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年關于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綜
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綜述
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綜述 作者
張軍建、王巍 摘要:
在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上,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理論界和實務界人士圍繞“信托與中國”這一主題,對信托理論與信托理念、信托立法與信托法制、信托稅制與信托監管、信托產品設計與運作、信托業的現狀與發展、信托人才培養與管理等一系列前沿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關鍵詞:信托;信托法;信托業;信托市場
2004年10月16日—17日,由中南大學和上海遠景非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辦、湖南省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協辦的“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在湖南長沙隆重舉行。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實施三周年、中南大學信托與信托法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際,來自日本、美國、韓國和我國大陸、臺灣、香港的300多位嘉賓以及數百名代表齊集一堂,圍繞“信托與中國”這一主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
此次論壇的開幕式由中南大學黨委副書記周慶柱教授主持,中南大學校長黃伯云院士致歡迎辭,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許云昭先生、日本原法務大臣臼井日出男先生、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先生、日本亞細亞大學法學部學部長中野正俊先生、日本瑞穗信托銀行副總裁內藤秀彥先生、湖南省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董事長胡軍先生、韓國仲裁人協會理事洪裕碩先生、我國臺灣政治大學前法學院院長賴源河先生,先后登臺向論壇致辭。論壇期間,共舉行了三場大型的主題研討會,分別由上海遠景非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遠景先生、中南大學法學院院長漆多俊教授、日本信托法專家中野正俊教授主持,先后做主題發言的嘉賓包括:我國民商法專家江平教授、韓國信托法專家洪裕碩教授、我國臺灣商法專家賴源河教授、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非銀部主任高傳捷 1
先生、日本法學家中野正俊教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司司長孫建勇先生、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先生、日本瑞穗信托銀行風險管理部部長藤井純一先生、香港國際資產管理公司執行董事安東尼?郎(Anthony Lam)先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經工作委員會巡視員王連洲先生、中南大學商學院院長陳曉紅教授、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楊元偉先生、世界銀行法律顧問兼美國律師協會中國法委員會主席英?懷特(Ying White)女士。
本次論壇還舉行了一場大型座談會,由高傳捷司長主持,國內幾十家信托投資公司的負責人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到會并發言。與會者主要圍繞當前信托投資公司的改革、信托業的監管、信托市場的培育等熱點問題展開了討論,并就發表《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宣言》達成了共識。現將本次論壇的主要內容綜述如下:
一、信托理論與信托理念
與會者紛紛將目光投向我國的信托理論研究和信托觀念普及,并把它們作為我國開展信托實務和發展信托事業的基礎工程。
對于大多數學者將民事信托與營業信托放在一起解釋的做法,江平指出,應把民事信托與公益信托放在一起作出對立的解釋,即我國的民事信托相當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而營業信托只是以經營信托業務的機構作為受托人的一種民事信托。在日本,雖然學界普遍否認民事信托的存在,但中野正俊在總結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礎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實際上隨處可見,只是它們在性質上僅僅作為判例而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罷了。反觀我國民事信托的現狀,雖然理論上也認為處于空白狀態,但高傳捷指出,當前民間已出現一定形式的民事信托活動,如小額財產管理、遺產管理和貴重物品保管等。洪裕碩則從歷史的角度指出,在東亞歷史上早已存在與民事信托類似的制度,即大約一千多年前中國唐宋時代盛行的“寄托行為”和朝鮮王朝第十八代顯宗時期盛行的“投托”,均屬于以保護私有財產為目的的自益信托。藤井純一結合日本當前在城市再開發事業中運用土地信托的經驗指出,以民事信托的方式開展土地信托,要求信托銀行更加充分地理解信托制度,并在實際應用中付出巨大努力。賴源河認為,以理財專家為受托人、按照有償性和商業性的觀念來追求利潤的信托制度正在逐步發揚光大,信托的商業色彩愈加凸顯。目前,學界對發展具有我國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滿信心。
關于受托人的權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指出,受托人享有“職務權限”和“自身利益的權利”,前者是對信托財產而言的,包括事實行為、法律行為和訴訟行為三方面的權限;后者主要指信托報酬和補償請求權。關于受托人的義務,中南大學的張軍建、王巍從法學角度指出,信托目的應成為受托人一切義務的基礎。由于受托人是基于委托人對自己的信任(有合約基礎)和受益人對自己的信賴(無合約基礎)而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受托人以信托目的為基礎對委托人和受益人分別負有信任義務和信賴義務。
雖然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式的信托就已在我國出現,但江平認為,信托事業在我國的發展卻歷經曲折,信托的制度建設更是空白,信托的觀念與運用長期處于誤解和歧義之中。對此,洪裕碩也坦言,信托在大陸法系的中國和韓國會產生“異樣”的感覺,但他預見,兩國的信托制度必將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得到迅速推廣和普及,并隨著經濟的發展為國民理財、社會進步和經濟騰飛做出積極貢獻。王連洲指出,只有使信托制度和我國的法律傳統與法律框架得以較好的融合,才能使信托獲得我國社會普遍的認可和接受。由上可見,國人對信托的認識還相當滯后,但信托理論和信托實務雙重推動的信托觀念正在我國迅速普及,我們對此深表期待。
二、信托立法與信托法制
三年前,《信托法》的出臺翻開了我國信托發展史的新篇章,為建立本土的信托制度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三年來,以《信托法》為核心的信托法制框架正在緊鑼密鼓的構建之中,并將不斷成熟和完善。與會者密切關注《信托法》的解釋和完善以及其他配套立法。
關于《信托法》頒布和實施的背景,江平認為,一是民法體系正處于建立和完善之中,尤其是正在制定物權法;二是社會結構處于深刻的變革中,并且經濟發展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響。王連洲則對《信托法》致力于信托制度本土化的有益探索作出了闡釋:第一,“信托”概念中用“委托”替代傳統信托的財產權“轉移”,是為了使國人在傳統的財產理念上較容易地接受信托制度;第二,將“委托人”專列一節來規定,是為了平衡信托當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和保障信托目的的實現。毋庸置疑,《信托法》對于在我國確立信托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但完善和發展這部信托基本法的道路還非常漫長、曲折。
關于我國《信托法》第十七條第一款,洪裕碩認為,這參考了以往“信托前”的解釋論,即設立信托前的債權人可以對信托財產強制執行,但該條中“享有優先受償的權利”的規定則可能被狹隘地解釋為“把信托財產作為目 3 的債權設定抵押權”。他建議,對此繼續予以探討。關于《信托法》第二十五條,夏斌認為,僅有原則性的規定是不夠的,具體如何“誠實、信用、審慎、有效”管理信托財產,還需要進一步制定行業經營準則,并在信托活動的業務流程、崗位職責、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財務制度以及不盡責履行合同的懲罰等方面制定具體的規定。張軍建、王巍認為,“誠實”、“信用”、“審慎”、“有效”之間的含義重疊且界限模糊,有必要在解釋時確立各自的衡量標準,以便于執法和司法。關于《信托法》第六十條,江平認為,條文只對公益信托的目的做了性質上的界定,并沒有規定具體的認定標準,還需要進一步解釋。而對于《信托法》第六十二條,他指出,目前公益事業管理機構沒有明確到位,這使得公益信托管理中的很多事項無從批準,公益信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他建議,借鑒現行《基金會條例》的相關規定,對公益信托的具體認定標準作出明確規定。
我國仍處于確立信托制度的適應性探索中,王連洲指出,目前的信托法制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如信托財產應登記而未登記的情況下,法律只規定信托無效,卻未明確規定不得對抗第三人;法律也沒有直接規定受托人應當承繼委托人對信托財產占有的瑕疵;法律對受托人因違反規定致使信托財產遭受損失而對受益人應承擔的責任有弱化之嫌。北方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馬亞明建議,盡快通過修改《信托法》確認信托受益證書(合同)作為有價證券的法律地位,以改善目前信托產品的流通機制。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修改建議,對《信托法》的解釋和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臺灣地區信托法制的最新動向,賴源河指出,主管機關為配合實務運作及信托市場的變化,已著手修改“信托業法”,以營造更自由、更開放的信托業法制環境。同時,放寬信托業申請辦理新業務的限制,并簡化銀行申請各分支機構辦理總行各項信托業務的手續。內藤秀彥介紹了當前日本信托法和信托業法的最新修改動態:一方面,拓展了信托財產的范圍,如對知識產權進行信托;另一方面,擴大了信托業務中受托人的范圍,如一般企業作為信托公司經營信托業務。
我國也亟待修改《信托法》、制定《信托業法》以及完善其他相關的配套立法,建立基本的信托法制框架。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期待,通過建立和完善信托法制體系,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信托業“灰色運作”和“一亂一治”的問題。
三、信托稅制與信托監管
與會者對信托稅制與信托監管格外重視。楊元偉指出,由于我國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稅制主體框架建立時尚未明確,因此目前在稅收制度層面,除對證券投資基金(信托關系)的稅法適用有特別規范外,對信托活動基本上是按照一般經濟活動的相關稅法規定適用的,并未針對信托活動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而在稅法適用層面上予以區別對待。稅收制度與信托制度的不銜接而產生的制度磨擦已越來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信托活動的順利開展。江平認為,目前由稅法驅動的民事信托還未成為主流,公益信托也急需稅收優惠的支持,以便被廣泛地運用。
關于現行稅制下信托活動的稅法適用情況,楊元偉指出,適用于證券投資基金的稅收政策是臨時性的,具有對象特定、期限特定、形式優惠的特點,是信托稅制總體不科學前提下的一個特例,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行稅制與信托制度不相適應的總體狀況。他對建立和完善信托稅制體系提出了四點設想:①構建信托稅制的五項基本原則(稅負公平原則、實際獲益者納稅原則、公益信托優惠原則、前瞻性原則和便于征管原則);②以避免重復征稅為主要出發點構建信托稅制框架(重點是所得稅和財產稅);③優先考慮資金信托活動的稅法適用;④對公益信托給予必要的稅收優惠,明確減免標準。實際上,信托稅制的建立和完善已迫在眉睫,相關部門應加強協作和互動。
關于發展我國統一信托市場的監管體制,夏斌認為,當前主要有兩大問題:一是銀監會和證監會需要進一步統一監管政策;二是要改變以監管銀行的方式監管信托公司,對信托公司及信托業務的監管應主要針對信托合同的設立和執行。廣州科技信托投資公司的李安民指出,一味模仿美國監管部門對私募證券的監管方式是不妥的,應對信托機構和信托業務實施“分類監管、優勝劣汰”,即對實業類信托投資業務實行“私募發行、公募監管”,而對證券投資類信托實行“公募發行,公募監管”。新疆國際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馬安泰建議,對財產信托不能比照資金信托來監管,應放松限制;并提議成立信托投資銀行,使信托公司成為銀行的控股公司。江西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裘強指出,在當前信托業發展緩慢和信托公司盈利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應處理好監管與發展以及“疏”與“堵”、“管”與“放”的關系,做到“以監管促發展、在發展中監管”,確保信托公司的專屬業務有穩定的盈利模式。他還建議,盡快制定《信托業法》,通過法治化為信托公司的經營確立穩定的預期。北方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任葆燕認為,信托監管應當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金融環境,不應在信托業務方面 5
歧視信托公司;監管部門不僅應控制信托公司的經營風險,還應降低政策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孟輝和中國科學院的楊如彥提出,銀監會應鼓勵信托公司自愿地進行信用評級,并對信用評級機構進行資格認證,明確信用評級的方法和結果。同濟大學的高紅霞、王剛認為,由于信托機構和信托資金集中于發達的東部,如果沒有政策的傾斜就會出現日益嚴重的“馬太效應”,因此銀監會應通過放開地域限制等方式對欠發達地區提供政策支持。關于當前信托監管的六大熱點問題,夏斌認為,第一,資本充足率可以作為監管信托機構的參考性指標,但絕對不能作為主要指標;第二,現階段除嚴格依法允許以公募方式從事證券投資基金業務外,其他的資金委托業務應以私募方式為主;第三,應取消委托理財200份合同的限制;第四,應對委托理財資金采取嚴格的第三方托管;第五,應逐步取消信托機構設置分支機構和開展異地業務方面的限制;第六,應對信托機構實施不同于銀行的監管費收取標準和方式。
對于建立和健全養老金監管(信托型)體系,孫建勇指出,應確立標準化的運作流程,制定信息披露制度,明確有關監管部門的職責,完善協同監管體制,并建立危機處理機制。高傳捷認為,現行監管規定的原則性條款較多,監管機構應指導和監督信托公司依法開展真正的信托業務,并加強誠信建設,積極防范風險,實施分類監管,嚴格規范高風險業務的操作模式,完善關聯交易的信息披露和信托公司的治理結構,建立“多管齊下”的監管模式。中國信托業協會成立后,在加強行業自律、協調行業內部和外部關系、聯系信托機構與業務主管部門、維護和促進信托業的健康規范發展等方面也將發揮重要作用,監管部門可能會把一些涉及信托公司內部的微觀制度委托給信托業協會來制定。我們深深期待,專業化的信托監管能不斷推動信托機構和信托業務的發展壯大,使我國信托業早日成為名副其實的“四大金融支柱之一”。
四、信托產品設計與運作
與會者對當前信托市場中信托產品的設計與運作(包括其他相關服務)提出了許多想法。關于民事信托在我國的應用,江平重點闡述了在家庭領域和商業領域的運用,前者主要體現在有效率地財產管理上,以解決我國目前財富管理分散化及由此造成的巨額損耗和浪費,如“家庭信托”;后者則至少在四個方面大有可為:第一,與職工福利或退休制度結合的信托業務;第二,與金融機構中長期債權結合的信托業務;第三,與其它金融商品結合的信托業務;第四,與不動產結合的信托業務。
關于信托投資公司以“優先股”的形式投入實業權益性投資項目,上海愛建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陳柳青認為,這不失為一種上佳的選擇。雖然以“優先股”的形式投資于目標公司暫時還沒有《公司法》的支持,但法律空白意味著該行為未受限制,因此可以通過信托合同或目標公司的章程加以約定。關于信托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作用,北方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王輝指出,信托公司應以咨詢業務為切入點,積極開展并購經紀人、買方或賣方(地方政府或微觀企業)的并購重組財務顧問、并購融資、并購信用監督等金融服務。關于國有股權的實現方式,湖南大學的肖海軍在學界已有的授權經營、代表人經營、信托投資機構經營和流動化經營之外,提出了兼具財產信托和股權轉讓雙重特征的國有股權債權化經營,以推動國有股權的減少和退出。關于開展房地產信托,中泰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吳天然介紹了六種操作方式,即投資經營型信托、權益融資型信托、直接債務融資型信托、間接債務融資型信托、混合融資型信托和財產信托型。關于日本的土地信托,藤井純一指出,它能適應城市再開發的現狀,應盡可能地激勵受托人活用土地信托,并不斷降低重復締約的成本。
關于信托融資,陳曉紅認為,可以通過“過橋貸款”、發售信托計劃、信托公司自行收購等方式為企業并購重組提供融資;另外,信托參與國有企業管理層收購(MBO),不但可以隱蔽地提供融資,還可以對整個交易中各方的利益提供保障。吉林省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張興波指出,從信托產品創新模式及核心競爭力看,傳統的單
一、封閉式“融資型”及“債務型”信托產品設計模式,正在被諸如開放式信托、“傘型”信托、可贖回信托、產權租賃信托、“貸款+股權”組合信托等新的多樣性和“權益型”信托模式所取代。中原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尹泓認為,信托公司應在信托業務方面共同聯合、相互合作,克服目前規模相對較小的不足,攜手經營大的項目,從而在與銀行、證券和保險的競爭中爭取較為有利的地位。重慶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的何玉柏認為,應正確處理“代客理財”與“代客融資”的關系,注重提高信托業務的效率和業績,形成穩定的客戶群,并在組合投資的基礎上分散風險。
我國正依據全球化、現代化、資本化、市場化的原則改革現行的養老金制度,加快養老金市場的可持續發展,孫建勇指出,養老保障基金的性質是信托財產,要通過改進基金管理方式建立起信托型的基金治理結構。①建立受托管理制度,全國社保基金由全國社保理事會擔任受托人,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由省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擔任受托人,企業年金基金由企業年金理事會或法人受托機構擔任受托人,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擬由省級農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擔任受托人。②引入基金托管制度,全國社保基金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已引入第三方托管,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和農村養老保險基金也將引入第三方托管。③委托專業機構投資,開發養老金投資產品,實現保值增值。李安民指出,信托機構應充分依托信托產品的創新和信托業務手段的組合,逐步由單一傭金型資金信托模式逐步過渡為共同受益型的資金信托模式,由固定回報型資金信托轉變為管理傭金和投資績效掛鉤的浮動型資金信托,由債權型融資信托轉變為以股權型投資信托為重點,共享信托財產運用和管理產生的信托收益,實施投資驅動的信托模式。總之,信托產品的設計和運作應秉承信托原理,面向社會大眾,有效地防范風險。
五、信托業的現狀與發展
當前,我國信托業正處于關鍵的轉折期,與會者對以信托公司為主導的信托業的現狀與發展深表關注。王連洲強調,信托業對于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彌補傳統銀行信用的不足、促進證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完善金融功能、引進外資和技術、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推動企業技術進步、支持重點項目建設、充當推動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試驗田,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發揮了應有的歷史作用,功不可沒。胡軍指出,當前我國信托業面臨的外部環境雖已發生明顯改善,但仍存在信托法律體系不完善和信托業務需求滯后的問題。他建議盡快完善配套制度,并呼吁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社會各界能夠更多地支持信托業的發展,肯定信托機構在國民經濟
建設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并對其給予更多的褒揚性宣傳。針對信托公司的整體經營狀況,高傳捷指出,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對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如法人治理結構存在缺陷,內部控制不完善,公司資產質量不高,經營活動中存在違規行為,等等。
關于我國信托業邊緣化的趨勢,李安民指出,①信托機構仍是銀行的補充,僅發揮著拾遺補缺的作用;②信托產品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信托利潤仍未成為信托公司盈利的核心;③相同業務范疇和同質化客戶的競爭對手不斷涌現,信托業遇到了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資基金業的強有力挑戰;④信托受益權憑證作為有價證券的法律規定未明確,限制了信托機構業務的規模化與規范化。對于我國信托業的市場定位,張興波指出,信托的核心制度定位應該是中長期金融信用,資金和財產信托應該是信托的專屬與核心業務,私募型資金信托今后將成為主角,信托業應按照“集團綜合、法人分業”的模式構建金融(信托)控股集團。
對于目前信托公司面臨的“信任危機”,夏斌指出,信托公司的安全運行不能完全依靠自律,也不能把個別公司極個別的違規行為擴大化、普遍化,視為整個信托業的問題,從而進一步要求全行業的整頓和采取停滯信托業發展的措施。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的馮司光建議,重塑信托業的形象,消除個別違規行為對整個行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改變社會公眾對信托公司的“壞孩子”印象。華寶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鄭安國認為,應切實維護信托業的地位,捍衛信托公司的專屬業務,對信托業進行整體規劃,充分開發信托業的資源,避免行業內部的惡性競爭。湖北省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的王炳南認為,應正確認識和評價我國信托業的發展歷程與外部環境,并建議加強對信托業的正面宣傳,創辦《中國信托報》或在金融類報刊上開辦信托專版,及時介紹和推廣信托業內的有益經驗。胡軍強調,應樹立發展信托業的信心,找準行業定位和主業定位,堅持信譽為本、誠信經營,以高水平的服務代人理財。王連洲認為,長期以來,信托業處在社會多方的打壓之下,致使整個行業屢遭創傷、元氣大傷,甚至招致社會對信托業未免有些苛刻的思維對待。雖然整頓后的信托投資公司在經營業績方面并不遜色于其他金融同業,但給社會留下的“壞孩子”形象至今沒有大的改變。究其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內部的;既有決策管理層面的,也有業務經營層面的;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在的。
關于臺灣地區信托業辦理信托業務的現狀,賴源河指出,均由銀行兼營信托業,主要經營的業務項目以辦理金錢信托、擔任股票及債券發行人簽證人、保管業務、提供有價證券發行、募集之顧問服務為最多。上海愛建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鄧舉功將信托公司的“財技”歸納為一個中心與四個方面,前者指有效、持續地控制風險,后者指業務發展定位策略、項目評估與篩選、方案設計和融資手段。他認為,信托公司的財技實質上是相對于其他金融機構的一種微觀層面上的比較競爭優勢。張興波認為,我國信托業急需轉型:第一,要堅持市場化原則和商業化經營理念,確立受托理財的新思維;第二,要從粗放經營向集約化和規模經營轉變;第三,要實現由間接金融業務向直接金融與商業中介服務信托業務轉變;第四,要強化金融風險和安全防范意識。盡管我國信托業的發展仍面臨著諸多困難,但整體上已進入“穩中求進”的迅速擴張階段,我們對中國信托業滿懷希望。
六、信托人才培養與管理
信托人才的培養與管理是信托業發展的基石。王連洲認為,要推動信托業進一步發展,改變目前的被動局面,就急需培育信托人才。高傳捷指出,我國現有的信托業機構的人員素質總體水平不高,與開展信托業務的要求有較大差距。盡快改變這種局面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就是對外開放,大力引進具有國外優秀資產管理企業工作經歷的人員,從而引進資產管理的經驗、風險防范的理念與技術等。中野正俊倡導,中日兩國在相互尊重各自傳統、文化和法意識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學術交流,共同打造信托研究的平臺,培養高標準的信托人才。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對我國現有的信托人才培養和管理表示憂慮,人才短缺和流失的雙重問題已成為制約信托業發展的瓶頸。
關于我國當前信托業的人力現狀,張興波指出,信托從業人員的經營意識和理財觀念跟不上形勢發展的變化,信托公司的用人體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到位,經營方式相對粗放。信托公司必須從過去依賴增加人員數量的“外延型擴張模式”轉向依靠強化內部管理和提高從業人員整體素質的“內涵型成長模式”。平安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童愷建議,監管部門應盡快制定《從業人員行業操守規則》,在人員管理方面完善規章制度。鄧舉功認為,雖然現階段貸款類信托品種簡單且管理費較少,但對于鍛煉人才具有不可忽視的階段性作用,可以為今后有意識地逐步轉變資金運用方式奠定基礎。關于臺灣地區信托業的人力現況,賴源河指出,大多數的信托從業人員均已取得信托專業資格,信托業界都在不斷提升所屬人員的專業職能;主管部門委托“信托業商業同業公會”辦理資格審定。反觀大陸目前信托從業人員的整體數量和質量,與現有的業務需求和人們的期望值之間形成了較大的反差,人員培訓、教育和儲備的任務還異常繁重。關于以客戶關系管理為基礎的信托經紀人營銷服務模式,上海愛建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李忠誠指出,建設信
托經紀人隊伍應注意三個問題:首先,制定獎勵明確的管理制度,完善培訓和考核等配套制度;其次,防止信托經紀人為了眼前利益而損害客戶利益,影響公司的形象和品牌;最后,提高服務的技術含量,以鞏固專業優勢。基于香港受托人行業的經驗,安東尼?郎提出了一些選擇受托人的技巧:第一,依據信托目的來選擇受托人;第二,多重目的信托可以由多類專業受托人來共同處理;第三,應區分信托的結構和預期,注重受托人的知識背景和業務經驗。
上述經驗對當前信托人才的培養與管理具有啟示意義,應認真地總結和汲取信托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相關經驗,為我所用。監管部門、信托機構、科研院所應該攜手培養信托人才,共同建立和完善我國信托人才的教育、考試、認證、培訓、選拔、管理等制度,夯實中國信托大廈的根基。
注:本文全文刊載于《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一期你好哦啊,更多相關資料請聯系QQ 1634189238
第二篇:中國信托專家30人論壇·2012
讓金融
家 看
得更遠
中國信托專家30人論壇(擬)
5月12日·北京
【論壇背景】
中國信托業近兩年獲得前所未有的長足發展,2011年資產規模達4.8萬億,成為不可小覷的金融新生力量。自“一法兩規”頒布以來,信托業逐漸走上規范、穩健、持續的發展之路,行業的新生,離不開信托監管機構的大力推動,也離不開所有信托人的努力和奉獻。展望未來,中國信托業的確是萬里長征才邁出第一步,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增長潛力。
2012年,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都將十分復雜和敏感,信托業經過前兩年的快速增長,也需要調整步伐和節奏,尤其在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大的情況下,如何有效控制風險,為下一步發展夯實基礎,顯得尤為迫切。從大的資產管理的角度,信托公司如何實現業務轉型,成為真正的資產管理中流砥柱,已成為信托公司急需解決的戰略問題。
應該說,中國信托業發展的制度環境尚不完善,信托業務監管和信托公司發展還有許多重大問題需要探討,因此,設立能促進信托業制度完善、監管提升、公司業務發展的非營利性學術組織,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
【論壇簡介】
中國信托30人論壇(以下簡稱論壇)是由信托業有識之士于2012年4月在北京共同發起組成,以《當代金融家》雜志為載體的學術群體。論壇聚集了具有國內一流學術水準、享有較高的社會聲譽、致力于中國信托理論和實務研究的一批著名信托專家和行業領軍人物。
論壇以公益性、學術性為原則,組織年會、舉辦信托制度及信托理論研討會、舉辦信托業務研討會及對外交流等學術研究活動。
【論壇宗旨】 為完善信托制度建言,為推動信托發展獻策。
【論壇理事會會】論壇理事會是論壇的核心,負責確立論壇宗旨,決定學術研究重點,對論壇的工作規劃進行指導和監督。
【擬邀論壇總顧問】江平
劉鴻儒
【擬邀嘉賓】蔡鍔生
柯卡生
【擬邀論壇成員】
吳曉靈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
夏
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
讓金融
家 看
得更遠
李
鋼
國辦秘書二局 何寶玉
全國人大法工委 王利華
財政部金融司 劉建鈞
發改委金融司 邊志良
人民銀行條法司
王麗娟
中國信托業協會專職副會長 李招軍
銀監會河北局副局長 陸澤峰
證監會 楊華柏
保監會
蒲
堅
中信信托董事長 鄧紅國
中誠信托董事長 呂益民
國投信托總經理 姚江濤
中航信托董事長 朱立教
蘇州信托董事長 華偉榮
無錫信托董事長 潘衛東
上海信托董事長 孟
陽
深國投信托總經理 宋成立
平安信托總經理 崔進才
長安信托總經理
周小明
中國人民大學信托研究所所長 張軍建
中南財大
劉少軍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 秘書長:李哲平
《當代金融家》雜志主編
【論壇年會】
中國信托年會,是論壇每年一屆舉行的重要會議,是信托行業的具有“風向標性質”的會議。參加年會的除論壇全體成員外,信托業務相關的政府機構、信托公司監管部門、信托公司、金融研究及學術機構、從事信托業務的其他類金融機構、企業、專家和主流媒體也應邀出席年會。年會由論壇理事會會確定主題,與會專家學者發表專題演講,并圍繞主題展開自由討論和交流。年會還對論壇工作進行總結,確定下一的工作內容。
時間:每年的12月-1月份的某一個周末
地點:可以選擇不同的省市舉辦,結合當地政府和信托業發展情況
媒體:《當代金融家》將全程、大篇幅報道本次年會的總結與展望,經驗與思考。
論壇內部研討會
年中內部研討會:每年7月舉辦 季度研討會: 每年4月/9月舉辦
讓金融
家 看
得更遠
內部研討會,是論壇的一項重要工作,每年舉辦3—4次,會議主題由來自信托機構的論壇成員提出建議,論壇理事會審議確定。論壇內部研討會僅限論壇成員和特邀專家參加。將針對信托公司具體業務問題展開討論,加強論壇成員之間的經驗交流,服務于成員單位的產品創新、業務開拓、渠道建設和風險控制等。內部研討會是閉門會議,部分成果經編輯可在《當代金融家》雜志發表,以擴大業界影響力。
時間:3月、7月、9月 地點:
合作與交流
將借助《當代金融家》平臺優勢,和其他專業論壇和組織建立長期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加強論壇成員單位和政府部門、其他金融機構及企業的聯系,擴大視野,推進業務合作。
《當代金融家》信托欄目
欄目定位:既有制度探討和理論研究的深度,又有關注業界發展、報道主流信托機構及優秀信托領軍人物的鮮活;既是業界交流的思想平臺,也是向全社會介紹信托、推廣信托的窗口。
策劃重點:
1)專題報道:每年推出一個信托業封面報道,40個頁碼,對信托業的焦點問題進行深度挖掘。
2)實務報道:以論壇贊助單位為主,正面報道信托公司業務發展主流,對行業發展持肯定態度,希望在信托公司戰略轉型、管理優化、業務創新、風險控制、內控建設等方面,樹立行業典型,引領積極向上的信托文化。3)理論研究:任何實踐都離不開理論的指導。邀請對信托有深入持續研究的行業頂尖專家擔任專欄作家,撰寫文章,向深度挖掘,提升欄目的影響力,為讀者提供深度閱讀和思想滋養。
第三篇:第五屆中國企業文化國際論壇
第五屆中國企業文化國際論壇執行方案(6月9日修改版)
<擬>
一、論壇背景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后,傳統的出口導向和粗放型發展的經濟模式已經走到盡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全國經濟工作中心。與此同時,轉型與變革也成為剛走出金融危機陰霾的全球經濟的主題詞。
在轉型與變革的大潮下,企業與雇員、企業與股東、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企業與政府、企業與環境,所有的企業關系面臨重新定義;合作與競爭、價值與責任,一切的商業邏輯也須重新詮釋。
中國企業文化國際論壇,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同志發起,業已成功舉辦了四屆,旨在搭建中外企業文化交流的平臺。第五屆“中國企業文化國際論壇”,以“戰略轉型期的企業變革與文化創新”為主題,聚集商業領袖、專家學者以及各界精英,從企業文化的視角,探討中國企業發展模式的變革與創新。
二、主辦單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中共廣東省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
三、論壇主題
戰略轉型期的企業變革與文化創新
四、核心議題
1、全球經濟秩序重建中的新價值觀;
2、低碳經濟與企業社會責任;
3、從國際經驗看企業文化演變創新;
4、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企業文化創新。
議程
6月23日
07:30—08:45自助早餐
(地點:珠江賓館一樓龍鳳宮)
一、09:00—12:00論壇開幕式及論壇主題演講
(主持人: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蔣斌地點:珠江賓館會議中心禮堂)
(一)09:00—09:30論壇開幕式
1、主持人宣布論壇開幕,介紹與會領導和嘉賓,宣讀李鐵映賀信;
2、廣東省領導致辭;
3、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同志致辭。
(二)09:30—12:00主題演講
【9:30-10:00 】
1、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后危機時期經濟形勢與企業應對;
【10:00-10:40】
2、美國蘭德公司經濟學家柯睿:中國有效參與全球新興經濟的機遇;
【10:40-11:20】
3、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貿易保護主義與外向型企業戰略調整;
【11:20-12:00 】
4、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戰略轉型期的企業變革與文化創新
Student Presentation:
Student A: Introduce 美國蘭德公司(RAND)in English
Student B: Introduce Tianjin Binhai New Area(TBNA, 天津濱海新城)and Tianj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TEDA,天津經濟發展區)in Chinese
第四篇:2012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
2012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
2011年,在國際經濟形勢日益復雜多變的趨勢下,中國城鎮化率突破50%,發展成果舉世矚目。然而,城鎮化背后隱藏的問題正在顯現。未來,中國將如何培育與發展中小城市、破解農民工融入城市難題、實現城鎮可持續性發展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
“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最核心、最緊要的是按照‘十二五’規劃綱要所提出的,要著力完善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系,通過新的制度設計,恢復農村生產要素、資源參與市場平等交換的權利。”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指出。關注社會可持續發展是次論壇主要圍繞“城鎮化與可持續發展”、“農民工社會融入”、“城市發展與城市規劃”、“綠色城市發展”等重點、熱點問題展開了多視角、深層次的探討。
在“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方面,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指出,戶籍制度從簡單的二元化的城市關系演變成多元化被行政區域分割的公共服務體制,已成為解決當前農民工融入社會的最大難題。他認為,首先要厘清改革方向,然后從戶籍管理制度、中央財政體制、城市行政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綜合配套改革,才能實質性推動農民工融入社會。
在“城市規劃”問題方面,原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局長、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詢委員會主席劉太格指出,中國大中城市的城市規劃缺乏因地制宜的定位精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浪費。以上海為例,上海市目前城鎮人口已達戶籍人口的85%以上,但這種“高城市化率”卻帶來了新矛盾,如土地資源稀缺、利用率低,相比不斷增長的需求和日益嚴峻的能源壓力,與常住人口高速增長相對的城市運行與公共服務壓力等問題。
而這些問題已在中國大多數城市顯現。
完善城鄉平等要素交換
在城鎮化發展方面,彭森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城鎮常住人口增加了5億多人,去年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50%,這確實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但總的來看,中國城鎮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相比,仍明顯滯后,不僅結構上低于多數處于同等發展階段國家,同時城鎮化的質量也亟待提高。
因此,下一步,推進城鎮化要實現三個目標:首先是要城鄉規劃發展要求一體化;其次是實現城鄉之間的要素流通一體化;再次是實現城鄉之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其中要著力完善城鄉平等要素交換關系,推進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以及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務改革。
長期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之所以難以破解,關鍵在于城鄉的要素交換關系不平等。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城鄉要素流通的規模迅速擴大,城鄉之間要素交換不平等、流向不平衡的問題有所加劇。因此,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最核心、最緊要的是按照“十二五”規劃綱要所提出的,要著力完善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系,要通過新的制度設計,恢復農村生產要素和資源參與市場平等交換的權利。
而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建立起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系,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推進征地制度的改革。現實的征地制度是歷史的產物,盡管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過程當中也發揮了作用,但也帶來了人口城鎮化明顯滯后于土地城鎮化的矛盾,以及對農民土地財產權保護不夠和建設用地粗放的問題。
彭森指出,應該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來降低工業化、城鎮化的成本,必須以保護農民利益和集約節約用地為原則,加快修改相關的法律法規,積極推進集體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同時,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還要著眼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積極穩妥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在“十二五”時期,特大城市、大城市要根據實際鼓勵具有穩定收入,并在城市居住了一定年限的城市轉移人口給予優先落戶。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放寬戶籍的限制,降低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就業和定居的門檻,農業轉移人口轉化為城鎮居民,表面上是戶籍問題,本質上還是要改革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各項保障、各項社會福利制度。核心是讓進城的農民和農民工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基本公共服務。
此外,還要深化財稅、金融、投資、社會管理、行政體制等改革,不斷地探索適應并促進中國特色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機制。
鏈接:發言摘錄(來自: @城市中國網 @馮奎)
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發言:
1、現在城市是快速機械式膨脹。
2、城市規劃必須對土地有感情,才不會摧殘美麗的土地。
3、規劃是種價值觀,是種藝術。
全國人大常委、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所長蔡眆發言:
1、中國人口紅利消失點在2013年,劉易斯轉折點是2004,區間只有9年,而韓國有40年,中國未富先老。
2、中國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是9000美元,也進入減速區間。
3、必須提高人力資本含量,為此必須解決教育公平化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發言:
1、目前新農民工85%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
2、即使沒有戶籍改革,這些新農民工也會留在城市。
3、工人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農民工融入社會是農民工融入問題的關鍵。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黃守宏發言:
重點就最近的戶籍改革沒有放開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做解釋。他認為:
1、目前中國重點需要發展中小城市。
2、特大城市已到承載極限。
3、特大城市原住民與新市民存在利益博弈。
4、未來戶籍價值會越來越低。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發言:
土地城鎮化是人口城鎮化1.85倍。且其中2億無戶籍人口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用地。1,要增加城鎮人口特別是定居人口。2,對城市土地用地極限進行管控。3,對三橫2縱,22個城市群施行差異化政策。4,開展增減掛鉤,防止人地分離。5,建立集約用地評價機制。
中央農村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主題發言:
1、目前中國城鎮化如果按照戶籍城鎮化口徑來計算,那么會下降1/3。
2、黑龍江是中國糧食第一大省,但去年中國糧食進口已經達到1200億斤以上,超過黑龍江產量的1140億斤。
3、城鄉統籌應該是城市支持農村,而非城市再占農村便宜。城鎮化率過半,是里程碑。但快速能否持續?過去是低成本強行推進,多方面欠帳,遲早要還。以往集約性不夠,國際比較差距大。資源要素的承載能力不可持續。
中國如此快的城鎮化率,是建立在幾個低成本的因素上,包括土地的低成本、勞動力的低成本、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欠賬、相當一部分人員的社會保障殘缺不全,以及公共服務能力明顯低于城市擴張速度等。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主題發言:
1、日本和中國工業總產值差不多,但日本只用了1600平方公里,而中國用了5萬平方公里。
2、工業用地太便宜是原因之一,工業用地只有住宅用地價格的14%左右。楊偉民指出,我國人多地少,山地多平地少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更加集約和高效地利用城鎮土地,要控制開發強度。我國城鎮化用地的空間結構也不合理,主要特征是分散的縣和鄉鎮工業開發區過多。必須控制開發強度,全國3.6%的開發強度已經不低。要調整空間結構。工業用地偏多。分散的工業園區太多。要構建兩橫三縱戰略格局。
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楊雄發言:
1、上海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已經到85%。
2、上海土地資源緊缺。
3、上海同等面積土地產出只有紐約的1/29,香港的1/14,集約化用地水平需要提高。
4、上海目前是先富先老。上海60歲以上人口已經高達30%以上。
5、有學者認為上海人口承載極限是2500萬。
鏈接:城鎮化發展風向逆轉?
“土地城鎮化的速度已遠遠超過了人口城鎮化的速度。”3月25日,就職一個多月的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即指出,要高度警惕城市發展中土地城鎮化過快的現象,而控制城鎮用地規模是解決辦法之一。
代表著全國土地指標的掌管者,胡存智此番表態是否暗示著國土部在土地供應上的新風向?而僅僅9個月前,時任國土部總規劃師的胡存智還表示不能減緩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這180度的逆轉是自相矛盾還是另有釋義?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并不認可胡存智前后表述的矛盾性,“這個放緩城鎮化并不是放緩真正城鎮化的速度,而是指減少城鎮化土地供應。雖然現在減少城鎮化用地會有推動房價的可能,但更多是從保護耕地的角度出發。”一位國土部政策法規司人士告訴本報記者,胡存智接替贠小蘇出任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即是出于保耕地這一目標,“這也是國土部當前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楊保軍同時指出,減少土地供應,并不會影響城鎮化進程。“土地城鎮化只是城鎮化的一個方面,還有人口城鎮化、生活方式城鎮化等,許多合并后的城鎮只徒有其名,而沒有讓人民享有城鎮的實際福利。”楊保軍認為,只要各地方政府還在追求GDP和城鎮化率,城鎮化發展速度就不會減慢。
鏈接:土地城鎮化過快危及國民福利
從我國城市發展20年的數據來看,城市建成區快速增長,但城鎮集聚的人口明顯滯后,造成了城鎮過度擴張、土地城鎮化速度過快,城鎮用地增長的彈性系數大大超過了合理預值。
土地城鎮化速度過快,既有可能顯性或隱性,也有可能主動或被動侵蝕18億畝耕地紅線,觸及中國糧食安全底線,同時也有可能因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造成城市土地供應因寅吃卯糧而逼近土地供應底線,導致未來年代土地限供或斷供,惡性推高地價,繼而惡性推高房價,使房地產業的發展不可持續,使中國未來的城鎮化戰略推進不可持續。從而危及國民的基本福利:食和住。
因此,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今年3月25日在上海指出:要高度警惕城市發展中土地城鎮化過快的現象。他認為土地城鎮化速度和人口城鎮化速度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比值,這個比值要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約在1∶1.12之間的預值范圍。
土地資源極度短缺與浪費,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在中國同時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土地資源浪費進一步凸顯了中國的土地資源約束,土地城鎮化過快過度消耗水資源與耕地資源,嚴重惡化了糧食生產的自然資源保障。
數據顯示,2010年底,中國人均耕地不足0.1公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
2、發達國家的1/4。但中國卻存在非常普遍的各種浪費土地的現象。2008年全國城鎮工礦建設用地達1.231億畝,工業用地開發強度明顯偏低,容積率一般只有0.3~0.6。我國大中城市人均綜合用地已超過120平方米,對照國際上的大都市,東京人均綜合用地僅78平方米,香港才37平方米。
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大中城市的人均綜合占地,包括道路、廣場、工廠在內,大概在70~80平方米,重慶、上海等大城市只有60多平方米,而目前我國大中城市人均綜合占地一下子擴展到120平方米以上。很多城市出現了大馬路、大廣場、大草坪、大立交。中部地區一個人口僅21萬的國家級貧困縣在2010年年中確定的城市發展思路中,提出縣城新區框架卻要擴張至32平方公里。
相對于土地的大量被城鎮化,我國的人口城鎮化速度和產業增長并沒有相應提高,不少農村集鎮由于村鎮規劃嚴重滯后等原因,新建住宅大部分集中在村莊外圍,而村莊內卻存在大量的空閑宅基地和閑置土地,形成大量的“空心鎮、空心村”。農村集鎮土地浪費同樣嚴重。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的專家在湖北、山西、廣東、河南、寧夏等地的30多個行政村進行了調查,他們以大范圍村莊調查數據為基礎進行估算表明,我國村鎮空置面積超過1億畝,相當于全國耕地總量的1/18。
我國這二十幾年的經濟增長過程實質上是土地快速城鎮化過程,伴隨城鎮化高速發展的房地產業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支柱,但其背后必然是以農業土地資源大量消耗為代價的。本來這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由路徑,但因為伴隨這個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土地價格的極度低廉,人為推升了圈地的沖動,助長了土地浪費、非集約化開發的模式。
城鎮化的表象是城區面積的擴大,但其實質是有效城鎮化的人口同步向城市聚集和遷徙。同時還表現在城市自身的建設和城市綜合承載能力的提高,而這些要容納大規模資本投入、形成集約化生產條件和提供大量人口集中生活所必須的基礎設施、交通條件、住房容量、公共建筑都需要一個較長的建設周期。
因土地快速城鎮化,城鎮化建設缺乏長遠規劃和積淀,土地開發低效,加上被城鎮化人口有效積累不足,不但造成了目前的城鎮人均住房面積指標和城鎮住房困難群體的比重明顯不相稱,很多住房資源又被閑置,同時又會為未來城市短期內再次大規模拆、改、擴、建埋下引線,造成新一輪的資源浪費。這些都會嚴重損害國民的福利。
雖然土地快速城鎮化在危及國民福利,但城鎮化之路還是要走的,因此探索城鎮化健康發展之路猶未為晚。國土建設部門已經意識到了這點,提出要加快人口集聚,加強控制城鎮用地規模的過快擴張。如通過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制定用地的極限,來促進大中小城市的協調發展;通過設立城市的發展邊界和有條件的建設區,以優化城市布局;通過約束城鄉建設用地的總量來開展增減掛鉤,防止人地進一步的分離,從而化解土地快速城鎮化所造成的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商業利益與公共利益、城市利益與農村利益的不斷升級的矛盾和沖突。
土地的城鎮化,像一面鏡子,既照見房地產業的發展,也照見國民基本福利的未來。
在中國這場持久并影響深遠的農村土地城鎮化運動中,我們希望“成歸城,富歸土!”
第五篇:北京國際信托有限公司
北京國際信托有限公司
北京國際信托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從事金融信托業務的大型非銀行金融機構,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首批成立的信托公司之一,是新中國金融信托業從起步到規范發展的重要歷史見證人和實踐者。2000年3月增資改制成為國內多家知名企業參股的有限公司,2002年3月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重新登記,2007年實施公司股權重組,引進了境外戰略投資人。同時,按照信托新規的要求,經中國銀監會批準換發了新的《金融許可證》。公司注冊資本金14億元人民幣。北京信托始終恪守“謹慎、誠信、盡職、創新”的理念,堅持防范風險、合規經營、持續創新、穩健發展的方針。在現代企業制度基礎上建立了日臻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公司擁有高素質、專業化的業務管理團隊;具備雄厚的產品研發、創新實力并已形成卓越品牌;建立了涵蓋各類業務操作流程、內控制度在內的較為完備的風險管理體系。在信托業內,公司以自身雄厚的綜合實力位居前列,為投資人創造了安全、穩定的財產增值收益,成為廣大投資人(委托人)值得信賴的金融機構。公司為中國信托業協會會員、理事單位。
2002年3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北京信托重新登記,公司獲得了新型信托市場的準入資格。在《信托法》的規范指引下,公司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原有信托業務的清理,及時調整經營策略,迅速開展了以“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為職能,以資產管理為特征的新型信托業務。2002年9月,北京信托面向社會成功推出首個新型信托產品-北京朝陽商務中心區CBD 信托計劃,其標志著以新型信托業務為核心的業務創新工作在北京信托全面展開。在隨后的幾年內,公司信托核心業務不斷創新并加速拓展,截至2008年末,公司受托管理的信托財產余額為621億元,是新型信托業務起步初期受托管理信托財產余額的30倍。自2002年開展新型信托業務以來,公司管理信托財產規模累計達2000億元,累計開發信托項目829個,到期的569個信托項目全部安全結束,累計分配信托收益63億元。與此相適應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逐步完善,經過2007年公司新的戰略重組,使得公司股權結構不斷優化,以合規和風險控制為核心的內控體系不斷健全。北京信托已經成為一家資產質量高、流動性良好、抗風險能力強,以追求并實現投資人、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擁有眾多高端優質客戶資源的金融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