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之辯

“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我國一項基本的法律原則，它貫穿于我國整個司法領域，但對于“以事實為依據”的“事實”應當如何理解上在理論界和學術界認識上并不統一，也就是說何謂認定事實清楚，如何判斷認定的事實是否清楚？

我國傳統的事實觀是“客觀真實觀”，即認為這一事實應當理解為司法應以“客觀存在的事實”為依據。隨著我國法治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對“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一法律原則所蘊含的“事實”即為“客觀真實”的傳統法律理念引起的司法困擾已引起了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的關注。旨在弱化法院職權、樹立法律權威等一系列審判方式改革舉措紛紛涌現，理論上的落后成為司法改革的阻礙，確立新的理論的需求已引起眾多法律人士的深思。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法律真實的司法理念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同。

法律真實和客觀真實的論爭最早是在刑事證明標準問題中被論及的，在刑事證明標準問題上，有論者堅持刑事證明應當以客觀真實作為證明標準，要求裁判者只有在正確反映犯罪事實真相時，才能裁判被告人有罪，即通常所說的客觀真實論。有論者則主張以法律所確立的標準作為裁判的尺度，裁判者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只要達到了法定的裁判尺度，即視為真實并可以據此做出有罪裁判。該種主張通常被稱之為法律真實論。［1］由于法律真實理論蘊含了多重客觀事實標準所不具備的合理因素，法律真實范圍逐漸突破刑事領域，擴展到民事、行政等領域之中，已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司法人士的認同。

法律真實概念提出后，即引起了客觀真實論者的猛烈抨擊和質疑，并進而引起了法律真實論者與客觀真實論者的論爭。持客觀真實論者反對法律真實理論的理由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律真實是否缺乏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作為其理論的哲學基礎。

從我國的意識形態和立法指導思想來看，內含于“以事實為依據”的“事實”應當是指“客觀真實”的理論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可知論、反映論和決定論的基礎之上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認識是客觀見之于主觀，是客觀實在在人腦中的反應；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可知的，人類是有能力認識一切客觀真實的；世界是可以認識的，人類對絕對真理的追求是可以實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官對案件爭議事實的全面認識是完全可能的、絕對真理最終是能夠全面實現的。據此，在案件事實的認識上，應該堅持“客觀真實”的標準，“法律真實無法代替客觀真實標準，因為無論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還是從法律理論的角度來看，法律真實說都不能成立。”［2］。

主張法律真實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并不矛盾。傳統的客觀真實說所依據的認識論是一種片面化的、甚至被曲解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由三個理論要素組成，即反映論、可知論和認識論的辯證法。我國傳統的客觀真實理論片面強調了認識論的反映論和可知論，卻忽視了認識論的辯證法、曲解了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系。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認為人的思維是至上的，是能夠認識客觀世界的，這里所說的人的思維，不是指某個單個人的思維，而是“作為無數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的個人思維而存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可知論是從人類在整體上、在無止境的時代更迭中所具有的對客觀世界的無限認識能力或所能實現的終極認識目標上來說的，并不等于說世界上的事物對每個具體的人來說都是完全可知的，并不等于說每個具體的人都有能力認識客觀真理。人的認識符合客觀的程度是受各種因素的制約的。具體到訴訟領域，“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都屬于認識的‘個別實現’，都是在完全有限的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的，都是不可能無限期無止境地進行下去的。因此，就每個具體案件來說，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定都不是‘絕對真實’，都只能是‘相對真理’”［3］。

在司法審判活動中的認識，由于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決定了對訴訟中案件事實的認識所能達到的程度不可能是徹底的、全面的。（1）認識主體的限制性：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是法官綜合原、被告雙方提供的證據材料作出的一種主觀判斷，這種判斷的過程是認識形成的過程。法官作為認識主體，其認識達到的程度與其知識水平、能力素質都是相關的，具有不定性：“訴訟的證明活動不僅僅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的再認識的過程，更是司法人員的主觀判斷的活動。舍棄、拋開法官這一判斷主體的主觀活動，強調證明活動的純粹客觀性，必然導致認識論上的純粹客觀主義，才是違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4］（2）認識對象的限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的事實認定，是對當事人之間所形成的特定權利義務關系的爭議，這種爭議的權利義務關系具有既往性，即訴訟過程中的事實大部分是過去形成的事實，屬于歷史的范疇。案件中的事實認定，是從現在確認過去。法官無法親眼目睹或親自感知發生在過去的當事人的爭議事實，只能由現在出發去發現過去，這種時間上的逆向性，決定了案件所認定的事實只能達到有限真實的程度。（3）認識依據的限定性。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只能依據遺留的證據痕跡來進行。而證據中存儲的與案件有關的信息并不等于客觀存在，證據外表真實之外，還有一個證據表達的內容是否真實的問題，即在證據中也可能包含與客觀不符的內容。法律真實是建立在這種證據基礎上的真實，因而也只能是一種有限的真實。（4）認識時間的限定性。案件的審理過程，對裁判者而言是屬于認識上的“個別實現”，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的，是不可能無限期無止境地進行下去的，因此，就每個具體案件的事實認定來說，不可能象考古學家那樣，花費幾十年甚到幾百年的時間去尋求事實真相。案件的審理必須在特定的期間內終結，也就是說對事實的認識過程不可能無限延長。對案件事實認定所達到的真理實現程度也必然受到限制，只能是相對真理，而達不到絕對真理的地步。

二、法律真實是否具有客觀性的問題。

持客觀真實說的學者認為：法律真實說并不是一種完善的學說，而且在當前的背景下，這一學說還存在著誤導的可能。［5］很多關于法律真實的表述給人的印象是，訴訟過程只是一個將證據材料過濾、整合為法律真實的過程，客觀真實不再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有的文章甚至認為法律真實并不具有客觀性。［6］；面對這種傾向，一個嚴肅的論者很容易提出這樣的疑問：如果我們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和認識論，那么應當如何面對裁判基礎事實的客觀性問題？也就是說，在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理論中，是否還有客觀真實的位置？［7］張志銘在《何謂法律真實》一文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憂慮：認為法律真實理論會引起偏離事實真相。“在案件事實認定及其真實性的評價上，法律因素的介入會不會導致對‘案件真實情況’的扭曲、甚至歪曲呢？考慮到非法證據的排除、證人適格性要求、舉證時限規定以及審限要求等情況，我們無法不提這樣的問題”。［8］認為確立法律真實理論就會導致對裁判認定的事實的客觀性的否定是沒有理論依據的。法律真實的理念從本質上說仍屬于客觀的范疇。它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主觀標準。（1）法律為“法律真實”設定的真實標準是客觀的。

第二篇：法律真實或客觀真實抑

法律真實或客觀真實抑

本文屬于中聯論文網優秀論文

本文來源于：中聯論文網轉載請注明本文僅供學術參考，嚴謹轉載，否則后果自負

摘要：證明標準是刑事訴訟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尺度，而我國目前規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已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本文通過對傳統的“客觀真實說”的質疑和批判，在對“法律真實說”進行分析論證的基礎上，認為應當重新確立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而法律真實這一標準兼備認知理性與價值理性，能夠而且應當作為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關鍵詞：客觀真實，法律真實，刑事證明標準

近年來，我國法律規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質疑和批判，然而也有部分學者贊成我國目前的證明標準，學界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主要存在著“客觀真實說”與“法律真實說”兩種學說的爭鳴。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回答的是“什么是司法證明中的事實”的問題；而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回答的是“司法證明中的認識怎么樣才為真實”的問題[何家弘：《論司法證明的目的和標準——兼論司法證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疇》，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6期，第45頁。]。本文在對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進行分析論證的基礎上，通過對我國現行的證明標準的質疑，試圖尋找到適合我國的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的刑事證明標準。

一．對“客觀真實說”的質疑

客觀真實指司法活動中裁判者根據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符合案件發生的客觀實際情況，裁判者對的主觀認定應當完全符合客觀實際。客觀真實說認為，凡已經發生的案件，必然會在外界留下各種物品、痕跡等證據或為某些人所感知，因而刑事案件的證明能夠達到客觀真實。

然而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深入和現代司法理念的不斷更新完善，客觀真實說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質疑和批判。在此，筆者也“小試牛刀”，闡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1．客觀真實說不符合現實的認識規律，將理想與現實混為一談。

時間是一維的，不可逆轉的，這就決定了過去發生的事情是不可能重演的。司法活動中，裁判者要想查明案件事實，只能借助于現有的進入訴訟視野中的證據來完成。在此基礎上，我們不得不承認以下推論：在訴訟視野中，沒有證據就沒有事實，有什么樣的證據就有什么樣的事實。[吳宏耀：《刑事證明標準研究評述》，載樊崇義主編《訴訟法學研究》2002年版第1卷，第525頁。]但是不是有了證據就能查明案件事實呢？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第一，證據并不總是充分的。第二，證據并不總是真實、可靠的。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有人故意出錯，作偽證或者偽造證據；有人無意出錯，因視力、聽力或認識水平而出錯；有人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出錯，如因偏袒、偏見和偏信。[王敏遠：《一個謬誤、兩句廢話、三種學說》，載王敏遠主編《公法》2003年版第4卷，第248頁。]我們無法查明自己的認識是否符合客觀事實。更多期刊發表詳情聯系QQ：1286503325電話：***王編輯

2．客觀真實說違背了邏輯法則——證實不一定是必然的。

證實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應用到訴訟領域，我們可以說司法證實是或然的，這絕不等同于數學領域的證明。數學上的證明是一種論證推理（演繹的），而司法上對案件事實的論證、證實則是合情推理（非演繹的）。證實的邏輯性質并不是必然的，必然的證實

是：（H→C）∧C→H，而司法證實的一般分析則是：（H→C）∧C→H更可靠，即使“沒有H的C幾乎不可信”的也只是H極為可靠，我們也不能說H就是確定可靠的。也就是說，我們的前提越充分、可信，得出的結論就越可信，但也只是無限接近于客觀事實而達不到客觀事實。

3．客觀真實說無法解釋錯案、疑案。

第一，客觀真實說無法解釋錯案。與證實相比，證偽在邏輯上則可以實現必然，即絕對的證偽是存在的：（H→C）∧-C→-H，只有在絕對證偽的情況下，才能發現案件的客觀事實，從而達到客觀真實。在司法實踐中，錯案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依照客觀真實說的觀點，裁判者完全可以發現案件的客觀事實，他們作出的裁判已經查明了案件事實，對刑事案件的證明已經達到了客觀真實。筆者不無疑問的是，如果發生了錯案的情況，那豈不是存在兩個客觀事實？第二，客觀真實說無法解釋疑案。在司法裁判活動中，司法主體評價的對象，是爭議雙方關于全部或部分案件事實所作的陳述以及其他各種現有證據，評價的結果可能為真，也可能為假，也有可能存在介乎兩者之間。從邏輯上解釋，這便是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的中間地帶，運用到司法實踐中，這便是疑案狀態。而照客觀真實說的觀點，則認為案件的客觀事實一定能夠查清楚，也就是查明的結果要么為真，要么為假，不存在真假難辨的情況。司法實踐中確確實實存在著疑案，“疑罪從無”便是最好的證明，這就不言自明地承認了達不到案件客觀真實情況的存在。

二．對“法律真實說”的評述

法律真實是指司法活動中人們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符合法律所規定或認可的真實，是法律意義上的真實，是在具體案件中達到法律標準的事實。[何家弘：《論司法證明的目的和標準——兼論司法證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疇》，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6期，第45頁。]針對法律真實說的觀點，筆者有以下認識：

1．法律真實比客觀真實更具有說服力。

法律真實說認為人的認識活動都是相對的，具體到刑事司法活動中，也就是司法人員對犯罪事實的認識只能是相對的，通常很難達到與案件客觀事實的完全一致，只能在現有證據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接近案件的客觀事實，這與“證實不一定是必然的”這一邏輯法則是相呼應的。法律真實說認為司法人員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疑案和錯案再所難免，較之客觀真實說更勝一籌。

2．法律真實并不等于主觀真實。

法律真實雖然是法律意義上的事實，而法律又是人制定的，但這并等于說法律真實就是主觀真實。主觀真實是司法活動中人們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符合主觀的標準，是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真實。法律真實中有可能包含有客觀真實的情形，正如前文所講到的，在絕對證偽的情況下則完全有可能發現案件的客觀事實，達到客觀真實，只是因為歷史事實無法重現，即便達到了客觀真實，我們也無從知曉罷了，但客觀真實是確實存在著的，因此法律真實中是包含有客觀真實內容的真實的，從而與主觀真實“劃清了界限”。

三．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

（一）對我國現行證明標準的評述

關于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162條有詳細規定，簡言之，就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以事實為根據”這句話存在明顯的邏輯悖論，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就是查明案件事實，而要查明事實只能以現有證據為基礎，既然事實還未查清，又何來“以事實為根據”呢？確切地說應該是“以證據為根據”。因此，更確切地說，我國目前的刑事證明標準就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具體來

說，就是“據以定案的證據均以查證屬實，案件事實均有必要的證據予以證明，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矛盾得到合理清除，得出的結論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王敏遠：《一個謬誤、兩句廢話、三種學說》，載王敏遠主編《公法》2003年版第4卷，第218頁。]也就是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

客觀真實是理想層面的真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定得過高。我國的立法者有過這樣的論述：“我們堅決反對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種無罪推定，而是以客觀事實為根據。”“我們堅持以事實為根據的原則，在法院判決有罪前不能說是罪犯，但也不能說沒有犯罪嫌疑，而是實事求是，由法院根據事實來審判確定。”[李奮飛：《對“客觀真實觀”的幾點批判》，載《政法論叢》2006年第3期，第80頁。

]這種說法實在讓人費解，我們反對有罪推定，卻又不是無罪推定，而是“實事求是”。那么“實事”從何而來，如果“實事”都有了，還要刑事訴訟有何用？也正是在客觀真實這一證明標準的指導下，我國刑訊逼供、超期羈押、非法取證等程序性違法現象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二）我國應當確立的刑事證明標準

法律真實這一證明標準模式能否作為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呢？它是否能夠達到認知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平衡呢？

在筆者看來，答案是肯定的。具體說來，其一，法律真實是可操作性的證明標準，因為它認識到了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和相對性，認為應當在現有法律程序和證據的基礎上去尋求案件事實，較之客觀真實這一“可望而不可及”的標準，法律真實是一個較低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證明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律真實達到了認知理性標準。其二，法雖然是人的理性的產物，但只要是人制定的，就會帶有一定程度的主體性。證明標準也不例外，在對其進行評判的過程中必然會帶有主體性因素，即價值判斷因素，也就是說，在確定證明標準時，還需要考慮其他一些價值目標實現的需要，而這些價值目標又都是不可忽略的，是實現程序正義的必然要求，如保障人權、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等，也就是要具備價值理性。而法律真實倡導程序正義，敢于向“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權威挑戰，認為司法的目的不僅要追求真實，還要實現程序的正當性。客觀真實相反，則可以對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和沉默權制度作出合理的解釋，（因為在批判客觀真實的文字中已作出較具體的分析，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從而能夠很好地實現保障人權、實現訴訟公正等價值目標。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律真實達到了價值理性標準。至此，可以說，法律真實說達到了認知理性與價值理性標準的兼備，而筆者也終于將“法律真實能夠而且應當作為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這一觀點證成。

第三篇：對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的思考

近日，各大媒體競相報道了廣東省肇慶四會法官莫兆軍涉嫌玩忽職守一案（以下稱莫兆軍案），該案的主要案情是：原告李兆興持被告張坤石、陸群芳、張小嬌、張妙金等四人親筆書寫的1萬元借條（后被證實是受脅迫）向四會法院提起訴訟（下稱借款案）。庭審中，被告張某等四人稱此借條系在第三人馮某用刀威脅之下出具的但事后未向公安機關報案亦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加以證明，該案承辦人莫兆軍據此判令被告張坤石、陸群芳、張小嬌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還原告借款1萬元并計算利息，張妙金不承擔還款責任（其在借據上的簽名系張小嬌代寫）。判決書生效后，三被告既未上訴亦未申訴，在進入執行程序后，張坤石、陸群芳夫婦在四會市人民法院正門外服毒自殺。為此，肇慶市檢察院以涉嫌玩忽職守罪逮捕了莫兆軍，并向肇慶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莫兆軍的行為是依法辦案還是玩忽職守，是否構成犯罪，大家眾說紛紜。姑且不論該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如何，筆者試從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規定》)結合該爭議的民事案件談談民事案件的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的有關問題。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審核認定是其中的核心。《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3款：人民法院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此條規定比較抽象，操作性不強，實踐中審判人員往往依靠直覺和經驗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再者，當事人所提供證據不足以證明案件事實時，為了還事實的本來面目，追求案件的客觀真實，人民法院往往依職權調查證據并將此作為定案依據。案件的客觀事實無法查明的時候因慮及錯案追究而不敢逕行判決，由此而產生強行調解之風的流行和推廣。由此，當事人缺乏訴訟的風險意識和舉證責任意識，而將敗訴的原因歸于法院的調查不力，造成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對立。因此證據法律效果的不確定，造成法律適用上的不統一，容易滋長～，不利于人民法院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平等保護和審判效率的提高，影響民事審判公正與效率的價值目標。

一、客觀真實在我國訴訟制度中的地位

1、建國以來，我國訴訟制度中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真實。《民事訴訟法》第7條：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是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原則，它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法制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具體體現，反映了我國民事訴訟的本質特征。以事實為依據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必須尊重事實，把案件的客觀事實包括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或消滅的事實以及雙方當事人對他們法律關系爭議的真實情況作為定案處理的根據。

2、客觀真實的理論依據是我國長期以來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該認識論認為：物質（存在）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存在）具有能動作用。人類具有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可以通過自身的實踐而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因此，將此思想引入審判實踐即形成了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在過去的審判實踐中，民事訴訟中的證據標準與刑事訴訟的標準相同，即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必須確實充分。

二、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的弊端首先，它違背了訴訟證明的相對性原理。認識活動的相對性和訴訟證明的特殊性，決定了訴訟證明在多數情況下達不到證明結果與案件客觀事實完全一致的程度。從認識論上說，唯物辯證法認為，客觀世界、客觀事實是可以認識的，但這種認識的完成需依賴于人類實踐活動的不斷發展，不斷深化，在特定的條件、特定的時間周期內所進行的認識總是具有相對性的。這是我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參照前蘇聯的民事訴訟模式制定的，它體現了很強的職權主義的特征，人民法院可在當事人的訴訟實體內容外廣泛收集證據，并依此作出裁判。其次，它影響訴訟實踐的原則和效率。往往要求法官不切實際片面追求確實充分。為保證每一個案件所裁判確認的事實與案件的客觀事實完全一致，法官不得不擔負起調查取證的義務，以發現案件的事實～。這種證明要求帶來訴訟模式上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極度強化訴訟中法院的職權主義傾向，尤其是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沒有舉證積極性，未能盡到舉證的責任，結果往往過多地由法官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形成所謂的當事人動嘴、法官跑腿，法官調查、律師閱卷的現象。由此會帶來的問題就是當事人會把敗訴的原因直接歸于人民法院的調查不力，這樣亦加重了人民法院的責任，使得辦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決，給法官提出了難以達到的要求，亦顯然不符合人民法院公正與效率的主題。

三、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關系在審判實踐中我們要正確理解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的關系。追求法律真實的時候并不是排斥客觀真實，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著辯證統一的關系。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受到其自身特定歷史時期的局限而不可能絕對地分毫不差地再現案件的原來面目，客觀真實僅僅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化目標，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要不顧客觀條件的限制和程序正義的要求而一味片面追求客觀真實。在無法查明案件事實的情況下許多法官因錯案追究制而不敢裁判，這實際上是違背了法官不得拒絕裁判的法理。隨著時代的發展，客觀真實的證明要求越來越不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下稱《規定》第63條“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判決”。它第一次明確了我國民事訴訟中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此外，《規定》強化了當事人舉證責任，弱化和規范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職能，規定了人民法院依調查收集證據的幾種情形，由此正式確立了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當事人在訴訟中“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即當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由依法負有證明責任的人承擔不利后果的責任而非此前在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由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進而以此作出裁判。《規定》第15條將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僅限于：

1、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

第四篇：對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的思考

近日，各大媒體競相報道了廣東省肇慶四會法官莫兆軍涉嫌玩忽職守一案（以下稱莫兆軍案），該案的主要案情是：原告李兆興持被告張坤石、陸群芳、張小嬌、張妙金等四人親筆書寫的1萬元借條（后被證實是受脅迫）向四會法院提起訴訟（下稱借款案）。庭審中，被告張某等四人稱此借條系在第三人馮某用刀威脅之下出具的但事后未向公安機關報案亦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加以證明，該案承辦人莫兆軍據此判令被告張坤石、陸群芳、張小嬌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還原告借款1萬元并計算利息，張妙金不承擔還款責任（其在借據上的簽名系張小嬌代寫）。判決書生效后，三被告既未上訴亦未申訴，在進入執行程序后，張坤石、陸群芳夫婦在四會市人民法院正門外服毒自殺。為此，肇慶市檢察院以涉嫌玩忽職守罪逮捕了莫兆軍，并向肇慶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莫兆軍的行為是依法辦案還是玩忽職守，是否構成犯罪，大家眾說紛紜。姑且不論該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如何，筆者試從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規定》)結合該爭議的民事案件談談民事案件的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的有關問題。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審核認定是其中的核心。《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3款：人民法院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此條規定比較抽象，操作性不強，實踐中審判人員往往依靠直覺和經驗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再者，當事人所提供證據不足以證明案件事實時，為了還事實的本來面目，追求案件的客觀真實，人民法院往往依職權調查證據并將此作為定案依據。案件的客觀事實無法查明的時候因慮及錯案追究而不敢逕行判決，由此而產生強行調解之風的流行和推廣。由此，當事人缺乏訴訟的風險意識和舉證責任意識，而將敗訴的原因歸于法院的調查不力，造成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對立。因此證據法律效果的不確定，造成法律適用上的不統一，容易滋長腐敗，不利于人民法院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平等保護和審判效率的提高，影響民事審判公正與效率的價值目標。

一、客觀真實在我國訴訟制度中的地位

1、建國以來，我國訴訟制度中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真實。《民事訴訟法》第7條：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是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原則，它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法制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具體體現，反映了我國民事訴訟的本質特征。以事實為依據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必須尊重事實，把案件的客觀事實包括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或消滅的事實以及雙方當事人對他們法律關系爭議的真實情況作為定案處理的根據。

2、客觀真實的理論依據是我國長期以來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該認識論認為：物質（存在）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存在）具有能動作用。人類具有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可以通過自身的實踐而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因此，將此思想引入審判實踐即形成了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在過去的審判實踐中，民事訴訟中的證據標準與刑事訴訟的標準相同，即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必須確實充分。

二、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的弊端首先，它違背了訴訟證明的相對性原理。認識活動的相對性和訴訟證明的特殊性，決定了訴訟證明在多數情況下達不到證明結果與案件客觀事實完全一致的程度。從認識論上說，唯物辯證法認為，客觀世界、客觀事實是可以認識的，但這種認識的完成需依賴于人類實踐活動的不斷發展，不斷深化，在特定的條件、特定的時間周期內所進行的認識總是具有相對性的。這是我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參照前蘇聯的民事訴訟模式制定的，它體現了很強的職權主義的特征，人民法院可在當事人的訴訟實體內容外廣泛收集證據，并依此作出裁判。其次，它影響訴訟實踐的原則和效率。往往要求法官不切實際片面追求確實充分。為保證每一個案件所裁判確認的事實與案件的客觀事實完全一致，法官不得不擔負起調查取證的義務，以發現案件的事實真相。這種證明要求帶來訴訟模式上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極度強化訴訟中法院的職權主義傾向，尤其是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沒有舉證積極性，未能盡到舉證的責任，結果往往過多地由法官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形成所謂的當事人動嘴、法官跑腿，法官調查、律師閱卷的現象。由此會帶來的問題就是當事人會把敗訴的原因直接歸于人民法院的調查不力，這樣亦加重了人民法院的責任，使得辦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決，給法官提出了難以達到的要求，亦顯然不符合人民法院公正與效率的主題。

三、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關系在審判實踐中我們要正確理解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的關系。追求法律真實的時候并不是排斥客觀真實，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著辯證統一的關系。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受到其自身特定歷史時期的局限而不可能絕對地分毫不差地再現案件的原來面目，客觀真實僅僅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化目標，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要不顧客觀條件的限制和程序正義的要求而一味片面追求客觀真實。在無法查明案件事實的情況下許多法官因錯案追究制而不敢裁判，這實際上是違背了法官不得拒絕裁判的法理。隨著時代的發展，客觀真實的證明要求越來越不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下稱《規定》第63條“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

判決”。它第一次明確了我國民事訴訟中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此外，《規定》強化了當事人舉證責任，弱化和規范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職能，規定了人民法院依調查收集證據的幾種情形，由此正式確立了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當事人在訴訟中“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即當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由依法負有證明責任的人承擔不利后果的責任而非此前在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由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進而以此作出裁判。《規定》第15條將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僅限于：

1、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

2、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此外，第16條規定：除本規定第15條規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應當依當事人的申請進行。在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證據但都無法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對當事人證據的證明力進行衡量。如果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明顯大于另一方，則可以認為證明力較大的證據支持的事實具有高度蓋然性，人民法院應當依據這一事實作出裁判。如果通過證明力的比較仍無法對爭議事實作出認定，爭議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審判人員應當依據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作出裁判，由承擔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由此，法官不得以證據不足以反映案件的客觀真實而拒絕裁判，而應以現有證據來認定爭議事實，不應無限期地調查。

四、莫兆軍案與法律的沖突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在民事案件中，根據《規定》第2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在莫兆軍所審的借款案中，原告李兆興舉出被告張坤石等四人借款事實并附其欠條，而被告僅做口頭駁斥并不能舉出證據對自己的主張加以證明，從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來看，此時舉證責任已轉移給被告方，既然被告不能舉證理應承擔對已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依《規定》第76條規定判決被告敗訴。法官莫兆軍對“借款”案的審理是適度的，恰當的。縱觀該民事案件發生的全部過程，被告原本是有很多機會行使救濟，如在受脅迫后向公安機關報案，或于一審判決后上訴、申訴，而其恰恰放棄了自己的權利采取極端的做法從而導致了悲劇的發生。在“莫兆軍案”中，檢察機關在兩被告服毒身亡后以涉嫌玩忽職守罪起訴莫兆軍實質上是把依法應由被告承擔的敗訴風險轉變為法官必須證明案件客觀真實的風險。法官在判案中不能查明客觀真實就有可能犯玩忽職守罪，如此一來有誰還敢去辦案？退言之，法官即使依職權請求公安機關調查（不管法官的中立性），在兩被告未服毒身亡的情況下，公安機關未必肯介入，李兆興亦未必能如實供述。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中不可能也無法對涉案的爭議事實的客觀性進行調查，法官判案應當也只能追求程序上的公正，憑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依法審查判斷證據，最終對所形成的法律真實作出判決。關于“莫兆軍案”的審判雖無結果，但即使判其無罪亦對其人身及名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如果法官依法辦案被追究刑事責任，不能不說是中國法律的悲哀。這就使人想到人大代表的人身權利能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特別保護，而法官的合法權益卻沒有相應的法律來保護，即使法官由于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偏差辦錯案，還有二審及申訴途徑來救濟，本案中檢察機關指控莫兆軍犯有玩忽職守罪的做法事實上是對我國民事訴訟程序一種挑戰。

第五篇：歷史研究并不能客觀的再現歷史的真實

歷史研究是主體化的歷史

在歷史研究領域追求歷史真實的再現，幾乎是每一位研究的歷史的學者的追求，他們都是希望最大限度的反映再現歷史本來的面目，但是，我認為，即使在科學如此發達的今天，想要以歷史研究來客觀再現歷史的真相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盡可能的是歷史研究的結果無限的接近歷史的真相，而歷史研究也不應該片面的追求強調絕對的歷史真相，歷史研究的主體和客體也是不可能絕對分離的。

一、一切歷史著述都是主體化的歷史①

我們都知道，歷史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的歷史，作為客體的歷史就是歷史學研究的對象，這個對象一個基本的特征就是一去不復返了，不可能再重現在我們眼前。而所謂主體化的歷史就是歷史認識的主體根據自己對客觀歷史的認識而描述和歸納出來的歷史。而正因為是認識主體對客體的描述和歸納，所以這樣的歷史就是經過了主體加工的，所以與客體是不會完全相同的，甚至有時候會出現完全不同的情況。一切歷史著述都是主體化的歷史，這就決定了歷史研究是不能客觀的再現歷史的真實的。

之前我們曾經學習過，蘭克學派倡導客觀主義的史學，主張在歷史的研究中“排除自我”，排除一切主觀意識的影響，執著的追求歷史的真相。但是這在實際的操作上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樣的研究就讓歷史研究成為史料的堆積，不能摻雜歷史學家一絲一毫的思想；并且即使是對史料進行堆積，也是不能離開個人因素的影響的；而且，“史料是無論如何說不出隱藏在古人行為表象背后的真實的思想動

機”的。蘭克倡導的客觀主義史學最終受到眾多學者的批判，帶著而起的“新史學”要求加入歷史研究者對歷史的解釋，從主觀的角度去看待歷史，由于過分的強調主觀的作用，甚至還出現了克羅齊、柯林伍德等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甚至否認了歷史事實的客觀存在性。

事實上，無論歷史著作的作者承認與否，古今中外的所有史書，在史實的敘述和評論中，無不包括著述者本人的立場、觀點和感情。在中國古代的眾多史著中，這一點就十分的明顯，司馬遷作《史記》的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②。而《史記》的“太史公曰”、《左傳》中的“君子曰”、《資治通鑒》中的“臣光曰”都是表達作者個人觀點的。而西方更是不乏這樣的例子，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對當時雅典政事的記載時，就強烈的表露了自己的價值觀念，他高度贊揚雅典的民主政體，頌揚伯利克里的政策，他的《伯利克里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實際上即使借伯利克里之口來歌頌雅典的民主制度。

一切歷史著述都是主體化的歷史，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論述同一個歷史問題的研究者們，由于主觀認識的不同，得出的結構往往是大相徑庭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比如說，關于羅馬帝國的盛衰的原因，不同的研究者就有不同的觀點，各自表現出鮮明的主體意識。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1734年發表的《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提出，羅馬帝國在共和國時期之所以強盛是因為羅馬的公民具有政治權利，是國家的主人翁，所以他們就具有了勤勞、勇武、愛國愛榮譽等美德，但是到了帝制時代，專制主

義剝奪了人們的政治權利，扼殺了人民的自由，羅馬就一天天衰落下去。而同樣是關于羅馬盛衰的原因，比孟德斯鳩稍晚的研究者、英國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其著作《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提出，羅馬帝國的衰亡是在于“基督教和野蠻主義的勝利”，基督教的傳入，是羅馬人不再重視務實和道德的實踐，愛國心亦隨之低落，防務日漸空虛，直至最終滅亡。吉本還斷言：要說明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非此不得其解。

人們在認識歷史的活動中，無時無處不受著本人所具有的主體意識的支配，人們總是站在某種立場上，在某種思想的指導下，懷著某種感情去觀察歷史、認識歷史，所謂的純客觀、不帶任何主觀意識的歷史認識，實際上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說，歷史研究也是不可能再現真實客觀的歷史實際的。

二、影響歷史研究客觀再現歷史真實的因素

每一位歷史研究者在認識歷史的實踐活動中，都難免會為種種的因素所局限，從而使他的社會生活實踐和對歷史資料考察研究實踐的廣度和深度受到影響，導致他所寫作的歷史與真實的歷史產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在歷史研究中，影響歷史研究客觀再現歷史真實的客觀和主觀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項：

1、歷史資料的局限性，歷史資料是研究歷史的基礎，很據史料的存在形式，一般可以將史料分為實物史料（史跡遺存）和文獻資料兩大類。我們在研究這些史料時，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情，歷史無法重演，現在的技術更是不可能是人回到過去的年

代去身臨其境的感受和體驗當時的歷史，我們現在研究歷史，大部分就是解讀這些史料，從中盡可能得出與歷史真相相近的歷史。在研究一段歷史時，史料的完整程度、史料的真偽以及不同研究者對史料的不同認識都會制約研究者了解歷史的真實。比如說，我國歷史上的夏朝，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只憑古籍中的零散的記載，很難使研究者對夏朝的歷史做出正確的判斷，稍有不慎，就可能偏離歷史的真相。再如，殷商時期曾經遷都五次，但是由于缺乏史料的佐證，對這五次遷都的具體時間地點都無法得知。又如，研究者從史料中推斷古典時期奴隸的數量時，根據相同的史料，大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有說是20.6萬，有的說是8萬到10萬，還有人說是6到8萬，等等，但是究竟古典時期的奴隸數量，恐怕只有當時的人知道了。

不但在古代史上有許多史實由于史料的局限而至今難以定論，而且眾多的近代的經濟政治文化事件，相互矛盾的記載也很多。歷史資料的局限，嚴重制約著歷史研究對歷史真相的再現。

2、歷史時代的局限性

歷史時代的局限性而導致的非科學的社會歷史觀在漫長的時期內占據統治地位，進而導致歷史研究者對社會歷史的進程和規律產生與歷史真相發生根本性背離的理解和描述。

比如說在古代，世界上各個民族的各個階層的人們，都相信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主宰者人的命運，因此當時盛行天命史觀和神意史觀，他們將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的終極原因歸結為是天、神靈或上帝。而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啟蒙思想家們認為社會歷史運動發展的終極

原因不是神，而是人性或者理性。但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英雄和精英。而兩次世界大戰以后，人們的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拋棄了傳統史學中的英雄史觀或精英史觀，開始重視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史，更加注重人民大眾對歷史發展的作用。由于受時代的限制，歷史研究者對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和規律的認識都是不同的。

3、研究者階級立場和政治立場的局限

歷史研究者的階級立場和政治立場的局限不但與前面歷史時代的局限相聯系，還表現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事件、人物的研究和寫作中限制著研究者的觀察視野，從而在他們的歷史著述中總是烙上他們特有的階級和政治立場的烙印。

在中國古代，史書大多出自官府之手，所以在敘述中，對于用暴力反抗封建統治的農民起義，多污蔑他們是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寇”“匪”“盜”“賊”，這毫不掩飾修書者的階級偏見。但是到了新中國成立，新中國的史學工作者自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歷代統治者對農民起義的污蔑采取了理所當然的駁斥，充分肯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正義性和進步性，甚至將農民起義當做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主要動力。這又直接刻上了無產階級的烙印。這種片面的所謂的“革命立場”，也限制了人民對歷史真相的認識，導致了與客體歷史的背離。

4、狹隘的民族立場的局限

前面所說的階級立場和政治立場主要指的是本國、本民族的范圍而言的，民族立場的局限，主要是指在研究歷史時，研究者受到民族立場的局限。比如說，許多研究者在談到黑人的歷史時，總是會戴著

一種本能的歧視；又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推行極端的民族主義，必定會對猶太人的社會歷史發展進行不同程度的歪曲和污蔑；而在中國古代，一向中央政府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歷史研究也是存在民族立場限制的，特別是在講到突厥、匈奴等曾與中央政府為敵的民族，歷史文獻中將周邊的各民族稱之為“夷”“狄”“奴”就是最好的例證。這種狹隘的民族立場的局限，也會造成歷史研究與歷史真相的背離。

5、研究者能力水平的局限

歷史研究者的知識水平，搜集、整理、鑒別、解讀史料的能力以及分析研究能力，以及表達能力等方面的情況，都會對歷史的認識產生偏差，從而導致歷史研究與歷史真實的背離。

雖然說歷史研究是不能客觀的再現真實的歷史的，但也不是說，我們就不必重視歷史研究的準確性，歷史研究者需要認識歷史研究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局限，這有助于促使研究者在研究歷史時自覺地克服這些局限，最大限度地降低與客觀歷史真相發生背離的程度，在閱讀歷史著作中，也要注意鑒別其中有可能是出于作者某種局限而產生的與歷史真相背離的情況，避免盲目的親信。

① 這個觀點我采用的是龐卓恒老師編寫的《史學概論》中關于“主體化歷史及其與客體歷史的關系”中的觀點。

②（《史記·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