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復旦變復印 中國大學這是怎么了

復旦變復印 中國大學這是怎么了？

留校長 2015-06-01

先抄日本再抄德國 復旦抄襲門始末

近日，中國大陸頂級名校上海復旦大學迎來建校110周年校慶，而原本應該喜氣洋洋、彰顯名校實力的當口，卻被網友發現其對外公布的校慶宣傳片《TO MY LIGHT》涉嫌抄襲日本東京大學2014年宣傳片《Explorer》。

而面對各大媒體的曝光、質疑，復旦大學矢口否認，并堅稱《To My Light》是復旦大學原創創意，并不存在抄襲行為。

隨后，網友紛紛上傳日本東京大學2014年宣傳片《Explorer》于中國各大視頻網站，事件發酵

最終，在事實面前復旦大學被迫承認該校建校周年宣傳片確系抄襲日本東京大學的宣傳片，并在官方微博上致信道歉。

而正當所有人都以為事情就此要告一段落的時候，事情又發展又出現了新的變化。

最新視頻仍然是抄襲，抄完日本抄德國，復旦變復印。

原來，早在5月28日，復旦大學校方就已經將公布的周年校慶宣傳片《To My Light》全部刪除，并重新上傳了新制作的宣傳片。新版宣傳片通過網絡被傳播開后，很快，又有網民指出，該校新版宣傳片涉嫌抄襲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的校慶宣傳片《Typisch TUM》。

更有網友指出，復旦大學校慶表示和蘋果公司Touch ID圖標幾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區別只是方向被左右顛倒了一下而已。

國家頂級名牌大學的校慶視頻接二連三的鬧出抄襲丑聞，國內網民紛紛表示無法理解，并認為中國創造型人才已經缺失到了令人擔憂的程度。甚至有網民直接譏諷“復旦大學”不如改名為“復印大學”更符合該校校風。

@老玉米 丟人現眼，一所國內著名大學居然搞不好一個小小的宣傳片，還有臉辦下去嗎？我看關門大吉！

@誰言寸草心 抄了日本先嘴硬，眼看瞞不住了就象征性的道個歉……結果放個新視頻又是抄德國的——這臉丟的可不是一般的大。真不知道學校領導是干什么吃的。

日本網民評論出亮點 贊賞復旦大學承認錯誤的勇氣 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復旦抄襲東大校慶視頻的新聞，很快也被日本媒體翻譯、轉載，復旦的臉這一不小心丟到國際上了。

日本最大綜合新聞門戶網站Yahoo Japan轉載復旦抄襲門事件后，日本網民作出如下評論：

@網民A 今天早上新聞上播了對中國大學生的采訪，最讓我吃驚的是竟然有學生說“相信(復旦)沒有抄襲.”我心說這么明顯的抄襲你還嘴硬，腦子沒進水吧？而且被采訪那中國大學生好像也是中國哪所名牌大學的在校生。把兩段錄像一比較，分分鐘就能看出來那是抄的吧，就這還中國名牌大學呢。

@網民B（復旦大學）一點兒想象力都沒有嗎？與其抄襲別人的，不如把宣傳視頻委托給自己學校的學生，甚至外包給日本的廣告設計師也行啊。況且中國肯定也有很多優秀的人才的……雖然不敢說質量肯定很好，但是現在這互聯網時代，你抄襲別人的東西分分鐘就會露餡兒的……

原以為日本網民會清一色的對中國冷嘲熱諷，可是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有不少日本網民對復旦大學勇于承認錯誤的做法表示贊賞。@網民C 雖然抄襲的行為的確令人不齒，但是最近中國國民(版權)意識提高了不少，經常能看到民眾諷刺、攻擊抄襲者的新聞。這點中國比寒國強太多了(編者按：日語寒和韓發音相同，此處寒國意在諷刺韓國)。

@網民D 勇于承認錯誤的話，多少還能原諒點兒。這對中國來說不正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嗎？

@網民E 中國的山寨文化又不是今天才開始的……這次能老實承認錯誤很不錯了。

抄襲需要從兩個方面分析，首先是事實上有沒有構成抄襲，其次是抄襲有沒有違法。著作權法并沒有直接規定“抄襲”，在法律解釋上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

（五）禁止的“剽竊”和抄襲基本相同。保護有形的表達而不保護抽象思想是著作權法的基本法理，簡單的說過多使用他人作品的具象或細節可能構成抄襲侵權，如果是沿用主題、脈絡或其它精神層面的相似可能有三種不同結果： 合理借鑒，如迪斯尼動畫片《獅子王》借用《哈姆雷特》的構思和關系圖譜，構架出神似而故事情節卻實質不同的動物卡通； 侵權，如于正《宮鎖連城》與之瓊瑤的《梅花烙》； 3 其它諸多已經構成抄襲但還沒有達到違法程度的情形。

回顧抄襲事件爆發以來，有幾個細節特別值得思考：

首先，卷入抄襲的有復旦大學中層干部也有復旦校友。官方代表和前學員都不約而同的抄襲，讓人感覺抄襲已經成為集體習慣；

其次，從抄襲者在事件爆發前對“創意”的經驗總結和被追問后第一時間對抄襲的推脫否認與辯解，似乎對抄襲已習以為常；

再次，抄襲事件爆出后復旦制片人家屬居然接到威脅全家生命安全的恫嚇電話，如此極端的暴力言行恐怕不是為了抄襲而是因為抄襲的是日本作品；

再次，復旦大學官方微博今天就抄襲事件向公眾道歉并稱將啟動調查和嚴肅處理。道歉是糾正錯誤的開始，不過復旦大學應該首先向東京大學道歉，其次才是關心復旦的中國公眾；

最后，似乎唯一幸運的很多復旦校友比學校官方更早的承認有侵權嫌疑，要求校方盡早調查和給合理解釋。從事發的27日到全面失控的31日；從最初對校宣片涉嫌抄襲的批評，到全民都調侃“復制大學”；從《ToMyLight》一條抄襲嫌疑，到從校宣片到校慶Logo全面涉嫌抄襲。當復旦校方終于想到承認錯誤并啟動調查，“復旦大學”的聲譽和形象已經全面崩潰，在2015年高等教育年鑒里面，復旦抄襲門是一個繞不開的恥辱印跡。

為什么作為國內頂尖高校之一的復旦大學在面對一個本不算太糟糕的錯誤前，會一再用愚蠢、顢頇的應對處置方式將其演變成一場失控的公共關系災難？俗話說，思路決定出路，格局決定結局。從整個事件的反應方式，看不出復旦校方有治學的“嚴謹”、“求真”的風范，從頭到尾展現給公眾留下的是“諉過”、“卸責”的印象。

消極處理，應付輿論，恐怕這才是復旦抄襲門最大的錯誤。即便是5天后的認錯并啟動調查，從公關形象上更像是事情鬧大后被上級勒令所為。從公共關系心理學的角度，那些心中沒有對“公眾”起碼尊重的官僚，他們無論用怎樣的方式來應對公共關系危機事件，都將是錯的。

為何高等教育學府頻現抄襲丑聞？ 中國大學的全球排名的確一直在上升，清華、北大、復旦、南大、浙大等一度躋身或正位居全球前100所大學排行榜。但做一下比較會發現中國高等教育的進步速度還沒到令人鼓舞的地步。先看橫向比較，中國大學排名上升速度和中國GDP的全球排名相比是落后的。中國GDP已經甩開日本和德國、英國，但無論從大學排行榜還是從諾貝爾獎排行來看中國無法和這些在經濟規模上已經被超越的國家相比。再看橫向比較，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尤其是重點高校經費的增加速度比中國大學科研與教學實力增加的速度更高，換句話說討論很多年以來有大樓無大師的問題還將望不到頭的討論下去。

個人認為大學教育和學術研究進步緩慢，和抄襲事件是雞和蛋的關系。一方面校方制片人和校慶LOGO設計者對抄襲所表現出的隨意，說明抄襲并不是偶然而且已經為很多人所依賴。對抄襲的麻木必然導致學術研究的墮落。另一方面現行體制下學術研究在大學的邊緣化正是使抄襲被有意或無意容忍的核心原因。

大學有兩個根本，教育和學術研究。學術研究需要獨立、自由和寬松，這些訴求與行政系統以級別和權力為基礎的價值系統是對立的。大學的高度行政化使得物質資源和學術資源包括學術機會都過度集中在行政管理者手中，權力成為可以兌換學術認可和頭銜的硬通貨，級別比學術重要的多的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術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通向權力和級別的手段。如果抄襲能更快的達到目的，那么抄襲就成為值得認可的理性選擇。

學術的邊緣化使得學術道德乃至大學體制內全部道德被同步邊緣化。文科的研究不再是探索未知的社會規律而是為了維護既定主題的準確性，證明代替了爭鳴，主旋律取代了旋律。理工科從教學到研究都如此功利，以致很多導師變成了老板中的老板（這里還請允許我對所有執著良知和學術的老師致敬）。

復旦在110周年校慶陷入抄襲爭議是一個悲哀。對抄襲的集體無意識不再是單純的法律意識不高而是基本的學術道德失守，而學術道德失守也不再是復旦大學一家學校可以擔當和必須反思的。

（綜合自@花生網 公眾號、虎嗅網、新京報等）

第二篇：因為這是大學

有人大清早就去了自習室，直到熄燈才回來；有人整天宅在宿舍里玩游戲，熬到半夜中午才起；有人在學生會社團工作很出色，為人行事各種通達；有人收獲了愛情，每天從早到晚，眼里只有一個人；有人熱愛運動，運動場上永遠少不了他的身影；有人找兼職賺錢，為此逃了不少課；有人喜歡旅行，翹課，哪怕沒錢，也風雨無阻；有人做科研項目，白天黑夜，完全忘我；有人隨波逐流，永遠跟著大軍，上課下課吃飯睡覺周末休息再上課；有人追求著錯誤的東西義無反顧，但卻覺得人的一生應該追求一次自己想要的東西哪怕是錯的；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沉默；有人興奮；有人憂傷；有人幸福……

這就是大學，每個人做著自己做的事情，沒有對與錯，誰都沒有真正意義上是非曲直的標尺，誰都有為自己伸張正義的自由和理由，誰都有自己的人生準則和方向；誰都可以犯錯，據說這里摔得不會很疼；誰都會得到別人的尊重，身份地位完全平等因為你們都是學生；誰都可以說自己是對的，因為以前定義對錯的你的老師和家長在你上大學以后已經不怎么管你了；誰都可以隨時墮落和振作，你有大把的時間做這些事情；一切的一切，只是，因為這是大學！多年以后，這各式各樣的人中不見得誰混的一定比誰差，整天泡自習室的人也許成了教授，翹課做兼職的人也許成了公司老總，宅在宿舍玩游戲的人也許進了知名游戲公司做高級工程師，出去旅行的人也許單反玩的很溜成了攝影家，收獲愛情的人也許此生和愛的人過著平淡的生活，但只要這是他們定義的幸福，他們就是幸福的！我還是覺得生活沒有三六九等，只要你做的是你的夢想中要做的事，你就是站在屬于你自己的巔峰上，這也就夠了。百萬家產不一定就比清貧小農快樂，快樂從來沒有等級之分，而快樂，恰恰就是生命的意義…… 沒有可以拼的爹，沒有聰穎的天資，更別談平步青云的出身，天縱英才的基因，如果你也和我一樣，是茫茫人海中平凡的一員，在苦苦掙扎中碌碌無為，在漫漫浮生中尋找希望和方向，那就請你珍惜在這里的時光吧！珍惜這里的人們，珍惜這里受過的傷，珍惜這里的夢想！在這里，你沒資格說不，因為這里是大學，而你，什么也不是！

第三篇：作文……變……了

家鄉變美了

新中國成立以來,祖國變了,變得更強大、更美麗了。許多省市都變了。我的家鄉--云南羅平也變了。

羅平在云南的最東邊，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同時也是云南、廣西、貴州三省交界處。

改革開放以來，家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以前，路都是泥巴路，是坑坑洼洼的。媽媽上高中時，她常騎著自行車去買菜。路很不好走。一次她去買菜時，一不小心跌到在地上，腿都出血了。老師說，他們小時候，從東屏小學到我家是沒有路的，只有田埂。可現在不同了，家鄉這修了通往四方八達的路，就像蜘蛛網一樣。現在，人們在路邊修了人行道，人在人行道上走，車在公路上跑，路上像過節一樣熱鬧。人行道上還種了許多樹。人和車子像似大海里的魚一樣，在這快樂的生活著。

不光路，房子也變了。從瓦房變成了高樓大廈。瓦房已經不多了。只有一些農村人還在住在里面。姐姐家有一棟瓦房，不過只在里面吃飯。里面只有三個房間，一個吃飯，一個做飯，另一個就沒有用處了。奶奶說她小時候就住那里面了。那棟瓦房歷史還很“悠久”呢，就算是白天，有兩個房間里還要開燈呢。聽姐姐說里面還有老鼠。

可現在不同了，一些房子有十幾層高呢。當然了，這的商店也有很多，有賣衣服的；賣文具的；賣書的；賣體育用具的等等。這些房子像森林一樣座落在這里。

山也變了。原來，樹、草、花像兄弟姐妹一樣快快樂樂的生活在這里。后來，人們把樹砍了，去做很多家具。就這樣空氣污染越來越差。

過了很長時間，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們意識到了后果，不在砍樹了，而是在山上栽花種樹。還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院子里種滿了花草樹木。在山里野花、野草和樹木把整座山裝扮成了仙境一般的地方。小鳥、蝴蝶在這里歡快的生活著。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羅平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地方。雖然這里比師宗、大同大，但人們卻談起師宗的美景、大同的牛肉，好像把羅平忘了一樣。

現在，羅平成立起了九龍瀑布景區、魯布格小三峽景區、多依河景區、金雞蜂叢等。噢，還有這的特產“油菜花”。每年春天是油菜花開放的季節，每當這時候就會舉辦“菜花節文藝表演”，因為這時候金燦燦的油菜花會開放，所以，每次都能吸引來許多中外游客。

家鄉很富繞，我知道它還會改變的，只要人們去建社它，就能使它更富繞、更美麗。我想這個愿望一定會實現。

第四篇：中國的大學已經變成了養豬場

中國的大學已經變成了養豬場

本來是想發“養豬場”這篇，看到里邊出現了學校就想著配幾張圖，結果找著找著我就發散了。。所以養豬場先放一放，看看西南聯大的一些情況吧。。

西南聯合大學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組成。1937年11月1日開學。三校名師薈萃，團結合作，弦歌不輟，具有“愛國、民主、科學”的傳統，在中國教育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風雨如晦的歲月中，聯大師生秉承“剛毅堅卓”的校訓，意志堅定，精神高昂，克服種種困難，精誠合作，共濟時艱，維系中華教育命脈。同時高舉“愛國、民主、科學”的偉大旗幟，積極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反內戰、爭民主的偉大斗爭中，被譽為“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壘”。

西南聯大校徽

西南聯大校訓

西南聯大鋼印印模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完成戰時聯合辦學之使命，于1946年5月4日宣布結束，三校北上復校。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當局決定籌設若干所臨時大學。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于1937年11月1日開學。1938年1月，長沙臨時大學常委會決定西遷入滇，遷校昆明。1938年4月2日，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初期，學生人數由長沙臨時大學遷來的900多人，驟增到1900多人，1939學生超過3000人，此后經常有學生近3000人。

當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留洋海外的清華學子紛紛回國，以最新的知識反哺祖國。一些人回到聯大任教，使聯大教學接近國際前沿。在這種濃厚的文化氛圍中，一代風華正茂的聯大學子脫穎而出。八年中，在西南聯大受過教育的學生約8000人，畢業生3800余人。在聯大畢業生中涌現出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6位“兩彈一星”元勛、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政治家和眾多科技工作者。（本期照片由校史研究室、校檔案館提供）

“一二·一”四烈士公祭典禮

民主斗士聞一多教授在演講

西南聯大“民主墻”

西南聯大教學和生活環境艱苦而簡陋，鐵皮屋頂的教室，茅草屋頂的學生宿舍，還經常遭到日軍的轟炸而“躲防空”，但教師學生仍刻苦頑強地工作、學習。

西南聯大鐵皮屋頂的教室

西南聯大宿舍被炸 西南聯大學生在昆明龍潭街進行抗日宣傳演出發散完了。。回到正題。。闞凱力：中國的大學已經變成了養豬場 問：我們知道您有在國內外最好大學的教育經歷，首先想請您來談一下您個人的教育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對您個人的影響。

闞凱力：確實可以說，我一直都在中國最好的學校讀書，不只是后來念了清華，又去了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從小學開始，我念的是北京實驗二小，中學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后來由于文革開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斷了。

我們那時候的學校，尤其是小學和中學，確實培養了學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覺得這一點是素質教育最核心的價值。現在的學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學是為什么？為了考一個比較好的中學，上中學又是為什么？為了考上一個好的大學，上大學為了什么？為了將來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或者是鐵飯碗的工作。這種學習目標，本身就極端地害人，是把學習變成了一種追求功利的手段。課業負擔也把學生搞得疲憊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學習的樂趣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教育的核心就壞掉了。

斯坦福大學

小孩子天生有對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導，學習本身就不會是一個負擔，而是一種樂趣。每天學到了新東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時候，上課學的東西不解渴，自然而然還會到圖書館去，或者到網上去尋求進一步的答案。我們那時候，經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實驗，比如上生物課，在自己家里養幾只蠶，或者觀察院子里的螞蟻；上物理課，學凸透鏡的原理，就拿一個放大鏡，在太陽底下聚焦，把紙點著了；學習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也要自己去獨立思考，為什么唯心主義是不對的？要通過讀書、辯論和獨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結論。我覺得這些才是最有價值的教育經歷。

后來我上了清華，當時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還沒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復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郵電大學。因為成績比較好，又加試了英語，結果我成了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讀了通信技術。

30多年過去了，斯坦福教給我的課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電信技術的基礎。后來我做電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術上誰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來，我在學校里給學生講，斯坦福大學給我留下了什么？課堂里的東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東西，卻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就是“經濟效益是檢驗技術的唯一標準”。

眾所周知，斯坦福大學被稱為是硅谷的母校。有資料顯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創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畢業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這些公司，創始人在斯坦福都沒畢業就出去創業了，把技術變成了現實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效益。

我當時由于是公派留學生，所以從出國的第一天起，就想著回到中國要干什么。那時候，因為我們是第一批公派留學生，所以教育部對外面的世界也是一點都不了解，也就沒有限制我們出去學什么，想學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當時全國才幾百萬部電話，有的地方一個單位都不見得有一部電話，更不要說個人家里有電話了。而在國外電話的那種普及程度，讓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就選擇了學習電信。所以，我覺得學習是為社會需求服務的。后來，我在電信領域轉向了管理，又轉向了電信政策和電信體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務于這種社會需求。說的大一點，這樣的學習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現在我在學校里教書，所以比較了解現在的學生怎么想。現在的學生主要考慮的不是社會需求，而是哪個行業掙錢多或者是有鐵飯碗。這是從個人功利的角度出發去學習，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滿足社會的需求，這也導致他們學東西特別死，知識面特別窄，根本沒辦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問：今天中國學生的共性問題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統的問題，您覺得中國的教育有什么系統性問題？

我在2000年從電信研究院調到北京郵電大學，成為經濟管理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上任之后，我們就發生了非常大的爭論，在學校到底誰為誰服務？是老師為學生服務，還是學生為老師服務？以現在中國大學里的普遍情況來看，不僅是學生為老師服務，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學生也還是在為老師打工！

教授搞到了項目，掙到錢就進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務分配出去，讓學生給自己做項目。有的教授自己開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還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沒拿到項目，也沒辦公司，那怎么辦？讓學生去公司兼職，把學生給“出租”了。公司一個月給教授四五千，而學生只拿到四五百，變成包身工了。

很明顯，這些老師就是在賺學生的錢，難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稱為“老板”。這些現象在中國1949年以前的大學，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學都是聞所未聞的。這個社會的腐敗、學術的腐敗和大學的腐敗，簡直是一塌糊涂、豈有此理！

不是說學生不能在學習之余工作賺錢，而是說學生賺了錢歸教授，這在西方絕對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國已經成了普遍現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規定，每個教授帶研究生，要給學校交錢。理由是什么呢？因為學生幫教授賺錢了，所以教授從學生身上賺到的錢，要分一部分交給學校——這就是教育部的規定，帶一個研究生一年要交幾千塊。

這種教育部的規定，不就是和珅規定的“養廉銀”嗎？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給朝廷一部分。這就是說，你如果不去當貪官污吏，連這個給朝廷的養廉銀都交不起，實在是渾蛋邏輯。

1949年以前，我們的老清華、老北大，或者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的關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師就是盼著學生成才，遇到特別貧困的學生，教授會拿出自己的薪水來貼補學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現在卻是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系。或者說，學生在教授這里打工幾年，給教授賺夠了錢，才給你畢業，這就是一種官方合法的賣學歷。

當然，還有很多非法的賣學歷。全中國有多少“在職博士”？很多是國企老總、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學歷無所謂，但是體制內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學歷。有幾個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們又有幾個人來上過課？

他們的博士怎么來的？無非是拿錢買的，而且是拿國家的錢買的。他們以國企或政府部門的名義，給教授一個幾十萬、上百萬的項目，做不做得出來無所謂，這是辛苦費嘛！錢歸教授，找點兒發票湊一湊就報銷出來了。這樣，教授就讓其他的學生替這些人上課、考試、寫論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專門的產業鏈，就是論文代寫。價格也不貴，幾千塊錢一份，還有信譽保證，不通過不收錢。美國一年才出三萬多博士，中國現在一年就出五六萬博士，世界第一。這不是活見鬼嘛？十個有九個是假的！

合法的腐敗和灰色的腐敗，做的全都是賣文憑的生意，這就是中國。整個大學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碩士、博士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問：那么您個人在學校里這么多年，有沒有對中國的教育改革，有過一些什么樣的期待？

闞凱力：難呀！大學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也。”

我2000年到北郵經管院作院長，當時也是滿腔雄心壯志。在我們院的成立大會上，我講話的題目就是“為建立中國的斯坦福大學而奮斗”。我說，清華號稱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北大號稱是中國的哈佛，我們北郵要為成為中國的斯坦福而奮斗。結果沒過兩個月，我就不敢再提這事兒了。

我當時做院長，開始還在院里討論“到底是學生為老師服務，還是老師為學生服務”，后來也討論不下去了。這就像我們從80年代就開始討論官員是不是要公布個人財產。道理是明擺著的，但是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也沒有什么結果。現行體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團是很難觸動的，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堅固的體制結構了。

南方科大的校長朱清時說過，中國大學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實現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現在的體制不行，校長都是上面指派下來的。轉業來個什么政工干部，沒地方安置了，就在學校里面添個副校長，然后他就等著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國的《高教法》，大學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是什么意思？我的評論就是：領導的不負責，負責的不領導。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個校長是負得了這個責，還是負不了這個責？

我同意朱清時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鄧小平搞農村體制改革，包產到戶，說穿了就是一句話：“相信農民會種地。”一樣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會教書，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員、中央的官員來指揮。因此，我們的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沿著去行政化、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這條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現在我們的大學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學，那么政府就有出錢的義務。為什么？因為辦大學是為社會培養人才，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政府無權干預學校內部從行政到學術的各種事務，連北洋軍閥時代都如此。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喊出了教育產業化的口號。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賺錢的嗎？教育本身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為目標。西方的名牌大學，即使很多私立學校，也絕對沒有給股東分紅的事。私立大學的董事會，都是聘請的社會名流，能夠代表公共利益，由他們來決定我們的辦學方針是什么，怎么樣才能夠最好地服務社會。

現在中國大學變成了一個賺錢的系統，學校領導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級的、局級的。這樣下來，中國的大學就是兩個字的目標：一個是權、一個是錢。錢學森的“世紀之問”是：“為什么中國的大學里培養不出大師？”靠這樣的大學培養什么大師，簡直是扯淡。我們的大學已經變成了養豬場，養豬賣錢，完全失去了大學的精神。

問：那么最后一個問題，您覺得中國學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現行體制下，你會給中國的學生和家長什么建議呢？

闞凱力：這個建議還真不太好說，恐怕還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張，在國內讀完小學、中學和大學，應該先在中國工作幾年，對社會狀況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國去讀研究生。這樣可以帶著中國的問題到國外去學習，學完回來能夠有用武之地。當時，對我們這一代可以說是這樣。但是，今天中國社會環境之惡劣，學校里的腐敗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80年代。所以，我現在主張在國內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這時候，他對中國的文化和基礎知識已經接觸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費青春。

更大的問題是，在我國，現在已經很難培養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畢業生，她的孩子三四歲了，送去全托的幼兒園。這還是一家比較好的幼兒園，花了他們不少錢，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個星期一早上，這個孩子都是哭著鬧著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兒園的門口抱著媽媽的腿，哭鬧著不肯進去。這時，幼兒園阿姨出來了。孩子一看老師出來了，一下子從地上爬起來，把眼淚擦干，對阿姨說：“老師，我來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長在旁邊看著所受到的心靈震撼：我們的孩子，這么小的年紀，都已經學會說假話、拍馬屁了！他怎么變成了這個樣子？這就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在環境里生存。

我還有一個早年的“海歸”朋友，在國內辦了十幾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終于還是帶著全家離開了中國。我問他為什么，他的答復是：為了孩子。他說，我們不是為了讓孩子將來成名成家，即使做一個清潔工都可以。但是，要讓他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快樂的人。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發現，這在國內的環境里已經很難了，甚至教給孩子講真話都不行。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里成長，很容易成為兩面派。不要說快樂了，有一個正常的心理狀態都難。怎么辦呢？沒有辦法，只有離開

第五篇：中國信息大學：努力了,就好

不一樣的生活體驗怎么能不記錄點什么呢！

冬風席卷著孤單“雙十一”的到來，我的實習生活開始了。

在前往圣迪奧廠子的路上，師傅簡單地給我介紹了采訪內容，是關于商標侵權的。到那之后，我一直跟隨師傅記錄著采訪內容。而后，來到物流發配車間里，看著眼前規模輝煌的流水線車間，我開了小差，在物流發配車間亂轉起來，什么也沒記錄。回到電臺師傅讓我交一份關于圣迪奧“雙十一”電商銷售喜訊的采訪稿，而我只能紅著臉告訴她我沒有數據。第一次的外出采訪，給我一警醒：自己缺乏新聞記者所必須具備的新聞敏感度。

“不努力走在前面，跟在后面你看到就只有灰塵”。

一周的時間里，我遵照師傅的安排，努力翻閱和學習電視臺歷年來的新聞日志，把每一篇日志仔細琢磨，了解了這個電視臺的新聞模式，其余時間和臺里的各位老師出去采訪，然后開始寫稿子。還記得那次采訪一個微電影的開機儀式，導語就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協辦、承辦、主辦三者的關系沒有分清楚，領導的職務也沒有搞清，整個稿子內容零散，背景也交代不清楚。總之一個字：差。

師傅是嚴厲的，總希望我能獨立思考和寫稿，所以她不會采取鼓勵式的方式。她想培養的徒弟是機靈的，而我屬于起步比較笨，沒有人給我示范，很難把事情做完整的那種人。師傅火急火燎地讓我交稿子，而我卯足勁也寫不出來，可想當時心里是多么的自卑。后來，慢慢的和臺里的老師們出去采訪之后，經他們的指教：如何在采訪前寫一個完整的提綱，以致在我寫稿的時，他們都主動給我指點，就這樣，我一步一步地琢磨。

實習的第二周，師傅說我寫新聞稿已經有些上手了。但是其他老師告訴我師傅，說我出去采訪時還是不怎么喜歡說話。是的，我也知道自己性格有些孤傲，把自己的心藏在寂寞的時光中，不沾染一絲風塵的喧囂，別人看見我始終無法接近我，就像面對著冬夜的孤星冷月。師傅看著我的狀態很著急，與我交心長聊，說道：“作為一個搞新聞的人，性格是需要改變的，你不學會和別人交流，就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資料。”

我也想借此實習機會把自己這種性格改變一下。決心這樣做之后，我開始主動幫助其他的老師聽同期，送東西，跑腿。作為一個實習生，我表現勤快這種方式，很受老師們的歡迎。不吝嗇的對別人力所能及的幫忙，主動打招呼讓其他老師漸漸的信任我，看著老師們更關注自己，我也更好的把心打開，融入到新的環境。后來時間長了，臺里很多老師都愿意帶著我出去跑新聞，鼓勵我自己操機抓拍現場，一些簡單的民生采訪會讓我獨自完成。就這樣踏實把自己手頭的工作干好，逐漸贏得別人的尊重和信任，也讓我不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世界。

回顧兩個半月的實習記者的經歷，總結來就是：不同的路有不同的風景，不一樣的經歷就有不一樣的精彩。