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主流媒體涉日報道的分析

對主流媒體涉日報道的分析

[摘要]通過對2010―2014年《人民日報》的涉日報道進行統計并定量分析，發現：（1）整體上講，日本的曝光率低于美國，高于俄、英、法等國家；政治類報道最多，歷史類報道次之，文化類報道最少；以負面報道為主，以中性報道為輔；短篇、中篇報道以中性傾向的居多，長篇報道以負面傾向的居多。（2）《人民日報》傾向于選擇較為嚴肅的話題，從政治、歷史和中日關系方面來塑造日本國家形象。（3）在日本“購島”前后，《人民日報》的對日報道正面的數量顯著減少，歷史問題與長篇報道的數量顯著增加，《人民日報》的這種鮮明立場與態度代表了中國主流媒體對此事件的反應。

[關鍵詞]主流媒體；人民日報；涉日報道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15

基于地緣政治學觀點，日本因素是我國在處理東亞國際關系和自身核心利益中的最重要一環。然而，圍繞釣魚島問題，近兩三年來，中日關系逐漸陷入僵局，特別是2012年9月11日日本內閣決定“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三個島嶼將其“國有化”一事，幾乎將中日關系推向了無法扭轉的局面。在日本《讀賣新聞》所做的“2012年民眾認為最有影響的十大新聞”調查中，“購買釣魚島使日中關系惡化”高居第五位（居前四位的分別是諾貝爾醫學獎、新東京鐵塔、倫敦奧運會、日本大選），是唯一一則涉及國際關系的新聞。從1978年開始，日本內閣每年都會對日本國民進行關于外交的輿論調查，其中之一就是對中國印象的輿論調查。2013年11月25日，日本內閣總理府發布的“2013年外交政策民眾輿情調查”顯示，日本民眾認為日中關系處于良好狀態的僅為3.6%，達到歷史最低點。[1]中日兩國政治上互不退讓的立場與態度，使兩國民眾間的對立情緒愈發升溫，在國家利益遭遇空前沖撞之時，主流媒體該如何以專業的見識與能力，以主流輿論引導民眾，促進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呢？這一問題對中日兩國媒體與兩國國家形象的塑造都很重要。在日本主流輿論與中日關系影響方面，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媒介對國家形象塑造的作用與意義。李雙龍等[2]指出，中日雙方在相互理解和形象塑造上造成的偏差出自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相互利益等多種因素，媒體也在其中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日本媒體在新聞報道中通過中國元素持續強化日本國民的危機意識和大和民族命運共同體的身份認同，推動全社會高度關注國家發展戰略議題，從而確保輿情沿著其預設的軌道深入發展[3]，而我國主流媒體的涉日報道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擬以2010―2014年《人民日報》的涉日報道為對象進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建構敏感國際關系背景下中國主流媒體對日本國家形象塑造的整體框架。

一、研究方法

1.報紙選取

《人民日報》創刊于1948年6月15日，是我國發行量最大的中央級全國性綜合類日報，2013年的日發行量超過300萬份。[4]作為中國具有影響力的主流媒體之一，《人民日報》的特殊地位及其影響力決定了其在呈現日本國家形象及引導受眾對日本認知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時間段選取

為了既能夠全面呈現近5年來《人民日報》所塑造的日本國家形象，又能夠反映日本購島事件前后中國主流媒體在報道中日關系方面所發生的變化，本研究的時間段選取為2010年1月1日～2014年10月31日。

3.抽樣方法

所采取的抽樣方法是：首先從每年12個月（2014年為10個月）中隨機抽取3個月，在3個月中抽取1個隨機點，從8天中抽取1天，每年形成3個構造周，然后采用人工翻閱的方式進行數據記錄與統計，篩掉與日本報道主題相關性低的文章，最后確定以日本為主要報道主題的文章為144篇。

4.類目建構

我們把所抽取到的樣本分為三大類目，即報道主題、報道傾向和文章篇幅。

（1）報道主題：鑒于中日之間的特殊關系背景，將《人民日報》中有關日本的新聞報道，根據其主要內容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歷史和軍事六個主題。其中，政治類報道包括對有關日本國家領導人的相關活動、日本國家政策、日本對外關系及中日兩國的外交活動等方面的報道；經濟類報道包括對日本國內經濟及其在國際經濟發展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中所呈現的經濟狀況的報道；文化類報道包括對日本的旅游氣象、教育文化、科技醫療、日本或中日間的體育賽事等方面的報道；社會類報道包括對日本社會的自然環境、社會問題、社會事件及中日之間的社會活動等方面的報道；歷史類報道包括對有關日本的歷史、中日之間在歷史問題上的紛爭等方面的報道；軍事類報道包括對日本國家的軍事調動、國防政策及中日間相關軍事活動等方面的報道。

（2）報道傾向：根據新聞報道的用詞和內容，我們將《人民日報》中有關日本的新聞報道從報道傾向上區分為正面報道、中性報道、負面報道三種。贊揚日本政府有關政策和做法的報道屬于正面報道；批評日本政府或有可能對日本形象引起不利聯想的報道，歸入負面報道的范疇；其他客觀且不帶任何褒貶色彩的陳述事實類新聞均被列入中性報道。

（3）文章篇幅：將文章篇幅按字數的多少分為短篇、中篇和長篇，其中300字以下的為短篇，300～1000字的為中篇，1000字以上的為長篇。

5.信度測試

從確定的144篇新聞報道中，隨機選取40篇，請兩名編碼員分別進行編碼和試分析，編碼員之間的信度為0.9。

二、研究結果

通過對人民日報圖文版數據庫中2010―2014年《人民日報》有關日本報道的統計整理，再進行定量分析，得出如下結果。

1.《人民日報》對日本報道的分類統計

（1）對日本的報道次數低于美國，高于俄、英、法等國。主流媒體對某個國家相關報道的次數說明了該國因素的重要性。2010―2014年《人民日報》對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和俄國5個國家的報道次數分別為1 415次、5 519次、594次、439次和939次。由此可見，2010―2014年《人民日報》對日本的報道次數明顯低于對美國的報道，但明顯高于對俄羅斯、英國、法國的報道。美國的綜合國力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決定了世界各國媒體都會對其保持高度關注，因此美國在中國主流媒體上曝光率高是順理成章的。而相對于俄羅斯、英國、法國等國而言，《人民日報》涉日報道的高頻次反映了日本在現代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中占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2）政治類報道最多，歷史類報道次之，文化類報道最少。在所抽取的2010―2014年樣本中，《人民日報》的涉日報道主題歸類統計見表1。由表1可知，近5年間《人民日報》以日本為主要報道內容的文章中，政治類報道最多，占總數的34.7%；其次是歷史類報道，占27.1%；而文化類報道最少，僅占4.9%。

（3）以負面報道為主，以中性報道為輔。2010―2014年，《人民日報》對日本的報道以負面報道為主，占44.4%；以中性報道為輔，占368%。相對而言，對日本的正面報道較少，只占到樣本總數的18.8%。

（4）短篇、中篇報道以中性傾向的居多，長篇報道以負面傾向的居多。我們將報道篇幅與報道主題、報道傾向進行交互分析，結果顯示報道篇幅與報道傾向是有聯系的（見表2），這說明不同報道篇幅的文章在報道傾向上存在顯著性差異，短篇、中篇報道以中性傾向的居多，長篇報道以負面傾向的居多。

2.《人民日報》呈現日本國家形象的框架分析

從報道主題來看，《人民日報》是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歷史六大方面來呈現日本國家形象的。

（1）通過政治類報道呈現日本的政治形象。在所抽取的研究樣本中，政治類報道共50篇，其中正面報道7篇，中性報道14篇，負面報道29篇。在正面報道方面，《人民日報》主要報道了中日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會晤，以及雙方領導人接見民間友好團體等內容，如《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進一步向前發展》（2010年5月29日）、《李源潮會見日本青年領導訪華團》（2011年9月23日）、《習近平會見日本眾議院議長》（2012年5月4日）、《唐家璇為日本眾議院議長舉辦歡迎早餐會》（2012年5月4日）等。《人民日報》涉日新聞的負面報道則集中在對日本政府的丑聞、不當言論，以及安倍政府諸多破壞鄰國關系的挑釁行為的報道上，如《日本政治右傾化是亞洲的威脅》（2013年11月22日）、《國際社會抨擊安倍新年講話》（2014年1月2日）、“日方必須對嚴重政治后果承擔全部責任》（2013年12月29日）等。中性報道多是消息類的新聞，主要涉及日本與其他國家間的外交活動。

總體而言，2010―2014年《人民日報》關于日本的政治類報道向民眾呈現出日本是一個負面的政治形象：對內，領導人更換頻繁，民眾不滿政府的右傾做法；對外，與鄰國關系緊張，國際言論多是對日的批評之聲。

（2）通過經濟類報道反映日本的經濟狀況。在所抽取的樣本中，經濟類的報道較少，僅有10篇。報道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希臘債務危機對亞洲及日本的影響、日本外匯儲備、日元升值壓力、日本中小企業發展等領域。整體報道傾向為中性偏負面，反映了日本經濟不容樂觀但又有所復蘇的跡象。

（3）通過社會類報道呈現日本的社會狀況。在所抽取的樣本中，關于日本社會類的報道有26篇，大致涉及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的自然環境、社會問題三方面。其中，關于中日民間友好往來的報道有7篇，表現了中日人民之間的友好交流與互相幫助；關于日本自然環境的報道有16篇，主要報道了日本地震、海嘯，以及福島核電站的問題；關于社會問題方面的報道有3篇，分別關注了日本食品藏針事件、企業丑聞和疾病傳染的問題。整體來看，《人民日報》報道了日本抗擊自然災害與應對后續問題方面的內容，在報道立場上沒有明顯的傾向性，較為客觀。

（4）通過文化類報道呈現日本的文化狀況。在所抽取的樣本中，關于日本的文化類報道只有7篇，主要關注了中日間的體育賽事、日本的科技發展等。關于日本科技發展的報道均持客觀、坦誠的態度，介紹了日本在航空、新能源及其他高科技等領域所取得的成果，如《日本‘曉’號探測器啟程赴金星》（2010年5月2日），呈現出日本科技強國的國家形象。但從整體的報道比例來看，《人民日報》對日本的文化類報道相對于其他議題來說較少。

（5）通過軍事類報道呈現日本的軍事形象。在所抽取的樣本中，軍事類報道共12篇，相對于政治類、歷史類和社會類報道較少，相對于文化類和經濟類報道多些，在6個報道主題中處于中等偏下的位置。這類報道內容多關注相對負面的內容，如《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2010年10月11日）、《日本仍存核余悸》（2011年11月3日）等，呈現出日本在軍事上激進、右翼勢力抬頭的形象。

（6）通過歷史類報道反映日本的歷史形象。2010―2014年《人民日報》所涉及的有關日本的歷史類報道有39篇，共分為四大議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23篇），歪曲歷史、篡改教科書、美化侵略歷史問題（10篇），釣魚島問題（3篇），慰安婦問題（3篇）。在有關中日歷史遺留問題上，《人民日報》對具體事件的呈現和評論體現出一定的深度與力度。比如，《人民日報》對日本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事件的報道數量最多，達到23篇，稱其是“恃強耍橫，公然挑釁”[5]，并援引中國駐英國大使隨筆“如果把軍國主義比作日本的伏地魔，靖國神社無疑是藏匿這個國家靈魂最黑暗部分的魂器”[6]，痛斥了日本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錯誤行徑。在所抽取的樣本中，對于日本篡改教科書、歪曲歷史、美化戰爭言論的相關報道共有10篇，并進行了嚴厲批駁，如“南京大屠殺和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犯下的嚴重反人道罪行，鐵證如山”[7]。《人民日報》有關釣魚島問題、慰安婦問題的報道共6篇，主要報道釣魚島的領土主權問題，批評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的低調態度等。

3.日本“購島”前后《人民日報》對日報道情況比較

2012年9月11日，日本內閣決定“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3個島嶼，并將其“國有化”，至此中日關系跌入低谷。在所抽取的樣本中，在日本決定“購島”前（2012年9月11日前），《人民日報》以日本為主要報道內容的文章為63篇，在日本決定“購島”后（2012年9月11日后），這類文章為81篇。除了在報道數量上有變化以外，在報道主題、傾向和篇幅方面也都有所變化。

（1）報道主題方面：將日本“購島”前后《人民日報》關于日本議題的報道主題進行T檢驗，結果見表3。由表3可知，《人民日報》對日的文化類、軍事類報道在日本“購島”前后無顯著性變化，歷史類報道在日本“購島”后呈顯著性增加，政治類報道在日本“購島”后也有所增加；社會類、經濟類報道在日本“購島”后顯著性減少。

（2）報道傾向方面：將日本“購島”前后《人民日報》關于日本議題的報道傾向進行T檢驗，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在日本“購島”前后《人民日報》對日本議題的中性報道無顯著性變化，正面報道顯著減少，負面報道顯著增加。

（3）文章篇幅方面：將日本“購島”前后《人民日報》關于日本議題的報道篇幅進行T檢驗，結果見表5。由表5可知，在日本“購島”前后《人民日報》對日本議題的長篇報道呈顯著增加之勢，短篇、中篇報道無顯著性變化。

三、結論

通過以上統計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一是日本的曝光率低于美國，高于俄、英、法等國家；政治類報道最多，歷史類報道次之，文化類報道最少；以負面報道為主，以中性報道為輔；短篇、中篇報道以中性傾向的居多，長篇報道以負面傾向的居多。

二是《人民日報》傾向于選擇較為嚴肅的話題，從政治、歷史和中日關系方面來塑造日本國家形象。

三是在日本“購島”前后，《人民日報》關于日本議題的報道在主題、傾向、文章篇幅三方面均發生了一些變化：正面報道的數量顯著減少，歷史問題與長篇報道的數量顯著增加，《人民日報》的這種鮮明立場與態度代表了中國主流媒體對此事件的反應。

[參考文獻]

[1]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廣報室.內閣府輿論調查報告書―外交輿論調查[EB/OL].（2013-10-10）[2014-02-15].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5/h25-gaiko/index.html.[2]李雙龍，張國良.傳播報道與中日相互形象的形成[J].新聞記者，2002（12）：50.[3]林曉光.日本對華戰略文化形成的社會輿論機制――“普通國家”的身份建構與媒體的“共識動員”[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2）：17.[4]人民網.2013年本報發行量超過300萬份[EB/OL].（2013-01-01）[2014-02-1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01/c1026-20068402.html.[5]劉江國.嚴防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N].人民日報，2013-12-05（04）.[6]劉曉明.日本軍國主義就是伏地魔[N].人民日報，2014-02-18（10）.[7]劉軍國.對日本修訂教科書審訂標準“嚴重關切”[N].人民日報，2013-12-03（13）.

第二篇：美、英、澳3家主流媒體奧運報道分析

美、英、澳3家主流媒體奧運報道分析

摘要：關鍵詞： 主流媒體 北京奧運會 報道主題 [摘要]： 本文通過分析2008年8月4日－8月13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后10天）的時間段內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泰晤士報》以及澳大利亞的《悉尼先驅晨報》網絡版的北京奧運會相關報道，考察西方主流媒體對北京奧運

關鍵詞： 主流媒體 北京奧運會 報道主題 [摘要]：

本文通過分析2008年8月4日－8月13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后10天）的時間段內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泰晤士報》以及澳大利亞的《悉尼先驅晨報》網絡版的北京奧運會相關報道，考察西方主流媒體對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主題、特色和技巧。

北京奧運會是舉世矚目的體育盛事，也是13億中國人民的百年夢想。一方面，中國希望借奧運的平臺向世界展示其和平崛起的大國形象；另一方面，世界也希望乘奧運的東風進一步走近這個古老而神秘的東方大國，對這一正在日益現代化的東方大國多幾分了解。因此，北京奧運會以其特殊的意義吸引了各國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充分報道。為了了解國際著名媒體眼中的北京奧運會“故事”，并從中借鑒傳播技巧，筆者將在本文中探討分析美、英、澳的3家著名報紙的網絡版2008年8月4日－13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后10天）的時間段中的北京奧運會相關報道。選擇以這3家報紙（網絡版）為考察對象的理由如下：

《泰晤士報》是英國影響最大的報紙，并且聞名于世，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力。《紐約時報》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日報，并且以“檔案記錄報紙”著稱，聲名遠揚，在國際上也很有影響力。這兩家報紙分別作為歐美影響力最大的報紙，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引領著西方世界報刊傳媒對現實的呈現、構建。而《悉尼先驅晨報》則是澳大利亞歷史最為悠久的報紙，也是該國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在西方社會中，澳大利亞這一大洋洲的英語國家從發達程度上來說與美英相比有差距。將之包括進本文的研究實例中有助于提高本文考察對象在地域分布和發達程度分布上在西方的代表性。至于以網絡版為考察對象，則是為了方便資料收集。

一、研究時間段中3家美、英、澳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量

通過對研究時間段中被選定的3家美、英、澳主流媒體網絡版的內容進行考察，筆者發現它們都發表了大量圍繞北京奧運會的文章，顯示出其對這一由中國舉辦的世界體育盛會的高度關注。（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網絡版上可以不斷增添上最新內容，在操作上筆者只能依據其在上網考察、下載時見到的文章進行討論。）

《紐約時報》網絡版圍繞2008年北京奧運會進行了廣泛、大量、密集的報道。8月4日，該報出版了長達12頁的奧運會專版，刊登了多篇介紹北京奧運會的長文，并配以大量彩色照片。從8月4日到13日，從下載的文章量來看，每天有10來篇，或者超過這一數字。《泰晤士報》網絡版上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量雖然不及《紐約時報》，但從下載的文章看也有80多篇，與同期其他主題的文章數量相比，也已占據明顯優勢，凸現出了其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度之高。《悉尼先驅晨報》網絡版對北京奧運會的報道盡管從文章篇幅看比不上美、英的兩家媒體，但在數量上卻遠遠超出了上述美、英兩家媒體：多達200多篇。

這些無不說明西方媒體對北京奧運會給予了高度的關注，而這些關注可以說一來緣起于奧運會本身，二來也反映出其對我國作為本屆奧運會東道主國家的關注度。眾所周知，四年一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是世界上最重大的體育賽事，也是參與國家最多的體育盛會。其和平、友誼、進步的宗旨，更快、更高、更強的箴言，“使體育運動為人的和諧發展服務，以促進建立一個維護人的尊嚴的、和平的社會”的目標，“謀求把體育運動與文化和教育融合起來，創造一種以在努力中求歡樂、發揮良好榜樣的教育價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則為基礎的生活方式”[1]的精神，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公眾，歷屆現代奧運會因而成為媒體競相報道的焦點。而作為2008年奧運會東道國的中國不僅有著古老的文明、悠久的歷史，而且更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煥發出新的驚人活力，其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發展和進步令世界刮目。中國，以其和平崛起的發展中大國形象已經在世界上引起矚目。盡管伴隨著這種矚目也有一些挑剔的議論，有一些對中國發達后何去何從的疑慮等，但是，外國對中國的關注度近年來大為提高卻是客觀事實。面對現在這個走近奧林匹克、走近中國的絕好機會，外國媒體當然不會錯過。它們紛紛派記者到北京，持續地關注北京奧運會，捕捉各種新聞素材，大力進行傳播。

二、這3家媒體北京奧運會報道的主題

對研究時段中這3家媒體網絡版內容的梳理發現，奧運會開幕前后的這10天中，從它們圍繞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主題、重點上來說，開幕前5天和開幕式舉行后的5天之間有所不同：前5天的報道主題相對不是很集中，而且時而老調重彈地涉及有關人權、宗教等西方媒體傳統上突出強調的政治議題，多少帶有以其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套中國的現實的色彩。而在后5天中，主題轉為更加焦點化，奧運開幕式、奧運賽場及賽事、運動員和奧運團隊、奧運會的組織工作等，成為集中關注的重點。

在奧運會開幕式舉行前（8月4日和8月8日白天）5天中，《紐約時報》網絡版的奧運相關報道圍繞的主題主要有：奧運期間的安全問題，中方的東道主準備工作（包括中國有關工作人員為反興奮劑所作的努力），著名運動員和體壇新秀（尤其是關于美國的和中國的運動員），北京的環境問題（空氣質量問題），對“鳥巢”和“水立方”建筑的描述，中國在亞洲的外交政策，奧運期間的一些外地來京務工者面臨的境況，人權、宗教等美國主流媒體傳統上突出關注的政治議題，等。對于那幾天中發生的相關事件，也展開了報道。如：新疆喀什市8月4日清晨發生嚴重暴力襲警事件，致16人死亡16人受傷，該報網絡版于8月4日迅速予以報道，并于5日繼續進行報道。又如，美國總統布什8月5日抵達韓國，開始其亞洲三國行，而后在結束對韓國和泰國的訪問后，赴北京出席奧運會開幕式，《紐約時報》網絡版對之接連進行報道。8月5日，美國前冬季奧運會冠軍、“達爾富爾團隊”發起人之一喬伊?奇克被中國取消簽證一事，該報網絡版于8月6日在題為《中國為自己有權對活躍分子拒簽進行辯護》一文中進行了報道。[2]自8月8日晚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舉行起，開幕式、奧運賽事、運動員和奧運團隊成為最主要的話題。其中，8月8日關于奧運會的報道以《北京奧運會以盛大的儀式開幕》為題，其導語寫道：“欣喜若狂的中國，一個古老而如此堅定地要努力成為現代強國的國家，周五晚上終于迎來了其奧運時刻。”“世界各國政要在中國國家體育場觀看，北京奧運會以直上云霄的焰火、盛大的演出和對于中國文化和國際友好的慶祝開幕。”[3]此外，這一時段《紐約時報》網絡版奧運報道涉及的話題還包括：美國游客在北京一座鼓樓遇害（該網站的有關文章標題點明了遇害游客為美國排球主教練親戚）；新疆阿克蘇地區發生爆炸事件；美國全國籃球協會進入中國籃球運動市場的發展現狀；新疆喀什發生暴力襲警事件；奧運紀念品銷售；在北京機場戴面罩的美國自行車運動員再次致歉等。

《泰晤士報》網絡版在奧運開幕前5天中的報道主要涉及：運動員的備戰情況（主要是英國和中國），北京奧運會的籌備工作（其中包括奧運會動用的人力、物力、財力，中國為反興奮劑做出的努力等），北京的環境和空氣問題，奧運安保工作，北京奧運會遭遇票務騙局，中國的國球：乒乓球，新疆爆炸案并由此引申到此次奧運會所面臨的各種難題。此外，人權、宗教、“藏獨”等問題也是這一時段報道較多的內容，其中多次提到藏獨分子對北京奧運會的抗議，并采訪了因在北京奧林匹克體育館（鳥巢）門口公然展示藏獨旗幟和標語而被捕的蘇格蘭抗議者家人。[4]而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舉行之后，《泰晤士報》報道的重點轉移到了奧運會開幕式、奧運會的組織工作、奧運會的賽場賽事、運動員以及觀看比賽的中國觀眾。例如，在該報網絡版8月7日的文章中，提到了中國觀眾和志愿者，指出“當8月6日徐媛為中國女足率先攻入一球時，天津體育場內響起了震耳欲聾的歡呼聲。整個民族出動了......可以想象，接下來的半個月將充滿了嘶啞的吶喊和歡呼”[5]8月10該報網絡版的一篇文章描述說，“而在8月9日陳燮霞為中國奪得首金時，大屏幕前聚集著一大群觀看她比賽的志愿者。他們伸出雙臂，準備熱烈鼓掌，但當看到有不少外國朋友在身邊時，這些來自東方禮儀之邦的年輕人壓抑住了縱情吶喊加油的沖動，轉用更為溫雅的方式表達民族自豪”。[6]隨著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眾多秘密（如29個“煙花腳印”是如何制作的，點火方式的創意由來，李寧飛天漫步點火如何做到的等），《泰晤士報》也在11、12號的網絡版中報道了這些“揭秘”。此外，這一時段的話題還包括：北京市民歡慶奧運，奧運會運動員排隊看中醫；美國游客北京遇襲；中國進一步加強安全戒備；倫敦奧運會（下一屆奧運會）的相關準備工作情況等。

《悉尼先驅晨報》網絡版在8月4—8號的報道中主要議題有：運動員備戰情況，澳大利亞幾個具備奪金實力的項目介紹，奧運會期間的航空，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當天的天氣預測，開幕式排演，國際奧委會動態（奧委會主席羅格認為北京奧運會將成為中國發展的里程碑），澳大利亞奧委會動態，北京奧運會的票務詐騙事件及其受害者，奧運會安保工作，澳大利亞電視媒體對北京奧運會轉播的準備工作，奧運火炬在北京的傳遞，新疆喀什發生的暴力襲警事件。人權、藏獨等西方媒體普遍熱衷討論的問題也在議題之列，例如，其8月8日題為《奧運前日：全球范圍的抗議》的報道提到，“北京奧運會開幕的前一天，在中國駐巴黎、駐華盛頓、駐渥太華大使館，以及在印度、尼泊爾、倫敦等地都有抗議人群出現。”[7]8月8日當晚北京奧運會開幕之后，《悉尼先驅晨報》的報道議題較之前也略有不同，關注的重點包括：奧運會開幕式，賽事賽況，奧運明星的幕后故事，前奧運選手現在的生活，澳大利亞的中國“海外乒乓軍團”，北京的天氣和氣候，奧運期間的國際關系，美國游客遇襲，奧運安全工作進一步加強，以及天安門藏獨抗議分子被捕等。

縱觀研究時段中上述3家西方媒體的奧運相關報道，可以看出對有關事件它們總體上進行了較客觀的報道，但個別文章顯示出對情況不夠了解：例如，《紐約時報》網絡版有篇文章稱中國媒體對一再奪金的美國游泳運動員菲爾普斯關注不夠。而事實上中國的傳媒對菲爾普斯再三進行了報道。對于北京奧運會的籌備和組織工作，3家媒體都肯定了中國政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并稱贊了奧運志愿者及相關人員的熱情和周到的服務。對于開幕式的報道，多數文章以盛贊為主，但也有文章援引了不同觀點，如稱之“過于機械化”、“鋪張”等。[8]對開幕式表演中《歌唱祖國》的真正演唱者楊沛宜因“換牙”問題而改由形象更好的林妙可替代出場，這3家西方媒體的有關報道，均表現出了疑惑不解。而在一些涉及人權、民族矛盾等與意識形態有關的問題時，它們的報道則顯示出與以往多少有些大同小異的論調。

三、報道手法技巧

從新聞業務上來說，美、英、澳的這3家著名媒體在報道中都顯示出嫻熟的報道技巧。具體而言，在本文研究時段中，它們的奧運相干報道展現了如下特色和技巧：

1．注重援引多元的信息源。強調多元化信息源是國際上的新聞報道慣例。國外公眾在接觸媒介信息時，也會期待獲得來自多種信源的信息。上述3家媒體作為國際著名報紙，顯然深諳此道并在此次奧運報道中嫻熟地將之應用。如《紐約時報》網絡版關于新疆發生暴力襲警事件的報道《正當中國準備召開奧運會之際，發生了新的暴力事件》，援引了新華社、中國官員、人權鼓吹者、恐怖主義問題研究專家、一位中國當代國際關系學院的反恐專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政治暴力和恐怖主義國際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者、華盛頓情報研究和分析中心一位成員等多個信息源，其觀點各有不同。與此相似，《泰晤士報》在報道該事件時也引用了目擊者、當地維吾爾族人、當地官員、中國官方聲明及北京奧組委發言人等多個信息源，引述了其不同言論。

2．善于捕捉亮點、尋求獨特的角度，善于以具體生動的事例切入。例如，8月5日《紐約時報》網絡版的一篇報道西太平洋的島國馬紹爾群島派出運動隊參加北京奧運會的文章，強調了這是這一島國首次參與奧運會，在標題中將之稱為馬紹爾群島“在世界舞臺上的首次亮相”（“A Debut on a World Stage”）。又如，《泰晤士報》的記者以切身體驗將北京奧運會與亞特蘭大和雅典奧運會進行了對比，寫道，“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我很幸運地只花了4個小時就領取到了資格認定。四年前在雅典，我花了2個小時出機場，從機場巴士下來后又花了半小時找到記者村的住處。而此次我11：20到達北京，10分鐘后我就通過了資格/身份認定，5分鐘后我拿到了行李，再5分鐘后我已經乘上了傳媒班車，一個小時不到我就已經在房里俯瞰風景了......期間人們向我報以數千個微笑，更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服務人員和志愿者總是知道如何能為我提供切實有效的幫助。”[9]這樣的具體描述，生動地說明了北京的東道主工作的效率和工作熱情。而《紐約時報》網絡版8月7日一篇題為《游泳健將激勵姐妹為參加北京奧運會而努力》的文章，則講述了美國游泳名將Torres 2000年在50米游泳Santa Clara國際邀請賽中打破記錄獲Santa Clara獎牌對一對美國奧運迷姐妹的影響之動人故事，以Torres同當時分別年僅10歲和8歲的Sandra 和Danielle Fong姐妹相遇并把獎牌相贈如何使這兩位女孩萌生參加奧運會之夢并為實現這一理想而拼搏的實例，說明了著名體育運動員的深遠影響。

3．客觀報道中穿插分析性意見。總體說來，這幾家外國著名報紙網絡版的奧運相關文章對有關事件進行了較客觀的報道。但在一些涉及奧運安全、外國政要訪華等與政治發生聯系的話題的報道中或者在一些報道引申到政治類話題時，則顯示出了在其中引述不同意見以及穿插分析性意見的特點。例如，《紐約時報》網絡版在報道新疆喀什市8月4日清晨發生的致16人死亡16人受傷暴力襲警事件中，描述了中國的許多奧運安全措施，添上了一些批評者們認為那些為防止恐怖活動而安裝的監測器具可以用來對付不同政見者的議論。而該報網絡版8月7日一篇報道美國總統布什在泰國發表有關亞洲政策講話的文章，則強調布什講話中談到人權、宗教問題的涉華內容，將之解讀為布什講話中“最為重要的評論”（“the most significant remarks”）。[10]又如，在這一媒體8月7日一篇基調對中國是肯定的文章《中國領導人在變化面前表現出靈活性》中，穿插了關于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議論，認為“如果西方人經常通過‘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棱鏡來看中國，那么中國人則學過關于鴉片戰爭和日本及西方對中國的殖民主義進入的歷史。”[11]再如，《泰晤士報》網絡版也以《微妙的中國局勢》為題，就新疆暴力襲擊事件及其影響發表議論，指出“該事件令中國政府驚出一身冷汗...中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舉辦北京奧運會，因此不容有失...自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后，這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第一次在共產主義國家召開，愛國精神和神經緊張的結合使得此次奧運會高度政治化。”[1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方國家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價值體系、意識形態等方面同中國的巨大差異，這些媒體對事情的解讀和分析難免出自于不同的思路框架，難免受到西方價值觀的影響。

4．注重不同意見的平衡。在新聞報道中注重平衡的手法在西方新聞界普遍受到重視。此次上述3家外國著名媒體在奧運報道中對這種手法的運用，還起到了以此作為穿插分析性意見的隱蔽方式之作用。前段時間圍繞即將召開的北京奧運會曾發生過諸如拉薩騷亂事件、奧運火炬傳遞屢受干擾等事件,引起中國和海外華人社區的強烈反響，而西方圍繞中國的環境問題、西藏問題、公共安全問題、宗教自由問題、外國媒體在華報道自由問題等，還發生過激烈爭議。也許是由于這些都使西方媒體領略到了有關問題的敏感性、復雜性，因而上述3家媒體的奧運相關報道雖然不時穿插一些分析性意見，但基本上比較審慎，盡管西方媒體慣用的“專制的”、“集中制的”之類的標簽式語匯依然時有出現，但更多地是采用引述他人意見的方式隱蔽地穿插分析，并且很注意引述不同意見的平衡式寫作手法。

5．視角獨特，凸顯體育競技背后的人文關懷。在這樣一場重大的體育賽事中，競爭和獎牌往往非常引人注目。然而，這3家媒體卻分別從不同的視角，挖掘和報道了一些被人們所忽略的細節。例如，《悉尼先驅晨報》采訪了3位前奧運選手，他們分別是2000年悉尼奧運會男子帆船帆板冠軍澳大利亞人Mark Turnbull，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女子4x100混合泳亞軍澳大利亞人Helen Denman，以及曾經參與了1984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的羅馬尼亞重劍手Nicolae Mihailescu。他們或因退役，或因傷病而無緣2008年北京奧運會。文章談到了他們如何適應遠離媒體關注、淡出觀眾視線的平靜生活。[13]另一篇文章則從獲得獎牌的俄羅斯運動員和格魯吉亞運動員的擁抱、親吻臉頰為切入點，談到了近日兩國間爆發的沖突，并指出國家間的沖突無礙于運動場上的友誼。[14]此外，《紐約時報》網絡版8月7日在一篇文章中也從“草根”的眼光看待許多外地到京打工者因種種原因在這段時間被勸離，談到了一些外地來京務工者對不能在北京看奧運感到的遺憾。

從報道手法和技巧來看，上述3家西方媒體善于從具體事例或者記者的親身經歷入手，挖掘細節和背后的故事，從而更易引起讀者的興趣和共鳴；注重使用多元化的信息源，從而容易給人以報道言出有據而且根據來自多方的印象；善于平衡、援引不同觀點，以便在巧妙地提供議論的同時又有助于給人以報道客觀，不偏不倚的印象。這些手法和技巧，固然并非它們所獨創，也并非在此次奧運報道中才出現。但是，它們在此次奧運報道中對這些技巧的應用，再次讓人們領略到著名國際媒體長期以來實踐的、被國際受眾所習以為常的新聞表述方式，值得我國傳媒在國際傳播中借鑒。

結束語

各國媒體競相報道是歷屆奧運會的一道風景線。此次北京奧運會當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國際媒體對具有古老文明而又正快速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國多少抱有神秘感，其見證和報道北京奧運會的興趣更濃。本文的研究發現，美、英、澳3家主流媒體對北京奧運會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展開了密集的報道。當然，對于文化傳統、價值觀系統和社會體制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國，西方媒體的認知不僅有限而且是有偏差的。以此次上述3家外國主流媒體的奧運報論而論，奧運會開幕之前，一些奧運相關文章引申到了西方傳媒傳統上重視的人權、宗教、民族矛盾等議題，其中時而穿插著一些反映西方視角的解讀、分析，包括引述的負面評論。然而，由于西方、尤其是歐美主流媒體在國際傳播中具有突出的強勢地位，它們進入國際受眾視線的可能性遠大于其它媒體。[15]因而這些媒體關于中國的報道構成國際公眾了解中國的重要渠道。而它們的表述方式，更是通過長期的實踐而為國際受眾所熟悉、認可。對于這樣的現實，我們應當理性地看待，應當對國際上著名媒體的涉華報道加以認真研究分析，從中考察這些報道所講述的中國“故事”描述的中國形象，考察其報道技巧，以便在此基礎上更加有針對性地開展有效的國際傳播，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國，增進國外對我國的認知。有時，即使國際媒體所講述的中國“故事”捕捉到的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或者奇怪的東西，我們也可從中尋找可供思考的材料。此次北京奧運會，中國用實際行動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實力和魅力。相信隨著北京奧運會的圓滿結束，將會有更多的西方觀眾重新認識中國，了解中國。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也將以更加開放、寬容、自信自如的態度，對待國際傳媒，為后者通過進一步走近中國增添對中國的了解，提供更多的機會。

第三篇：媒體虛假報道案例分析

虛假新聞分析

王迎雪（1118007159）廣播電視編導

媒體報道的應該客觀事實，這是新聞界的一個共識。不過，隨著市場經濟和媒介競爭的加劇，虛假新聞開始作為很多媒體賣點之一，典型案例分析。

一、挾尸要價和直播諾康死刑事件，兩件事情同樣涉及媒體底線問題，以及它將人的尊嚴放到了一個怎樣的地位。媒體真實報道看起來無可厚非，但要跟人的尊嚴讓位。窺私欲的膨脹不能以對個體的傷害為代價，我們都應該知道底線在哪里。

二、楊麗娟事件和楊武事件。過度報道的事實，在利益的驅使下，媒體成了一個放大鏡策劃人推動整的事件的緊張，真實是第一個犧牲的東西。媒體拋棄了旁觀者的角色，主動參與事件發展甚至大力推動，這樣就可以推出更加獨特更吸引人的新聞，也意味著更低的成本更多的新聞資源。媒體井噴式的報道，毫不費力的把一件事或者一個由頭變成新聞熱點，哪怕事實或根本不存在或者本身無關痛癢。媒體只是需要這么一個新聞來刺激觀眾匱乏的注意力，事實本身沒有可讀性，策劃的新聞，有故事一樣發展高潮的新聞，才是媒體最喜歡的原料。本來楊麗娟只是一個狂熱的粉絲，微不足道，但是媒體發現了這道菜，相互爭搶，循循誘導當事人，才導致了一場媒體的狂歡和一個家庭不可挽回的悲劇。楊武，一個極其普通的強奸事件，但是加上城管貧苦大眾之類的帽子以后，肯定會更加耐人尋味，所以我們需要這些興趣點，媒體做的就是這么一個事情，把新聞做成一個故事，把新聞變成一個商品，炒作包裝欺詐一應俱全。

三、藏羚羊走過青藏鐵路和bbc報道伊拉克戰爭照片失實問題，同樣還有新聞聯播采用虛假資料欺騙大眾的問題。政策的需要，和媒體監管制度的缺失這諸如此類的事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推動力。因為媒體自身固有的政治屬性，很多時候為了當時的政治需要，媒體會選擇性報道某些所謂事實。雖然這些虛假新聞后來被澄清推翻，但是媒體自身和政府背后的操控力量損失極小，最后被送上審判臺的只能是替罪羊。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應該保證新聞的相對自由，這是基本常識。虛假新聞最后得以廣泛傳播，也是媒體監管失職的表現，信息來源真實性是報道新聞的重中之重，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遵循。除了政府監管，媒體內部也應該建立完善的自我審查機制。新聞是公眾的，責任感是必須的。

四、李天一和碰瓷大媽事件里，不可忽視的媒介審判，失范的媒體暴力。媒體的責任是傳遞信息，提供交流，它有評判的自由，卻沒有審判的權力。并且，媒體不可思議的影響力，往往會對法律的公正提出考驗，這種壓力或多或少以公眾輿論的形式出現。我們不拒絕媒體的審判，但是這種評價，應該基于法律的公正。李天一，或者說，李某某，一個幾乎被全程直播的媒體審判，公開保證公正，但媒體旗幟鮮明情緒激烈的報道又何嘗不是一種偏見。北京碰瓷大媽，事實證明是僅僅一個虛假報道，同樣引發一場聲勢浩大大眾討論，媒體拉開大旗，大眾踴躍站隊，事實本身卻消亡了。

那么，如何預防虛假新聞？

一、資源整合，虛假新聞不是一個可以輕易禁止的東西。新聞每天都在發生，信息時刻傳播，事后追究避免不了新聞本身產生的負面作用，顯得力不從心。紙媒行業在強大的網絡等新媒體的攻擊下，面臨衰落，而新興的網絡媒體卻沒剝奪了采訪權。因為沒有采訪權，轉載摘錄勢必會造成一部分侵權問題，為了實時新聞的及時性，網站又不得不自己制造新聞，新聞失實也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如果可以在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之間實現資源整合，政策松綁，人員流動自由統一對待，給予新媒體采訪權和人員支持，實現傳統媒體的轉型過渡，既整合了資源，又保證了媒體發展的良性需求。

二、政府的責任。清者自清，外部環境是滋生傳播虛假新聞的重要因素，如果把注意力拓展到虛假新聞之外，情況就會簡單得多。而且，很多涉及謠言虛假新聞的刑事案件中，政府處理做法簡單粗暴，體現出政府公關的失敗和國家的不自信，手段方式問題直接決定成敗。對人的尊重，對話語權民主自由的尊重，這是必須堅持的處理原則。

三、相關法律的跟進和大眾共識的形成。法律是硬保證，大眾共識是軟環境。既要有制度規范新聞的生產發布和處罰，又要有對新聞對象——大眾，整體認識的提升，才可能實現對虛假新聞的有效治理。

第四篇：創新重大主題報道 發出主流媒體“好聲音”

創新重大主題報道 發出主流媒體“好聲音”

——揚州報業傳媒集團申報“特別貢獻獎”陳述材料

在市委重大接待活動期間，揚州報業傳媒集團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統一部署，結合煙花三月節等重大活動，超前謀劃、精心組織、扎實推進，做到新聞報道“出新、出彩”，“三報一網”重磅推出重大活動動態報道、重點專題系列報道、經貿旅游節特刊、圖片專版、理論專版、副刊專版、文化專版等等活動策劃，并利用二維碼、云技術等現代前沿傳媒技術，拓展報道渠道和影響力，突出報道“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揚州的實踐，突出首長關懷揚州發展的成果，全面展示揚州在“兩個率先”、“三個揚州”和名城建設中的新成就、新經驗、新做法。

一、圍繞中心加強策劃，以系列專題形式展示揚州最新發展成就

在重大接待期間，“三報一網”圍繞主題，做到“天天有亮點、日日有重點”。

揚州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推出“三個代表在揚州的生動實踐”、“古今輝映 建設名城”專欄，揚州晚報推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揚州答案”系列報道、“古今交相輝映 建設世界名城”專欄。其中日報“三個代表在揚州的生動實踐”欄目，以系列新聞述評的形式，報道首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揚州的生動實踐，及兩次重要題詞精神在揚州的落實情況。10余篇專題報道分別從揚州重大項目建設、產業發展、區劃調整融合發展、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生態文明、百姓幸福生活等角度入手，深度剖析我市全力推進“兩個率先”、“三個揚州”和名城建設的經驗和成就；晚報刊發的三篇深度報道，從經濟、文化、民生角度準確提煉主題，并用豐富的事實材料闡述主題，追求立意的高度、深度，全面準確把握了揚州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軌跡及發展成果。晚報根據首長的兩次題詞，將專題分成兩大主題：“古今交相輝映”和“文明富裕秀美”。其中“立體交通夯實騰飛跑道”等子系列，有時空的跨度和縱深感、視野的高度和廣闊度、采訪的深入和故事化，增強了報道的感染力。

4月份，省委書記羅志軍先后多次來揚調研、召開座談會，并在高郵金港村駐點調研6天時間。日報在頭版頭條、晚報在重要位置，刊發大篇幅報道并配發圖片，全方位向讀者傳達省委主要領導對揚州的新期待、新指示、新要求。市委書記謝正義先后赴揚州大學作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專題報告、出席紀念江上青烈士創建皖東北抗日根據地75周年座談會、率四套班子領導赴烈士陵園祭掃緬懷先烈等活動，日報均在重要版面、重要位置進行了重點報道，其中對前兩個活動在重要新聞版面配發了側記，并將謝書記作的報告、講話全文刊登，使得內容更加全面、影響更為廣泛、主題更加突出。

重大接待期間，日報按照市委要求，舉辦了學習江澤民同志詞作《滿江紅·江上青百年誕辰祭》座談會，與會揚州文化界、學術界、黨史研究的部分專家、學者就《滿江紅》這首詞所表現的思想性、藝術性、革命精神等暢談體會，并在日報要聞版整版刊發。同時，日報還在理論專版刊發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揚州的生動實踐》、《重讀民族史 共筑中國夢--學習江澤民〈簡明中國歷史讀本〉序言有感》等一系列理論文章。

二、做好“煙花三月”節慶報道，營造譜寫“中國夢”揚州篇章的濃烈氛圍

“煙花三月”節前，日報、晚報、時報均推出專欄，通過大量鮮活的新聞報道，營造濃烈的節慶氣氛。節慶當日，日報4個版、晚報10個版、時報10個版、揚州網推出相關專題網頁，采用各種新聞體裁，報足、報全、報活節慶活動。同時，三報推出各具特色的新聞特刊《揚州夢》，全面回顧全市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取得的顯著成就。日報特刊從“名城夢”、“騰飛夢”、“幸福夢”等角度，全面解析中國夢的揚州內涵，創意精巧、定位清晰，版面大氣精致，內容翔實；晚報特刊推出全國首份360°超清魔景報，給讀者創造了很多驚喜；時報推出中英雙語特刊，并同步在美國刊出，彰顯了煙花三月節的國際視野和報業傳媒集團的“國際范兒”。

日報為獻禮“4·18”，跨界推出了全國黨報首部微電影《夢揚州》，首映當天便在優酷、土豆兩大視頻網站上線，一天時間點擊數超5萬，獲優酷網“今日用戶推薦”第9位。晚報推出了城市形象音畫片《揚州》MV，聯系到了演唱者揚州姑娘侃侃取得授權，為這首契合“煙花三月”意境的歌曲拍攝了MV。

三、充分運用整版圖片，直觀再現揚州古今交融的精彩亮點（略）

四、精心編輯副刊、文化專版，立體化、規模化、系列化展示揚州文化底蘊

日報文化副刊《梅嶺周刊》在重大接待期間打破常規，以一周兩期的規模，高密度宣傳展示揚州文化。為保證出版質量，周刊部邀請揚州重量級文化學者、著名攝影家出馬。在第三屆朱自清散文獎新聞發布會舉行之時，梅嶺周刊及時與頭版、二版聯動，刊發了賈平凹等著名作家的獲獎作品回顧，增強了版面的文化深度。揚州畫廊版先后出版了石濤藝術精品、揚州八怪精品賞析、康寧先生花鳥畫專題等，體現了揚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蘊，也彰顯了日報文化副刊的品位。晚報注重抓住重要節點展示揚州文化，在推出清明節專題的同時，重點突出對革命先烈江上青的宣傳。晚報“老照片”推出系列城市文化專題，書畫版推出揚州文化專題。老揚州版也化零為整，推出了雙東名人、揚州小吃等專題。

第五篇：媒體關于弱勢群體報道分析思考

媒體關于弱勢群體報道的現狀

1.關于弱勢群體

弱勢群體，也叫社會脆弱群體、社會弱者群體，社會學認為弱勢群體指的是“一般性社會狀況下產生的，因缺乏或喪失勞動能力而絕對貧困或物質匱乏、易受傷害和攻擊的特定群體”或“社會經濟轉型的社會結構分化中產生的，處于系統性和結構性不利狀況，受到主流社會排擠的社會群體”。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認為：弱勢群體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全國，農民是弱勢群體；在城市里，進城務工的農民和下崗失業工人是弱勢群體；在股市中，中小投資者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的狀況直接關系到和諧社會的建設，關系到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按筆者個人的理解，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是：一方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追求經濟發展的高效率、高速度和高效益；另一方面，通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特別是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在具體的媒體報道中，女性和進城農民工在現代媒體中的形象相當堪憂，是正義缺失比較嚴重的地帶，是傳媒報道中的弱勢群體，本文側重通過分析對農民工的報道，從中窺見一些媒體對弱勢群體報道的特點。

2.媒體對農民工的報道現狀

一方面是農民工話語權的缺失。媒體之所以被稱為“喉舌”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掌握了強大的話語權，但是不管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只有那些掌握了媒體的組織或者團體才有話語權，才能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所代表群體的利益和期望。打開報紙，版面上有很多關于高官、富豪、美女的新聞，要不就是殺人放火之類的社會新聞，表現農民工生存狀態的報道少之又少，可以說農民工的話語權正逐漸走向邊緣，他們由于自身條件的限制，缺少經濟、知識的支撐，很難利用媒體來表達自己的呼聲。另一方面是媒體對農民工報道的模式化。基于歷史的原因，農民在農村的一些正常生活方式轉移到城市中，就成了不好的習慣，再加上城市居民對外來人口尤其是農民工“自我對他者的恐懼”，在城市中普遍產生了對農民工污名化的現象，農民工被貼上骯臟、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標簽，似乎這些已經成了農民工的代名詞。像《農民工王斌余討薪未果殺4人》、《七名民工爬塔吊為討薪?》等等負面新聞屢屢登上媒體的顯著位置，也就是預料中的事了。

何謂媒體報道的人文視角

以人文視角做新聞，就是弘揚具有時代精神的人格美、人性美，引導受眾建立積極向上的人生價值觀和健康的生活觀念，為營造和諧輿論、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人文視角就是對弱勢人群和普通人、小人物生活的關注，也就是平常所說的平民視角和人情味。

用人文視角報道弱勢群體，是彰顯媒體社會責任感的重要途徑

在我國，共有2億多農民工個體，但不是所有的農民工素質都很差，都表現出低俗的行為；相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遵紀守法，有尊嚴、懂禮貌的公民。作為新聞從業者，應該深入到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環境中，真正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反映他們的心聲，把話語權交給他們，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媒體在實際的新聞實踐中，如何以人文視角關注弱勢群體，堅持以人為本來思考問題？對弱勢群體的報道是為了讓弱勢群體變得更強，而非讓他們變得更弱。具體來說，媒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報道：

1.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相關政策、科技信息援助

我國廣大社會弱者長期處于貧困落后的狀態，無法及時獲取有關切身利益的市場供求信息、科學技術信息、政策信息及致富信息等。因此，大眾傳媒作為信息技術的產物和信息傳播的主要渠道，在對社會弱勢群體展開援助的過程中更要強調信息的支持。新聞從業者應以其特有的社會責任感，始終關注弱勢群體的狀況，包括為他們提供就業信息、就業機會；播報農業信息、為其科學生產提供依據；報道先進經驗，激勵其脫貧致富；加大宣傳，呼吁全社會都來關注弱勢群體。

2.從人格、尊嚴、身份認同上關注弱勢群體

媒體關注弱勢群體不僅要從生理、安全上著手，也要從人格尊嚴和自我實現上給予認同和肯定，這是以社會公正作為價值原則，深層次保障弱勢群體利益的根本保證。媒體應該做尊重弱勢群體的典范，使他們在困境之中得到社會的尊重，在輕松、愉悅的環境中得到更多的關愛。這樣，才能夠體現媒體的公正權威，體現媒體的人文關懷和公眾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