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胡適先生有感

讀胡適先生《什么是文學》有感，胡適先生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當我反復讀著胡適先生《什么是文學》時，依據胡適先生的說法看來只能是非文學了，比如說：一篇文章，胡適先生在文中指出：“······這一類文學，”胡適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學，正像胡適先生說的，甚至寫的與胡適先生舉得《老殘游記》中的一段關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讀胡適先生《什么是文學》有感胡適先生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

讀胡適先生《什么是文學》有感

胡適先生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此言甚準確。他又說：“這文學有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他在此文最后說：“無論什么文（純文與雜文、韻文與非韻文）都可分作‘文學的’與‘非文學的’兩項。”

當我反復讀著胡適先生《什么是文學》時，我確實敬佩他的思維清晰和敏銳，他的知識的博大與精深。當然，在讀《什么是文學》時，我有一種不安和畏懼感。以至不敢去爬此“文學高山”，原因是文學有“三要件’。因為我不愿“一貫制”，這“一貫制”就是框框。我這人愿突發奇想或漫無邊際。如果我只做了“二要件”或“一要件”，依據胡適先生的說法看來只能是非文學了。非文學就非文學吧，我這人不想勉強自己。反正文學因為與非文學的比較而存在，那我就做文學的“比照”吧。因為我寫的東西不能符合“三要件”，有時甚至“一要件”都沒有做好。我不是因“三要件”而又想法，而是因為文學有了固定模式而有所后怕。比如，大家都按照“三要件”去做，文學一律：“明白清楚、有力動人、美。”這有健康向上之感。但是，與大千世界相比就顯得呆板、局限，千篇一律。

他的“清楚明白、有力動人”讓我不安，讓我思考：

一、文學本質上是創造精神世界，理想的精神世界 由于“三要件”是相對的，比如說：一篇文章，有人看明白了，而有的人沒看明白；有人動情，有的人不動情；至于美就更難說了。十個人有十個看法十個想法，不可能是完全一致。那么“三要件”就會動搖。所以說應該把“三要件”的“框框”展開，“二要件”也好，“十要件”也罷；只要創造了一個理想的精神世界，我覺得就好。

二、文學具有時代性

文學是寫給自己的，也是寫給別人的。寫給自己的好辦，只管寫吧，按照“三要件”寫吧。寫給他人的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否寫出“三要件”要有他人說。要想讓人說“夠”文學了，你就得去認識社會，因為社會是發展變化的。當你寫時，你所面對的事物肯定具有時代特性，你必須去研究，包括語言、觀念等等所有與此相關的內容。

三、文學的進步或者說文學的發展變化

胡適先生在文中指出：“······這一類文學，只有‘記賬’的價值，絕不能‘動人’，絕沒有‘逼人’的力量，故也不能算文學。大多數的中國‘舊文學’，如碑版文字，如平鋪直敘的史傳都屬于這一類。”胡適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學。這類文學刻板、呆滯。今天文學確實在先輩的努力下進步了，可以說“百花齊放”了。但是，不能因為文學進步了，就不再論文學的發展，現在不敢說有很多，但我確實見到：奉承文學、華而不實文學、攪舌頭文學······等等。這些是主體文學的補充，從社會需求看，此類文學頗有市場。讀者群復雜，需要的種類就多。平心而論我覺得是一種正常現象，當然這確實使文學的品質降格了，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也可人為矯正。

四、文學的廣泛性和藝術性

正像胡適先生說的，刻板不算文學，因為它不動人。文學的律條過嚴也會顯得呆滯。那么放開文學的條框，讓文學展翅自由飛翔，就具有意義了。比如：現在成長起來的電影電視文學、鄉土文學、白領文學；還有荒誕文學、喝茶文學等等數

不勝數。我還搗鼓著繪畫文學，借助于繪畫性的語言去寫文學，我想也可以有音樂文學，等等；文學與其它藝術結合可能更增強文學的藝術性。

五、品格與真

我有一次去書店，拿起一本外地知名作家的書，看了之后很不舒服，為此我很苦惱，因為此書文筆不錯，又符合“三要件”；第一，寫事敘情很清楚明白，第二，其中的故事一環套一環，讓你看了也能信以為真，甚至讓人為此故事有點感動。第三，描寫的事和情確實美，甚至寫的與胡適先生舉得《老殘游記》中的一段關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但是，就是讓人有不舒服的感覺，此問題在我腦子里困惑好長時間。是最近聽一位朋友講，此作家的經歷：他拼命去適應社會，廣交有用的朋友，人事關系搞得好，有一個非常輕松的職務，怪不得呀！

到此我方明白，一個這樣的人寫人生最大主題之一“苦難”怎么能行呢？他害怕苦難，他的那本以“苦難”為主題的書在字里行間，散發著一種愉快的“編”。這編正好說明他對苦難沒有切身感受，是假的，那美又是什么呢？

第二篇：讀胡適《差不多先生》有感

讀胡適《差不多先生傳》有感

今天，我讀了胡適寫的《差不多先生傳》。覺得差不多先生實在可笑：白糖與紅糖差不多，山西與江西差不多，就連自己得了重病，家人找錯了醫生，請來了牛醫，也認為牛醫與人醫差不多，死前還說：“活人與死人差不多，事情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不要太精確。”“哪

有這么傻的人了。”我忍不住的笑。“真的差不多嗎？表面上差不多，實際上可差多了！”

文章最后寫：“無數的人都以他為榜樣，于是，忍忍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天哪！”我忍不住要驚訝，這怎么成呢？如果打仗時，部隊潛伏在敵人后方，準備發起攻擊，這是如果有一個人動一下，咳嗽一聲或蜷曲一下腿，就可能全軍覆沒。

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是否還是有很多差不多先生呢？你說他違章，他說別那么認真，差不多就行了。你說他工作不認真，他說沒必要那么精確，差不多就行了。回頭看看，我們的很多的人身傷害和設備事故都是在所謂的差不多的情況下發生的。就安全來說，安全就是安全，沒有比較安全，比較安全就存在著不安全的因素。你從安全狀態下邁出一步，就已經進入到不安全之中。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樣的道理，好就是好，如果比較好那就一定存在著改進的空間！

差不多，差多少算多呢？差1%不多吧！可就是這1%，甚至更小，就可能導致天大的事故。例如：1989年美國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爆炸事故，就是由于助推火箭燃料存儲箱的一個幾美元的○型橡膠墊不合格所致，7個宇航員的生命，幾十億美元的財產，瞬間化為烏有！再如：一輛小汽車有25600個零件組成，如果每個零件的合格率是99%，就差1%，那么裝配起來的汽車就可能有256個不合格的零件，如果你知道這輛車有這么多不合格的零件，你開著它有100%的安全感嗎？這個差不多你敢要嗎？

有一個關于細節的不等式：100-1≠99，100-1=0 功虧一簣，1%的失誤可能導致100%的失敗。所以，我們的工作要從每一個細節做好，盡到100%的努力，去爭取100%的合格，100%安全，才是我們每個人應有的責任感和應盡的義務，差不多的想法和行為要不得呀！

第三篇：讀胡適先生的文章有感

思想就是知識

作為一個破萬卷的讀書人，老先生對讀書的態度是絕對值得我們學習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讀書方法。最讓我感觸的一句話就是：“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這是我寫了那么多讀后感之后的感悟，也恰恰無法表達出來，直到看到這一句話。其實看的書越多其實覺的越可惜。看過的每本書都是好書。看的時候激動萬分，感慨萬千；剛看完的時候有如打了雞血，覺得學到點什么，應該改變點什么，已經知道點什么；而過了一段時間后再去回憶，卻什么都記不得了，當初的共鳴全部拋之腦后。當然這和記憶力有關，和理解能力有關，因此如此之笨鳥豈能不先飛呢。不管是札記，節選，讀后感，心得等等，無論是幾十字小感，幾百字大感，還是幾千字的深感，我覺得都應該留下點什么。作為這本書的一個階段性的了解，和對自己時間付出、精力付出、思考付出的總結。這才是你真正從書中可以吸收的養分。

作為一個專業的教育工作者，老先生對大學生開的三個藥方雖然當時是對應屆大學生說的，而我等已經在社會上歷練多年，但如果我們回頭反省一下，或者深思下現今，都一直沒有做到，是不是應該嘗試用用這個藥方來改善下自己的“病態”生活呢。第一味“問題丹”，在還沒有邁入古稀之年之前，在還沒有參透人生中那些不可不想的事情前，我們是不是不該放棄研究些問題。特別是近不惑之年，多些形而上的思考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惑。第二味“興趣散”，有愛好是件好事情，讓生活充滿更多的色彩，雖然追逐欲望，癡迷事物不是一個智者應該做的事情，但把握好喜好的度，對些美好的事物有一定的追求，對于世俗之人來說還是必要的生活潤滑劑。第三味“信心湯”，這味藥還是很長效的，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都明白信心的意義，哪怕你很小眾或很懦弱。這三味基本藥方可以說是補品，如果缺少任意一條，那還是應該補補的。

作為一個嚴謹的哲學家，老先生對人生觀也闡述一二。坦率的說，個人認為有點偏左，但的確有一定的實際意義。特別是認為如果要想為社會貢獻，最好的做法是讓自己先成器。不必考慮為社會做過點什么，成器才是最大的貢獻。用在家庭教育上是不錯的理念，當然還應該對“器”的定義做一定的時代化界定。如果只是單純財權利的話，這種“器”則不一定會對社會有好的貢獻。當然我認為偏左的還有一個觀點是在學習西方思想上，隱約的覺得過分的崇洋媚外了，希望的是全盤西化，對傳統文化的極力鄙視。可能現在的社會就是老先生期望的狀態，中國傳統文化已經被一代又一代的消弱，中國只剩下中國特色的經濟，中國特色的政治，而中國特色的文化已經漸漸消隱起來。

當然，從我的能力，我的立場實在無權無力去評價胡老先生，只能說記錄些自己的想法，作為日后的回顧，也許過了些許時間再來看這點文字又會有新的覺悟，以此來紀念胡老先生，也感謝胡老先生教我把他的思想變成自己的知識。

讀書會分享《胡適談讀書》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胡適談讀書—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本書是中國華僑出版社將胡適的一些文章集結成冊，所以這本書的上寫的是“胡適著”。這本書里收錄了一些文章，文章前面有?引子?，主要是介紹一下這篇文章的背景，我覺得這個設計不錯，有助于我們了理解文章。每篇文章后還有不知道誰寫的讀后感悟，我覺得像教科書一樣無聊。

我讀胡適，如和一個絕世美女在一起談情說愛一樣舒服，愜意。胡適有很多名言，都讓我有醍醐灌頂的感覺。比如，“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追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再比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但是分享時間有限，我想重點分享對我人生具有重要意義的三句話，這三句話對我的影響，滲入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句，胡適說，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這句話即使在五四時期呢，很少有人認同，但是我深表贊同。我一直覺得大部分人有一個問題，我稱之為道德高尚論。就是張口閉口說，自己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社會，為了家庭，為了父母，為了孩子。這是赤裸裸的道德綁架，也不問問對方是否需要。春秋戰國有一個魯王養鳥的故事，說魯國飛來一只漂亮的鳥，魯王很喜歡。魯王給這只鳥聽最好的宮廷音樂，喝酒，吃肉，最后這只鳥餓死了。所以，為了別人盡心盡力，很少問問別人是否需要。過去改革開放之前，提倡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最后只會餓死人。而健康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價值，社會有一個無形的手，自然會做好最合理的資源分配，最后每個人和整個社會就都好了。所以，我學會了，在生活中，我從不道德綁架任何人，也謝絕一切道德綁架。

第二句，胡適說“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句話解決了我的讀書困惑。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讀書的過程中，總覺得讀不完，就會羨慕一些讀書達人。讀書達人固然牛，但是我們做不到，可以學習胡適的法寶：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我把這句話從讀書方面，拓展到我的整個人生中。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有一個特點，喜歡一次性徹底解決問題。比如我負責打掃衛生，總是攢著想一口氣打掃干凈，卻越積攢越不想打掃。后來，我就聽了胡適的話，打掃一點有一點的歡喜，從此家里再也不亂了。現在，在我所有的處理事情的指導思想上，深深的刻上了胡適的這句話：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第三句，胡適說，少談些主義，多談著問題。普通老百姓不喜歡動腦子，所以喜歡口號式的語言，喜歡非黑即白。奎哥分享過法國名著《烏合之眾》，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分享的很精彩，我就不贅述了有興趣去看奎哥的分享筆記。我想分享這句話的另一面，我理解就是“要有就事論事的能力”。生活中，工作中，遇到事情，咱們遇到事情，不要怨天尤人，不要無限擴大，不要亂發脾氣使性子，要有就事論事的能力。不要用老板就是看我不順眼，他就是不愛我了，要是當初我就怎么怎么樣就好了，社會就是腐敗啊，就是不公平啊等。最后的建議，多讀胡適，人生無憂。謝謝。

用心良苦譯白話

開始讀《胡適譯文集》的第一感覺是在讀《今古奇觀》或者《三言》、《二拍》，第二感覺才是這是現代的短篇小說，第三才會真正感受到這是翻譯的外國短篇小說。原因無他，因為每一篇小說的文辭具有以上時段的特色風貌。

多年前，讀胡適最著名的那篇《文學改良芻議》時，就知道他的文言文寫得非常好，如今再次看見胡適譯的這些小說，特別是讀到他翻譯的莫泊桑（文中為“莫泊三”）的《梅呂哀》，通篇的古文，承啟規整，句法穩重，文辭端正，抑揚頓挫，收放自如，真是應了那句——提倡文學改良的人寫了一手漂亮文言文。或可以這樣說，這些小說如果不知道是譯文，很可能會以為是一位明清時代演義作者、說書人或者彈詞、評話作者的文字，就好比它們直接從英文譯到了文言文，所有的句式整理都不在文面上，仿佛這一篇篇小說本來就是中文的；甚至還可以這樣說，對于當時的人們，這就是他們所熟悉的、林琴南成名的那種譯文方式，完全可以與林琴南的那種中國式的講述方式銜接上，甚至可以說很契合，即使沒有林琴南那種追求雅致工整，卻更能言簡意賅，平易近人，也能令更多對外界好奇的人們更容易接受胡適推介的這些小說中的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等讀到了中、后期的翻譯作品，日漸讀到胡適更為清晰平順的白話文，直抒明言地表達了西方小說名家的本意，嫻熟暢快地闡述從民主思想到個性解放，從大方向到細微部，又再次證明了，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真正是一位白話文大家。胡適自己就曾言：“譯作當然以明白為妙，我譯了短篇小說，總的先給我的太太讀，和我的孩子們讀，他們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眾所周知，胡適的太太江冬秀并不是一位與他比肩的文人，特別是不曾留洋，平素最愛的是“搓麻將”和讀武俠小說。這也正可以看出，胡適一直都在努力做到讓普通人都能接近“新文化”、新思想、“新語言”，他一直很貼近現世，更親近現世的。

細看胡適選擇的這些短篇小說作者，從都德、莫泊桑、吉卜林、歐亨利到高爾基、契科夫，都是近世的西方短篇小說大家，特別是都德的《最后一課》，胡適是此文中國的第一譯者，可見胡適作為新文化先驅的獨到眼光。編注者王新禧在序中說：“縱覽胡適翻譯小說的時間線，可以發現他選擇小說的標準一直在變化。從一開始以啟蒙、教化民眾為主，到中期注重內心情感的抒發，再到后期回歸小說的文學性本身，這樣的變化時胡適自身的境遇變動緊密相連的。”從頭讀尾，編注者這句話概括得非常準確。

全書共有短篇小說二十一篇，涉題寬廣，情節生動，譯言直白，內涵豐富，引人深思。不僅對當時，其實也對今世不同的讀者，都有各種各樣的啟發。不僅可以感受到西方文學大家筆下的西方社會，也能體會到他們對人類社會各種矛盾的思考，還能讀到西方文化中對個性解放和人性本色的詮釋，更能被胡適那明確的選題思想所打動，感受到胡適當年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為了中國，他實實在在地在一點一滴之中做事，而且，真的在做他說的“少談主義，多做實事。” 本書里近半數以上的小說早在他寫出《文化改良芻議》之前已經翻譯發表（最早一篇是1906年發表），他已經很早從世人聊以消遣的“小說”入手，以白話文的平實，開始了文化啟蒙。不得不說，胡適用心良苦。

而今回味他譯成就的這些小說，絕大部分已經由后來的其他人從原文譯出，而非英譯之后再譯，如果要說譯文精準，恐怕僅就轉譯這點來說，胡適的譯文便算不上，但胡適當年從事的這項翻譯事業之時，他已經是先驅者，后人不能要求先驅者的全面，但一定能贊賞先驅者的大膽嘗試。對于翻譯外國小說來說，胡適何嘗不在應證他自己的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盡管胡適生前死后被褒貶不一，盡管胡適的各方嘗試都有“點到為止”、“”淺嘗而已“的不夠深入，但胡適的所有嘗試，都應該值得后人心懷贊賞去研讀的，因為他就是上世紀中國無法抹去的一塊豐碑之一。

聽胡適講掌故

曾托人給我買《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結果當時沒有買到。越是沒有心里越是難受，據說那可是一本充滿八卦掌故的書呢。呵呵。

早先看過唐德剛的《胡適雜憶》，覺得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胡適。唐德剛是胡適之先生的入室弟子，曾親自錄制、并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被公認為海外論胡允當者。唐德剛在《胡適雜憶》書結尾處說到：“關于了解胡適——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要了解胡適，我個人的看法，最可靠的兩部書，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然而，看完《胡適雜憶》后，我個人卻覺得這本小書卻是了解胡適斯人的最好讀物，難怪江湖會有言稱：了解胡適“先讀德剛，后看胡適”。

1949年，胡適離開北大前往美國，開始其一生中最為黯淡的一段歲月。沒有生活開支來源，除了學術與寫作，沒有其他謀生之術，只得就職于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管理員，以此“謀生糊口”，也就是這個時候，胡適和唐德剛往來密切，唐德剛可說是胡適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陪伴者之一。唐德剛的《胡適雜憶》敘述與評論交相輝映，作者把胡適的抱負、品行、學識放置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中，以雜憶形式隨性講述，皆是作者親身感受，逼真貼切，活脫脫地再現了晚年時期日常生活中的胡適先生。

在雜憶胡適時，唐德剛語言尖刻、風趣與超脫。談到胡適與政治，唐德剛說，胡適是“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容忍，是“愛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語）；搞政治胡適后天不足，“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胡適被杜威老師牽了一輩子鼻子，做了幾十年齊天大圣，最后發現自己不過是個癩和尚的保鏢”；老頑童甚至向讀者回憶起胡老師擠上公共汽車時的情景，“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

然而這些并不影響胡適在弟子眼中的光輝形象，“（胡適是）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桿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胡適的確是個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沒有兩千年來無數鄉愿、學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們自閹精神的“變態繼往”，更沒有紅色革命時期極端的革命黨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閹他人的“變態開來”。

關于胡適的生活細節，書中有一些精彩的記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拼西湊，手忙腳亂，結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胡適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拼西湊，手忙腳亂。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其實“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只胡家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黨派、各學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們沒有胡適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胡適之那樣手忙腳亂了！

說到底，胡適畢竟一書生。他最為中意還是讀書與學術。本書也記錄了幾件小事，說明適之先生的書生本色。其中一例便是：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時值珍珠港事變前夕，中國北平圖書館有數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托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當時此為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院和該館館長延請大使先生并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察看。誰知這位大使是位書謎，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把那些大員涼了個把鐘頭，最后大使才從書堆里提撲著上衣，笑嘻嘻地走出來，和這批大員大談其“善本”的經緯。

作為一個曾經站在時代風口浪尖的大人物，胡適的一生曲折而又復雜，有過堅守也有過轉變。他有他的光榮，也有他的悲哀。

我廢話了一堆還是因為手頭沒有《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這本書收錄了胡適之先生晚年的言談。（以下數語為轉載）

胡頌平先生在他隨侍胡適之先生的歲月里，把胡適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他們談話的內容，小到一個字的讀音，一首詩詞的字句，大到國際局勢的演變，社會背景的探索，無所不包。或茶余飯后，娓娓道來，逸趣橫生；或有感而發，意氣飛揚，躍然紙上。不僅呈示了胡適之先生幽默風趣的談吐，憂國憂民的情懷，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一生倡導自由的胡適，在晚年卻有“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語。事實上，無論是為人為學，胡適身上所體現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定義的君子標準。在對待批評時總不乏有一種平和理性的風度，“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我總覺得他們的聰明是太無聊了。人家罵我的話，我統統都記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

以下為《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書摘，可與《胡適雜憶》互相參照，互為補充：

錢鍾書

1959年4月29日

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帶來一本錢鍾書的《宋詩選注》給先生。先生對胡頌平說：“錢鍾書是個年輕有天才的人，我沒見過他。你知道他嗎？”胡頌平說：“十年前在南京，蔣慰堂（復璁）同他到教育部來，匆匆見過一面。他是錢基博的兒子，英文很好。”先生說：“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據清人《宋詩鈔》選的。”先生約略翻了一翻，說：“黃山谷的詩只選四首，王荊公蘇東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愛讀黃山谷的詩。錢鍾書沒有用經濟史觀來解釋，聽說要清算他了。”過了一天，先生看了此書后又說：“他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注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看的。”

毛澤東

1959年12月26日

中午，留胡頌平吃午飯。先生談起《碑傳集補》里收的“呂佩芬家傳”說：“這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又談起楊昌濟，他是毛澤東的丈人，在北大當過教授，教倫理學的。胡頌平因問：“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工作，是他的丈人帶進去的嗎？”先生說：“不是。毛澤東在湖南師范畢業后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于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燒掉了。——當時北京有個工讀輔助會，他先在輔助會工讀，很苦。”胡頌平問：“是否先生介紹他進圖書館？”先生說：“不。當時章行嚴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當主任。章行嚴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釗兩人把他介紹進去的。他管理報紙閱覽室，每月八塊錢，那時八塊錢也可以過活的。”

張蔭麟等

1960年3月27日

先生今天對胡頌平說：“我昨夜一夜之間把五百多頁的《張蔭麟集》看了一遍，因為書內有許多事情我是知道的，所以看得很快。張蔭麟是廣東人。廣東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邊區。凡是邊區地方都是守舊的。像梁廷柟、康有為，都是邊區守舊思想的反動，因為邊區先和外國文化溝通的關系。張蔭麟是清華畢業的，很聰明，37歲就死了。集內的?尚書考?一篇，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歸崔篆?的方法一樣，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還有一篇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材料寫的?沈括傳?，也寫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這個人可惜死得太早了！那種病，在他那個時代無法醫治，在現在是可得救的。”

先生看過的《張蔭麟集》，上面都有紅色原子筆的批語。張蔭麟說他的譯文是受林琴南翻譯的影響，這話不確切，還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先生對他譯筆不通的地方，都劃上了紅杠。于是又對胡頌平說：“你們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環之?的?之?字，無論如何是不通的。”先生又說：“張蔭麟以前的文章都發表于《學衡》上。《學衡》是吳宓這班人辦的，是一個反對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個發表時間先后的表來看——大概他在清華時已經露頭角了。人是聰明的，他與他們那一班人相處，并沒有成熟。”胡頌平因問：“倘使他不入清華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邊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會有特殊的成就。”先生說：“不，北大里邊也有守舊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會跟我學。他是廣東人，或者出于守舊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師友，造就當然不同了。你不要以為北大全是新的，那時還有溫州學派，你知道嗎？陳介石、林損都是。他們舅甥兩人沒有什么東西，值不得一擊的。后來還有馬序倫。馬序倫大概是陳介石的學生。”胡頌平又問：“傅斯年當初不是很守舊嗎？他只旁聽了先生的幾天課后，才丟了舊的來跟先生嗎？”先生笑著說：“是的，孟真是很守舊的。那時穿上大袍褂，拿著大葵扇的。”

郭沫若

1960年6月2日

今天先生說起“郭沫若這個人反復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

馮友蘭等

1961年4月30日

晚飯后，錢思亮夫婦來，大家就在客廳里隨便談天。先生說“翁文灝的父親是個大少爺，他本人也是個大少爺出身。后來在比利時進一個修士辦的學校，又受了這些修士的訓練，養成一種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難做他的下屬的。據說翁文灝已經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來談到陳寅恪，又談到姜立夫。“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里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錢。此外，現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談起“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沒有信來過，恐怕是不免了。”

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 1961年2月7日

“書，是要它流通出去給人看的。印書的人不能有錯字。在從前的讀書人想借閱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難的，自己沒有財力買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過我這一生向人借的書從來沒有人不借給我。商務印書館，名字叫做商務，其實做了很大的貢獻。像張元濟先生為了影印《四部叢刊》，都是選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許多宋版的書。讀書人花了并不太大的錢，買有這部書，就可以看到了。這部書對中國、日本的貢獻之大，也可以說對全世界都有貢獻的。像《百衲本廿四史》，都是頂好的書。當時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報上以重價征求，始終沒有出來。商務的確替國家學術做了很大的貢獻，所以張元濟當選院士之后，全國沒有一個人說話。”

丁文江和傅斯年 1961年6月30日

胡頌平因事出去半小時，回來經先生的書房門口。先生看見了，好像在書房里等他似的。笑著說：“秘書先生，剛才我想請你替我擬一個應酬的賀電，你出去了。我自己擬個白話的，你看這樣說法可以嗎？”這個電文是：

中央銀行徐總裁柏園先生鑒：明天中央銀行在吾兄領導之下復業，這是自由中國的一件大事。敬祝貴行前途無限的發展。胡適。

胡頌平看了之后，當然說很好。他因今天先生突然喊他“秘書先生”，于是接著說：“先生：一般人都這樣說，真正夠得上當先生秘書的只有兩個人，可惜這兩個人都已過去了。”先生問：“他們指的是哪兩位？”胡頌平說：“一位是丁在君，一位是傅孟真。”先生說：“這都是瞎說。他們兩位的學問比我好，都可當我的老師。”

摹臨及張大千等 1961年9月5日

下午，有一位客人鄭君送來《大學衍義》（崇禎本）和《大學衍義補》全部二十四冊，希望出售，還帶來祝枝山的橫幅及董其昌的冊頁。先生欣賞祝枝山的字，說他寫得飛舞；董其昌的字，就不太喜歡，而這本冊頁恐怕不是真跡，更不欣賞了。又說他最討厭趙孟頫的字。于是談起當年在中國公學的一位會作詩的同學湯昭（保民），“他說我樣樣都聰明，就是寫字真笨。寫字的、學畫的，必須先有模擬的本領；學什么人的字，就像什么人的字；學什么人的畫，就像什么人的畫。有這樣的本領，然后熟能生巧，寫出他自己的個性來。張大千學八大山人，便可以亂真。他在美國博物院里發現有一張他的畫，美國博物院是花了三千美金當作八大山人的真跡收進的。后來大千向美國博物院說明這張是他的畫，被賣畫商人當作真跡賣了。他承愿私人出三千美金把它贖回來，不愿有不是八大山人的真跡留在美國博物院里。這件事，張大千這個人有可取的地方。”

胡頌平問：“當年湯保民說先生寫字真笨，這大概先生天分特別高的緣故，不愿意摹臨人家的字嗎？”先生說：“不，你看我少年時候寫的字多難看！”

梁啟超及王國維 1961年9月20日

胡頌平問：“我昨夜看了梁任公先生的年譜長編。里面有他給先生的信，是談?中國圖書大辭典?的事，不曉得后來有沒有編成？”先生說：“他給我的信很多，有封很長的談詞的信，你沒有看見嗎？他的信，我都照了照片給他的家屬了，我保留的是原稿。?中國圖書大辭典?，后來好像沒有編成？”

胡頌平又問：“任公先生只有57歲。看他50多歲的信札，他的心境好像已經很老的樣子？”先生說：“那時他很怕，他曾計劃出逃。他的門生故舊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國維的死，是看了任公的驚惶才自殺的。王國維以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沒有這么多的門生故舊，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殺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關系，又因身體不好，心境就不同了。” 李敖

1962年1月2日

這一期《文星雜志》的封面是用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篇李敖的“播種者胡適”，先生看見了。胡頌平問李敖的文章怎樣？先生說：“在我的年紀看起來，總感得不夠……他喜歡借題發揮。他對科學會不夠了解，何必談它。你要記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題發揮！”

第四篇：讀胡適先生文章有感

讀胡適先生的文章有感

偶獲一本胡適先生談治學的書籍，正在讀中，頗有感慨。民國時期，胡適先生已經談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在材料與方法一文中，提到新材料及新工具的重要性。正如先生所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個方法不僅僅可以用于治學，還可以用于解決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

先生言其思想受兩個的人的影響最大：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先生怎樣懷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后者教先生怎樣思想，教先生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是我們這些當代青年應該學習的，凡事求證據，記得要問為什么？不被網絡上紛繁復雜的信息所淹沒，失去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先生對五四精神的贊揚和懷念，對青年學生的的教導和期望，讀來讓人感到慚愧，想五四時青年大學生所思所想所為，是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再反思自己的大學生活，無明確長遠目標不說，連當前學習之事也沒有做好，多為應付考試而讀書，浪費了大好時間，實屬不該。先生言“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即“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 所以先生推薦記札記，這也是我寫這篇日記的原因，以后堅持生活寫日記，讀書記筆記，盡量把印象變成自己的。

先生在1960年的畢業典禮上給畢業生送了一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問題丹，興趣散和信心湯。第一味藥是說，離開學校，總得帶一兩個麻煩而有趣的問題在身邊，時時向你挑戰，笑你奈何不了它，這樣就不會懶惰。第二味藥，是要我們進入社會后要多發展一點職業以外的興趣，“這種非職業的玩意兒，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樂，更有意思” 想自己從小到大，卻沒有一樣這樣的興趣，或者說沒有一樣能堅持下來的興趣，吉他，羽毛球，游泳，多是三分鐘熱情，未能堅持。勉強算上的，可能就讀書了，少時書讀的少，見識也淺，大學里有了圖書館，便想著多多利用，也算是讀了一些書，只是少有記下讀后感想，還是要像先生所言，以后無論讀書還是觀影，盡量把所思所想記下。其實游泳也一直在學，只是不能有規律的練習，想起才去，以致進展不大，算來學自由泳也近一年了，還是不能流暢的換氣，20多米就不行了，還是多請教請教舍友。先生把第三味藥叫信心湯，是要畢業生總得有點信心，“我們生存在這個年頭，看見的，聽見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們悲觀，失望的----有時候竟可叫我們傷心，叫我們發瘋。” 先生當年所描述的對現在的我們也同樣適用吧，每天看著微博里的社會人間百態，多半讓人悲觀和失望，正因如此既最好又最壞的時代，既智慧又愚昧的年頭，既希望又失望的季節，才更需要培養信心，“這個時代，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代，沒有信心，我們真要發狂自殺了。” 先生舉了福特和萊特兄弟兩個例子來叫我們深信“努力不會白費”的人生觀。自問，有這種信心沒？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于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故，不過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第五篇：讀胡適先生文章有感

讀胡適先生《什么是文學》有感

胡適先生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此言甚準確。他又說：“這文學有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他在此文最后說：“無論什么文（純文與雜文、韻文與非韻文）都可分作‘文學的’與‘非文學的’兩項。”

當我反復讀著胡適先生《什么是文學》時，我確實敬佩他的思維清晰和敏銳，他的知識的博大與精深。當然，在讀《什么是文學》時，我有一種不安和畏懼感。以至不敢去爬此“文學高山”，原因是文學有“三要件’。因為我不愿“一貫制”，這“一貫制”就是框框。我這人愿突發奇想或漫無邊際。如果我只做了“二要件”或“一要件”，依據胡適先生的說法看來只能是非文學了。非文學就非文學吧，我這人不想勉強自己。反正文學因為與非文學的比較而存在，那我就做文學的“比照”吧。因為我寫的東西不能符合“三要件”，有時甚至“一要件”都沒有做好。我不是因“三要件”而又想法，而是因為文學有了固定模式而有所后怕。比如，大家都按照“三要件”去做，文學一律：“明白清楚、有力動人、美。”這有健康向上之感。但是，與大千世界相比就顯得呆板、局限，千篇一律。

他的“清楚明白、有力動人”讓我不安，讓我思考：

一、文學本質上是創造精神世界，理想的精神世界

由于“三要件”是相對的，比如說：一篇文章，有人看明白了，而有的人沒看明白；有人動情，有的人不動情；至于美就更難說了。十個人有十個看法十個想法，不可能是完全一致。那么“三要件”就會動搖。所以說應該把“三要件”的“框框”展開，“二要件”也好，“十要件”也罷；只要創造了一個理想的精神世界，我覺得就好。

二、文學具有時代性

文學是寫給自己的，也是寫給別人的。寫給自己的好辦，只管寫吧，按照“三要件”寫吧。寫給他人的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否寫出“三要件”要有他人說。要想讓人說“夠”文學了，你就得去認識社會，因為社會是發展變化的。當你寫時，你所面對的事物肯定具有時代特性，你必須去研究，包括語言、觀念等等所有與此相關的內容。

三、文學的進步或者說文學的發展變化 胡適先生在文中指出：“······這一類文學，只有‘記賬’的價值，絕不能‘動人’，絕沒有‘逼人’的力量，故也不能算文學。大多數的中國‘舊文學’，如碑版文字，如平鋪直敘的史傳都屬于這一類。”胡適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學。這類文學刻板、呆滯。今天文學確實在先輩的努力下進步了，可以說“百花齊放”了。但是，不能因為文學進步了，就不再論文學的發展，現在不敢說有很多，但我確實見到：奉承文學、華而不實文學、攪舌頭文學······等等。這些是主體文學的補充，從社會需求看，此類文學頗有市場。讀者群復雜，需要的種類就多。平心而論我覺得是一種正常現象，當然這確實使文學的品質降格了，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也可人為矯正。

四、文學的廣泛性和藝術性

正像胡適先生說的，刻板不算文學，因為它不動人。文學的律條過嚴也會顯得呆滯。那么放開文學的條框，讓文學展翅自由飛翔，就具有意義了。比如：現在成長起來的電影電視文學、鄉土文學、白領文學；還有荒誕文學、喝茶文學等等數

不勝數。我還搗鼓著繪畫文學，借助于繪畫性的語言去寫文學，我想也可以有音樂文學，等等；文學與其它藝術結合可能更增強文學的藝術性。

五、品格與真

我有一次去書店，拿起一本外地知名作家的書，看了之后很不舒服，為此我很苦惱，因為此書文筆不錯，又符合“三要件”；第一，寫事敘情很清楚明白，第二，其中的故事一環套一環，讓你看了也能信以為真，甚至讓人為此故事有點感動。第三，描寫的事和情確實美，甚至寫的與胡適先生舉得《老殘游記》中的一段關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但是，就是讓人有不舒服的感覺，此問題在我腦子里困惑好長時間。是最近聽一位朋友講，此作家的經歷：他拼命去適應社會，廣交有用的朋友，人事關系搞得好，有一個非常輕松的職務，怪不得呀！

到此我方明白，一個這樣的人寫人生最大主題之一“苦難”怎么能行呢？他害怕苦難，他的那本以“苦難”為主題的書在字里行間，散發著一種愉快的“編”。這編正好說明他對苦難沒有切身感受，是假的，那美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