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胡適先生的文章有感（共）

讀胡適先生的文章有感

胡適散文讀后感篇一

今日重陽節(jié)!

爸爸不到七點電話詢問我“中午回家吃飯否”盡管我沒有睡醒，白天還有好多閑事，但是我還是毅然答應父親回家。爸爸高興地囑咐我勿忘帶“菜刀”回去，他給我們磨磨。他老人家磨得哪是刀啊......這個世界最終真心關(guān)心你的人只有自己的爸媽!

九九重陽父母節(jié)，登高插庾年己衰。

浩浩江水千尺深，誰人報完哺育恩?

日月星辰似流瀅，少小輕狂游子心。

古人教人盡孝道，敬上蟠桃以慰心!

借此佳節(jié)之際我感謝您:父親、母親，您的笑顏似燦爛的陽光照亮了我的世界，您給予我的安慰和鼓勵支持我度過一切艱苦，兒子一定會孝敬你們二老，同時為天下所有的老人們送上一句祝福，寫下您的動人詩篇:祝他們心曠神怡，安康幸福，健康永久，快樂同在!

胡適的父親在他五歲過世，他母親23歲時守寡，承擔者操持家務和撫育子女的重任。作者著重描寫的就是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童年經(jīng)歷。

胡適開篇并沒有直接寫母親，而是寫自己童年中的幾件小事(前后跨越九年)，看似無意，實則為下文寫好母親做鋪墊。當順勢轉(zhuǎn)為正題，選取幾個與母親有關(guān)的重點事例作陳述，以委婉平實的言語描述了母親愛子情深、教子有方、氣量大、性子好、代人仁慈、溫柔又不失剛氣的情懷與個性，將一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村典型寡婦形象生動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篇尾點明母親是影響自己的性格及人生道路的第一人。

全文脈絡層次，清洗分明，文字文筆流暢明白如話，娓娓道來，感人至深。

更能使我們理解到當時，母親含辛茹苦教子成龍的追求，又寫出大家庭環(huán)境作為后母維系家庭關(guān)系的不易，表達了愛子對母親的深深敬意和綿綿無盡的懷念。

建議大家認真讀讀母親對胡適“做人的訓練”這對作者的少年乃至一生的重大影響，由此表達對母親的理解和感激。

臨收筆的時候腦袋里一直在默念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謹以此篇讀后感敬獻給我的父母大人!

胡適散文讀后感篇二

大家對胡適此人一定比較熟悉，他1891年12月17日生于安徽績溪，卒于1962年2月24日，是現(xiàn)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原名嗣穈，學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他是一位敢于挑戰(zhàn)權(quán)威言論的文學家，他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等各種言論有著自己獨到的看法和理解，在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這位在中國近代史中標新立異人物的許多特別之處，不管是寫作手法，還是事件人物選材上都與眾不同，他用那樸實無華、簡單真實的語言文字，真正詮釋了平等、民主、自由的共和理念，他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且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新主張，為新文學形式作出了初步設想，開出了一條新的道路。

書中我最喜歡的文章是《差不多先生傳》，作者用極其新穎、幽默的語言，從側(cè)面真實諷刺了當時中國的陰暗面，這篇文章講述了一個叫差不多的人的故事，“差不多”認為“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他在學堂時認為山西同陜西;在錢鋪認為千字差不多就是十字;就是在臨死前依舊認為活人同死人差不多，不必太認真……這個故事著實令人吃驚，但這確實是當時的中國社會人們的思想，作者胡適只是用特別的語言真實有力的抨擊諷刺了這些，他的言論當時遭到許多人的回擊，但他卻從未停止過對中國社會思想的改變，雖然這種改變只是微不足道，但其實大大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他著實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作家。

對胡適和他的文章有了一定了解后，我對寫作文的方法又有了新的理解，寫文章時首先要注重的就是真實，一定要抒發(fā)自己的真情實感，這樣的文章才有意義，接著還要做到新穎，這樣才能讓讀者有閱讀興趣，能夠去看自己的文章，還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能總是去模仿別人，當文章真正做到這幾點是，我們也一樣會成為一個真正的、令人敬佩的作家。

胡適散文讀后感篇三

借胡適的文集的時候，是因為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頭人。所以我想看看先驅(qū)是如何寫文章的。看胡適的文集的時候，我還真的不曾留意那些曾經(jīng)扣在他頭上的無數(shù)的光環(huán)。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治學嚴謹是我對他的一個最初的印象。

“賣藥游方二十年，人間浪說小神仙。于今回向人間去，洗凈蓬萊再上天。”這是他四十七歲生日的自嘲。胡適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他的一生珍視思想甚于世俗聲譽。他的眼中，人要自由，要解放自己。心中怎么想，手上的筆就怎么寫，發(fā)自內(nèi)心即可，并不需要把讀者捧來捧去。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我睜著雙眼看不到意境，就像在聊天室里你一句我一句的感覺。因為他并不刻意加工文字，雖無三分美，卻有七分真。“月光下的老槐樹，落英繽紛的秋山，柳岸花堤，青山處處，綠水長流……”以上是我加工的，在胡適的文章下，不會有如此美好的意境，但又確確實實是他所寫。畢竟現(xiàn)實在眼里，浪漫在心中。呵呵，不知道胡適先生寫那些文章的時候，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要我說出對胡適先生的感覺，我想他應該是一名“文壇的守望者”吧

第二篇：讀胡適先生的文章有感

思想就是知識

作為一個破萬卷的讀書人，老先生對讀書的態(tài)度是絕對值得我們學習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讀書方法。最讓我感觸的一句話就是：“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xiàn)成文章。”這是我寫了那么多讀后感之后的感悟，也恰恰無法表達出來，直到看到這一句話。其實看的書越多其實覺的越可惜。看過的每本書都是好書。看的時候激動萬分，感慨萬千；剛看完的時候有如打了雞血，覺得學到點什么，應該改變點什么，已經(jīng)知道點什么；而過了一段時間后再去回憶，卻什么都記不得了，當初的共鳴全部拋之腦后。當然這和記憶力有關(guān)，和理解能力有關(guān)，因此如此之笨鳥豈能不先飛呢。不管是札記，節(jié)選，讀后感，心得等等，無論是幾十字小感，幾百字大感，還是幾千字的深感，我覺得都應該留下點什么。作為這本書的一個階段性的了解，和對自己時間付出、精力付出、思考付出的總結(jié)。這才是你真正從書中可以吸收的養(yǎng)分。

作為一個專業(yè)的教育工作者，老先生對大學生開的三個藥方雖然當時是對應屆大學生說的，而我等已經(jīng)在社會上歷練多年，但如果我們回頭反省一下，或者深思下現(xiàn)今，都一直沒有做到，是不是應該嘗試用用這個藥方來改善下自己的“病態(tài)”生活呢。第一味“問題丹”，在還沒有邁入古稀之年之前，在還沒有參透人生中那些不可不想的事情前，我們是不是不該放棄研究些問題。特別是近不惑之年，多些形而上的思考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惑。第二味“興趣散”，有愛好是件好事情，讓生活充滿更多的色彩，雖然追逐欲望，癡迷事物不是一個智者應該做的事情，但把握好喜好的度，對些美好的事物有一定的追求，對于世俗之人來說還是必要的生活潤滑劑。第三味“信心湯”，這味藥還是很長效的，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都明白信心的意義，哪怕你很小眾或很懦弱。這三味基本藥方可以說是補品，如果缺少任意一條，那還是應該補補的。

作為一個嚴謹?shù)恼軐W家，老先生對人生觀也闡述一二。坦率的說，個人認為有點偏左，但的確有一定的實際意義。特別是認為如果要想為社會貢獻，最好的做法是讓自己先成器。不必考慮為社會做過點什么，成器才是最大的貢獻。用在家庭教育上是不錯的理念，當然還應該對“器”的定義做一定的時代化界定。如果只是單純財權(quán)利的話，這種“器”則不一定會對社會有好的貢獻。當然我認為偏左的還有一個觀點是在學習西方思想上，隱約的覺得過分的崇洋媚外了，希望的是全盤西化，對傳統(tǒng)文化的極力鄙視。可能現(xiàn)在的社會就是老先生期望的狀態(tài)，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被一代又一代的消弱，中國只剩下中國特色的經(jīng)濟，中國特色的政治，而中國特色的文化已經(jīng)漸漸消隱起來。

當然，從我的能力，我的立場實在無權(quán)無力去評價胡老先生，只能說記錄些自己的想法，作為日后的回顧，也許過了些許時間再來看這點文字又會有新的覺悟，以此來紀念胡老先生，也感謝胡老先生教我把他的思想變成自己的知識。

讀書會分享《胡適談讀書》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胡適談讀書—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本書是中國華僑出版社將胡適的一些文章集結(jié)成冊，所以這本書的上寫的是“胡適著”。這本書里收錄了一些文章，文章前面有?引子?，主要是介紹一下這篇文章的背景，我覺得這個設計不錯，有助于我們了理解文章。每篇文章后還有不知道誰寫的讀后感悟，我覺得像教科書一樣無聊。

我讀胡適，如和一個絕世美女在一起談情說愛一樣舒服，愜意。胡適有很多名言，都讓我有醍醐灌頂?shù)母杏X。比如，“現(xiàn)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追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再比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但是分享時間有限，我想重點分享對我人生具有重要意義的三句話，這三句話對我的影響，滲入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句，胡適說，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這句話即使在五四時期呢，很少有人認同，但是我深表贊同。我一直覺得大部分人有一個問題，我稱之為道德高尚論。就是張口閉口說，自己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社會，為了家庭，為了父母，為了孩子。這是赤裸裸的道德綁架，也不問問對方是否需要。春秋戰(zhàn)國有一個魯王養(yǎng)鳥的故事，說魯國飛來一只漂亮的鳥，魯王很喜歡。魯王給這只鳥聽最好的宮廷音樂，喝酒，吃肉，最后這只鳥餓死了。所以，為了別人盡心盡力，很少問問別人是否需要。過去改革開放之前，提倡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最后只會餓死人。而健康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價值，社會有一個無形的手，自然會做好最合理的資源分配，最后每個人和整個社會就都好了。所以，我學會了，在生活中，我從不道德綁架任何人，也謝絕一切道德綁架。

第二句，胡適說“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句話解決了我的讀書困惑。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讀書的過程中，總覺得讀不完，就會羨慕一些讀書達人。讀書達人固然牛，但是我們做不到，可以學習胡適的法寶：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我把這句話從讀書方面，拓展到我的整個人生中。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有一個特點，喜歡一次性徹底解決問題。比如我負責打掃衛(wèi)生，總是攢著想一口氣打掃干凈，卻越積攢越不想打掃。后來，我就聽了胡適的話，打掃一點有一點的歡喜，從此家里再也不亂了。現(xiàn)在，在我所有的處理事情的指導思想上，深深的刻上了胡適的這句話：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第三句，胡適說，少談些主義，多談著問題。普通老百姓不喜歡動腦子，所以喜歡口號式的語言，喜歡非黑即白。奎哥分享過法國名著《烏合之眾》，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分享的很精彩，我就不贅述了有興趣去看奎哥的分享筆記。我想分享這句話的另一面，我理解就是“要有就事論事的能力”。生活中，工作中，遇到事情，咱們遇到事情，不要怨天尤人，不要無限擴大，不要亂發(fā)脾氣使性子，要有就事論事的能力。不要用老板就是看我不順眼，他就是不愛我了，要是當初我就怎么怎么樣就好了，社會就是腐敗啊，就是不公平啊等。最后的建議，多讀胡適，人生無憂。謝謝。

用心良苦譯白話

開始讀《胡適譯文集》的第一感覺是在讀《今古奇觀》或者《三言》、《二拍》，第二感覺才是這是現(xiàn)代的短篇小說，第三才會真正感受到這是翻譯的外國短篇小說。原因無他，因為每一篇小說的文辭具有以上時段的特色風貌。

多年前，讀胡適最著名的那篇《文學改良芻議》時，就知道他的文言文寫得非常好，如今再次看見胡適譯的這些小說，特別是讀到他翻譯的莫泊桑（文中為“莫泊三”）的《梅呂哀》，通篇的古文，承啟規(guī)整，句法穩(wěn)重，文辭端正，抑揚頓挫，收放自如，真是應了那句——提倡文學改良的人寫了一手漂亮文言文。或可以這樣說，這些小說如果不知道是譯文，很可能會以為是一位明清時代演義作者、說書人或者彈詞、評話作者的文字，就好比它們直接從英文譯到了文言文，所有的句式整理都不在文面上，仿佛這一篇篇小說本來就是中文的；甚至還可以這樣說，對于當時的人們，這就是他們所熟悉的、林琴南成名的那種譯文方式，完全可以與林琴南的那種中國式的講述方式銜接上，甚至可以說很契合，即使沒有林琴南那種追求雅致工整，卻更能言簡意賅，平易近人，也能令更多對外界好奇的人們更容易接受胡適推介的這些小說中的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等讀到了中、后期的翻譯作品，日漸讀到胡適更為清晰平順的白話文，直抒明言地表達了西方小說名家的本意，嫻熟暢快地闡述從民主思想到個性解放，從大方向到細微部，又再次證明了，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真正是一位白話文大家。胡適自己就曾言：“譯作當然以明白為妙，我譯了短篇小說，總的先給我的太太讀，和我的孩子們讀，他們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眾所周知，胡適的太太江冬秀并不是一位與他比肩的文人，特別是不曾留洋，平素最愛的是“搓麻將”和讀武俠小說。這也正可以看出，胡適一直都在努力做到讓普通人都能接近“新文化”、新思想、“新語言”，他一直很貼近現(xiàn)世，更親近現(xiàn)世的。

細看胡適選擇的這些短篇小說作者，從都德、莫泊桑、吉卜林、歐亨利到高爾基、契科夫，都是近世的西方短篇小說大家，特別是都德的《最后一課》，胡適是此文中國的第一譯者，可見胡適作為新文化先驅(qū)的獨到眼光。編注者王新禧在序中說：“縱覽胡適翻譯小說的時間線，可以發(fā)現(xiàn)他選擇小說的標準一直在變化。從一開始以啟蒙、教化民眾為主，到中期注重內(nèi)心情感的抒發(fā)，再到后期回歸小說的文學性本身，這樣的變化時胡適自身的境遇變動緊密相連的。”從頭讀尾，編注者這句話概括得非常準確。

全書共有短篇小說二十一篇，涉題寬廣，情節(jié)生動，譯言直白，內(nèi)涵豐富，引人深思。不僅對當時，其實也對今世不同的讀者，都有各種各樣的啟發(fā)。不僅可以感受到西方文學大家筆下的西方社會，也能體會到他們對人類社會各種矛盾的思考，還能讀到西方文化中對個性解放和人性本色的詮釋，更能被胡適那明確的選題思想所打動，感受到胡適當年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為了中國，他實實在在地在一點一滴之中做事，而且，真的在做他說的“少談主義，多做實事。” 本書里近半數(shù)以上的小說早在他寫出《文化改良芻議》之前已經(jīng)翻譯發(fā)表（最早一篇是1906年發(fā)表），他已經(jīng)很早從世人聊以消遣的“小說”入手，以白話文的平實，開始了文化啟蒙。不得不說，胡適用心良苦。

而今回味他譯成就的這些小說，絕大部分已經(jīng)由后來的其他人從原文譯出，而非英譯之后再譯，如果要說譯文精準，恐怕僅就轉(zhuǎn)譯這點來說，胡適的譯文便算不上，但胡適當年從事的這項翻譯事業(yè)之時，他已經(jīng)是先驅(qū)者，后人不能要求先驅(qū)者的全面，但一定能贊賞先驅(qū)者的大膽嘗試。對于翻譯外國小說來說，胡適何嘗不在應證他自己的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盡管胡適生前死后被褒貶不一，盡管胡適的各方嘗試都有“點到為止”、“”淺嘗而已“的不夠深入，但胡適的所有嘗試，都應該值得后人心懷贊賞去研讀的，因為他就是上世紀中國無法抹去的一塊豐碑之一。

聽胡適講掌故

曾托人給我買《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結(jié)果當時沒有買到。越是沒有心里越是難受，據(jù)說那可是一本充滿八卦掌故的書呢。呵呵。

早先看過唐德剛的《胡適雜憶》，覺得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胡適。唐德剛是胡適之先生的入室弟子，曾親自錄制、并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被公認為海外論胡允當者。唐德剛在《胡適雜憶》書結(jié)尾處說到：“關(guān)于了解胡適——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要了解胡適，我個人的看法，最可靠的兩部書，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然而，看完《胡適雜憶》后，我個人卻覺得這本小書卻是了解胡適斯人的最好讀物，難怪江湖會有言稱：了解胡適“先讀德剛，后看胡適”。

1949年，胡適離開北大前往美國，開始其一生中最為黯淡的一段歲月。沒有生活開支來源，除了學術(shù)與寫作，沒有其他謀生之術(shù)，只得就職于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管理員，以此“謀生糊口”，也就是這個時候，胡適和唐德剛往來密切，唐德剛可說是胡適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陪伴者之一。唐德剛的《胡適雜憶》敘述與評論交相輝映，作者把胡適的抱負、品行、學識放置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中，以雜憶形式隨性講述，皆是作者親身感受，逼真貼切，活脫脫地再現(xiàn)了晚年時期日常生活中的胡適先生。

在雜憶胡適時，唐德剛語言尖刻、風趣與超脫。談到胡適與政治，唐德剛說，胡適是“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容忍，是“愛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語）；搞政治胡適后天不足，“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胡適被杜威老師牽了一輩子鼻子，做了幾十年齊天大圣，最后發(fā)現(xiàn)自己不過是個癩和尚的保鏢”；老頑童甚至向讀者回憶起胡老師擠上公共汽車時的情景，“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

然而這些并不影響胡適在弟子眼中的光輝形象，“（胡適是）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桿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tài)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胡適的確是個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沒有兩千年來無數(shù)鄉(xiāng)愿、學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們自閹精神的“變態(tài)繼往”，更沒有紅色革命時期極端的革命黨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閹他人的“變態(tài)開來”。

關(guān)于胡適的生活細節(jié)，書中有一些精彩的記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拼西湊，手忙腳亂，結(jié)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胡適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拼西湊，手忙腳亂。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其實“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只胡家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黨派、各學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們沒有胡適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胡適之那樣手忙腳亂了！

說到底，胡適畢竟一書生。他最為中意還是讀書與學術(shù)。本書也記錄了幾件小事，說明適之先生的書生本色。其中一例便是：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時值珍珠港事變前夕，中國北平圖書館有數(shù)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托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當時此為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院和該館館長延請大使先生并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察看。誰知這位大使是位書謎，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把那些大員涼了個把鐘頭，最后大使才從書堆里提撲著上衣，笑嘻嘻地走出來，和這批大員大談其“善本”的經(jīng)緯。

作為一個曾經(jīng)站在時代風口浪尖的大人物，胡適的一生曲折而又復雜，有過堅守也有過轉(zhuǎn)變。他有他的光榮，也有他的悲哀。

我廢話了一堆還是因為手頭沒有《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這本書收錄了胡適之先生晚年的言談。（以下數(shù)語為轉(zhuǎn)載）

胡頌平先生在他隨侍胡適之先生的歲月里，把胡適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他們談話的內(nèi)容，小到一個字的讀音，一首詩詞的字句，大到國際局勢的演變，社會背景的探索，無所不包。或茶余飯后，娓娓道來，逸趣橫生；或有感而發(fā)，意氣飛揚，躍然紙上。不僅呈示了胡適之先生幽默風趣的談吐，憂國憂民的情懷，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一生倡導自由的胡適，在晚年卻有“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語。事實上，無論是為人為學，胡適身上所體現(xiàn)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定義的君子標準。在對待批評時總不乏有一種平和理性的風度，“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我總覺得他們的聰明是太無聊了。人家罵我的話，我統(tǒng)統(tǒng)都記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

以下為《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書摘，可與《胡適雜憶》互相參照，互為補充：

錢鍾書

1959年4月29日

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帶來一本錢鍾書的《宋詩選注》給先生。先生對胡頌平說：“錢鍾書是個年輕有天才的人，我沒見過他。你知道他嗎？”胡頌平說：“十年前在南京，蔣慰堂（復璁）同他到教育部來，匆匆見過一面。他是錢基博的兒子，英文很好。”先生說：“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據(jù)清人《宋詩鈔》選的。”先生約略翻了一翻，說：“黃山谷的詩只選四首，王荊公蘇東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愛讀黃山谷的詩。錢鍾書沒有用經(jīng)濟史觀來解釋，聽說要清算他了。”過了一天，先生看了此書后又說：“他是故意選些有關(guān)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注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看的。”

毛澤東

1959年12月26日

中午，留胡頌平吃午飯。先生談起《碑傳集補》里收的“呂佩芬家傳”說：“這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又談起楊昌濟，他是毛澤東的丈人，在北大當過教授，教倫理學的。胡頌平因問：“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工作，是他的丈人帶進去的嗎？”先生說：“不是。毛澤東在湖南師范畢業(yè)后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于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戰(zhàn)期間，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燒掉了。——當時北京有個工讀輔助會，他先在輔助會工讀，很苦。”胡頌平問：“是否先生介紹他進圖書館？”先生說：“不。當時章行嚴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當主任。章行嚴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釗兩人把他介紹進去的。他管理報紙閱覽室，每月八塊錢，那時八塊錢也可以過活的。”

張蔭麟等

1960年3月27日

先生今天對胡頌平說：“我昨夜一夜之間把五百多頁的《張蔭麟集》看了一遍，因為書內(nèi)有許多事情我是知道的，所以看得很快。張蔭麟是廣東人。廣東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邊區(qū)。凡是邊區(qū)地方都是守舊的。像梁廷柟、康有為，都是邊區(qū)守舊思想的反動，因為邊區(qū)先和外國文化溝通的關(guān)系。張蔭麟是清華畢業(yè)的，很聰明，37歲就死了。集內(nèi)的?尚書考?一篇，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歸崔篆?的方法一樣，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還有一篇根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的材料寫的?沈括傳?，也寫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這個人可惜死得太早了！那種病，在他那個時代無法醫(yī)治，在現(xiàn)在是可得救的。”

先生看過的《張蔭麟集》，上面都有紅色原子筆的批語。張蔭麟說他的譯文是受林琴南翻譯的影響，這話不確切，還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先生對他譯筆不通的地方，都劃上了紅杠。于是又對胡頌平說：“你們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環(huán)之?的?之?字，無論如何是不通的。”先生又說：“張蔭麟以前的文章都發(fā)表于《學衡》上。《學衡》是吳宓這班人辦的，是一個反對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個發(fā)表時間先后的表來看——大概他在清華時已經(jīng)露頭角了。人是聰明的，他與他們那一班人相處，并沒有成熟。”胡頌平因問：“倘使他不入清華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邊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會有特殊的成就。”先生說：“不，北大里邊也有守舊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會跟我學。他是廣東人，或者出于守舊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師友，造就當然不同了。你不要以為北大全是新的，那時還有溫州學派，你知道嗎？陳介石、林損都是。他們舅甥兩人沒有什么東西，值不得一擊的。后來還有馬序倫。馬序倫大概是陳介石的學生。”胡頌平又問：“傅斯年當初不是很守舊嗎？他只旁聽了先生的幾天課后，才丟了舊的來跟先生嗎？”先生笑著說：“是的，孟真是很守舊的。那時穿上大袍褂，拿著大葵扇的。”

郭沫若

1960年6月2日

今天先生說起“郭沫若這個人反復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

馮友蘭等

1961年4月30日

晚飯后，錢思亮夫婦來，大家就在客廳里隨便談天。先生說“翁文灝的父親是個大少爺，他本人也是個大少爺出身。后來在比利時進一個修士辦的學校，又受了這些修士的訓練，養(yǎng)成一種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難做他的下屬的。據(jù)說翁文灝已經(jīng)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來談到陳寅恪，又談到姜立夫。“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chǎn)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chǎn)。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里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錢。此外，現(xiàn)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談起“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沒有信來過，恐怕是不免了。”

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 1961年2月7日

“書，是要它流通出去給人看的。印書的人不能有錯字。在從前的讀書人想借閱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難的，自己沒有財力買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過我這一生向人借的書從來沒有人不借給我。商務印書館，名字叫做商務，其實做了很大的貢獻。像張元濟先生為了影印《四部叢刊》，都是選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許多宋版的書。讀書人花了并不太大的錢，買有這部書，就可以看到了。這部書對中國、日本的貢獻之大，也可以說對全世界都有貢獻的。像《百衲本廿四史》，都是頂好的書。當時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報上以重價征求，始終沒有出來。商務的確替國家學術(shù)做了很大的貢獻，所以張元濟當選院士之后，全國沒有一個人說話。”

丁文江和傅斯年 1961年6月30日

胡頌平因事出去半小時，回來經(jīng)先生的書房門口。先生看見了，好像在書房里等他似的。笑著說：“秘書先生，剛才我想請你替我擬一個應酬的賀電，你出去了。我自己擬個白話的，你看這樣說法可以嗎？”這個電文是：

中央銀行徐總裁柏園先生鑒：明天中央銀行在吾兄領導之下復業(yè)，這是自由中國的一件大事。敬祝貴行前途無限的發(fā)展。胡適。

胡頌平看了之后，當然說很好。他因今天先生突然喊他“秘書先生”，于是接著說：“先生：一般人都這樣說，真正夠得上當先生秘書的只有兩個人，可惜這兩個人都已過去了。”先生問：“他們指的是哪兩位？”胡頌平說：“一位是丁在君，一位是傅孟真。”先生說：“這都是瞎說。他們兩位的學問比我好，都可當我的老師。”

摹臨及張大千等 1961年9月5日

下午，有一位客人鄭君送來《大學衍義》（崇禎本）和《大學衍義補》全部二十四冊，希望出售，還帶來祝枝山的橫幅及董其昌的冊頁。先生欣賞祝枝山的字，說他寫得飛舞；董其昌的字，就不太喜歡，而這本冊頁恐怕不是真跡，更不欣賞了。又說他最討厭趙孟頫的字。于是談起當年在中國公學的一位會作詩的同學湯昭（保民），“他說我樣樣都聰明，就是寫字真笨。寫字的、學畫的，必須先有模擬的本領；學什么人的字，就像什么人的字；學什么人的畫，就像什么人的畫。有這樣的本領，然后熟能生巧，寫出他自己的個性來。張大千學八大山人，便可以亂真。他在美國博物院里發(fā)現(xiàn)有一張他的畫，美國博物院是花了三千美金當作八大山人的真跡收進的。后來大千向美國博物院說明這張是他的畫，被賣畫商人當作真跡賣了。他承愿私人出三千美金把它贖回來，不愿有不是八大山人的真跡留在美國博物院里。這件事，張大千這個人有可取的地方。”

胡頌平問：“當年湯保民說先生寫字真笨，這大概先生天分特別高的緣故，不愿意摹臨人家的字嗎？”先生說：“不，你看我少年時候?qū)懙淖侄嚯y看！”

梁啟超及王國維 1961年9月20日

胡頌平問：“我昨夜看了梁任公先生的年譜長編。里面有他給先生的信，是談?中國圖書大辭典?的事，不曉得后來有沒有編成？”先生說：“他給我的信很多，有封很長的談詞的信，你沒有看見嗎？他的信，我都照了照片給他的家屬了，我保留的是原稿。?中國圖書大辭典?，后來好像沒有編成？”

胡頌平又問：“任公先生只有57歲。看他50多歲的信札，他的心境好像已經(jīng)很老的樣子？”先生說：“那時他很怕，他曾計劃出逃。他的門生故舊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國維的死，是看了任公的驚惶才自殺的。王國維以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沒有這么多的門生故舊，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殺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關(guān)系，又因身體不好，心境就不同了。” 李敖

1962年1月2日

這一期《文星雜志》的封面是用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篇李敖的“播種者胡適”，先生看見了。胡頌平問李敖的文章怎樣？先生說：“在我的年紀看起來，總感得不夠……他喜歡借題發(fā)揮。他對科學會不夠了解，何必談它。你要記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題發(fā)揮！”

第三篇：讀胡適先生的文章有感

讀胡適先生的文章有感

寫過一則短文《多看魯迅的偉大》，2500字。沒曾想，這則短文竟很讓一些人“費解”，公開發(fā)表文章對我那則短文進行批評和質(zhì)疑的就有兩位，而表示不滿，只是沒有公開發(fā)表文章批評的就更多了，我本人就知道一些。當然像嚴秀先生在《雜文月刊》上撰文對我的批評，我覺得是真的誤解。我隨后也在這家雜志上做了解釋。這里不再說什么。我要說的是另一位作者對我的批評，你怎么看他那文章都知道作者不是誤解而是反對我說要多看魯迅的偉大。那么不去多看魯迅的偉大，難道要我們多看魯迅的缺點毛病嗎？我真的不理解這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不管怎么說，只要不是狂妄之輩，像蘇雪林像王朔像南京那幾位寫小說的“新秀”，我想，即便是魯迅的政敵也知道魯迅的偉大之處，更不會像這位作者在別人提到魯迅時他卻是一臉地不屑。

大約是有人相信“風水輪流轉(zhuǎn)”，還有人天生地對一切世事有著“逆反心理”，你說這人偉大，我偏說這人不怎么樣，甚至不顧事實地去挑這人的不偉大來。在對待魯迅這個歷史人物上，這種“心理”就一直存在著。但這些天我始終在想，就中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而言，魯迅與胡適這兩個偉大人物，真的就不能作一比較嗎？到底是魯迅更偉大些，還是胡適更偉大些，抑或魯迅與胡適同樣偉大？現(xiàn)在就我所知，在對待這兩個人物，有人“謹慎”地說是魯迅與胡適都偉大，還說他們兩個的偉大“不可比”。但且慢，這“謹慎”之人若是“不謹慎”地說，或說是放開來說，他就要說：我覺得胡適比魯迅更偉大。至于理由嘛，那就是魯迅只是“批判”，而胡適是“建設”。且不說即使這樣說的是事實，也不能說“批判”就一定不如“建設”，而況事實好像并非如此呢？

我想關(guān)于魯迅文章的“建設性”，已經(jīng)有很多人說了，印象中較深的就有嚴秀先生在魯迅誕辰110周年那年發(fā)表在廣東一家雜志上的文章《魯迅與中國的現(xiàn)代化》。嚴秀在這篇文章中說：“由于魯迅對舊社會，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tǒng)，舊道德中的殘忍和極不合理的部分認識得遠比別人深刻，所以他終其一生都是以致力于抨擊這些壞東西為多。”[1]（1991年第1期《隨筆》雜志第19頁）又說，“魯迅一生的勞作確實是用在掃除舊制度、舊傳統(tǒng)、舊文化、舊道德、舊風習的反動、野蠻、腐朽、愚昧的艱巨斗爭上。但是，這一重要工程正是建設新社會、新道德、新風尚，新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所絕不可少的基礎工作。他一個人終生都在為我們打掃戰(zhàn)場，鞠躬盡瘁死而后已。”[2]（同上）并認為“魯迅生前對推動我們民族前進固然有很偉大的歷史作用，但更偉大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價值則是在他的身后，在今后中華民族長遠的歷史進程中……”[3]（同上，第15頁）

其實并非魯迅如此，胡適亦如此。這一點，我們在讀胡適的著作時是能感受得到的，并且覺得嚴秀先生上面說的話與胡適大半個世紀前所言簡直就是一個“腔調(diào)”。

不說別的，你只要翻翻199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精裝7巻本《胡適文集》，就能感覺到胡適對中國的舊傳統(tǒng)舊道德舊文化的批判是何等地猛烈，并且不僅自己批判，還特別贊揚那些對腐朽、野蠻、非人性的傳統(tǒng)道德進行猛烈批判的人，如當時的吳又陵、陳獨秀等，甚至還十分欣賞在這方面進行批判的外國人，如挪威的易卜生等。你只要讀讀他的《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吳虞之錄〉序》、《易卜生主義》、《答室伏高信》、《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東西文化之比較》、《整理國故與“打鬼”——給浩徐先生信》、《致陶希圣》等文章和書信，就知道胡適先生對我們的“傳統(tǒng)”是在怎樣地進行批判，甚至有些批判的語調(diào)簡直就如魯迅。例如他在《易卜生主義》里說：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xiàn)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圣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xiàn)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xiàn)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并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胡適在批判中國傳統(tǒng)的道德時也是一針見血，他說：“據(jù)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合于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jié)婚，便說是‘不道德’。為什么呢？因為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許多小老婆，卻以為是很平常的事，沒有什么不道德。為什么呢？因為習慣如此。……因為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5]（同上，第22頁）

在答當時《日本評論》雜志社的室伏高信的信中，胡適先生為日本人能諒解胡適們“偶像破壞”的立場感到是“最可喜的一件事，因為我常覺得貴國現(xiàn)時的學人往往不懂得我們?yōu)槭裁匆鲞@種排斥古文化的努力”。并向這位日本人表明：“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場是這樣的：凡文化都有他的隋性，都會自己保守自己的。少數(shù)先知先覺的思想家，如果他們看清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應該站到屋頂上去大聲疾呼，不必顧慮破壞之太多，更不必顧慮祖宗遺產(chǎn)有毀滅的危險。‘真金不怕火’，這是我們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價值的東西是毀不掉的。”[6]（見《胡適文集?3》第548第549頁）

最巧的是，胡適先生似乎是先知，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像是知道今天有人要談論“破壞”“批判”“建設”之類的話題，他在上面說的《易卜生主義》這篇文章中就認為“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并緊接著打了一個比喻：“譬如醫(y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xù)嗎？”他又在文章中引用易卜生的話：“他仿佛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里面有無量數(shù)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的病菌開戰(zhàn)，把一切病菌撲滅干凈，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7]（見《胡適文集?2》第28第32頁）

在《〈吳虞文錄〉序》中，胡適高度贊揚吳又陵先生是一個“四川省雙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是一個打掃舊禮教的“清道夫”：“深深挑著一擔辛辛苦苦挑來的水，一勺一勺的灑向那孔塵迷漫的大街上。他灑他的水，不但拿不著工錢，還時時被那無數(shù)吃慣孔塵的老頭子們跳著腳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認得這種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著水拿著勺子在大路上妨礙行人！他們常常用石頭擲他，他們哭求那些吃孔塵羹飯的大人老爺們，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有時候，他灑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遠遠的覷見那望不盡頭的大路的那一頭，好像也有幾個人在那里灑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興起來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來了。于是他們?nèi)耘f挑了水來，一勺一勺的灑向那旋灑旋干的長街上去。”[8]（見《胡適文集?2》第72—73頁）

胡適在批判的大膽上絕不遜于魯迅，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指出：“人們常說東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zhì)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來的謠言，用來遮掩我們的羞臉的。其實一切文明都有物質(zhì)和精神的兩部分：材料都是物質(zhì)的，而動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頭是物質(zhì)；而刳木為舟，構(gòu)木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備復雜，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鍋爐，一輛摩托車，一部有聲電影機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們老祖宗的瓦罐，大車，毛筆多的多了。我們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萬噸大汽船是物質(zhì)文明。”他在同一篇文章中還希望國人有更深刻的反省：“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zhì)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shù)不如人，身體不如人。”[9]（同上，第170頁第171頁）

我們從他的《信心與反省》中可以看到胡適更猛烈的批判：“……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xù)存在，繼續(xù)發(fā)展：我們有沒有？至于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jiān)，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jié)牌坊，地獄活現(xiàn)的監(jiān)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tǒng)’，究竟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也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圣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輝究竟照耀到那里去了？”“我們要指出：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的想，我們祖宗罪孽的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壽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悲嘆詞句，他也許不知道這句傷心的話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園后面柏樹下對孫伏園先生說的，第二天被他記在《晨報》上，就流傳至今。”又說：“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國人不知恥。”接著歷數(shù)我們的恥辱，這里只摘錄一二：“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歷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于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能養(yǎng)三百萬不能捍衛(wèi)國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計劃任何區(qū)域的國民義務教育，這是最大的恥辱。”而“反省的結(jié)果應該使我們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那并不太豐富的固有文化，都是無濟于事的銀樣蠟槍頭”。[10]（《胡適文集?3》第490、491、492頁）

當胡適發(fā)表了《信心與反省》之后，遭到了一些守舊者的批評，于是胡適又寫下了《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進行反駁，沒有作絲毫妥協(xié)。他在《再論信心與反省》里針對自己“很不合時宜”的論調(diào)“引起嚴厲的抗議”說道：“可是我心里要說的話，不能因為人不愛聽就不說了。正因為人不愛聽，所以我更覺得有不能不說的責任。”于是他在這后兩篇里又繼續(xù)大放有些守舊者不愛聽的“厥詞”。他在《再論信心與反省》里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過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復的，我們今天不至糟到這步田地了。”又“十分誠摯的對全國人說：我們今日還要反省，還要閉門思過，還要認清祖宗和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他在《三論信心與反省》里說：“……詩人頌為香鉤，文人尊為金蓮的小腳。我們走遍世界，研究過初民社會，沒有看見過一個文明的或野蠻的民族把他們的女人的腳裹小到三四寸，裹到骨節(jié)斷折殘廢，而一千年公認為‘美’的！也沒有看見過一個文明的民族的智識階級有話不肯老實的說，必須湊成對子，做成駢文律詩律賦八股，歷一千幾百年之久，公認為‘美’的！”他針對有些人并不實事求是地在那夸大我們的優(yōu)處長處，認為中國所謂的優(yōu)處長處不過三點，這就是：“最簡易的文法，平民化的社會構(gòu)造，薄弱的宗教心。此外，我想了二十年，實在想不出別的優(yōu)長之點了。”其實就是對那三點所謂的“優(yōu)長之點”，胡適也認為“然而這三項都夾雜著不少的有害的成分，都不是純粹的長處。文法是最合理的簡易的，可是文字的形體太繁難，太不合理了。社會組織是平民化了，同時也因為沒有中堅的主力，所以缺乏領袖，又不容易組織，弄成一個一盤散沙的國家；又因為社會沒有重心，所以一切風氣都起于最下層而不出于最優(yōu)秀的分子，所以小腳起于舞女，鴉片起于游民，一切賭博皆出于民間，小說戲曲也皆起于街頭彈唱的小民。至于宗教，因為古代的宗教太簡單了，所以中間全國投降了印度宗教，造成了一個長期的黑暗迷信的時代，至今還留下了不少的非人生活的遺痕。”[11]（此段所引同上第493、496、498、499、501、502、503、504頁）

胡適在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論”中不僅沒有像有些人那樣常夸的什么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并且給我們說得“一無是處”。可你讀了這幾篇文章，再了解胡適的人品，再縱觀他的一生，可知他與魯迅一樣是最愛國的。他在1935年6月12日夜《致陶希圣》的信中就說：“民族抬頭，我豈不想？”而“我們今日所以不能抬頭，當然是因為祖宗罪孽深重。我深信救國之法在于深自譴責，深自愧恥。自責的結(jié)果，也許有一個深自振聾發(fā)聵而湔除舊污，創(chuàng)造新國的日子。”他還向?qū)懶诺膶Ψ奖戆祝骸罢埬阕⒁馕覀兲岢载煹娜瞬⒎遣粣蹏膊⒎欠疵褡逯髁x者。我們只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者而已。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而不敢也不忍為她諱疾忌醫(yī)，作她的佞臣損友。”[12]（《胡適文集?7》第132、133頁）

一些人總是攻擊魯迅反傳統(tǒng)，不該看不起中國文化。殊不知，在這一點上，胡適先生比魯迅毫不遜色，甚而有過之。他在《整理國故與“打鬼”——給浩徐先生信》的要結(jié)尾處說：“我所以要整理國故，只是要人明白這些東西原來‘也不過如此’！本來‘不過如此’，我所以還他一個‘不過如此’。”[13]（《胡適文集?3》第434頁）胡適曾在寫于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后期的《東西文化之比較》中說：“科學之最精神的處所，是抱定懷疑的態(tài)度；對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懷疑，凡無真憑確據(jù)的，都不相信。這種態(tài)度雖然是消極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勞，因為這態(tài)度可以使我們不為迷信與威權(quán)的奴隸。懷疑的態(tài)度是建設的，創(chuàng)造的，是尋求真理的惟一途徑。懷疑的目的，是要勝過疑惑，而建立一個新的信仰。”[14]（《胡適文集?3》第445頁）連“懷疑的態(tài)度”尚是“建設”的，而況“批判”乎？在同一篇中胡適還嘲笑了我們的宗教信仰，并說：“‘……用一種假的信仰，去欺哄一個貧困的叫化子，使她愿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嗎？如果她生在另一種文化里，會到這種困苦的地步嗎？’”[15]（同上，第439頁）他在這篇文章的結(jié)尾更是對先進的文化下了“定義”，我恐怕那些特別是近年來心血來潮又是一廂情愿地在那鼓吹宣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甚至認定新的世紀就是東方文化的世紀，就是中國文化的世紀的人（不管他是學者還是教授之類）看了之后要“皺眉”的。胡適說：“如果某種文化能夠利用智力，征服自然，脫離迷信蒙昧，改進一切社會制度，以為人類最多的幸福——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這種文化將來還要繼續(xù)增長進步，不過它的進步，不會轉(zhuǎn)向東方精神文明的途徑，而是照著它已往所走的途徑，繼續(xù)進行。”[16]（同上，第448頁）

不厭其煩地摘錄胡適這么多文字，簡直就成了“胡適語錄匯編”（這也是我之所以在這則拙文的題目下面又擬了那樣一個副標題的緣故）。可這有一個好處，就是給那有些既不讀魯迅也不讀胡適，或說只讀胡適的“建設”而不讀胡適的“批判”的人看看，胡適到底是“建設”還是“批判”，抑或像魯迅一樣有建設有批判，或可說他們的“批判”都正是為了“建設”。按說，批判里原本就包涵有建設，這已經(jīng)是很小兒科了，然而我發(fā)現(xiàn)在一些人那里，把這小兒科弄得像“煞有介事”似的，仿佛三人成虎，有幾個人在那說魯迅只是批判，魯迅就只是批判了；說胡適是建設，胡適就是建設了。我想，別的不說，當這些人讀了我上面摘錄的這幾千言，便知他言大謬。如果要說胡適的這些批判正是建設的話，那么魯迅的那些批判自然也就是建設了。而若說胡適希望建立一個“好政府”是“建設”的話，這又恰恰是胡適當年的糊涂。換句話說，胡適的這種“建設”實際上只是一種理想，而最終證明這種理想是一廂情愿，在中國的當時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當然，如果你說這是胡適善良的操守是胡適的人格魅力，我是贊成的。他在1936年1月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說自己：“生平自稱為‘多神信徒’，我的神龕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17]（《胡適文集?7》第144－145頁）這里且不去說胡適那么賣力地批孔而在這里又尊孔的矛盾之處，只說由此可知，胡適明知在當時沒有建成“好政府”的可能，也還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并且時至今日，可“蓋棺定論”，說這幾字是胡適一生的寫照（還可令人想到他之所以是那樣地推崇鸚鵡用翅蘸水救火之舉），也并不為過。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雖令人感動，但實在是與空想相差無幾，故讓魯迅很不以為然。

另外，關(guān)于胡適對中國現(xiàn)代化的建設也確實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在這一點上，公認他是遜于魯迅的，甚至在嚴秀先生看來，他連孫中山也不如：

“在中國近代史上，在馬克思主義領導的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之前，全心全意為中國未來的現(xiàn)代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思想家，前后有兩個最偉大的人物：一個是孫中山，一個是魯迅。孫中山要學西方，但他決不是一個全盤西化論者，他對西方的社會弊病批判揭露得很深，孫中山已經(jīng)基本上是一個‘拿來主義’者了，而不是一個照搬西方的人。不過孫中山的國粹思想似乎稍微多一點，他對中國封建倫理道德批判得少一點，對封建勢力的嚴重危害性似乎認識得也很不足，他的‘五權(quán)憲法’理論既表現(xiàn)了他不照搬西方的思想，也表現(xiàn)了他對封建中國上層建筑和統(tǒng)治法術(shù)的認識似乎有欠深刻，他過多的估計了它們的‘好’的方面，而形成為一種很難實現(xiàn)而又比較膚淺的東西。另有一個胡適，也是畢生在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奮斗的，但他恐怕基本上是一個‘全盤西化’派，他對封建主義有嚴重妥協(xié)的一面，而且根本問題是不信任人民群眾，因此他的學問雖然比孫中山好，但他的思想則比孫中山淺薄得多，庸俗得多，落后得多，所以，在為中國現(xiàn)代化奮斗的歷史地位上，我以為他不是一個太重要的人，雖然我們也決不應當否認胡適的重大歷史功績。只有魯迅才是一個最徹底、最偉大，為中國未來的現(xiàn)代化而奮斗終生、至死不懈、從未妥協(xié)過的巨人，一個真正的中華各族人民的普羅米修斯。”[18]（見嚴秀的《魯迅與中國的現(xiàn)代化》，1991年第1期《隨筆》雜志第15頁）

當然，依我讀胡適之后的看法，雖大體贊成嚴秀先生在上面這段話中對胡適的評價，但也不能不指出我與嚴秀先生略有不同的認識。這就是，嚴秀先生沒有注意到，胡適之所以在表面上讓人看來他是要“全盤西化”，當時也還說過一句“我是完全贊成陳序經(jīng)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19]（見《胡適文集?7》第355頁），原因是他認為對于我們這個民族來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惰性很大。對此，胡適說：“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jié)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同上），而這個意思，我在上面已經(jīng)引用過的他給那位日本人的信中就已經(jīng)提到：“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場是這樣的：凡文化都有他的隋性，都會自己保守自己的。”也就是說，即使你想全盤西化也“全盤”不了。他并就此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得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jié)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里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沖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fā)揮光大的。”[20]（《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見《胡適文集?3》第528－529頁）胡適還在那《答室伏高信》的信中說：“我個人決不愁東方遺產(chǎn)與東方文明的失墜。我所焦慮的是我們東方民族剛開始同世界人類的最新文化接觸，就害怕他的誘惑，就趕快退縮回到抱殘守闕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更可慮的是我們東方民族也許在那‘擁護東方的遺產(chǎn)’的大旗下做出一種自相殘害的丑戲來，貽笑于全世界”[21]（同上，第549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適所說的“全盤西化”，并不是我們現(xiàn)在理解的全盤照搬西方。關(guān)于這一點，他在1935年7月9日《答陳序經(jīng)先生》的信中說得明明白白：“我當日提議用‘充分世界化’來替代‘全盤西化’，正是因為‘充分’，‘盡量’等字稍有伸縮力，而‘全盤’一字（原文如此，下同——引者注）太呆板了，反容易引起無謂的紛爭。如今陳序經(jīng)先生說：‘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盤’。那就是說他也承認‘全盤’一字可作活用，也可以稍有伸縮余地了。但我的愚見以為‘全盤’是個硬性字，還是讓它保存本來的硬性為妙；如要把它彈性化，不如改用‘充分’，‘全力’等字。”[22]（同上，第546頁）并在此大半個月之前的6月22日寫的《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發(fā)表于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報》）這篇文章中談了他所說的“全盤西化”的由來：“那一年（一九二九年）《中國基督教年鑒》（Christian year－book）請我做一篇文章，我的題目是《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我指出中國人對于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里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23]（同上，第542頁）又說“其實陳序經(jīng)先生的原意并不是這樣，至少我可以說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這樣。我贊成‘全盤西化’，原意只是因為這個口號最近于我十幾年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我一時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幾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別聲明‘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shù)量的解釋。”[24]（同上，543頁）緊接著還說：“所以我現(xiàn)在很誠懇的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shù)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25]（同上）在這篇文章的要結(jié)尾處，胡適還指出了任誰想“全盤西化”也很難的“不可能”：“我們不能不承認，數(shù)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jīng)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盡管相信‘西菜較合衛(wèi)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采取。”[26]（同上，張544一545頁）也正因有我摘錄的上面這樣一些話，我認為對胡適提倡要“全盤西化”應該有個客觀的評價，不應一味且又不解其意地批判他的這種思想。

其實說到底，我現(xiàn)在明白了，有些人說胡適是建設，魯迅只是批判，一是不讀魯迅不讀胡適，二是源于自己的某種逆反心理，這正如我在前不久的一則短文《故意唱反調(diào)》的結(jié)尾說的幾句話：

至于在評價魯迅、胡適等歷史人物上，有些人其實也還是故意唱反調(diào)的心理在作怪。胡適是很了不起的偉大人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都是值得贊美的。在大陸這多年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胡適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歷史地位。我們現(xiàn)在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還胡適以公正，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事實上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期，胡適先生的著作在大陸也是大量地出版，文集、全集出了很多種，并不像有人在那想當然地說什么“現(xiàn)在替胡適說話的文章還是發(fā)不出來”。這且不說。我奇怪的是有些人，一說到讓胡適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歷史地位，似乎就要貶低魯迅，就要說魯迅這不好那不好。在有些人看來好像是不把魯迅打倒，胡適就難以得到公正，就不能獲得他應該得到的的歷史地位似的。這真讓人糊涂起來。胡適的歷史地位是歷史造成的，胡適的偉大也自有歷史記載著。我們只要還原歷史，就可得到一個真實的胡適，而不必煞費苦心地故意去唱反調(diào)。在這個事情上并不是什么“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更不是什么不是魯迅壓倒胡適，就是胡適壓倒魯迅。至于有人總想證明胡適與魯迅同樣偉大甚至胡適比魯迅更偉大，其實也還是一種有意唱反調(diào)的心理使然（連“一廂情愿”都算不上）。我想就像現(xiàn)在有些人那樣故意唱反調(diào)地來貶低魯迅，別說不符合歷史真實，就是胡適在世，以他那種“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胡適文集?7》第188頁）的求實精神，也會是堅決反對的。如此說來，我們有些人的“反調(diào)”不是唱得沒來由嗎？

附言：

在電腦上敲于近一年前的這則文字沒有哪個地方愿意發(fā)表它，大概覺得我不過是個“文抄公”吧。好來這則文字有個副題，說明我就是在摘抄胡適的著作，并非自己在這兒要發(fā)表什么高論。近萬字的摘抄都不過是想證明胡適并不如有人在那兒甚至要蹦著跳著說的他只是“建設”，而魯迅卻是“批判”，不，是“破壞”——誰都知道，批判與破壞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批判絕不等同于破壞。我們可以說“批判地吸收”、“批判地繼承”，但絕不可以說“破壞地吸收”、“破壞地繼承”，這就是有些人之所以連魯迅的“批判”也不想承認而只說他是“破壞”的用心所在。然而魯迅又偏偏有一篇《拿來主義》，其中真的不僅有批判還有破壞，可好像他文章的主旨卻是“拿來”卻是建設。其實，魯迅一生又何不想“建設”呢？然而在當時的社會，在一片尚是瓦礫的廢墟上，不清除掉垃圾，又何以談得上建設？而況，就我所讀魯迅所得的一點感受，在魯迅的心中，即便是建設，也決不是有些人說的那種建設，而要像魯迅心中那樣的建設，當時的政府無論如何是不會答應的，也更不會讓魯迅這樣的人參加那樣的建設。更何況，魯迅是何等的眼光，不清除掉瓦礫，不將廢墟打掃干凈，是不能建設也是建設不好的。并且他已經(jīng)意識到：“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又說：“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nèi)心里有理想的光。”（同上）這些也還是不說吧。現(xiàn)在可好，我把胡適先生的“批判”抄到這里，就是除了想說胡適的骨子里其實也有“批判”的“骨髓”之外，同時提醒有些人，如果把魯迅的批判非要看作是破壞的話，那么，你也就不能不承認，胡適也常常是在“破壞”，或者說也有不少“破壞”——說到這里，連我自己都有些想發(fā)笑了……

第四篇：讀胡適先生文章有感

讀胡適先生文章有感

思想就是知識

作為一個破萬卷的讀書人,老先生對讀書的態(tài)度是絕對值得我們學習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讀書方法。最讓我感觸的一句話就是:“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xiàn)成文章。”這是我寫了那么多讀后感之后的感悟,也恰恰無法表達出來,直到看到這一句話。其實看的書越多其實覺的越可惜。看過的每本書都是好書。看的時候激動萬分,感慨萬千;剛看完的時候有如打了雞血,覺得學到點什么,應該改變點什么,已經(jīng)知道點什么;而過了一段時間后再去回憶,卻什么都記不得了,當初的共鳴全部拋之腦后。當然這和記憶力有關(guān),和理解能力有關(guān),因此如此之笨鳥豈能不先飛呢。不管是札記,節(jié)選,讀后感,心得等等,無論是幾十字小感,幾百字大感,還是幾千字的深感,我覺得都應該留下點什么。作為這本書的一個階段性的了解,和對自己時間付出、精力付出、思考付出的總結(jié)。這才是你真正從書中可以吸收的養(yǎng)分。

作為一個專業(yè)的教育工作者,老先生對大學生開的三個藥方雖然當時是對應屆大學生說的,而我等已經(jīng)在社會上歷練多年,但如果我們回頭反省一下,或者深思下現(xiàn)今,都一直沒有做到,是不是應該嘗試用用這個藥方來改善下自己的“病態(tài)”生活呢。第一味“問題丹”,在還沒有邁入古稀之年之前,在還沒有參透人生中那些不可不想的事情前,我們是不是不該放棄研究些問題。特別是近不惑之年,多些形而上的思考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惑。第二味“興趣散”,有愛好是件好事情,讓生活充滿更多的色彩,雖然追逐欲望,癡迷事物不是一個智者應該做的事情,但把握好喜好的度,對些美好的事物有一定的追求,對于世俗之人來說還是必要的生活潤滑劑。第三味“信心湯”,這味藥還是很長效的,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都明白信心的意義,哪怕你很小眾或很懦弱。這三味基本藥方可以說是補品,如果缺少任意一條,那還是應該補補的。

作為一個嚴謹?shù)恼軐W家,老先生對人生觀也闡述一二。坦率的說,個人認為有點偏左,但的確有一定的實際意義。特別是認為如果要想為社會貢獻,最好的做法是讓自己先成器。不必考慮為社會做過點什么,成器才是最大的貢獻。用在家庭教育上是不錯的理念,當然還應該對“器”的定義做一定的時代化界定。如果只是單純財權(quán)利的話,這種“器”則不一定會對社會有好的貢獻。

當然我認為偏左的還有一個觀點是在學習西方思想上,隱約的覺得過分的崇洋媚外了,希望的是全盤西化,對傳統(tǒng)文化的極力鄙視。可能現(xiàn)在的社會就是老先生期望的狀態(tài),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被一代又一代的消弱,中國只剩下中國特色的經(jīng)濟,中國特色的政治,而中國特色的文化已經(jīng)漸漸消隱起來。當然,從我的能力,我的立場實在無權(quán)無力去評價胡老先生,只能說記錄些自己的想法,作為日后的回顧,也許過了些許時間再來看這點文字又會有新的覺悟,以此來紀念胡老先生,也感謝胡老先生教我把他的思想變成自己的知識。

讀書會分享《胡適談讀書》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胡適談讀書—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本書是中國華僑出版社將胡適的一些文章集結(jié)成冊,所以這本書的上寫的是“胡適著”。這本書里收錄了一些文章,文章前面有…引子?,主要是介紹一下這篇文章的背景,我覺得這個設計不錯,有助于我們了理解文章。每篇文章后還有不知道誰寫的讀后感悟,我覺得像教科書一樣無聊。

我讀胡適,如和一個絕世美女在一起談情說愛一樣舒服,愜意。胡適有很多名言,都讓我有醍醐灌頂?shù)母杏X。比如,“現(xiàn)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追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再比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但是分享時間有限,我想重點分享對我人生具有重要意義的三句話,這三句話對我的影響,滲入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句,胡適說,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這句話即使在五四時期呢,很少有人認同,但是我深表贊同。我一直覺得大部分人有一個問題,我稱之為道德高尚論。就是張口閉口說,自己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社會,為了家庭,為了父母,為了孩子。這是赤裸裸的道德綁架,也不問問對方是否需要。春秋戰(zhàn)國有一個魯王養(yǎng)鳥的故事,說魯國飛來一只漂亮的鳥,魯王很喜歡。魯王給這只鳥聽最好的宮廷音樂,喝酒,吃肉,最后這只鳥餓死了。所以,為了別人盡心盡力,很少問問別人是否需要。過去改革開放之前,提倡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最后只會餓死人。而健康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價值,社會有一個無形的手,自然會做好最合理的資源分配,最后每個人和整個社會就都好了。所以,我學會了,在生活中,我從不道德綁架任何人,也謝絕一切道德綁架。

第二句,胡適說“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句話解決了我的讀書困惑。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讀書的過程中,總覺得讀不完,就會羨慕一些讀書達人。讀書達人固然牛,但是我們做不到,可以學習胡適的法寶: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我把這句話從讀書方面,拓展到我的整個人生中。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有一個特點,喜歡一次性徹底解決問題。比如我負責打掃衛(wèi)生,總是攢著想一口氣打掃干凈,卻越積攢越不想打掃。后來,我就聽了胡適的話,打掃一點有一點的歡喜,從此家里再也不亂了。現(xiàn)在,在我所有的處理事情的指導思想上,深深的刻上了胡適的這句話: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第三句,胡適說,少談些主義,多談著問題。普通老百姓不喜歡動腦子,所以喜歡口號式的語言,喜歡非黑即白。奎哥分享過法國名著《烏合之眾》,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分享的很精彩,我就不贅述了有興趣去看奎哥的分享筆記。我想分享這句話的另一面,我理解就是“要有就事論事的能力”。生活中,工作中,遇到事情,咱們遇到事情,不要怨天尤人,不要無限擴大,不要亂發(fā)脾氣使性子,要有就事論事的能力。不要用老板就是看我不順眼,他就是不愛我了,要是當初我就怎么怎么樣就好了,社會就是腐敗啊,就是不公平啊等。

最后的建議,多讀胡適,人生無憂。謝謝。用心良苦譯白話 開始讀《胡適譯文集》的第一感覺是在讀《今古奇觀》或者《三言》、《二拍》,第二感覺才是這是現(xiàn)代的短篇小說,第三才會真正感受到這是翻譯的外國短篇小說。原因無他,因為每一篇小說的文辭具有以上時段的特色風貌。

多年前,讀胡適最著名的那篇《文學改良芻議》時,就知道他的文言文寫得非常好,如今再次看見胡適譯的這些小說,特別是讀到他翻譯的莫泊桑(文中為“莫泊三”)的《梅呂哀》,通篇的古文,承啟規(guī)整,句法穩(wěn)重,文辭端正,抑揚頓挫,收放自如,真是應了那句——提倡文學改良的人寫了一手漂亮文言文。或可以這樣說,這些小說如果不知道是譯文,很可能會以為是一位明清時代演義作者、說書人或者彈詞、評話作者的文字,就好比它們直接從英文譯到了文言文,所有的句式整理都不在文面上,仿佛這一篇篇小說本來就是中文的;甚至還可以這樣說,對于當時的人們,這就是他們所熟悉的、林琴南成名的那種譯文方式,完全可以與林琴南的那種中國式的講述方式銜接上,甚至可以說很契合,即使沒有林琴南那種追求雅致工整,卻更能言簡意賅,平易近人,也能令更多對外界好奇的人們更容易接受胡適推介的這些小說中的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

等讀到了中、后期的翻譯作品,日漸讀到胡適更為清晰平順的白話文,直抒明言地表達了西方小說名家的本意,嫻熟暢快地闡述從民主思想到個性解放,從大方向到細微部,又再次證明了,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真正是一位白話文大家。胡適自己就曾言:“譯作當然以明白為妙,我譯了短篇小說,總的先給我的太太讀,和我的孩子們讀,他們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眾所周知,胡適的太太江冬秀并不是一位與他比肩的文人,特別是不曾留洋,平素最愛的是“搓麻將”和讀武俠小說。這也正可以看出,胡適一直都在努力做到讓普通人都能接近“新文化”、新思想、“新語言”,他一直很貼近現(xiàn)世,更親近現(xiàn)世的。

細看胡適選擇的這些短篇小說作者,從都德、莫泊桑、吉卜林、歐亨利到高爾基、契科夫,都是近世的西方短篇小說大家,特別是都德的《最后一課》,胡適是此文中國的第一譯者,可見胡適作為新文化先驅(qū)的獨到眼光。編注者王新禧在序中說:“縱覽胡適翻譯小說的時間線,可以發(fā)現(xiàn)他選擇小說的標準一直在變化。從一開始以啟蒙、教化民眾為主,到中期注重內(nèi)心情感的抒發(fā),再到后期回歸小說的文學性本身,這樣的變化時胡適自身的境遇變動緊密相連的。”從頭讀尾,編注者這句話概括得非常準確。

全書共有短篇小說二十一篇,涉題寬廣,情節(jié)生動,譯言直白,內(nèi)涵豐富,引人深思。不僅對當時,其實也對今世不同的讀者,都有各種各樣的啟發(fā)。不僅可以感受到西方文學大家筆下的西方社會,也能體會到他們對人類社會各種矛盾的思考,還能讀到西方文化中對個性解放和人性本色的詮釋,更能被胡適那明確的選題思想所打動,感受到胡適當年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為了中國,他實實在在地在一點一滴之中做事,而且,真的在做他說的“少談主義,多做實事。” 本書里近半數(shù)以上的小說早在他寫出《文化改良芻議》之前已經(jīng)翻譯發(fā)表(最早一篇是1906年發(fā)表),他已經(jīng)很早從世人聊以消遣的“小說”入手,以白話文的平實,開始了文化啟蒙。不得不說,胡適用心良苦。

而今回味他譯成就的這些小說,絕大部分已經(jīng)由后來的其他人從原文譯出,而非英譯之后再譯,如果要說譯文精準,恐怕僅就轉(zhuǎn)譯這點來說,胡適的譯文便算不上,但胡適當年從事的這項翻譯事業(yè)之時,他已經(jīng)是先驅(qū)者,后人不能要求先驅(qū)者的全面,但一定能贊賞先驅(qū)者的大膽嘗試。對于翻譯外國小說來說,胡適何嘗不在應證他自己的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盡管胡適生前死后被褒貶不一,盡管胡適的各方嘗試都有“點到為止”、“”淺嘗而已“的不夠深入,但胡適的所有嘗試,都應該值得后人心懷贊賞去研讀的,因為他就是上世紀中國無法抹去的一塊豐碑之一。

聽胡適講掌故

曾托人給我買《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結(jié)果當時沒有買到。越是沒有心里越是難受,據(jù)說那可是一本充滿八卦掌故的書呢。呵呵。

早先看過唐德剛的《胡適雜憶》,覺得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胡適。唐德剛是胡適之先生的入室弟子,曾親自錄制、并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被公認為海外論胡允當者。唐德剛在《胡適雜憶》書結(jié)尾處說到:“關(guān)于了解胡適——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要了解胡適,我個人的看法,最可靠的兩部書,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然而,看完《胡適雜憶》后,我個人卻覺得這本小書卻是了解胡適斯人的最好讀物,難怪江湖會有言稱:了解胡適“先讀德剛,后看胡適”。

1949年,胡適離開北大前往美國,開始其一生中最為黯淡的一段歲月。沒有生活開支來源,除了學術(shù)與寫作,沒有其他謀生之術(shù),只得就職于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管理員,以此“謀生糊口”,也就是這個時候,胡適和唐德剛往來密切,唐德剛可說是胡適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陪伴者之一。唐德剛的《胡適雜憶》敘述與評論交相輝映,作者把胡適的抱負、品行、學識放置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中,以雜憶形式隨性講述,皆是作者親身感受,逼真貼切,活脫脫地再現(xiàn)了晚年時期日常生活中的胡適先生。

在雜憶胡適時,唐德剛語言尖刻、風趣與超脫。談到胡適與政治,唐德剛說,胡適是“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容忍,是“愛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語);搞政治胡適后天不足,“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胡適被杜威老師牽了一輩子鼻子,做了幾十年齊天大圣,最后發(fā)現(xiàn)自己不過是個癩和尚的保鏢”;老頑童甚至向讀者回憶起胡老師擠上公共汽車時的情景,“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

然而這些并不影響胡適在弟子眼中的光輝形象,“(胡適是)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桿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tài)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胡適的確是個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沒有兩千年來無數(shù)鄉(xiāng)愿、學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們自閹精神的“變態(tài)繼往”,更沒有紅色革命時期極端的革命黨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閹他人的“變態(tài)開來”。

關(guān)于胡適的生活細節(jié),書中有一些精彩的記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拼西湊,手忙腳亂,結(jié)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胡適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拼西湊,手忙腳亂。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其實“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只胡家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黨派、各學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們沒有胡適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胡適之那樣手忙腳亂了!說到底,胡適畢竟一書生。他最為中意還是讀書與學術(shù)。本書也記錄了幾件小事,說明適之先生的書生本色。其中一例便是: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時值珍珠港事變前夕,中國北平圖書館有數(shù)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托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當時此為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院和該館館長延請大使先生并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察看。誰知這位大使是位書謎,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把那些大員涼了個把鐘頭,最后大使才從書堆里提撲著上衣,笑嘻嘻地走出來,和這批大員大談其“善本”的經(jīng)緯。

作為一個曾經(jīng)站在時代風口浪尖的大人物,胡適的一生曲折而又復雜,有過堅守也有過轉(zhuǎn)變。他有他的光榮,也有他的悲哀。

我廢話了一堆還是因為手頭沒有《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這本書收錄了胡適之先生晚年的言談。

胡頌平先生在他隨侍胡適之先生的歲月里,把胡適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他們談話的內(nèi)容,小到一個字的讀音,一首詩詞的字句,大到國際局勢的演變,社會背景的探索,無所不包。或茶余飯后,娓娓道來,逸趣橫生;或有感而發(fā),意氣飛揚,躍然紙上。不僅呈示了胡適之先生幽默風趣的談吐,憂國憂民的情懷,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一生倡導自由的胡適,在晚年卻有“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語。事實上,無論是為人為學,胡適身上所體現(xiàn)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定義的君子標準。在對待批評時總不乏有一種平和理性的風度,“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我總覺得他們的聰明是太無聊了。人家罵我的話,我統(tǒng)統(tǒng)都記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

第五篇：讀胡適先生文章有感

讀胡適先生《什么是文學》有感

胡適先生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此言甚準確。他又說：“這文學有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他在此文最后說：“無論什么文（純文與雜文、韻文與非韻文）都可分作‘文學的’與‘非文學的’兩項。”

當我反復讀著胡適先生《什么是文學》時，我確實敬佩他的思維清晰和敏銳，他的知識的博大與精深。當然，在讀《什么是文學》時，我有一種不安和畏懼感。以至不敢去爬此“文學高山”，原因是文學有“三要件’。因為我不愿“一貫制”，這“一貫制”就是框框。我這人愿突發(fā)奇想或漫無邊際。如果我只做了“二要件”或“一要件”，依據(jù)胡適先生的說法看來只能是非文學了。非文學就非文學吧，我這人不想勉強自己。反正文學因為與非文學的比較而存在，那我就做文學的“比照”吧。因為我寫的東西不能符合“三要件”，有時甚至“一要件”都沒有做好。我不是因“三要件”而又想法，而是因為文學有了固定模式而有所后怕。比如，大家都按照“三要件”去做，文學一律：“明白清楚、有力動人、美。”這有健康向上之感。但是，與大千世界相比就顯得呆板、局限，千篇一律。

他的“清楚明白、有力動人”讓我不安，讓我思考：

一、文學本質(zhì)上是創(chuàng)造精神世界，理想的精神世界

由于“三要件”是相對的，比如說：一篇文章，有人看明白了，而有的人沒看明白；有人動情，有的人不動情；至于美就更難說了。十個人有十個看法十個想法，不可能是完全一致。那么“三要件”就會動搖。所以說應該把“三要件”的“框框”展開，“二要件”也好，“十要件”也罷；只要創(chuàng)造了一個理想的精神世界，我覺得就好。

二、文學具有時代性

文學是寫給自己的，也是寫給別人的。寫給自己的好辦，只管寫吧，按照“三要件”寫吧。寫給他人的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否寫出“三要件”要有他人說。要想讓人說“夠”文學了，你就得去認識社會，因為社會是發(fā)展變化的。當你寫時，你所面對的事物肯定具有時代特性，你必須去研究，包括語言、觀念等等所有與此相關(guān)的內(nèi)容。

三、文學的進步或者說文學的發(fā)展變化 胡適先生在文中指出：“······這一類文學，只有‘記賬’的價值，絕不能‘動人’，絕沒有‘逼人’的力量，故也不能算文學。大多數(shù)的中國‘舊文學’，如碑版文字，如平鋪直敘的史傳都屬于這一類。”胡適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學。這類文學刻板、呆滯。今天文學確實在先輩的努力下進步了，可以說“百花齊放”了。但是，不能因為文學進步了，就不再論文學的發(fā)展，現(xiàn)在不敢說有很多，但我確實見到：奉承文學、華而不實文學、攪舌頭文學······等等。這些是主體文學的補充，從社會需求看，此類文學頗有市場。讀者群復雜，需要的種類就多。平心而論我覺得是一種正常現(xiàn)象，當然這確實使文學的品質(zhì)降格了，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也可人為矯正。

四、文學的廣泛性和藝術(shù)性

正像胡適先生說的，刻板不算文學，因為它不動人。文學的律條過嚴也會顯得呆滯。那么放開文學的條框，讓文學展翅自由飛翔，就具有意義了。比如：現(xiàn)在成長起來的電影電視文學、鄉(xiāng)土文學、白領文學；還有荒誕文學、喝茶文學等等數(shù)

不勝數(shù)。我還搗鼓著繪畫文學，借助于繪畫性的語言去寫文學，我想也可以有音樂文學，等等；文學與其它藝術(shù)結(jié)合可能更增強文學的藝術(shù)性。

五、品格與真

我有一次去書店，拿起一本外地知名作家的書，看了之后很不舒服，為此我很苦惱，因為此書文筆不錯，又符合“三要件”；第一，寫事敘情很清楚明白，第二，其中的故事一環(huán)套一環(huán)，讓你看了也能信以為真，甚至讓人為此故事有點感動。第三，描寫的事和情確實美，甚至寫的與胡適先生舉得《老殘游記》中的一段關(guān)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但是，就是讓人有不舒服的感覺，此問題在我腦子里困惑好長時間。是最近聽一位朋友講，此作家的經(jīng)歷：他拼命去適應社會，廣交有用的朋友，人事關(guān)系搞得好，有一個非常輕松的職務，怪不得呀！

到此我方明白，一個這樣的人寫人生最大主題之一“苦難”怎么能行呢？他害怕苦難，他的那本以“苦難”為主題的書在字里行間，散發(fā)著一種愉快的“編”。這編正好說明他對苦難沒有切身感受，是假的，那美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