫床--它享受著巨額補貼，它無償占有公共資源，它靠政策傾斜壟斷市場。結果就是，國企拒絕改革，民企無路可走。

第三部分談的是金融系統問題叢生。因為我們的銀行已成了最暴利的行業，我們的民間信貸被全面狙擊，我們的股市創造性地引入國際板。結果就是，中小企業貸款無門，老百姓儲蓄被稀釋，無數股民被套牢。

第四部分談的是我們的民營企業節節敗退。因為我們企業的稅負重、租金高，我們陷入知識產權危機。結果就是，實體店全面消亡，洋品牌占領市場。

第五部分談的是中國經濟改革路在何方。筆者給出答案：中國經濟改革應重塑三大目標--共同富裕、藏富于民、真正做到以民為本。為此，筆者呼吁：重新明確國企的定位、有效監管國企，構建科學的預算體制、實行“國企分紅、民企減稅”的稅負體系。

伴隨著美國幾家銀行的倒閉和股市的迅速下跌，金融危機儼然已經成為一個熱點。2009

年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形勢一片暗淡，再加上2011年歐洲債務危機禍起蕭墻，愈演愈烈，長時間沒有得到好轉和明朗，致使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出口量縮減，經濟發展陷于低谷。在這之前，國內企業出現虧損紛紛倒閉，涌現裁員潮，工作難找，工資低等問題困擾著廣大民眾。政府出臺多種對策來解決問題，幫助人民群眾和各大企業度過難關。今年以來，歐債危機從希臘向西班牙等大國蔓延，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回落，世界經濟復蘇進程艱難曲折。復雜多變的內外部環境使得我國經濟下行風險加大，特別是4月份以來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呈全面趨弱態勢，就業形勢進一步惡化，出口量存在下降態勢，而物價上漲壓力明顯減緩，國際收支趨向平衡，面臨通貨緊縮的格局。

站在企業發展的角度，我們既要與時俱進，時刻警醒著大環境的瞬息萬變，在中國經濟調整過程中穩步行走，又要適應環境，謀求自身的發展，這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我最深的感受是中國制造已經喪失成本優勢這是核心的問題。我們的實體經濟現在面臨的經營環境有目共睹，稅賦重、地租增長、物流費用高居不下、融資難且融資成本高，管理環節多，腐敗且效率低下，再加上通貨膨脹帶來的人工費用和成本上升、人民幣匯率升值等等。經濟學家時寒冰曾經講過，一個國家經濟競爭力強大的原因或資源豐富，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或創新能力強，如日本、德國、或有低成本優勢，如中國或兼而有之如美國。如果中國制造喪失成本優勢，而我們又沒有資源優勢和制度優勢，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將面臨嚴重危機，看見現在歐洲的債務危機，不禁為我們的未來擔心。

本書內容深刻，只讀一遍很難領悟，所以讀后感寫的也比較淺薄和簡單，在以后的時間會再讀幾遍，希望能有更準確的領悟。

第五篇：《華夏邊緣》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讀書報告

【摘要】中國邊疆民族史學者王明珂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以族群邊緣研究為視角，運用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范式，借用歷史記憶與失憶的概念，對華夏以及華夏邊緣認同如何形成、擴張與變遷進行了系統闡述，同時也是對西方人類學界族群理論所作的一個本土話語應對。其嶄新的研究取向為我們開辟了新的視角，給以啟發反思以及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族群邊緣、集體記憶、溯源研究、民族史邊緣研究

一、背景介紹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是臺灣中央研究所王明珂博士“族群邊緣研究”的重要成果。作為一位研究中國邊疆民族史的臺灣學者，作者引用大量歷史、考古和人類學資料，從一個新的角度——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歷史回憶——來解讀華夏（中國人）的本質，說明在特定的資源競爭與分配環境中，華夏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華夏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成為非華夏。作者明確指出了以往歷學、社會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族群溯源研究的不足，他以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為主要研究對象，努力構建一個族群邊緣理論，來詮釋一般性的人類族群的認同與認同變遷現象，最終來回答“什么是中國人”這個本質問題。

二、作者簡介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臺灣。1979、1983年先后畢業于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1992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責任職于中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并曾任教于臺灣大學、清華大學、臺灣師范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等校。主要從事于中華民族史、族群認同、歷史與社會記、游牧社會及其歷史研究。近十年來從事羌族社會文化、歷史記憶與族群現象的田野調查研究。

三、主要內容

全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了30年來社會人類學界族群理論的發展歷史，并提出自己“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作者對于歷史文獻、考古遺存和當代口述資料的看法。當代的社會人類學界，關于族群本質的研究存在兩大理論：

一、族群客觀特征論，即通過個體的體質特征或文化特征（語言、服飾、宗教等）來判斷其族群身份。這種族群劃分方法的缺陷是明顯的，首先、體質相同的個人或者群體間，可能由于主觀認同的或客觀文化特質的差異而屬于不同的族群；其次、不同的文化因素在族群間劃分的人群范疇不一定能彼此吻合；再者、語言、體質、文化在人群中常有同有異，相似到哪一個成度就是一個族群并沒有一個學術上的客觀標準。

二、主觀認同下的族群與族群邊界，它的代表是挪威人類學家巴斯（F.Barth），他宣稱造成族群特征的是由它的“邊界”，而非包含語言、文化、血統等內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邊界，而主要是指社會邊界。他與文化特征論者所持有觀點不同，而認為“族群”理論更趨向一種主觀認同，客觀文化特征最多只能表現一個族群的一般性內涵，而無法解釋族群邊界的問題。

圍繞著認同是如何產生、變遷，產生了西方人類學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論方法，即工具論和根基論。工具論者視族群為人們在現實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資源人群范圍的工具。有時工具論者又被稱為況遇論者，因為他們強調族群認同的多重性，以及隨情勢變化的特質。他們用政治、經濟資源和競爭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變遷，并認為族群的認同是多變、可被利用并隨變化而定；根基論者以為族群認同主要來自于“根基性”的基本情感，克利福德·格爾茲指出：“對于個人而言，這種根基性的情感來自親屬傳承而得的既定資賦。”[1]一個人生長在一個群體中而不自覺的獲得的血緣、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等，因此他與群體中其他成員通過這種根基性練習來凝聚彼此。不過，他們并不強調生物傳承或以客觀文化特征來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釋的傳承。例如一個中國人自稱是“炎黃子孫”，并非一定說他真是炎帝或黃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觀認同。

但是工具論和根基論都有明顯的缺失，工具論無法回答族群認同與其他人類社會認同間的差別，同時，根基論也無法解釋族群認同的特殊性及根基性的感情聯系如何產生、維系和傳承。作者結合社會學的集體記憶理論與前述族群理論，調合工具論與根基論之間的矛盾。集體記憶，可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的結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問題。不但這樣，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解使我們重新思考在歷史研究中所重建的“過去”本質如何。將某一族群的“歷史”視為一種社會集體記憶，用這樣的歷史記憶凝聚一族群，無疑合乎根基論的判斷；同時，它也在現實資源分享與競爭情境下被人們集體建構、修改、遺忘，以改變族群的邊緣，如此說來這樣也適合于工具論的觀點。

接下來，針對中國的族群研究現狀，作者提出一個不同于傳統史學和考古學界“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作者對民族史進行邊緣研究建立在一種對民族的定義上：民族被視為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范疇，而非一個特定語言、文化與體質的綜合體。“民族邊緣研究”在方法上也與“民族溯源研究”有相當的差別：在考古學上，由注重器物之傳播、演變轉而注意人類的經濟生態，以重建族群邊界產生的資源生態背景；在文獻上，將文獻記載當作歷史記憶，著重于分析歷史記憶中所表達的“我群”與“他群”邊緣分野及其變遷。

第二部分主要講華夏生態邊緣的形成，在同時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探討華夏的起源。新時代晚期氣候的干冷化使華北、華西從事定居農業的人群開始逐漸走向移動化、牧業化和武裝化。這樣的農牧混合經濟人群南移至晉、陜、冀的北方和西遼河地區，找尋宜于農牧之地，于當地的定居農業社會產生了土地資源的競爭。他們便是史書記載中的戎狄。南部的東周諸國，在此刺激下產生了一體的華夏意識，向北驅逐戎狄，以保護自己定居化的農業生產，并且修筑長城以抵御他們。華夏向北擴張，建立長城保護中原資源，如此，便使長城以北習于畜牧混合經濟的人群完全投入游牧經濟之中，專業游牧人群就此誕生。北方專業游牧化的形成，促使長城以南中原諸國農耕社會人群的華夏民族認同得到空前的強化。北方從事游牧的人群開始被視為“異族”和“非我族類”。由此，“華夏”也自認為是定居的，以農業經營為目標的，并且愛好和平的人群。長城的修筑，代表游牧、農業二元對立，華夏世界愿意積極保護農業資源區的極限，是一個折衷的選擇。秦漢統一帝國的形成，促使北方游牧帝國的建立，也是華夏族群邊緣確定具體化的象征。[2] 第三部分主要講華夏邊緣的形成與擴張，首先，“華夏邊緣的形成：周人族源傳說”，是全書關鍵性的一章。周人的族源研究，是中國上古史中最受人注目的一個主題，周人是構成華夏民族最西方的一支，換言之，追尋周人族源，無疑是追溯華夏民族族源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通過周人與戎及姬、姜、嬴、戎所代表的族群之間的關系，來說明華夏邊緣的成長過程。周人原出自混合經濟人群——戎狄，但在他們與部分戎狄進入中原農業區，接著持續地向東擴張他們的勢力以后，周人與西方、西北方的戎狄部落關系愈來愈呈疏遠的態式。西周時期，姬周與戎之間仍若即若離，表現在姬、羌、贏（秦）、戎間的族群政治之間。在姜姓申侯和犬戎一起出兵滅了西周之后，“戎”終于完全成為“異族”的代名詞。周王朝東遷后，尊王攘夷的呼聲高漲，北部各諸侯國紛紛驅戎，修建長城，表現出強烈的華夏認同感，華夏實質性的邊界——長城的修筑，是用于保護他們所共同擁有的農業資源。這種強烈的宣告，終于消除了華夏與戎之間最后的模糊界線。其次，華夏邊緣形成以后，隨著華夏的擴張華夏邊緣也逐步向南和向西擴張。華夏邊緣的擴張包括兩個同時并進的過程：一是華夏定義誰是異族，一是原來的非華夏假借華夏祖源而成為華夏。[3]作者用華夏的“羌人”概念來探索華夏邊緣的西向漂移。他并沒有將“羌”視為一個在歷史時空中遷徙的民族實體，而是將它看成是華夏心目中的“西方那些不是華夏的人”，也就是華夏的西部族群邊緣。因此，分析文獻中由殷商到漢代“羌”地理空間之漂移，也就是探索華夏族群西方邊緣的擴張過程。另一方面，重組集體記憶以改變社會結群范圍，春秋時期原來被視為“蠻”的吳國的正是通過這種方法假借華夏的祖源記憶以成為華夏的。

第四部分主要講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雖然在秦漢時期華夏與非華夏的族群與地理邊界大體形成，但并非自此華夏子孫永為華夏，非華夏子孫永為非華夏。漢代是中國人異族意識與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時代，這時華夏邊緣的擴張達到了生態上的極限，逐漸明確化、固定化，邊緣之內的人自稱為漢人，匈奴、西羌、朝鮮地區、南蠻、西南夷、南越和東越因有不同的經濟、文化生態和社會組織而被排除在華夏之外。這種族群意識主要有兩個主觀的標準：一是人群間經濟生態如草原游牧、森林狩獵游牧、農牧混合經濟或游耕人群與農業定居人群的差異；二是群體在組織結構，即中國的君權統治方式和游牧、半游牧群體松散結合的方式之間的不同。華夏政權以通婚、貿易、征伐、封貢、賞賜等手段安撫羈縻邊疆的民族與國家以維持這個邊緣，而最為基本的則是族群意識深處的歷史記憶。[4]

本書的最后，作者用“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為敘述目標，結束討論。他強調了本書在思考華夏邊緣歷史變遷的三項主軸，即資源競爭、歷史記憶和族群認同。從理論層次，他說明了在資源競爭與分配體系下，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之間的關系，以及典范觀點的社會記憶如何使得邊緣的聲音被忽略，因而使部分人群落入社會邊緣。

四、作品特色

在學術上王明珂強調了注重多元因素，邊緣及微觀聲音，也形成了對現實人群的關懷。該書在許多層面上都有相當積極的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尤其是在方法論、族群理論方面有著突出的成績和貢獻。

其一、研究方法獨特，作者深刻的指出了在歷史學、考古學和社會學界對歷史研究和族群研究上的不足與缺陷。在本書中作者運用多學科知識并結合西方最新的人類學研究理論和方法，把研究對象確定為中國邊緣的人，由邊緣來探討族群認同的本質及其形成。從時間、空間和認同的邊緣上重構華夏民族的形成和變遷。全書對文獻史料的態度是，將其視為一種“歷史記憶”。所謂的歷史記憶分析也是一種文本分析，目標不在于厘清文本所陳述的是否為事實，而是從文本分析中探求書寫者所處的情境，及其個人情感與特定意圖。

其二、這本書是華人界較早將族群理論運用于具體研究實踐的代表性成果。在族群理論方面，本書以社會學的集體記憶理論，來發揮并補充巴斯以來的人類學族群理論與族群邊緣研究，同時，用對親近人群間之區分的微觀研究來充實族群研究內涵。更重要的是，該書并非空談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著作，而是以華夏邊緣的歷史變遷作為研究對象，在實證研究中修正、補充這些理論，以促進我們對歷史的過去和現實社會都有所了解。

其三、提出“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這一理論的提出使作者的研究重點由民族內涵轉移到民族的邊緣。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有，一、作者認為民族是一個人類群體主觀的認同范疇，而不是一個特定文化與體質特征的綜合體。人群的主觀認同即族群范圍是由界定及維持族群邊界來完成，并且族群邊界是多重的、可變的，他主張利用邊緣研究來觀察、理解族群現象。

二、作者認為族群邊緣研究應從造成族群邊界出現或改變的資源競爭和集體記憶出發，考察邊緣人群如何維持、傳遞歷史記憶，如何假借、扭曲、遺忘歷史記憶來造成新的族群認同或認同變遷。

三、作者主張進行結合人類學的歷史研究，即將歷史記載當做田野報告人的陳述，以人類學者田野調查的態度對比、分析史料。

五、啟發感想

綜觀全書，作者理論可謂別開生面、鉆之彌深，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處。書名《華夏邊緣》中的“華夏”是一個族群概念或者文化概念，而“中國人”是一個政治概念，作者在書中沒有很好的區別與統合華夏的邊緣與中國的邊緣。另外邊緣的形成是為了強調內部的一致性與邊緣的異質性，作者在書中拿臺灣與羌族對比，但兩者的例子是相反的，羌族仍然處于華夏的邊緣而未進入華夏，而臺灣則努力想要從華夏內部跳出來，而刻意構建一個“臺灣邊緣”來造成于中國大陸的異質性。其

三、人們確實是依靠“邊緣”來明確自己的認同，但有時，一個族群為構建一個認同，能動的對外來或內部的客觀文化因素的選擇性取舍，也往往造成族群邊緣的改變。完成這個認同的過程同時認為的制造了一個邊緣，這時認同先于邊緣而存在，而不是客觀邊緣的存在造成認同的差異。

參考資料

[1]克利福德·格爾茲.舊社會新國家[M].1963 [2]羅豐.什么是華夏邊緣——讀王明珂《華夏邊緣》

[3]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臺北:允晨文化

[4]郭宏珍、何星亮.評王明珂的《華夏邊緣》.[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