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印度獨立后種姓制度下政治力量的變化及影響

密 級

公 開

本科生畢業（學位）論文

論印度獨立后種姓制度下政治力量的變化及影響

張俊（2007031142）

指導教師姓名： 王孟懿 職

稱： 講師

單

位： 歷史與社會文化系 專 業 名

稱： 歷史學

論文提交日期： 2011年4月12日 論文答辯日期： 2011年4 月13 日 學位授予單位： 黔南民族師范學院

答辯委員會主席: 論 文 評 閱 人: 2011年

月

日

論印度獨立后種姓制度下政治力量的變化及影響

張俊

(2007031142)（黔南民族師范學院歷史與社會文化系 貴州 都勻 558000）

摘要：種姓制度是印度社會特有的等級制度, 其特點和作用隨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印度獨立后，種姓制度的政治作用不斷加強，表現在：低種姓群體政治上進一步覺醒，印度各政黨對種姓的利用增強，種姓政治角逐下的種姓沖突不斷發生。各種政治力量尤其是政黨的不斷重新整合，使印度政局的發展將會比以前充滿更多的變數，這將對印度自身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從而也大大延緩了印度社會在整體上突飛猛進的發展。

關鍵詞：種姓制度 ； 種姓政治 ； 印度政局 ； 變化 ； 影響

Theory after India's independence caste system under the changes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ower

Zhangjun(2007031142)(QianNan Normal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 history and social culture department, Duyun，Guizhou，558000)

Abstract: The caste system is characteristic of Indian society caste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constantly changing.After India's independence,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 caste system strengthen ceaselessly, displays in: low caste groups, the further political awakening of the Indian political parties using enhancement, caste caste political contest conflicts occur under caste.All kinds of political power especially party constantly to re-engineer,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politics will be greater than before full of more variables, which will bring about India's own development brings negative effect, thus greatly delayed the Indian society, on the whole, the development by leaps and bounds.Keywords: caste system: caste politics: political: change: influence of India 2

印度獨立后，在致力于現代化建設之時，印度社會卻存在一個很大的潛在危機，這就是種姓制度。種姓制作為存在印度幾千年的社會制度，其特點和作用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當今種姓制度仍在在印度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一、種姓制度是印度社會特有的等級制度

在印度眾多的宗教中，印度教享有特殊的地位，它沒有教會、教團和教階等嚴格的組織形式，但其實行的種姓制度卻是世界上等級結構最為森嚴的制度。“傳統的種姓制度按照宗教的神學理論把印度教徒劃分為四個種姓：婆羅門(僧侶)；剎帝利(武士和統治者)；吠舍(商人)；首陀羅(體力勞動者和奴仆)；這四個種姓社會地位的高低也依次而定。”[1]此外還有一個賤民階層，即因觸犯種姓規定而失去種姓的人及其后代，他們通常被稱為“不可接觸者”或者又被稱為“表列種姓”。他們生活在印度社會的最底層，是最受壓迫和歧視的階層，俗稱“第五種姓”。每個印度教教徒一出生便被打上了其家庭種姓的烙印，社會地位終生難以改變，職業世代相傳，不同種姓之間還禁止通婚，每個教徒的地位從出生時就被固定在特定的階層上,終身都很難改變，這是一種典型的高度制度化了的不平等。印度獨立不久，印度頒布的憲法第17 條明文規定:廢除“賤民制”,并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實行“賤民制”,憑借“賤民制”而剝奪他人權利的行為屬于犯罪行為,應依法懲處。同時,憲法還規定在人民院和邦議會中,為表列種姓保留席位,在政府機關、公營企業和高等教育機構中為表列種姓保留名額。[2] 1955 年,政府又頒布“不可接觸犯罪法”,進一步禁止對“不可接觸者”的歧視。由此可見,獨立后的印度政府在法律上以及政府行為中,都嚴格反對種姓不平等,并盡力提升低種姓的社會地位,以至有學者評論道“世界上也許沒有什么地方有如此龐大的一個下層少數階層像印度的下等人那樣受到政府如此特殊的照顧”。[3]

但是,由于印度半封建的土地關系以及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特別是由于種姓制度是一種根植于印度教信仰的等級制度,所以,種姓制度在當今印度社會(尤其在農村)依然有強大的影響力。在印度民族主義的深層意識中,種姓制也始終是一個難解的情結。正如尼赫魯說的:“在印度人們保持著種姓制度的條件下,印度始終是印度;但是從他們與這個制度脫離關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復存在了。”[4]這就是說,雖然印度憲法明文規定要廢除賤民制,并堅定地反對種姓制,但在印度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很難真正解決,特別是印度獨立后的這幾十年中,種姓制度在政治上的作用正在強化。

二、種姓制度的政治作用不斷加強

印度獨立以來,低種姓群體在政治上進一步覺醒，在印度政壇上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其參政意識的逐步提高、種姓協會的日益活躍以及低種姓政黨的不斷涌現不是偶然的，除了低種姓自身政治意識的覺醒外，其與政黨對種姓的利用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密切相關。

（一）印度獨立后低種姓群體政治上進一步覺醒

種姓制度在印度已經沿襲了幾千年，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會之中。隨著教育的普及，經濟的發展，媒介的擴大和西方文化的沖擊，種姓制度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分工明確，特別是在城市，種姓制的社會職能正在削弱，以種姓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差異和歧視有所淡化，大大促進了低種姓政治意識的覺醒。

印度獨立后，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落后種姓的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得到了顯著提高，部分中、低種姓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改善，一些家境優越、經濟條件好的高種姓家庭子女還留學歐美的一些發達國家。在海外學習的過程中，他們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洗禮，西方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對他們的價值觀念和政治思想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思想更是深人人心。與此相應的是種姓觀念的漸趨弱化和政治意識的逐漸覺醒，特別是廣大中、低種姓階層的參政意識近年來隨著其經濟和社會地位的逐步提高而不斷提升。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印度政府在實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同時，在文化上允許西方的電視新聞和文藝節目進入印度文化市場，導致了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念大受追捧；西方跨國公司的大量涌入，使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觀點在印度年輕一代的心目中大行其道，這反過來又促進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廣泛傳播。正是這種互動，進一步動搖了根深蒂固的種姓觀念和種姓制度，種姓歧視受到了廣大民眾，特別是中、低種姓階層的唾棄。他們在社會地位、經濟水平、受教育和就業等方面與高種姓之間卻存在較大差異。隨著印度民主制度的發展，低種姓的政治意識逐漸提高，他們越來越意識到政治權利的重要性。他們要為自己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獲得與高種姓平等的地位而斗爭。一些授過高等教育的低種姓青年積極參政并成為頗具影響的政治領袖。如出身低種姓家庭的普蘭·戴維是印度社會主義黨重要領導人之一，她成功當選為印度人民黨議員，成為知名女議員。另外，2000年新當選的印度人民黨主席拉克斯曼則是該黨歷史上第一位出身低種姓的主席。低種姓力量的興起要求他們在受教育和就業機會均等、爭取增加政治、社會權利等方面，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組織自己的政治團體，建立代表各自利益的政黨。如70 年代初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達利特(表列種姓的另一種稱呼)建立了黑豹黨，80 年代北方邦達利特和低種姓建立的多數人協會黨以及安德拉邦的泰盧固之鄉黨等，就成為政壇 上新興的政治力量。其中，多數人協會黨在吸納成員時，不僅吸納低種姓成員，還主動吸納穆斯林參加該黨，其宗旨就是使落后群體聯合起來，爭取真正得到平等地位。在邦內，多數人協會黨由于得到下層群眾的支持已成為一支重要政治勢力。不僅如此，多數人協會黨還努力在全國擴大政治影響，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參加印度第12 屆和第13 屆人民院的選舉，雖然得到的席位不是太多，但畢竟顯示了它的政治影響力。

低種姓為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僅建立自己的政黨，而且還利用種姓制壯大自己的勢力。他們大力呼吁種姓意識，建立各種種姓組織，開展多種多樣的活動，以謀求自己或本階層的經濟政治利益。特別是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低種姓中一些較有經濟政治實力地位的人發現，種姓組織是一種可供利用的工具,而且利用起來簡便易行。而對經濟條件較差的多數人來說，參與種姓組織舉辦的活動也是擴大生計的手段，因此，只要有人組織，也樂意參加。這樣，各種各樣的種姓協會便應運而生。這些協會中一些勢力較大者為擴大本協會的影響，還力圖跨出本地區、本邦，實現同一種姓的跨地區、跨邦的橫向聯合。有些協會還在與自己種姓相近的種姓中串聯，以謀求上下相關種姓的縱向聯合。[5]

種姓組織和政黨的出現使一些人的種姓觀念有所復蘇，這對種姓應趨向淡化的總進程不能不產生負面的影響。盡管現今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種姓協會已沒有昔日種姓制度的實質，只是利用它的外殼和某些觀念成立的社會群體組織，但它多少對種姓制度起了強化的作用。此外，低種姓政治力量的不斷興起，一方面體現了印度民主的主要方面，是印度社會向前發展的標志，但另一方面，低種姓政治力量的參政，也使印度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在重新發生分化組合的過程中，增加了其復雜多變性。低種姓集團希望通過結成種姓協會，開展各種活動來壯大自己的勢力，擴大影響，提高地位。

（二）印度各政黨對種姓的利用增強

低種姓群體政治上的進一步覺醒以及低種姓政黨的不斷涌現不是偶然的，對所有政黨來說，爭取選票是頭等重要的任務。在印度，由于存在著種姓制度，由于種姓問題的敏感性和種姓本身廣泛的社會代表性，種姓因素在政治參與、政治選舉和政黨斗爭中的作用表現的非常明顯，許多政黨則利用種姓為其政治斗爭服務，他們或提出一些政策主張和口號以吸引、爭取特定種姓的選民，或提名主導種姓的候選人作為競選招牌，達到競選獲勝的目的。可以說，從印度第一次大選開始，幾乎所有政黨在利用其他群眾組織的同時都非常注意利用種姓制度。其具體做法往往是在大選前必須先研究各地區的種姓集團或宗教派別，提名候選人時再考慮選區內的種姓因素，盡可能提名本黨中屬于當地最有影響的種姓的成員為候選人，以吸引選票，壯大本黨力量。正如一句流行語所說：“在印度你不是 5 投選票而是投種姓。”很多選民僅僅因為屬于同一種姓，而非政見一致，就支持某個政黨或候選人。無論政見如何吸引人，選民投票時首先考慮的也是種姓。

1952年第一次大選中,國大黨正是由于動員了占優勢地位的種姓才取得比哈爾邦的勝利,這是印度種姓政治的開始。此后,國大黨就有意識地與各地占優勢的種姓結盟,在種姓領導人中間發展黨員、提拔干部,推舉候選人這些候選人一旦進入政界,他們首先考慮的是選舉他們上臺的種姓集團的利益,而在這些地區占少數的種姓集團的利益則受損，從而使印度政治帶上濃厚的種姓色彩。為此，印度的有識之士不無擔憂地說“在爭取自由運動中產生出的具有遠見和代表更廣大群眾利益的領袖,正讓位于那些具有狹隘的地方主義的宗教和種姓色彩很濃的政治上的新人。”[6]那么,國大黨所利用的占優勢的種姓大多是婆羅門和剎帝利,這些高等種姓在地方是傳統的統治階層,同時又是種姓制天生的維護者。國大黨在印度獨立后的大部分時間里能夠掌權,與國大黨對“種姓”工具的利用不無關系。實際上,當今印度一切大小選舉都離不開種姓因素,各政黨都爭相利用種姓外衣，來達到各自的政治利益，而處于種姓社會的人“只認種姓不講道路”，使得各政黨之間的斗爭往往也變成了種姓之間的斗爭，只不過換了一件外衣而已。1991 年5 月的印度中期選舉前夕,各黨派紛紛出動,作競選宣傳,發表競選綱領,舉行集會,發表演講,爭取人心。

當時印度政壇最有影響的政黨有三個:國大黨、人民黨和印度人民黨,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每一政黨都提出自己的競選口號,其中國大黨的競選口號是“穩定”,人民黨的口號則是“公正”,公開強調各種姓的平等,宣稱要改善下層種姓的狀況。當時就有人提出人民黨是在打種姓牌,爭取下層種姓的支持。而印度人民黨提出的口號是“羅摩-面包”。這樣的競選口號表明印度人民黨既是一個具有鮮明印度教色彩的政黨,又是一個比較關注低等種姓的政黨。確實,印度人民黨自80 年代成立后,在全國發展很快,尤其在北方邦和德里的印度教徒中影響最大。其核心成員雖大部分屬于婆羅門種姓,但它確實比較重視爭取低種姓群體,提出要改善他們的社會生活狀況,以致在1991 年5 月的印度中期選舉中,該黨一躍而成為印度政壇的第二大政黨, 與國大黨分庭抗禮。而在1992 年羅摩廟事件后,該黨領導人又主張印度人民黨要改變面孔,改變行動方式,要進一步擴大社會基礎,特別是要爭取表列種姓和低種姓的支持,并把在農村發展勢力作為重點。結果導致了1996 年印度大選它一躍而成為議會第一大黨,1998 年該黨再次執政。而2004年，印度人民黨在大選中失利，其根本原因是涉及國計民生的基本經濟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印度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居高不下。這是國大黨堅持“面向低種姓窮人”的形象，強調執政黨的措施失當、腐敗現象嚴重是造成社會發展不平等、貧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代表了草根階層人民的呼聲，得到廣大低種姓的支持從而贏得大選。

在印度獨立后50至70年代中,國大黨一直統治著印度社會，在這30多年中，種姓政治尚不公開,沒有哪個黨敢公開提倡種姓選舉,但1977 年第一屆非國大黨政府上臺后,就公開宣稱要執行“低種姓”政治,理由是低種姓幾千年來一直受壓制,現在應該是還其公道的時候了![7]80年代后,種姓政治被不斷利用,印度的民主制也深深地打上了種姓烙印。而低種姓往往成為各個政黨爭取的對象，他們都想從這個“選票銀行”中得到好處，低種姓也想借此機會參與政事，努力壯大自己的力量，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但是由于低種姓力量的被借重和被利用，使得他們在選舉時選與自己相關的種姓代表，這就使低種姓力量在短期內難以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合力。這使種姓制取得了更多的生存形式，其力量也變得復雜多樣，在種姓制影響下，印度政治也呈現出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

（三）種姓政治角逐下的種姓沖突

印度獨立后，政府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不可接觸制”，但在許多農村地區，特別是在北方邦、比哈爾邦和中央邦等印地語地帶，這種陋習依然盛行。在眾多的種姓中，低種姓的人口占了絕大多數。他們處于社會最底層，不僅經濟地位低下，而且備受社會歧視與壓迫。由于種姓對立根深蒂固，各種姓力量的不斷變化和加強，高低種姓之間為各自的利益不斷的產生矛盾和沖突。

由于種姓之間的不平等,必然引起種姓壓迫和種姓沖突,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政局的動蕩不安。這不僅有各個種姓內部主體種姓和亞種姓的沖突,更有不同種姓之間的沖突。由于低種姓特別是表列種姓仍然處于社會的最低層,仍受到社會的歧視和不平等待遇,他們要求獲得更多的平等權和參與權,為此他們甚至建立自己的武裝以圖與高種姓階層對抗。而高種姓不甘心自己的特權勢力受到挑戰,他們看到表列種姓和自己平起平坐,特別是受到國家扶植,心里很不舒服,因而采取非法迫害手段,以發泄憤恨情緒,或公開反對政府在官員職位上對表列種姓實行保留政策。所以,高種姓和低種姓(特別是表列種姓)之間的矛盾與流血沖突時有發生。據統計,1956-1976 年發生的攻擊賤民的事件有22470起,1977-1981 年增加到64511 起,1999 年2 月僅北哈爾邦在一個月內就發生59 起種姓沖突, 有600 人被殺。[8]可以說,只要有種姓,就會有種姓沖突。

有人曾說過,印度社會是被種姓制度分割開的,這話有一定的道理。種姓之間的對立和沖突,一直是印度社會的痼疾。從古到今,種姓之間的沖突從未停止過。近年來,為了爭奪就業機會、維護自身利益,種姓之間時常發生摩擦，而賤民和其他低種姓為爭取自身的權利也在進行斗爭，各種姓之間利益的沖突。不僅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引起政局的動蕩，而且對印度政治發展起著重要影響,使種姓意識在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加重。

總之，印度的種姓沖突的發生直接與印度的政治體制、選舉中的黨派斗爭相聯系。原因在于, 種姓群體目前仍是印度許多政黨的基礎； 相應的政黨則代 7 表著相應的種姓的利益。一旦大選或邦選來臨, 一個地區的選舉結果就造成了黨派間利益失衡, 種姓沖突幾乎就無法避免。比如哈爾邦發生的屠殺, 實際上就是邦議會選舉的后遺癥。可以說，種姓沖突是種姓政治下產生的副作用，這種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種姓制度下的各種政治力量的相互角逐，使印度政壇更加趨于復雜化。

三、種姓政治力量的變化對印度政局的影響

印度種姓制度的變化在政治領域里的主要表現一是代表中、低種姓階層利益的地方性政黨數量的日益增多，二是代表中、低種姓階層利益的政黨在議會選舉中嶄露頭角，已成為印度政壇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印度獨立后，雖然名義上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結構，但是聯邦政府為加強國家的統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權的作法，中央與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較突出，許多代表地區種族主義勢力的政黨要求擴大自治權的呼聲一直存在。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國內少數種族的強烈要求下，按照種族—語言的原則劃分了各邦。這種劃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種族之間的矛盾，但同時也助長了地區種族主義的發展和政黨政治地區化的趨勢。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地區政黨的實力和影響不斷增強，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權，有的成了邦內最大的在野黨。地區政黨勢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國性政黨的勢力。由于地區政黨在人民院獲得的席位越來越多，全國性政黨只有在地區政黨的支持下才能上臺執政。中央政府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區政黨對它的支持與否。這種情況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對地區政黨的依賴性和小黨為了地區的利益向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印度政治權力地區化和分散化的趨勢不僅導致中央對各邦控制能力的削弱，而且可能使國家的一部分權力從中央向地區轉移，形成邦政府權力過大的情況。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國家政策，甚至對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來越多的發言權。中央和各邦的權力平衡正在被打破，印度中央高度集權的聯邦體制有可能轉變為真正的聯邦制。

進入20世紀90 年代，隨著印度低種姓力量的興起，它對印度社會發展的影響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低種姓在人數上占有優勢，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并能夠在邦議會選舉中獲勝成為執政黨。從中央和各邦議會議員的社會、經濟背景來看，政治權力正在從城市的中、高種姓手中轉向農村中的中、低種姓手中。低種姓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崛起，必然對其它表列種姓、表列部族等社會貧弱階層產生“示范效應”，吸引和帶動著更多的種姓組建各自的政黨并投入到邦選舉和議會選舉的政治活動中來，加速了印度政壇政治力量多元化的趨勢。90年代以來，低種姓政黨在印度政壇的活躍，并開始努力爭取自己的平等權利而進行各種斗爭，這加速了印度政治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是印度民主政治發展的體現。但另一方面，數量過多的政黨、政治力量地區化的趨勢也造成印度 政壇不穩、執政黨政策妥協、政治力量較弱的弊端，各種政治社會力量參政是印度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重新發生分化，并增加了其復雜性，阻礙印度的發展。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各政黨圍繞拉攏和爭奪聯合陣線支持的斗爭將會繼續下去，其中代表廣大中、低種姓階層利益的地方性政黨的活動將會更趨活躍，各政黨在邦選舉和議會選舉的政治參與極大地改變了印度原有的政治版圖，而低種姓力量的崛起將為印度種姓政治增添新鮮的血液，但是由于低種姓力量成為各方借重利用的對象，其對自身的力量的整合不夠重視，使得低種姓群體在短期內難以形成強大的獨立力量，這勢必將會給印度政壇帶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結束語

種姓制度作為印度教的產物，對印度政治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種姓歧視、種姓偏見、種姓壓迫以及由此帶來的種姓沖突仍然會繼續存在；中、低種姓階層為改變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努力將會繼續；代表中、低種姓階層利益的政黨圍繞議會選舉將會展開更激烈的斗爭。考慮到印度原有的民族、宗教、種姓、各政黨之間關系等的矛盾，印度各種政治力量的不斷變化，使印度政局的發展將會比以前充滿更多的變數，這將對印度自身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從而也大大延緩了印度社會在整體上突飛猛進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孫士海主編.《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第21頁 [2]時宏遠.印度社會的毒瘤:種姓[J].世界博覽2004,(7).[3]錢乘旦.印度現代化進程中的種姓制影響[J].南京大學學報.1994,(7)[4]尼赫魯.印度的發現[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5]林承節.印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陳峰君．印度社會述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7]錢乘旦.印度現代化進程中的種姓制影響[J].南京大學學報.1999,(4)[8]吳永年,趙干城, 馬孆．21世紀印度外交新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指導教師: 王孟懿講師

第二篇：印度種姓制度

淺析印度種姓制度的起源及其影響

當有人說起印度，你首先會想到的可能是泰姬陵，也有可能想到的是種姓制度。而人們一說起種姓制度，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對印度人們人性的壓抑。的確，當我們看到印度賤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生活，又屈辱的死去”，當我們看到許多印度人從出生起就被限定在狹小的職業集團內而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當我們看到無數高種姓女子與低種姓男子的愛情被殘酷鎮壓時，我們心中肯定會升騰起熊熊怒火。那么到底種姓制度是怎么來的，它的歷史影響以及現今對印度社會的影響到底是怎樣的呢？

一.印度種姓制度的起源

種姓制度是古印度社會以種族和職業為基礎的一種獨特而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約公元前1500年，古代印度遭到了一群自稱為雅利安人的外來部落的入侵，他們把安家定居的地方稱為雅利瓦爾塔（Aryavarta）,即雅利安人之國。他們似乎對當地以前的文明不屑一顧，也知道自己的體態特征和他們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雅利安人和當地原住民的關系也逐漸固定下來。雅利安人非常清楚自己和當地土著在膚色上的差別，稱土著為“達薩”中人，即奴隸。出于這種強烈的種族優越感，他們極力阻止與被他們鄙視的居民混合，逐漸發展起具有種族和階級隔離的社會等級制度，即種姓制度。印度的種姓制度包括四大種姓。前三個種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職業等級即祭司（婆羅門）、武士貴族（剎帝利）和農民（吠舍）組成。第四種姓（首陀羅）留給當地原住民，即達薩人。達薩人不得參加宗教儀式，也沒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種種社會權利。最初剎帝利種姓最為高貴，后來隨著婆羅門教在印度社會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婆羅門種姓才成為印度的第一種姓。當時的種姓制度還有其神圣的宗教淵源，《摩奴法典》中記載，在種姓制度產生之時，造物主梵天“為了諸界的繁榮，他從口、臂、腿和腳生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這樣種姓制度就打上了神圣的烙印。

二.印度種姓制度的歷史影響

1.種姓流行使印度民族概念的淡化，是歷史上國家難于統一、外族十分容易入侵的重

要原因之一。在漫長的歷史上，印度經常遭到外來民族的入侵，在雅利安征服者建立種姓制度后，希臘人、塞種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過印度的一部甚至大部。印度種姓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種姓之間具有隔離性。種姓之間有許多限制。比如，《摩奴法典》第十卷第51條：“旃陀羅和什弗巴格的住處必須在村落外。他們必須被當做離缽者，他們的財產必須是狗和驢。”高種姓不可從低種姓處接受食物，以免被“玷污”等等。每一個種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準則，用以規定各種義務和責任，由于每一個種姓都根據自己的職業以及歷史上形成的傳統規范自己的行動，所以就形成了每個種姓自己獨特的生活禁忌與風俗。這樣每個種姓就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彼此之間不能相通，逐漸導致了印度民族概念的淡化。民族凝聚力不強，就容易給外族以入侵的機會，從而造成了印度長期被奴役的現實。

2.種姓制度是古印度整個社會秩序的基礎，使整個社會具有超穩定性。種姓制度具有

嚴格的等級制，各種姓之間一般不得接觸。每個種姓的職業也是固定的，賤民們注

定只可從事商業或者那些被認為不潔的行業，他們居住在與世隔絕的村莊或城鎮外面的住房里，他們不可與其他種姓發生任何肉體上的接觸。也就是說，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也是固定的。印度歷史上發生的大大小小的改朝換代和外族入侵事件，都未能撼動種姓制度。印度也曾發生許多次企圖改造種姓制度的運動，但最后所有這些運動要么消失了，要么它們自己也變成了特殊的種姓，如佛教、伊斯蘭教等。事實證明種姓制度具有極強的消化能力，它能將各種異質文化一一消融，最后都納入它自己的框架之中。

3.種姓制度是古印度法中最核心最有特色的內容，其他所有部門法中都滲透著種姓制

度的氣息。《摩奴法典》第一卷第102條宣布：“為將婆羅門的義務與其他種姓的義務以適當順序加以區分，生于自存神的摩奴特編纂了本法典。”由此可見，維護種姓特權是立法的首要目的。而從權利的設置看，古印度法以種姓制度為基礎確立了各種姓之間權利的不平等，從而確立了一個等級分明的階級社會。種姓制度滲透到法律當中，對古印度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印度種姓制度的現實影響

雖然印度獨立以后，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是現代印度社會仍然保留著種姓制度的殘跡，種姓制度已經給每一個印度人打上的宗教烙印。當今種姓文化作為古印度文明的遺產，在現代印度社會依然具有很大的作用。它對社會穩定起到雙重性的作用，一方面，穩定的作用使得印度當代存在的社會矛盾有所緩和。另一方面，印度的種姓制度使社會固化，印度本已十分巨大的貧富差距會進一步拉大，這會從根本上制約印度社會的總體性的發展和印度大國的建構。

1.積極影響： 印度的種姓制度作為社會各利益階層的“維穩”體系的關鍵，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防止國家政策的嚴重脫軌、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激化而發生大的社會動蕩，從而保證轉型期間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印度種姓制度在各種姓層次之間，尤其是在高等種姓與占印人口三分之一的賤民之間形成了一道天塹，客觀上減少了高低種姓間的直接的社會沖突，相當大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同時，種姓制度使得印度底層人民的社會政治越遷和經濟利益擴大的欲望沒有出現像在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的尖銳的社會矛盾。2005年10月，歐洲一家民調機構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大都市中，若論GDP，印度首都新德里只能排名第108位，但其居民幸福指數卻排名第4位。印度人如此之高的幸福感的來源在相當大程度上來自于根深蒂固的傳統種姓文化，種姓文化倡導各個種姓安分守紀，不要妄想所謂的地位與財富。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印度人往往和自己的前代相比，稍許的物質進步就使其得到滿足。這種慣性的思想價值體系使得印度的各個種姓階層都感到滿意，對自身的政治和經濟的利益滿足使得其充滿愉悅感。

2.消極影響：種姓制度對今天的印度社會特別是印度農村仍然保留著巨大的影響。種

姓層級最高的婆羅門不及人口的4%，卻占有七成的司法權及接近半數的國會席次。就算在天災時，賤民亦飽受歧視，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同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省的阿拉里亞發生水災，然而由于阿拉里亞為賤民的集中地，災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協助，令大量災民死于水災當中。種姓制度在造成社會不公的同時，也制約了經濟的長期發展。在種姓制度下，各個種姓安于現狀，在“種姓主義”的經濟

思想的指導下，只強調種姓的內部經濟合作，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無從實現，使得印度經濟的發展缺乏內部的動力。種姓制度導致貧富分化的必然存在，導致內部總體消費力的提高緩慢，影響社會再生產的擴大化，從而影響印度的總體經濟力的提高。

參考文獻：

《外國法制史》，郭義貴、方立新 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

《文明的歷程》沈堅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

《摩奴法典》（法）迭朗善 譯，馬香雪 轉譯，商務印書館

《印度教種姓制度：3000年的枷鎖與磐石》，中華論壇網

《印度種姓文化與印度大國建構 ——歷史的贈禮抑或現實的挑戰》，湘西教師交流論壇 百度百科

第三篇：淺談印度種姓制度

淺談印度種姓制度

政法學院 法學10903 譚學嬌 學號200907423 序號19

摘要：“種姓制度”是在印度延續了幾千年的的等級制度，也是古印度法的核心內容，在其代表性法典《摩奴法典》中幾乎所有的條文都是個各種姓權利和義務的直接規定。“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但任何一個民族的古代等級關系也沒有像印度的等級制度所表現的如此森嚴、如此復雜、如此持久。關鍵詞：種姓制度《摩奴法典》等級制度

一、種姓制度的起源

印度種姓制度在古代奴隸制社會時期稱為“瓦爾那”（Var-na）制度，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等級制度。它的形成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種姓制度是古印度社會最明顯的標志之一，也是古代印度法的核心內容。它產生的確切年代尚無考證，但學界通說認為種姓制度是在雅利安人征服印度的過程中產生的。古印度的土著居民是達羅毗荼人，在公元前2000年中葉，屬于印歐語系的許多部落陸續涌入印度河游一帶，這些移民在站穩腳跟后，便開始了對當地土著居民的武力征服，經過幾個世紀的武力擴張，終于成為印度的主宰者。征服者自稱為“雅利安”，意為高貴的人。為了強化其統治地位，雅利安人按照膚色的不同，把居民劃分為“雅利安瓦爾那”和“達薩瓦爾那”，“瓦爾那”是“顏色”、“品質”的意思，前者指皮膚白皙的雅利安人，后者指皮膚黝黑的達羅毗荼人。“瓦爾那”在梵文中就是種姓的意思，可以說這就是種姓制度的最初形態。后來隨著雅利安人內部的分化，從事祭祀的僧侶和以部落首領為首的武士集團從雅利安平民中分化出來，成為兩個特權階層，即最高等級的婆羅門和次之的剎帝利，平民成為第三等級，被稱為吠舍，從事農牧業、商業或手工業；“達薩瓦爾那”和一部分貧困的雅利安人淪為第四等級，被稱為首陀羅，從事低賤的職業。隨著社會的發展，各種姓之間不可避免的雜婚以及職業分工的細化，四個基本種姓又派生出數以千計的亞種姓。在四大種姓之外，還有地位更低的賤民種姓，賤民的地位比首陀羅還要低下，他們住村外，穿死人的衣服，從事屠宰、抬死尸等低賤的職業，他們的影子投到高種姓身上都會被認為是對高種姓的玷污，因此賤民又被稱為是“不可觸者”。種姓制度構建起了古印度社會森嚴的等級秩序，各種姓間戒備森嚴，不得同桌而食，同井而飲，同席而坐，同街而居。

二、印度種姓制度的特征

（一）是種姓職業世襲化。法典為了鞏固高級種姓的特權利益，竭力把各種姓的職業固定化，升立稱這是梵天的意志。《摩奴法典》中明確規定了四大種姓的義務，婆羅門是“教授與學習吠陀，為自己和他人祭祀，以及布施與接受(施舍物)”;剎帝利是“保護人民，給予施舍物，祭祀，學習吠陀以及節制現世享樂”;吠舍是“牧畜，施舍，祭祀，學習吠陀，商業以及高利貸，農業”;首陀羅是“無怨恨地為哪些(上述的)種姓服務’。根據各自義務的不同，四大種姓必須遵照神的旨意從事相應的職業，不得任意改變婆羅門壟斷了宗教事務，剎帝利掌管世俗的國家權力，吠舍從事農、牧、工、商，而首陀羅的主要職業是服務性質的手工技藝，也有從事農、牧業的。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分化，各種姓的職業不可能不發生混亂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法典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原則，即高級種姓出身的人由干“窮困”可以從事低級種姓的職業，但低級種姓的人從事高級種姓的職業是絕對禁止的。《摩奴法典》規定:“假若任何出生低級的人，因貪欲而以高級的職業為生，則國王剝奪其財產后，應立即放逐之。’，法典力圖通過這一條款來維護高級種姓的特權地位。

（二）是種姓內婚制。法典為了保證高級種姓血統的純正，強調各種姓之間實行內婚制，即同姓通婚。《摩奴法典》規定:“對于再生人之男，首先須與同種姓之女結婚。”但隨著人口雜居的增長，特別是大城市的出現，混血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典為了保證高級種姓的社會地位不至因混血而混亂，遂制定了所謂“順婚”與“逆婚”的原則。所謂“順婚”，即較高種姓之男娶較低種姓之女為妻；所謂 “逆婚”，即較低種姓之男娶較高種姓之女為妻。“順婚”是允許的，而“逆婚”則是被絕對禁止的。順婚者按男系血統計算，其種姓仍能保持父系的血緣關系，故為印度宗教法律所容忍;而逆婚，高級種姓女子與低級種姓男子的結合，則完全破壞了父權世系的計算原則，故而是非法的，是要被置于死地的。《摩奴法典》規定： “向高級種姓之女求婚的低級種姓之男，應受體刑。”即使是順婚，也經常遭到非難。《摩奴法典》再三申述： “婆羅門男子和屬于其它三個低種姓的婦女結婚所生的兒子；剎帝利男子和他下面的兩個種姓婦女結婚所生的兒子；吠舍和唯一低于自己種姓的婦女結婚所生的兒子，六者對于其他諸子而言，均被認為是低賤的。心只有同姓通婚，才被認為是一種美德。另外，在通婚問題上，由于各種姓的地位不同，在子女的繼承、嫁娶方式以及結婚儀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規定。這些規定旨在維護內婚制的原則，防止世襲的統治特權的喪失。

（三）是各種姓在宗教生活方面存在著種種界限和區分。這種界限在前三種姓的雅利安人和第四種姓的首陀羅之間最為嚴格。按《摩奴法典》規定： “只有由雅利安人之女所生的雅利安人之子，始有受一切凈法的資格。”這樣，首陀羅種姓根本無權參加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雅利安人在諸種凈法中最重要的是“人門式”，凡經“人門式”后便可稱為“再生人”，意即在宗教上又誕生一次。首陀羅無權參加人門式，故被稱為“非再生人”。不僅如此，首陀羅即使聽一聽或看一看婆羅門教的圣典吠陀也被禁止。例如在《喬達摩法經》中規定： “假若首陀羅故意聽人(誦讀)吠陀，須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錫和蠟”； “假若他誦讀吠陀原文，須割去他的舌頭”； “假若他記憶吠陀原文，須將其身體劈成兩半”由此可見，宗教的界限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間該是多么森嚴。在宗教生活上，不僅在再生人和非再生人之間有嚴格的界限，在再生人的三個種姓之間也有種種區分。例如雅利安人在舉行“再生”禮后要佩戴“圣線”，法典規定婆羅門用棉線，剎帝利用麻線，吠舍用毛線。這種區分旨在維護等級的差別。

(四)是各種姓在法律面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在再生人和非再生人之間最為嚴格，這在古代世界是絕無僅有的。從刑事方面看，法典對四種姓的責任處罰的規定明顯地不平等。以侮辱罪為例，《摩奴法典》規定： “如果婆羅門侮辱剎帝利，須罰款五十(帕那)，如果侮辱吠舍，須罰款五十的一半，而侮辱首陀羅則罰款為十二”。相反，“如果非再生人惡毒地辱罵再生人的名字和種姓時，須以十指長燒熱的鐵釘插人他的口中”； “如果非再生人傲慢地教訓婆羅門的義務時，須以滾開的油灌人他的口和耳中”。從民事方面來看，法典也作了不勝其繁的不平等規定。以債務為例，法典規定:當債務人無力償還債務時，如果債務人的種姓低于債權人，那么只能是以人身作為抵押;如果債務人的種姓高于債權人，那么可以暫緩償還，并且不得用人身作抵押。這一規定，旨在維護高級種姓不至因債務而淪為低級種姓的奴隸。種姓制度的特征除了表現在上述四個方面外，還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總的說來，種姓制度中包含著民族、階級、等級三重因素的壓迫，它是世界歷史上最完整、最森嚴的一種等級制度，因而它的特征表現也就格外復雜。上古時期，四大種姓在婚葬嫁娶、來往作客、起居飲食、著裝服飾等方面，都有極其嚴格而復雜的規定。延至中古時期，隨著時代的演進，種姓制度的某些方面確實在不斷發生變化，但它的實質和基本特征則依然如故。印度封建時代，卡斯特制代替了瓦爾那制，瓦爾那制的上述特征繼續保持了下來，并且逐漸成為印度社會生活中一個日益重要的因素。可以說，卡斯特的產生是瓦爾那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三、種姓制度對古印度法的影響

作為社會的根本制度，種姓制度成為古印度法的指導思想，無論是《阿帕斯檀跋法經》、《喬達摩法經》，還是《摩奴法典》，都是以種姓制度為主脈，以明確的法條公開承認和維護種姓間的不平等，但在古代印度的法典中,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摩奴法典》。《摩奴法典》自編撰之日起,直至印度封建社會前期,一直被印度的統治者視為圣典。不論當時的政治、經濟、宗教狀況有多大的變化,《摩奴法典》都是各代執政者的立法依據。即便是公元1000年到1750年伊斯蘭教侵占印度、伊斯蘭法占據統治地位時期,統治者仍允許它在印度教徒中適用。所以用《摩奴法典》來說明印度法律的情況,是比較適合的。下文便以集印度法之大成的《摩奴法典》為代表來闡述種姓制度在法律中核心的地位。法典第一卷第二條開明宗義的指出法典是為規定各種姓間不同的權利義務而設，“尊者啊，請如實依次將關于一切原始種姓和雜種種姓的法律惠予宣示給我們”。隨后又明確了四個原始種姓的不同來源，梵天為了繁衍人類，“從自己的口、臂、腿、足，創造了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摩奴法典》第一卷31條）由于來源的部位不同，從而決定了各種種姓地位也不同，口為神最潔凈的部位，因此由口所生出的婆羅門也最為高貴。剎帝利次之，吠舍與首陀羅由于出生的部位比較低級，因此也就理所應當的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要供前兩個種姓役使，（第八卷418條），可見法典的開篇就已確立了各種姓間高低貴賤之分，并將其籠上了神的意志，給高低種姓之間劃定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為后面的各項具體制度中的種姓不平等奠定了基礎。在所有權的規定上，古印度法中，私人財產所有權是受法律保護的，盜竊犯被抓后會受到數額不等的罰金或斷肢刑，甚至有可能被大象踩死（第八卷34條）。但是高低種姓間的所有權是有區別的，法典規定世間所有一切，可以說全為婆羅門所有，（第一卷100條）剎帝利和吠舍的財產也受法律保護，而首羅陀則無任何財產權，即使他有能力積蓄財產，其財產權也得不到

法律的保護，“婆羅門窮困時，可以完全問心無愧的將其奴隸首陀羅的財產據為已有，而國王不應加以處罰。”（第八卷417條）因為首陀羅是奴隸，奴隸沒有任何屬于自己的東西。在婚姻家庭與繼承中，法典允許高種姓的一夫多妻，婆羅門可依種姓順序依次娶4個妻子，剎帝利可取三個，吠舍取兩個，而最底層的首陀羅只能娶一個。種姓制在婚姻上最突出的表現是嚴格維護種姓內婚制。規定前三個種姓初次結婚時，必須娶同種姓的女子，如果再娶時，要按種姓的自然順序優先擇配，高種姓的男子娶低種姓的女子，稱為“順婚”，只要不是正妻就是合法的，但低種姓男子娶高種姓的女子是法律絕不容許的，因為這屬于“逆婚”。尤其不能容忍首陀羅男子娶婆羅門女子，他們結合所生的后代被稱為“旃陀羅”，屬于不可觸的賤民，（第十卷12、16條）即使是順婚所生的子女，也被認為是低賤的，他們的種姓要下降，而且這些種姓間雜婚所生的后代只能從事被再生族所輕視的職業。（第十卷46條）可見在印度法中，各種姓間婚姻界線是非常嚴明的，原則上只能同種姓通婚，如果打破種姓的界限，即使不為法律所禁止也要墮入低種姓中。刑法制度上，種姓制度體現最鮮明的是同罪異罰。高種姓侵犯低種姓時，可減輕處罰，侵犯的種姓越低處罰越輕；而低種姓侵犯高種姓時，侵犯的種姓越高，處罰越重。以辱罵罪為例，同種姓間辱罵，僅處以罰金，高種姓辱罵低種姓也處以罰金。婆羅門辱罵剎帝利處五十缽那罰金，辱罵吠舍處二十五缽那，辱罵首陀羅處十二缽那。（第八卷268條）但如果首陀羅辱罵前三個種姓則要處以斷舌刑。此外法典還規定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專門對付低種姓的吠舍與首陀羅。如火刑、分尸刑、還有上面提到的對首陀羅施加的熱油刑，都令人毛骨悚然。而對婆羅門，即使再嚴重的罪行也不能處死，處死婆羅門是最大的罪惡，應讓他帶著全部財產平安的離開本國。（第八卷第380、381條）古印度的訴訟制度也是以種姓制度為基礎，首先，一般案件采用種姓內作證。（第八卷第68條）“但如果有發生在內室或森林間的事件，或殺人事件時，目擊事實人無論是誰，應在當事人間提供證據”（第八卷第69條）。也就是說只有特殊的案件才可以跨種姓作證，證言的證明力也因種姓的高低而不同，證人證言出現分歧時，采用多數人的證言。如果兩下相當，傾向于道德高尚的人，如果道德都很高尚，則采用最為高貴的婆羅門證言。（第八卷73條）可見證言的證明力不是以事實為依據而是以證人的種姓高低為標準。對作偽證的處罰也不一樣，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要被處以罰金，然后被流放，而婆羅門則只被流放。另外，后三個種姓的人在被流放時可能被處于肉刑，而婆羅門卻可以安然無恙的出國。（第八卷123、124條）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摩奴法典》中各項立法都打上了種姓制度的烙印，種姓制度是貫穿于法典始終的一條紅線。《摩奴法典》被歷史學家認為是印度奴隸制社會最重要、最完備的法典，法典從形成直至印度封建社會前期公元1000年至1700年間一直被統治者奉為圣典，它對種姓制度的維護更增加了種姓制度的權威，使種姓制度成為古印度人民永恒的規范，也給印度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尚會鵬.種姓制度與印度教社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2.[2]何勤華．外國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3] 《世界著名法典漢譯叢書》編委會.摩奴法典(第九卷)[Z].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320.297,256,261,275-276,291,237,246.[4]梁俱吠陀仁[M].第10卷第10章.

第四篇：印度的種姓制度

印度的種姓制度

是印度與其他南亞地區普遍存在的社會體系。種姓制度以婆羅門為中心，劃分出許多以職業為基礎的內婚制群體，即種姓。各種姓依所居地區不同而劃分成許多次種姓，這些次種姓內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許多聚落種姓，這些聚落種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層層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個印度次大陸的社會體系。因此，種姓制度涵蓋印度社會絕大多數的群體，并與印度的社會體系、宇宙觀、宗教與人際關系息息相關，可說是傳統印度最重要的社會制度與規范。

印度人口眾多，百分之八十二為印度教徒，其中分為不同等級的社會集團。種姓制度主要存在于印度教中，對伊斯蘭教和錫克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印度的種姓制度將人分為四個不同等級：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婆羅門即僧侶，為第一種姓，地位最高，從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剎帝利即武士、王公、貴族等，為第二種姓，從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為第三種姓，從事商業貿易；首陀羅即農民，為第四種姓，地位最低，從事農業和各種體力及手工業勞動等。后來隨著生產的發展，各種姓又派生出許多等級。除四大種姓外，還有一種被排除在種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觸者”或“賤民”。他們的社會地位最低，最受歧視，絕大部分為農村貧雇農和城市清潔工、苦力等。

種姓制度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早在原始社會的末期就開始萌芽。后來在階級分化和奴隸制度形成過程中，原始的社會分工形成等級化和固定化，逐漸形成嚴格的種姓制度。

種姓是世襲的。幾千年來，種姓制度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方面影響很深，種族歧視至今仍未消除，尤其廣大農村情況還比較嚴重。

獨立后，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來消除種姓歧視。首先是制定了有關法律規定。1948年國會通過了廢除種姓制度的議案。后來憲法和各邦法律也都做出相應規定，保護低級種姓利益。政府還在教育、就業、福利等方面對低級種姓者提供大量幫助。

隨著社會的進步，印度的種姓制度也在發生變化。如種姓制度中的內部通婚制受到沖擊，如高種姓的女子現在也同低種姓的男子通婚了。人們對職業的看法也有所改變，衡量職業高低不再以宗教思想為基礎，而以金錢、權力為基礎。在城市里，各種姓人們之間加強了來往與交流。

談到印度教種姓制度這個實行了3000年之久的古老制度和習俗時，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絕大多數人肯定會說，種姓制度是禁錮印度人民的枷鎖，是限制印度現代化的裹尸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慘絕人寰的悲劇之一。的確，當我們看到印度賤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生活，又屈辱的死去”，當我們看到許多印度人從出生起就被限定在狹小的職業集團內而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當我們看到無數高種姓女子與低種姓男子的愛情被殘酷鎮壓時，我們心中肯定會升騰起熊熊怒火，從而無法對種姓制度做出公正全面的評價。

雖然現在印度憲法已經明確廢止了種姓制度，對低種姓人民（包括賤民）也給予了優待政策，但種姓仍然在深深根值在印度人民（尤其是農村人民）的思想深處，是印度文化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種姓可能是人類現存的歷史最悠久的文化現象之一，如果我們僅僅強調它的負面意義，就無法解釋它為什么具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為什么能夠長期存在并發展，為什么能夠成為印度這個偉大民族的基本社會制度（當然，現在已經僅僅是一種習俗）。我們只有客觀、全面地認識種姓制度，才有可能認識印度社會和印度文化。我認為，種姓制度不僅僅是限制印度發展的枷鎖，更是維系印度民族的磐石，它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種姓制度，印度的歷史會全部改寫，印度文化能否存續也是一個大問題。

一、種姓制度的歷史和現實

“種姓”這個詞翻譯的其實并不十分準確，它包含了印地語中的兩個概念：“瓦爾那”（即“膚色”）和“阇提”（即“出身”）。前者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產生，當時入侵

印度河流域的、白皮膚的雅利安人自稱“雅利安瓦爾那”，而將被征服的、黑皮膚的原住民稱為“達薩瓦爾那”。雖然《梨俱吠陀》也提到“原人之口，生婆羅門；彼之雙臂，生剎帝利；彼之雙腿，產生吠舍；彼之雙腳，生首陀羅”，但一般學者都認為是后世婆羅門竄入，真正分為四大種姓是較晚的事情。在四大種姓中，主管神權的婆羅門、主管政權的剎帝利和從事生產的吠舍都是雅利安征服者，作為仆役的首陀羅則是被征服的土著（有可能是達羅毗荼人），賤民的產生則稍晚于此。最晚到公元前7世紀，瓦爾那制度在雅利安人的統治范圍內已經得到了基本確立。

瓦爾那制度具有種族、社會和宗教的三重含義。它首先是由于雅利安人對達薩人的種族壓迫而起的，它的本義就是“膚色差異”；此后雅利安人內部也開始分化，各種社會地位被世世代代地固定下來，這就超出了種族壓迫的范疇；最后婆羅門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性地位，又將瓦爾那作為吠陀教、婆羅門教的基礎教義，在宗教意義上確定了瓦爾那制度的神圣性。在人類古代史上，種族壓迫、社會地位分化十分普遍，但在種族內部再進行嚴格的社會分工并不多見，將這些社會分工以宗教的形式確定下來就更是罕見了。瓦爾那制度之所以穩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與宗教緊密結合，不僅在肉體上統治被壓迫者，更從精神上摧毀被壓迫者的反抗情緒，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瓦爾那制度的神圣性。

作為婆羅門教基礎的瓦爾那制度發展到公元前6世紀，遇到了佛教、耆那教的強力挑戰。這兩種新興宗教都主張種姓平等，反對婆羅門至上，抬高剎帝利、吠舍的地位。婆羅門教是根植于農村自然經濟的，維持穩定的瓦爾那制度也必須限制人口流動，而此時印度的商業尤其是外貿得到了很大發展，人口流動頻繁，對瓦爾那制度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然而這種沖擊畢竟是不徹底的。首先，無論是佛教還是耆那教，都沒有從根本上否認瓦爾那制度，也不可能否認瓦爾那制度。

剎帝利和吠舍支持佛教、耆那教，主要是想否定婆羅門至高無上的地位，為自己謀求更多利益，而占人口大多數的首陀羅和賤民仍然是受壓迫的，剎帝利也決不可能允許取消瓦爾那制度。其次，印度商業雖然發展，但貿易的主要對象是奢侈消費品，對農村自然經濟構不成根本性的威脅，印度社會從整體上看還是比較穩定的，這就使瓦爾那制度能夠得到維持。第三，吠陀教-婆羅門教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在廣大北印度人民（無論是雅利安人還是達薩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隨著雅利安人和土著的交流融合，瓦爾那的種族意義有所淡化，社會和宗教意義則越來越強，這使得雅利安人之外的民族也支持瓦爾那制度。

隨著希臘人的入侵和統一的孔雀帝國的建立，瓦爾那制度遇到了不少新的麻煩。對于外族入侵者和南印度、東印度的各民族來說，婆羅門教的瓦爾那制度無疑是歧視性的、令人生厭的，即使是異族的統治者，在瓦爾那制度中也只能被視為“不純的剎帝利”而遭到歧視，因此皈依佛教倒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孔雀帝國在印度歷史上實現了空前的統一，婆羅門教的瓦爾那制度顯然既不利于民族團結（雖然瓦爾那的種族意義已經有所淡化，但畢竟還存在），也不利于各地區、各階層的物質文化交流，“婆羅門至上”的說法也不利于帝王的權威。阿育王采取大力鼓吹佛教的方針，雖然婆羅門教并未受到限制，但畢竟地位不如以前。隨著提倡瓦爾那平等的佛教的蓬勃發展，瓦爾那制度受到了更大的沖擊，許多規定已經不像原來那樣嚴格了。此后的貴霜帝國和南印一些小國的統治者也崇奉佛教，尤其是貴霜帝國的統治者本身就是異族人，他們更不會大力提倡瓦爾那制度。因此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后4世紀，瓦爾那制度面臨著中衰時期，雖然婆羅門編造的《摩奴法論》中仍然竭力強調瓦爾那的區別，但在現實中已經大打折扣。當然，只要印度的農村自然經濟仍然占主導地位，只要印度文化沒有被徹底改造或同化，瓦爾那制度就會根植在印度社會的深處，不可能消亡。

當瓦爾那制度有所松動時，另一種更嚴密的種姓體系——“阇提”制度卻不知不覺地建立起來。阇提雖然是從瓦爾那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其立足點卻和瓦爾那不同，復雜程度也遠遠超過瓦爾那。由于印度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的趨勢越來越強烈，原先的四大瓦爾那已經

不能滿足社會分工的需要，因此從瓦爾那內部又產生了種種更小的職業集團——阇提，甚至連某個地區的某種職業者都可以組成一個阇提。社會分工明細化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共同趨勢，但阇提制度卻力圖將社會分工通過血緣、姻親等關系固定下來，一個家族世世代代必須從事同一種職業，不同職業集團之間的通婚是被禁止的。這樣，雖然瓦爾那制度的大囚籠有所松動，人們卻又把自己關進了阇提制度的小囚籠里，受到更嚴重的人身束縛和精神束縛。與瓦爾那相比，阇提的種族意義很弱，社會意義卻很強，它是與印度的社會經濟狀況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印度的經濟在孔雀帝國及其后得到了很大發展，社會分工的需求強烈；另一方面，印度的自然經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各地區各階層的交流還很少，即使在少數大城市里，各個職業集團也帶著強烈的內斂傾向，所有人都希望能夠有盡量穩定的職業和生活。這樣，社會分工最終發展為一個個封閉的小圈子，且與原先的瓦爾那制度相輔相成。隨著阇提制度的發展，婆羅門教上層也開始將它和瓦爾那制度相提并論，使其具備了一定的宗教意義。公元4世紀笈多帝國建立后，婆羅門教重新開始興盛，后來經過6-7世紀商羯羅等人的改革，終于發展成為更成熟的印度教。自7世紀戒日帝國滅亡后，印度長期處在分裂狀態，佛教逐漸失去了活力，印度教則如魚得水，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注：筆者在《東方三大宗教的斗爭和交流》一文中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此時的印度教在哲學體系和教規、儀式上都已經大大改善，更容易得到從統治者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強大的統一帝國不復存在，商業急劇衰落，剎帝利、吠舍對婆羅門地位的威脅減弱了，人口流動也減少了，種姓制度的基礎更加穩固了（公元7世紀玄奘法師在其《大唐西域記》中確定了“種姓制度”這個稱謂，此時瓦爾那和阇提制度實際上已經融合）。婆羅門以及部分剎帝利趁機對低種姓人民進行更加殘酷的種姓壓迫，在過去幾百年中本來已經松動了的種姓差別此時又被大大強化。然而，印度（尤其是南印度）民間以宗教手段對這種強化種姓壓迫的行為進行了反抗，性力派、虔誠派、林伽派等印度教非主流教派都強調種姓平等、男女平等，雖然它們不可能改變種姓壓迫的現實，但也為廣大底層人民提供了另一種信仰選擇，使他們在種姓制度的囚籠中多少有喘息的余地。

突厥人的入侵在印度歷史上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從突厥人建立德里蘇丹國起，印度主要地區一直處于突厥、阿富汗、莫臥兒穆斯林征服者的統治下，伊斯蘭教對印度社會帶來了全面深入的影響，但由于印度文化尤其是印度教的韌性和包容性，印度始終沒有完全伊斯蘭化，穆斯林在印度始終是少數。印度教及其種姓制度已經根植于印度社會的最深處，穆斯林王朝不僅不能消滅印度教，反而必須借助印度教才能有效地實行統治（注：筆者在《東方三大宗教的斗爭和交流》一文中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論述）。伊斯蘭教“信士皆平等”的觀點對印度教種姓制度帶來了比較大的沖擊，一些比較開明的印度教思想家在吸收伊斯蘭教的神學和社會綱領的同時，開始反思種姓制度。但是，雖然有許多人提倡“種姓平等”，但幾乎從來沒有人提出過取消種姓制度，而僅僅是希望在種姓制度內部進行改革而已。在廣大農村，種姓隔離、內婚制、種姓歧視等依然非常嚴重。甚至伊斯蘭教本身也染上了種姓制度的色彩，在印度的許多清真寺中，穆斯林都按照自己的種姓分開禮拜，各個種姓“井水不犯河水”，這種把信徒分為三六九等的做法在整個伊斯蘭世界中也是非常罕見的。具有強大同化力的伊斯蘭文化和具有強大包容性的印度文化互相碰撞、滲透，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種姓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質疑，但其根基并未動搖，最終適應了外來的伊斯蘭教。

在漫長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自給自足的農村自然經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但印度的經濟在整體上仍然是落后的，在政治上也是不統一的，種姓制度依然在下層占據統治地位。許多有識之士也并沒有全盤否定種姓制度，而是認識到了種姓制度對印度民族和文化的重要性。“圣雄”甘地就曾經說過：“我之所以是印度教徒，是因為我信仰種姓達摩。”1947年印度獨立，印度憲法明確規定印度是“世俗主義的”共和國，印度教不是印度的國教，種姓制度（包括賤民制度）被明文廢止。經過長期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目前在印度的大

城市已經基本看不到明顯的種姓歧視現象；但在較為落后的廣大農村，種姓制度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還沒有完全解體，印度教傳統文化的影響仍然很深，種姓制度的殘余十分嚴重。可以想象，只要印度的廣大農村經濟文化沒有徹底改觀，只要印度的自然經濟沒有完全讓位于商品經濟，只要印度沒有真正完成現代化進程，印度教種姓制度就不可能消亡，就將繼續發揮影響。

二、種姓制度既是枷鎖又是磐石

在漫長的歷史上，印度經常遭到外來民族的入侵，在雅利安征服者建立種姓制度后，希臘人、塞種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過印度的一部甚至大部。印度之所以如此頻繁地遭到入侵，與種姓制度不無關系；然而印度能在屢次被入侵、被征服后仍然保存自己的社會文化體系，也離不開種姓制度的功勞。種姓制度像一副枷鎖，限制著印度政治經濟的統一，使印度人在外敵面前無法形成凝聚力，從而一再被外族統治；但種姓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文化）又是印度文化體系的一塊堅固的磐石，它維護著印度民族和印度文化的存續。

在印度歷史上，凡是統一帝國大都是短暫的（穆斯林的莫臥兒帝國已經是延續最長的了），其統一范圍也十分有限，這固然與印度各地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有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種姓制度加強了地方離心力，不利于統一。瓦爾那制度首先把人們為四個大的等級，阇提制度又把人們分為成白上千和狹小的職業集團，在各個小集團之間缺乏交流，也缺乏凝聚力。以德里蘇丹國的建立為例，當突厥人帶著伊斯蘭教信仰入侵北印度時，他們面對的是戰亂頻繁的諸多小國，以及缺乏統一組織的民眾，因此很容易就達到了各個擊破的目的。在最正統的種姓體系下，只有占人口極少數的剎帝利才可以當兵，占人口多數、一貫吃苦耐勞的吠舍、首陀羅和賤民反而都沒有資格當兵，這無疑是在外敵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裝。在高層，婆羅門和剎帝利之間及其內部本來就經常爭權奪利，消耗了其力量；吠舍被排斥于統治階級之外，缺乏反抗外敵的能力和熱情；長期被壓迫的首陀羅和賤民更不可能有意愿拿起武器與外敵作戰。這樣，只要印度教上層王公貴族被打垮，諸印度教國家就像紙糊的墻一樣倒下了。但任何一個外族征服者很快就會發現，想要征服印度教國家非常簡單，但想要征服印度教文化就難上加難了。印度教的力量不在于上層的政權機器，而恰恰在于基層組織和群眾基礎。印度的整個經濟基礎都是建立在種姓制度上的，基層行政體系也是以種姓為框架，如果沒有種姓，政府的命令根本無法傳達到如此廣大的地域，也無法收稅。種姓制度之于印度人，就好比教區制度之于歐洲人、宗族制度之于中國人一樣，是社會關系的最基本框架，外族人需得先融入這個框架，然后才可能對印度實行統治。然而外族人融入種姓制度的框架并不是那么簡單，這意味著承認婆羅門教-印度教的全套文化體系，將本族上層變成剎帝利，下層變成吠舍或首陀羅——也就是完成了一次形式上和精神上的民族融合。從此以后，外族征服者就被納入了印度民族的體系，他們一樣信奉印度教，一樣實行印度的習俗，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這樣就無法生存、統治。

在站穩腳跟后，外族統治者很快就會發現，其實種姓制度自有它的妙處——首先，它從精神上和肉體上給予下層人民雙重束縛，使其既不想反抗，又無力反抗；其次，它也阻止了印度人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使他們始終處在四分五裂之中，易于被控制。美中不足的是，外族統治者往往會被視為“不純的剎帝利”，受到其他婆羅門和剎帝利的鄙視。不過他們也可以用賄賂婆羅門編造家譜的方法來證明自己與其他剎帝利一樣純凈，這也促進了他們與本土貴族的融合。這樣，過不了幾個世代，征服者就會在宗教上、文化上、習俗上乃至血統上都與本地人融合為一體，甚至后世的歷史學家也無法判斷他們的祖先究竟是外來人呢，還是本地人的一支？而外來民族的下層也與本地的吠舍、首陀羅乃至賤民融合為一。

這就是印度教文化能夠長期保持包容力的秘訣。

到了德里蘇丹國和莫臥兒帝國時期，情況又有不同。此時的穆斯林入侵者擁有了自己的宗教——比印度教更“高級”的伊斯蘭教，這種宗教不僅有強大的哲學理論，還有完備的教法學、行政學理論和經驗，使他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和印度原有的體制抗衡。穆斯林征服者不是沒有想過消滅印度教，但只要他們觸及印度人民的信仰基礎，各個種姓就都會拿起武器還反抗，因為這不是一個政權的危機，而是整個民族、整個文化的危機。穆斯林征服者最終意識到，除非他們能徹底鏟除印度舊有的基層結構，按照伊斯蘭教的方式重新建立一種社會模式，否則消滅印度教就是不現實的。他們最終與印度教達成了妥協，在歧視印度教的同時寬容印度教的存在，并且依靠印度教和種姓制度作為它們統治的根基，自己則滿足于只控制上層建筑。但這也在印度上層和基層之間制造了越來越深的隔膜，使得基層的離心傾向越來越明顯，這樣的統一無疑是不穩固的。

事實上，德里蘇丹國時期充斥著叛亂、起義和政變，莫臥兒帝國也很不太平，印度教徒、錫克教徒乃至伊斯蘭教徒的起義層出不窮，最終導致帝國的崩潰。如果印度能夠保持長期的和平穩定，伊斯蘭教或許真的能夠在漫長的歲月里慢慢改變印度的下層社會結構，使《古蘭經》、圣訓和伊斯蘭教法和印度原有的文化融為一體，從而完成整個印度的伊斯蘭化。遺憾的是，大部分穆斯林統治者并沒有采取緩和矛盾、促進文化融合的策略（阿克巴等少數君主除外），而是力圖維護“伊斯蘭教的純潔性”，對印度教采取敵視、限制的態度，這樣就動搖了自身的統治基礎，也使印度教下層民眾不容易接受伊斯蘭教。可以想象，即使印度真的全盤伊斯蘭化，種姓制度也不會消亡，而是會以另一種方式在伊斯蘭教內部存在下去。印度教改宗的穆斯林不都保持著自己原來的種姓嗎？畢竟改造利用原有的社會體系，要比從頭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體系容易的多。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種姓制度“枷鎖”和“磐石”的雙重作用更加顯露無遺：它使印度民族無法一致對外，而是分為許多王公、許多亞種姓、許多小集團，即使在征服者已在家門口的時候仍然爭執不休；但它也喚起了整個印度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歸屬感，因此當甘地為印度爭取民族獨立的時候，他強調自己“信仰種姓達摩”，種姓制度成為了劃分印度人和殖民者的一個重要文化特征。印度有60%以上的人口是低種姓，他們平時也飽受高種姓的歧視和凌辱，但在共同的敵人——西方殖民者面前，種姓制度恰恰成為了他們與高種姓一致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也是最能夠將整個印度民族聯系、團結起來的社會因素，它在印度人民爭取獨立的進程中功不可沒。但是印度的有識之士也深刻認識到，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來臨，古老的印度需要有新的價值觀、新的社會模式來達到新的勝利。持續3000年的種姓制度已經接近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印度人民先是在法律上、然后在行動中慢慢消除它的殘余影響，尋求新時代的價值觀。我們有理由相信，印度這個偉大的民族可以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創造更加輝煌的未來。

第五篇：印度的種姓制度

印度的種姓制度

古代印度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它和中國、埃及、巴比倫并列為東方的四大古國。但是，幾千年來，印度社會的發展一直比較遲緩。這與印度存在著一個的森嚴的等級制度——種姓制度有著一定的關系。

公元前2000 年左右，原來居住在中亞細亞的白人陸續涌入印度河中游一帶，征服了當地的大部分達羅毗荼人。入侵者自稱“雅利安”，意為高貴者，以區別于皮膚黝黑的達羅毗 荼人。經過幾個世紀的武力擴張，雅利安人幾乎征服了整個印度。雅利安人吸收了達羅毗荼人的先進文化，由游牧轉為定居的農業生活，并逐漸向奴隸社會過渡。

由于雅利安人對達羅毗荼人的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內部的貧富分化，在雅利安社會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森嚴的等級制度，這就是種姓制度。“種姓”一詞在印度的梵文中叫“瓦爾那”，就是顏色或品質的意思。因此種姓制度又叫瓦爾那制度。

在種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為四個種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

婆羅門是祭司貴族。它主要掌握神權，占卜禍福，壟斷文化和報道農時季節，在社會中地位是最高的。

剎帝利是雅利安人的軍事貴族，包括國王以下的各級官吏，掌握國家的除神權之外的一切權力。

吠舍是古代印度社會中的普通勞動者，也就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階層，包括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必須向國家繳納賦稅。

首陀羅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達羅毗荼人，實際上處于奴隸的地位。

各個種姓職業世襲，互不通婚，以保持嚴格的界限。不同種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看成是賤民，或叫不可接觸者，賤民不包括在四個種姓之內，最受鄙視。

四 個等級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摩奴法典》規定，剎帝利辱罵了婆羅門，要罰款１００帕那（銀錢單位）。如果是吠舍罵了，就要罰款１５０到２００帕那。要是 首陀羅罵了，就要用滾燙的油灌入他的口中和耳中。相反，如果婆羅門侮辱剎帝利，只罰款５０帕那；侮辱吠舍，罰款２５帕那；侮辱首陀羅罰款１２帕那。高級種 姓的人如果殺死了一個首陀羅，僅用牲畜抵償，或者簡單地凈一次身就行了。

《摩奴法典》還對各個種姓的衣食住行都作了煩瑣的規定。比如規定不同種姓的人不能在呆在同一個房間里，不能同桌吃飯，不能同飲一口井里的水。不同種姓的人嚴格禁止通婚，以便使種姓的劃分永久化，否則就被開除出種姓。被 開除出種姓的人也成為賤民。賤民只能居住村外，不可與婆羅門接觸，只能從事被認為是最低賤的職業，如抬死尸，清除糞便等。走在路上，賤民要佩帶特殊的標 記，口中要不斷發出特殊的聲音，或敲擊某種器物，以提示高級種

姓的人及時躲避。婆羅門如果接觸了賤民，則認為是一件倒霉的事，回去之后要舉行凈身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