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茅臺鎮釀酒史簡述

茅臺鎮釀酒史簡述

人類釀酒歷史悠遠。人類社會發展，是從采集野果和漁獵為主的原始社會進化到游牧社會，再進化到農業社會的。人類進入農業社會后，先民們有了多余的糧食，為釀酒提供了原料。在距今五千多年的龍山文化時期，谷物釀酒和專用酒器已經出現，釀酒興起與農業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仁懷地域是一片釀酒歷史悠久的土地。

1980年，貴州省博物館清理務川縣城南大坪鄉洪渡河兩岸的漢墓群，在沙壩石墓室中發現一件具有漢代工藝的銅梁壺，在長坳土坑墓中發現一件銅蒜頭壺，經過有關專家鑒別為酒器。在遵義縣鴨溪鎮的漢墓中也出土了這種酒器。1985年，貴州省博物館在清鎮縣琊瓏壩發掘出一件畫紋陶制酒壺，還有一件朱繪雷紋的漆耳杯，以麻作胎，黑底朱繪，兩耳為銅鎏金，上有“元始三年廣治郡工官造”（西漢平帝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容一升六侖”等字樣，這些酒器葬品說明至少在西漢時期貴州地域就有釀酒飲酒活動。

1989年，茅臺鎮交通鄉袁家灣出土酒具9件，經鑒定為明朝時期酒具。該批酒具中的酒壺從執壺到單提梁壺，從單提梁壺到雙提梁壺，從無支架到有支架，從斜腹過度到鼓腹，具有很高審美價值。

1991年12月，仁懷市合馬鎮大渡口村農民在進行坡改梯工程時，發現磚石墓一座。當月23日至28日，省考古所專業人員與仁懷縣文管所對該墓進行發掘。發現陶碗1件，撫琴俑、聽琴俑、撫案俑、持箕俑、持帚俑等各1件，陶雞2件，陶豬、陶狗、陶廊各1件，還有鐵劍、鐵刀、人、馬骨架等，考證為東漢墓葬。

1994年4月，貴州考古研究所在仁懷市城郊結合部的東門河云仙洞發掘了認定為商周洞穴居室遺址一處。洞緊靠現仁懷市東大街，距東門河水面高約40米，早年填塞，當地人鑿巖修建寺廟時發現，遺址面積8平方米，堆積土5層，出土文物和標本40余件，多數為陶制酒器。遺址出土了貴州省歷史上最早商周時期的專用酒具，證明仁懷古代人類早在商周時期就已有濃厚的酒習俗。酒具的細繩紋、粗繩紋、附加堆紋、錐刺紋，也顯示了當時仁懷地域制陶技術的發展水平。

從仁懷縣合馬鎮西漢土坑墓群出土的400多件文物來看，除其它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用品、隨葬器皿、貨幣外，其中甕、罐、碗等與釀酒業有密切聯系，鋪首銜環酒壺是專用酒具，證明仁懷境內至少在西漢時期便有規模性的釀酒生產能力。

仁懷市茅臺鎮的釀酒始于何時，何時開設正規酒坊？由于茅臺地區歷史上曾經歷數次戰爭之劫，茅臺鎮數度毀于戰火，歷史資料和文物散失，目前尚無完整確切的考證，從上述出土文物中可以推論釀酒歷史悠久。據司馬遷《史記》載：西漢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陽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何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于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夜郎 ’（時仁懷境屬蜀國東南境）。”

上述記載的牂牁江，鄭珍《遵義府志》認為是貴州綦江縣夜郎壩的綦江。田雯《黔語》認為貴州烏江，多數學者認為應該據鄭文《牂牁江考》認定為貴州安順的北盤江。《舊唐書》：“遵義，漢武開西南夷，置牂牁郡，秦夜郎郡之西南境也。”關于古夜郎國，始建于何時，先秦史料未載及，“夜郎自大”的故事卻廣為流傳，幾乎家喻戶曉，《漢書》記載，夜郎滅亡于公元前28年至25年間。其后的夜郎，均為郡、縣名，元代以后才不再作行政區名。古夜郎區域很廣，如按現行政區劃而言，以貴州為中心，西抵云南馬龍、南達廣西百色，東括黔東、黔南，北達四川滬洲、宜賓以南一線。古代居住的民族為“濮”亦稱“僚”。至明朝多稱為“仡佬”，其后裔即今之仡佬族，仁懷市后山等地多為仡佬族自治鄉。

關于“枸醬”否是酒，《說文·木部》云：“枸，木也：可為醬，出蜀：從木，句聲”。《詞海》：“枸，木名，既‘枳梖’。《詩·小雅·南山有臺》：‘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亦稱‘拐棗’，屬李科，落葉喬木，葉橢圓狀卵形或寬卵形，夏季開花，花小，帶綠色，聚傘花序，花序分枝扭曲，熟時肉質，紅棕色，味甜，供食用。種子入藥，功能清利濕熱，解酒毒”。

據《蜀枸醬入番禺考》述其釀法為：“取拐棗捏碎，布濾去籽，納入甕中，布蒙其口，加厚泥密封之，如黃酒貯藏法，貯藏之。久則所含之水分透泥逸去，而外物不犯其質，漸稠濃成甘美之醬，貯時逾久逾佳，是為蜀枸醬。”《說文》：“醬，醢也。酒已和醬。‘醬’字從‘酉’，與酒相類。醢，初為醬，久儲為酒。”

有學者質疑：據《貴州通志·方物篇》說，“蒟醬，味辛，乃蔞蒻所造，食之可以消悶，蜀都賦曰蒟蒻茱萸，吳都賦曰東風浮留，蒟花如流藤，葉如蓽橃，子如桑椹??”均認為蒟醬是蓽橃、扶留、魔芋之類造，非酒也。

需要注意區別的是“枸醬”和“蒟醬”之差別，“‘枸’從木，句聲；‘蒟’果也，從草，讀如矩”。東晉陸璣《詩草木蟲魚疏》：“枸樹高大如白楊，子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蜀人以為醬。”這和《蜀枸醬入番禺考》吻合。枸和蒟是有本質上差別的，枸醬也不同于蒟醬。不少人誤將枸醬與蒟醬認同一物，主要原因是晉朝末期后，枸、蒟不分而通用。以致唐、宋以來所寫所鐫者亦枸、蒟不分，把枸誤寫作蒟。所以后人誤會為一物。（此節參閱任乃強先生校注《華陽國志》之附二《蜀枸醬入番禺考》論述最詳，原文見附錄）。

宋代宋伯仁《酒小史》共列出歷代名酒106種，其中也有：“南粵食蒙枸醬”的記載，與《史記》互為印證。

清代仁懷直隸廳同知陳熙晉有酒詩指明“枸醬”為酒，詩曰：“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灘上瘴煙開；漢家枸醬知何物，賺得唐蒙鰼部來。”據此分析枸醬酒或許乃西漢時期茅臺地區酒之初始。（據考：鰼部即習部，括遵義市、仁懷市、習水縣一帶，詳見《習水縣志》、《仁懷縣志》）。

唐宋以來，貴州已是酒鄉，境內各民族皆有飲酒習俗，并善于釀酒。據后晉劉昫《舊唐書》、宋代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唐杜佑撰《通典》都有記載，當時住在貴州的“東謝蠻”、“牂牁蠻”都有較發達的農業，“土宜五谷”、“稻粟再熟”，因此，釀酒相當普遍。《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東謝蠻婚姻之禮，以牛酒為聘??宴聚則擊銅鼓。”人們在聯姻的時候都必須以牛和酒為聘禮，酒是家家戶戶必備之物，釀酒普及民間，所以常有宴聚。宋人朱輔所著《溪蠻叢笑》記述了湘、黔邊境仡佬、苗、瑤等少數民族釀酒的情況，文中說：“酒以火成，不芻不籬，兩缶西東，以藤吸取，名鉤藤酒。”又說：“仡佬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鳥獸形為酒器，或為牛角鵓鳩之狀，每聚飲，盛列以夸客，名銀鵓鳩。”這里所說的“鉤藤酒”已是火蒸制而成的酒，用量很大，裝在缶里，以藤吸取，而仡佬族的富人，竟至以精制的“銀鵓鳩”為酒器。宋代，在廣西及黔南的少數民族中，盛產一種“老酒”。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老酒》說：“老酒，以麥曲釀酒，密封藏之數年，土人家尤為貴重，每年臘中家家造酢，使可為卒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酢以示勤，婚聚亦以老酒為厚禮。”周去非《嶺外代答·食用門》說：“諸郡富民釀老酒可經十年，其色深沉赤黑，而味不壞，諸處道旁，淬沽白酒。”顯然黔桂一帶釀造老酒之風極盛，而且精于麥曲和窖藏。

明·吳國倫《增修仁懷廳志》載：“明萬歷二十五年，楊應龍叛，遺黨流劫南川合江及江津境，仁懷為蜀黔門戶，當賊匪往來必由之地，蹂躪不堪，人民逃散，接連四載，而仁懷城堡廢矣。”

據茅臺村鄔氏明代《鄔氏族譜》上，標有茅臺村釀酒作坊位置，這是最直接的酒坊記載。鄔氏為隨李化龍部入黔平播留駐軍之后人。《貴州通史》記載：明朝萬歷二十七年間（1599年），為平定播州（今遵義市）宣慰使楊應龍起兵，“勒兵數萬，五道并出”，朝庭派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李化龍調集各省之兵力達二十余萬進軍貴州，大戰一百零四日，耗銀百萬兩，于萬歷二十八年（1600）六月平定播州。平亂后一是改土設流，改播州為遵義、平越二軍民府。二是留駐軍、設屯衛、復驛站。“各設屯田，每軍照祖制二十四畝，再六畝為冬衣布花之費，共三十畝，自種自食，不必納糧于官又復領出”。說明400多年之前的茅臺村早已有釀酒作坊存在，而釀酒工藝早以成熟。

清初，貴州酒鄉美酒隨處可見。清康熙年間，許贊年《滇黔紀程》中說：“貴州各屬，產米精絕，盡香稻也，所釀造亦甘芳入妙，楚中遠不及。”當時，民間最常見的是咂酒，即古書所說的鉤藤酒，亦稱竿兒酒或重陽酒，以粳米或麥粟粱黍釀成，酒熟則以滾湯灌入壇中，用通節細竹插壇咂飲，不斷添水，直至味淡為止。陸次云《峒溪纖志》說：“咂酒，一名鉤藤酒，以米雜草子為之，以火釀成，不芻不酢，以藤吸取”。《滇黔紀程》中說：苗人以蘆管吸之，謂之竿兒酒。”李宗肪《黔記》：“咂酒，一名重陽酒，以農歷九月九日貯米于甕而成，他日味美，以草塞瓶頸，臨飲，注水平口，以通節小竹竿插內吸之，視水容若干征飲量，苗人富者多酢為作勝”。明清時期，贊美咂酒的詩很多，楊慎《飲咂酒詩》云：“釀入煙霞品，功隨曲蘗高。秋筐收橡粟，春甕發滿桃，旅集三更興，賓酬百拜芳，若無多酌我，一吸已陶陶。”查慎行《咂酒》：“蠻酒鉤藤名。乾糟滿甕城，茅柴輸更薄，桐酪較差清，暗露懸壺滴，幽泉借竹行，殊方生計詘，一醉費經營。”吳壽昌用敬業堂詩韻《咂酒》：“蠻禮亦馳名，通候視管城，甕添浮水燈，人作吸川鯨，造得逡巡法，堪難次第行，月長經散夜，醉臥息營營。”

清乾隆年間，赤水河邊的茅臺鎮就是川鹽入黔的四大口岸之一，商業十分繁榮，清道光仁懷直隸同知陳熙晉形容道：“村店人聲沸，茅臺一宿過。家唯儲酒類，船只載鹽多。”清道光舉人鄭珍亦有詩贊曰：“酒冠黔人國，鹽登赤虺河”。清道光貢生張國華詩曰：“一座茅臺舊有村，糟邱無數結為鄰。使君休厭曲生醉，利鎖名疆更醉人。于今酒好在茅臺，滇黔川湘客到來。販去千里市上賣，誰不稱奇也罕哉。”

清同治元年(1862年)閏八月，太平天國名將翼王石達開率部隊分三路從四川入黔，前隊過仁懷經鴨溪向黔西、大定進軍。行軍達貴州，當地人獻美酒一甕，翼王飲后大加贊賞，成詩一絕云：“萬顆明珠一甕收，君王到此亦低頭，五岳捧定擎天柱，吸盡黃河水倒流。”

除咂酒之外，貴州還有各種各樣的酒，見于史籍的有夾酒、女酒、窖酒、蓼花酒和刺梨酒。夾酒不同于咂酒，它兼采燒酒和白酒之法釀成。李宗肪《黔記》說：“夾酒，初用釀燒酒法，再用釀成白酒法乃成。”女酒和窖酒制法特殊，張樹《續黔》：“黔之苗育女，數歲時必大釀酒，既漉，候寒月陂池水，以泥密封罌瓶，座于陂中，至春漲水，滿亦復不發，侯女歸日，因決取之，以供賓客，味甘美不可常得，謂之女酒。又有窖酒，色紅碧可愛，余初至黔，飲之經日，頭熱涔涔，后畏之，如白駒吻，問諸人言，此酒用紅蘿卜汁溲也。”蓼花酒和刺梨酒又別具一格。吳振棫《黔語》：“長寨人多以蓼花入曲釀酒，色碧，味微甘，特不釅耳，”又說：“刺梨一名送春歸，實可釀酒。”可見，貴州境內各民族都有悠久的釀酒史，既有發酵酒，也有蒸制酒，還可以綜合燒酒、白酒之法而成的“夾酒”，又有“以泥密封罌瓶”而制的“窖酒”。

乾隆六年，鄂爾泰著《貴州通志》記載：“按黔省所產之酒，以仁懷茅臺村之高梁最佳。”

清道光《遵義府志》引《田居蠶室錄》說：“茅臺酒，仁懷城西茅臺村制酒，黔省稱第一。其料用純高粱者上，用雜糧者次，制法：煮料和曲即納地窖中，彌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麥，謂之白水曲，黔人稱大曲酒，一曰茅臺燒。仁懷地瘠民貧，茅臺燒房不下二十家，所費山糧不下二萬擔。”

據《仁懷商業志》載：“萬歷平播后，至清代前期的一百多年間，仁懷釀酒業興旺發達，咸豐初，貴州開征貸物稅目，仁懷設酒捐，四處設卡，為重點征稅項目之一。仁懷歷咸、同戰亂后，百業皆廢，光緒后期，仁懷釀酒業逐漸恢復。至民國四年（1915年）統計，全縣釀酒業67戶，年產酒12.5萬市斤，其中：中樞、茅臺共21戶，年產4.5萬斤。各家酒坊生產的酒，繳納稅捐后，即可入市公賣。” 綜上所述，茅臺鎮釀酒歷史悠久，至少也有兩千多年歷史，向無異議。故有人評價茅臺酒的發展起于秦漢，熟于唐宋，精于明清，尊于當代。然而對貴州茅臺酒的形成歷史，民國時期開始出現異議，最早是“山西說”。源自1939年《貴州經濟》登載張肖梅的《茅臺酒沿革及制造法》中提出“茅臺酒源山西”，認為茅臺酒只有200多年歷史；20世紀50年代，又出現另一種“陜西說”，說茅臺酒源自陜西。兩種說法不外一個意思：茅臺酒是依山西酒或陜西酒的釀造方法生產出來的。推論依據是清乾隆時期，茅臺鎮是川鹽入黔四大口岸之一，商業繁榮，鹽商聚茅臺，而鹽商多數是秦商或晉商，秦晉之鹽商見茅臺鎮青山秀水，商業繁榮，就聘請山西或陜西的師傅來開廠釀酒，故有茅臺酒。由于直接介紹茅臺酒的資料不多，一些文章就引用張肖梅1939年《茅臺酒沿革及制造法》的說法，所以1955年出版的《祖國的貴州》也沿用此說。1960年《貴州茅臺酒整理總結報告》前言中也說：“茅臺酒的起源，究竟系何年何人所創，尚無法稽考，據傳說在清朝從陜西傳入，”并在參考文獻中也列出1939年張肖梅文章題目。對此說法，人們質疑：天下青山秀水、商業繁榮的地方多的是，秦地或晉地之某鹽商為何獨選茅臺鎮這個地處黔北的邊遠小鎮來釀酒？也有可能確有秦晉之某商見茅臺鎮不僅商業繁榮，酒業興旺，酒好價高，有利可圖，才在茅臺鎮辦廠釀酒，就有了此類傳說。即便如此，也是見茅臺鎮先有酒業才開辦酒廠，然而是否遠到山西或陜西聘請酒師，無處考證，亦不得而知。有專家學者指出：“山西說”與“陜西說”是不熟悉歷史，不全面了解釀酒工藝，以誤信誤傳的結果。理由在于：一是歷史古籍曾有茅臺酒文字記敘，且其年代遠早，完全可以定論，近代一家之說無據無考，故不能采信；二是貴州茅臺酒與山西、陜西酒的香型完全不同。僅以山西汾酒和陜西西鳳酒為例，貴州茅臺酒是醬香型，汾酒和西鳳酒是清香型。三是工藝不同：1．酒精濃度不同，茅臺酒是53度，汾酒是65度，西鳳酒是60度；2．制曲原料不同：茅臺酒曲是純小麥制作，汾酒和西鳳酒曲是用大麥和豌豆制作；3．發酵池結構不同：貴州茅臺酒是條石窖，汾酒是地缸，西鳳酒是水泥窖；4．用曲量不同：茅臺酒的糧曲比是1:1，汾酒的糧曲比是1:0.9～0.2，西鳳酒的糧曲比是1:0.22； 5．貴州茅臺酒是涼堂堆積開放式發酵后才入窖池，汾酒和西鳳酒醅是直接入窖；6．貴州茅臺酒高溫制曲、高溫堆積、高溫餾酒的工藝也是其它白酒工藝中沒有的；7．貴州茅臺酒工藝多輪次回沙，汾酒和西鳳酒工藝不回沙；8．貴州茅臺酒是八次堆積發酵，汾酒是清蒸二次清，西鳳酒是一頂四法。因此茅臺酒源自山西或陜西的說法，顯然是后人誤會。1980年，有專家學者在酒類專集《釀酒科技》中撰文《與茅臺酒源出“山西、陜西說”商榷》可供參考（原文收入本志附錄）。

第二篇：中國幽默史簡述

中國幽默史簡述

幽默一詞的美學概念在中國出現很晚，但作為喜劇范疇的幽默傳統卻有著悠久的歷史。

據可靠史料記載，中國幽默的起源至少可溯自先秦。公元前八世紀（西周末年）前后，宮廷中即有用“優”之風。優是國王、貴族的弄臣，專以諷刺調笑為業，史稱俳優。俳為雜戲、滑稽戲之古名，優即演員、藝人之古稱。國王行事不當，不能直接批評，就由優來進行調笑，以達到諷諫的目的。當時有一條不成文規定，優即便說錯話也不算犯上，不可定罪。然優即運用說俏皮話、滑稽模仿表演等手法，以戲諺、隱喻等幽默方式嘲諷時政或取悅國王。西漢司馬遷在《史記·滑稽列傳》中記載了優孟、優旃、淳于髡等一大批優人，把他們稱為“滑稽”人物。俳優堪稱中國最早的“幽默家”，其寓莊于諧、滑稽調笑、諷諫時政的傳統對中國幽默藝術尤其是滑稽戲和喜劇性曲藝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了封建時期，俳優的職能有所變化，改諷諫帝王為戲弄臣下，形成了早期戲劇——參軍戲。

中國先秦時期的諸子散文和史籍中，收集了大量寓言故事、民間笑話。這些作品中充滿了對日常生活現象的風趣諷喻，體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質樸含蓄、言簡意賅、不動聲色的幽默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部詩歌集成《詩經》中，也記錄了大量以幽默為特色的民謠、詩歌。先秦的俳優、散文、詩歌中的幽默情趣并非偶然，而是以當時百家爭鳴的社會條件為前提的。中國幽默喜象征、好諷喻、重教化的特色和針砭時弊、干預生活的傳統，從一開始就充分顯露出來了。

魏晉時期是中國幽默發展史上的第二個引人注目的階段。與當時思想界反抗封建綱常束縛、蔑視讖緯迷信統治的背景相適應，形成了言論諧謔、舉止放浪的“魏晉風氣”。三國魏邯鄲淳所撰《笑林》三卷，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笑話專集。《笑林》承襲先秦俳優、諸子寓言以笑話作規勸、諷喻手段的傳統，以講故事的口氣敘事，以夸張和漫畫式筆法寫人，雖短小而形象生動，雖簡單而愛憎分明，生活氣息濃烈，藝術風格輕松幽默，使人在捧腹大笑之際領悟作者嘲諷、鞭撻腐朽落后現象的用心。魏晉時代的文人名土如孔融、阮籍等的散文和詩歌對當時的黑暗政治多有譏諷，詼諧幽默之辭比比皆是，影響了一代文風。晉末大詩人陶淵明更繼承了《詩經》開創的詩歌幽默，于溫恬淡泊的詩詞中寄托了寧靜達觀的幽默，達到一種優雅、純熟的境界。中國幽默與諷刺合流以觸及時政的特色，在魏晉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

魏晉以后，中國幽默的發展主要在于戲劇方面。古代俳優經唐的參軍戲、宋的南戲。到元代時達到了高峰。元雜劇的賓白富于幽默，機智的特點，人物形象刻畫生動、風趣，標志著中國喜劇藝術的成熟。元雜劇名家關漢卿、王實甫、鄭廷玉、白樸、李壽卿、康進之、石子意等創作了《望江都》、《救風塵》、《西廂記》、《看錢奴》、《墻頭馬上》、《度柳翠》、《李逵負荊》、《竹塢聽琴》等一批喜劇佳作，為中國幽默寶庫留下了珍貴的遺產。

明清時期，中國幽默史上又出現了一個興盛階段。除了在戲劇領域里的卓越成就外。幽默藝術在話本小說、諷刺和幽默短篇、長篇小說、散文、詩詞等方面大放異彩，出現了《西游記》、《儒林外史》等大量抱蘊幽默情趣的文學作品，塑造出孫悟空、豬八戒、李逵、張飛、劉姥姥、濟公等栩栩如生的幽默性喜劇形象。明清時代的笑話作品更為豐富，流傳面也愈加廣泛。富有民族特色的喜劇性曲藝品種如相聲等漸具雛形，日益成為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幽默樣式。

中國幽默發展的第四次高潮發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隨著“幽默”這一美學術語的引進和介紹推廣，幽默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提出把幽默作為一種藝術主張來加以提倡并開展研究和實踐的人，是“幽默”這一譯名的首創者林語堂。在林語堂之前，著名學者王國維曾在1906年所撰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議及Humour，漢譯為“歐穆亞”，認為是人生觀的一種，但并未展開論述，此后也未見再議。1924年，林語堂在《晨報》副刊上連續撰文，說明定“幽默”為漢譯名的緣由。“幽默”一詞作為外來語的譯者，與中國古漢語詞語“幽默”（作“寂靜無聲”解）并無關系。只是隨著幽默一詞新義的流傳，幽默作為古漢語詞語的本義，逐漸被內涵美學概念的新義取代了。自二十年代起，林語堂和中國新文學運動旗手魯迅一起，運用幽默手法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爭，在實踐中探索幽默理論，并創造了基調高亢、語言詼諧、諷喻犀利的“語絲體”散文。魯迅在自己的雜文、小說、散文詩、詩歌、故事等的創作中形成了“感而能諧，境而多諷”的獨特幽默風格，寫出了《阿Ｑ正傳》、《孔乙己》等名著和一大批深沉含蓄、感情濃烈、諷喻辛辣的雜文，塑造了阿Ｑ、孔乙己多充滿中華民族特色的不朽的默典型。魯迅還對幽默理論提出了創造性的見解，從實踐和理論上為幽默在中國的健康發展提供了范例。

除了魯迅以外，當時中國文壇上還出現了老舍、錢鐘書、沙汀、張天翼、趙樹理等一批以幽默為武器，刻畫生動、諷刺犀利、愛憎分明的幽默諷刺作家。他們的作品如《駱駝祥子》、《圍城》、《在其香居茶館里》、《華威先生》、《小二黑結婚》等及其所塑造的形象。在中國幽默文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丁西林、陳白塵的喜劇《一只馬蜂》、《壓迫》、《結婚進行曲》《升官圖》等繼承了中外傳統喜劇的幽默風格。代表了戲劇幽默的發展方向。袁水拍的諷刺詩集《馬凡陀的山歌》集嬉笑怒罵于幽默歌謠的形式，把詩歌幽默的戰斗性集中而有力地體現出來了。在這一時期，各種藝術形式都程度不一地受到幽默的滲透，還產生了一批以諷刺性幽默見長的新體裁，如雜文、相聲、漫畫、獨腳戲、滑稽戲等。以倡導、傳播幽默為宗旨的幽默雜志首次在中國出現，表明幽默這一外來的美學概念已逐漸取得了立足之地，并在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被人們認可，其社會功能和藝術功能越來越引起廣泛的重視。

１９４９年以后，幽默走過了一條曲折而不平坦的發展道路。五十年代初期，中國幽默曾經一度繁榮，突出表現為喜劇性作品的豐收。小說、戲劇、曲藝、電影等佳作疊出，幽默形象源源而來。小說有趙樹理《三里灣》中的“常有理”、《鍛煉鍛煉》中的“吃不飽”、李準《李雙雙小傳》中的孫喜旺、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趙滿囤等，戲劇有老舍《龍須溝》中的程瘋子、《女店員》中的齊母、《西望長安》中的唐石青等幽默形象出現；諷刺喜劇有《新局長到來之前》、《球場**》、《花好月圓》、《布谷鳥又叫了》、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等，電影有喜劇片《李雙雙》、《女理發師》、我們村里的年輕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相聲有《買猴》、《開會迷》、《夜行記》《改行》、《關公戰秦瓊》、《戲劇雜談》等。五十年代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幽默藝術中道衰落。六十年代初，隨著雜文創作熱潮的興起，幽默藝術再度復蘇，突出地表現為在雜文中以幽默手法伸張正義，褒揚真善美，諷刺歪風邪氣。馬南村（鄧拓）的《燕山夜話》和吳南星（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就是這種戰斗性幽默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切以幽默為主要手段的藝術體裁如喜劇、相聲、漫畫等均遭禁止，但以“政治笑話”、“幽默詩詞”等形式出現的幽默仍在民間流傳。

十年“文革”結束后，從即刻發韌的“嘲諷文藝”，到稍后的“反思文藝”，及至八十年代初期興起的“改革文藝”和中期以來的“探索文藝”，中國幽默幾乎經歷了人類幽默發展史上的所有層次。

以諷刺性幽默為特色的“嘲諷文藝”矛頭直指文革時期的極左人物及其極左路線，在諷刺喜劇、相聲、漫畫、喜劇電影、諷刺小說等形式下無情地嘲諷歷史的丑類，因而反響強烈。《楓葉紅了的時候》、《如此照相》、《帽子工廠》、《古彩戲法》、《苦惱人的笑》等作品是這一階段的代表作。

幽默出現在七十年代末的“反思文藝”時，著力于用喜劇手法、戲謔筆調和幽默語言反省歷史。這—階段幽默藝術的主要成就在小說《買買提處長軼事》、《李順大造屋》、《笨人王老大》和《芙蓉鎮》等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進入八十年代后，幽默藝術自信樂觀的基調在文藝作品中進一步弘揚，出現了一大批以幽默手法展現改革時期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深刻變化主題的作品，如“陳奐生幽默系列小說”、喜劇片《咱們的牛百歲》等。

八十年代中期興起的“探索文藝”，無論就內容或手法而言，都注入了較前更為深刻的時代精神和現代意識。這一階段的幽默超越了傳統的界線，嘗試與之相對應的表現形式。目前中國幽默作品中出現的探索性品種，主要以“黑色幽默”、荒誕意識等當代流派為范本。其中又有適于藝術家本身風格的變化，從而出現了幽默手法的復雜化、個性化、立體化傾向。電影《黑炮事件》、戲曲《潘金蓮》及小說《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等是這一階段的代表性作品。

八十年代起，中國的幽默理論研究突飛猛進，研究范圍也大大超過以前，內容日見豐富，層次不斷提高。幽默基本理論、流派、規律和幽默發展史、藝術體裁、中外幽默比較多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進展，逐漸形成了喜劇美學這一獨立學科，出現了一批頗有建樹的學者、專家，產生了大量學術論文和著作。中國幽默的實踐和理論以其鮮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幽默史上越來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

第三篇：簡述印度佛教史111

簡述印度佛教史

畢金城

一、佛教起源時的印度社會背景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五世紀的古代印度,當時很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七七O----前二二一),政治上群雄割據, 當時出現了十六個國家,互相攻伐,但思想上卻百家爭鳴,當時主要的外道(非佛教派別)主要有六派.在如此紛繁的印度思想界,從他們對于印度正統思想的態度來分,大致可以區分為婆羅門思潮和沙門思潮兩大系統.婆羅門思潮就是婆羅門教,信奉梵天,毗濕奴,濕婆三大主神,分別代表宇宙的創造,護持,毀滅.沙門思潮是反傳統的思想體系,佛教屬于沙門思潮的一個派別,釋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吸收了橋陳如等五比丘組成的僧團,經過四,五次吸收徒眾就發展到了一千兩百五十人,佛教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是因為他著重反對種族分立和創始神的理論,主張”四性平等”和”業感緣起”,”因果報應”等思想，二、關于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真名是悉達多.喬達摩,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凈飯王的太子,生于公元前五六五年到前四八五年之間,卒于公元前五四五年.釋迦牟尼的生日,大乘佛教認為在四月初八, 釋迦牟尼在二十九歲的時候,有感于生,老,病,死等人世間的痛苦現象,決計出家解脫,開始通過苦行,但當他在菩提樹下突然悟道的時候,他已三十五歲, 釋迦牟尼經過四十五年的傳教活動,最后在拘尸那迦城郊沙羅樹下逝世,時年八十歲.釋迦牟尼臨涅槃前留下遺教:佛涅槃后,以戒為師;依四念處而住,遇惡人應默摒置之, 佛涅槃后,為了使人們對佛經起信,一切經首應說”如是我聞”.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在印度大體經歷了四個發展時期:原始佛教時期,部派佛教時期,大乘佛教時期,密教時期.原始佛教時間約為公元前六世紀中葉到公元前四世紀中葉,以他在鹿野苑初轉法輪算起.主要內容為:四圣諦,八正道,十二因緣.釋迦牟尼的教誨可以概括為三句話: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此稱為三法印,后又加上”有漏皆苦”,而成四法印.釋迦牟尼認為,要想達到涅槃,就要修”戒定慧”三學,包括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三、佛教經典的形成

釋迦牟尼死后,為了對他的說教進行甄別,審定,佛教徒進行了四次結集.第一次在釋迦牟尼死后當年雨季舉行,在王舍城,參加結集的有五百比丘,史稱五百結集.由迦葉主持,阿難誦出經藏,即四部<阿含經>,有優婆離誦出律藏.第二次在釋迦牟尼死后一百年舉行,在吠舍離,參加結集的有七百比丘,史稱七百結集.第三次在釋迦牟尼死后二百三十六年舉行,護法王為阿育王,以目鍵連子帝須為上座,目的是對第一次結集的阿含經進行重新會頌整理.第四次結集是在迦膩色迦王執政時期舉行,有五百羅漢參加.四、佛教發展成世界宗教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印度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統一大帝國.他派出弘法高僧,使佛教傳播到印度以外的國家,發展成世界宗教.佛教從印度向北經西域傳入中國內地,又從中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稱為北傳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經典以梵文為主.佛教從印度向南傳入斯里蘭卡以及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等國,稱為南傳佛教,以小乘佛教為主,經典以巴利文為主.五、部派佛教

從公元前四世紀第二次佛教結集開始,印度佛教史進入了部派佛教時期,到公元后一世紀大乘佛教出現止,前后共經五百年左右的時間,這個時期的佛教,不像原始佛教那樣基本上是一個整體,而是部派峰起,四分五裂.大體上分為十五個部派,為大乘佛教的種種觀點的形成打下了基礎.六、大乘佛教

大約到公元一世紀,印度佛教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大乘佛教時期,”乘”為乘載的意思,”大乘”意謂乘載多數人度過苦海,到達涅槃彼岸.神話色彩加重,這是大乘佛教的第一特點,第二特點是在修行實踐方面所提出的”六度”主張,”小乘佛教只求自己的解脫,主要修行”戒定慧”,六度”的內容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第三大特點是把修行果位分為佛,菩薩,羅漢三級,小乘佛教的修行果位共分四級:第一是預流果,第二是一來果,第三是不還果,第四是羅漢果.七、第一個大乘佛教學派----中觀

到公元三世紀,印度佛教出現了第一個學派----中觀學派,因為這一學派十分強調”空”,所以又被稱為大乘空宗.學派的創始人是龍樹,中觀派的主要著作是龍樹的<中論>,<十二門論>及其弟子提婆的<百論>.主要講了中道實理不偏不倚為中,智慧認識事物不受任何阻礙稱為觀，中觀理論的核心內容是”空”,空分為:內空,外空,內外空和不移動，八、第二個大乘佛教學派----唯識

到西元四,五世紀,印度佛教出現第二個大乘學派----瑜伽行派,因該派主張”萬法唯識”,所以又稱為唯識派,與大乘空宗相對立,所以稱為大乘有宗.唯識的創始人一般認為是彌勒.大乘有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設立的第八識----阿賴耶識別.大乘有宗的種子論也是該宗的基本理論之一.五位百法也是大乘有宗的基本理論之一.大乘有宗也認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法)都是因緣和合所產生的結果,主張有十因: 隨說因

觀待因 牽引因 生起因 攝受因 引發因 定異因 同事因 相違因 不相違因等十種，因緣分為：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四種，果報為五種：異熟果，等流果，士用果，增上果，離系果。.

第四篇：釀酒詩句

描寫酒的詩句

宋代歐陽修在《醉翁亭心記》一文中有“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 的名句，成了世人釀酒擇水的座右鉻。

明代馮時任在《酒中》中有“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李白的詩句中關于釀酒的描述，在他的一首“醉歌”《襄陽歌》中就有：“......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初酦醅——指的就是釀酒。襄陽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蘺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旁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

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車旁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曾幾《茶山集》卷3《區甕酒》一詩就透露了這方面的信息，其詩有云：“吳依餅 成村酒，所取何嘗議升斗。一杯未盡朱顏酡，過若茅柴那得久。官酤私釀同一律，蘇軾描寫釀酒的詩句

撥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裹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楊萬里詩詞

金盤夜貯云表露，椒花曉滴山間雨。一涓不用鴨綠波，雙清釀出鵝黃乳。老妻知我憎官壺，還家小槽壓真珠。江西擔取來西湖，遣我醉倒不要扶。

從詩中可以探知，楊萬里家釀酒有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酒精度較高，故楊氏有“劍銘割腸”之喻；二是酒質清澈，酒色泛黃，這是優質黃酒的標識；三是酒體串香，答陸灃 張九齡

松葉堪為酒，春來釀幾多？ 不辭山路遠，踏雪也相過。

第五篇：釀酒技術

濃香型白酒是以泥窖為發酵容器，以高粱等糧谷為釀酒原料，小麥或添加大麥、高粱等制作中溫大曲為產酒生香劑，采用續糟配料、混蒸混燒工藝釀制而成的一類白酒，其酒體以己酸乙酯為主體香味物質。1979 年舉辦的第三屆全國評酒會上，確立了以瀘州老窖特曲酒為濃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濃香型白酒亦稱瀘型酒。

1957 年國家組織專家組蹲點瀘州老窖，對瀘州老窖酒釀造工藝進行系統地查定總結，首開了中國白酒科學化之先河，并成為濃香型白酒釀造技術發展的一個良好開端，50 年來濃香型白酒釀造技術的發展，為濃香型白酒占白酒市場份額的 70% 以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文的回顧以期能進一步推動濃香型白酒的發展。制曲技術的發展

跟隨制曲技術的發展，制曲模式先后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傳統單個小釀酒作坊，利用熱季氣溫高不適宜于釀酒，但環境微生物非常活躍的 “ 熱季關 ”、茅草屋制作 “ 伏曲 ” 供一年釀酒使用。

第二階段：多個釀酒作坊合營，釀酒規模擴大而對曲藥需求量增長，組織專門的制曲班組（車間），利用氣溫暖和、環境微生物相對活躍的 4-10 月平房瓦屋制作曲藥，供一年釀酒使用。

第三階段：樓盤式、生態園、專業化的制曲公司，環境微生物與曲坯微生物的相互作用，造就了制曲生態園微生物的優勢菌群，實現了四季制曲，并將曲藥這一地域資源型產品作為商品流通，為行業白酒品質的整體提升奠定了曲藥品質基礎。

1.1 機械化制坯技術

針對傳統人工拌料、人工踩制曲坯等造成勞動生產效率低下的缺陷，研究實現了機械拌料、人工踩制曲坯，機械拌料、機械制坯，大幅度降低工人勞動強度，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

1.2 微氧環境制曲技術

針對機械流水線制坯提漿效果差，導致曲坯表面沒有營養優勢的客觀情況，創建了 “ 微氧環境曲藥發酵 ” 理論，采用對曲坯保濕保潮形成的微氧環境進行曲坯配菌發酵，增強了曲坯表面的保濕效果，曲坯表面微生物得以較好地生長繁殖，顯著改善了制曲培菌發酵過程的穿衣，在微氧環境中培養的曲藥微生物，增強了其適應窖內密閉后形成的微氧環境的發酵性能。

1.3 曲坯培菌翻曲技術

針對傳統培菌發酵過程逐漸打攏收堆式翻曲技術，存在曲坯溫度的大起大落對微生物的穩定性影響，打攏收堆勞動強度大等缺陷，研究形成了 “ 培菌發酵

－翻曲收堆－轉化發酵 ” 的翻曲。穩定了曲坯發酵環境條件，降低了工人勞動強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1.4 曲坯支撐覆蓋技術

針稻殼、稻草作為曲坯支撐覆蓋物導致環境灰塵污染大、現場凌亂、材料消耗高等缺陷，研究先后形成了竹板、草簾，竹板、薄膜，竹板、編織布等作為曲坯支撐覆蓋物。整潔了生產現場，改善了工作環境，控制了材料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